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审申请书工程款

再审申请书工程款（精选9篇）

再审申请书工程款 篇1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赵xx，住址不祥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xx市xx区郁江道x号，法定代表人于xx ，董事长。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xx省界首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xx省界首市解放路3号。法定代表人，刘xx，经理。

再审申请人因一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对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x)红民一重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不服，依法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请求xx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x)红民一重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二)“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的判决，依法判决支付再审申请人被拖欠工程款期间的利息600000元。

事实与理由;

再审申请人于xxxx年11月15号与被申请人赵xx签定工程施工协议，由再审申请人施工万隆千禧园小区2号楼主体工程。协议约定了工程款结算方式;在工程主体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结清全部工程款，如不能按时结清全部工程款，每超过一个月加付利息10000元。由于该工程系被申请人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承包，xxx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属二分公司与被申请人xx省界首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签定有工程承包合同，且被申请人赵xx系xx省界首市第一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员工。因此，协议订立后，再审申请人带领民工按协议进行施工，并于xxxx年1月7号完工，经验收合格无误。工程款并没有按协议约定结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x)红民一重字第0003号民事判决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违背了该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另外，由于工程款不能结清，造成我们一百多名农民工工资不能及时发放。自xxxx年1月7号至今十年来，给再审申请人和一百多名农民工经济上及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伤害。

综上;请求xx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再审，判决支付再审申请人被拖欠工程款期间的利息损失600000元。

此致

再审申请书工程款 篇2

一、审判监督程序和检察院民事案件抗诉的法律制度体系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生效裁判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 由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1]。抗诉是指检察院对法院已生效民事裁判, 发现具有法律规定的事实和理由, 依照法定程序要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再一次审理, 从而启动再审程序的制度[2]。目前我国涉及审判监督程序和抗诉程序的主要规范有:《民事诉讼法》, 最高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民诉意见》) 、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审监程序解释》) 、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 (《受理申请再审意见》) 、《最高院审监庭关于审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几个具体程序问题的意见》 (《抗诉程序意见》) , 《最高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案件撤回抗诉的若干意见》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检察院抗诉规则》”) , 合计167个条文。

二、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的法律依据和现实基础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重要途径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 可能但不能当然引起再审的发生[3]。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78条、《民诉意见》第205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1条, 即对已生效裁判认为有错误, 可向原审法院也可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当事人申请抗诉是检察院发现法院已生效裁判错误的重要途径之一, 检察院应当受理并由有抗诉权或有提请抗诉权的检察院立案进行是否提起抗诉的审查[2]。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和《检察院抗诉规则》第4条, 即最高检察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已生效裁判, 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情形之一应当提出抗诉, 接受抗诉法院应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30日内作出再审裁定”;检察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来源: (一) 当事人申诉的……”

当事人同时申请再审和抗诉的现实基础主要是:第一, 裁判对己方不利又不甘心接受该结果, 所有可能性的补救程序“绝不放过”;第二, 无论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 较一、二审程序难度更大、程序更复杂、把握性更小, 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对案件认识确实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力争“广种薄收”哪怕争取到一个程序启动即可获得“起死回生”的机会;第三, 申请再审可能直接被审查驳回而一旦检察机关抗诉则必然可进入审判机关的再审程序, 抗诉的“效益”明显更大;第四, 一定程度上担心审判机关考虑系统关系而“袒护”下级法院的可能性, 对申请抗诉寄予更大希望。第五, 是否接受申诉决定抗诉的认定权在检察院而是否接受申请裁定再审的认定权在法院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同时申请抗诉意图引发再审程序的制度结构原因[3]。

三、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和程序要求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或抗诉申请的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 即“有权在法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程序要求为《受理申请再审意见》第23条、《审监程序解释》第23条和第34条, 即审查过程中申请撤回, 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再审期间申请撤回, 是否准许由法院裁定, 裁定准许的应当终结再审程序。

当事人撤回抗诉申请的程序要求为《检察院抗诉规则》第22条和《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 即申诉人撤回申诉且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检察院应终止审查;申请抗诉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申请且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 法院应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检察院撤回抗诉, 应当准予”。

四、申请抗诉和申请再审并行情况处理的现行制度缺陷

《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检察院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撤回抗诉、提出抗诉且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的不撤回抗诉而由法院依法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抗诉程序意见》分五种情况分别就法院裁定再审后申诉人书面申请撤回申诉等情况下裁定终结再审程序、收到抗诉书后正就同一案件是否启动再审程序进行审查的终止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审监程序解释》第26条对法院审查再审申请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的应裁定再审, 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 目前立法对当事人同时申请抗诉和再审, 在检察院提出抗诉后而法院裁定再审前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未作规定。

对此事项则存在程序处理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最高检撤回抗诉意见》由检察机关撤回抗诉;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比照《抗诉程序意见》由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第三种观点认为应比照《审监程序解释》由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应纳入审理范围。

五、检察院抗诉后法院裁定再审前当事人申请

撤回再审申请又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 法院应当裁定准许, 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一) 上述三种观点均难以成立

检察院不应撤回抗诉。首先, 检察院此际并未发现抗诉出现“不当”而无法主动撤回;其次, 当事人并未书面申请撤回申诉而无法被动或酌情撤回;再次, 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是向法院提出, 检察院未必知情因而欠缺撤回基础或难以具备撤回条件;最后, 如此撤回抗诉有越俎代庖之嫌, 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权界分混沌、检察监督权和审判权的权力体系混乱。

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诚如前案, 省检察院于2011年11月30日提出抗诉, 则按照《抗诉程序意见》, 当日应已发生法院终止再审审查并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 无论效力内容如何, 再以“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性质、主体、内容、效力完全不同的全新事实“逆向重复”发生“按抗诉案件处理”的效力匪夷所思。

