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生发展报告(通用8篇)
人民网12月21日电 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日共同发布的《民调蓝皮书:中国民生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有近半数(47.7%)的受访者认为,其最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为物价上涨,其次为家庭收入;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央新闻媒体的信任度高于地方媒体;月收入4001~6000元的受访者更信任中央新闻媒体,从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来看,五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中层,近四成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仅有一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以上。
蓝皮书认为,超过半数(6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5年前有所上升;不同年龄、不同月收入的受访者对自己生活水平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在20~29岁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大;在收入高于4000元的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生活水平比前5年下降的占比最低。
超过七成的受访者参与社会保障,其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最高;非农业户口受访者的参保比例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受访者认为医疗保险对于缓解家庭医疗费用压力具有积极意义。
近半数(47.7%)的受访者认为,其最主要的生活压力来源为物价上涨,其次为家庭收入。此外,子女升学压力、住房、赡养老人负担过重、人情支出大等在受访者生活压力来源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受访者对收入满意度较低,有31.8%的受访者对收入状况表示满意(“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有36.6%的受访者对收入状况表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或“不太满意”),其余受访者的评价为一般。
43.9%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工作或学习的成就感一般。33.4%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目前人生价值实现满意度一般,1/5(20.0%)的受访者对他们目前人生价值实现状况较不满意;超过1/3(33.5%)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的个人发展机会一般,近1/4(23.3%)的受访者认为所在城市的个人发展机会较少。
受访者整体上幸福感较强,评价平均分为7.00分,八成以上的受访者评分在“及格线”(6分)之上;不同城市的受访者对幸福感知存有差异,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平均幸福感略低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一线城市受访者对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质量、公共交通、物价、社会治安服务等公共服务的平均满意度高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
家庭和睦是影响受访者幸福感的一大主要因素;身体健康、朋友关系、个人收入对受访者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受访者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受访者整体社会公平感评价略低于“一般”水平;60岁及以上受访者对整体社会公平感的评价高于60岁以下受访者;小学及以下学历受访者对整体社会公平感评价最高;受访者对社会性别公平度评价较高,对干部提拔、任免公平度评价较低;受访者对社会收入分配、城乡平等的公平感评价显著低于一般水平。
近半数(49.9%)的受访者认为,我国社会总体比较安全;男性受访者对我国社会安全的评价高于女性受访者;60岁及以上受访者对社会安全的评价高于60岁以下受访者;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安全的评价高于农业户口受访者,农业户口受访者对食品安全、医疗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的评价均高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一线城市受访者对医疗安全的评价高于非一线城市受访者,非一线城市受访者对社会总体安全、食品安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的评价高于一线城市受访者。
受访者对亲密的人际关系带来的社会支持的感知水平更好;受访者认为亲人给予的社会支持最大,宗教组织给予的支持最小;与关系亲密的人住在一起的受访者,对社会支持感知的评价相对较高。
受访者总体利他行为得分较为乐观;女性利他行为得分高于男性;离退休人员利他行为得分最高,学生和无业人员最低;60岁以上老年人利他行为得分最高,20~29岁的年轻人最低;二线城市居民利他行为得分最高,一线城市最低。
)受访者对不同职业群体的信任度评价不一,对农民工、教师的信任度最高,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信任度最低;女性比男性更信任法官和警察,男性比女性更信任农民工群体;东部受访者对记者和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信任度更高,中部受访者对钟点工群体的信任度更高。
在熟人社会中,受访者普遍对家人、亲戚的信任度最高;老年人更信任亲戚和邻居,年轻人更信任朋友和同学;已婚人士最信任同事,丧偶和离婚人士更信任朋友和同学;二线城市居民比一线城市和三线城市居民更信任邻居、家人和亲戚。
在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度方面,受访者对媒体报道、官方声明的信息信任程度较高;相比于非农业户口受访者,农业户口受访者对官方声明信任度评价更低,对意见领袖的信任度更高;不同性别、年龄、地区、城市等级的受访者对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度存有显著差别。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最信任的新闻媒介为电视,新闻网站次之,报纸居于第三位;女性受访者对电视、报纸的信任度显著高于男性,男性受访者对新闻网站的信任度显著高于女性;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电视的信任度越高,对手机新闻客户端、微信与身边人的议论的信任度越低。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中央新闻媒体的信任度高于地方媒体;月收入4001~6000元的受访者更信任中央新闻媒体,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受访者更信任地方新闻媒体;中部受访者信任中央新闻媒体的比例最高,东部受访者信任地方媒体的比例最高;研究生及以上学历选择两种媒体都不相信的比例最高。
从居民的阶层认同情况来看,五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社会中层,近四成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或下层,仅有一成居民认同自己属于中上层或以上;本科教育水平者和研究生教育水平者的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比自身教育程度低的居民;高收入组的居民阶层认同最高,低收入组居民和中低收入组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
从不同阶层认同的居民社会生活感受来看,社会阶层认同度越高的居民对其幸福感评价越高;中层和中上层阶层认同的居民的职业安全感显著高于下层和中下层;阶层认同越高的居民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越高。
从中国社会流动现状来看,近六成受访者认为与父辈相比,其社会地位有所上升;高收入的群体对自己的代际流动评价高于其他较低收入群体。从居民对社会地位流动通道的评估来看,近五成居民认为社会的流动通道畅通;学生对社会流动通道畅通度的评价较低。从居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预测来看,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未来5年,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会有上升;29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自己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更高。
从个人对阶层流动的归因方面,教育和个人品质、素养、能力被认为是推进代际流动的主要原因;逾半居民认为流动受阻主要是社会原因所致。另外,居民普遍认为,导致社会上升通道不畅通的个人因素在于人脉关系,家庭因素在于家庭人脉资源不足,社会因素在于社会体制存在问题。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发展中大国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新形势下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 更加关注民生的改善。党的十八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作出全面部署,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是对“民生改善”的再动员、再部署。同时, 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 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己任, 致力于民生实践。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历史, 是一部为了改善中国人民的民生而不断奋斗前进的实践史。民生的改善和提高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的每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都非常重视民生问题, 并在民生观上一脉相承,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坚持与时俱进, 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生思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内涵
(一) 民生的定义和内涵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的“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在这句话中, “民”是百姓的意思, “民生”则意为百姓的生计, 从百姓生活的角度, 揭示了人民生活的根基在于勤劳, 只要勤劳就不会缺衣少食。虽然在现今, 《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仍是“人民的生计”, 老百姓的生活来源问题, 但是民生的内涵已经不再局限于此。
在现代社会, 民生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 民生是指所有与民生相关的直接和间接的事项, 其中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 范围极广。这个概念的优点是对民生的高度重视, 缺点在于其广阔的范围难以配合具体的政策层面的内容。而狭义的民生是指, 人的基本生存和生活条件, 以及人们发展的机会、能力、权益等等。我们通常使用的即为狭义上的民生概念。
(二) 民生问题的界定
为了对“民生”有一个比较准确、合理、恰当的界定, 弄清民生问题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 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具体民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民生问题, 简单地说, 即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其按照由低到高的递进状态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计状态的底线;第二个层面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第三个层面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三个层面依次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生计来源”和“生活质量”的问题。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立足基本国情,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 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利益, 与时俱进, 不断提出的一系列如何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和理论,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史, 由此积淀下来的中华文化, 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是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的基石, 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正是依托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汲取源源不断创造力和灵感。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殷周时期萌芽, 春秋时期形成, 并在战国时期达到成熟。夏朝时起, 百姓的力量就开始被重视。《尚书·五子之歌》说:“皇祖有训:民可近, 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意为百姓是可以接近的, 不能忽视他们, 百姓是国家的基础, 基础稳了, 国家方能安定。先秦诸子百家中以孟子最为重视百姓生计。作为先秦最大的民本主义思想家, 他认为“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 空前地高扬了百姓的价值和地位, 体现了社稷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而“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 则体现出孟子民本思想的最终目的所在, 先秦民本思想至孟子已基本形成理论体系。到了唐代, 魏征以“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苟子·王制》) 的道理劝谏太宗李世民, 至今仍不失为一剂治国良方。明末黄宗羲直接提出:“盖天下之治, 不在一姓之兴亡, 而在万民之忧乐。” (《明夷待访录·原臣》) 这些都是“重民”的民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中反映。
中国共产党以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既吸取了其中合理的因素, 又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 赋予它以新的时代气息。
(二) 近代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孙中山先生一生, 以“关怀民生”为己念, 其社会革命思想的核心“三民主义”中, 民生即是民族和民权的归宿。1905年10月,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民生主义”。他说道:“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1]对于“生存”, 他认为是指人民大众享有必需的生活资料以维持生命的存在, 人民的生命是任何历史存在的前提。对于“生计”, 孙中山说:“人类之生活, 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 是故生计完备, 始可以存, 生计断绝, 终归于淘汰。”[2]他提出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进步, 都是以民生为重心, 认为只有实行民生主义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 人类才可以享受大幸福。
由于当时社会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但其理论仍有很多科学的内容, 值得借鉴和继承。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和实践, 对近现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承和发展。”[3]
三、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生的探索和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坚实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 又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说,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 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 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4]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对民生的现实性关切。在中国革命实践和现代化建设中, 中国各代领导集体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 中国共产党对民生思想的发展
1945年4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使用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概念, 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 必须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 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新中国建立之前, 他还深情地告诫全党同志要“关心群众的痛痒, 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 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 盐的问题, 米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衣的问题, 生小孩的问题, 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6]。
我们党在国家建设之初就对民生问题高度重视, 但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才能保证其正确的方向。1978年以来, 邓小平坚持与时俱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举措, 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他认为, “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 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7]并进一步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7]只有这样, 才能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并有助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逐步解决。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同样高度重视民生问题。2001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江泽民指出:“党的一切工作, 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 倾听群众的呼声, 反映群众的意愿, 使党的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的要求。”[8]他还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8]。这都充分表现出党对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报告认为“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坚持人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 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9]。
民生问题说到底, 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国家建设和发展等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所以解决好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关键, 也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标志。
“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直观表现在于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因此, 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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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21-280.
