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精选8篇)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合理区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6.5%-7%
2016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两会期间备受关注的焦点,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 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5%-7%。这是我国经济增长目标20年来首次设区间。李克强总理强调, 之所以设置一个弹性更大的目标区间, 是考虑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 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稳增长主要是为了保就业、惠民生, 有6.5%-7%的增速就能够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考虑了诸多因素的区间目标, 更有张力, 更有弹性, 也更具操作性, 为宏观经济腾出了更灵活的调控空间, 体现了创新政府调控的新思路。
新经济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迭代更替的关键时期, 必须加快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培育壮大新动能, 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 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 建设共享平台, 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 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 推动生产、管理和营销模式变革, 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使之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是“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经济既是指互联网、新能源等具体产业, 更是指一种形态, 即“新动能、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中, 制造业和服务业常常是混在一块的, 设计制造营销一条龙;众创空间则进一步打破了专业界限及工业和服务业等传统划分界限, 促进了分享经济和共享经济, 其中也孕育着“新经济”样态。
供给侧改革既做“加法”又做“减法”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既做减法, 又做加法,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 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是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 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加速折旧政策,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快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试点政策推广到全国, 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区;发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 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平台;支持分享经济发展,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二是, 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 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 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 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三是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消费品品质, 促进制造业升级, 深入推进“中国制造+互联网”, 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建设一批光网城市, 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三大战略建立横向纵向经济轴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 以“三大战略”为引领, 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 培育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城市群和增长极。“三大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 这三大战略奠定了我国未来若干年的区域结构发展大格局。其中,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在多个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最明显的是交通一体化;“一带一路”逐步推进, 企业有了更宽的国际视野, 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新空间;长江经济带则引领“绿色发展”, 努力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导向。
减税降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适度扩大财政赤字, 主要用于减税降费, 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 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 赤字率提高到3%。安排地方专项债券4000亿元, 继续发行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同时将实施三项举措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多亿元:一是全面实施“营改增”, 从5月1日起, 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 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二是取消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 停征和归并一批政府性基金, 扩大水利建设基金等免征范围;三是将18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免征范围, 从小微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和个人。
稳增长深挖需求潜力
2015年,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6.4%, 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角”。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深挖国内需求潜力, 开拓发展更大空间。适度扩大需求总量, 积极调整改革需求结构, 促进供给需求有效对接、投资消费有机结合、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形成对经济发展稳定而持久的内需支撑。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 补齐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短板。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5000亿元;探索基础设施等资产证券化, 扩大债券融资规模;完善PPP模式, 用好1800亿元引导基金。
“互联网+”树立九大风向标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强调了“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绿色生态八大行动方向, 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则由“互联网+”益民服务大框架中剥离上升为相对独立的行动方向, 构成我国“互联网+”发展的九大风向标。
工匠精神助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工匠精神”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社会各界均对“工匠精神”表示了认可与支持, 认为弘扬“工匠精神”将有助于带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而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将带动产品及企业更加具备创新性更加追求极致化体验, 更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 并倡导整个社会尊重工匠尊重品牌, 形成良好的价值风尚。
国企改革实施股权多元化
2016年是国企改革大年,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推动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创新发展一批, 重组整合一批, 清理退出一批。推进股权多元化改革, 开展落实企业董事会职权、市场化选聘经营者、职业经理人制度、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等试点;深化企业用人制度改革, 探索建立与市场化选任方式相适应的高层次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者薪酬制度;加快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以管资本为主推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
金融改革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 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深化国有商业银行和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发展民营银行, 启动投贷联动试点;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适时启动“深港通”;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
绿色发展重拳治理雾霾和水污染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 推动绿色发展取得新突破。一是重拳治理大气雾霾和水污染。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增加天然气供应, 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发展扶持政策, 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在重点区域实行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全面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与改造, 加大工业污染源治理力度, 强化环境保护。二是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三是加强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人地钱”挂钩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今年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放宽城镇落户条件, 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二是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今年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 提高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完善支持居民住房合理消费的税收、信贷政策, 适应住房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 因城施策化解房地产库存。三是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
我首先从这点说起。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四年前做过一项研究,我们看了一下二战以后工业化的历史,大概几十个国家都搞了工业化,只有13个经济体算是比较成功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增长速度有回落,回落的幅度30%-40%,有时候达到50%。
回头看中国经济跟他们是相当类似的,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高增长,大概到2013年以后会达到这样的回落点。
当时我们提出这个观点时多数人是比较怀疑的,因为大家感觉到中国经济增长挺好的,速度怎么能够下来呢?
