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精选8篇）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篇1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讨论了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理论选择的问题,文章指出虽然语言学理论有很多,但并非都适用于翻译研究,因为不同的语言学理论是因不同的目的`而形成的,如人工语言学是以科学研究为目的的理论,而本体论语言学是存在主义哲学对语言与存在关系的反思.作者认为,只有以实践哲学为指导、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日常语言学理论才适合于作译学的语言学基础,它可以引导译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

作 者：侯向群 HOU Xiang-qun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江苏,南京,210044刊 名：宜春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CHUN COLLEGE年，卷(期)：30(1)分类号：H059关键词：翻译研究 语言学批评 生活世界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篇2

翻译理论、翻译批评和翻译实践是翻译学研究涵盖的三大内容。英国翻译理论家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和实践间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1]。杨晓荣教授认为：“翻译批评主要指针对具体的译作或与译作有关的某种翻译现象所发的评论，“批评”与“评论”在此基本同义。因此，翻译批评可以是鉴赏，也可以是指出错误式的批评，还可以是理论性的研究，借评论某种现象说明某个问题。”[2]对翻译理论而言，“翻译批评在评价译作优劣的同时，可以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深透彻的理论分析以增强说服力，同时获得研究方面的成果，除此以外，还有一些翻译批评并不以评价译作质量的高低为最终目标，这种类型的批评，其主要目的就是借评论译作来说明或探讨一些理论问题。”[2]翻译批评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翻译教学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在翻译研究类论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说明了翻译批评在指导翻译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2]

研究生在经历多年的英语学习后，基本形成了一定的翻译基础和翻译审美标准，在翻译教学中融入翻译批评，可以促进理论学习和翻译技巧训练。笔者曾选取了《荷塘月色》的三个不同翻译版本———朱纯深译本、杨宪益和戴乃迭译本和李明译本，让学生分组进行对比和赏析，提交幻灯片，并且每组派代表在课堂上讲解本组对三个版本的不同理解。在这次实践中，笔者发现，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翻译批评和讨论，既可以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兴趣，又可以建构充实学生的翻译理论体系，提高实际翻译水平和欣赏译作的能力。

2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介入

“翻译课的教学目标：通过各种文体的翻译实践，运用翻译基础理论，训练学生在词义、语序、语法形式、句子结构、篇章结构、习惯表达方式、修辞手段等方面对比英、汉两种不同语言，掌握翻译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学生独立从事英译汉、汉译英的能力。”[3]由此可见，翻译教学主要包括翻译理论学习、技巧训练和文体审美，翻译批评可以渗透到翻译教学的各个环节。

2.1 翻译理论学习

翻译课程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包括： (1) 阐明翻译活动的本质； (2) 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适用于各类文本的翻译原则，用于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分析翻译中的问题，以及品评译文的质量。[4]就翻译理论学习而言，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表明，孤立地讲解翻译理论收效甚微，但是倘若使翻译理论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相结合，在赏析和批评他人译作的过程中融入翻译理论讲解，将会事半功倍。在这次《荷塘月色》的翻译批评练习中，笔者向学生们讲解了直译和意译、“三美论”、翻译对等理论等翻译理论，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学生们更清楚地把握这些理论的实际意义。

2.2 翻译技巧讲解

翻译批评不仅对学习翻译理论有极大帮助，而且还能促进学生对具体的翻译技巧的掌握。以下为第三组学生所做的《荷塘月色》的翻译批评练习中的例子。

“我悄悄的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

（译文一）．．．closing the door behind me.（朱纯深译本）

（译文三）．．．left the door on the latch and made my way towards the pond.（李明译本）

作者原文选用一个“带”字是很有讲究的，关门可以用“掩”也可以用“关”，但是二者的目的性都太强了，一个“带”字，既显示了动作的随意性，也很好的保护了文字营造的宁静的氛围。译文一用“closing”这个动词是没有出错的，译文三用“left”更符合“带”的意思，on the latch是只闩上而没有锁上。”

通过对此例的分析，学生明白翻译中要根据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文体特征进行词语的选择。又如第八组学生的例子：

“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

（译文一）The moon sheds her liquid light silently over the leaves and flowers, which, in the floating transparency of a bluish haze from the pond, look as if they had just been bathed in milk, or like a dream wrapped in a gauzy hood.（朱纯深译本）

(译文二) Moonlight cascaded like water over the lotus leaves and flowers, and a light blue mist floating up from the pool made them seem washed in milk or caught in a gauzy dream. (杨宪益戴乃迭译本)

在翻译这几句话时，两个译本都采取了合译的方式，把汉语中零散的句子按照一定的形式或语义逻辑关系组合成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句法类型。这样的翻译方法更加严密，能尽量避免误解，更利于目的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与把握。”

以上两例可以说明，在学习具体翻译技巧时，倘若能与翻译批评相结合，学生可以在具体的语境中把握翻译技巧，实现融会贯通。

2.3 翻译批评与欣赏能力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对译作的欣赏能力。如第五组同学的例子：

“像闪电般……

译文一：“like streak of lightness.”

译文二：“in a flash.”

