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方案（精选8篇）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即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2013年3月10日披露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表明，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
大部制改革方案
2013年3月10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开
启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将减少至25个。
(一)实行铁路政企分开
将铁道部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统筹规划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发展，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组建国家铁路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承担铁道部的其他行政职责，负责拟订铁路技术标准，监督管理铁路安全生产、运输服务质量和铁路工程质量等。组建中国铁路总公司，承担铁道部的企业职责，负责铁路运输统一调度指挥，经营铁路客货运输业务，承担专运、特运任务，负责铁路建设，承担铁路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等。
不再保留铁道部。
(二)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将卫生部的职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职责整合，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组织制定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拟订计划生育政策，监督管理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负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等。
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管理。
不再保留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三)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责、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整合，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主要职责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和药品的安全
性、有效性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等。将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队伍和检验检测机构划转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保留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承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加挂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牌子。
新组建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将商务部的生猪定点屠宰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农业部。
不再保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单设的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四)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事业产
业发展，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机构和业务以及出版物、广播影视节目的内容和质量，负责著作权管理等。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牌子。
不再保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五)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
将现国家海洋局及其中国海监、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由国土资源部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海洋发展规划，实施海上维权执法，监督管理海域使用、海洋环境保护等。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接受公安部业务指导。
为加强海洋事务的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设立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重大事项。国家海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由国家海洋局
承担。
(六)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
将现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管理。主要职责是，拟订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研究提出能源体制改革建议，负责能源监督管理等。
不再保留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改革概念：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另外，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涉及14个部委。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更重要的是，它无法履行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等职能，无法向民众
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因此，必须对现有政府机构进行有效整合，改变政府机构繁多、职能交叉的现象，通过减少机构数量，降低各部门协调困难，使政府运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角色定位。而不仅仅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虽然这些是政府机构改革中最基础性的工作。
换言之，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如果大部制改革达不到转变政府职能的效果，那么，它就会像之前的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一样，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大部制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现有的部门利益，但正如人们所担心的，如果几个部合并成为一个超级部，权力很大，对它进行监督恐怕更加困难，因此，若没有建立起
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大部制下，原来的部降格为司，阎王变成了小鬼，可手中的权没有变，仍然行使过去部的职权，那么，大部制改革就可能把过去分散的部门利益，积聚为集中的部门利益。要解决这一难题，惟有真正转变政府职能。
所谓“大部制”, 就是按照大的职能领域, 而不是按照工作类别、服务对象或者服务地域来设立政府部门。“大部制”能有效解决部门职能交叉的现象, 提高工作效率, 有利于政府部门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尽管“大部制”改革是一个趋势, 但不能盲目推进, 特别是中央和地方应该区别对待, 以免出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职责同构, “上下一般粗”的现象。中央和地方应该根据自身的需要、环境、目标来实施职能整合。同时, 在具体的推行过程中, 不能急于求成, 更不能脱离我国的国情, 盲目照搬国外的做法。要从根本上建立起适应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要求的现代政府体制, 除了将职能整合与机构合并外, 还要推进政府部门的执行机制改革, 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种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相互协调。
二、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意义
“大部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有利于减少职能交叉, 完善行政运行机制