最近几年中国增长速度放缓,实际上是个增长阶段的转换,就是由10%左右高速增长转入一个所谓中高速增长。这样一个共识在逐步增加,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确实逐步回落。
“新常态”符合经济规律
那么如何看这样的回落?
第一,这些回落是很正常的,也是符合规律的。我们能在11000美元的点上,是充分利用了工业化增长的潜力,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成功者的标志。从国际经验来看,今后几年保持6%-7%的增长,在全世界也是排在前边的。
第二,我们增长的基数目前还在继续扩大,2000年的时候增长一个百分点,大概是增加1000亿人民币,因为当时GDP总量是10万亿人民币;最近国家统计局要公布2014年经济总量,大概会达到63万亿人民币左右,这样的水平上,如果增长一个百分点那就是6000亿以上。
所以,不能光看经济增长的比例,我们的底盘已经很大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算下来一点,增长量还是很大的,我们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是没有问题的。国际上来讲也有两个指标,我们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中国GDP总量有很大可能性会超过美国,那将是在2020年或者稍后两年,我们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增长回落背后的变化
中国增长速度变化背后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是更具有实质意义的。以前我们是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依靠出口、外需、要素的投入,但在此前两三年和今后两三年时间里,正在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投资,其中2013年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了第二产业。
出口增速我们过去一直说在20%以上,2013年降至3.4%。我们的出口竞争力随着要素成本、科技水平上升而有所减弱,未来每年出口增长将停留在5%-10%的水平上。另外,自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力资本已经开始下降,依靠人、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维持增长不行了。
结构发生转变同时,我们的经济运行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来看,我们的就业压力并不大。2005年,大概一个GDP百分点的增长吸收80万人就业,2014年吸收就业人口则达到170万,但我们的就业状况还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比较难,另一方面15岁-59岁的人力资源总量已开始下降。
企业盈利水平也在下降。我们最担心效益会不会下得更快,从最近几年来看效益水平确实有所下降但还是稳住了。去年1-10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长速度达到10%,10月份则出现了负增长。
财政收入总体上来看财政金融风险是在加大,有些地方日子不好过。诸位来自各地,不知欠了多少银行的账?还有民间借贷。四大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已经上到1.2%了,最近几个月上得更快。
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面临很大挑战。我就搞不清楚,咱们福建这么多企业家,到了北京以后,你们什么感觉?在北京天天吸着雾霾,过去讲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感觉到很抽象,现在是每天都面临这个选择。要么是刮风,这两天刮风了,前天是PM2.5达到将近500,门都不敢出了。APEC蓝那时候出现,是因为北京郊区、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内蒙一些高污染企业停工了。如今APEC那个地方还在,但是蓝已经不在了。所以北京要么是周边停产,一半以上机动车不上路,天气才能好一点。
闽商在北京创业很不容易,你们愿意到北京来,肯定北京还有很多吸引你们的地方。对气候的治理,国务院、党中央下了很大决心,也投了很大的钱,对你们来讲也是一个商机。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节能减排方面,也有很多事可做。
三只“靴子”要陆续落地
中国现在经济发展处在一个转型期,这个时期比平常问题更多。很多国家在这个时期都出现了全面危机,问题大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中国经济总体上还稳住了,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进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经济形势心态还要平稳一些。下面我再说说大家关心的新常态问题。
目前12月份数据也出来了,还是有下行的压力。最近三年左右经济形势一直有这个特点,上半年增长速度慢慢就疲软了,年中政府会采取一些措施,到下半年经济又开始向好,官方常用一个词叫“稳中向好”。很多经济学者又很乐观了,说中国经济即将走出谷底,走上高增长的轨道,但实际上就那么几个月时间,又掉头向下。
我们的观点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经济有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现在并没有结束。这个过程只要不结束,经济下行压力始终是存在的。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何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还没有触底。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经济什么时候才能触底,底在什么地方?我们有一个分析的框架。中国经济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把复杂问题可以简单化。中国经济高增长主要是依赖于高投资,主要是由三块组成:基础设施过去几年大概占到总投资的20%到25%,房地产占到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到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可以解释中国投资增长的80%到85%。
其中,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所以我们是这样的分析逻辑,中国高增长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通俗说就是三只“靴子”要陆续落地: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已经落地;第二只靴子是出口,也已经落地;等房地产这只靴子落地以后,中国高投资就触底了,中国高速增长就可能要触底了。
房地产出现历史性拐点
很多闽商在北京做房地产,房地产这只靴子怎么落地呢?现在出现的拐点是周期性还是历史性拐点呢?