译文三：“like a streak of lightness”

赏析

在汉语文本中，四个汉字会加快韵律。读者能看到并感受到其震颤，正如汉字译本中的韵律一样，在译文一里也有四个重音节。翻译能给读者视觉和感觉上的强烈感觉。译文三的韵律几乎和译文一相同，译文二的韵律比其他二个快。”

以上两例表明，在尝试翻译批评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将翻译理论应用于译本中，根据理论标准来评析不同译本的优劣，虽不免失于客观，但对于学生来说，不啻于应用理论知识的好途径，对于学生欣赏原作和译作的能力都有很大帮助。

3 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的作用

3.1 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

翻译批评与翻译实践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此次关于《荷塘月色》不同译本的翻译批评中，学生分18个组，上交作业28份，有些同学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单独上交作业，在课堂陈述时，不少同学各抒己见，激情洋溢，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由此可见，翻译批评的应用，提高了学生学习翻译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巩固翻译理论体系建构

翻译批评具有建构协调功能，也就是说“翻译批评在翻译活动中，一方面起着协调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的作用，别一方面还起着矫正、推动实践和丰富、完善乃至修正理论的作用。”[5]翻译批评是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翻译实践进行分析和评判，在这一过程中，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的检验下不断提升，同时，“动态变化着的翻译实践为翻译批评不断提供新的对象和内容，使翻译批评不断发现和提示其中的规律，这无疑又会丰富和完善原有的理论，同时也引导和推动着翻译实践的发展。”[5]

3.3 促进正确翻译观的形成

翻译教学过程中翻译批评的开展需要一定的客体，即翻译批评的对象，这可以是某一译者的翻译思想或作品研究，也可以是依据同一作品，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研究对比。任何具有翻译基础的人都可以对译作进行赏析、批评，由此，翻译批评的开展能够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翻译观，即译无定译。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使翻译趋于多样化。不同的译者翻译风格不同，源于其不同的翻译理论指导。对同一原作，翻译作品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在潜移默化中告诉学生，翻译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从价值观上颠覆了对大家、名家译作一律接受的传统心理，正确翻译观的形成，既是学生开展翻译活动的宏观指导，又是翻译事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前提。

3.4 提高学生审美能力

翻译批评不仅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活动，还是一种富有艺术情趣的审美活动。在翻译批评的过程中，批评者可根据美学原理及自己的审美意识与审美体验，对原文与译文的审美要素进行比较研究，认识作者与译者的审美情趣，评价译者再现原文美的手法与功力，探索文学翻译中审美再现的规律。”[6]翻译批评的开展需要批评者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审美能力，读懂原作和译作传递的语言信息和美感信息，反过来，翻译批评的开展是对批评者语言功底和审美能力的审视和提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开展翻译批评，能够提高学生对作品和译作的审美能力。

4 结语

翻译批评是翻译学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联结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重要纽带，在翻译教学中融入翻译批评，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以学生赏析《荷塘月色》的不同译本为例，说明了翻译批评在翻译教学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对学生作业进行认真分析后得出总结：翻译批评是翻译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教学中翻译批评的开展，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而且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建构翻译理论体系，培养对原文和译作的对比和赏析能力。

摘要：翻译批评是联结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重要纽带, 对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建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笔者以学生赏析《荷塘月色》的不同译本为例, 说明了在教学中开展翻译批评, 对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建构翻译理论体系、培养对原文和译作的对比和赏析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翻译批评,研究生翻译教学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M].Hertfordshire: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1998.

[2]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3]穆雷.中国翻译教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4]柯平.“论翻译理论在翻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Z].翻译教学研讨会, 香港中文大学, 1997.

[5]温秀颖.翻译批评——从理论到实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篇3

【关键词】翻译批评；创新；回归

【作者单位】高天枢，长春光华学院外国语学院。

周领顺所著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一书自2014年5月由商务出版社出版以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讨论甚嚣尘上，正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一极。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该书作者以“译者行为”作为探讨的切入口，将译者的翻译行为放置于整个大社会视域中进行评价，逐渐搭建起一个沟通译者行为、译文质量的框架结构，让译者行为能够得到更大程度的管控。显然，该书作者借助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实际上进行的是对于外来翻译意识的再创造。作者通过理论努力与实践探索，既弥补了传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不足，也对长期以来制约翻译发展的译者行为进行了有益的改造与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作者关于翻译艺术基本观点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译者行为层面。在他看来，翻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决定了他怎样将译者行为批评融入翻译艺术与评论中。可以说，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既完善了翻译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回归了传统的文化视角。基于此，我们探讨翻译行为批评基本观点的时候，自然也为有效破解我国翻译创新发展的困局起到了借鉴作用。

一

长期以来，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行为可以看作一种明心见性的思维修炼方法，要求的是静心敛意、守定一念的状态。这种状态既能消泯现实中的俗念，也能够让心性达到解脱，从而让翻译者的翻譯行为变得更为内在化。当然，在具体的世俗修炼中，直观关照、感性顿悟和审美超越，都离不开对于自身行为的把握与提炼。而作者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中国特色翻译形式的一种变体。《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作为外来的翻译意识归化，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补充，更多的是对外来的翻译进行有益的改造与吸收。恰如翻译学家史蒂文森先生所言，译者行为的改造主要有相互交融观照和文化妥协两个阶段。我们可以说，基于译者视角的翻译作品作为文化的典型载体，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其他翻译理论融合过程中，逐渐求得自身的发展与升华。译者行为批评渗透到翻译作品艺术的内涵中，翻译作品艺术也为译者行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内容。一方面，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理想境界中，此种对于翻译作品语言形式的追索是根本之法。除翻译作品语言形式之外，其题中之意还蕴含着作者与译者的理念。翻译的基本理念就是将自身的行为方式渗透于文本阅读与翻译的各个领域。在翻译框架营构上，翻译批评理论既强调营构骨架，也推崇内控所有。这种境界实属普通艺术家可以达到的境界。另一方面，译者的渐顿也是译者行为批评理论基本观点的另一重要概念。众所周知，所谓渐顿，就是渐悟与顿悟，这是禅宗中的核心概念。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理念的影响下，翻译者在作品中参禅悟道。