我国目前政府组织机构设置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部门过多、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多项职责交叉, 如建设部门与发展改革部门、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劳动保障、人事、教育部门职能交叉, 等等。这种较为典型的“小部制”, 既造成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推诿扯皮, 又导致职能分散、政出多门, 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职能, 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实行“大部制”, 能适应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由传统的以职能为中心的职能导向型政府转向建设以流程为中心的流程导向型政府, 有利于整合政府资源, 再造工作流程, 确保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为公众提供便利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最终“整合不同的体制, 提供无缝隙的服务”。
(二) 有利于落实“问责制”, 建设责任政府
多个部门负责同一项工作的做法, 貌似加强领导, 实则减轻了部门应承担的责任;同时, 还导致部门利益的滋生, 使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甚至个人化。大部制强调的是部门职能的有机统一和综合管理, 能够较好地协调职能机构统一和专业分工的关系, 对于协调部门关系、强化政府权威和落实责任追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鉴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划分和呼应, 如果国务院将部门数量控制在20个以内, 则地方各级政府就基本上能够做到与中央一样合理设置部门, 有利于政令上通下达, 便于管理的衔接和延续。
(三) 有利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和深化
大部制将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亮点, 应当将大部制改革放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全局来定位和设计, 综合考虑政府改革的系统配套问题, 将组织重建、体制变革、机制创新、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创新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 全方位推进我国政府组织变革。因此, 要从整体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和现代化的高度, 充分认识推进大部门的重大意义。将其作为加快行政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 按照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加强领导、科学规划、周密设计、统筹协调、稳步推行。
三、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原则
(一) 总体性统筹原则
一要总体统筹职能设置。构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错落有致的服务型政府职能架构。二要总体统筹权力配置。加强国务院最高领导层对各部门的统筹能力, 同时合理划分国务院与地方政府人权、财权、事权的权限。三要总体统筹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 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二) 回应性调适原则
一要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强化宏观决策, 加强市场监管, 弱化微观管理, 同时兼顾我国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促进特殊行业发展、有效管理骨干国企的需要。二要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扩展社会职能, 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充分培养社会的自治精神和能力。三要回应利益多元的需要。充分考虑地方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平衡, 既要合理配置利益机制, 又要防止追逐违法利益。
(三) 系统性集中原则
一是整合职能。有机合并相近职能, 避免职能交叉, 相互扯皮。二是整合权责。健全政府权责体系, 形成部门间和层级间合理的权责构成。三是整合机构。减少管理环节和层次, 优化结构。四是整合机制。整合大部门内部的运行机制, 降低协调成本, 提高行政效能。
(四) 制约性协调原则
一是国务院整体 (国务院和部门及部门之间) 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二是部门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三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制约性协调。
四、推行大部制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分的现象突出, 监督流于形式, 使决策部门普遍受到执行利益的干扰, 导致问责更加困难, 国家利益部门化。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要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 实现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我们认为, 建立不同层面的适度分离制是可供考虑的思路。既要在政府部门的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 又要在部门内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 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 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 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有些职权的分工与制约, 还需要从与人大、司法部门的关系上来考虑。
(二) 综合管理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问题
我国目前综合管理职能与专业管理职能配置不科学。综合管理部门权力过于集中, 行业或产业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不到位、权力分割, 项目立项、资金支配等事项都要经过综合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批, 统筹协调困难, 对一些问题难以及时出台有效的政策。因此, 必须进一步理顺综合部门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 做到各负其责、相互协作。一是综合管理部门的基本定位是服务、协调、指导、监督, 主要研究制定国家战略、重大规划、宏观政策, 协调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对各个产业或行业存在的共性问题进行统筹协调。二是按照大部制的要求适当拓宽专业管理部门管理范围, 其工作重点是研究解决产业或行业存在的重大问题, 拟订相关法律法规草案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及政策, 统筹配置行业资源, 发布行业信息标准, 维护行业市场秩序, 开展行业执法监督检查, 提供行业相关信息服务。
(三) 推行大部制改革的法律保障问题
大部制改革事关政府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权力利益的调整, 应当按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的要求, 畅通利益表达和意愿诉求渠道, 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改革总体方案, 由中央讨论决定, 并由全国人大审议通过, 以提高改革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合法性和回应性。应当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 切实加强行政组织法体系建设, 推进行政组织设置、职能定位和机制运行的法治化。由于受计划经济和部门立法的影响, 我国相当程度上存在一个部门一套法律体系。大部制改革后, 有关执法主体、诉讼管辖和法律适用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必要时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有关机构改革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予以解决。
(四) 大部制改革务必关注党政分开问题
避免新体制因权力过于集中、不当集中而促成腐败现象丛生的可能。因为集中的权力可以提高效力, 但也容易膨胀。所以, “大部制”的推行需要强化多重监督。特别是不可以突破宪法的规定, 不适当地将国家行政权力与国家执政党的领导力量合二为一。大部制是行政系统的改革, 在实现党的领导方面, 不应该走回头路, 将已经分开的党政领导重新合并, 这样只能损害党的威望, 削弱党的领导。“大部制”务必关注监督机制运作问题。考虑强化“行政决策、执行与监督分离”的思路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体现;但是, 它仍然属于内部监督, 无论是审计部门、监察部门监督的进一步加强, 或是建立新的独立行政检察专员的监督, 都是不同的行政权的内部监督。所以, 我们还需要宪政框架下多主体、全方位的监督, 即包含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 并有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可以实现及时的补救型的法院审判监督、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民众和媒体的监督, 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的监督。
