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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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州名的来源或地名研究(Toponymy)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历史语言学家对地名的来源作了相当的研究。美国内务部曾汇集了一批能干的语言学家,成立了专门机构,其任务是对美国的地名来源进行研究,给以准确的解释。
在美国的地名中,一半以上始源于印第安语。其余的始源于欧洲,如纪念皇帝皇后,或某一特殊地区,还有是为纪念历史重要人物及记载历史活动的。
由于语言和文化是休戚相关的,人们通过研究地名的始源,可以了解关于这个国家的背景。历史活动,甚至价值观。
笔者从不同的资料汇集了美国洲名的来源,供学习研究英语、美国历史与文化的人们参考。
ALABAMA(阿拉巴马):来源于巧克陶印第安语,意思是 “thicket-clearers” 或者 “vegetation-gatherers”,“拓荒者”或者“打草人”。
AlASKA(阿拉斯加):来源于阿留申语,意思是“great land”或“that which the seas breaks against”,“伟大的土地”或“分割海的地方”。
ARIZONA(亚利桑那):来源于印第安语 “Arimnac”,意思是“hule spring”,“小泉水”。
ARKANSAS(阿肯色):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a breeze near the ground”,“靠近地面的微风”。CALIFORNIA(加利福尼亚):来源于法语 “Califerne”,是一部11世纪法国史诗中所想象的地方。
COLORADO(科罗拉多):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ruddy”或“red”,“红色的”。
CONNETICUT(康涅狄格):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beside the long tidal river”, “在长长的潮河旁”。
DELAWARE(德拉华):纪念托马斯·魏斯特爵士“Sir Thomas West, Lord De La Warr”,德拉华河和德拉华湾也以此命名。
FRORIDA(佛罗里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feast flowers(Easter)”,“花的节日”,即复活节。
GEORGIA(乔治亚):纪念英国的乔治二世皇帝。In honor of George II of England.HAWAII(夏威夷):来源不确定。这个群岛可能是以其发现者夏威夷·罗亚(Hawaii Loa)命名,也可能以传统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家乡Hawaii or Hawaiki命名。
IDAHO(爱达荷):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em of the mountains”, “山中的宝石”;另一种说法的意思是“Good morning”“早上好”。
ILLINOIS(伊利诺):来源于印第安语加上法语后缀,意思是“tribe of superior men”,“贵人的土地”。
INDIANA(印第安纳):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land of Indians”,“印第安人的土地”。
IOWA(依阿华):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the beatiful land”,“这块美丽的地方”,另一种说法是“the sleepy ones”,“爱睡觉的人们”。KANSAS(堪萨斯):来源于苏族印第安语,意思是“people of the south wind”, “南风的人们”。
KENTUCKY(肯塔基):来源于易洛魁印第安语“Ken-tah-ten”,意思是“land of tomorrow”or“the dark or bolldy ground”,“希望的土地”,或“黑色的沃上”。
LOUISIANA(路易斯安那):纪念法国路易十四世皇帝,“In honor of Louis XIV fo France”.MAINE(缅因):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 Queen fo Charles I of England”据说她拥有过法国的缅因省,“Theprovince of Mayne in France” MARYLAND(马里兰):纪念英国查理一世皇后海丽塔·玛丽“In honor of Henrietta Maria, Queen of Charles I of England”.MASSACHUSETTS(麻萨诸塞):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mountain place”,“伟大的山地”。
MICHIGAN(密执安):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lake”or“big water”,“大湖”。
MINNESOTA(明尼苏达):来源于达科他印第安语,意思是“sky-tinted water”,“天色的水域”。
OHIO(俄亥俄):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great river”,“大河”。
MISSISSIPPI(密西西比):来源于印第安语,意思是“father of waters”,“水之父”。
MISSOURI(密苏里):来源于印第安语, 意思是“town of the Large canoes”,“大独木舟之乡”。MONTANA(蒙大拿):由J.M.阿西从拉丁词典中选的词,是拉丁化的西班牙语,意思不详。
NEBRASKA(内布拉斯加):来源于澳托印第安语,意思是“flat water”,“平川之水”。
NEVADA(内华达):来源于西班牙语,意思是“snow-capped”,“雪山”。
NEW HAMPSHIRE(新罕布什尔):来源于英国的罕布什尔郡,“Hampshire”。
NEW JERSEY(新泽西):来源于海峡的泽西岛,“the Channel Isle of Jersey”。
NEW MEXICO(新墨西哥):来源于墨西哥,“the country of Mexico”。
NEW YORK(纽约):纪念英国的约克公爵,“In honor of the English Duke of York”。