二

在笔者看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讨论要点可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是译者的师古与创新。翻译必然师法前贤。然而，周领顺在自己的基本观点中似乎更为重视创新的作用。换言之，作者主张取法前人，却也不落窠臼，自成一体。显然，“集古字”就是通过收集、模仿前人的翻译来达到形神兼备的意蕴。这种境界的习得，最终被周领顺定义为“古雅”“古意”。作者举例说，我们可以想见唐宋时代书法界有名的“风神论”的创始者——姜夔。姜夔认为，书法尤其是古字含义宽泛，各种字体与书家品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尤其重视写字的功底与传承，极为强调向古人学习，师法古代翻译家，从中写出古味来。这种理念与作者此处的集古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当然，周领顺并不泥古。他极为重视创新的重要性，主张“自成一家”。从这种理念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他看来翻译要古雅而有古意，却更要融古以立新。

二是译者要有率意与真趣。自然天成是各类艺术品类追求的至高境界，而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翻译为门类艺术中较为高妙的归属类型。在他看来，翻译是一种基于自身表现的对于客观事物的超越认识，同样是对于抽象表现的纯粹感性反映。翻译不仅仅通过独到的表现形式，将文化内涵传递出来，而且，借助于有形的文字转换实现了对抽象审美的直接把握。借助翻译，不同领域、时代的人能够实现意识的有效互动与交流。诚然，作者对于既往翻译家及其相关作品的认知难免有过于尖锐的评判，但是，倘若缺乏对此种复杂问题的执着探讨，也就失去了翻译在文化交际中应该呈现的真正趣味。实际上，对于此种翻译基本观点的认知，学界众说纷纭。翻译本来就是一种基于文化积淀的符码转换与表达的过程。由此来说，翻译审美评判标准也就无所谓标准的高低上下之分别了。具体来说，翻译审美评判标准是其各种评价标准的总和。

三是译者翻译要有气势。《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翻译理论与实践都强调了翻译要一气呵成，率性而为，不要纠结、矫揉造作。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周领顺翻译艺术与实践的特征。那就是，周领顺翻译速度快、节奏大、气势强，自有一体飘逸的气势和一气呵成、浑然自守的风格。从通篇来看，其翻译作品八面生姿，疏密齐整，整体意蕴感较强，同时又兼顾到了细节的把握，读来潇洒流畅。在周领顺看来，翻译者要实现此种境界就要心中无物，心中要装着作品，又不能过于用心，要寻求简单便捷的方式；要一气呵成，不要总是在讲究技巧、酝酿情绪，而要将技巧融于简单的动作中，了无痕迹。显然，作者虽然在无意间强调了翻译形式的问题，实际上更多的是探讨了翻译的内在意蕴问题，进而在无形间创造出翻译的全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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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译作要有“筋”“骨”“肉”。如果说上面关于翻译艺术的创作主要从方法的角度阐述其美学主张，那么，作者同样重视从形式角度来看待美感。在《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作者反思了当前翻译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第一，媚俗鄙俗的现象，主要就是翻译作品一味地迎合世俗的审美与追求，不考虑情志的高妙与气度的融合，遁论整体布局的完整与稳固。第二，刻意做作现象盛行。所谓刻意做作，就是指刻意模仿他人的写作态度与形象，而丝毫不顾及自身应当把持的基本态度，这样创作出的作品难免穿凿附会，缺乏真正的诚意与美感。基于此，他认为，要实现翻译作品的基本要求，就要从如下的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要注重和谐。所谓和谐既包括单个词语的运用要恰当、准确、合理，也是指要保持整篇作品的疏密得当、错落有致。第二，要注重章法匀称。所谓章法，主要指的是翻译的章法，也就是翻译技巧和思路。具体来说，作者指出，翻译者要充分重视不同语境下不同词语的应用，提高翻译技巧的隐含性，真正让技巧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附庸，而真正重视整体的美感。第三，要注重文章的整体体势，这是古而有之的惯例。然而，过于强调体势，容易走入狭隘的认识中；而过于不重视体势，则易于落入风格缺失的弊端中。因此，翻译者只有充分把握和谐、匀称的路数，注重整体体势的运作，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翻译体势的提升。作者强调，筋、骨、肉应当如人之骨骼、肌肉和筋一样相互契合，融为一体，成为相互制约的有机生命体。在此基础上，周领顺认为，翻译艺术应当强调站立起来的人的概念，即翻译作品要能立得住，就要让作品骨骼丰满、肌肉圆实、筋骨相连，形成一个稳健的整体性结构。

基于上述评价标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中作者关于翻译的具体言说也就相应地铺展开来：第一，翻译要顺乎天性，合于规律。翻译是一种表达的艺术，其中掺杂了文化间的符码转换。翻译者要实现艺术表达的顺畅与艺术效果的保真，就要顺乎自然规律，追求流畅的路径。翻译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要不矫揉造作、不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要发乎情、止于礼、合乎规律。倘若翻译者毫不顾忌而恣意妄为，则有可能损伤翻译作品的本来面目，让作品失掉最易于表达的层面与意蕴。同时，作者提出，翻译艺术要师法前辈，总结经验，提炼旨法，进而，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厚积薄发，自成一体，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第二，信、达、雅是作者翻译论点的前提，也是其基本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就是指翻译作品要忠于语境，忠于内心；达，就是不能点到为止，而要让每个字都成为整体的重要组成成分；雅，就是说要古雅、典雅、庄重，而不是流于俗弊。当然，翻译者要做到古雅，既要胸中有道义，也要深得古法而有所变通。唯其如此，翻译者才有可能成就较深的翻译造诣。第三，作者翻译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八面俱备”。所谓“八面俱备”，就是指周领顺之前关于翻译艺术表述的字面意思解释。他认为，字应该具有四面、四角，因此，翻译在具体实践上要做到到字、到面、到角，既要顾及单个词语的基本表达，也要照顾上下文语境，让表达方式有所变化，进而呈现出疏密得当、动静皆宜的效果。基于此种翻译理念，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周领顺在提升了翻译内容正确性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翻译的逻辑、修辞，一些翻译技巧倒退居其次了。

