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精选8篇）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篇1

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是毛泽东花一个半月，听取中央政府34部门的工作回报后，在56年5月2号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的报告。从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论述当时中国在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主要的问题。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积极探索。在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建设社会主义。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有益的探索。《论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方面。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深刻的认识到重工业对一个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只有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50年代末中俄关系的恶化，就体现要想不受制于人，必须有自己的高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不论是中苏的联合舰队，还是长波电台，如果中国人不明白这些高技术，不能造出自己的舰队和电台，这些只能是受苏联控制。农业和轻工业的作用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于维护币值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又有利于重工业的交流与发展。对于农业的发展，毛泽东重视高科技的作用，如袁隆平的两系杂交稻，引进美国高产化肥技术等，重视人民的作用。但是，过低的压低粮食价格，不利用农业的长久发展。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沿海的地区要利用好原有的工业基础，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处于战争布局的考虑，要平衡工业分布，新建的工厂要大部分放在内地。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备战了那么久，没有发生战争，浪费了大量的物资，拖累了国家经济建设。以代表的就是国家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浪费了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我们要明白当年苏联陈兵中苏边境百万，我们能不准备吗？正是我们充足的准备，才是我们避免了战争，如果，没有准备，疏于防范，可能真的就有战争发生，这样的损失是不是更大。备战和防灾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防范于未然。又有人说当今的战争，全是高科技，导弹，卫星致盲，网络战等，你平衡工业布局有什么用？毛泽东的观点就是要做好战争准备，我们随时能打仗，敢打仗。如果让内地有了工业基础，我们就有了战争的战略缓冲地带，犹如二战中的苏联的西伯利亚工业基础。就是我们有了组织反击的能力，不管是再高的科技，也是不能一下把我们这么大一个中国消灭掉的。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我们打的是多么有战略，有战术，基本上和古巴导弹危机同起同落。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重视经济建设，降低军费，裁军。保证国家的财政更多的用于经济的建设。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重要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需要的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保证。同时毛泽东尤其重视核技术的发展，重视高精尖国防工业的发展。军工技术的进步，同样促进民用技术的发展。特别就是民用大客机运10，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并试航成功。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

《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1、在工业化道路上，不是以重工业挤轻工业和农业，而是农、轻、重协调发展。苏联工业化道路是以重压轻，以重挤轻，用剥夺农民的办法，通过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剪刀差实现高积累来发展农业，结果造成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农业、轻工业的落后。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重视不足。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深为忧虑，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展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把这提高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毛泽东提出的这种与苏联不同的实现工业

化的道路的具体途径，使50年代中期我国在农轻重比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篇2

一、理论价值与历史贡献

1. 倡导借鉴苏联, 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

贯穿通篇的指导思想就是“以苏为鉴, 走自己的路, 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激发毛泽东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主观上觉得照抄苏联模式做法不妥, 试图做出改变。他曾说过, “解放后, 三年恢复时期, 对搞建设, 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 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 但总觉得不满意, 心情不舒畅”。二是客观上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在中国已频频显露, 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又为我们敲响警钟。主客观原因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突破苏联模式, 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 有两层内涵:一是决不能教条地迷信书本, 一切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毛泽东强调, “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三是不照搬外国模式。在当时就是要打破对苏联道路的全盘照搬。

这是《论十大关系》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它既开启了思想认知的大门, 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破除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 在此基础上又积极寻找与探索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 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思想

鉴于苏联的教训,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的思想, 其核心思路就是,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在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

其一, 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把发展农业放在基础地位, 教条地照搬外国经验不可取, 毛泽东提出了“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思想。其二, 要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强调:“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 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 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 毛泽东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提升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髙度加以论述, 把它概括成“中国工业化道路”。

3. 尝试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我国原有的经济管理体制, 基本上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中央权力过于集中, 企业和地方几乎没有自主权。针对这些情况,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扩大企业和地方自主权, 更好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促进生产的发展。

针对企业没有自主权问题, 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 主张用统筹兼顾的方法来解决三者之间的矛盾, 强调“必须兼顾, 不能只顾一头, 无论只顾哪一头, 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 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他认为, “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 不给工厂一点权力, 一点机动的余地, 一点利益, 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 我们经验不多, 还要研究”。