法院裁定再审并申请人提出的具体再审请求同时纳入审理范围同样存在悖论。首先, 法院裁定再审的基础是再审审查期间检察院提出抗诉这一积极、前进式的职权活动, 而不是申请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这一消极、倒退式的个体行为, 否则审判权和诉权将地位颠倒;其次, 申请人享有实体和程序权利的处分权, 申请撤回至少意味着在向法院提出的再审申请权利范围内已确定放弃, 再“纳入审理范围”明显剥夺了当事人处分权并有逾越“不告不理原则”之嫌;再次, 即便再审程序已正式启动 (无论启动原因) , 按照《审监程序解释》第34条, 当事人仍有撤回申请权, 且法院有权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 则此时如果还要致当事人的申请于不顾“强行”裁定再审、嗣后再由当事人提出撤回申请后裁定准许从而终结再审程序, 实属徒然无益消耗本不充裕的审判资源。

(二) 法院应当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 并就此终结再审审查

第一, 向法院申请再审和向检察院申诉提起抗诉的法定事由基本一致, 无非《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种, 两种申请的目标追求与程序价值趋同一致、诉求大多相同, 则其功能效果同类相当确属正常。既然向检察院申请撤回申诉申请足以达致终止抗诉审查, 就没有理由在申请撤回再审申请情况下厚此薄彼区别对待。

第二, 两种申请均源自当事人的积极主观因素, 并未涉及审判监督权和检察监督权的职权适用, 即仍属当事人行使权利的范畴, 则处分意愿理当得到尊重。而建立在当事人处分行为基础上的程序处置于公平价值方面无可厚非。

第三,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被动性”原理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四, 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审判效率和裁判权威。再审审查的终止就个案而言无疑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同时获得“解脱”, 当事人也可以免去后续诉讼成本之累, 而原生效裁判就此恢复执行力也有助于凝塑司法权威。

第五, 符合于畅达逻辑的要求。诚如前案, 省高院2011年11月16日进入审查, 省检察院11月30日抗诉, 渔场12月3日向省高院申请撤回再审申请, 省高院12月8日裁定准许。因为整个过程中的各行为均为程序意义的性质 (抗诉引发的也无非是“进入再审”的程序后果而与再审的可能性裁判结果无关, 即“法院接到抗诉书后无论其认为原裁判是否有错误都应当依法进行再审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4], 但再审后至少可能“对正确裁判和瑕疵裁判予以维持”) [5], 至此, 该案程序理当完结。

否则, 省高院“应”于11月30日终止再审审查而按抗诉案件处理, 作出再审裁定并将再审申请书的请求纳入审理范围, 则12月8日裁定准许撤回将无可理喻;而如裁定准许是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正确处理, 则此后2012年3月21日依抗诉书裁定再审、提审并中止原判决执行使“死灰复燃”, 在逻辑上确定陷入两难死局。

第六, 符合效益原理。当事人在允许范围内放弃相关权利转而选择尊重服从原生效判决, 却还裁定再审, 使申请人、对方当事人、检察院同时牵涉其中, 而结果已经了无实益, 无谓的程序拖延而已。

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属程序事项, 法院处理时使用裁定文书自不待言。因再审裁定毕竟尚未作出, 再审程序尚未启动, 因此内容只能是准许撤回再审申请 (从而终结再审审查) 而不能是终结再审程序, 更不能按撤诉处理[6]。

当然, 如果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并非当事人申诉理由, 或者提出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等情形, 法院恐还是“应当再审”为宜。但笔者认为, 此时更多涉及的应是检察监督权问题, 亦与当事人申请撤回再审申请并无实质关系。

参考文献

[1]宋朝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343.

[2]陈桂明.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242.

[3]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173.

[4]马兰, 孙艳丽, 张玉国.民事诉讼法学[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7:207.

[5]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290.

再审申请书工程款 篇3

关键字： 拍卖裁定 救济 再审

引言：从一个案例说起

X市压缩机公司因与C县英轩实业有限公司纠纷一案，经当地县人民法院判决压缩机公司败诉，并对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进行了查封与拍卖。C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15日签发了查封压缩机厂房屋与土地的裁定书，并于2012年11月27日对查封的土地和房产进行了拍卖。事实上，在C县人民法院查封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屋之前的2010年9月25日，J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压缩机厂名下的所有土地与房产，并与2012年5月和2013年3月进行了续查封。因此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始终处于S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查封状态。压缩机厂因此向英轩实业所在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S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和《民事诉讼法》第154条和225条的规定，对裁定再审、发回重审、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等诉讼程序性裁定及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裁定该案再审申请不予受理。此裁定作出后，压缩机厂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8条"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规定可知，只有查封裁定的J市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进行拍卖，而C县人民法院无权拍卖压缩机厂的土地与房产。因而申请再审。对于此案，笔者认为，S市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压缩机厂的再审的理由只单列法条不讲法理无法令申请人信服。基于此，笔者针对本案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再审的理由作出法理分析，从而为司法实践的运行提供建议。

一、民诉裁定再审救济问题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民事审判和执行程序中的程序问题以及特殊的实体问题所作出的具有结论性、权威性的判定，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之一①。当执行裁定出现错误时必然需要有相应的救济措施予以救济。《民事诉讼法》第154条对裁定的适用做了规定，而针对各裁定错误的救济方式却规定的较为分散。比如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4条第二款不予受理裁定 、驳回起诉裁定、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可以通过上诉予以救济。很少允许当事人申请再审；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208 条做出规定：对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那么其他的裁定，比如本案中压缩机厂针对C县人民法院错误裁定拍卖自己的土地和房产能不能通过再审的方式救济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中关于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具有法理基础呢？

综合《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院和最高检的一些批复可以看出我国的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可以申请再审的只有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按撤回上诉处理的裁定。因此就出现本案中压缩机公司因为C县人民法院的错误裁定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6项规定而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而不予受理。我们都知道：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再审的主体包括当事人、人民法院、检察院；而大多数的上述司法解释主要规范的都是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请抗诉再审。那么针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是否符合法理和法律依据呢？