三

诚如上述，译者如何在原作与译作之间寻得平衡，是必然要面对的问题，真正将译者行为批评融入翻译艺术与评论中，既完善了译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锤炼了翻译艺术。翻译之境界并非常人所能遇合的，翻译创新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探讨译者行为的基本精神与逻辑，实际上也在无形间破解了我国翻译创新的困境。我国的翻译创新发展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翻译创新参与理论研究，应当采取史实作为基本脉络的方法，对翻译创新的出现、发展和演变进行较为全面翔实的描述，对于其相应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较为准确的分析与归纳，进而指出相应的问题及成因。二是做好文化翻译创新分析。我们要开阔思路，聚焦民族文化特色、国家政策，进而站在组织属性、职能、制度、机构设置、服务内容与实施路径等角度提出文化翻译创新基础条件及相关内容。三是构建文化翻译创新模式。文化翻译创新的构建要从软件和硬件两个角度入手。在软件方面，我们要提供相应的服务管理、政策支撑和理论指导。在硬件方面，我们要强调基本设施、机构和人员配备等领域的服务。四是考察文化翻译创新运行机制。基于不同的社会需求，我们要提供较为独到的供给机制、动力机制和效率、激励机制，通过相关的整合来实现不同组织机构与治理理论的互补与关联，进而有效探索相應实现路径。

形成文化翻译创新，我们要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学者自身对作品的提炼。诚如上述，翻译创新的目的就是通过精心地挑选、提炼和提升，让作品能够承载更多的内涵与外延，让作品具有更多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第二，理论发展。对于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艺术组织而言，他们只有通过地域性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作用，才能够更为切实地感受社会治理理论的真实性和生动性。因此，文化翻译创新治理也必然要立足地区，才能适合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要。第三，实践需要。我们正处于现代社会学理论影响到艺术领域的关键节点与历史时期，翻译创新对于回应西方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冲击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基于此，文化翻译创新不仅是单一的作品，更是代表着区域性文化与环境的需要。文化翻译创新打破了现代性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垄断，便于对文化翻译创新，通过文化翻译创新治理的创新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作者的文化内涵与追求。与此同时，文化翻译创新同样对于我们反思当下中国的文化翻译创新构建具有较为典型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正是这些独特文化翻译创新治理驾驭方式，造就了与众不同的地域性特色和持久的文化意义。第四，要统筹协调，争取上级部门的重视。艺术主管部门应协同各社会领导，结合各地文化翻译创新建设现状，制定短期社会文化翻译创新建设发展规划；要经常组织文化翻译创新参与的比赛，争取各级领导重视；定期举办文化翻译创新建设运动会，开展常规性比赛，要结合文化翻译创新建设现状，加大文化翻译创新建设投入力度，提供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要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鼓励各界人士参与当中，消除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对文化翻译创新的顾虑，提高各种参与者群体的积极性。总之，我们只有更好借鉴其基本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让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文化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才能让世界文化的融通在中国实现最终的交汇，促成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大交流、大发

