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精选8篇）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1

[摘要]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这段时间,主要是重新对精神文明建设进行了战略定位;《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的出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再一次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出了重大发展。

[关键词] 精神文明,两个《决议》,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如何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定位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我们党不仅重视“枪杆子”,也重视“笔杆子”,不仅有“军事战线”,也有“文化战线”。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正是继续发扬了这些在革命战争期间创造的优良传统,克服了建国初期面临的种种困难,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受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理论上极端的表现就是“精神万能论”。离开物质生产的前提谈精神动力,离开物质利益的需要谈道德建设,在认识论上的误区就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明确提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在客观上恢复了曾经被颠倒的政治与经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为我们正确认识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奠定了思想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中,明确表明“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首次正式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必要条件。邓小平在此后的不同讲话中多次提到精神文明的问题。如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中得到了贯彻。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的新论断,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化。

二、两个《决议》的出台,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在198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两手抓”的思想。他说:“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两手抓。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经济建设我们搞的相当有成绩„„但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

在此后的多次讲话中,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过一系列“两手抓”的论断。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这一系列的“两手抓”理论涵盖了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但其中最关键的是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总的来看,“两手抓”主要是针对精神文明抓得不够和社会风气的恶化而提出来的。邓小平在1989年3月说道:“我们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并且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份《决议》在理论上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确立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这是从全局和局部的角度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性地位,说明它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第二,《决议》再次重申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的论断,从价值层面再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第三,《决议》同时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精神文明又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这样,又在这个总体布局之下,强调了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的功能性地位。这样,我们对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辩证关系的认识更加丰富也更加科学了。

从这一《决议》出台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近十年间,国内形势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现出来,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国内形势;从国际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精神文明建设所肩负的使命也因此更加艰巨。在此情况下,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了“要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的问题。

对比分析两个《决议》,我们会发现有以下特点:第一,前一个《决议》主要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布局来强调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而后一个则主要是从世界大局的视野来强调精神

文明的战略地位。这样我们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认识就更加全面。第二,前一个决议主要是从正面论述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逻辑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应该”;而后一个决议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论述主要从反面来讲,主要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在逻辑上构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精神文明建设是“必须”。综合这两个方面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充分必要条件。可以看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对精神文明战略地位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三、科学发展观对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但具体而论,怎样才能做到“两手都要硬”呢?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在党的十三大上,我们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小平还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和基本路线的精神,具体到精神文明建设来说,也就是,虽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突出强调的是精神文明建设,但并不意味着用它来代替经济建设或者与经济建设平起平坐,相反,它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两手抓”的目标是要改变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不相称状况,使二者做到相互配合,协调发展。

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论断还只是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如何才能做到二者的相互配合、协调发展?在许多人看来,经济发展和精神文明是一个两难选择,这才有了所谓“先后论”、“代价论”等观点。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也是一个难题。这也是长期以来造成我们“一手软,一手硬”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的症结出在我们对“发展”的理解上。长期以来,我们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发展,把经济发展简单看作物质产品的增多、GDP总量的增加。在这种发展观的视野中,经济发展仅意味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不仅不能增加财富还可能意味着财富的耗费,二者是不相容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世界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与传统的“工业经济”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出来。与此同时,源自启蒙运动的近代发展观念,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已经使当代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由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开发,已经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难题。所以,强调入与自然的和谐、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和谐,倡导一种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在发展理念上是对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一种否定,是针对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种片面的、不科学的发展观而提出来的,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因此,科学发展观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否定,科学发展观要否定的是过去那种“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所谓“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首先发展是为了人,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指向人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赖于人的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这两方面构成了“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2

一、宪政形式的继承和民主内容的革新

在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中，宪政与革命都是作为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形态和观念的对立面出现的。“近代革命的实质性最终目标，首先是推翻专制与特权统治的社会制度，确立立宪政体，重新创立以其为依据的新政治秩序，消灭等级身份制社会，建立自由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宪政与革命并没有矛盾，是同一项事业的两个有机联系的步骤。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以及西方国家及日本立宪政治的示范效应，立宪思潮兴起，清末新政作为传统及专制条件下的社会变革运动开启了中国立宪政治的端倪。辛亥革命后建立共和政体的立宪实践，也作了制度形式上的尝试，但这种立宪思潮和制度尝试，具有强烈的“制度决定论”的倾向，随着内忧外患的深化而不断地走向激进，带有引发失范和整合性危机的盲目性。

新民主主义宪政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为体现的宪政模式，其特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如果按照“民有、民治、民享”三个层面来界定民主，那么，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追求的是“民有”和“民享”层次上的民主，尽管也有一些“民治”的想法和实验，但没有认真地探索。“三三制”政权则主要是从民治的角度思考的，而且注重治理的开放性和程序性。从政体形式上来说，它没有像孙中山的权能分开、五权宪法那样具有更多的混合性。它的混合特征主要体现在其代表构成上的多元性上面，也就是从制度层面规定一个反映社会阶级构成的比例，由政体直接地反映阶级构成，这是古典混合政体的特征。因此，新民主主义政体继承了三民主义政体的混合特征，但前者更多地反映了古典的混合精神，后者更多地反映了现代的混合精神。

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何获得真正意义，既要摆脱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非现实性，又要与国民党统治后期所谓“宪政”的虚伪性泾渭有别。宪政在形式上就是民主政治，宪法是宪政的基础，但不是宪政的前提，在毛泽东看来，宪政的前提是民主。真正的宪政不仅需要民主这个事实，而且需要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获得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近现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指标就是政治民主的扩大，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数的相对增多和政治民主范围的扩大。事实上，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通过代议制实现的。毛泽东同样运用了代议与选举的概念，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种制度，通过人民的二次授权来实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管理。中国共产党通过制度创新而创制的社会制度体系，不仅迥异于西方发达国家已走了几百年的老路，也不同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一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走向现代化之路。