房地产界很有名的人物说这是周期性的,2015年9月份以后就会朝上走了。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是历史性拐点。我们有这样基本的判断:构成房地产投资90%以上的是住宅投资,2014年已达到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历史需求的峰值。城镇住房历史需求峰值达到以后,基本上整个投资和房地产增长就是逐步回落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是房地产回落和房价的关系。未来房价是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房地产价格从来没有全国统一的市场,是区域性的市场。国际会议中心这个地方的房价很高。有一次我到美国佐治亚州政府访问,有一位女士是博士在那里工作。我问她你平时住在什么地方?她说我住在佐治亚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我问佐治亚州怎么还有驻京办呢?她说不仅是佐治亚州,美国十几个州在北京都有驻京办。所以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房价下不去,北京土地一寸不会增加,但是全世界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钱人都会到北京来,因为我们是首都。
有些地方的房价,比如鄂尔多斯的房价上不去了,那时候煤很值钱了当时估计会上两三百万人口。现在煤需求没那么多了,所以房价将会和区域性的变动相关,特别是三四线城市有一些地方空城、鬼城的问题就比较突出,但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区域性市场的差别、分化是一个特点。
最后一个问题,房地产市场是很短时间触底,还是比较缓慢的、忽高忽低在波动中逐步触底呢?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很吃不准,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两种情况都有。咱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还有待观察。但是总体上房地产到底以后,中国中高速增长的底基本上两三年就会出现了。
中高速增长的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做了一些测算,有一个均衡点。总体投资我们过去几年都是20%多,去年投资增长也是20%多,将来会稳定在11%左右。房地产投资会稳定在5%,基础设施13%,制造业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出口是5%-10%,GDP增长点会稳定在6%-6.5%左右。任何数字其实都可以做点预测,但不要太认真,高那么0.1、0.2个百分点都是正常的。我讲的是个逻辑,是分析的框架思路。
经济通缩迹象已出现
最近两年,特别是2014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通缩的迹象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
我们经济现在转型期容易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志喜欢高增长不愿意让它下来。我见过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他们说增长速度你说的是规律,但无论如何不能在我手里下来,将来下来可以在别人手里下来。所以还得把速度往上撑,其实也撑不上去,撑上去了也会下来。
再就是速度短期内下降过快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最近就要防止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个概念就浮出来了,就是“刺激”。刺激的概念有点敏感,很多人一听就把“刺激”和“改革”对比起来了,说我们现在需要改革,不能再搞刺激了。其实“刺激”这个词,是宏观经济学很普通概念,它不好不坏就是个中性词。如果增长速度下滑过快还是要刺激的,但是改变不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过渡。当然还是要往远了看,两三年的时间。
这种状态我认为就叫新常态。“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增长速度已经在中高速增长的位置上了,和过去是不一样的,是新的。“常”是稳住了,不再继续下滑了,那时候你感觉不到明显的下滑压力,有时候还有跃跃欲上那种感觉。我们要尽快进入这种“新常态”。
当然这个新常态并不仅仅是速度,最重要的是结构的变化、增长动力的变化、发展目标的变化、体制转型等等。
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指标
我们的企业都来了,很关注创新、追求新的增长动力。我们正在讨论今后“十三五”的发展,“十三五”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将来要以发展质量作为导向。
有些人说你说这个话听着是老生常谈,大话空话。大话一定要做实,空话也要变成真的。因为速度已经涨不上去了,将来就是6%-6.5%,这个经济增长质量不提前的话,6%-6.5%也不一定能保持,所以提高增长质量也不是道理讲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
我本人搞点研究,我们下一步还是要以增长质量来导向。那么增长质量有什么样的指标呢?我提了六个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如果再加一句的话,就是物价可稳定。这些指标很重要,把这些指标定下来以后,再倒推和确定我们的增长速度。我们这几年在讲7%好还是8%好?当然8%好,如果是10%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用不了多少年赶上美国,我们很快就可以赶上美国了。我们将来是要用质量指标来倒推增长速度。
今天来的诸位企业家,政府官员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财政问题等等,但我说的是企业可盈利,这个问题是基础。企业可盈利,肯定要用人,才有钱往上交税收,风险才可以控制,给工人可以多发点工资,最后搞节能减排、搞环境治理,也有钱来进行投资。所以企业可盈利是最关键的,企业可盈利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企业过去是和高速度相适应的情况之下发展的,现在是要转型的。
我们曾经做过测算,中国企业10%的增长速度企业盈利状况最好,低于7%以后,如果盈利模式不变的话,40%甚至一半的企业要亏损。但是美国企业2%、3%的增长速度能赚钱,日本的企业0%增长速度也能赚钱。我们的企业要解决的问题是,将来如果是6%、5%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企业要能赚钱。
最近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这两年说产能过剩,尤其是钢铁行业,但2014年钢铁行业的盈利水平是最近几年最高的。可能有人会感到吃惊,为什么呢?因为铁矿石价格下降了,煤、焦炭等成本下降了,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是相当多的钢铁企业关门了。在什么情况下盈利呢?过去是高速行驶的高铁,现在要变成普通列车,速度稍微慢一点。过去是100家企业,现在变成50家甚至20家企业,这些企业是要盈利的,是这么一个过程。
六大领域存在商机
“十三五”期间,最关键一个问题是解决全面持续提高生产力,下一步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要提升生产力,有那么几个洼地,把这几个洼地变成高地以后,中国经济才有新的增长动力。从国家来讲,这是一个提升的重点,对咱们每个企业来讲,都是机遇:
第一、农业。中国农业现在是不错,粮食产量十连增,但是农业农产品价格在全世界已经排在前面了。有几个数字,国内价格和进口价格,9月份的数据,大米比国际市场高47.1%,小麦高28%,玉米高24.8%,猪肉高97.8%。今天晚上我估计你们是要吃猪肉的,大家要知道这个猪肉要比国际市场上贵一倍左右。大豆高30%,棉花是高51.5%。农产品价格很高的情况下,农业生产资料成本也已经很高,农民赚不了多少钱。所以农业发展方式一定要转变,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特别讲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怎么转变发展方式,怎么提高效率,诸位企业家们最清楚。
第二,提高基础产业投资效率。中国这么多年出口行业效率最高,之所以在国外能卖得出去,就是成本低、利润高。诸位现在拿的手机费用跟国际上比较起来,不会低的。咱们的石油、金融等等这些领域中,我们成本都是很高的,因为它是个行政性的垄断,基本上是国有企业为主的。下一步一定要改革,放宽准入,让民营企业进去,进去以后会提升很多效率。
第三,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最近一段时间互联网很热闹,光棍节11月11日网上购物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纪录。用互联网来改造传统产业只是一个序幕,真正的大戏、重头戏还在后面。互联网到底对我们经济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搞经济学的人知道有一个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它实际上正在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前段时间讲中国能源问题,说互联网大大节省了能源。在座有些女同志都喜欢买衣服,过去说货比五家,得跑五个商店看一看,看完了之后再买这个衣服。至少要出去一趟看五家店,最多出去五趟,有的女同志甚至出去50趟。现在就不是货比五家了,货比五十家、五百家,甚至五千家都可以比。买完以后,电商有仓库,请了一个快递员,开一个蹦蹦车,把这十个女同志的货物给送过去。以前这些女同志出去买衣服,或者开车或者打车等等,交通成本也提高,而且北京的污染绝不是现在这个水平。
还有网上的传播也很厉害,信用资产也可以积累,网上搞那个小额信贷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老实人,不需要什么抵押。所以好人有好报了,因为他有信用资产的积累。这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好处。下一步是B2B,产业链的打造潜力更大,诸位企业家把眼睛可以看向这里,潜力非常大。
第四,服务业发展潜力很大。服务业主要是开放,2015年中美投资就要签订协定,要按照负面清单原则来做这个协定,也就是说什么东西你不让弄,你把它管住,剩下的都放开。对美国人都是这样,那对中国人更不用讲了。2015年,通过开放来推动改革,用对外开放推动对内开放,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诸位你们都关注关注,这里面是有商机的。
第五,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用机器替代人等等。
第六,加快绿色发展。沿海几个城市发展不错,但是到山区发展还是比较落后,一说怎么脱贫、怎么发展,想的就是要搞产业转移、要搞开发区、要发展工业,这个思维需要转变。中国的开发区已经很多了,把很好的环境破坏了。另外,在那里生产的东西能有竞争力吗?这些东西都过剩了。现在要做的就是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都可以解决,但主要是机制问题。
春训活动心得体会:让学习成为自己的新常态
春训活动心得体会:让学习成为自己的新常态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能在今天的大会上交流发言,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让学习成为自己的新常态”。
xx市工商质监局2016年春训活动,在市局的精心组织下,进展顺利,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我本人在这次春训活动中,按照“学思结合促消化、学研结合促深化、学用结合促转化”的原则,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收效明显。
在17日市局召开的动员大会上,我认真听取了张局长所作的动员报告,报告总结了2015年我局在10个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并从学起来、管起来、严起来以及干起来四个方面全面动员部署了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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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本人听后深受鼓舞,提高了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工作的主动性。会上,还认真听取了鲁局长的重要讲话,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以及遵守公务用车管理规定的意识。
在春训活动期间,我还认真观看了“一准则两条例”学习报告会,学习了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章》、《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等。参加了执法局支部组织的讨论会,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对照党员的义务及自律准则,对照执法局的工作实际,大家认真讨论了影响和制约质量xx建设的思想认识及如何提高的问题,讨论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方案,使我深受启发,受益匪浅。
通过为期三天的春训活动,使我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贯彻落实2016年工作目标任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集中学习阶段虽然结束了,但对知识的恐慌感、对本领的危机感让我一刻也不能放松,立足岗位、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要让学习成为自己的一种新常态,为工商质监事业多做贡献,是我为这次春训活动树立的新坐标。
在新的坐标上,我要让学习和思考相结合成为一种新常态。有句古语叫“学而不思则罔”,意思是学习了而不思考等于没有学。所以要坚持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在勤奋学习的同时,用心思考,同时贵在学懂、学通,不能心浮气躁、不求甚解,要从身边的点点滴滴中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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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领导和同事们学,沉下心来并持之以恒,真正把学习思考的收获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要坚持学习和思考相结合,相信工作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在新的坐标上,我要让学习和研究相结合成为一种新常态。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我们xx工商质监的服务水平能不能让人民满意,管理方法够不够科学先进,这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研究的前提当然是学习,要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去学,还要带着问题去学,只要坚持学习与研究相结合,就能提高创新思维能力,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在新的坐标上,我要让学习和应用相结合成为一种新常态。