Holmes (1972)正式提出“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 TS)的学科构想以来,在世界各国学者和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翻译学以无可辩驳的成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学科地位。然而,由于翻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有高度实践指向性的翻译现象,因此,时至今日,翻译学仍遭受诸多翻译工作者和非业内人士的质疑:翻译学能指导翻译实践吗?翻译学到底有什么用?翻译学为什么重要?此种种质疑实际上是在考量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是每一位翻译学研究者必须正视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五届欧洲翻译研究学会年会(EST Congress)以“翻译学为什么重要”(Why Translation Studies Matters)为题进行了学术研讨。2010年由Daniel Gile和Gyde Hansen等选录该年会论文编辑出书。此书继Chesterman和Wagner (2002)的著作之后,再次对“翻译学为什么重要”的问题做出了全面深刻的回答,巩固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对翻译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发表了见解,对当前的翻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
二、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翻译学重要吗?”概述了翻译学的社会功用,收录了Franz P觟chhacker和Kaisa Koskinen的两篇论文。P觟chhacker契合本书主题,阐述了翻译学分支之一的口译学的重要性。他首先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视角肯定了口译学的学科地位,认为口译学之所以称得上是一门学科,是因为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均将口译现象视为一种独特的研究主体,然后重点论述了口译学对于口译教育、口译研究群体、口译实践和口译行业、社会机构(用户)群体的重要性。他总结道,口译学研究者唯有加强与其他相关机构和行业的合作,才能使口译学具有更大的社会功用。与P觟chhacker不同的是,通过重新划分翻译学的学科框架,Koskinen突出了翻译学的社会功用。他借鉴了Burawoy (2005)的社会学学科框架,提倡将翻译学划分为专业或科学翻译学(professional/scientific TS)、政策或实用翻译学(policy/pragmatic TS)、批评翻译学(critica TS)和公共翻译学(public TS)四大分支。专业或科学翻译学是其他三类研究的基础,属于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领域,为政策或实用翻译学和公共翻译学提供理论框架和专业知识;批评翻译学旨在对专业或科学翻译学进行理论反思,两者的受众均为翻译学研究者。政策或实用翻译学旨在为客户解决实际翻译问题,提供有效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公共翻译学则致力于对翻译学参与社会事务的研究,两者的受众都是非翻译学研究者。Koskinen (p.23)认为上述分类可以更好地评价翻译学的发展状况,并指出公共翻译学分支是解决“翻译学重要吗”问题的关键,翻译学研究者应当更直接、主动地参与到公共翻译学研究中去,因为“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不与别人沟通交流,就不能让别人觉得重要”。
第二部分“翻译与社会”探讨了翻译学对译者、社会、文化和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David Limon通过研究译本的明晰化(explicitation)程度验证译者的文化协调行为。他指出,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跨文化协调过程,而作为文化协调人的译者常会对原文的文化信息做明晰化处理,因此,明晰化是译者文化协调行为的体现。然而,Limon在考察有关“喀斯特地貌(karst)”的斯洛文尼亚语文本的英译本之后,发现英译本中不存在明晰化现象,译者未表现出应有的文化协调行为。他进而从译本文类、译者地位、翻译标准、行业压力、译员教育与培训等方面分析了文化协调行为缺失的原因,认为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会有利于译者主动地发挥文化协调人的作用。Nike Pokorn研究了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影响。她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斯洛文尼亚最为盛行的儿童文学作品———奥地利作家Felix Salten的小说“Bambi:A Life in the Woods”的斯洛文尼亚语译本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译作对原作中犹太教与基督教式结局的删减现象,指出这一删减现象源自于译者为适应斯洛文尼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采取的自我审查行为(self-censorship)。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Hanna Risku、Angela Dickinson和Richard Pircher从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角度探讨了翻译学的社会功用。他们认为,翻译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知识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生产过程,而译者不仅是跨文化交际专家,而且是专业知识人才(knowledge professional)。他们将翻译实践中必备的知识分为五大类:语言和翻译知识、国家和文化知识、百科知识和主题知识、客户和业务知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能力,每一类又可细分为可符码化(codifiable)项和不可符码化(non-codifiable)项。前者指可进行量化、存储、传播共享的知识,后者指无法进行量化、存储、传播共享的知识。因此,翻译学和翻译实践不仅对上述知识资本的享有者、生产者和公司企业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社会的知识传播和文化交际意义重大。