二、政治变革中政党推动模式的创新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政党、政府推进型道路;另一条是社会自主型道路。由于国内下层的社会主体自主能力发育极不成熟，因此，这一阶段，政党权威成为引导政治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实践，形成严重的无序化的党争，是缺乏像西方国家长期孕育的一系列社会自主性支持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的政治失范现象。这种多党制只具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在形式，无法像西方多党制那样对社会政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国民党较早进行了确立政党权威的努力。然而，国民党的资源支持，主要面向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部分面向中产阶级，把广大民众排斥在社会动员之外。同时，由于对外国的依赖，国民党的民族主义主张受到影响，虚化了它所声明的民族主义的信度。尽管国民党通过加强精神价值系统建设和强化政治控制等方式试图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是由此又带来了镇压工农革命、军队干预政权、派系分立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从而大大降低了政党的革新能力和整合功能。一些在政治上并无势力，政治动员能力匮乏的中间势力及民主党派，力图通过形成自由舆论来制约国民党权威政治的腐败倾向和专制力量，以实现其政治变革的诉求。他们对于全国性的政治整合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其仿效西方多党制政治选择已失去了原动力。因此，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其他民主党派都无力通过政党权威，有效地整合政治资源，进行政党及政府推动的政治变革。

就中国国民的政治文化特点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历史来分析，中国的下层民众，没有自发组织政治运动的传统，只有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理念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结合，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被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投身革命。而且，这个时代，革命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同质性与板块性的政治利益诉求，不同于西方受契约性法制规范维系妥协机制的社会结构中的多元利益集团诉求。中国共产党凭借适合的价值体系，高效的组织系统，以及在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建立起了强有力的政党权威。中国共产党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把握和代表了中国农民阶级为主力的各革命阶级的政治利益诉求，通过政党组织的扩展和渗透，广泛地动员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了政治革命的目标。

三、新型社会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基础的造就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辛亥革命在推翻旧帝制之后，革命派并未做好掌权的准备，也没有能力建立一套有效的章法，去规约社会的各个层面。致使在旧的社会体制被打破、传统权威丧失，新的法律制度一时难以形成的情况下，众多利益集团和社会势力都在为确立起自己的权威而角逐，无法形成稳定的社会运作机制。1928年，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全国，进入蒋氏政权的一党制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为克服国家所面临的内外危机所引发的对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大的需求，与国家权力军阀专制式的集中及国家权威资源的不断流失，这两者之间构成深刻矛盾。国民党政权非但无法通过孙中山所设想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来解决自身统治合法性危机，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没有提供任何推动力和机会，也不可能在面对现代化多方挑战下，对这种传统权威政体进行合理的转化。相反，为扩大和巩固其政治权威，对外通过投靠国外列强，对内不断地采取高压政策排除异己，来强化它的统治合法性。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供动员和利用的政治资源流失殆尽。

四、政治活动中对广大民众利益最大化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人民，最重要的是在革命过程中由最初对抽象的政治理念的关注，逐渐转变为对实际存在的各个革命阶级阶层状况及其经济利益、政治诉求的关怀，并在政治变革中实行了有效的政治控制的方式——利益机制方式。

(1) 政治上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主题。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声，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鉴别和取舍各个政党的试金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党的“二大”明确以此为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并从此锲而不舍、奋斗不懈。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主张，进一步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英勇奋斗的实际行动，吸引、感召了人民，将人民聚集在了自己的周围。

(2) 实行有效的政治控制的方式——利益机制方式，积极而确实地解决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要赢得人民，就“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给人民以东西”。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其要害是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把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在经济上、政治上解放了农民，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并通过农村革命，彻底打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基础。

摘要：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对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以政治学视角, 从政治学有关政治权利、政党、政府、民众政治心理等的作用关系原理出发, 探讨和揭示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具有时代意义的若干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历史经验

参考文献

[1][日]中野实.革命[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15-18.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3

自然灾害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和生命牺牲，须严阵以待，每次灾情过后更需反思。自“98洪灾”之后，中国的救灾水平的确在进步，但应该承认，在总体救灾水平上我们还存有诸多不足。

据统计，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每年因水灾死亡人数约4000人，而2010年以来该数字已经降到了数百人。尤其在防洪技术方面，我国也在一直探索，比如网友艳羡的国外“防洪神器”国内已有之，被称之为“防汛闸板”或“拼装式防洪墙”等的技术手段，已应用于武汉、温州等地的救灾现场。

必须承认，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涉及的不只是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更涉及灾害预警、国民自救和政府应急管理、生态文明等更广泛方面。

首先，气象和地质部门是否做好了天气预报和主要河流的流量水位监控，及时、准确、全方位、全天候播报，并通过电视、网络、广播等媒体实时向公众传达。媒体包括自媒体是否起到沟通桥梁和报警作用，准确及时传递灾情险情，不造谣传谣，理性建设性，尽到公民应尽的一份责任。

其次，民众自救是一切救援的基础，我们平时的灾害教育在关键时刻是否起到了作用。人们通过电视、网络、手机、微博微信等手段获得预警和救援信息，进行科学有效自救，会大大降低伤亡人数和救灾难度。通过近年洪灾来看，我们的公众安全意识、危机意识还有待提升，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援救难度很大，更亟须提升民众的自救意识和自救水平。此外，如何善待那些落在大队人群后的老弱病残，这也是检视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

第三，在制度保障方面，我们还缺少一道“洪水保险”。有数据显示，三十多年来，洪灾损失占到了全国自然灾害经济损失总量约45%-55%。美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强制保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也已开始普及洪水保险。如英国实行“捆绑+强制”参保模式。强制洪水保险有利于灾后救助，有利于弱势阶层的生计，也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洪水的风险意识。如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中国洪水保险发展，看来已经迫在眉睫。

第四，也是至关重要的，洪灾是对政府管理水平的一次检视。这不仅包括灾害中如何发挥政府动员力量的体制优势，也包括灾后反思城市规划和发展思路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李克强总理7月6日在湖南、湖北等地救灾现场所指出的，中国城市规划需“补课”，我们建设中的历史欠账需要补上。

一次又一次的洪灾肆虐表明，过往粗放的城市化运动不能再继续了，掠夺式的围湖造地不能再继续了。

中国地下管线建设积弊，可追溯到建国初期。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前苏联高寒少雨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疆域辽阔雨水充沛的中国城市上，为以后内涝灾难埋下伏笔。