展。

领导批评下属的语言技巧 篇4

语言表达技巧在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工作中，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由于领导者所使用的语言不同，表达的感情色彩不同，其批评的效果往往是不一样的。领导者要增强批评的有效性，就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讲究语言表达技巧，增强语言的说服力、感染力。具体讲，在批评下属时要做到以下四点：一、要准确恰当，言之有理 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不能压服，只能说服；不能搞专制，只能讲道理。领导批评部属，引导他们解决思想问题，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缺点错误，尤其要注重言之有理，以理服人，虽不求字字珠玑，句句锦绣，但要力求语言中肯，措词恰当，深入浅出，说理透彻，使其口服心服。 1953年3月，毛主席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有些人因为革命胜利了，就争名争利，评级时闹得痛哭流涕，他语重心长地说：“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要往里头流。”这里，毛主席以理服人，对那些滋长了个人名利思想的干部进行了严肃的、善意的批评教育，使那些同志深刻认识到争个人名利是十分错误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二、要刚柔相济，言之有威 批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既不能轻描淡写，也不能草率从事，要认真对待，触及灵魂深处。一团和气或隔靴搔痒的批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特别是对那些犯有严重错误，影响极坏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尤其不能采取轻软温和的言语进行批评，要采取严厉的语言和严肃的态度，一针见血地进行批评。但是，批评不是为了整人，而是为了治病救人。这就要求领导在批评时，既要讲原则，又要讲团结，既要严，又要慈，刚柔相济，言之有威。 在一次整治经济发展环境的会议上，针对少数部门的少数干部向群众索拿卡要的现象，一位县委书记严肃地说：“同志们啊，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哇，他们挣点钱不容易呀!那都是他们拼死拼活挣来的血汗钱，用从群众干瘪的口袋里搜刮的一分一角，去鼓胀自己的腰包，于心何忍?良心何在?我们还是立党为公吗?还是执政为民吗?这样任其下去，我们的经济还能发展吗?我们的事业还有希望吗?……今后谁勒索老百姓的钱财，我们就砸掉谁的饭碗!”这一番语重心长、刚柔相济的严厉批评振聋发聩，使所有的与会人员都深受教育。三、要以诚相待，言之有情 批评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感情制约，只有情深才能意切，出言才能为人接受，批评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过去说“有理走遍天下”，但是批评仅仅有理，未必能“走遍天下”，有时需要先通情，然后才能达理，正如白居易所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就要求领导者在批评时，要用一分教育之水加上九分情感之蜜，酿成批评艺术的甘露，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某企业一个屡教不改的职工陈某，曾三次因赌博被抓被罚仍执迷不悟。第四次正与别人赌博时又被抓到了。在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单位后，保卫科长老黄与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告诉他一件令人心酸的事情。老黄说：“你这次被抓，派出所了解到你曾赢了别人一台黑白电视机，决定没收。当我们到你家时，你的妻子和儿子正在看电视，你那五岁的儿子泪眼汪汪地央求我们，说：‘警察叔叔，别把电视拿走……’我心里很不忍，只好摸着孩子的头说：‘叔叔给你搬去修理一下，就更好看了。’临出门时，你孩子又追了出来，说：‘警察叔叔，星期六能修好吗?我想看动画片。’我当时听了，心里难过极了。正好我家刚买了一台彩电，我就把那台闲置的黑白电视机搬去给孩子看了。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也是身为人父，应该有爱子之心，不能让赌博恶习麻木了自己的良知，要多为自己的孩子想想，千万不能再做让孩子都心碎的事情呀!”陈某听完这些话，伏下身子失声痛哭起来，后来，他痛下决心，改造自己，成了企业的模范职工、革新能手。四、要幽默诙谐，言之有趣 批评固然离不开高声调的语言和严肃的态度，不过在有些时候、有些场合，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批评，确切地说，是收不到批评的最佳效果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一些幽默诙谐的语言，下属反而能接受善意的批评，从幽默中产生趣味，从趣味中陷入沉思，从沉思中品味哲理，受到深刻的教育。 某机关青年小伙子比较多，但他们的工作热情、干劲、积极性却不高，纪律松散，工作疲沓，精神不振，不思进取。原领导没少批评教育，却没有多大作用。刘书记上任后，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到目前现状时仿拟了孟浩然的一首诗：“春眠不觉晓，上班想睡觉。夜来麻将声，进出知多少！”讲到这种工作局面再持续下去，将要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时，他又说：“白日依窗尽，工作泡汤流，饭碗端不住，老婆也发愁。”全场干部职工为之屏息静听，听完后发出一阵阵不自然的笑声，笑完后，又陷入沉思：这样下去确实不行。这种批评，讲在明处，刺在心里；这类批评言辞诙谐，语言幽默，能引起受批评者的苦涩的笑声，并使他们从笑声中幡然醒悟，诚心改正。 当然，身教重于言教。领导者首先要行得正、站得直，“公生明，廉生威”，正人必先正己。在领导“正己”的基础上，敢于批评，善于批评，讲究批评的语言技巧，才能把下属团结教育好，开创事业的新局面。

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 篇5

自建语料库与翻译批评

语料库的发展对语言研究以及与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从翻译语料库对翻译研究的重要意义入手,重点介绍了基于自建语料库的翻译批评研究,包括对平均句长、词语分布、词关键词等方面的调查,认为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批评方法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比较主题词和频统计、特色词汇、客观地把握文本,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翻译批评的描述性转向.本文同时也指出了语料库在翻译研究中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

作 者：肖维青 XIAO Wei-qing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上海,83刊 名：外语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年，卷(期)：“”(4)分类号：H059关键词：平行语料库 翻译批评 文本 文体

语言形式的翻译与功能语言学论文 篇6

摘要语言功能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语言形式是体现语言功能的基本要素之一。翻译中的语言形式及其意义对原文整体的准确传达常常是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其过程的结果的译文，要想再现原文的意义，必须兼顾原文的语言形式从功能语言学的的角度看，在翻译这个过程认知中，无论其他因素多么重要，语言形式常常应首先加以考虑。一名称职的译者在分析理解原文内容的同时，还应对原文语言形式特点作客观的分析。

关键词语言功能语言形式认知翻译

一、导入

语言的表达离不开语言形式。语言形式是语言功能的文本表达形式。作为一种认知过程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其表现为一种语言形式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形式。而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其著作《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中则提出;对两种语言的转换要讲究功能对等[1]。那么，功能对等是如何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即翻译过程中是如何对语言形式加以运用的呢?本文拟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并运用认知科学的一些观点此进行阐述。

二、语言形式与语言功能

(一)语言形式及其意义。语言有各种各样的表达形式。而在某一具体语言内，语言形式则是一个层级概念，它既可指语言符号的图像或一般的表现特征，也可指词语、句式的语序，还可以用来指翻译中原文(或译文)的表现法，如各式修辞格、形象性词语之运用以及单句、复句、长句、短句之铺展安排[2]。

从符号语言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任意性与非任意性的辩证统一。它在绝对意义上是任意性的。也就是说，语言的产生，具有很大的任意性;但语言产生以后，在组合结构上有一定的功能动因，因此，语言符号又是非任意性的[3]。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特点可以产生不同的形式意义。具体说来，它指音韵节奏、词形、词法、句型、句法以及包括修辞格在内的各种修辞手段等形式特点对表达效果所产生的影响。