(五) “大部制”须符合“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行政权力、职能的集中, 统一性整合, 有必要性和权威性的考虑, 更应有科学性和人权保障的考虑。这次大部制改革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 不再把裁减人员、裁减机构作为主要目标, 而以实现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 减少领导职数, 严格控制编制为目的;但也需要注意将宪政推行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价值放在首位, 并应体现性别意识, 考虑整合过程对男女不同性别个体的利益的实际影响, 以及不同性别个体的发展机会。不可为了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需要, 而将行政管理效力的提高放在突出而不适当的位置上, 以免本末倒置。
摘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是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文章就探索推行大部制改革提出几点思考, 分析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和原则, 探讨需要重点研究的五个问题: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分离与协调问题, 综合管理与专业管理部门的关系问题, 法律保障问题, 配套措施问题及理论研究问题。
关键词：大部制,责任政府,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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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行政环境
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无论是目标的确立还是路径的选择，都要从新的起点思考和分析。目前而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环境已经基本成熟。
第一，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现实的经济社会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政府必然首先要面临自身科学发展的问题，只有其科學发展才能领导社会走向和谐。因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国政府推进以职能转变为主导的大部门机制建设已经迫在眉睫。
第二，公共服务问题的突出公民参与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公民社会的自我发展和健全，是我国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重要原因。以往我们发展的重点一直是强调经济总量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忽视了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同时，社会参与意识的增强， 信息渠道的增加，要求现代政府的建设必须本着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方参与的方向发展，才符合多元利益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方向。因此，转变政府职能，确定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就更加重要。
第三，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得不到有效解决也对政府改革造成现实的压力。不得不承认，在过去的十年里进行的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因此，鉴于大众的预期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尽可能朝着一个良好的公共治理结构的方向发展是进行大部门机制改革的又一重要背景。
二、当前我国大部制改革面临的困境
大部门改革在中国改革史上并非第一次，过往的改革并没有成功，如今的改革也面临一些困境。
第一，面对地方政府改制的难题，中央选择了以自上而下的大部制改革进行突破，这是一个好的思路，在政府权责不平衡的情况下，权力的整合也有可能导致政府权力进一步集中、扩大。如果大部制改革不能首先实现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则无疑会加剧地方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不对等，使得大部制的改革初衷难以实现。
第二，部门文化整合问题。使大部运行有效，文化一体化尤其重要。大部作为一个部门实际上有很多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内聚力。很多合并进来的部门通常有其自身文化，所以在形成大部时怎么使部门文化能互相融洽并产生一种组织凝聚力也是必须给以重视的一大问题。
第三，在大部形成以后，在其内部管理上。具体难度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组织等级多会影响组织内部沟通，影响沟通的效率和有效性也会影响组织的灵活性以导致组织僵化。其次，组织内部部门多，增加内部协调的负担，进而影响组织效率。再者，对大部的监督存在问题。建立大部后，很多职能会进入，而以往的监督对新的职能是陌生的。监督部门若不进行相应的改革，就会产生不利于监督的状况。
三、大部制改革的具体方案
这样的困境，迫切需要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一，目前，有些政府部门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身，容易导致权力过于集中、部门利益化等问题。实行大部门体制，更有必要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对分离的权力结构上有所创新。从我国情况看，可考虑以大部门制改革为契机，进行决策与执行相对分开的改革试点，如将执行性、服务性、监管性的职责及相关机构，分离出来作为大部门的执行机构，将所属事业单位改为独立法人单位，使部门本身主要负责政策制定，执行机构和法人单位专门负责政策执行，形成决策与执行相互制约和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第二，实行大部门体制的实质，在于实现职能有机统一，确保运转顺畅，而不在形式上调整多少部门。在许多情况下，一个部门可能只有某些管理职能与其他部门存在交叉，或者一项事务的工作流程客观上需要几个部门共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必要重组机构，而是采取职能整合的办法，将相近职能归入一个部门管理为主，使之成为该项职能的主要负责部门，牵头协调相关业务，其他部门配合，做到职责明确、各负其责，防止都负责、又都不负责，出了问题无人负责。
第三，实行大部门体制，涉及到部门职能重新界定和机构调整，如何理顺各种机构之间关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至关重要。可供考虑的措施有:一是对各种类型机构的定位、职责、规格、权力、责任和隶属关系，做出明确无误的法律界定，为理顺机构之间关系奠定组织基础。二是使一个部门主要负责一个事务或融合性强的事务，做到职责明确，便于问责。三是明确综合部门与行业部门之间、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政府机构之间，是分工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四是通过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确定负责一项事务的牵头协调部门等方法，加强部际关系协调机制，提高政府整体效能。
中国的“大部制”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设计机构改革方案时，应借助专家力量，经由民众讨论，充分论证，坚持科学性，立足长远，用智慧和制度规范“大部制”改革。相信经过多方努力和完善，大部门体制改革终会给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新的发展，对更好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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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改革以来，历次机构改革都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轴心。但之所以不彻底，一是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完善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二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不是很到位，三是政府权力没有受到应有制约，从而导致改革更多着眼于机构本身的分分合合，陷入 “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