这方面不妨借鉴一下香港特区的经验。香港城市发展迅速，高楼大厦密集、街道狭窄，大量土地被水泥覆盖，地势复杂加上临海，是一个极易发生水浸的城市。事实上，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还曾发生多次严重水浸事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近二十年间，香港不断完善的城市雨水排放基建和制度，特区政府在1996年展开了“雨水排放系统整体计划”，发布了较高的防洪标准：市区干渠系统排水标准为防200年一遇洪水，市区支渠系统和主要乡郊集水区防洪区为50年一遇，乡村排水系统为20年一遇。此外，香港还利用好已有的绿化资源，将香港打造成“海绵城市”，让洪水危情在源头上得以瓦解。

我们要尊重大自然，把建设生态文明落到实处。只有走出“人定胜天”这个长期深植在意识形态之中的误区，生态文明在中国才能迈开艰难的脚步。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提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开始将这一执政理念放到国家首要战略的高度。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主席提出“五大文明建设”和“命运共同体”，更是将这一理念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生态文明不再是理念构想，而是现实迫切需要。

抗洪救灾是现代社会文明的一次检视，这不仅要求提升国家防灾治理水平，也要求国民提升防灾意识和践行生态理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4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前提

在我们党内, 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历史局限性, 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 需要与时俱进。比如李大钊, 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水平尚处在学习阶段, 尚无法跳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具体结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土地革命时期, 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则根本就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必要性, 他们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和苏共革命的一些具体经验当成神圣的教条, 而且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知之甚少。

到了延安时期, 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党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后逐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 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 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1]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 他就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并要求在全党开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竞赛。提出“学习理论是胜利的条件”, “如果中国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 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 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同志, 那将是等于打倒一个日本帝国主义。”[2]同时, 毛泽东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方面也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据统计, 他在这一时期阅读的马列原著主要有《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列宁选集》多卷本和《理论与策略》以及列宁著作单行本《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艺术》等。[3]而且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这也为毛泽东后来完成一大批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提供了条件。为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烈需求并提高学习效果, 中共中央开始建立相关组织制度加以保证, 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工作亦被提上了重要日程。比如张闻天曾组织王思华、何锡麟等翻译《马恩选集》和《列宁选集》十卷本的工作, 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基础。

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潮中, 我们党不仅大大提高了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而且逐步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 开始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破解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和困境, 这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解决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为目标

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在延安时期牢牢抓住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着力解决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可能提出并不断深化。延安时期, 我们党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形势更加复杂。革命由内战转为抗战, 由根据地的反围剿变成敌后抗日游击战, 自身地位由非法变为合法, 陕甘宁边区的局部执政, 也使我们党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 同时在党内, 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 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依然盛行, 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干预仍然严重。所以这些既给我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 也为我党的逐步成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可能。对此,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在1937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 并揭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后, 我们党都是紧紧围绕抗日战争和壮大革命力量这两个主题进行理论和实践探索的。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为路径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工作本应由少数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共产党人来完成, 是少数精英的分内之事, 但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却无论如何不是少数理论家所能完成的, 它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和少数领导者的共同参与才能实现和完成, 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需要民间化和大众化, 也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之根本观点、立场、方法融入人民群众之中, 内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凸显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人民性。延安时期,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虽然未能直接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但随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想实质。比如毛泽东在1937年谈如何克服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时就指出“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 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 于多数干部中。”[4]而且后来的实践表明,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大众化, 就不可能有延安时期我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经典著作和重要讲话论述中, 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明显带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征、特质和基因, 因为这些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群众, 就像艾思奇提出大众哲学一样, 也应倡导和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的过程中, 一是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 要以民为本, 要以大众化、民间化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和宣传, 要接地气而不是高高在上, 以便老百姓所能接受, 只有让马克思主义走出书斋走进百姓走进民间, 才能使其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和力量源泉。当年曾在延安学习的同志回忆时也说, 毛主席当年作报告时讲得很通俗易懂、很有亲和力, 许多没有文化的农民也听得懂, 尽管有些理论性较强, 主席也能讲得深入浅出, 这种赵树理式的语言风格后来被毛泽东同志高度重视并普及推广, 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匪浅, 这无疑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二是干部学校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重要基地。在延安的各种学校, 无论是抗大、中央党校, 还是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 在教学内容上都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包括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土地政策等) 作为重要内容。在授课方法上也多采用学员容易接受的启发式、渐进式、讨论式等, 目的就是让不同层次的学员都能听懂学会。三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是一个重要手段。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和首要目标任务,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不仅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体制, 而且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针对干部文化水平参差不齐, 中央把在延安的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丁四类, 根据不同层次采用各自相应的教学方法和内容, 做到因材施教。四是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的繁荣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起到了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延安时期这种大众化的教育方式, 使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洗礼, 灵魂得到了净化, 思想得到了提高, 马克思主义受到了普遍的认同, 从而为全党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和浸润

中国化需要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 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和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求我们深入学习、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阅读经典著作,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 同时也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只有二者高度契合、统一, 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华大地不断生根、发芽, 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动力。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定是无本之木, 同样没有中国历史文化作为根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成为无源之水。究其原因, 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文化, 它产生于欧洲, 是以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土壤的, 无论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历史背景、文化心理、语言表达、社会现实等方面都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相差甚远, 所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不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以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为依据, 其发展和传播难以想象。另一方面,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其独特性、厚重性无可比拟, 它之所以能一直延续下来, 不仅在于其具有巨大的合理性, 还在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它能海纳百川、吐故纳新, 它可以吸纳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与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相汇通、相促进, 发展中国文化,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所以,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 否则它只能是空洞的教条, 就缺少了文化基因和根基, 就缺少了源头活水。