二、本案中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法理分析

事实上，不仅仅是S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错误不允许申请再审，在司法实践中，当前人民法院针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错误申请再审一般都不予受理，据笔者查阅资料所知某法院裁定执行白美才申请执行白德才财产案中，后白德才针对此执行裁定向法院提出再审，法院最后经审判监督部门审查后以受理了白德才的再审申请。那么人民法院普遍对执行裁定的再审申请不予受理的法理依据是什么呢？理论界普遍认为非讼程序当中应适用非讼法理。而非讼法理要求在非讼程序中由职权主义快速推进程序进行，采职权探知主义而不适用辩论主义。由此，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一般而言保障较弱。法院以职权推进程序、调取证据而不必听取当事人意见。更特殊的是，非讼程序并非为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设立，并不确定实体权利义务，因此，一般其裁判不具有羁束力和既判力，法院可以依职权变更或者撤销。基于以上非讼法理，在非讼程序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和结果性裁定，当事人都不可声明不服。②正是基于此诉讼法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商事案件申请再审须知》规定：对裁定再审、发回重审、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中止或者终结诉讼等诉讼程序性裁定及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另一方面讲：法院作出的裁判一经生效就具有既判力效力，不容更改。我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特地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纠错审判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作为纠正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定的一种补救程序。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针对的对象是"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人据此主张生效执行裁定发现错误的当然适用于审判监督程序。实践中有的法院也依此操作。仅从第一百七十七条的字面文义解释，似乎生效错误执行裁定的纠错也适用审判监督程序，但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因为：

（一）执行权与审判权本质差别决定了执行裁定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审判与执行都是民事诉讼中保护当事人民事权利的程序。二者构成民事诉讼的一个完整过程。但在本质上二者存在根本区别。

（二）从立法体例上讲，《民事诉讼法》中审判监督程序是审判程序一编中的一章，而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是各为一编，分别为总则指导下相互独立的不同部分。审判监督程序的效力不应及于执行程序。

（三）从实际运作过程看，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实际上就是重新适用一审程序、二审程序进行审理。一审、二审的审理程序在诉讼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而执行裁定究竟是按照什么程序作出法律并无规定。

注释：

①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②王林清，刘鹏飞：《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王林清，刘鹏飞：《民事裁定再审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4期；

[2]黄良友：《论民事再审之诉的客体》，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

再审申请书 篇4

再审申请人：广水市富佳度假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广水市十里办事处王家棚村付家沟水库旁。

法定代表人：魏永颂，该公司董事长，电话：。再审被申请人：孝感市孝武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武电器），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城站路95号。法定代表人：秦煜，该公司经理，电话：。原审被告：约克（无锡）空调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永明，该公司董事长，电话：。原审法院名称、申请再审的生效裁决文书名称及案号： 原一审法院是广水市人民法院，原二审法院是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再审法院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生效裁决文书是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案号是：[2007]鄂民监一再终字第00042号。

申请再审事由、再审诉讼请求：

申请再审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鄂民监一再终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项判决没有适用实体法，完全凭主观臆断作出的，这是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符合法律规 1

定的一种再审情形。

再审诉讼请求：再审申请人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7]鄂民监一再终字第0004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项判决，请求再审法院依法撤销该项判决，请求再审法院维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随民终字第232号民事判决书的第四项判决，即判决再审被申请人孝武电器赔偿再审申请人的经济损失622612.19元，退还再审申请人已支付的定金10万元，合计722612.19元。

申请再审的事实、理由及证据：

我公司于2004年12月6日向广水市人民法院起诉，广水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判决，判决孝武电器赔偿我公司损失69.009732万元，退还我公司已支付的10万元工程款。宣判后，孝武电器不服一审判决，向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二审判决，判决孝武电器赔偿我公司因未经营而造成的损失691791.32元的90%计622612.19元，退还我公司已支付的定金10万元。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孝武电器不服，向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孝武电器的再审申请。孝武电器仍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定：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判决认定的一致，并认为我公司是本案的适格主体；认为孝武电器未依合同约定完成空调安装工程，构成违

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我公司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认定是正确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时认为：广水弘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广弘会审[2005]008号审计报告确定的日损失是基于我公司能正常营业，且客源和收费标准与立项报告预测相一致来计算的，故该审计结论不具有确定性。本院根据公平原则，参照该审计结论，酌定认定我公司的损失。我公司认为这样认定是无依据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按689791.32元的25%计算来确定孝武电器应承担的赔偿额是完全凭主观臆断的，是不合法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具体理由是：

一、广水弘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报告，孝武电器在原一审和原二审都没有申请重新审计，说明孝武电器认可这份审计报告。孝武电器在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时也没有对这份审计报告提出任何异议，说明该审计结论是应当采信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这份审计报告不具有确定性，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超越了当事人请求审理的范围，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请求权。当事人双方认可的事实，人民法院是不应当否定的。因此，我公司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参照该审计结论，酌定认定我公司的损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按689791.32元的25%计算我公司的经济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法律明确规定了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我公司提供的审计结论，孝武器一审和二审都没有申请重新审计鉴定，在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份审计结论确定的数额就是孝武电器违约给我公司所造成的实际损失，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孝武电器应当负责全部赔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却是按损失额的25%来确定赔偿额，这显然是违背了合同法的规定。

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按689791.32元的25%来确定我公司的经济损失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确定？我公司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合议庭的判决完全是凭主观臆断，是有意识地偏袒孝武电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没有载明为何要按689791.32元的25%计算我公司的经济损失的依据和理由，让我公司不明白为什么要按689791.32元的25%来计算？不知道按25%计算的依据和理由在哪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办案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却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是凭主观想象、凭主观臆断来办案。这怎么能让我公司服判？我公司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凭自己的主观想象任意确定一个比例来计算赔偿额显然是不

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四、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只适用了程序方面的法律依据，没有适用实体方面的法律依据，这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三）项、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就作出了判决，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实体法律，我公司认为这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几点，我公司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凭想象、凭臆断来确定我公司经济损失，不适用实体方面的法律依据就作出判决，这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九条关于“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规定，我公司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请求再审法院依法重新作出判决，判决孝武电器赔偿我公司的经济损失722612.19元。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广水市富佳度假村有限公司