(二)语言功能。所谓功能，有时也称着“意义”，是指语言在现实社会里的实际作用，韩礼德在系统功能语法中提出语言具有三个方面的抽象功能，或“元功能”.它们分别是：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概验功能(ideationalfunction)表达说话者通过语言来描述和认知他们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体验。描述其中的状态、事件和各种存在。此时，语言反映人与世界的关系。从概念的角度看，任何语言都包含了用于指称周围实体世界的一套及物性系统，。

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function)：我们用语言来和别人交流和相互影响。这就是语言的人际功能，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说话者如何用语言来建立和维护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语篇功能(textualfunction)：语言在实现以上两大功能的同时，具有使自身前后连贯，并与语境发生联系的自我服务的功能，也就是语篇功能。

(三)同一语内语言的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内容和形式是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它们互相制约、互相依存。“意义和形式是同一个钱币的两个面，意义本身不但包括语境意义，也包括形式意义”[4]。这里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指语言的功能/意义。可见，形式的选择不是随意的、无目的的，语言形式不是任意的，而是受意义的支配并反映意义，是由它所实现的功能决定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特点产生不同的意义。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由意义潜势组成的系统。语言的使用即是语言使用者在意义潜势中的选择。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在语言使用中都有其各自的表现形式。因而同一语内的语言形式与其功能联系紧密，语言的功能为其形式提供了依据。一般说来，一定的意义具有一定的表达形式，尽管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我们会发现语言表达意义的形式往往突破常规但它仍是纯理功能框架下语言形式和意义(功能)动态对应的反映，只是韩氏称之为“语法隐喻”而已。功能主义对语言形式的功能解释的主要模式有结构与概念的象似性、原型理论、隐喻理论、语篇的信息流对结构的影响、语篇中某一语言现象使用频率对结构的`影响、经济原则等。象似性是指语言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概念结构。其主要原则有：(1)距离象似(Iconicityofdistance)是指认知或概念上越接近的实体，其语言形式的线性距离也就越接近。(2)顺序象似(iconicityoforder)是指句法成分的排列顺序映照其所指对象间的逻辑关系。(3)复杂性象似(iconicityofcomplexity)，指语言结构的复杂度反映概念结构的复杂度。如有标记成分的复杂度大于无标记成分;单一概念复杂化必须通过语言结构的并列、从属、修饰来实现。(4)范畴象似(iconicityofcatergorization)则强调属于同一语法范畴的语言成分在概念或认知上趋向于相似。对语言形式的功能解释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语言形式与功能的对应性[5]。功能主义对语言形式的这种功能解释再一次说明：语言功能的表达与传递必须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

三、认知学中的翻译

(一)何谓翻译。对于什么是翻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奈达的理解是：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文信息。并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也包括语言形式，不但要求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还要求尽可能地形式对等。贝尔认为，翻译是指：

(1)翻译过程，是指翻译活动;

(2)翻译过程产生的产品，也就是译文;

(3)一个既指过程又指过程的产品的抽象概念[6]。上述两人对翻译的论述都反映出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即：翻译不仅要注重过程，而且要注重语言形式(或产品)。

(二)翻译中的认知模式。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进行翻译的过程，侧重的是从人类处理信息的方法方面来解释译者进行双语转换时的认知心理过程(始发语)输入――大脑活动――(目的语)输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接触源语材料，这就是输入。译者接触到输入的材料之后，首先引起大脑的注意(记忆)。然后经历分析过程，分析过程对输入进行匹配、类推、重组、转换等，以理解其意义并形成对第二语言系统的了解和掌握。译者通过对语言材料的处理，产生一种中介语(interlanguage)，并在最后形成第二语言的表达，这就是输出。也就是说，翻译是通过记忆把源语文本分析成普遍的语义表征，然后将该语义表征综合，构成目的语文本。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过程中所涉及到的记忆，分析，语义表征以及综合，无不是人类认知过程的体现。而且，上述过程并非按一定顺序进行，这也许正是当今认知语言学家和其他相关科学工作者亟待揭开之谜。因此，我们可以说：翻译过程是一个认知过程。

(三)翻译中语言形式。翻译的这种“输入―――大脑―――(目的语)输出”过程，其着眼点和归宿都是文本。尽管翻译涉及到多种因素，有些甚至对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输入的对象是文本;在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下进行记忆、分析、语义表征和综合的也是源语文本;而输出(或翻译)的结果(或产品)仍然以文本形式出现。文本是翻译之源，也是翻译之本。这里的文本就是语言形式。因而，语言形式翻译来说至关重要。

四、结论

综上所述，翻译中的语言形式及其意义对原文整体的准确传达常常是非常重要，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一名称职的译者在分析理解原文内容的同时，还应对原文语言形式特点作客观的分析。作为其过程的结果的译文，要想再现原文的意义，必须兼顾原文的语言形式。有些译作虽然达意，可一读上去就让人感到缺失，之所以如此，往往是因为语言之间无法弥补的形式差异，致使许多形式意义在翻译过程中无法保存。因此，语言形式同样与译文质量有关，是译者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翻译时若“不考虑形式，只求达意的译文往往失去原作的风格，味同嚼蜡”[7]。

参考文献

1。EugeneA。Nid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ng。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1991

2，7。刘祥清。论形式意义及其翻译[J]。湖南社会科学，;(4)：123，115

3，5。武姜生。从两种不同的语言共性论看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J]。福建外语，;(3)：12