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度重视, 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契合亦相当关注。毛泽东就提出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被广大人民群众广泛认同的、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中国气派, 就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支撑, 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精神力量和发展动力, 延安整风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不仅是毛泽东, 张闻天、周恩来等其他领导人也纷纷响应并带头实践, 以传统文化为根本来研究和解决革命和战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剖析近代中国的各种矛盾、问题和解决办法, 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有机结合, 使马克思主义更加现实、更加中国化、更接地气, 它不仅消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 更强化了广大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和理论自信。比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不仅数量最多、质量最好, 而且大量引用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物、典故、故事、名言、诗句、成语、谚语等, 真正体现了大众化的语言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 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有机结合、共生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508, 510, 第1卷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658, 第11册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5

一、人民群众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是建国初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的历史，人们普遍认为建国初期，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是社会最和谐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00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也不高，相当一部分群众生活非常贫困；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历史上社会变革最深刻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党在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有些失误相当严重。尽管如此，这个时期我们仍然做到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到了让绝大多数人心情舒畅，社会比较和谐。

(一)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英勇奋斗。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极少数人剥削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军阀割据、战乱频仍、匪患不断的历史，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废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的一切不平等特权，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局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这些变化使全国各族人民、各届人士，包括反对共产党的人士，或者对共产党当时采取的政策不理解的人士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不能不为民族解放而自豪。

(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旧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中国共产党在摧毁旧政权的同时，开始新政权的建设。新政权由人民当家作主，由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协商产生政府组成人员，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执政。重大决策都是由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共同做出。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政府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重要地位。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使社会各界的意见获得正常表达的渠道，广大人民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切身感到当家作主。

(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新中国从旧中国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稳定物价的斗争和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工作。到1950年3月实现了物价基本稳定，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解除了因物价飞涨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到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当年工农业总产值超过1936年水平的20％。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提高70％，农民收入增加30％。从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伟大壮举。“一五”期间，一批旧中国没有的重工业建设项目拔地而起，一些以前不能生产的重工业产品能够生产了。这些成绩使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中国给国家、民族和自己生活带来的实际利益和光明前途。

(四)清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建立起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广大妇女初步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动势力。长期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200多万土匪，仅在2年多时间内就被肃清。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受到有力的荡涤，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开始树立起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全社会形成热爱祖国、民族团结、艰苦朴素，热爱劳动、关心国家和集体利益、遵守纪律的新的价值观。在相当多的人的头脑中树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虽然今天看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过于理想化，但是这种正义的、向上的社会风气，凝聚了人心，促进了社会和谐。

在实现上述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注意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

一是注意处理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比较注意处理好各阶级的关系，照顾各方面利益。在土地改革、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一方面，维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体。到1953年春季为止，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外，土地改革任务已经全部完成，先后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翻身解放。城市中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都成为社会的主人，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另一方面，人民政府也考虑和照顾了地主、富农、中农、民族资产阶级等其他阶级的利益。例如在土地改革中，根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验和新形势的需要，做出一些保护富农经济，限制对地主财产没收的范围，保障中农土地所有权和其他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1953年底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虽然存在过急过快的问题，但是这个运动防止了农村出现两极分划，扭转了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减缓的局面。1953年到1956年期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4.8％。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实行对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限制政策的同时，也注意发挥他们在恢复经济中的积极作用，实行了赎买政策。在赎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资本家先后获得人民币32.5亿元，超过其原来所有资产总额。国家还为资本家安排了工作，许多人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不仅发挥了他们的特长，还为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二是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风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核心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50年和1951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批判居功自傲等错误思想，进行共产党员标准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批新党员。1951年底到1952年，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刘青山、张子善，使全党震

动，全国人民振奋。接着又在1952年上半年发起“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这些措施对于已经执政的共产党人保持革命精神，促进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廉洁自律，起到重要作用。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作法，使全国人民和社会各届人士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充满朝气的，完全不同与旧中国腐败无能旧政权的新国家、新社会。正是从这些变化中，全国人民对新中国和新生活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充满信任。希望和信任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工作中出现的失误，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我认为除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办党宗旨外，以下原因也非常值得重视：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新中国成立后，新生政权能不能建立和巩固，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威胁一方面来自党的外部，另一方面来自党的内部。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为预防这种情况，进城前，党对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普遍进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教育；进城后，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纪律严明，清正廉洁。忧患意识，使党和政府在制定政策、处理问题时非常谨慎，对各方面意见，包括不同意见能够认真思考。忧患意识还使我们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要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正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保持了谦虚谨慎的作风，注意加强自身建设，注意处理好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

二是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保持和发扬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强烈的忧患意识推动了党内和政府内民主建设。当时在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重要政策的决定方面，例如，对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税制改革以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等，在党内都曾经出现过不同意见，但在决策中是通过比较充分的讨论，达到统一认识才做出决定。虽然有些不同意见受到错误的处理，但总体上看，当时党内还是比较民主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文件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民主保证了决策的科学。

三是强调理论创新，较好地贯彻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非常注意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在土地革命、农业和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系列方针政策。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在强调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提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虽然在探索中难免出现失误，甚至错误，但是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探索，使这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推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社会和谐和稳定。

但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有些错误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的社会的稳定、和谐会到此中断?突出表现在，1949年到1956年采取的一些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法、理念，总体上看，没有及时形成保证社会和谐的各项制度；即使有些方面建立起来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有效执行的机制。在经济方面，虽然这个时期的经济有很大发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过急造成所有制过于单一，全面地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使经济发展的活力逐步减少，人民生活继续提高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方面，虽然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依法治国的有效机制，再加上党内没有建立起对党的各级领导有效的监督机制，也没有形成对政府主要官员的有效监督机制。

二、让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充满信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表现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绩。在这些成绩面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比新中国成立初要巩固的多，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的关系，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另一方面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思想观念的演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也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各种前所未有的矛盾和问题。当前社会变革的深刻程度，绝不亚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变革。在努力实现社会和谐时，我们不能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作法，但应借鉴那时的思路。

(一)一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从社会变革中既看到国家、民族的希望，也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经验之一。当前我国综合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虽然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日前激烈，但广大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中国会有美好的前景。国内突出的矛盾之一是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不能使绝大多数人比较公平地享受。收入差距酝酿成社会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因此，当前要努力为各类利益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特别是农民、贫困人群，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创造发展机会，引导他们通过诚实劳动逐步富裕起来。对那些通过腐败等不正当手段富裕起来的群体，要严厉打击，不能让这种人败坏社会风气。