民营与国有——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国有经济做优做强做大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长达20余年的改革拼搏与制度创新探索,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为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较强赢利能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也不断地向能发挥自己优势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大企业集中,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支骨干力量,主导着国民经济的发展。1998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23.8万家,到2006年底,这一数字成为11.9万家,数字减少一半,但利润却由1997年的80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2万亿元,足足增长了14倍 。2000年,全国国有工商企业共有净资产57554.4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净资产30690亿元,而到2006年,中央企业净资产增长到53900亿元,实现利润7681.5亿元,上缴税金6822.5亿元。2006年,中央企业销售收入超过千亿元的有21家,利润超过百亿元的有13家。2007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强中,中国有30家,其中内地企业有22家,这些企业全部为国有控股企业。2007年1~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193亿元,比2006年同期增长42﹒3%,超过1~5月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2﹒1%的增幅 。国有经济的做优做强做大,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与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他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国有经济这种社会主义的“普照的光”和“特殊以太”的地位和影响,不仅能主导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同时还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从而为这些缺点的弥补、修正和改革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和措施,而这些条件和措施中当然包括民营经济这样一种经济成分。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是执政党经济性社会诉求,又是政治性社会诉求
如同我党将公有制界定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既是中国政治性社会诉求,又是中国经济性社会诉求一样,将多种所有制界定为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发展”,同样也既是中国执政党经济性社会诉求,又是政治性社会诉求。所不同的是政治性与经济性诉求的先后次序差异。
在我国民营经济即除开外资经济之外的广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所谓民营的民,即社会公民也即老百姓。在我国,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我国的民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主体,在其根本利益上,与执政党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民”,创办和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事业和活动,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经济,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在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民营经济不是什么私有化,更不是搞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本体意义的“民”,创办和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事业和活动,怎么会是搞资本主义的民?!既是社会主体又是本体的民,从事自己的当家作主的经济活动,解决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即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民生问题,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体现的结果。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是发达的或成熟的社会主义,还远远达不到马克思所指出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样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要求,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民,通过自己积极、主动地创办、经营属于自己的经济实体活动,在为社会作贡献的同时,能动地解决自己的民生,这是民的伟大之处。同时,在我国,民与国(即政府)既有对应性(而不是如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的对立性),更有统一性。这表现在民营经济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一致的意义上。
在我国,建国以后一直奉行的计划经济,也具有这种意义。执政党通过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国家的经济活动,其政治的社会诉求是以消灭私有制,进而消灭剥削为目标,其手段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即以所有制为社会形态判断的根本标准;其经济的社会诉求则是以满足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为其出发点和目标。但是,正因为政治社会诉求的社会形态判断根本标准的错误,从而导致经济的社会诉求目标的偏离和出发点的虚置。执政党(通过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和调控不仅没有能获得预期的成就,甚至还两度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开始。拨“左”之乱,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源。其首要为恢复将生产力标准作为社会形态衡量的根本标准,并运用这个根本标准,衡量并得出中国现阶段是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这是对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巨大发展。正是基于此,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在正“本”的基础上“还原”——老百姓即“民”作为社会主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当然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主体——解放和发展“民”,让人民中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并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民营经济应运而生,迅猛发展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自改革开放伊始的近30年来,中国民营经济的萌生与发展,历经艰难险阻,历练大风大浪,终于在执政党(通过政府)的细心呵护下,与国有经济共同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成分,成为一枚硬币的一个方面。也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党(通过政府)将自己的政治社会诉求(即社会主义道路与方向)与经济社会诉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目标、出发点、途径、手段、措施与方法等有机地整合为一个系统,并在其实践中不断地修改、修正这个系统,使自己不断地再上新的台阶,从而表现出不断成熟的执政能力。
民营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生力军
经过近30年的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的生力军,主要表现在下面十个方面:
第一,到2006年底,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494.7万户,注册资金总额为7.5万亿元,从业人员为6395.5万人,投资者为1224.9万人。第二,民营经济投资大幅度增长:到2006年底,城镇中的非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即全部民营经济固定投资总额达到4.83万亿元,高于全国13.2个百分点,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1.6%。第三,私营工业经济高速发展: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增加值为1.5万亿元,高于全国8.2个百分点。第四,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高速增长:2006年,全国私营企业进出口总额为2436亿美元,同比增长46.5%,高于全国增长率约23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的比重为13.8%,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2.1%,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第五,私营工业利润快速增长:到2006年11月,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利润总额为2521亿元,高于全国16.5个百分点。第六,私营经济税收快速增长:2006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3495.2亿元,比2005年增长28.6%,高于全国6.7个百分点;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9.28%,比2005年提高了0.48个百分点。第七,对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不断增大,以中国光彩事业为例,到2006年6月,光彩事业投资累计到位资金1247亿元,比2005年6月增长178亿元;安置就业479.8万人,增加179万人;帮助脱贫769.8万人,增加221.5万人;捐赠财物170.2亿元,增加近40亿元。第八,私营企业组织形式及治理结构不断优化:据全国第七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到2006年底,独资企业比例为21%,比两年前降低了1.5个百分点;合伙企业比例为7.4%,降低了0.3个百分点;有限责任公司比例为65.6%,提高了2.7个百分点。抽样调查还显示,私营企业中设立股东大会的占58.1%,比两年前提高1.4个百分点;建有党组织的占34.8%,提高4个百分点;建立工会的占53.3%,提高2.8个百分点;设立了职代会的占35.9%,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第九,企业经济实力增大:2006年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为151万元,比2005年提高了8万元。到2006年9月,全国规模私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为2620万元/户,比2005年提高200万元/户。2005年达到2亿元销售收入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达到2688家,比2004年增长26.85%;其中前20位企业营业收入总额为5025亿元,比2004年增长37%,平均规模为251亿元;名列前三位的联想集团达1082亿元,沙钢集团为405亿元,苏宁电器集团为397亿元。第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目前已有约15万家,在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中,70%以上为民营科技企业,其科技成果占高新区的70%以上。我国专利申请中,私营企业申请量占41%,高于其他经济成分;全国有7个省的私营企业专利申请比例超过50%,有6个省的私营企业发明专利申请超了50%。详见下表:
民营与民生——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方面
民营经济的双重所有权意义
在中国,民营与民生是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社会和谐发展的两个方面。因为民营经济发展而促进民生向更高层次发展,因为民生的更高层次需求而又促进民营经济不断上台阶。二者相互提携,有力地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的建设。
民营经济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的经济。这种当家作主,是直接的当家作主,是完全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所有制的角度讲,业主是企业的主人,对自己的财产具有不可争议的自主权与处置权。从市场运行角度讲,现阶段中国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是实行的业主经营体制(因为大多数民营经济实体还达不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资产程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中国的民营经济业主,具有双重的所有权意义:一是作为国家的主人,无条件地享有人民共和国的主人翁权力和利益(这种权力和利益部分是通过行使权益而获取,这与所有公民一样,如宪法规定的公民权益等,部分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享受到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保护、支持和资助的法律的政策的措施的权力和利益);二是作为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或法人代表,在个人合法财产(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上)则享有完全的受法律保护的权力。相对于非业主的其他中国公民,民营经济实体的业主们的这种双重所有权意义,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和作用十分巨大。
民营经济的社会进步价值享受者体现在国家分配制度上,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上,没有效率优先就无法实现兼顾公平。民营经济能较好地体现效率优先,但在兼顾公平上,就当前中国的实际考察,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民营经济实体,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主要体现在业主对员工的剥削程度上。这就必须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实现这一任务:将剥削放在阳光之下,即实现“阳光下的剥削”。笔者于1998年在《四川统一战线》第七期撰文提出了“阳光下的资本”和“阳光下的剥削”概念 。所谓“阳光”就是法律制度体系。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既能有力保障和保护民营经济业主的双重所有权,促使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效率优先;又能有力地保护民营经济实体的广大员工的合法权力和利益,从而使兼顾公平有实实在在的社会基础。
民营与民富
邓小平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并以此界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落后的矛盾。民营经济通过对“民”,不断地解放和发展而实现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从而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积累。民营经济社会财富总量的积累与国有经济较大的区别在于,民营经济更多地体现在富民上,而国有经济则更多地体现在强国方面。“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的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经济发展是建设社会和谐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到2006年底为止,中国GDP总量中的65%左右已为广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所贡献,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40%左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增量部分,70%~80%左右来源于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富民是其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家庭财富普遍大幅度增加。到2006年底,全国有2595万家个体工商户,户均资金约2.5万元,而实际资产则大大超过此数;这些个体工商户涉及家庭人口达7500多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基本上过上了小康生活。全国有495万家私营企业,户均注册资金152万元,实际资产也大大高于此数;私营投资者人数近1271万人,涉及家庭人口近4000万人,私营企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比投资者人数更多,涉及的家庭人口更多。这些投资者和高管人员的家庭多数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有“恒产”就有“恒心”,有“恒心”就生活安心,生活安心就社会和谐。民营经济使这么多家庭,这么多人口的个人财产得以与日增加和积累,可以安居乐业,过上富裕和比较富裕的生活,这为社会和谐提供了可靠保证。
民营与民强
民强体现在奋斗、争取、拼搏、创新、敢于与国际资本较量上。改革开放以来,以百姓创业、民众投资、企业家经营为主要特征的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既是国家在政策、法律和制度上逐步给予民营经济以公平待遇的过程,也是民营经济不断争取政策、法律和制度公平待遇的过程。这个过程既锻炼了民营经济,也提升了民营经济的强势势头。现代社会实践的无数事实证明,新生事物可以自发产生,但很难自发持续发展,必须有执政党(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 民营的萌生(不是再生,因为今天中国的民营经济在本质上已不同于建国前的旧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和壮大,既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成熟的过程。
民强的第二个重要体现是效率。效率,特别是生产效率,是社会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真正的效率是全要素效率,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总效率,其中包括个人资本、企业家经营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效率。而民营资本在效率方面明显地高于其他资本的效率。而且,也正是民营资本的出现和民营资本效率的提升,才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资本和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持续提升,这是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彻底告别短缺经济和贫穷落后的一个基本原因。
民强的第三个重要体现是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灵魂。自主地创业、创造和创新,是社会充满活力的最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标志。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的产生和发展,几百万家私营企业的崛起和拼搏,还有几千万自由职业者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追求创业自由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政策不断推进创业自由的一个主要结果。这几百万、几千万个人和家庭,通过自主创业,通过创新,为个人创造了价值,骄傲地实现了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财富,不断地创造和积累了社会财富总量,不断地增强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民营经济还是中国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为构建创新型国家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数据反映,我国大多数的新技术、新发明、新专利、新产品均来自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正是民营经济的创业、创造和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的整体活力,在体现民强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民”的整体素质而向更强的台阶迈进。
民强的第四个重要体现是敢于与国际资本较量。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我国民营经济在参与国际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开始显现出自己的生力军作用。据商务部的统计,按企业数计算,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已达2573家,比2002年增加了1573家,年均增长17.8%;占对外投资国内主体的比重从2002年的50%提高到64%,其中有限责任公司以32%的比重首次超过国有企业29%的比重。从地域看,七成以上的私营投资主体来自浙江和福建两省。从行业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2005年,我国在境外建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投资近30亿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是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包括:建立营销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开展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业综合开发,建立境外开发中心等。投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在地域分布上,我国民营企业已经在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营和投资,其中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将近一半。
民营与国强