第三部分“语言问题”主要探讨翻译学对语言学的重要意义。Mary Snell-Hornby研究了英语垄断翻译学术话语的问题及其对学科发展的影响。她指出,目前英语不仅是全世界翻译学术交流的主要语言,而且是翻译研究的主体。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以英语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或以与英语对照的其他语言为研究对象并使用英语例子的翻译研究成果才能获得认可。这样任由一种语言垄断翻译学术话语势必会对翻译学的发展造成影响。她提倡翻译学者应发展“被动多语能力”(passive multilingualism),即多语理解能力,使用中介语言(bridge language)进行学术交流,从而有效解决上述问题。Marija Moe的论文主要研究七部英语通俗小说译成斯洛文尼亚语时发生的语域转变现象。Moe指出,斯洛文尼亚语的译文往往不顾原作风格特色,倾向于使用中性、无标记的正式语域,究其原因在于,译者认为,通俗小说不是文学作品,未认真对待通俗小说翻译,不重视原作风格特色的原创性,倾向于使用斯洛文尼亚语标准语体“改正”(correct)或中性化原作人物语言,有的译者甚至采用自己个人风格。与Moe不同的是,Ian Williams以非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提出一种能有效分析文本语言特点的语料库方法,即“基于语料库的地道翻译对比评价程序”ACCENT (application of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evaluation for natural translation),证明ACCENT能分析出不同语言文本在词语搭配(collocation)、类联接(colligation)、语义倾向(semantic preference)和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等方面的细微差异,有助于译者根据原语和译语的语言特色制定翻译策略,提高译文质量。
第四部分“评估和培训”探讨了翻译学对译者培训和能力评估的重要意义。Heloísa Cintr觔o研究了翻译理论在初级译者培训中的重要性。她借鉴PACTE (process in the acquisition of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的翻译能力模型,将翻译理论视为一种从翻译实践和实证研究中提炼出的陈述性知识,由此检验这一陈述性知识对初级翻译学习者的作用。实验结果表明,翻译理论知识像“放大镜”(magnifying glass)一样可以改变学生有关翻译的心理图式,提高学生对翻译过程和决策过程的意识,对学生翻译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作用。Magdalena Bartlomiejczyk的文章探讨了如何检验和评价口译培训的质量。她以会议同声传译的学生在联合国真实环境下的口译实训为例,运用“命题准确率”(propositional accuracy)分析法检验了实训前后学生对原语信息传达的准确性,运用“错误分析”法(error analysis)检验了实训前后学生语言表达的流畅性和准确性,证明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结合有助于评估和提升口译培训的质量。Kerstin Kunz、Sara Castagnoli和Natalie Kübler的文章介绍了一门针对职业译者和翻译学习者的有关语料库在翻译中运用的网络课程。他们指出,尽管近年来语料库在翻译学中获得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调查显示,许多职业译者和翻译学习者仍未意识到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的重要性。由欧盟资助的MeLLANGE项目开发的网上课程“翻译语料库”(corpora for translation)能够帮助职业译者和翻译学习者了解语料库在改善翻译工作流程、提高翻译工作效率等方面的作用,并教授他们将语料库运用于翻译实践的方法,包括语料库的查询、建立、编辑和术语的提取等。
第五部分“心理学”探讨翻译学对心理语言学的重要意义。Caroline Lehr从心理语言学角度论述了翻译学的重要性。她以一项以翻译学习者为对象,检验第二外语能力认知发展的心理语言学实验为例,说明了译者的语言专业能力和特定领域的专业能力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她认为,翻译学不仅能为双语心理语言学实验提供理论基础,而且与心理语言学和专业能力的认知研究关系密切。与Lehr的观点如出一辙,Agnieszka Chmiel同样强调了翻译学,尤其是口译学与心理语言学的协同效果。她认为,一方面,口译活动涉及频繁的语码转换和抑制性控制,双向(A语译成B语,B语译成A语)和单向(C语译成A语)的口译者和学习者是心理词汇研究和其他认知研究的理想实验对象;另一方面,心理语言学可以为口译研究提供心理词汇研究中有关记忆的理论模型和实验方法,因此口译学与心理语言学可以形成互补。她分别通过检验同源词处理和口语语义流畅性的两个实验证明可以借助心理语言学对口译过程进行认知因素分析,据此可开展针对口译培训计划的口译能力测试。Barbara Ahrens、Eliza Kalderon、Christoph M.Krick和Wolfgang Reith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研究译者的大脑活动。他们指出,尽管认知科学及相关学科在认识人类思维和记忆工作方式等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思想如何转化成语言的工作机制仍是认知科学的未解之谜。如今借助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直观地记录到译者在进行同声传译过程中大脑各区域的活动情况。他们运用fMRI技术监测六名口译学习者在西班牙语翻译成德语的同声传译活动和使用德语进行随意语言表达(free speech production)时大脑皮层活动情况。
第六部分为编者附言。Gile对全书内容作了归纳总结,重申翻译学的重要性。他承认,尽管难以准确衡量翻译学对翻译实践的贡献,但无可辩驳的是,翻译学的确为译者培训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和导向,譬如法国“释意派”理论对口译人才培训贡献卓著。他在肯定翻译学在社会学、文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等学科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强调翻译学的价值还在于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和便利翻译学术交流。