大部制改革要打破此种循环，就不能把重点放在机构的整合归并、加减计算，以及裁减了多少人员上，如果政府职能切实得到转变，人员自然会得到精简，利益也可以削弱。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有一个简政放权，进一步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问题，以使政府职能具有和谐合理的规制基础。对此，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应减少和下放投资审批事项、减少和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和收费、减少部门职责交叉和分散、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这就要求中央职能部门减少对地方及市场主体的直接微观干预，提高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调节作用。
政府应把更多权力和职能让渡给社会和市场，由个人、企业和社会组织去行使原先由政府行使的职能。只有政府管得少，才可以管得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分工不断细化、公共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政府要把更多职能转到做好宏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服务及市场监督上来，为社会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加快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有现实紧迫性，但鉴于大部制改革涉及党政、政企、政事等多重关系，还涉及政府内部权责关系、组织结构和人员的调整，所以，推进大部制改革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成熟先行。这实际上提出了本轮大部制改革的思路，表明本轮改革更多着眼于部委职能 “微调”，不会急于求成;同时把重点放在谋求政府职能转变的突破上。
关于我县“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
为整合部门资源，推进行政职能改革，提高行政效率，加快经济发展，根据县委、县政府“解放自我、创新发展”***实践科学发展创新体制机制新优势课题调研要求，县发改委在充分征求相关部门和部分乡镇意见的基础上，根据“***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省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县的实际，对全县“大部制”改革工作开展了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汇报如下：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围绕全面实施“创新创业”总战略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和强化责任，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精简统一效能。推进职能整合和机构调整，着力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中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能。
2、坚持上下衔接。职能调整和机构设置与省政府机构改革相衔接，省里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和强化的部门及职能，予以对应落实，建立与省政府组织框架总体协调的行政组织体制。
3、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健全公共治理机构，改革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构建和完善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4、坚持权责一致。合理界定和配置政府部门职能，理顺职责关系，明确和强化部门责任，将相同或相近的职能交由一个部门承担，着力解决多头管理、权责脱节的问题。
5、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进行政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认真执行政府组织法律法规和机构编制管理规定，逐步实现政府组织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
二、大部制改革的主要任务
（一）转变政府职能
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工、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全面梳理政府部门职能，对一些可以取消的职能要坚决取消，可以由基层政府承担的事项要及时下放，将一些辅助性、技术性、服务性事务交给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承担，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行政许可，简化许可环节，规范办事程序，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监督制约机制和配套制度。
大力推进电子政务，改进直接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窗口”机构的管理
方式和作用，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
（二）理顺职责关系
依据法制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规定，结合县政府部门“三定”工作，切实解决政府各部门间职责交叉和关系不顺的问题。按照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的要求，理清部门职责，对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分清主办和协办关系，明确牵头部门。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三）明确和强化责任
按照权责一致、有权必有责的要求，通过部门“三定”工作，在赋予政府各部门职权的同时，明确其相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健全政务公开、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强化责任追究，切实解决权责脱节的问题。
（四）调整优化组织机构
1、整合调整县发改委、经贸委和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职能。
方案一：
（1）组建新的县经济与商务委员会。将原经济贸易委员会（除能源管理）的职责，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职责、中小企业局的职责、粮食局的职责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化管理的职责整合划入经济贸易委员会。不再保留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经济与商务委员会挂中小企业局、粮食局的牌子。
（2）组建县招商局。将原挂靠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招商局单独设立事业性局，职责不变。突出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地位。
（3）将县经济贸易委员会能源管理职责划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利弊分析：优点是经济管理（二产、三产）的职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整合优化，招商引资的地位进一步凸现，招商引资的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进一步提高我县经济发展的持续能力。缺点是招商局与省级政府机构设置脱节，对今后的上下衔接造成一定的不便。招商与产业政策把握、工业平台相对脱节。
方案二：
（1）组建县经济委员会。将原经济贸易委员会（除对内贸易和能源管理外）的职责、中小企业局的职责、县招商局的职责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化管理的职责整合划入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挂中小企业局、招商局的牌子。
（2）组建商务局。将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职责、经济和贸易委员会对内贸易的职责和县粮食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商务局，挂粮食局牌子。
（3）将县经济贸易委员会能源管理的职责划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利弊分析：优点是将现挂靠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招商局职责整合划入经济委员会，使工业平台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和推进、企业管理与服务等职责得到了有效整合，可以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环节和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加快我县工业经济发展。
方案三：
（1）组建县经济委员会。将原经济贸易委员会的（经济运行调节、工业行业管理、工业平台建设、工业性投资项目的审批管理）的职责、中小企业局的职责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信息化管理职责，整合划入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挂中小企业局牌子。