执政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时,将国强的侧重点倾向于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上,而民营经济的重点社会诉求在于富民方面。这一方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表现执政党关于民生为主题的社会建设意识强化,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在实践上,民营经济在富民强民智民的基础上,也显著地反映出强国的意义与其巨大的力度。因为民富、民智、民生,其自然历史结果则必然是强国。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当今处于强国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可以说各自在除开众多其他原因(诸如对外扩张,商品、资本输出,乃至对外掠夺等)之外,有一规律性的原因则是通过民营而民富而民强而国强。近代中国的落后,皆因民营不光、民富不能、民智不开、民强不利。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人类自然历史过程中的自然历史结论。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苦苦寻求的图强御侮之路,民族复光之路,只有在今天才开始成为现实,而这开始成为现实的伟大贡献之中,民营经济功不可没。2006年,中国GDP总量中,民营经济贡献达65%左右,2007年,这个数字将继续保持。
(作者系四川大学非公有制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建设生态文明 林业勇挑大梁
党的十八大,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并将其作为执政纲领写入党章,还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
林业承担着保护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任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和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元素。近年来,我国加快建设现代林业,把改善生态和改善民生作为林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主攻方向,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生动实践。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说,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林业肩负着光荣而重大的使命,力求更大的作为。
展望未来,生态文明将引领我国现代林业建设新方向,促进生态林业和民生林业又好又快发展。
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
人类文明的演化、进步,总是离不开森林的呵护与支撑。林业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发达的林业、良好的生态,已经成为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华说,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改善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环境”起着决定性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林业在生态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著名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说,林业兼有生态建设保护的主体功能和绿色生产的经济功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领域,发展林业应该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加快现代林业发展,充分发挥了林业在生态建设与保护中的主体作用。但目前我国仍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仅为20.36%,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70%,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面积分别超过国土面积的1/5和1/3。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劣、生态承载力不高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为此,国家林业局提出,今后要围绕保护和改善森林、湿地、荒漠三大生态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发展生态产业、生态文化,不断完善林业规划体系,拓展生态利用空间,优化生态建设空间布局。继续实施好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湿地保护恢复、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并谋划一批新的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在生态区位重要和脆弱地区,加快构筑十大国土生态安全屏障,构建自然生态景观建设和保护体系。
林业是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生态产品是维系生态安全、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的自然要素,包括优美环境、清新空气、清洁水源、宜人气候、安全生态和绿色产品等。生态产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生态产品生产及生态服务能力,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经历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相对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生产能力的大幅提高,我国提供生态产品特别是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并没有同步提高,在一些地区甚至有所减弱。我国的生态产品供给,承担着最多人口和最快经济发展的双重巨大压力。未来发展中,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环境恶化态势虽然有所减缓,但整体持续恶化趋势尚未扭转;生态产品等生态需求快速增长,供给不足将常态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生态安全、生存健康的关注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逐步从“求温饱”转向“盼环保”,从“谋生计”转向“要生态”。
建设生态文明,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改善生态的迫切愿望和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随着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进步,绿色和生态日益成为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要求,成为党和政府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生态产品的生产作为重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福祉。
林业是生态产品生产的主要阵地。必须努力建设和保护好林地、湿地、沙地及森林植被,充分发挥它们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林产品、生态产品和生态文化产品。沈国舫院士说,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突出林业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发挥森林植被的制造氧气、调节气候、防止水土流失、降低噪音、吸碳固碳等功能和作用,依托林业这一规模最大的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体,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研究员王焕良说,山清水秀但贫困落后不能支撑百姓的幸福生活,富裕发达但生态破坏、生存受到威胁更会使百姓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失去幸福。生态文明不是拒绝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是在改善提高中坚守顺应自然的准则。建设生态文明,既要有金山银山,又要有绿水青山,才能保证经济增长和幸福持久,才能让人们在仰观蓝天白云、俯视青山绿水、行呼清新空气的同时,摆脱贫困和落后,走向富裕和幸福。
林业是美丽中国构建的核心元素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是对人民群众生态诉求日益增长的积极回应,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大地以绿水青山,还天空以清新蔚蓝,还百姓以绿色家园。
林业是自然资源、生态景观、生物多样性的集大成者,拥有大自然中最美的色调,是美丽中国的核心元素。“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替河山装成锦绣,把国土绘成丹青”,共和国首任林业部长梁希的这一宿愿,一直是中国务林人的不懈追求。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鄂云龙教授认为,没有森林建设和保护,就没有生态文明。没有绿色中国,就没有美丽中国。如果林业和绿化搞不好,还谈什么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中国民生银行于1996年1月12日成立,是我国首家主要由非公有制企业入股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00年,民生银行A股在上交所上市,2004年,民生银行作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成功发行了58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2005年9月12日,民生银行公布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国内5家上市商业银行中率先进入股改程序。在2004年“中国最具生命力企业”评选中,中国民生银行排名第十八位。据2004年出版的英国《银行家》杂志,按一级资本等项指标综合排序的全球前1000家商业银行中,中国民生银行位列第310位。根据2005年权威机构发布的《2004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从全国性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总体态势分析,民生银行无论是综合竞争力、现实竞争力还是潜在竞争力方面都处于第一档次,其中潜在竞争力居全国第一。民生银行成立9年多来,资产规模增长50倍,净利润增长259倍,各项业务不断拓展,实现了连年超常规的高速增长,并给予了股东丰厚的回报。
民生银行的发展模式,给关注它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本文仅从该行经营发展的战略和策略角度进行分析。
一、“准确定位、控制风险、客户路线、不断创新”是民生银行的成功经验。
1、准确定位