(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时刻不要忘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选择的。如果我们代表不了人民时，人民就会做出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已经近60年。60年来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认为执政地位就巩固了。不论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至今还没有出现永远执政的阶级和政党。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执政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曾经自信中国共产党可以摆脱王朝更替的循环。这里的关键是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虽然近年来党的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绝不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最好的时期，必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努力搞好党的建设，强化中国共产党和全体党员的先进性，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要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加强党内民主，另一方面要强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监督，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重要的是围绕科学决策，依法执政，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能力。这种能力一方面表现在错误的决策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另一方面表现在科学的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从近年的实践看，这两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迫切需要我们尽快改善这种不利于社会和谐的问题。

新历史主义电影的精神指向 篇6

20世纪占据主流的各种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批评，主要是一种“语言论转向”，而对文学的历史之维却采取了排斥的态度。而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文学理论再度关注历史，这便被命名为“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便是在这一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并成为这一转向的中流砥柱。新历史主义使当代批评家开始告别解构的差异游戏，转向新的历史意识的回归，实现了文艺批评话语新的嬗变。它反对唯文本主义，消解秩序、中心和权威，这对西方，乃至中国影视文本的影响是及时和普遍的。

新历史主义电影没有统一的理论指导，而且在具体导演的创作上运用的技巧也有较大差别，但我们通过对这些电影进行总体考察的话，仍然可以找到这些作品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以边缘的民间意识取代正统的主流意识

“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1]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民间”具有以下特点：“一、它是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它既然拥有民间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传统背景，用政治术语说，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独特的藏污纳垢的形态。”[2] “民间”是一个与“庙堂”相对应的概念，它从产生时就表明了一种对抗于“庙堂”的姿态。“民间”所具有的反抗权威的内在张力自然而然的就与以结构为底色的中国新历史主义电影创作紧密联结起来。

张艺谋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活着》，竭力表现了小人物生存之艰辛。影片通过福贵一家的苦难史，展示了生活与历史的荒诞，表现了对小人物的终极关怀，呼吁改造人的生存处境，消除社会、生活、历史中虐杀人的不合理因素，要求把人当作人来看待。正是通过回忆唤醒对历史事实(苦难)的记忆，通过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暴露出了现实中那被忽视、被遗忘的苦难的一面，完成了对历史的民间叙述。

吴子牛是一位喜欢拍摄战争历史片的导演，《鸽子树》以中越战争为背景，描写我方巡逻队在正常的巡逻中遭受越军袭击的故事。当时大雾弥漫，三位战友生死不明，葛泰孤身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自己的战友，这个被仇恨火焰烧红了眼的战士在找到战友的同时也发现了敌人——越南女兵。这名女兵正在为两位受了重伤的中国士兵包扎伤口，由于她戴着钢盔，令人一时无法分辨男女。葛泰在确认“他”是越南士兵后，向“他”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吴子牛在《导演阐述》中这样诠释这出悲剧：“他描写了残酷的战争地带中人性的冲突，击撞出悲剧的火花。从中我们看到了‘二重性‘分裂，以及无法逾越的‘距离……这些因素在以往的文学现象中，都被作为一种剧痛来描写，体验并归纳到民族局部的高度。必须指出，如果我们被仇恨、被痛苦、被复仇的烈焰所吞噬……那么，悲剧哲学便失去了全部意义。”[3]吴子牛在《鸽子树》中有明显的改写主流战争观念的动机，越战中的“英雄”是一个一开始就被吓破了胆的小兵，但他却始终没有丧失人性的善良情怀；越战中往往被描写成歹毒的敌人，在这里也成为了良心没有泯灭的救助中国士兵的女兵。影片所讲述的历史事实完全越出了正史的风景，导演和编剧对于史料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立场：对小历史的关注和大历史的怀疑。小历史从大历史的遮蔽下旁逸侧出，并不断地解构着大历史的客观真实性。

二、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性让位于突发事件的偶然性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列宁也曾借用俄国一位作家的话说：“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开玩笑，本来要进这间屋子，结果却跑进了那间屋子。”[4]新历史主义电影明显强调了偶然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的走向充满了变数，在历史大网上挣扎的生命个体更像是飘摇于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渺小而又无助。

1993年由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直面历史，沉潜入政治创伤，通过一个孩子的记忆，展现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普通人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压下看似必然、实则偶然的命运历程。铁头的爸爸李少龙被判成右派这个情节，突出了历史的偶然性、随意性，是一个具有卡夫卡特征的荒谬、离奇的片断。李少龙的工作单位是图书馆，这一天，全体成员开会讨论如何揪出右派，否则就不满名额。接着是难以忍受的沉默。李少龙在此时慢悠悠地站起来，推开门，进了厕所。下一个镜头，他上完厕所，手拉开门，抽水马桶的刷刷声还在响。门一开，就显现出会议桌两边两排脑袋，所有的眼睛都直盯着李少龙，此时马桶的冲刷声仍在扰乱神经。一定发生了什么。李少龙进了会议厅，又是他和众人的来回对视，这一切似乎颇有深意。但到底发生了什么？李少龙出去上厕所之时，便是他厄运来临之时，但他还被蒙在鼓里。后来，我们知道，他被判成了右派。如果他没有上那次厕所，如果……提出“为什么是我？”毫无意义，因为历史此时已成荒诞剧。

命运就在这些偶然的变数中使得渺小的个人无法把握。新历史主义影片关心的不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间隙下个体生命的无常。

三、将崇高神圣的精神追求还原为琐细芜杂的世俗人生

新历史主义“提出了一种‘文化诗学的观点，并进而提出一种‘历史诗学的观点，以之作为对历史序列的许多方面进行鉴别的手段——这些方面有助于对那些居于统治地位的，例如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以及其他符码进行破解、修整和削弱。”[5]这正是新历史主义电影反崇高的理论依据。在新历史主义电影中，人为修饰的神圣光环被清除，新历史主义电影导演，总是试图从乡间野史中找出一些线索，勾画出民间世界的形态。“民间”本身就是一个驳杂的概念，既包含了富有生命张力的自然人性，又积淀了数千年的国民劣根性。