（2）组建县商务局。将县对外贸易合作局的职责、县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对内贸易管理职责、县粮食局的职责和县招商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商务局，挂县粮食局和县招商局的牌子。
（3）将县经济贸易委员会能源管理的职责划入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拟定能源发展规划、组织协调重大能源项目建设等职责。
利弊分析：优点是坚持了上下衔接原则。职能调整和机构设置与省政府机构改革相衔接，建立了与省政府组织框架总体协调的行政组织体制，上下对口，便于今后上下协调和衔接。缺点是行政资源没有得到最佳配置和整合。
根据优劣分析比较，调研组比较倾向于第一套方案。
2、组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将县人事局的职责、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职责，整合划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理。不再保留县人事局、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3、组建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将县城市管理局的职责划入城市管理执法局，不再保留县城市管理局。在不突破县政府部门机构数量的前提下，建议将县城市管理局列入政府组成部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五）完善管理体制
MPA2010 秦晋安
所谓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部门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的。
大部制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点：第一，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十七大报告的“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大部制改革目标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不适应性。例如环境、能源的问题突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问题突出了，要求政府在职能和机构设置上适应这个发展阶段的要求；
第二，社会发展的要求，民生问题的压力迫切要求政府转型；公共需求、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突出了。过去的强调经济总量、物质财富增加→现在的在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要求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确定政府在保障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政府问责问题突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也要求立法机关控制政府组成部门与其他行政部门，这就要求各部部长承担相应的政策责任，这也就要求部长进入国务院组成部门。简而言之，目前行政管理体制微观管制过多，宏观经济管理、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在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上比较薄弱。职能交叉、政出多门、机构重叠、决策成本高、协调困难。
根据一些学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国务院现有的66个部门中，职责多达80多项，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行政职能的错位和交叉，不仅造成了部门之间扯皮现象多，行政效能低下，过多经济资源被行政机构自身消耗掉；
第三，中央政府层面的支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大部制改革启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六轮政府机构改革，成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一个着力点。这将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起点、新突破，对于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
大部制改革已是我国建国以来第六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经过五次改革，但行政机构低效率、高成本、争功诿过、贪污腐败这些恶疾仍危害不浅。机构改革跳不出“精减—膨胀—再精减—再膨胀”的怪圈。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根深蒂固的政府部门利益化。政府部门有权无责，权力没有制约，责任无人追究。这直接带来了行政低效率、高成本。另外改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受困于具体操作，逐渐迷失了行动方向，淡忘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任何国家都期望以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取代落后的制度，实行科学合理的制度变迁。但大部制改革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既定制度的观念一旦形成，就会在人们的思想中长期存在，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人们通过长时间的经验学习和社会实践，逐渐形成了对制度变迁的特定的认识框架，从而限制了人们对新制度的理性认识和重新选择，而更倾向于以往的旧有制度。大部制改革在观念上的路径依赖主要有：
第一，传统君主制度对人们思想观念的消极影响。我国有长期的君主制度的历史，传统君主制度的核心观念就是“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在这种政治观念的统治和支配下，封建君主通过构建庞大的国家机构来加强统治和社会管理，因此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在该模式下，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官僚主义盛行，而市民社会日趋萎缩，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千年。中国人在重建政治制度时通常也还会采用精英统治和等级权威的结构。在这种政治实践模式的长期影响以及意识观念的传承下，我国公民普遍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人们的公共行政观念淡薄，也缺乏对政府机构改革的监督意识。所以，这种没有外界参与，没有体制外的压力，而同时又受到来自体制内的强大改革阻力时，就会容易导致改革出现摇摆和妥协，甚至导致改革半途而废。
第二，受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逐渐形成了管制型、全能型政府理念，事无巨细，完全由政府说了算，公民缺乏自主权。同时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官本位”浓厚，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公仆意识淡漠。这些传统的行政理念对大部制改革仍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它在阻碍着“以人为本”的服务型公共行政理念的完全确立。
第三，历次政府机构改革模式的惯性思维深入人心，而影响人们对大部制改革应有路径的选择，容易导致对原有改革模式产生依赖性。在以往机构改革中，政府与群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人们难以参与到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有效监督中去，以致于政府机构改革怎么改，改哪里，结果如何，成了政府的“自导自演”。
2.体制的制约。初始制度的选择对制度变迁具有强大的制约力。在行政机构改革过程中，宏观制度作为一种制度框架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限制作用，从而导致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形成。当前，无论是我国现行的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会对大部制改革产生影响。
第一，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目前我们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还不成熟，诸多领域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痕迹，政府仍在过多地干预微观经济，与此同时，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仍十分薄弱，去年发生的一系列突发公共事件，无不暴露了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准确的定位和转变的弊端。受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制约，大部制改革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体制难以一蹴而就，只能依据具体的经济发展状况循序稳步推进。