(1)客户——来自民企,服务民企。民生银行把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科技民营企业作为明确的市场定位,既符合民生银行成立的宗旨,也符合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第一,因为自己的股东有80%来自民营企业,而且目前绝大多数股东仍是民营企业。所以,民生银行与它们有密切的联系,充分了解民营企业的需求,能够更好地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第二,民营企业可观的市场发展空间,也让民生银行愿意集中精力做好做大这块蛋糕。2004年,我国民营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超过60%,民营工业企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以及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一半以上。第三,受到资金实力等的限制,民生银行难以与国有银行竞争大客户、大项目,而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有利于扬长避短,发挥自身机制灵活、决策链较短、贴近中小民营企业的优势。
(2)网点——集中布局,提高效益。民生银行网点设置的特点反映了其市场定位:(1)数量不求多。民生银行网点数量排名在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居第10位,比排名第9的深圳发展银行少20多个网点。(2)集中于经济发达城市。除宁波、汕头两个小型城市外,其他所有网点均设在省会级的大中城市;集中在沪宁杭、环渤海湾经济带的几个大中城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中游几座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杭州6座城市的网点占到了总数的61%。
(3)业务——因势而变,逐渐转型。民营企业股东对银行回报率要求非常高。要实现资产规模和收益率与股本扩张的同步增长,促使民生银行长期以来不得不倚重批发业务。随着规模的扩大,民生银行着重考虑业务的结构调整。依托住房按揭、银行卡、自助银行这“三驾马车”,使得民生银行正在踏上零售业务的快车道。
2、控制风险。
在风险控制方面,民生银行走在了国内所有银行的前面,近年来,其不良贷款率一直保持国内同业最低水平。
民生银行不良贷款率表
民生银行的资产质量高,在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1)建立集中控制、独立评审的贷款发放和风险管理制度。民生银行建立了以真正的专家为主体构成的信贷评审委员会,使各分行的“一把手”退出评审会,这就从制度上避免了由基层行领导者的长官意志可能带来的授信业务经营性风险。
(2)以数据大集中为依托对风险管理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性支持。民生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最先建立了总行掌控的数据中心,对各支行、营业部的各类营业信息,总行通过点对点的联网系统随时能获得即时数据,这就使得它的风险监控建立在信息高度透明的基础上。
(3)将风险管理制度切实衍化为具有可操作性、弹性与刚性并重的银行业务流程。这个业务流程包括从风险管理的“问责制”到“风险引咎辞职”,从弹性授信办法到编印内部风险管理指引文件《授信评审指导手册》,从内部各项管理规章到外部“五级分类”标准的严格执行各个工作细节。
3、不断创新
一是制度创新。(1)数据大集中。民生银行在全国同业中率先采用全国数据大集中的模式,将全行所有业务的数据处理集中在总行。(2)三卡工程。第一张卡是福利卡,这主要是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问题,使员工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第二张卡是绩效卡。这主要是解决员工的定岗定位定价问题。第三张卡是培训卡。它主要是根据定岗定编情况,确定员工按照岗位需要接受的各种培训。(3)两率改革。即制定合理的标准,发挥工资利润率和费用利润率的杠杆作用,员工的收入和费用都与创利紧密结合起来。(4)等级行制度。民生银行的等级行制度,打破了行政级别限制和一般意义上的分行、支行概念,是按照利润指标来推行等级行制度。
二是产品创新。民生银行成立了专门负责产品创新的认定委员会,对新产品进行全面评估认定,并制订相应的奖励政策,加大对新产品开发的激励。从买方付息票据贴现业务、外汇票据买断业务到保理业务、民生集团网,再到账户信息即时通、住房二次抵押贷款以及个人委托贷款、理财风暴、“一桶金”小企业主经营贷款„„不断推出的创新金融产品,已形 成民生银行独具特色的、有市场竞争力的金融产品体系,强化和提升了民生银行的品牌内涵。
4、客户路线。
民生银行在实践中通过对银企关系以及企业采购链、销售链、财务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找到了解决客户需求的思路和办法,推出了企业财务革新计划。
二、民生银行经营发展战略选择的解读
1、关于准确定位。民生银行由于在网点、客户资源、市场份额等方面的相对劣势,加之理论上存在的C-A-P组合的无限多样性,几乎很难完全采取跟随型战略,而应当以求异型为主,跟随型为辅。民生在客户方面,不是单纯地与大银行正面竞争大客户、大企业,而是定位为高科技、中小型民营企业,把为这个群体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作为自身获得发展的最大机会;在竞争地域方面,集中在沪宁杭、环渤海湾经济带的几个大中城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中游几座城市,其共同特点就是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在产品或者说业务方面,则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动业务转型,以住房按揭、银行卡、自助银行这“三驾马车”作为依托,加快零售业务发展。
2、关于控制风险。民生银行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认识到位。民生银行上下都把风险管理和控制放到突出位置,各级行领导都反复强调其重要性,使得员工形成共识。二是抓住关键。民生银行紧紧抓住了信用风险和经营风险这两个在金融职业经理人阶层尚未形成条件下对中国银行业最具威胁的风险,因此,效果明显。三是制度健全、有效。例如,民生银行的独立评审、首席信贷执行官、区域授信评审中心等独创性的制度都被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3、关于不断创新。体制灵活、人员素质较高,这些作为上市公司的优势为民生的创新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好地满足企业和个人客户需求日益个性化、差异化、复杂化的需求,坚持走“客户路线”成为创新的催化剂;同时,面临网点、市场份额等方面的劣势,以及加入W TO和开放金融市场后,金融混业经营将从外部波及我国等
压力,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又成为努力创新的外在动力。因此民生银行一直积极的推动创新。
4、关于客户路线。企业财务革新计划的推出是民生银行对银企关系的新认识。民生银行看到,现在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不在银行手上,而掌握在企业手中,面对这样的情况,银
行必须因势而变,把客户价值的视线放在第一位,努力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此为基础才能分享企业利润,实现自身价值。从民生集团网等5个单元到金融解决方案,很好地满足了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这也使得银行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加长久、高效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真正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1]廖继胜,国内银行业加快金融创新的微观战略:中国民生银行个案研究,金融与经济,2004年第1期
[2]民生银行的发展观、营销观和服务观,福建金融,2003年第9期
[3]邓梅芳,民生银行:突围传统,中国金融家,2004年4期
[4]高峰,创新源于客户需求,数字财富,2004年第4期
实习部门或岗位:大堂
实习内容: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体育西支行大堂进行实习。
实习记事和体会:
银行是讲究务实的地方,切勿自作聪明。
现在的人基本上都形成了一个共识:企业和领导都喜欢聪敏的下属,懂得灵活变通。这个说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适用,比如说银行。在银行工作,并不需要你有多高的智商,相反它最重视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员工,勤勤恳恳仔仔细细的做事情。很多业务,例如办理零售住房或者公积金贷款,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重复着简单的程序,但是却对员工的耐性和细致度有很高的要求;例如抄合同,如果在抄合同的过程中出了一点错误,比如抄错了一个数字,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一般都是涉及到较大的金额,一个轻微的笔误会带来重大损失。刚开始做的人,像我们实习生,碰见不确定的地方千万不能自作聪明,哪怕再简单也要去问,因为很多细节不是像你想当然的那样,它们都有着各自的严格的规定。给客户的答案一定要准确不能“应该是”、“大概是”、“可能”这中模糊地字眼,不清楚的一定要上级问明白再给答复,因为你要对顾客负责,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堂经理。
实习日志二
实习部门或岗位:柜台
实习内容: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体育西支行柜台进行实习。
实习记事和体会:
初来乍到,一切都很陌生,脑子空空的,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琐碎的事情很多,断断续续地做一些,有些无厘头,思维里还理不顺一条线。
学会使用打印机了,在学校时经常去复印店,大批量的复印东西,可从没碰过那个大玩意儿,今天研究了半天,又请教了别人,总算会简单得使用了,只是还有些其它功能平时不太用,所以没什么人会。首先,我觉得在学校和单位的很大一个不同就是进入社会以后必须要有很强的责任心.在工作岗位上,我们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要对自己的岗位负责,要对自己办理的业务负责.如果没有完成当天应该完成的工作,那职员必须得加班;如果不小心出现了错误,也必须负责纠正。
其次,我觉得工作后每个人都必须要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素养, 正所谓做一行就要懂一行的行规.在这一点上我从实习单位同事那里深有体会.比如,有的业务办理需要身份证件,虽然客户可能是自己认识的人,他们也会要求对方出示证件,而当对方有所微词时,他们也总是耐心的解释为什么必须得这么做.现在银行已经类似于服务行业,所以职员的工作态度问题尤为重要,这点我有亲身感受.
实习日志三
实习部门或岗位:柜台
实习内容: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体育西支行柜台进行实习。
实习记事和体会:
问问题不一定非得“勤”,但却必须“巧”。
在这点上我自诩还是做得不错滴嘿嘿~很多前人告诫新来的实习生都是要多问问题,勤学苦思,但是我认为他们只说对了一个方面:问问题不一定要问的多,却应该问的巧。所谓的巧,就是找恰当的时机问,有针对性的问,一个问题能一箭双雕,省掉不少麻烦。在银行工作的人平时都会很忙,就算是师傅也不可能一天到晚围着你转,更别说被你缠着问问题了。比如说你在工作时遇到一个有疑虑的地方,而此时你的师父却在忙忙碌碌的打电话或者接待客户,这时候你会去打扰他么?明显不可能。不妨把问题积攒下来找个空闲时间集中问,当然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不过还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人的个性是不一样的,碰见个耐心的师傅算你好运气,但是有的人就不喜欢被人追着问问题,这该怎么办?其实还是有很多解决方法,比如去问其他人,或者自己找类似的材料照抄什么的。主要就是要察言观色,不要动不动把人惹烦了。3 M& Z! E y) B
实习日志四
实习部门或岗位:柜台
实习内容: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体育西支行柜台进行实习。
实习记事和体会:
既然是实习生,就要做好打杂的准备。但不能光是打杂,要做个“有心人”。
以前听见人去实习,感觉都很羡慕,好像他每天都可以充实的学到很多知识,其实不然。很多地方的实习都是分派一些简单的活,让人觉得自我价值无处体现。可是仔细想想:人家的正式员工每天也就无非做这些事情,何况你一个实习生呢?抄合同,基本没什么技术含量,熟悉了流程就埋头狂写好了,但是只要用心的话还是能学到东西的。这个我们在单证课的时候老师也讲到,你可以在合同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要做个有心人。