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增强工作本领,在于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于提升为xx人民服务的水平,在于创新更加科学的监管手段。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只要坚持学习和应用相结合,就能把简单的工作办完美,把平凡的工作做出彩,为办好荡气回肠的颁奖典礼和推陈出新的315活动多做贡献!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最后,我以习主席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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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二十世纪中后期至美国金融次贷危机的出现历经二十多年时间,国际众多经济学家将这段时间叫做大稳定时期。该时期也为难得一见经济增长高度乐观黄金阶段,除日本等为数不多国家,多种经济体经济飞速增长。该时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国际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动力源泉,这种状态一直维系到金融危机的到来。虽说如此,到两千一零年以后,在诸多人眼中,金融危机迫使经济下滑也只为一个周期过度表现,各国家能够采取积极宏观调控手段,便可有效抵制下滑然后促使经济复苏再回到经济高速增长期。与此同时,我国也意识到以前两位数增长到下滑,其实属于结构减速,当中存在很多新变化,而这种新变化就被叫做新常态,因而本文针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加以研究,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
【关键词】
中国经济新常态,简单可理解为:这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实质上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其现实背景,即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变,增长速度下降至7%~8%之间,明显下了一个台阶。当时中国政策研究人士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过两年来反复辨析,基本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经济增速回落,不仅是国内外短期因素冲击所致,而且是中国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结果。因此,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增速不可能也不应当再回到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二是,虽然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不能支撑接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潜在增长率不会一下子滑落到发达国家2%~3%的低速水平,而是具有一定时期内实现中高速增长的潜力。
不得不说的是,2012年11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掌舵中国经济发展“巨轮”后,就敏锐注意到中国经济这一重大变化和可能潜在的深刻影响。经过一年的研究观察和听取多方意见,2013年年末,中央对经济形势做出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第一次统一决策认识: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2014年年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书记在对“三期叠加”进一步分析中,强调“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随后,在北京APEC峰会上,他概括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三大特点。在年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细致入微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九个趋势性变化。“中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按照最高决策者的判断,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那么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它的特征是什么呢?通过学习,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从发展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二是优结构。结构层面,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6.6%。“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今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今年1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1、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 红利”,要把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宁夏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和不竭源泉,紧紧围绕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建立“ 充满活力、富有效率、 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建设开放宁夏。
2、共享同富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宁夏经济转型升级的出发点和归宿,按照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思路,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体现在富民、 惠民、安民上,实现富民与强区的有机统一,建设富裕宁夏。
3、统筹协调
把统筹兼顾作为推动宁夏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正确认识宁夏的发展阶段特征,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度之间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关系,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 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城乡山川发展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建设和谐宁夏。
4、低碳绿色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宁夏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举措,强化“ 生态优先”理念,立足宁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谋划发展,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建设美丽宁夏。