再审申请书 篇5

申请人翟开云，女，1958年10月18日生，汉族，农民，住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王集村7组。

被申请人：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王集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王喜同，村主任

被申请人：王天胜，男，1956年8月28日生，汉族，农民，住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人民路71号。

申请人因不服襄州区人民法院（2011）襄朱集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现依法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事项：

一、依法撤销襄州区人民法院（2011）襄朱集民初字第38号民事判决和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鄂襄阳中民四终字第00169号民事判决，重新审理，公正判决。

二、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原诉讼请求。

三、依法判决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再审事实和理由：

一、原一、二审判决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不足，判决所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二审法院认定，被申请人将21亩土地承包给申请人经营，用承包费只抵5000元借款，但在一审庭审中，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该事实，相反，在一审庭审中，申请人申请的证人王文强也

是时任村干部，在一审卷宗第128页中明确说明了该21亩土地的承包费抵清申请人的全部欠款，一审卷宗第130-131页中还证明在解决此纠纷时，王文强亲自在场解决，该讼争土地的承包期限是抵清所有欠款为止。其中包括工资，只要是村里欠的，抵完为止。时任村干部王宗学在一审卷宗第134页中证明，抵清申请人全部欠款及工资为止，时任村干部王永明在一审卷宗第136-137页中证明申请人所承包的土地，抵工资、抵欠款，抵完为止。

书证方面被申请庭审中同样没举出任何书证能够证明只抵5000元借款的事实。相反，申请举出2005年秋，申请人交给被申请人承包款6720元的收据一份，并注明抵工资条，最起码说明2005年秋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仍然存在承包关系，并且6720元的承包款抵的是工资，并不是诉讼中所涉及的5000元借款，一审中申请人还举出了这5000元借条，更进一步的说明了申请人所承包的21亩土地。承包期限为抵清全部欠款及工资时为合同的终止日期。

以上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事实，一、二审却认定证据不足，被申请人没有任何证据，全部是法庭庭审结束几个月后背后调查走访的部分所谓的证人口供。

一、二审法院却认定并采信了这些违法取得证言。这些证人均无不能出庭作证的特殊情形，也没有需要法庭调查的情形，更没有需庭后补全证据的情况。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实体处理和判决结果错误。

一审法院已经查明被申请人耙毁申请人农作物，说明申请人所承包的土地正在经营之中，正在经营之中的土地即使发生纠纷，也应

按照法定程序收回后才能继续对外发包。被申请人强行耙毁申请人农作物，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四条

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被申请人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却认为申请人的请求予法无据。

被申请人王集村党支部书记王文革不是党员，却被任命为党支部书记，即使是书记也不是法定代表人，却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即使是法定代表人也应该公开对外发包土地，却私下与其亲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偷盖公章，这样的合同还被一审法院认定为有效。申请人请求判令这份合同无效，却被一审法院以“于法无据”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但一、二审法院却认定的事实不清，所采信的证据不足，加上适用法律不当，导致对本案作出了错误的判决。为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司法公正，恳请贵院调查再审，依法公正裁判，支持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此致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再审申请书 篇6

再审申请人：XXXXX，女，XXX年XX月有XX日出生，汉族，住XX区XXX路XX号，身份证号：

XXXXXXXXXX。

再审被申请人：XXX，女，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

族，住XX市XX区XXX号，身份证号：

XXXXXXXX。

再审事由：

再审申请人对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59号民事判决书不服，认为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特申请再审。

再审请求：

请求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859号民事判决书，改判再审被申请人向申请人XX赔偿各项费用共计XXX元。

再审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武荆楚法鉴字（2013）第00376

号鉴定意见能否采信，在诉讼中被申请人有法定理由对申请人作的法医鉴定提出复鉴，是合法和正常的，基层法院委托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定谁来重新鉴定，应本着公开、公正原则进行，应依法通过第三方抽签摇号方式来确定鉴定机构，其鉴定结果才能让人信服，才符合“三公”原则和法律规定。在本案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单方指定鉴定机构，是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再审申请人：

再审申请书 篇7

2、万调芽，女，汉族，1941年2月28日生，农民，系张开盛之母亲，同住一起。邮编：*****。电话*******

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被上诉人，余姚市国土资源局，法定代表人：吴晓明，局长。地址：余姚城区大黄桥路69号。

再审申请人因不服(20xx)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申请再审。

案由，对杀人起因的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及批地查处乱作为的争议纠纷。

申请再审事由：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1、《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定职责，被申请再审人没有依法履行的受案范围的;2、《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一款(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一、二审《行政裁定书》认定的，(六)、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再审条件的。

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20xx)余行初字第22号，和(20xx)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指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本案。

2、撤销再审被申请人在答复中，对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行为，及违法批地行为的不法认定，判令再审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事实和理由：再审申请人为团体杀害自己亲人的杀人起因之一的张振棠第二次建房中的土地违法行为和违法批地行为，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xx年9月11日作出的(20xx)甬行终字第135号《行政裁定书》，依法提出再审申请的事实、理由和请求如下：

一、该二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主要证据不足，是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认定的。

该二审《行政裁定书》称：诉争的答复中关于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用地问题的答复，是根据多次信访，调查核实后的回复。而非对上诉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决定。至于被上诉人在受理信访后，未对信访事项作出具体处理，并非本案审理范围，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审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

申请人认为：多次信访，信访事项，请求意见是什么?是杀人的非法占地和违法批准行为。被上诉人调查核实的证据、依据在哪里?诉争行为不是对宪法规定的控申权，《土地管理法》第6、66条规定的控申权作出的处分。是什么呢?不对具体信访事项作出具体处理意见的张冠李戴，能叫依法行政吗?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后，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五)的受案范围起诉，能叫非本案审理范围，诉讼请求不属于受案范围吗?这证明是足以推翻原认定的。

二、该二审《行政裁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在二审的开庭审理中，申请人已经驳倒了一审裁定：对本案诉争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在上诉人、被上诉人，及上一级行政机关都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立案庭也认为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这一、二审裁定只能是故意颠倒黑白的枉法认定行为。证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错了。

又在二审开庭审理中，对一审裁定适用的法律，被认为有四个错误：

1、对申请人的控申事项，被申请人有法定的查处职权。2、本案的诉争行为只是描述，而不是执法监察的意见。3、本案不是不服信访意见起诉，是不服复议决定后起诉。该项规定指的是不予受理。可是本案是驳回起诉。

又，张振棠户非法占地适用的法律错了，事后伪造的批文，所适用的法律，还会对吗?又，再审被申请人不依法查处，适用的法律错了，行政复议 维持适用的法律会对吗?一审法院的裁定书驳回起诉适用的法律错了，二审裁定维持时，所适用的法律还会对吗?这讲的是什么放纵侵犯实体利益的法理吗?