学习确实应当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你不主动去求知,难道等着别人像学校老师一样来主动灌输不成?这点上我有不少进步,不过还有不足,须多多改善。
实习日志五
实习部门或岗位:清算部
实习内容: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体育西支行柜台进行实习。
实习记事和体会:
无所事事的时候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在银行实习,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忙碌。工作人员总是有任务的,但是实习生就不一样了。用得着你帮忙的时候自然能上就上,一旦没什么要帮忙的那就完完全全的闲下来了-----毕竟你不是正式员工,有些事情是不可能交给你去做的。这时候在办公室闷得发慌,没人管你,又不好走掉,该怎么办?在办公室间游荡吧,又怕干扰人家工作;坐在那里发傻也容易给领导留下不学无术的印象。
南巡讲话前十三年, 大陆经历了七十年代末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和组织人事干部大更新、八十年代的自由民主人道思想启蒙、农村与城市经济体制商品经济、放活承包、价格双轨制、财政包干等改革摸索, 以及政治运动反复, 到“八九”后开始整顿沉寂, 时逢苏联东欧剧变, 冲击巨大, 中国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生死十字路口。在这种严峻苦闷的压抑形势下, 1992年初, 88岁高龄的邓小平毅然南下当时的改革开放前沿、临近香港的广州市、深圳特区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 倡导大刀阔斧推进市场经济改革, 批评改革不能像“小脚女人”, 要大胆推进, 勇于尝试, 肯定“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以“三个有利于”标准破除了“姓社姓资”羁绊的极左意识形态。紧接着, 1992年中共十四大高票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路线, 从此大陆改革没有再经历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大反复, 稳步进入了市场经济改革发展、民营经济大潮涌现的高速轨道。
南巡讲话后的二十年,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产业转移、技术转移的世界经济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 中国抓住机遇, 发挥后发优势和大国规模效应, 生产制造能力剧增, 进出口能力迅速增强, 国内市场也迅速崛起, 商品市场要素充分按照有效价格信号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也基本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流动交易模式, 民营企业、微型创业、自主就业与上市公司兴起并主导了就业市场与资本市场,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房地产、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中国大陆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最近数据表明大陆有6亿多人口摆脱了贫困, 这些对全人类和发展中国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 大陆也问题重重, 制度性腐败, 价格投机、财税金融体制依然扭曲, 所有制激励扭曲, 城乡二元体制鸿沟严重, 资源环境压力加剧,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不可持续、不协调的严峻危机因素, 矛盾处理不当, 有可能出现经济、金融危机并导致改革道路逆转;处理得当, 大有希望再高速增长和协调发展二、三十年, 真正使人均国民收入而不是GDP总量进入中等较发达国家水平, 进入人均GDP两万美元, 基本实现邓小平所说“共同富裕”。为稳健实现现代化民富国强蓝图, 系列突出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一、中国社会当前十三项突出问题
1、大规模征地拆迁, 农民“被上楼”, 甚至野蛮拆迁, 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群体性事件和上访事件众多, 地方政府阻拦、抓扣上访甚于防川;失地农民通常估计有六千多万, 不少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没有保障, 这是导致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的一大因素, 损害了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声誉。
2、公务员、官员队伍庞大, 经济建设中贪污腐败严重。有资源审批控制权的国企队伍和事业单位干部队伍也是数量众多, 财政供养队伍规模空前。从村级干部到省部级干部, 包括国企及一些事业单位干部, 掌握了大量微观经济、项目资源的审批决定权力, 腐败寻租呈现全国性、跨行业、系统化、规模化, 除非彻底改革资源管理审批体系, 贪腐难以根本逆转。
3、出口依赖和国有信贷投资依赖严重, 内需严重不足。净出口比重虽然只有5%到10%, 但整体进出口依赖度达到80%左右, 而发达国家大型经济体一般只有20%左右。经济对政府投资和国有部门投资依赖严重。众多国有部门项目的投资运作中, 民间流传着三分之一“送礼”、三分之一利润、三分之一投资于项目原料、人工的普遍实际投资状况。国有部门占据主要信贷投资资源, 政府土地抵押、政府信用担保的地方债务规模庞大, 政府公布数字大约12万亿, 民间市场流传估计20万亿以上, 潜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数量巨大, 蕴含严峻金融风险。
4、土地与房地产市场依赖度过高, 土地粗放经营, 浪费严重。房地产、土地市场的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阶段、普通群众工资收入水平脱节比较严重, 价格形成体制畸形, 房地产正常消费品功能与自主改善功能被畸形压缩, 而房产的投资品与投机功能被不良政策与有缺陷的政绩考核体系畸形放大扭曲, 扭曲了各行业持续协调发展环境, 加大了城市化顺利进行的成本。政府成为房地产市场最大的赢家。虽然这些巨额收入主要用于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但却是以暗箱操作腐败、价格机制严重扭曲、土地资源严重浪费为代价, 扭曲了投资渠道, 误导各行业相对利润率和价格信号体系, 使生产性投资与实体经济经营更加困难, 同时培养助长了全社会炒房投机风气, 助长了“无房不嫁”、不思同甘共苦、奋斗进取的不良社会风气。大中城市房价畸形过高和住房空置率畸形过高悖论并存, 带动中小城市、县城的房价、地价也过渡高涨, 对各行业协调发展和促进生产性投资不利。
5、城市建设超前和城市化布局失衡, 大城市拥堵病开始形成和固化, 人的城市化严重滞后。城市化的经典本质和发达国家经验主要是人的城市化, 在大陆变成了主要是土地城市化、高楼大厦城市化, 变成了单纯攀比城市建设, 而把相应的从农村及外地转移来的产业人口在市民待遇、社会保障方面拒之门外、能省就省, 导致人口城市化滞后严重。错误的城乡二元分割发展体制和不成熟的城市与国土空间布局发展战略, 导致了中小城市发展为主、城市网络群发展为主、农民市民化为主的城市化优化路径还没有成为国家核心发展战略。
6、城乡二元体制固化, 三农问题治理战略的根本方向有误。虽然多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三农开头, 大量惠农、补农的政策举措每年花费数千亿资金, 但大陆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定居、享受平等市民待遇依然受到体制政策严重阻碍。农民工可持续就业问题严峻,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突出, 农民工转为市民、身份解放的历史大任亟待破题。过多的人口集中在小块耕地上, 人均收益很低, 人力资本素质难以提高, 农业适度规模集中经营、企业化、生态化发展受到体制阻碍。农民工子女或者留守农村, 或者流动不稳定求学, 享受不到良好的基础义务教育权益, 给中华民族未来发展构成一、二十年后的社会隐患。
7、“国进民退”, 政府与民争利, 民营经济被作为二等公民。市场依然被拒之于与国有所谓“命脉”部门门外, 很多民企和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金融市场等都受到排挤, 只能在非“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小打小闹”、附庸生存, 很多民企被迫靠依附政府官员发财发展, 靠民间融资渠道解决资金周转与生产建设融资难题。
8、环境污染严重, 食品安全堪忧。片面追求GDP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重视不足, 对假冒伪劣的监管打击睁只眼、闭只眼, 地方工作以GDP数量、项目工程数量、重化工、房地产和地方财政收入为归属为核心, 导致政府对环境监管和食品安全投入严重不足。
9、地方政府考核晋升体系扭曲严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绩体系亟待改善提升。必须尽快解放思想, 改革执政大思路, 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短缺时代合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任务转移过来, 兼容提升, 形成新的时代任务——各级政府要转向以经济发展质量为中心和以民生保障为中心, 必须把地方政府从招商引资重任中解放出来, 重心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和保障民生、保护环境。
10、法治倒退, 司法系统的合法独立改革严重滞后。法院成为地方政府附属物, 经济发展质量、市场竞争秩序、反垄断、反权钱交易、财产权的司法保护严重缺失, 建设性的司法作为严重供给不足, 而破坏性的、寻租性的司法腐败行为供给过剩, 表明司法、法院被地方权力俘获严重。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群体的尊严也随着法院的被俘获降到了历史低点。
11、财税金融体制和国民资本分配格局失衡。虽然总量上看大陆资金供给充裕, 但是, 中央、国有资金资本独大, 直接财政收入每年近10万亿之巨, 间接的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等政府收入有专家估计占GDP40%到50%, 而民企资本供给严重不足;分税制改革远未完成, 省级以下分税制改革推进困难, 地方支出责任占比大约70%, 但收入仰赖上级层层拨款进行专项或转移支付;部委项目审批与资金拨付机制导致“跑部钱进”, 政府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审批变成了“可批性审批”, 基本上是党政领导、一把手说了算, 投资低效扭曲, 环保民生等项目涉及的重要社会成本没有纳入计算或考量;地方经济与社会支出责任大而财力严重不对称、不匹配;非国有企业税负和居民消费税负较重, 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空间、上市空间严重不足;税收体系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非生产性、非就业性激励, 助长了内需的扭曲。
12、宏观调控“一刀切”, 有悖公平竞争。简单价格限制、简单购买限制加剧经济行为扭曲和各区域、各行业发展不平衡。货币信贷政策的大一统危害尤甚, 把国有部门、地方政府的贷款发行过多当作总量货币经济问题, 笼统收紧银根来对付治理, 既不符合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 也不符合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 更不符合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工作方针与政策哲学。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不应让非国有部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陷入贷款难、融资难的困境当中, 不应放纵“国有大哥生病、民营弟弟吃药”的资源错配现象长期存在。不尊重经济规律的一刀切、简单化的经济管制措施, 要改为在尊重市场自主权、尊重经济规律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灵活性调控, 改为分区域、分行业、分群体、分领域的结构性灵活具体针对性调控, 同时, 加快推进公平竞争体制改革, 不能以调控代替改革。