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取材于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影片是30多岁的男主人公的回忆录，叙述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十五、六岁时的一段经历。影片虽然是对“文革”那段日子的回忆，但却不再是《蓝风筝》中满怀的忧郁和凄凉，或者《芙蓉镇》中残酷的两派对立，更不像《霸王别姬》中那种血淋淋的暴力……这里似乎没有派系之间的打斗，没有谁是谁非，只是一群从学校和家长的管教中解放出来的军属大院的孩子。70年代初的夏天，对于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是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但对这群纯真少年来说，则是一派阳光灿烂的节日。他们是游离于红卫兵时代主流边缘的逍遥少年族群，生活在北京部队家属大院这个相对风平浪静并相对封闭、无人管束的环境里，本该是上学读书长知识的年龄阶段，却得不到正常的教育机会；本该是享受家庭温暖、人伦亲情的少年成长期，却失去了平常年月里所应获得的人性的培育。于是，他们便在无忧无虑中自我放逐，厌学逃学、嬉戏游乐，恶作剧、打群架，沉迷于结交异性，干尽荒唐事。他们享受着自己酿造的狂欢，同时又在生命的迷茫中，懵懵懂懂，无所终日。他们渴望自我塑造，像父辈一样出落为英雄，但无所作为却将自我个性扭曲，将青春年华虚掷。“文革”岁月中生活的畸形，反倒成为他们习惯的生活常态。英雄向往，只能在梦里以荒诞的形式作一次虚妄的兑现。

这种从民间、从历史的缝隙中寻找边缘的叙事，正是新历史主义影片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影片中，没有崇高神圣的精神追求，有的只是琐细芜杂的世俗人生。英雄消失了，崇高解构了，只剩下一群无所事事的人在为自己无聊的生命打发着时间。

注释：

[1][2]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A].鸡鸣风雨[C].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26-34.

[3] 张煊编著.晚钟为谁而鸣——吴子牛[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 62～63.

[4] 列宁.列宁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5.

[5] 海登怀特.评新历史主义,转引自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06.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7

一、历史虚无主义对红色文化的虚无

(一)对于革命英雄人物的虚无。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揭秘历史’、‘还原真相’的幌子,肆意解构历史、曲解历史、颠覆历史,违背历史研究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典型表现”[2]。比如,近些年来有人在历史人物的评价中,抹黑民族英雄同时歌颂侵略有功,为历史上早就定论了的叛徒、卖国贼秦桧、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等翻案。对甲午海战中的民族英雄们的一系列恶意中伤,比如甲午海战的代表丁汝昌等人吞鸦片自杀的行为歪曲为在两军对战时吸食鸦片,动摇军心、削弱了战斗力才导致了甲午海战的失败。邓世昌等将士奋勇杀敌、不畏强敌视死如归血战到底。他们有的拒不投降自杀殉国,有的战死疆场以身殉国,他们为国牺牲可歌可泣。但是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战争来歪曲进而否定革命英雄、革命事迹,他们对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的历史功绩所进行的调侃、歪曲,实质上就是否定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对党的价值取向、革命精神的虚无。

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对我们的革命英雄人物事迹的直接否定、虚无,更加普遍隐晦的就是对我们党所宣扬的价值、理论及精神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虚无。比如对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特别是革命年代所形成的红色文化的价值进行否定,认为现如今我们不处于革命年代,那些年我们所倡导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在当前不适用,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尊崇前人的价值观念。共产党人一贯追求的集体主义、国家民族至上、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等被说成不讲“人性”、而应该追求西方人口中所谓人的“自由、民主”。

显然,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否定我们的党、否定我们的道路。所以,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民族文化价值、民族精神、民族历史其实是声东击西,是为实现其真实目的牵线搭桥。他们重新阐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内涵,间接地隐晦地宣扬资产阶级和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

二、追根究底真正认识历史虚无主义

(一)社会发展的某些不协调。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伴随某些隐忧,我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同时也在发展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的大步伐前进,人们已经能够得到物欲上的满足,而我们的精神、环境等仍须加强建设。显而易见,人们工资上涨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精神世界并没有随着物质财富而同步发展,物质与精神的不协调发展使得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当前,在我国现有国情条件下,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反思历史”、“重写历史”为名做翻案文章,论证近代以来中国人历史选择的错误,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某种自惭形秽的社会心理和认识根源。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产生不仅有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更有其认识根源和社会心理。的确,经过多年的浴血奋战,我们终于摆脱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奴役,千辛万苦地取得我们的胜利,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探索、改革开放终于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自1840年以来,世界的发展历史,使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确实深感疑惑、备受打击,即使是当今神速的改革开放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异,这就使得某些人内心的自卑感跃然纸上,他们总是从自己身上找不足,常常看到西方发达国家优势,不断地拿我们的劣势和他们的优越相比较,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更大的落差。长此以往,这种差距被无限放大,自卑感也就越来越强烈,到后来只会更怀疑、否定自身。于是就形成了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认识根源和社会心理。

三、以红色精神坚定我们的立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一)物质与精神并举,促进心理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几十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看到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的建设成果,找回了我们近代以来的物质自信,从物质上来讲这是他们无法反驳的一个现实事实,也就是说他们没法从物质文明上来做文章,因为那本身就是我们党的成就,已经让他们无懈可击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物质丰富的同时还要打赢意识形态之战,用我们的优秀文化、民族精神、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价值理念武装我们的大脑,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找回我们的精神自信、理论自信。其实就好比一个学生的学习一样,如果他除了数学外其他每科都很优秀,那么这个同学除了听到夸赞之外同时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出如果数学也一样优秀就更好,很多人都会质疑他是一个优等生,因为他发展得并不全面,久而久之,这个学生要么丧失信心其他学科跟着下滑,要么痛定思痛数学也和其他学科一样优秀。所以在国家社会层面我们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学说观点运用起来,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协调发展。