三、本书的贡献
《翻译学为什么重要》一书,汇集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各国翻译学研究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研究论点突出,脉络清晰,研究方法独特,富有创见性。本书的主要贡献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全面系统地探讨了翻译学的重要性,廓清了“翻译学无用”的片面认识
本书在回答“翻译学为什么重要”的问题时,并未简单、主观地探讨翻译学或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或译者的重要性,而是从翻译学对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重要性、翻译学对翻译实践和译者培训的重要性、翻译学对社会文化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全面考察了翻译学的社会功用,驳斥了“翻译学无用”的武断认识。本书一开篇,P觟chhacker即以口译学为研究对象,充分论证了翻译学分支之一的口译学的学科地位,也为“翻译与社会”“语言问题”“评估与培训”和“心理学”等全书各主题的划分提供了理论基础。Gile在总结翻译学的各项成就时着重驳斥了Graham Cross对翻译学的实践相关性和实践指导有效性的攻讦。Cross (1988:27)曾对翻译学提出过质疑:“它(翻译学)能帮助一个人成为一个优秀译员吗?我表示怀疑……它能帮助翻译行业拥有自尊感和价值感吗?不太可能……依我看,它挺有趣,但是和我的翻译工作毫不相干。”Gile指出,译者诟病翻译理论无法提供有效统一的翻译准则,认为其研究成果没有任何价值是错误的认识,因为有效的规定性准则的制定有赖于大量的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尽管目前此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待提高,但不能因为研究不够而质疑研究的有效性,只有继续加强翻译实证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翻译活动规律,制订出有效的翻译准则。最后,Gile强调,暂且不论翻译学到底有多大的功用,它至少有利于提高译者的社会地位和便利翻译学术交流,“翻译学无用”的认识毫无根据。
(二)拓展了Holmes的翻译学框架中应用翻译研究分支
Holmes (2000)原先早已勾勒出了翻译学的大致框架: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其中应用翻译研究包括翻译教学、翻译政策、翻译辅助工具、翻译批评,但是,Holmes并未严格界定应用翻译研究与纯翻译研究的区别以及上述四项的特点、相互关系和地位。“霍姆斯在提出这一名称时主要关心的还只是文学翻译,对于口译以及翻译教学等实际问题并不很关心,现在翻译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称,其所包含的内容已大大扩大……其涉及的学科也越来越多……成了一门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学科。”(潘文国2002:34)因此,Holmes的应用翻译研究分支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Koskinen按照受众的不同将Holmes的应用翻译研究分支细化为实用翻译学、批评翻译学与公共翻译学,由此明确了应用翻译研究与纯翻译研究的区别,并严格划分了应用翻译研究中各分支的内容、层次和特点、针对的受众、相互关系和地位,强调了公共翻译学对于翻译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性。毫不讳言,Koskinen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Holmes的应用翻译研究分支,有助于翻译学研究者、译者和非业内人士认识翻译学的学科体系和价值。
(三)关注翻译学学术话语权的垄断问题,对翻译学的发展提出了有效建议
本书中Snell-Hornby的研究对翻译学意义重大。她指出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事实: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在便利学术交流的同时,无形之中也在垄断翻译学的学术话语权。其表现在于:1.以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翻译研究成果不受重视,难以发表;2.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处于劣势。若想改变这一现状,学者必须发展“被动多语能力”或使用中介语。这些见解和建议使得我们认识到,不仅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翻译学的学术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
四、本书的不足
(一)P觟chhacker的观点自相矛盾
P觟chhacker在阐释口译学的重要性时将口译教育列为一项,肯定了口译学对口译教育的贡献,但在论述过程中却认为口译教育的发展与口译学研究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引述Gile的观点,指出与口译教育相关的研究对口译教育的作用不大,不受教育者重视,一再强调目前尚无有用的研究成果。他的观点如此自相矛盾,无助于阐明口译学的重要性。实质上,他的真正意图是想强调,若想对口译教育有所贡献,目前的口译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Kunz、Castagnoli和Kübler的研究与本书主题不符
本书的第四部分“评估和培训”旨在探讨翻译学对译者培训和能力评估的重要意义。然而Kunz、Castagnoli和Kübler却只是介绍了“翻译语料库”(corpora for translation)这门课程的内容,并未阐明语料库运用能力对翻译实践和译者培训的作用从而证明翻译研究在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论文与本书主题并不完全相符,不应收录在本书中。
参考文献
潘文国.2002.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 23 (1) :31-34.