13、社会保障战略错位与收入分配严重失衡, 导致奢侈品大国与贫困低收入人口大国并存。已经具备条件可以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为主的全民社会保障, 搞成了缴费者社会保险, 性质定位失误。社保账户至今不能做实做足, 短期有结余, 长期看将收不抵支。社保资金结余积累的保值增值风险巨大, 社保基金现值与未来值矛盾突出。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是九十年代为解决国企脱困问题而设计的, 基本没有考虑非国企市场就业人员。现在体制机制无法应对国企改革后大量体制外就业、非正规就业、灵活创业就业的庞大国民群体的保障需求, 更无法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基本需求, 社保缴纳与回报没有吸引力。同时, 社保缴费由企业负责20%的规定还给本来艰难的民营企业加重了用人负担, 起了遏制就业而非鼓励招工用人的错误导向。由于扭曲严重的矿产资源价格体系和房地产价格体系, 再由于金融、国企垄断和审批寻租, 初次分配依然失衡严峻, 严重违背市场经济中初次收入分配按照公平竞争、公平待遇、真正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 结果同工不同酬、农民工时常拿不到血汗工资, 问题富豪与问题官员众多, 阳光富豪少, 基尼系数高达0.5左右, 位居世界前列。
二、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与解决路径
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于政府垄断重要基础性经济资源并强化审批经济, 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远没有完成, 改革还在半路。因此, 消除系统性腐败、解决系列失衡必须靠根本性的转型改革。但是, 容易的改革几乎都改了, 重要的、艰难的改革在当今大陆却没有动力。这几年政府掌握的财富越来越多, 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 两者同时出现是危险的, 很容易导致政府从原来的改革推动者转变成既得利益固守者, 容易陷入历史短视和不思进取, 使改革半途而费。从而导致中国的改革动力严重不足, 形成发展陷阱, 恶化下去, 可能重蹈“王朝循环”的中国历史规律。
1992年初, 邓小平判断说,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 不敢闯, 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 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 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改革深入缺乏动力来看, 在“八九”后改革发展几乎停滞的背景下, 邓小平指出根源在于极左意识形态是非常正确的。但是, 形势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 中国改革的关键障碍已经不再是邓小平当年面对的意识形态, 不再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而是既得利益, 是乐于维护权力审批经济现状的利益巨大群体, 是乐于保持半计划半市场双轨制设租状态、乐于保持国有非国有二元体制和城乡二元体制、同时惧怕财产透明和多套房产税的权贵资本、官商勾结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实力雄厚的权贵群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开理论盾牌, 实实在在走着计划审批垄断腐败经济的道路。他们身边围绕着靠不正当交易发财的老板群体, 在GDP政绩竞争道路上资源充足、足智多谋、跑项目钱进和“造数据”游刃有余, 同时, 经常轻视、漠视甚至践踏民生、民权、民意, 群体事件、生态环境事件频频出现, 严重违背了邓小平关于解放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消灭剥削、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三个有利于”宗旨要求。因此, 我们必须有紧迫感、历史使命感, 从根本上改革、破除中国经济社会文明前进的根本阻碍。
2008年金融危机中, 大陆改革深入启动的窗口良机非常遗憾过去了, 货币数量救市、政府投资扩张取代了结构与制度改革。如今又到了2012年, 中国经济改革沿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方向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 但是, 解决很多深层次矛盾的重大改革依然难以推进。依托权力审批型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既得利益依然在制度性繁衍扩大, 违背公平竞争、按要素贡献分配原则, 大规模剥削全民的工资与财富福利, 并且, 日益“劣币驱逐良币”, 不断驱赶着好的企业家群体和弱化正直官员队伍的规模供给。
从现在开始, 未来20年内, 重启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发展观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观, 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为大政方针和政府工作的归依, 果断改革, 励精图治, 度过难关, 再创奇迹。
第一, 新的历史条件与经济成就基础上, 把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核心理念改革提升为——“以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为中心”, 把“发展是硬道理”提升为“发展和民生都是硬道理”, 发展和民生两手都要硬。这样, 民生保障、社会公共品供给纳入整个国家最重要发展大局, 与经济建设并列, 特殊时期还可以超过、重于经济建设发展任务。形势发展到今天, 有利条件积累到今天, 改善民生就是发展经济, 民生保障就是中国发展, 住房、教育、养老、医疗、失业保障是以人为本、社会安全、社会稳定的根基, 是第一财政预算和政府系统的最重要职能, 也是中国成为内需大国、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
第二, 必须清晰市场与政府的主要责任——经济建设以市场、企业 (民企、股份制企业及自主创业) 为主, 民生保障以中央政府带领各级政府完成公共品供给为主。住房、基础教育、医疗、养老、失业这五大民生保障纳入第一财政预算, 民生保障的钱不够, 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资金搞经济建设项目, 更不得搞超前的政绩工程, 对此, 要有立法来进一步约束保障。民生保障之外, 政府只负责破除垄断、宏观稳健、产权保护、市场质量监管、公平竞争维护和生态环境安全、食品安全维护。这些内容职责, 既是公共品, 又同时服务于经济发展质量和民生保障, 是重大公共利益。
第三, 各级政府以“人的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和社会保障”为战略引导方向和具体工作抓手, 以“中小城市建设与人口扩容、生态大恢复、消除大城市病”为国土与城市空间布局战略, 从而有效消除城乡二元体制鸿沟, 消除历史遗留的2.4亿小农户生产方式, 使2.4亿农民工尽快在广大中小城市落户生根, 开始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子女基础教育权利。
有人说,2012年注定是一个变革之年的宿命,而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在温家宝总理的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照例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房價、环境污染、教育平权、养老、医疗改革、“三公消费”等议题均与民众息息相关。
为此《商周刊》特别组稿关注“两会”民生热点话题。
让幸福感和工资飞
如今,10元钱可以买到什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的亲身调研给出了答案,10元钱可买3个苹果或者5根黄瓜或者5张地铁票,相比以前,10元钱现在已经买不到太多东西。曾有专家测算过,如果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时,拥有100万元,单纯放到2010年,只值当年15万元。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就坦言,2011年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07年至201 1年的5年间,除2009年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均呈上涨趋势。CPI涵盖八大类,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食品与住房近五年涨幅均处于第一和第二位,远远高于CPI上涨幅度。
CPI的上涨被认为是通胀的重要标志,股神巴菲特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是投资的最大敌人”,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其终生任务就是与通货膨胀赛跑并且超过它。中国正处在通货膨胀时期已无太大争议。
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影响是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购买力亦随之迅速下降。事实上,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所执行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购买力下降过快,亦是助推包括房价、医疗费用、教育开支等生活成本快速上涨的“凶手”,民众的幸福感已经普遍不足以前。
尽管从数据上看,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CPI,但统计数据作为一个高度平均化了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并不能真实反映不断分化的不同阶层、地域之间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并不代表所有居民收入都会超过CPI。换言之,部分人收入“被增长”了。加上居民收入增长的幅度扣除CPI涨幅后,涨幅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速,这意味着在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程度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依然是相对滞后的,没有与国家财富同步增长。另外,居民收入增长与国家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的增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我国的国民收入总体分配格局依然是向政府和国企高度倾斜。
当我国经济总量发展到世界第二后,再回过头来检讨时,却发现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长期拖欠,已经严重影响到民众的幸福感。购买力下降、工资水平太低、社会保障体系不足的三重挤压,让普通民众无力消费,也不敢放手消费,导致国内消费刺激乏力,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迟缓,经济增长已经步入低谷。可见,政府急需尽快打通购买力与民众幸福感之间的桥梁,不能无视购买力快速下降带来的危害,不能再拖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步伐。政协委员崔永元就表示,自己收入过万却常常感觉“钱不够花”,现在挣钱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政府应该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让民众找回幸福感。
因此,当“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时引起人们强烈关注,联系不久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出的“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以上、职工工资年均增长15%、‘十二五’期间职工工资翻番”规划,老百姓发出了这样的期盼:这些顺应民意的惠民“涨工资”改革目标,如何才能让工资与幸福感一起涨?