三、原二审程序严重违法。

1、二审法院无申请免交、缓交预交受理费的决定书，或通知书。

2、在一、二审中，都提出了调取证据、勘验现场的申请，都未答复。

3、庭审中以对八个案子，合并审理。严重侵权。

四、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1、再审申请人在一审提供的(新)证据证明：本案中张振棠多占35、移位占30，又强占30余平方米土地的行为，至今现场尚存。仍未查处。

2、再审被申请人在本案中违法批地的行为，能自己来查吗?不能。应上报查处，而至今仍未上报依法查处这一违法用地和批地行为……

3、隐匿再审申请人的投诉内容证明被诉行为内容不合法又程序违法。

4、多年来对申请人时间、精力及财产的损害被申请人必须连带赔偿。

特提出以上再审请求。以揭开被掩盖的团体杀人案的起因：张振棠第二次建房的违法用地行为和原历山镇人民政府违法批地的真相。严打杀人犯。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杨华再审申请书 篇8

申请人：杨华，女，1963年9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太原市并州南路西一巷10号百桐园5号楼三单元501室。

被申请人：李国辉，男，1969年3月26日出生，汉族，住灵石县原麻纺厂宿舍。

原审被告杨继鹏，男，1959年12月1日出生，汉族，原住翠峰镇60号天源小区A楼二单元102室。

申请人杨华与被申请人李国辉、原审被告杨继鹏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7日作出（2010）灵民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5日作出（2011）晋中中法民终字第668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不服，现提出再审申请。

再审请求

1、撤销山西省灵石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灵民初字第68号民事判决书和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晋中中法民终字第668号民事判决书。

2、请求依法判决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申请人承担原一、二审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基于下列事由，请求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

一、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本案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杨继鹏未到庭参加诉讼，以致于一、二审人民法院据以判决的下列关键事实未查清。

（一）、借条的真实性无法核实。由于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杨继鹏未到庭，借条是否为杨继鹏所写，无法核查。

（二）、借款数额究竟是多少未查明。本案中证明借款事实的借条存在严重瑕疵，首先因为杨继鹏未到庭参加诉讼，不能确定借条是否为杨继鹏亲笔所写，另外，借条中借款金额的大小写数额相差10倍之多，根本无法断定借款数额到底是多少。二审法院认定杨继鹏借款数额为40万元，缺乏事实依据。

（三）、借款合同是否有效未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借条即使真是杨继鹏所写，也只能证明当时双方产生过借贷的意向，而借款是否提供给杨继鹏？借款合同是否生效？由于杨继鹏未参加诉讼，一、二审法院均未查明。另外，是否杨继鹏已经还过借款，自己手中就有收据，都因为杨继鹏未参加诉讼而无法查明。

（四）、该借贷关系是否应受法律保护未查明。因杨继鹏未出庭，借款的用途是什么？借款是否合法？借贷关系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书写该借条时是否受到胁迫等一切和借款有关的事实都成为盲点。

本案中，因为借款当事人杨继鹏未到庭参加诉讼，许多事实都无法查明，一、二审人民法院在诸多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认定40万元借款成立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一）、本案审理程序的法律适用存在错误。本案借贷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杨继鹏并未到庭参加诉讼，导致本案的诸多关键事实因杨继鹏的缺席无法查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五条“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经公告债务人

仍不应诉时，借贷关系无法查明的，应裁定中止诉讼”之规定，本案应裁定中止诉讼。

（二）、判决支付利息没有法律依据。借条中并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之规定，应不予支付利息。

一、二审法院判决承担利息没有法律依据。

（三）、判决申请人对杨继鹏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本案中，对于事实不清的40万元借款，申请人杨华毫不知情，更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依法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申请人不应对该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申请人杨华与杨继鹏的离婚协议中也明确约定“各自债务各自偿还，均与对方无关”，该约定是夫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申请人杨华对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杨继鹏的个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显然违背法律规定，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申请人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六）项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并依法改判，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刑事再审申请书 篇9

申诉人：王某，男，52岁，195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家住某市。辩护律师：北京市邦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武绍智 赵春雨

案由：王某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某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某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不服，提出申诉，申请再审。

请求事项：

1、请求撤销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6月16日（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和某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2月18日（1998）浙法刑终字第318号刑事裁定书。

2、请求对王某一案立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事实及理由：

一、王某一案发现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某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第4页写道：“被告人王某在担任中共某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帮助和解决某丝绸集团公司、某集团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借贷资金和某集团与某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作过程中，分别收受某丝绸集团公司总经理高某、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某贿赂的钱财，共计现金人民币155000元，美金2000元及价值人民币7150元的松下彩电1台。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经庭审质证的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及证人高某、严某、沈某、沈某某、胡某、张某、费某、蔡某的证言”。《判决书》第5页写道：“证人胡某、施某、吴某、缪某、钱某、鲍某的证言及某县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县财政局、中保财产保险公司某市分公司向某丝绸集团公司、某县某集团公司提供贷款的相关合同、支付凭证等书证，证实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上述证人打招呼，要求支持和亲自出面为某集团争取合资项目的事实。并有行贿人高某、夏某的供述相互印证”。