二、新常态下宁夏经济转型发展的七大战略重点
1、全力深化改革,释放经济转型升级改革新“ 红利”
第一,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强化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 切实推进从“ 经济增长型政府”向 “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 第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全面清理各种经营性国有资产,全面推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实现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展自治区参股中央企业、自治区属国有独资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营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 第三,全面推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进一步深化与中央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加快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加快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 公司) 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债务融资工具,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上市,鼓励中小企业在“ 新三板”市场挂牌交易,推动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试点,积极发展互联网金融。 构建组织多元、服务高效、监管审慎、风险可控的金融体系,增强金融市场功能。 第四,继续深化资源型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加快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机制和环保收费制度,大幅度减少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成本,提高能源资源生产率。
2、着力扩大内需,形成经济稳定增长新引擎
第一,实施扩大就业战略,夯实居民消费基础。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积极发展就业容量大的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进一步改善公共就业服务,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第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不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要竖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指导方针,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四,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培育消费热点,促进休闲娱乐、文化旅游等消费增长,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多种服务业态、服务模式竞相发展的宽松氛围,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第五,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 以投资拉动扩大总量、优化结构、夯实基础,以项目带动促进投资、集聚要素、提升产业层次,以增量优化促进存量调整,增强投资内生动力,不断拓展内需空间,提高投资水平和效益。
3、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转型升级新抓手
第一,做优做强工业。 把新型工业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第二,做特做精农业。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基础。 第三,做活做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把提升现代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努力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水平和就业容纳能力。 第四,建立产业转型升级新机制。 围绕自治区产业升级重大任务,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建立 “ 一项任务、一个方案、一个班子”责任机制。
4、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培育经济转型升级新引擎
第一,优化宁夏城镇空间发展战略格局。 根据宁夏主体功能区定位,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城乡布局、基础设施布局和生态布局。 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向沿黄经济区城市带和清水河城镇产业带集聚,向各级城镇特别是中心城市和重点中心镇聚集,实现以城带乡、以川济山、以工促农、城乡联动、协调发展,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化进程。 同时扶持发展一批资源开发、旅游度假、加工制造、商贸流通等特色小城镇,推进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网络化、外向型城镇格局。 第二, 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以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问题为重点,显著增强各级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供给,加快完善符合区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土地流转服务体系,划定城市土地开发建设红线,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积极推进沿黄城市带同城化发展,继续推进固原区域中心城市和宁南大县城建设,加快中心镇扩容提质, 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实现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深化户籍制度等配套改革,全面放开小城市和城镇落户限制。
5、着力推进创新驱动战略,释放经济转型升级新动力
第一,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把握未来科技进步趋势,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重视协同创新,实现全面创新,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宁夏科技水平。 第二,加快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体系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一步促进创新要素向优秀企业集聚,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创新促转型升级,以创新赢得竞争力,以创新赢得未来。 第三,深化创新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释放经济转型升级新动力,形成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6、着力推进低碳发展,打造经济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新模式