不要继续让CPI偷走人们的幸福感,一方面需要提高职工的工资收入,另一方面需要控制cPI的涨幅,要让居民收入增长真正跑赢CPI。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但要让工资涨,而且还要让幸福感随着工资一起涨。正如《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认为的那样,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感。但是如果你财富增加的速度会给你带来幸福感,比如去年一个月挣一万,今年一下挣到两万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种幸福感是明显提升的。
教育,既患寡又患不均
两会前夕,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审计署三部委共同下发《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八条措施》,要力争解决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问题。择校问题一直是义务教育中久治不愈的症结,在社会上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反响非常强烈,针对这一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回答,“择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实际上就是教育资源的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这是最核心原因。”
“在同一省份内部教育发展水平差距也较大。”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表示,在山东省,不同城市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人均教育经费、教育普及水平、教师工资、生均公用经费、办学条件等五个方面。张志勇在两会提出建议,以“定向招生”政策保障农村学子在重点高校的受教育机会。
事实上,教育公平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早前,人民网和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就“2012年两会十大热点话题”开展了百万网民调查,“教育公平”以近9万票居关注度排行榜第四位,排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社会管理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资源配置要向中西部、农村、边远、民族地区和城市薄弱学校倾斜,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是今年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重点任务。
除此以外,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关于教育的一个数字给人印象深刻,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编制预算。3月6日,中国财政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请审议的《关于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表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1984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拟安排20937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拟安排972亿元,其他财政性教育经费拟安排75亿元。根据国内生产总值预期指标计算,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将占国内生产总值4%以上。
事实上,这个4%最早出现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即“在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也就是说,本该在2000年,教育经费GDP占比就应达到4%。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当年制定教育经费GDP占比标准的课题组称,“教育经费
4%的目标,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平均水平。”
那么,如今的教育经费已经占GDP多大比例呢?2010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显示,全国教育经费为19561.85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14670.07亿元,而这一年的GDP~401202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經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66%。
即使是这样本来就并不充裕的教育经费,不同的学生所享受到的也并不一样。地域的差异、教育经费在地方分配上的不平衡,导致了学生们尽管生活在同一个国家,所获得教育资源却是不平等的,而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分配的不协调,则使得中国的基础教育薄弱,而高等教育呈现出大跃进的趋势。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李文利就曾表示,普通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东部最高省份与中西部最低省份相差7倍左右。而农村的小学和初中生均公用经费不到城市的60%。以2010年的统计数据为例,北京的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小学为14482元,初中为20023元,高中为20619元,高等学校为34545元。而同一年河南的小学为2185元,初中为3410元,高中为2457元,高等学校为4276元。
“不同省份之间,除了教育经费的差异,师资差距也较大。”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农业大学校长邓秀新认为,因为区域教育资源分配差距过大,优秀教师和学生“孔雀东南飞”现象有扩大趋势。
不过在关注问题的同时,还是要看到目前教育良好发展的一面。2011年,我国全面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教育城乡差异上,免除3000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住宿费,其中1228万名中西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生活补助,建立起完整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初步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而随着“异地高考”在两会期间的热议,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难题。继山东省宣布从2014年起允许非户籍考生在该省参加高考之后,教育部也表态将出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为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带来了希望之光。
不可置否201 1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年,解决义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仍需要国家和相关部门坚持不懈的努力。城乡差异、校际差异、地域差异这三大差异问题影响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些问题都亟待稳妥有效地解决。
促进教育公平、保证教育质量是一项长期任务,不仅需要完善的教育改革体制,更需要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实处、细处落实改革政策。
未来由谁来保障
随着中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未来,人们对健康,对社会的保障,对养老的消费会越来越多。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今年年底前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等目标的提出让人振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我国社会保障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能够在今年全面实现养老全覆盖的目标,并且提前8年完成任务,十分不容易。
2011年我国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人均增加1680元,有5700多万人从中受益。国家已连续7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在实现了基本养老全覆盖的目标后,政府未来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到如何实现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养老保障均衡化上来。我国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完成养老全覆盖的任务后,如何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向平衡不同群体间的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问题,成为我国养老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
其实,中国早在10年前就已迈进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人口为1.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87%,而0—14岁人口与10年前相比比重则下降了6 29个百分点。未来数十年,中国老龄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剧,预计204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3.12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可谓“未富先老”。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1997年国务院正式发出了确定了全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从过去现收现付的企业养老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转变。社会统筹部分用于现有退休人员养老金资金来源,个人账户部分则为眼下投保的在职人员退休后的养老金作资金积累。这种制度设计的本意,具有过渡期的特征,其本意乃是寄望于两种制度的优势互补,但事实上累积着双重风险。
一方面,那些在养老保险制度确立前的职工,他们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于是就有了这笔“历史债”需要填补,造成个人账户的资金被挪用,形成空帐。另一方面,除了社保基金被挪用,通货膨胀导致的贬值则是隐l生风险。以通货膨胀率为3%计算,当前社保基金缩水的程度就已超过300亿元。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学者高培勇和汪德华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在现有社保制度框架下,要确保2020年中国每个退休者都能领取养老金,以替代率(即领取养老金占该年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52.4%计算,上述两大养老金计划的支付缺口都会持续增加。最早在2015年,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会出现支付缺口。两位学者预计,如果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及时调整政策,到2050年,养老金缺口累积将达到该年GDP的95%。这样巨大的资金缺口,必将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需要转嫁给当代企业或进行代际转移。
宋晓梧也认为目前社会整体资金面比较紧张,很多企业面临融资难,一方面是大量资金躺在社保账户里,一方面是大量企业需要发展资金。应打通瓶颈,在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社保基金首要的目标是安全,养老金是大多数人的养命钱,因此对于养老金入市必须慎之又慎。我国当前资本市场还在健全过程中,波动风险相对较大,需要慎重对待养老金入市问题。在当前情况下,可以考虑划定一个比例,比如20%以下的养老金用于股市投资。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健全,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加大投资比例,既满足社会融资需求,又能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
如何破解“看病贵”
近年来,我国国民医疗消费持续增长,医改工作稳步推进。然而,“看病贵”依然是困扰人民群众的一件“烦心事”,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如何看待“看病贵”?如何破解“看病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称,积极稳妥推进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
13亿城乡居民参保,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病种范围进一步扩大。各级财政对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全覆盖,基本药物安全I生提高、价格下降。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有序进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取得新进展。
近几年,我国卫生消费弹性系数(即卫生总费用增长速度与GDP增长速度之比)保持在1.2-1.3,保持了合理的增长速度。以2011年为例,我国卫生费用增长11.6%,GDP增长9.2%,卫生消费弹性系数为1.26。
医改投入虽然快于经济增速,然而看病贵似乎没有得到真正缓解。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医改起步较晚,我国医疗费用的增长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从医疗费用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在国际上排名第115名,2010年达到4.83%,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的国民医疗支出占GDP5%的标准,但距离发达国家的11%差距甚大。在发展中国家中也不算高,巴西是9%,古巴是11.8%。
“看病贵很大程度上是医疗成本所决定的。”辽宁省副省长滕卫平代表说,“医学人才培养的高昂成本、先进的设备仪器、层出不穷的医疗新技术、高额经费研发出来的各类药品试剂,都决定了看病的高成本。”
滕卫平认为,现在城市职工医疗保险的筹资额是每人每年2500元左右,城市居民医疗保险是每人每年500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不过200多元。但它们仅能支付医疗费用的50%-60%,其余医疗费用还需个人支付。
“看病贵”的问题如何解决,关键要看谁来承担医疗费用。
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扩大基本医保覆盖面,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和管理服务水平。
报告中特别提出:“全面推开尿毒症等8类大病保障,将肺癌等12类大病纳入保障和救助试点范围。”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系主任雷晓凌代表说,现在医疗方面突出的问题2-就是大病患者的負担太重。一旦一个人得了大病、重病,整个家庭就陷入沉重负担,甚至被拖垮。对大病、重病进行保障和救助,体现了政府以人为本,重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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