(二)红色精神是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磁场。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是凝聚民族认同、集合民族力量的精神磁场。而红色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是我们党引领全国各族人民争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实践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军民团结、敢创新路”的井冈山精神,“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长征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及“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抗震救灾精神等等,无一不彰显出我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平的追求,各民族同胞的团结、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正是我们对红色精神的坚守才形成我们远大的民族理想,高尚的民族品格和昂扬向上的民族姿态。新时期,红色精神是我们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我们只有坚定我们的立场,保持我们的民族精神才能凝聚党内共识,才能增强民族认同,才能展现民族魅力,才能让历史虚无主义无所遁形。

梁柱先生曾说过:“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古往今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发展必然都是重视自己的历史,必然都是善待自己的历史,那么在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蔓延的今天,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历史事实,以史为鉴必有大好前程。

参考文献

[1]梁柱.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10).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检视 篇8

广东省破题“三农”，建设新农村具备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十一五”以来，广东国民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能力增强，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广东省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位居全国前列，拥有加大支农力度的财政实力。特色农业、效益农业、外向型农业初具规模，为现代农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农民持续增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890元，“十一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5%，城乡居民收入比由“十五”末期的3.12∶1缩小至3.03∶1。这些都为广东新农村建设打下良好经济和物质基础。

广东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积极制定并出台实施了一系列惠及全省农民的政策措施。如加大农村公共财政投入;新农村建设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实施双到扶贫;全面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破解农民读书、看病、养老“三难”等[1]。

当前，广东省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摸索出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尤其是深层次的体制约束问题。因此，深入总结经验，及时发现不足，是理清思路，明确目标，更好地促进广东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

广东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经验

1. 产业化富裕新农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核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广东新农村建设以科技进步和产业体系完善为基础，以农业科技化、产业化辐射带动发展新农村，探索出以“江高模式”和“温氏模式”为代表的农业产业化成功路子。“江高模式”和“温氏模式”以“公司+农户”为核心，通过实施产、供、销一体化，把农民有序地带进农业产业化运行轨道，切实保障农民收入;同时以农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实行农业生产科技化，使农业由粗放式转向集约式发展，有力推动了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公司+农户”合作养鸡是温氏模式的核心，公司与养殖户通过签订养殖合同建立合作关系，双方通过资金、劳动力、场地、技术、管理等的优化组合，实现优势互补和公司、养殖户的共同发展[2]。此外，温氏集团与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等科研单位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依托科技及产业链延伸，温氏集体在广东省内的260个乡镇带动了1800个自然村发展养殖业，合作农户年均获利达24000元，形成农业科技化、产业化辐射带动发展新农村的新模式。

2.信息化提升新农村

进入21世纪，人类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信息化有利于实现对乡镇和农村日常事务的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提高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水平;缩小农村与城市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农村城镇化，为农民提供平等发展的机会。广东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断强化信息服务“三农”意识，农业农村信息化网络不断完善，信息服务模式不断创新，成功探索出“湛江模式”和“云浮模型”。

湛江市把农村信息化作为“一把手”工程，各级各部门在农村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组织下，各通信运营企业全力投入，增强信息服务现代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能力。建设了“湛江农业信息港”、“农信通”短信息服务平台、“掌上乡情”信息平台，“村务e路通”平台、农村“易读书”平台等“三农”服务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使千家万户的农民便利地享受到农业生产经营、农村管理、文化教育、劳动力就业等各种涉农服务。

3.现代流通体系助推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解决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着力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占据农业生产的绝大部分生产成本，而生活资料的流通与否决定农民生活水平的质量，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农产品流通的顺畅则对农民增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构建农业现代流通网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发达的物流产业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要保障。广东新农村建设探索出清远市清新县的“现代连锁店”与江门市“三层市场体系”的现代农业物流发展模式，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以企业为主体建设连锁化农家店，完善农村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农业流通业态，解决农民身边的问题。

清远市清新县地处粤北山区，有80%人口居住在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商贸流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过去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流通网络不健全，给农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清新县政府以建立农村连锁网络服务新农村，铺开从村到镇，包括农资与生活百货的新型农家店。在农资方面，建立起69个农资连锁超市，8个农资镇级店与60个农资村级店。在日用品方面，建立了39个连锁日用百货，8个日用百货镇级店，30个日用百货村级店。极大地方便了农民日常采购，降低了农民生活和生产成本。

江门市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构架分为三个层次：江门中心大批发市场、各市(区)城市批发市场以及乡镇产地批发市场。在末端建立和完善了覆盖田头的221个农贸市场。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市场体系，形成了一个从产地市场到批发市场再到农贸市场，最后到超市的完整流通渠道，大量农产品通过这个流通网络快速便捷地流向市场，农产品的流通问题迎刃而解。

4.综合社会保障覆盖新农村

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其根本就是要调整国家利益分配格局，引导资源要素向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合理流动，其关键就是要建立覆盖农村的综合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手段就是公共财政向农村的倾斜投入。广东各地的新农村建设，将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尤其是倾注财力切实解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养老保险问题，大力提升农村综合社会保障水平。在破解农村社会保障难题上，广州市番禺区探索出了“政府主导、公司运作、信息化监管运营”的城乡合作医疗新模式;东莞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建立了城乡一体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广州市番禺区创立了保险公司参与农村合作医疗的新模式——管办分离。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专业服务实现公共管理功能，政府实现了从“办”到“管”的职能转变。政府拨专款购买服务，中国人寿通过招标被选定为专业管理服务提供商;采用的管理模式是基金型，实现基金基本保障安全运作[3]。2008年番禺区城乡参合人数达58.5万人，农民参合率达到99.96%，切切实实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惠。

东莞市早在2000年就由市财政出资10亿元作为基础资金，初步建立起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全国第一个全面推开农村养老保险的地级市。这一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农民的保险费由市、镇、村和个人共同承担，农民的基本养老金与参保人的缴费基数和缴费年限挂钩。在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工作的，由业主承担，离开这些工作单位后，再由市、镇、村按比例承担。目前，全市已超过76万农民参保，参保率达100%，享受待遇人数近20万人。