第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无法与其它的各项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形成有效衔接和互动模式。大部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然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步推进。当前我国大部制改革要解决一系列问题，如部门整合、职能转变、人员分流和运行监督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依赖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如部门整合必然引起的权力重组，这就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介入来消除“官场潜规则”;在职能转变上，当前我国政府存在的突出矛盾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开，而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小政府、大社会”，这就有赖于宽松的政治生态环境来培育市场和社会组织;就人员分流来说，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及时跟上，“能者上、庸者下”的社会正义规则有可能在实际执行中沦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汹涌暗流;同时，如果创业环境艰难，那些有心“下海”的公务员也不愿离开。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和同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很难得到深化和实质性进展，容易导致大部制改革的成果得而复失。
3.组织行为的影响。路径依赖理论同样强调组织行为对制度变迁的影响。由于报酬递增的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存在，与制度相适应的组织由于既得利益等多方面因素会维护原有的制度，而阻挠和干涉不利于现存制度的一切改革行为。这里所说的组织主要是指政府部门及其附属于其上的利益集团。大部制改革在组织行为上面临的路径依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构改革的核心目标不明确，习惯于做机构人员上的“加减法”，忽视职能转变。以往的机构改革往往专注于机构撤立和人员精简，而忽视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精兵简政是必要的，但并没有抓住机构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抓不住关键，也就无法从根本上革除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病。大部制改革与以前的改革有很大不同，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政府转型，即主要由过去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公共行政型的治理模式转变。应该说定位已十分清楚，关键是在行动上能否把主要功夫下在作“乘除法”上，而不是在“加减法”上。
第二，机构改革侧重于表层的“机构”调整，忽视了深层权力结构和运行体制改革。权力是政府机构的核心问题，权力结构和机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中之重。然而，权力结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会打破原有的制度格局，触及既得利益者，阻力巨大;再加上对新制度预期的不确定性，使得权力结构的调整成为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难题，所以在政府机构改革趋向的选择上，一般不会轻易去触碰这个问题，而选择相对容易的政府规模、人员编制的调整。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以往的机构改革中，政府规模和人员编制都有或多或少的精简，但唯一不变的却是政府的权力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原因。现在大部制改革已经提出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权力三分”新型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课题，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期望实际执行中不要再次绕过这个问题。
第三，政府机构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现象没有得到根本遏制。部门利益的形成使一些个人或集团为维护既得利益，任何不利于部门利益的改革就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正是受到部门利益以及利益集团的影响，才导致历次机构改革，表面上看似乎达到了预期目标，但其实并没有解决实质性问题，改革无法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大部制改革作为一次权力重组和格局重塑的剧烈变革，必然会遇到部门利益及利益集团的问题。因此，解决好部门利益化问题，并克服利益集团对大部制改革的阻挠和干涉是关系大部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但如何“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已有的势力范围，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2007年10月1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本次大会明确提出, 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并且形成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草案) 》。《方案》针对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 提出了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具体意见, 从此大部制跃然纸上成为人们视线上的焦点。2008年3月11日党的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正式拉开“大部制”改革的序幕。
何谓“大部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出了一个定义: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 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 集中到一个部门进行管理。指的是为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与协调, 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 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 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 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 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降低行政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令世人为之瞩目。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国情下, 中国繁琐的部门机制和体制渐渐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简单, 高效, 责任明确的政府成为社会的强力需求。为了响应这一现实需求,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出“大部制”来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如此巨大的改革动作不难看出我国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 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加强能源环境管理机构, 整合完善工业和信息化、交通运输行业管理体制, 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可以想象我们国家已经在行政体制上面找到自己的不足, 力求在行政管理层级和强化、明确部门职能上面找到突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尤其是对我国的一些地区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制约作用。为此, 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 适度、合理地调整行政区划, 改革和完善政区体制。
二、行政区划改革的意义
行政区划就是国家对于行政区域的分划, 即在既定的政治目的与行政管理的需要的指导下, 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在一定的自然与人文地理基础之上, 并充分考虑历史渊源、人口密度、经济条件、民族分布、文化背景等各种因素, 在国土上建立起一个由若干层级、不等幅员的行政区域所组成的体系。任何国家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 必须将其国土划分为有层级的区域, 即行政区域.我国因行政管理的需要, 也将国土划分为若干层级。