4。李美霞。三大功能语法观对比研究[J]。外语学刊，2007;(2)：92

6。Rodger。Bell。TranslationandTranslating：TheoryandPractice。London：LongmanGroupUKLtd，1991

8。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批评 篇7

翻译批评的标准以传统的语文学为导向, 到以等值、对等为标志的一维结构主义, 再到以否定、改写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多元体系, 其标准表现出了很强的不确定性,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是由于很多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均基于某种翻译理论。随着翻译理论的“失势”, 与之相对应的翻译批评标准也变得不再“流行”, 那么我们不尽要想, 是否是我们评判的基准找错了, 因为翻译理论讨论更多的是如何翻译?怎样翻译出“好的”译本?因此, 有必要重新思考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

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

翻译批评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次: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无论是哪种层次上的批评, 都需要一个标准, 一个尺度。建立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体系对于整个人文学科发展及批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翻译实践批评, 即以译本为评价客体的翻译批评活动。

吕俊教授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首次区分了翻译批评和翻译批评学。他认为翻译批评与翻译批评学最大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以译文文本为研究对象, 后者则以翻译批评为对象, 即翻译批评学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 带有一种“元批评 (metacriticism) 性质”。翻译批评主要是对译作的评价, 而翻译批评学是对该评价活动的批评, 本质上是对译作更高一级的评价。当然, 好的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 会兼顾翻译的质量和价值, 但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如《红楼梦》的翻译, 杨宪益夫妇以传达中国传统文化所采用的“异化”策略的译本与霍克斯 (David Hawkes) 方便西方读者接受阅读采用的“归化”策略的译本, 对原作同一词 (如“怡红院”, 杨译Happy Red Court, 霍译Green Delights) 的翻译差别很大。针对于这种情况, 仅以某一翻译理论为翻译批评的标准就无能为力。吕俊教授虽然没有在《翻译批评学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评价理论是翻译批评的标准, 但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写道:“翻译批评的标准不应从翻译理论中去推导, 不是依据某种翻译理论为理论基础, 而是应以价值学中的评价理论为依据。”那么, 我们可以断定, 翻译批评的标准问题可以在价值评价理论中挖掘。

以价值评价理论为基础的翻译批评的标准

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满足某种需要的一种关系, 那么价值就是多样性的, 不同的主体需求就会产生不同的客体价值, 这与翻译批评所宣扬的忌讳“唯一论”不谋而合。评价即评价主体揭示评价客体的价值的过程, “根据评价者所把握的价值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衡量价值客体的意义”。那么, 在评价体系中, 评价主体的需要就成为重要的因素, 但这并不影响评价体系的客观性。根据阮青在《价值哲学》中的分析, “主体的需要和利益、客体的属性和规律这两个方面都是客观的, 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因此, 评价理论具有客观性。

在《对翻译批评标准的价值学思考》一文中, 吕俊教授将翻译活动的整个过程分为三次评价活动:第一次是原初评价, 即作者创造文本时所作的价值评价;第二次是读者/译者对原作品的价值评价;第三次价值评价即传统意义的翻译批评。笔者在此基础上, 将翻译活动所进行的价值嵌入及传递变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者在创作文本时, 将自己对外部世界或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看法以文字的形式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所持有的价值便内嵌在文本中, “价值是以势能的形式包含在文学结构之中” (韦勒克1989:156) 创造出一个有价值的文本世界, 这是价值植入的阶段;第二阶段, 读者/译者在解读原文本时, 判断或是发现了原作者赋予原作的价值。译者所要做的是在目的语中找寻最合适的语码, 恰当的翻译策略, 最佳的语境效果, 最符合文本所要传达的价值的关联意义, 给出译本。译本与原文本在价值上是统一的, 在意义上应该具有一致的最佳关联性。当然, 有些作品的价值不是单一存在的, 而且越是不朽的为世人所传阅的作品, 其价值就越丰富, 如中国的经典著作《论语》。那么根据不同的主体需求, 文本便呈现出不同的价值, 具体原文本在何种情况何种背景呈现何种价值, 需要对主体的需求有明确的认识, 这将涉及到人类学的问题, 笔者在此无意展开详述;第三阶段, 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批评阶段, 翻译批评的主体 (读者、译者或专家) 对批评的客体译本的价值评价过程。虽然上文谈到文本价值的多样性, 但不表示凡事具有价值的译本都是好的译本, 翻译批评既然作为一种评价活动, 又具有监督指导功能, 那么评价的标准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吕俊教授在上述同一文中, 将评价标准分为“最高评价标准”和“底限评价标准”。前者以“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为准绳, 后者以尊重他者, “不伤害彼此感情”为底线。但翻译批评具有较高的实践性, 仅仅提出概括性和提纲式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笔者在此基础上, 将价值在译作中的具体功能按重要性分为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构成了翻译批评的标准体系。以文本最外显的价值或与原作者创作文本时最可能赋予文本的价值作为第一位价值。该价值是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必须要向目的语接受者传达的, 一切交流或交际活动均以尊重他者为前提, 以交流为宗旨的翻译活动亦不例外, 因此将该层次的价值定位为第一位的价值;以较为符合、顺应或满足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的价值为第二位价值。“价值表现的是客体的属性与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用关系” (阮青, 82) , 而主体的需要 (即译者) 又以社会国家的需要为中心, 因此将该层次价值置于第二位的价值;以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价值为第三位价值, 这一层次价值的特点是多样性和多角度。每个层次的价值都可能呈现多个译本, 在评析具有相同层级价值的译本时, 应该考虑审美层面的优劣对比。简而言之, 在进行翻译批评时, 首先应分析原作所呈现的最可能的潜在价值, 并依据上述评价体系确定文本所蕴含价值的类型, 之后针对不同的译本所呈现的价值, 与原文本的价值进行对比批评。下面以《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译者分别是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闵福德 (David Hawkes&John Minford) , 以下简称杨译和霍译。