广东新农村建设的教训反思

广东新农村建设成果显著，摸索出一系列具有广东特色的成功经验，同时，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不和谐的因素。

1.土地违法征用问题仍然存在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集体农业用地被转用和征收为建设用地。在带动农村经济和城镇化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大批土地违法现象，人地矛盾进一步凸显。体现为：一是地方基层政府“因公违法”，助长农村土地违法行为。地方政府以发展经济为幌子，往往以侵犯农民利益为代价，且违法征地的手段和方式更具欺骗性和隐蔽性。例如采用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拆分项目化整为零批地，非法批准征占基本农田等。违法征收(用)农用土地的行为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二是未经批准非法占地量大面广，根治难。三是非法买卖和转让集体土地案件比较突出。四是以租代征圈占农村集体土地的现象仍然存在。

2. 基层选举制度法规有待完善

农民自选基层组织，实现管理民主化，是构建和谐新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广东积极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农民参选热情高涨，但农村基层选举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还不成熟、还不完善，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如投票选举大会的组织问题，有些村很大，几千选民，难以集中召开选举大会，而法律规定必须召开选举大会;广东省地方法规规定计票人、监票人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组织推选，而如何推选则没有规定，造成一些地方随意指定计票人、监票人、唱票人。二是违法违规现象依然存在。有些地方把建议名单印在选票上或夹在正式选票上发给选民填写;有些村选民名单公布时间距选举日时间不满20天;有的地方委托投票把关不严，出现受委托票数超出实际数等情况;极少数地方的党委、政府在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时，越权行事，用官意代替民意，用包办代替民主;贿选情况也偶有发生等等。

3. 农村环境污染与农产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广东省城市化将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进行，与此同时，环境问题也随着城市化进程由城市扩散到农村。一是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污染。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压力增大，不少城市将污染型企业转移到郊区或农村，某些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而不惜引进污染转嫁型企业，这些因素都造成新农村发展环境质量下降，环境保护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二是监控不到位，农村污染难以根治。与城市严密的环境保护及监督管理相比，农村环境保护几乎是一片空白。环境监测、环境监理和环境规划在农村难见身影，致使在农村的企业大多不重视环保工作，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强。此外，由于大量施用农药、化肥，农村生物多样性被破坏，土壤、河流、湖泊和地下水被污染，再加上农村垃圾没有进行专门处理，农村的环境不断恶化。三是城中村环境质量不高。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集中体现在城乡结合部，尤其在城中村脏乱差现象更为突出。

由于农村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农产品生产质量安全问题也非常突出。暴露出了如蔬菜重金属超标，多宝鱼污染等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禽流感，猪类蓝耳病等一系列的影响农产品生产的动植物疾病防疫问题。土壤重金属污染和有机污染问题日益显露，部分地区出现水稻、蔬菜、茶叶等农产品重金属超标现象。农产品安全生产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监控有待加强。

推进广东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1.加强集体土地监管，切实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广东新农村建设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及时重新修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再搞一刀切做法，使其成为各具地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便更加有利于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使指令性指标与指导性计划在实施过程中紧密结合起来，这对保护耕地与促进经济发展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集体土地加强监管，先规划后公示再征地，加大征地透明度，杜绝滥征、贱征农民用地。

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的安置政策，除了给予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外，更重要的是从发展集体经济、转产就业、教育培训各方面给予实实在在的优惠政策，逐步建立起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同时把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作为征地实施的先决条件，凡是没有制定可行的、公开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计划，并得到被征地农民认可的，一律不予审批，并追究当地政府的相关责任。

2.完善基层选举法规，唱响村民自治主旋律

推广“二步直选”，村民自主竞选“村官”。“二步直选”是先进行“海选”后再进行正式选举产生村委会成员。同时，完善农村基层选举相关细则，规定选举公示时间，明确选举选票，使唱票、监票、计票公开，做到选举过程公开、公正、公平。杜绝贿选、选前指派名单、选举走“过场”等违规、违法行为。取消基层干部任选限制，实行民主选举，尊重农民意见，以才以德优先。

另外，推广实行选举观察员观察选举的做法，加强对村委会选举的监督。强化农民自治功能，尊重农民选举权益。完善对不合理现象的检举制度，使得农村基层选举不合理现象能够得到监督和约束。

3. 强化技能培训，保障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小农化”和“非农化”，就是通过提高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减小农民数量和引导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考虑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对新农村农民转移就业的技能培训，加大劳动力转移的推动力。建立培训制度，设立职业培训班。利用现有职业学校和企业开展联合培训，从而实现培训多样化，同时实施定向培训，定期举办定向培训洽谈会，邀请各类企业参加，进一步了解用工方向，与企业商谈合作定向培训。另外，也可以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就业培训中心及社会中介机构的就业渠道开展订单培训，学员培训期结业后直接送进企业就业。或者采取培训项目招标，形成培训网络。

二是制定扶持政策，增强就地安置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企业雇用农民工的优惠政策，努力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外，鼓励有一定资金基础的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

三是加大资金投入，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出外务工时也能享受到社会保障，解除农民后顾之忧，从而充分的发挥能动性，积极就业。同时完善农民转移就业的服务保障体系，完善后期动态跟踪服务，切实关注农民就业问题。

4. 加强对农村环境的监控整治，构建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

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越来越严峻，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力度，做好农村环境规划、监管，尤其是在资金和技术上予以支持。建议在重点区域开展农村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工作，对农村污染点、污染源实行监控，逐步治理，防止污染扩散;从而为农村环境保护积累经验，带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全面开展。

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执法和宣传，在新农村规划建设中要引入环境规划理念，防止有污染的企业入驻，对已建设企业的排水排废等实施动态监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农村设立环境监督站等具体单位，在具体操作上细则化，填补农村环境监控上的不足。在农业生产上，一方面要防止农村污染对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强农民的安全生产意识，同时注重提高禽流感等重大疫病的防控能力，以及水、旱、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的防灾抗灾能力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共广东省委农办综合处.广东新农村建设回顾与展望[J].南方农村, 2007 (1) :4-8

[2]闫玉科.广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着力点探讨[J].中国农学通报, 2006 (7) :625-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