针对地方没有自主权问题, 提出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思想1, 强调不能把所有权力和利益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 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 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 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因为, 他认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 人口这样多, 情况这样复杂, 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 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 把地方卡得死死的, 一点机动权也没有”。随后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一项改革议案, 其核心就是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 在经济规划、资源分配、财政和税收政策及人事管理等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主权。

在当时的那种思想氛围下, 这些举措都是开创性的, 这种思想认识的前瞻性和实践中的政治勇气都值得我们敬佩, 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基础。

4. 构建了新型的政党制度

在“党与非党的关系”这一部分毛泽东指出:“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 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 并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 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 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 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 就是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的内涵, 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民主党派要长期存在。应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友好关系。二是实行长期合作、协商办事。在国家大政方针问题上, 党应与民主党派共同协商后作出决定, 要接受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三是党的领导是根本, 这是不可动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中央将“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党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 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健全完善的政党制度, 建立起“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民主协商”的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事实证明, 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

二、历史局限与不足

我们必须搞清楚《论十大关系》的历史局限和不足, 对其做出科学的评价, 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国在建设过程中的波折与教训, 且对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大有益处。

1. 对主要矛盾的认识模糊不定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我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了, 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因此, 发展生产力,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则上升为当时的主要任务。

《论十大关系》却没有明确指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 也没有明确说明工作重心应向经济建设转移。理论上缺少这样的明确性, 源于思想认识上的不到位。八大提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2. 在突破苏联模式方面存在认知上的偏差

《论十大关系》主旨是“以苏为鉴”, 但是在突破苏联模式、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时, 毛泽东认为,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 应该比苏联有更快的速度。

目前流行的这一文本, 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 委托胡乔木整理的, 要求加快速度的思想倾向已不太明显。但最初的文本则明显表露这一思想的初衷和写作动机, 原文写到:“提出这十个问题, 都是为着一个目的, 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 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三、现实思考与实践启示

1. 坚持和践行实事求是的理念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用中国化的语言方式进行准确阐释和概括, 就是“实事求是”。具体来说就是要从中国实际和具体国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 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 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 第一必须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在这篇著作写作过程中, 毛泽东为得到确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亲自调查以及广泛听取中央34个部委及部分地方的工作汇报, 通过多种渠道得到准确数据和了解实际情况, 并认真进行总结和归纳。这些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的结论, 切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

坚持实事求是, 第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十大关系》通篇体现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以苏为鉴, 走自己的路”,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国情相结合, 走自己的道路, 避免教条式地照抄照搬苏联模式。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 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多变。坚持和践行实事求是, 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如实、客观地分析社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与矛盾, 深入调查研究, 倾听民意, 掌握全面情况, 制定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及法规时一定要立足国情。

2. 坚持和践行发展的理念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最可能发生动荡的时刻, 不是经济长期停滞时期, 而是发生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开始出现下滑的那个拐点。”经过多年的发展, 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 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如发展过程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有风险等问题。这些问题若长期得不到解决, 那么必然会引起人民不满, 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如何使这些利益关系协调有序地发展, 正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只能通过进一步发展来解决, 因此, 必须坚持和践行发展的理念, 全面深化改革, 提升经济质量。第一,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简政放权, 尊重市场规律, 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的干预, 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氛围, 以内部改革促发展。第二,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 更加积极主动地对外开放, 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以外部开放促发展, 把对外开放和深化经济改革结合起来, 促进国家的大发展。第三, 着力进行民生建设。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即“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 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思想的深层次含义, 就是“以人为本”, 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要想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就必须让人民能共享发展的成果,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3. 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矛盾和冲突无处不在, 只有运用法治的力量, 才能化解矛盾、解决冲突。坚持依法治国, 使国家权力的行使和社会成员的活动都能在法律的约束下有序进行, 社会才能稳定和谐。2014年2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 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在全社会中逐渐树立起民主法治观念, 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心月.毛泽东与《论十大关系》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7.