第一,强化资源节约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按照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要求,全面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明显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 全面推进清洁生产,打造煤炭、化工、冶金、造纸等高效循环生态产业链,着力发展循环型农业。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高工矿企业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和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第二,加强环境保护,促进生态修复。 加大环保投入,大力推广应用新型环保技术。 加快淘汰一批不达标的火电、钢铁、焦炭、造纸等落后产能,推进煤炭、电力、化工、冶金、等重污染行业的环保生态化转型。 加强重点工业园区、产业基地及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及集污管网建设。 以生态移民、荒漠化防治和水土保持为重点,推进生态脆弱区综合治理。 第三,研发推广低碳技术,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发挥科技支撑作用,加强战略规划和试点示范,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化。 加快建立有利于低碳技术推广应用的税收、价格、信贷、政府采购政策体系和评估考核机制,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供持续有效的激励机制。 扩大森林面积,加强森林管理,增强森林碳汇能力。
7、着力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培育经济转型升级合作竞争新优势
第一,推动中阿务实合作。 探索建立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区及欧亚国家交流合作机制,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经贸合作新平台、文化交流新载体、能源合作新基地、国际交通新网络。 深入挖掘产业、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优势,推动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等外商投资我区能源化工、清真食品、农业、商贸、旅游等产业。 支持区内企业联合国内大型企业到阿拉伯国家及穆斯林地区进行油气、矿产等资源开发和工程承包合作。 加快服务业开放,推动形成中阿国际贸易结算中心。 第二,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以建设开放型特色园区为突破口,扩大园区管理权限, 创新服务方式,建立跨园区协作机制,推动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 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合作,探索共同建设、开发、 运作银川综合保税区的新模式。 建立贸易投资便利化工作机制,提高通关效率,优化检验检疫监管模式。 放宽外资准入,制订宁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 可预期。 第三,加快构筑内陆开放通道。 以开发利用航权为着力点,加强航空口岸建设,加快建设银川河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开辟更多国际航线并实现常态化运行。 建设银川至西安快速铁路、包兰线银川至兰州段扩能改造工程、甘武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宝中铁路和太中银铁路复线。 加快高速公路网建设,完善区内公路网。 加快陆路口岸建设,推进陆路口岸跨区域合作,积极推动电子口岸建设。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两宋时期;改道黄河工程;财政危机;土地政策;税收政策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宋朝则是这一辉煌时期中最为繁荣的朝代。两宋在人们印象中一直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天街上尽列珠玑,小巷内遍盈罗绮”的盛世景象,但细观史书,不难发现,在这城市经济繁荣的背后,存在诸多隐患,阻碍了宋朝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一、黄河水灾对北方农业经济的破坏性影响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其本身是否拥有足够的稳定性直接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兴衰。大中祥符年间,黄河因为泥沙堵塞改道北流,针对其可能流入辽国境内从而导致契丹顺流南下威胁京师的危险性,李垂曾经发表《导河形胜书》三卷,书中言:“臣请自汲郡东推禹故道,挟御河,较其水……如是则载之高地而北行,百姓获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赵、魏百城,富庶万亿,所谓诲盗而招寇矣。一日俟我饥馑,乘虚入寇,临时用计者实难;不如因人足财丰之时,成之为易。”由于北方辽国军事上的威胁以及历史条件的限制,李垂所提出的恢复黄河流向以御北朝获得朝野上下大多数人的支持。
到宋仁宗时期,宋朝决定全力以赴,一次性将黄河导回原来的东流,断断续续持续七十余年,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易回河,六改黄道”。这场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运动最终导致嘉祐元年“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熙宁二年“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熙宁七年“河溢坏民田,多者六十村,户至万七千,少者九村,户至四千六百”、“已丑……坏田逾三十万顷”、“人被患者莫知其数,嗷嗷吁天”,元丰七年“河溢元城埽,决横堤,破北京”、“河水暴至,数十万众号叫求救”。元符二年二月,这场运动迎来了最后的结局,黄河彻底冲垮了截流的大堤, 其影响之广,世所罕见,据《续资治通鉴》记载,这场水灾是唐朝开元年间到北宋末年最为严重的洪灾。长年累月的水灾破坏北方半数以上的农田,灾民流窜,饿殍遍野。北方此时“自楚之北……农夫逃散,荆棘布野”、“自京以西……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无论是从土地、劳动力数量和水利条件上,都已经失去了以往优越的条件,农业经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二、濒临崩溃的经济——宋室的财政危机
宋朝政府的财政经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局面,可谓“年年亏短”“支诸宿藏”,至神宗一朝,财政危机已经严重到了“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地步。宋朝政府的财政收入在诸朝之中颇为可观,财政赤字却如此之大,可见其财政支出之多。两宋时期经历了无数能臣贤相的改革,却始终未走出这一泥沼。细览史书,不难发现,宋朝财政背后有着一个不断扩张的“黑洞”。财政黑洞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三冗三费、赈灾需求、钱币外流以及宮廷腐败是众多原因中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1.三冗三费