而实际上，庭审过程中上述证人根本无一人到庭，其证言大部分未出示，且这些人中更有一些王某根本就不认识，甚至连名字都没听说过。因此判决书中所说“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已经庭审质证”根本就不是事实。王某一案系因高某检举而起，而高某检举的内容在案件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发生变化，根本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按照办案人员的要求出具的，实属无中生有。并且，证人胡某、钱某等人关于王某在解决企业资金问题上向其打招呼的证言也并非判决书所述，与证人作证的初衷完全不相符。现经律师重新调查取证，取得上述相关证人的证言，均系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的有力证据。现分述如下：

（一）证人高某于2006年11月2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我叫高某，男，1951年5月23日生，家住某省某县城关镇西门河下1号，现在某有限公司工作，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7年天气很热的时间纪委找到我，把我关到戴河口水库旁边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六天六夜不让我睡觉，只给吃的，在第六天的上午我实在熬不住了，不得不按照纪委给我提供的材料出具证言，他们写什么我就说什么，感觉很对不起王某，但我也没办法，只能按纪委的材料说。现就王某受贿罪的有关事实重新作证如下：

1、我所有给王某的钱都不是为自己办事，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我发票。2、1993年三、四月份某市人代会期间我没有给王某1000元美金。3、1993年四、五月份我没有在王某某县人武部宿舍给他30000元钱。4、1993年11月我在某县人武部给王某10000元，当时他给了我发票。5、1994年春节前，我开车送王某回某市过年时没有在车上给他20000元钱。6、1994年春节我去王某家拜年，没有给他10000元钱，只给他女儿一、二百元压岁钱。7、1994年三、四月份王某去南京出差前我没有给过他钱。8、1994年湖州人代会期间我没有在王某住处给过他钱。9、1994年12月王某担任省工商局副局长后我没有在他办公室给过他钱，更没有让他帮忙办理某集团公司商标。10、1994年12月我曾给王某送过一台松下电视机用，当时，王某还没有汽车，生活用品不齐备，我就替他买了电视机，他搬家时打电话通知我让我把电视机拿回去，我让他把电视机留在某市，等我有空来拿。11、1996年王某从某市搬家到某市时，我没有在某大酒店门口给过他10000元钱。12、1997年年初，我在杭州某大酒店给王某一些礼物，里面夹了1000元美金，后来王某发现后打电话让我把1000元美金拿回去，但是后来我没机会去拿了。

以上证言全部是真实的，我愿作证，承担证言虚假的法律后果。” 高某的上述证言还有证人戴某的证言对有关问题予以辅证。

（二）证人戴某于2006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戴某，原某县县委办公室驾驶员，作证如下：

1、我在某县委办时，给王某书记开车，我送王某书记在1994年春节前一天（小年夜）下午去某市过年，我记得到某市以后我们到煤气站换煤气，因煤气站停了王某的煤气，与煤气站的一位同志发生争执，后来为煤气的事找到市政府办公室，煤气的事落实了，我回某县了。

2、我记得1993年5月初（五一节以后）的一天，王某书记打电话给我。让我早晨早点到某市接他，他要到某市去会见一个外国人和他的老师。我记得那天我是早晨5点左右离开某县，开车到某市接王书记到某大厦吃早饭，吃过早饭后把外国人及王某的老师送到某县，后送回某市。第二天在某市陪外国人游玩。

3、王某在某县当委县委书记的两年里一直是我开车，那些年来某县的客人很多。从某县到外地去拜访的人也很多，特别是夏天，经常要上某地拜访客人，请客并赠送一些礼品。还有过年过节也经常要到各地拜访客人，有时也请他们吃饭，并赠送一些礼品。我记得平常赠送的礼品都是丝绸、毛笔、茶叶等。过年时还赠送香烟和酒等及补品。当时去拜访客人时，车后备箱经常放一些礼品和礼品袋（县政府制作的礼品袋）。我补充一件事，王某在某县当书记期间，都是我给他开车的，没有收礼品，也没有把礼品拿到某市家里，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印染厂开业送了一套罗蒙西服给王某，我拿到了车上他知道后一定要我退还给厂里，他没有收。”

（三）证人胡某原系某县工商银行行长，其于2006年11月17日出具的证言内容为：“关于王某在某县任县委书记期间要我行贷款同我本人联系的情况说明：根据本人回忆，王某要求工商银行贷款有来过一次电话（何年月记不清），要求县工行与县农行拼盘贷款解决邮电局程控电话项目的贷款，其他在他在任期间没有要求我为哪一个项目、哪一个企业贷过款（包括某集团公司）。关于某集团公司，本人回忆，有一次王某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行长在不在，我说在，他说到某集团公司去看一看，后我与工行副行长一起随王某去该企业，由厂长高某陪同，看了一下车间。已到中午十二点吃饭时候，我们工行3人与王某在一个小饭店里吃便饭，高某也在。饭费由我行支付。吃饭期间也没有谈企业贷款一事。饭后我回单位去。”

（四）证人钱某原系某县副县长，其于2006年11月16日出具的证人证言内容为：“我叫钱某，原是某县副县长，与王某同事，现作证如下：

1、我和王某同去北京（大概是1994年左右），一是为组织同乡会，二是找有关部门想组织一点资金，支持某县经济建设。高某路上与我们一同去的，在北京各自办自己的事情。同乡会组织的很顺利，资金没有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看到王某与高某有什么经济往来。我们出去是为了工作，想给某县经济建设出点力。他这种行为是不可能的。

2、我同王某同去南京，为了投资方与某钢铁厂在钢材的营销上联营，解决某县经济的困难，双方达到很好意向。王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半点私利。

3、王某为解决某县重点企业的困难，需要协调资金，跟我通个气，要我搞调查，这种情况是有的，但都是按照企业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存在风险、而且银行是否有资金、操作是否有可能性、是否符合信贷政策这个原则办理的，王某不存在强硬办理的事情。某企业同样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理的。”