因此, 地方行政层级设置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行政区划设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的效能, 关系到资源科学配置和生产力合理布局, 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当今世界, 大多数国家都设立有若干个地方行政层级, 以保证国家行政管理的稳定性、有序性和效能性。世界各国的行政层级设置, 受制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土面积大小、交通通讯状况数量和人口密度, 以及国家结构形式、经济社会体制等因素。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 政府职能的转变,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的新环境下, 对行政区划设置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同时也为我们对当前我国行政区划改革的思考创造了条件。“要简化政府组织间层次结构, 地方要合理的进行分权。”的呼声在学术界越来越引起重视。在江苏省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里“强县扩权”被列入《体制改革》中并将之列为重点改革任务, 其目标就是取消地极市, 以及相应的行政区划改革。在颜廷锐等编著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一书中提出, “从我国地方行政制度发展的方向和世-界各国行政制度发展趋势来看, 减少地方行政区划层次是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的根本方向。”
三、我国行政区划体制面临的问题
目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现代交通通讯设施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 现行行政区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因素日益明显, 其主要问题概括起来表现在行政区划层级过多, 现有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和城市辐射功能弱化是目前行政区划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1、行政区划层级过多, 导致财政支出过大, 政令受阻, 效率低下
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是影响行政区划组织结构的两个决定因素。从世界各国区划设置看, 目前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实行的行政区划层次都是二级制和三级制, 这种“扁平型结构”可使管理人员有更大的管理职责, 并减少对上级的依赖性。而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实行地方政府四级制的国家, 由于层层对上负责和对口设置机构, 因而这种高而尖的“金字塔”型行政区划不仅造成官僚机构重叠臃肿, 人员众多, 人浮于事,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盛行, 大大提升我国的财政消耗, 使得我国的财政供养系数过大,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各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传输和反馈的环节, 存在着上行下不达, 难以对上级命令做出快速有效的执行和对基层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作出及时回应, 从而降低行政管理成效, 造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低效率供给, 严重阻滞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2、现有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
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区划, 特别是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在省区面积大小、所辖人口, 经济条件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省区面积小, 人口密度大, 经济实力强;而西北省区面积大, 人口密度低, 经济实力比较弱, 同时我国平均每省面积多达30万平方公里, 所辖人口更是高达4190万人,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规模。这样的行政区既不利于国家的统一和集中领导, 也不利于合理确定管理幅度和管理层级, 并且会影政府的管理和规化。
3、城市辐射功能弱化, 地区发展不平衡
实行市管县体制的初衷是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中心, 带动周围农村乡、镇经济的发展, 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地级市实行市管县, 存在着“小马拉大车”的现象。这些地级市不仅不能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 还与所属经济实力较强的县之间在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等方面存在许多矛盾, 束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市管县体制下, 县成了地级市的附属行政单位, 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级市为了加快城市化发展, 往往依靠行政权力, 将财权上移, 事权下移。如将税源丰沛的骨干企业的税收直接划为市级收入、低价征收所属县的土地用于拍卖和项目开发等行为, 造成县乡财政困难、也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我国行政区划改革措施
1、减少行政区划的层级,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我国目前的行政区划分为四个层级, 要想把这种高耸的“金字塔”式的行政模式改变西方流行扁平式行政模式最好的办法就是撤除目前的市管县体制, 实现市县分治,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这种改革能从行政管理体制上进一步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 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和新农村建设创造更为有利的体制条件, 而且可以通过经济,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加快县级城市的发展, 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加快我国的城市化建设, 更重要的是大大提升了政府信息传递速度和效率, 并行之有效的降低行政成本。
2、缩小一级行政区之间的规模差异
层级是与管理的有效幅度紧密相关的, 任何行政单位对其下属的行政单位的管辖, 必然会存在一个限度, 超出这个限度就必然增加层级。截止2 0 0 5年底, 全国共有34个省级单位, 333个地级单位, 2862个县级单位, 41636个乡级单位。而与中国面积相仿的美国只有有51个一级地方行政建制 (50个州和1个特区) 。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 面积第三的大国, 一级行政区的数量与其它国家相比明显偏少, 而一级行政区的规模则相对较大, 这对我国的行政管理效率和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挑战。因此, 基于我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考虑, 当前许多学者在借鉴国外行政区划设置模式基础上提出了把全国一级行政区划增设到50个左右的设想是化小省区, 减少行政层级的最佳模式。
3、打破行政壁垒, 加强行政经济区域改革
这些年一些地区为求自身的发展, 往往设置行政壁垒、实行行业垄断、实施地区封锁。其结果是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浪费巨大、假冒伪劣盛行、市场分割加剧。随着全球化和区域化一体化的推进, 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得趋势已经初现端倪。因此,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必须要打破现有的行政壁垒, 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特色和状况进行合理的区分和调整, 建立区域行政关系, 完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强化政府对政区经济发展所起的聚集和扩散作用。
五、总结与建议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机制, 政府工作量将大为减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管理手段将日益现代化, 管理能力会大大增强。这些都为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行政区划改革已势在必行。但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多民族国家, 其行政区划改革必然牵扯到多方面的因素, 同时也存在很大的阻力和风险, 行政区划改革必将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因此, 我国行政区划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 急于求成, 应该首先明确行政区划改革的目的, 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兼顾、整体规划;其次应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现行关于行政区划所作的带有过渡性和变通性的法律、法规, 应根据现实情况及时修订, 以达到改革有凭有据的目的;再次, 要注意保护的区域文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 循序渐进的进行改革;最后应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行政区划改革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该管的一定要管好, 服务好, 不该管的要交给社会去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的, 使行政区划改革能切实的开展下去。