[2]李海鹏.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理论贡献与时代价值[D].保定:河北大学, 2012.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十大辨析 篇3

【关键词】劳动关系　劳务关系　十大辨析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一字之差，且都与人的劳动活动密切相关：两种关系一般都要具备双方主体，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平等主体是两个，而且一方是用人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它的情形与劳动关系更加相近；另外，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还有一种派遣劳务人员或借用人员，致使两个单位之间的劳务关系与派出或借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紧密地交叉在一起，这种情形更使两种关系难以辨别。为了更好地在理论与实践中区别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笔者从以下十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比对。

一、概念不同

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从用人单位领取报酬和受劳动法律规范保护所产生的法律关系。

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根据口头或书面约定，由劳动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的或特定的劳动服务。用工者依照约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的法律关系。

二、法律依据不同

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形成的特定关系。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关系的建立以订立劳动合同为主要标志。2008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了《劳动合同法》，它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因此，劳动关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范和调整。

劳务关系，是平等主体的双方的合同关系。其适用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民法通则》。

三、订立合同的方式不同

劳动关系用劳动合同来确立，而且建立劳动关系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劳务关系用劳务合同来确立，其法定形式除书面的以外，还可以是口头和其他形式。

四、主体不同

劳动关系中的主体双方都是确定的：一方必须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用人单位，即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体经济组织；另一方只能是自然人，而且必须是符合劳动年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范要求，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公民才能成为合法劳动者)，能够履行劳动合同义务的自然人。

劳务关系的主体是不确定的，可能是两个平等主体，也可能是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双方可能都是单位，也可能都是自然人，还可能一方是的单位。一方是个人。法律法规也未对劳务关系主体提出特别要求。

五、关系不同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隶属关系是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劳动者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如考勤、考核等)，从事用人单位分配的工作和服从用人单位的人事安排。劳动关系反映两个主体之间以特定财产关系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人身关系。这种特定的人身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成为用人单位中的一员，它反映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关系。

劳务关系中，双方当事人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劳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则往往具有“临时性、短期性、一次性”等特点，劳动者只是按约提供劳务，用工者也只是按约支付报酬，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没有管理与被管理、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利和义务。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的一方并不是另一方的成员。劳务提供者是根据双方约定的劳动内容从事劳动。劳务关系中的用工者虽然有督促检查劳务提供者提供约定劳动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管理行为，其实质是对对方劳务质量的检查验收。劳务关系只体现财产关系(特定的经济关系)，彼此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的人身关系。

六、待遇报酬不同

劳动关系中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具有行使工资、奖金等方面的分配权利。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应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必须遵守当地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在此基础上，他对劳动者的报酬有分配权利。报酬的形式较多：工资、奖金、津贴及各项社会保险等。而且，劳动关系支付报酬的方式一般是按日、按周或按月支付，有规律性、固定性的特点。

劳务关系中的用工方向对方支付的报酬完全由双方协商确定，当事人之间报酬，没有最低劳务报酬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此类报酬多为一次性的或按阶段、按批次支付，具有随机性、可变性的特点。另外，劳务关系中的用工方不存在承担对方社会保险的义务的问题。

七、生产资料使用不同

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前提下进行社会劳动、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或者其他生产资料由用人单位提供。

劳务关系中，劳动者一般使用自由的生产资料或者工具为他人提供劳务。

八、国家的千预程度不同

劳动关系的内容，国家常以强制性法律规范来规定，如规定用人单位的各类保险金的缴纳、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保障劳动者的劳动安全与卫生等强制性义务，国家的干预性较强。

劳务关系作为一种民事关系，受国家干预程度低，除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外，在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上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达，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

九、法律责任不同

在對外责任上，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名义进行工作，由用人单位承担法律责任，与劳动者本人没有关系。

劳务关系是提供劳务的方以本人的名义从事劳务活动，由提供劳务的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在相互责任上，劳动关系纠纷中当事人之间主要承担劳动法方面的责任；劳务关系纠纷中事人之间主要承担民商法方面的责任。

十、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

因劳动关系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前，必须先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劳动仲裁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因劳务关系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直接至法院起诉，不需要先经过劳动仲裁程序。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篇4

为了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以苏联正反两方的经验为借鉴，对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开始了慢慢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论十大关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开端，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条，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苏联的战时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都属于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了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好水平。中国“一五”计划直接受苏联影响，对农业和轻工业也重视不足，毛泽东及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指出必须用多发现些农业、轻工业哦哦方法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从这一国情出发，应该只有工农业共同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并稳固经济发展的基础。