上述证人证言内容均有证人高某、戴某、胡某、钱某的证言原件印证。以上证据可以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错误，本案的关键证人高某出具的证人证言前后存在重大矛盾，其中原因高某已在新的证人证言中予以说明，他是由于纪委办案人员采用非肉刑的刑讯逼供才违心检举王某。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所述事实，因为纪委的办案人员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王某的口供的。至于证人胡某、钱某，在律师的调查取证过程中则表示自始至终没有出具过证明王某犯罪的证言，他们说不能想象原审法院判决书的内容是从何而来。

因此，鉴于王某一案取得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与实际不符，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再审，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二、王某一案在纪委审查、侦查和起诉阶段，获取被告人口供程序严重违法。

（一）在纪委审查阶段，办案人员采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王某的口供。1997年5月9日下午，王某被某省纪委办案人员从某省委党校带走，秘密隔离审查。在纪委会议室，一名领导向其宣读了某省委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当时王某提出要求看省委的决定，但未让其看，并且这份决定自始至终未让王某见到。办案人员当时在询问王某的过程中，采取夜以继日的车轮战术，进行刑讯逼供和诱供。王某不承认他们所指控的问题，就加以训斥，更不准睡觉（从1997年5月9日下午至15日凌晨）。王某被身患的多种疾病折磨得痛苦万分（胆囊炎、胆结石、偏头痛交替发作），苦苦哀求要药，但因其不承认他们指控的问题而不给吃药。在经历了100多个小时的辩解之后，王某被迫违心地相继屈认了办案人员指控的全部问题。睡眠是人最起码的生理需要，有病要给予治疗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可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在那些日子里完全被剥夺了。看了1997年5月王某在经受刑讯逼供时的两份原始记录及物证；看了1997年6月王某在废旧报纸、杂志上所写的心声；看了王某在关押期间所写的几十万字的日记和竹席背面所写的文字；听了王某1998年3月和4月他在庭审中的辩解和抗争以及1998年6月王某在判决书宣读完后当庭的呐喊及写在庭审记录上的心声，足以说明王某最初的口供是办案人员刑讯逼供的产物。后来王某的多份口供也系办案人员采用欺骗、威胁等非法的手段所逼取的。对这样采取违法方式所获得的口供，在法庭上翻供，是理所当然的，换了谁都会这样做。

（二）在侦查和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对王某进行诱供、骗供，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由于办案人员对王某的辩解不信、不纳，因此王某针对纪委办案人员曾说的“高某对你的指控完全是有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和原始证人的，你的问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在铁证如山面前你还不承认，你这是不老实，是狡辩、抵赖。没有确凿的证据，省委也不会批准对你隔离审查。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你要否认，你必须要拿出否认这些事实的确凿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与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1997年8月1日王某特向某省人民检察院呈递了关于要求鉴定和要求对证、质证的书面材料。8月15日上午，王某对原被迫违心承认过的问题进行辩解，办案人员大为不满。下午，在王某进行辩解时，办案人员说：“你的问题是有多方面证据支持的，你要否认已承认过的问题，你要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你提出要鉴定，已经鉴定，证据确凿。你提出要对证、质证，我们到时会考虑的。在证据确凿面前你还要狡辩、抵赖、翻供，你这是不老实。你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看你的态度„„。”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某放弃了辩解，只期盼能依法当着“三原始”和高某及其证人面对面的对证、质证来澄清事实真相了。可这办案人员所谓的司法鉴定在法庭审理中，经王某多次要求出示，却一直都没有出示。

1997年11月12日上午，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提审了王某，在听取了王某的辩解后，办案人员让其写书面材料。而后，某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取走了王某所写的辩解材料。此后，王某一案退查。可我们在查阅王某案卷中却没有看到检察机关补充侦查后所形成的材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

（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

（三）是否属于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第44条规定：“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人民检察院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查阅了王某一案的卷宗可知，起诉书中指控的王某犯罪事实不仅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支持，而且还存在着办案人员假造事实，并让检举人作伪证的事实。将未经调查核实和并非事实的东西写入起诉书，这严重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

1998年3月26日法庭调查中，审判长依法让公诉人出示证据，公诉人没有举证，而是说：“王某一案卷宗很多，一时难以找到，是否可以庭审后再提交法庭。”审判长再次提出了举证的要求，公诉人不仅没有出示任何证据，却说：“王某，你的问题都是你自己主动交代的，你对自己交代的问题一直供认不讳。为什么要当庭翻供？”在王某当庭陈述当初口供形成的情况时，公诉人说：“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的办案无关。”然而，从我们查阅王某案卷可知，王某一案的案卷并不多，公诉人当庭举不出确实、充分的证据确是事实；检察机关查办王某一案是在纪检机关办案基础上进行的，公诉人所说的检察机关的办案与纪委无关之说这是在隐瞒事实真相。因此，某省纪委与某市检察院在王某一案的办案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存在诱供、骗供、非肉刑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上述办案人员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不确实，根本不能作为证明王某有罪的证据使用。

三、王某一案法庭审理阶段，对案件证据质证、认证程序违法，所作出的判决缺乏事实依据。

1998年3月26日的第一次开庭审理中，王某向法庭提出：

1、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指控王某犯罪的全部证据；

2、请求依法当庭出示检举人高某给王某钱所具有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检察机关对这些原始书证所作的“司法鉴定”；

3、请求传检举人高某及其证人到庭对证、质证，查清事实真相。

但事实上，对于《起诉书》中指控王某的犯罪事实，法庭调查中并未就每一起分别进行调查，对王某所否认的指控，没有进行相关举证。对于《刑事判决书》第4页所列的全部证人证言并没有遵循一事一证一质的法庭调查原则，经过当庭举证——当庭对证——当庭质证——当庭查证属实的法庭调查程序进行查证。证人证言中除高桂芳其中一笔与事实相符外，其他的高某的检举都没有佐证，更证实不了所谓王某收受贿赂的时间、地点、数额、原因等事实。并且，大部分证言没有当庭出示；证人一个也没有出庭；所谓的检举人行贿王某的“原始记录、原始财务帐册”，以及对这些原始材料所作的“司法鉴定”一件也未当庭出示。开庭审理中，由于公诉人未能按审判长的要求出示证据，又无一证人到庭的情况下，审判长依法当庭作出了：“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的决定。