摘要：本文通过对“大部制”的开展的了解和分析, 并从我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现状及其弊端入手, 提出了减少行政区划的层次, 缩小同级行政区之间的规模差异和加快城市化进程, 建立分布均衡的中心城市的改革措施, 最后对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做出了建议。
关键词：大部制,行政区划,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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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行政体制仍存在许多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地方。”两会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就《方案》做说明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六轮国务院机构改革虽已取得诸多先期成果，但是国务院部门在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职责分工、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方案还比较简单，职能转变该怎么进行，亟待细化。”毛寿龙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曾参与《方案》草案部分内容的起草和论证工作。但他告诉记者，自己看到最终定稿内容，也就是在其公布当日。
不得不走的一步
比照此前坊间推测，《方案》几乎与先前预测一致：拆分铁道部；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重组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能源局。（详情请见本刊总第601期报道《“大部制”改革再提速》）
在论及此番改革相关内容时，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用“不走这一步不行了”来表达。
个中问题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越位、缺位；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现象较多；机构设置不合理；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不作为乱作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王峰以食品药品领域为例，指出一直以来的分段管理“要么重复，要么有漏洞”，致使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均不到位。
目前，中国涉及食品安全的政府部门有13个，具有行政执法管理职责的政府部门就有5个。这样的架构导致管理重复或缺位问题频发。
“食品药品领域的问题在中国颇具代表性，普遍存在于诸多领域。”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此前曾参与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
王峰在多个场合均强调一个关键词“整合”，来阐述此番改革的主旨，以期通过此途实现“权责明确、系统管理”的目标。
王峰所提的整合思路，同样体现在搭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领域，直接结果便是铁道部被拆解，“大交通”格局乍现。
“一直以来，‘铁老大不被纳入，你给外人提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谁信呢？”王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反问。他并指出，此番拆解铁道部之后，算是在体制上有了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格局，可以保证不同运输方式在各自领域发挥最大效用。
据《方案》，“铁老大”被一分为三。其中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另外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以实现公众期待已久的“政企分开”。
王峰认为，此举解决了一直以来铁路领域的痼疾，即企业的监管责任与经营责任混淆不分，以至于出现事故时分不清责任主体。同时，改革后的企业完全自负盈亏，打开了资金筹措渠道，民间资本进入后可促进该领域各参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
毛寿龙虽然对政企分开的改革表示称赞，但仍对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心有疑虑。据他判断，拆分后重组的公司或为副部级待遇，这样一个国企如何摆脱尾大不掉的积弊，尚待观察。
难以言说的“人口”
《方案》中，紧随铁道部的一项改革是人口、卫生领域的整合。因为其被赋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名称，引发诸多人士对于计划生育国策是否将要改变的猜测。
根据马凯的说明，此项改革意在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健康水平，并未提及要改变计划生育国策的计划，反而使用了“更好地坚持”“坚持和完善”等措辞。他和王峰均强调，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在于“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并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党政一把手总负责，继续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地方政府仍应严格执行各项计划生育政策。
这样的表述，似乎为近期以来关于人口政策是否需调整的论争做了盖棺论定，也再度激起争议声反弹。在全国政协农业界委员的讨论中，多数委员表达了“计生政策应淡化，国策应考虑调整”的观点。
杜钢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直指部门利益，称其为导致计生政策长期得不到松动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该政策已带来中国人口结构的严重畸形，如不调整，至2050年会导致社会完全老龄化。因此，必须尽快放开二胎政策。
不过，包括杜钢建在内的一些人士，同样也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乐观：单从重组后的部门名称看，卫生职能显然在计生政策之前。“此举或表明，高层有调整该国策的想法，至少已有担当。”果如其然的话，改革的前景值得期待。
对于计生政策，官方亦有回应。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必须坚持”。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提出，“让时间来回答”。王峰的回答则与陈竺大同小异。
从这些回应中，毛寿龙观察到了微妙差异：王培安代表计生委的回答，明显有回避之嫌；陈竺代表卫生部的回应则比较果断；而王峰作为机构编制部门负责人，其观点主要基于文本。据此分析，“计生委可能变弱，不再作为核心部委”。不过，毛寿龙也坦言，涉及一项沿袭已久的国策改革，其中过程必然极其复杂，最终尚需更高层面的回应。
方案尚待细化
在全国政协农业界委员的讨论中，诸多委员对《方案》文本呈现的细节做了委婉批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指出，新重组的两个机构名称过长，显得粗糙而繁琐，且让人怀疑其过于简单化，使人觉得改革“只是部门之间的简单合并、叠加而非职能理顺和整合”。他所指的两个机构，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他建议，可根据新部门的内部职能整合来定名，比如前者宜从大文化部角度进行考虑，后者则可以“安全”一词来取代“监督管理”。与他同组的诸多委员对此表示认同。还有人指出，铁道部实现政企分开后，应考虑原部门的债务如何分割等权益划分问题，因此建议尽快出台更明确和具操作性的实施细则。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将《方案》定位于“中方案”，肯定其承前启后的性质。他认为，相比“大部制”上一阶段改革内容，此次改革的特点在于“稳中有进，很有特色，政府职能转变更实”，同时也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准备和铺垫。
既然是“中方案”，在他看来，不能达到此前一些人预期的改革目标就情有可原，其所完成的阶段性任务在于大部制轮廓基本显现。
鉴于此番改革之前，国务院曾吸取广东等地的经验，毛寿龙和杜钢建均指出，“大部制”改革下一步运作过程中，要关注上下关系问题。根据他们所了解到深圳、佛山等地试点的情况，“积极性很大，但压力同样很大，其中主要在于改革后上下的对口问题难以解决。”由此，毛寿龙建议中央和地方关系尽量留一些余地，创造多样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