第二条，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对此毛泽东指出要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陆工业。新的工业大部分应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中国的工业发展一直存在沿海与内地的不平衡，从这可以体现毛泽东对此早已发现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一政策一直到现在，对我国东西部不平衡矛盾的激化都有抑制作用，可谓影响深远，特别是对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经济战略格局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条，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军政费用应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国防建设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忽略经济体制建设，加强经济建设是应该放在首位的，像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国家把绝大部分的资金全部投入到与美国军备竞赛中，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经理增长一直呈现下滑状态，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通过读《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我对中国当时的形

势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十大关系也有了一点自己的见解。我们要敢于向国外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真正好的都要学，但是要批判地学，去死精华，去其糟粕地学。要学习普遍真理，并且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要学，采取先照搬，再根据实际情况改进的方法。不仅如此，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好的方面也要学。但是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就学不得，要坚决批判和抵制。

总结，关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说的的确很好，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遇到新的矛盾和问题，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时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分和深刻，因而这种探索难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难免有失误。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经济建设的成就是现在毛泽东这个历史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我们不能忘记毛泽东的艰辛探索，我们要肩负起我们的责任去完成更大的历史使命。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为中国符合国情的建设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论十大关系》使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过程中能够经得住风浪，是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失误的时候能纠正并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今天，这篇重要著作仍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与启迪。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字 篇5

文/风筝

期末将至，毛概作业有一部分涉及到经典阅读，因此，我选择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以下为我读完之后的一点点心得。

1956年，毛泽东将从中央政治局所听取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向的问题进行总结，总共十个问题，及《论十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分析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始终以苏联为鉴，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缺点，走了一些弯路，毛泽东警示我们不能再重蹈苏联的覆辙。

就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是没有错的，苏联也是十分重视工业的，但苏联却轻视农业以及轻工业的发展，导致国内粮食、原料供应不足，民生用品极度缺乏，苏联重工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农业农民的压榨之上，如此形成对重工业的原始积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有所扭曲，发展速度有所减缓，最终苏联解体，也与此不无关系。如果能做到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三者齐头并进、均衡发展而又突出重工业的主题地位，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定然是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苏联就是因为一味的加重重工业的投资比重，使得人民生活负担不断加重。结合我国国情与发展的特点以及借鉴苏联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三者方面的发展情况，毛泽东主席总也了发展重工业的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显然我们需要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使社会主义有稳健的根基得以发展，才能在探索时期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主席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对于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发展，一方面尽量做到沿海与内地发展基本平衡，另一方面又要利用地理位置和地形优势，使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形成发展新势头。毛泽东特别强调，应该好好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老底子，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沿海更多的发展轻工业。

毛泽东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大致可以概括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投入费用，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存在矛盾的，毛泽东强调：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利，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现在我们国家的政府也在提倡这一做法，即：简政放权。但在当时不会这么讲，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要解决好这一矛盾，我们必须辩证的去看待问题，从哲学方面来讲，世界本就是一个矛盾体，倘若我们人人都懂得矛盾观，那么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岂不是得心应手。我们是要统一，也要特殊，要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宪法就是这种统一的有力保证。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省市和省市的.关系问题必须提倡的是：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毛泽东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可以说是：论是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我们辩证的去看待。评价历史事件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历史是辩证的，人也是辩证的，或许这些矛盾的分析不适用与过去，但又可能适用于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使得我国不断的到发展，不断强大，这也强有力的证明着这“十大矛盾”在实际当中是如何得到有效解决的。

当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具说服力和实践性，《论十大关系》不是空谈，更重要的是得到妥善的实施和履行，我们应该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准，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更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者简介】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篇6

苏联的经济模式这一方面谈一点心得体会。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因为国内国外、主观客观等一系列因素，我们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经济模式来搞我国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学习与模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二、三十年代苏联实行“一五”“二五”计划中逐步形成的，是在国际形势日益恶化，新的世界大战日益逼近，严重威胁社会主义苏联的生存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有限的实践经验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设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的主要特点是：

1、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了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为前提，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

2、在经济制度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

3、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100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更增强了对我国的吸引力。因而我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过程中引进了苏联的经济模式。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基本形成了，它明显带有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的目标与苏联相同即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以行政调节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只剩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两个层次；取消市场，实行粮棉等重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生活；分配领域中实行低消费，高积累并趋于平均主义。