1998年4月13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中，由于当庭宣读的检举人高某的最新供述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及反映出了他曾作过伪证，王某在当庭提出质疑的同时，请求法庭依法调查核实，查清事实真相。并请求法庭“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为维护法院所作决定的权威，为澄清事实，请求法庭维护3月26日所作的决定。”然法庭未准。且在王某作最后陈述过程中，审判长亦要求王某“鉴于时间关系，被告人可简单陈述，庭审后可写书面材料交给法院”。庭审结束后，王某根据审判长的要求向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书面材料。在对王某一案的庭审过程中，法庭3月26日依法当庭所作出的这一决定而后未执行，不仅如此，在后来给王某看的庭审记录，并非是原始记录，而是重新誊写过的，有的内容与开庭的事实不符，隐去了当时开庭审理时的一些事实，修改了审判长当庭作出的决定的内容，将当庭宣布的“由于主要证据有疑，法庭将调查核实。为澄清事实将由被告人与证人当庭对证、质证。”改为了“将由本庭、公诉人、律师询问证人”。（1998年3月26日第一次庭审的记录和4月13日第二次庭审的记录都是于5月29日才交给王某看，且审判长是6月16日签的字）。

另外，根据法院对检举人高某的判决认定，高某所犯的是单位行贿罪。所有高某贿赂的钱都是企业支出的，大部分支出都是采用白条，在白条上签个字就做帐报销了。此外，高某自己也说，他所送的钱都是企业的。高某用企业的钱行贿，企业财务理当有帐册记载，钱的来源应有帐可查，情况应当很清楚。可在整个庭审中，虽王某一再要求，然有关钱的出处的证据，始终一份未出示。在给王某钱的出处都未查实的情况下就认定王某受贿的事实，与法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人民法院判决书，必须忠实于事实真相。”第42条：“证据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通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57条：“对未到庭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的相关规定，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没有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

（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王某一案中用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应当对王某一案进行立案再审。

四、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的上诉未加审理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违反法律规定。

1998年7月1日王某依法向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二审，开庭审理；请求对指控王某犯罪的所有证据与《判决书》中所列的全部证人当庭进行对证、质证，以查清事实真相；请求对王某口供的形成过程进行审查；请求对高某的历次供述的真实性及其曾作假证的情况进行审查。然上诉五个半月后得到的是：“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审判程序合法”、“上诉理由不足，不予采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对王某一案上诉不开庭审理，与法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第二审案件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和议庭，开庭审理。和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对于《解释》第６１条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根本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且大多问题没有查清，在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在此情况下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依法进一步查明上述事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未发挥二审法院的纠错功能，违背我国设立两审终审制的初衷。

（二）对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进行审判的情况，未加调查核实就判定“审判程序合法”，与法不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撤消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某市人民法院在对王某一案的审理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事实上述已经证明，在此不再赘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王某一案未加认真审查就认定某市人民法院“审判程序合法”是没有依据的。

五、将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的行为判定为受贿，与法不符。

（一）王某在担任中共某县委书记期间，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的确收用了企业的钱，这是事实，但是，这些钱王某都已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自己并未占为己有，王某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且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王某当时为减少麻烦、避免矛盾、有利日常对外交往工作的开展所采取的做法确有错误，但这实不能与罪相提并论。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且王某开支后的发票都已交由给王某钱的当事人。在担任某县委书记的三年里，为了县城搬迁、招商引资、搞活经济、扩大对外交往，争取和感谢省内外有关部门、客商对某县经济的支持，王某曾数十次到省内外开展公务活动，然这些活动中所开支的费用王某从未在县政府财务科报销过。（可查帐证实）王某收受企业的钱用于公务开支的行为终究只是错不是罪。将王某的这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实在是于法无据，难以理解。

（二）对于王某当初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开支情况，在审查中，王某曾多次口头或书面向组织上交代，并多次要求组织上对王某所说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王某当时被关押，能去核实的只能是办案人员（王某对自己这方面问题的交代最早是在1997年5月，王某所交代的是否属实，当时只要调查理应能够搞清）。况且在审查中，办案人员对王某所交代的这方面的情况，不仅详问细算，而且为去调查核实，曾多次让王某详细交代每次请客送礼的时间、地点、原由、人员、数额、物品等详情，以及每次交发票的具体情况。若调查中有证据表明王某所说非实，办案人员亦要对王某进行反复追问并加以训斥。1998年3月庭审中，法庭曾让王某陈述当时因公开支的情况，对王某的陈述法官亦无异议。但1998年6月，法院将王某的这一行为判定为对法律的认识错误，认定为受贿，认为王某实际收受了行贿人的钱财后，受贿行为已经既遂，对赃款的处置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实在没有事实依据。

（三）王某不存在收受企业的贿赂、为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根本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受贿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分为三类：一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三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索取或收受请托人的财物而为其谋求不正当的利益的。王某在将企业的钱用于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中，所请（送）的对象事先都是与时任县长侯某商定的，都是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进行的。且在开展日常对外交往公务活动过程中，当事人给钱——王某收钱后公务开支——将发票交给当事人——当事人再给钱——王某再收钱、开支、交发票，这诸环节亦是前后继起的。在高某新近出具的证人证言中亦证实了他所有给王某的钱并不是为自己办事，而都是给他用于公务开支，他当时都给了发票的。关于某集团公司印染设备改造项目的款额，是在省政府的直接关心下，由银行根据省政府主要领导的批示而解决的，与王某无关。指控王某帮助某集团公司解决资金一事，与事实不符。由于王某在上述行为中自己并未将企业的钱占为己有，没有为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没有索贿行为，更没有在对外经济交往中收受回扣，因此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认定为受贿罪。

综上所述，王某没有受贿行为，不构成受贿罪。原审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和适用证据方面存在错误。依照法律的规定，特申请再审，请求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决。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王某

辩护律师：武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