Burawoy, M.2005.For public sociology[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4-28.
Chesterman, A.&Wagner, E.2002.Can theoryhelp translators?A dialogue between theIvoryTower and the Wordface[M].Manchester:St.Jerome.
Cross, G.1988.Book reviews[J].Bulletin ofth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ITI Bulletin) (2) :27.
【关键词】网络翻译;生态翻译学
前言
国际文化的迅猛化传播对我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翻译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相关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翻译手段日新月异。网络翻译是时下热门的翻译方式,通俗地说,网络翻译传播是以网络为平台,以翻译为手段,以外文材料为来源文本,以译文为目的文本,以网络发表为形式的新兴跨文化传播现象[1]。网络翻译的出现颠覆了以往的翻译模式,由传统的单项信息传输转变为多项的信息交流,改变了译者为主体的形式。从而产生译文受到多元化群体的参与,不同译者由于其生活背景和受教育背景不同,对于同一文本的翻译和解读也有所不同。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群体当中不同译者的知识背景,完成更加全面的翻译。
基于此,生态翻译学可以对网络翻译的益处进行解释,并且在生态翻译学的指导下,可以使得网络翻译过程更加准确有效。
一、生态翻译学
当生态的理念逐渐成为解决不同领域问题的重要方法,在翻译中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主要由胡庚申等学者提出,从而在翻译领域引发思考和应用。生态翻译学就是将翻译放在虚拟的生态环境当中去,用生态的理念去解释翻译过程和内容。那么生态环境中包含的要素和特征就需要就需要在翻译中应用。生态环境中包含各要素的和谐统一性、关联紧密性、多元化、整体化等特征,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就要受到这些特征的影响。
二、生态翻译学对网络翻译的适用性
网络翻译的出现使得不同层面的译者、读者、批评者、平台管理者等多主体融合在一起,这就符合生态环境中群体多样性,不同主体之间如何实现网络翻译,如何使得网络翻译取得优异的结果,涉及到生态性的引导。生态理念中提出的多元、统一、整体化等特征恰好契合网络翻译中不同文化领域的译者共同完成翻译任务。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完全可以适用于解释和指导网络翻译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
三、生态翻译学对网络翻译的指导
(一)和谐统一
网络翻译过程中的读者具有不同的知识层次,对于一部公开发布的网络作品,需要在翻译过程中达到较高的质量。这就强调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生态理性“关注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行为的影响与制约”,强调译者、生态环境及文本的和谐统一[2]。在翻译的生态环境中,不同译者的地位应当是民主的、平等的,相互之间是互助共生的。不同译者对自身擅长的内容以环境所需求的文体表述出来,将自身的个性融入到团队的共性当中,不仅个性中的内容能够有效的表达,也要符合团队共性的需求,这样才能翻译出和谐统一的译文。
而读者与译者之间的互动也要恰当的思考和采用,作品发布的受众是读者,读者的需求是译者需要满足的,一味的按照自身的想法来,必然造成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冲突,难以实现译文的推广和读者满足阅读需求。以生态翻译学的观点来指导,要实现和谐统一,就需要译者融洽与读者之间的关系,通过网络平台、贴吧、微博、公众号等新型的媒体平台来实现相互思想的理解和沟通,使得翻译结果更加符合社会和读者需求。
(二)关联紧密性
一部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涉及到不同的主体,在生态环境中应当不断的转变,尤其是网络翻译中。网络翻译环境变化迅速,很多网络热词和语句更新很快,这就需要适应环境,在翻译过程中加强不同译者之间的衔接和协作,加强译者与读者反馈之间的沟通,加强依据市场需求的翻译动态调整。生态环境中各部分要素之间有机结合,相互作用和转化,实现能量的不断循环。在翻译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之间要关联紧密,环环相扣,作品翻译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可以相互依存和转化,相互制约和促进。