但是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个教条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始终认为苏联的建设是先例可循，但不能照搬苏联经验，应该从中国实际出发。证实毛泽东这种态度的最好实例，就是中国走了条和平的而有别于苏联的镇压和剥夺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思想就愈来愈明显。《论十大关系》就是这一思考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曾说过：“建国后，前8年照抄外国经验，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应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他还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总结批判充分暴露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更加明确了，如何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和如何突破苏联模式的问题便提上了议程。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们还想走？”提醒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要引以为戒。

促使我国必须突破苏联模式更强烈的动因，则是仿效苏联给自己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采用苏联经济模式在“一五”计划期间对有效地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重点项目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证市场稳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一五”后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经济建设规模的迅速扩大，这种模式的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体现在：

1、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多层次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拖了生产力发展的后腿；

2、在经济管理工作中，中央集中过多，国家统的过死，压抑和限制了地方企业的积极性和机动性；

3、在经济运行中忽视商品生产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既影响了流通又影响了生产；

4、在分配上存在着重积累轻消费的现象，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说明苏联模式已不能适应包括苏联自身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具有自己特点的中国经济模式。主要有：

论十大关系读后感 篇7

关键词：论十大关系,国防经济思想,协调发展

《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作为与工业和农业, 沿海和内地, 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同等重要的主要问题来论述。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提出了要推动国防事业的发展, 必须推动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国防经济思想。

一、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强调,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 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建国初期, 毛泽东审时度势, 提出了一手抓经济, 一手抓国防的方针, 毛泽东把国防建设看作是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经济建设相提并论, 足见他对国防建设的高度重视。《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作了集中的论述, 他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如今, 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 我们的军队加强了, 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 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他把建设巩固的国防看成是保卫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主要保障, 这为保证中国和平建设的顺利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实际上是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问题。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既有矛盾的一面, 也有一致的一面。这是因为, 在一定时期, 国家的物力、财力是一个确定的量, 经济建设创造物质财富, 国防建设消耗物质财富。用于国防建设的部分增多, 用于经济建设的部分相对就会减少。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 离开了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毛泽东认为, 要推动国防事业的发展, 必须推动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要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论十大关系》中, 毛泽东更加明确指出:“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不仅把降低军政费用看成是通过加强经济建设来加强国防建设的可靠办法, 而且把是否降低军政费用, 多搞经济建设, 提高到战略方针的高度来认识。这为中国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毛泽东国防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60年代以后, 由于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错误, 中央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大的调整。加大国防建设资金投入, 调整工业布局, 进行大规模“三线”建设, 并提出了“山、散、洞”的布局原则。随着国防投入的大幅度增长, 加之这一时期我国先后研制出了“两弹一星”, 国防实力显著提升, 形成了遏制战争的战略态势。但是, 国防建设的投资其实是过大甚至浪费的, 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受损为代价的, 加之受到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 到了70年代中期, 国民经济已经大幅下降。经济建设的滞后, 最终制约了国防建设的持续发展, 导致了我军的装备水平和作战能力的下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带领下, 党和国家改变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 转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阐明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 提出了国防建设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基础和保障的思想。在“富国”的基础上, 我们才有实力可以“强军”。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思想。2002年, 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 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是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确定为党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

新时期新阶段, 2004年7月, 胡锦涛主持了以“坚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为主题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 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 经济建设搞不上去, 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防建设搞不上去, 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加紧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双重历史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 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国防和军队建设, 面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 继承了建国以来的各届领导人的国防经济思想, 审时度势, 提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军梦。2013年3月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把军费管好用好, 使国防投入发挥最大效益。

总之, 强大的国防既是维系国家安全的保证, 也是国家发展经济、进行对外贸易和开展外交的重要支撑。没有强大的国防, 强国富民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即使目标实现了也难以长久维持。因此, 我们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 必须切实加强国防建设, 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形成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只有不断增强包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 才能实现中国梦,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走向富强。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 (第3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毛泽东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下一步改革要理顺十大关系 篇8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加快推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从长远看，要真正实现政府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两大战略目标，就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维，率先打破政府自身带来的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当然，这涉及权力调整和利益冲突，将会损害很多人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难度因而会非常大，但不能由此放弃改革，这个坎是躲不过去的。