(1) 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第二十四回)

杨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霍译: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两译本的差异主要在于“米”和“粥”的意象选择上。由于中西方的饮食差异, 中国的典型食材———“米”, 被霍克斯置换为西方做面包的必需品“面粉”。对于《红楼梦》这部极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宏大文学作品, 杨译尊重了原作者和原作品, 保留并传达了原作独特的显性的文化价值, 即遵从了第一位的价值, 霍译虽然顺应了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习俗, 将原文的中国思维意识转换成西方的意向, 但却违背了评价体系的第一位价值。

这样的对比在杨宪益和霍克斯的译本中随处可见, 学界对两人的翻译褒贬不一, 但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宗旨是, 交流以尊重他者为前提, 只有实现交流双方的地位平等,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霍译在目的语读者的眼中可能确实比杨宪益夫妇的译本有更高的可读性, 但却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读完了中国的《红楼梦》, 西方读者依然对“宗祠”、“门神”和“压岁钱”等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浑然不知。那么, 这就表现出本文提出的价值评价体系的三层评价标准的重要性和指导性。

参考文献

[1]阮青.价值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4.

[2]杨晓荣.翻译批评标准的传统思路和现代视野[J].中国翻译, 2001 (06) .

[3]杨晓荣.翻译批评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4]翁凤翔.翻译批评标准意义的新视角[J].上海翻译, 2005.

汉诗中模糊语言的翻译论文 篇8

关键词：汉诗;模糊;翻译

模糊，是语言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一种基本现象。从语言产生的角度来看，语言必定是模糊的。语言是伴随着人类文明产生的，是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工具。而世界上的许多客观存在对人类而言，并不清晰，而是模糊的。另一方面，出于语言表达的需要，人们故意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语以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以模糊达到某种语用目的，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诗歌是我国文学的瑰宝，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珍贵遗产，诗歌中大量朦胧的描写和意境的烘托正是诗人巧妙地运用了模糊语。通过对这些模糊语的分析，对翻译我国古代诗歌有一定的帮助和启示。

一、汉诗的模糊性

诗歌长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所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刘熙载《艺概诗概》)。诗人习惯按个人感情选辞藻完成意象，主观色彩极浓，所用语言简隽空灵，具有一种朦胧的美。诗歌是抒情的产物，而情感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缺乏明晰性，无法作量化的分析，更无法以可推论的形式描述，所以语言大师在诗歌面前常常感到困惑而笔拙词穷，唯有借用模糊词语表达感情。此外诗歌的语言及表达特点决定了诗歌的模糊性，诗的语言是高度浓缩的语言，历代诗人都追求语言的凝练，以求“一语胜人千百”、“语不惊人死不休”，而高度凝练的语言，由于信息量大，外延包含广，最具模糊性。因此诗歌可以唤起读者的无限来遐想。但同时也给诗歌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二、汉诗英译的原则

翻译一直以来是以“信”为要旨。在翻译中,将原文的准确语言译为模糊语言或将原文的模糊语言译为准确语言,似乎有不忠实之虞。但实际翻译的情形往往复杂多变,如果不能灵活的运用语言作为翻译工具,而一味地追求字面上的“忠实”或“相似”,而很可能会陷入“死译”的泥淖中。事实上,模糊语言与准确语言的互相替换在翻译中应用得相当广泛,尤其是在诗词的翻译中。

1.译者可以将原文的模糊语言译成准确语言

如《昆仑》中“夏日消融,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的“人或为鱼鳖”译为“Menarefish’sfood,too”(赵甄陶译)。原文不是说人变成了鱼鳖,而是葬身鱼腹之意,引文将其转化为准确的语言,但原意并未丧失。若是直接译成“Turningmenintofishandturtle”则显然有违原义。

2.可以将原文的准确语言译成模糊语言

如唐代诗人张说的诗“客心争日月,来往预期程。秋风不相待,先至洛阳城。”Fletcher译为“Myeagerness chasesthe sun and the moon.I number the days till I reach home.Thewinds of autumn they wait not for me but hurry on thither whereI would be.”译者用模糊语言“thither where I would be”代替准确语言“洛阳城”,而在第二行点出“home”,使译作更易理解了。

3.有时也可用译入语的模糊语言翻译原语中的模糊语言

如杜甫《佳人》里的“新人美如玉”被译为“Sweet as alily or a rose”。原文用“玉”来比喻美人,而译文则用“lily”和“rose”,更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和英美人的思维方式。从以上的例子可以说明,翻译中巧妙地运用模糊语言与准确语言的替换,能够增强译文的表达力,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文的精髓。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翻译中模糊语言与准确语言之间的替换并不是随意而行的。

三、结语

古代诗歌是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瑰宝中的精粹,既有以高度浓缩语言抒情达意,简洁含蓄的特性,又有各个时期诗歌特有的诗行结构的要求。在这两个要求的作用下,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的模糊度是最高的，模糊信息的翻译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也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所在。在处理诗歌中的模糊信息时译者在追求精确表达的同时,更要注重模糊的审美效果的传递。语言的模糊性绝不是糊里糊涂、模棱两可、不可把握的同义语,而是精确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言以蔽之,译者只有正确理解语言的模糊性,才能在翻译中更好地传达语言的精确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