“三冗”是指:“天下有定员无限员,一冗也;天下厢军不任战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无定数,三冗也。”,“三费”是指:“一曰道场斋蘸”之费、“二曰京师寺观”之费、“三曰使相节度”之费。“三冗三费”是在历朝历代都存在的现象,而到了宋朝,“三冗三费”则日趋膨胀,以至于到了占用国家收入大半的地步。宋朝官员李心传曾记载:“今之右侍郎即祖宗时判三班院也,咸平以前三班院员止三百或不及,天禧后至二千四百余员,熙宁后至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余员,而宗室七百七十余员不与焉。视天禧之间盖已五倍矣。 ……今侍右名籍至一万五千六百余,视元丰又增五分之一。盖三岁一郊,奏补至千七百人,而其他入流者不与焉。此所以猥并而不可止也”。官员数量剧增,不可禁止,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而《历代兵制》记载:“祖宗赏罚虽明,诚必及物,故天下用命,兵虽少而至精也。逮咸平西北边境之役,兵增至六十万;皇佑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宋朝三司使蔡襄曾上书《国论要目十二篇》,其中的《强兵篇》言:“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另一位宋朝官员方岳曾说“:兵食之费十倍于昔,吏禄之费百倍于昔,只此二事已难支吾”,可见冗官冗兵消耗国家财力之大。与此同时,宫室对佛道之事过于重视,消耗巨大,宁宗、理宗、度宗三朝,竟然兴建大寺大观多达十数所,主要有:万寿观,东太乙宫,西太乙宫,佑圣观,显应观,四圣延祥观,开元宫,龙翔宫,德寿宫,显应观,上清宫,净慈报恩光孝禅寺,天申万寿圆觉孝寺,显慈集庆教寺,景德灵隐禅寺,永福寺。宫室对佛老之学的追捧以及僧侣道士的优厚待遇推动了佛道在民间的传播,导致大量的劳动力转入寺院,与其同时,大量的祭祀活动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南宋名臣黄震劝度宗撙节冗费之一就是“佛老无益之祷祠”、“乞罢给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即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军国,纾民力”。然而皇帝并没有听从这合理的建议,反而将黄震“批降三秩,即出国门”。三冗三费是两宋积贫积弱的幕后推手之一,直接对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赈灾需求
北宋年间断断续续长达七十余年的黄河改道工程带来了大范围大强度长时间的水灾,在赈灾工作上,北宋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北宋大臣上书朝廷时言:“盖黄河大役,兴作连年,朔道积储,费出殆尽”,其消耗之大,可见一斑。违背自然规律的改造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其造成的恶劣后果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源与人力来解决,对国家财政影响深远。长达数十年的工程与赈灾工作消耗北宋国库,财政危机进一步加重。
3.货币外流
从澶渊之盟起,宋朝政府采用了每年向契丹交纳“岁币”以换取和平的外交政策,同时,在边境贸易上,宋人也是拿出实币来交换辽国的牛羊马以及盐等日用品(尽管是非法的)。据此,苏辙曾言:“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大量的钱币外流,造成钱荒,沈括就此向皇帝明言:“四夷皆仰中国(宋朝)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议者欲榷河北之盐。盐重则外盐日至,而中国之钱日北”又“于外国贸易皆易以中国之实钱,如此之比,泄中国之钱于北者岁不知其几何”,严重的货币外流,以致辽朝“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这样的货币政策,无怪于其会造成本国内的钱荒,钱荒后的大量补进又使物价飞涨,使边境贸易更加繁盛,货币外流速度更快,经济完全陷入惡性循环。
4.宫廷腐败
两宋时期,宫廷生活奢靡,尤以南宋中后期为烈。王迈而谈起财政困难的原因,认为宫廷各类费用支出是仅次于兵费的第二大开支。南宋后期官员孙梦观指出,宫廷消费过多,“用度无节,足以病国”。另一位官员杜范认为当时的大宋社稷百病缠身,元气已索,财力困窘,以至于忧虑到夜不成眠,痛入骨髓,太息流涕。可是宫中却视若无睹,挥霍浪费如故,“宫廷宴锡未闻其有所贬损也,左右嫱嬖未闻其有所放遣也,貂近习未闻其有所斥远也,女冠请谒未闻其有所屏绝也,朝廷政事未闻其有所修饰也,庶府积蠹闻其有所搜革也”,此时宫室之奢侈无度,令人骇然。赵景纬借彗星出现,规劝理宗“节用度之奢”,说道:“愿陛下捐内帑以绝壅利之谤,出嫔嫱以节用度之奢。弄权之貂寺素为天下之所共恶者,屏之绝之;毒民之恩泽侯尝为百姓之所愤者,黜之弃之”。昏庸的统治者对于这些良言充耳不闻,铺张浪费,致使财政困难日甚一日,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综上所言,这些顽疾形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使宋朝政府长期处于财政危机中,对经济的良性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
三、小农阶级的生存状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宋朝社会有着其自身显著的特点,不抑兼并、缺少监管的土地政策造就了小农社会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地主权贵士大夫的生活丰富,而社会底层的自耕农却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难以保证。北宋的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地位低下,又承担赋税重压,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自耕农的地位下滑只是个开始,到了南宋时期,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已经几乎接近古时的奴隶了。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像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来自地主阶级的盘剥仅仅是一方面,政府方面的苛捐杂税也是自耕农身上的一座大山。宋朝政论家林勋说“本朝二税之数,视唐增至七倍”,蔡勘称:“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汪见辰亦言:“古今财赋所入,名色猬众,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到了宋朝后期,政府为了应对财政危机推出新的杂税经总制钱以期增加收入,经总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额一不登,必然巧立名目横敛,使民间受害。在这种横征暴敛之下,百姓很难有生产剩余进行发展,来年则更难有足够的收入来交税,这种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是让经济陷入生产力的死循环。如此保证的高财政收入无法真正像理想社会那样藏富于民,其根本上就是牺牲底层农民利益来换取上层城市繁荣的畸形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无疑无法保障上层建筑的长期稳固。
四、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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