正确处理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加快推進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国民经济总量空前增长，但由于没有及时调整国民财富分配格局，使得政府与民争利、国富民弱日益突出，已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极大阻碍。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与居民收入增幅之间的差距又有明显拉大的趋势，其中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过低、税率过高的现状，与早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不收个人所得税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在国富的名义下，部分国有企业已蜕变为部门垄断利益集团，亏损却由全民分担。

那么，如何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的难题呢？改革的方向主要有四：一是改变政府财政收入空前膨胀、增速居高不下的现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扭转政府财政支出集中于参与经济投资和自我消费的局面，提高教育、卫生、社保、环保等方面的投入；三是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建立合理的减免退税制度，扩大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例；四是增加对畸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将其作为用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重点。

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毫无疑问，消费高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收入高增长的持续性来保证，这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上着手改革和完善。

现代微观经济理论表明，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亦即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向每个国民提供同等的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 ，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社会结果。但是，在当前财政税收和国民教育体制与社会公平起点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市场经济体制远未完善的时候，中国需要确立一个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加合理地分配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处理好市场、政府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从初次分配调整看，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从二次分配调整看，其要义在于政府还富于民，以弥补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从而更加注重公平，保障起点公平和机会公平，增加国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三次分配调整看，引导全社会关注和参与慈善事业，不仅可缩小贫富差距，而且能净化社会生态，促进社会和谐。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再分配的总量大概占GDP的8%左右，而我国目前只占0.05%。

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加快推进内需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受困于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所造成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70.1%，日本为55.38%，德国为54%），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为54.7%，俄罗斯为49%，巴西为61%）。与此相伴的一个现象是，中国的储蓄率高达50%，与美国3%左右的水平，形成了两个极端。

生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消费，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所带来的再生产将找不到出路，必会导致资金和经济循环链条断裂。特别是在当前国外消费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只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大多为本国国民所消费，变成在流通中增值的财富，才能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增长。

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加快推进需求结构均衡发展。中国的内需不足是个“慢性病”，久治不愈，此轮经济危机之前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又让“病情”进一步加重。所以，一碰到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这个问题就显露无疑。从发展的趋势看，外需对于中国经济的边际收益正在递减。中国必须有前瞻眼光和改革魄力，下大决心花大力气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挖掘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潜力，建立自我驱动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外需，对外需还是要稳中有拓，内需、外需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正确处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加快推进市场导向的城市化。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城市化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只有大量减少农民，才能真正富裕农民。我们必须突破就农村解决农村问题的思路，从长治久安的大视角来观察和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那就是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城市就业机会，促进土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和农村内部自由而有序地流转。

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中长期保持较快增长的动力源。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镇，这将会带动住房、水电、公路、学校、医院等一系列重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种从农村向城市、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动态演进，不仅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加快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时至今日，邓小平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应该进入到深入推进第二个大局的阶段了：沿海地区已实现了率先发展，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反哺力度。当然，由于东、中、西部地区存在较大差异，不能搞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和恶性的同质竞争，而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独特的资源禀赋，实现错位竞争，互利合作，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加快推进社会福利系统改革。“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既是中国过去32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也是指导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发展与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方针。（作者对“稳定”的理解，见《破解中国改革之谜》，田国强，《同舟共进》2010年第12期一文——编者注）

正确处理发展与教育的关系，加快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实施。所谓“不谋长远者，不足谋一时”，一定要立足长远，指导当前。长远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教育和科技，而教育、科技高度发达的背后则是杰出人才的涌现。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短期看，“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

为此，一要尽快恢复和实施上世纪70年代实行过的12年制义务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已不能满足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要求。从世界范围看，欧美发达国家都已实行12年制义务教育。二要充分重视高层次创新型杰出人才培养，这也是中国大学现阶段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三要建立和完善能引进人、留住人和用好人的长效机制，采用多种引进方式，分层次、分功能、分步骤地引进人才，下大决心引进真正的海外顶尖华人科学家、实职聘任海外杰出学术领军人物以及大批引进海外高层次的优秀博士回国或为国服务。

正确处理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水、大气、土壤、噪声等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每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例高达10%。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根本扭转，不仅会影响和制约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而且会危及人类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问题。为此，在政府决策层面，环境系统决策应与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没有回头路。中国要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在经济市场化、社会法治化、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继续阔步前行！

（作者系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