(三)多元化
网络翻译的内容非常广泛,就是同一方面的内容也在不断衍化出新的内容,网络翻译的翻译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类似于众包翻译等形式层出不穷。在生态翻译学中这就属于多元化,多元化所带来的影响就需要译者不断的扩充自己,提升自己。
译者应当依据时代的发展,多关心不同方面的新闻,对翻译过程中涉及到的宗教信仰、历史背景、社会热点等知识做到有效的认知。译者应当学习和接受新型的网络翻译技术,例如相关电子翻译软件、记忆翻译系统等,接受多元化的存在,跟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与时俱进。网络翻译组成的团队中,不同译者代表不同的翻译系统生态子系统,相互之间增强交流和学习,促进多元化团队的形成。
四、结束语
生态翻译学将翻译作为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研究,网络翻译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可以在生态翻译学的影响下对其每一个子系统,每一个要素进行研究,通过研究其相互关系来获得网络翻译系统的平衡。生态翻译学在网络翻译中的应用,将会从一个新的层面对翻译过程进行解释,促进网络翻译更加科学规范的发展,取得新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公文. 论网络翻译传播模式[J]. 中国科技翻译, 2012(02): 22-25.
编制:
文言文语句翻译学案一、二、文言文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信”,就是译文要准确表达原文的意思,不歪曲、不遗漏、不增译。
“达”,就是译文明白晓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要求和习惯,无语病。“雅”,就是译文语句规范、得体、生动、优美。
三、文言文翻译的步骤
1.找到要译句子在原文的位置,仔细审读要译句子前后的句子,揣摩这段话的大致含意,明确这段话说的方向和范围。
2.找到句子的特点,即得分点。
3.在翻译时,遇到疑难词句,可暂时放过,等译完上下文,再进行推敲。译完全句后,再通读一遍,检查校正,以防误译、漏译和曲译。
四、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有直译和意译两种。(直译为主,字字落实;意译为辅,文从字顺)
☆直译:所谓直译,是指用现代汉语的词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地对应翻译,做到实词、虚词尽可能文意相对。直译的好处是字字落实;其不足之处是有时译句文意难懂,语言也不够通顺。这时就要采用“留、换、删、补、调”等方法。
1.留:即保留法。保留古今意义完全相同的一些词,如国号、年号、帝号、官名、地名、人名、器物名、书名、度量衡单位等。如: ①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译:至和元年七月某一日,临川王安石作记。......“至和元年”是年号,“临川”是地名,翻译时应该保留。②光武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天津卷)......译:光武认为河内防守很难,向邓禹询问道:“众将中谁是可以派去镇守河内的人?” ........“光武、邓禹”等为人名,“河内”为地名,应该保留。③乃疑迁特雄文善壮其说,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怿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迁书不....诬也,如今人固有而但不尽知也。(吉林卷)译:于是怀疑司马迁只是文笔雄健,在叙事中善于渲染,而古人不一定就是这样。等到...了解到桑怿的事迹,才知道古时的人也有这样的情况,司马迁的书并没有说假话,知道今人.....中本来就有,只是未能全都知晓。“迁”、“桑怿”均为人名,故保留。
2.换:即替换法。有些词语意义已经发展,用法已经变化,语法已经不用,在译文中,应换这些古语为今语。如: ①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诸葛亮《出师表》)..这里的“卑鄙”应替换为“地位低、见识浅”。文言中还有一些特称词语,即各个领域中的习惯用语,如“下车”、“乞骸骨”、“除”、“拜”、“左迁”,表时间、年龄、风俗的称谓等,翻译时也要换成现在的说法。
②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喜奢乐近为戒。(重庆卷).译:我希望(皇上)把崇尚节俭思虑深远作为准则,把喜好奢侈及时行乐作为警戒。“伏”,是谦称。翻译时要将“伏”换成“我”。③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轼《赤壁赋》)..生活就像《愤怒的小鸟》 1 / 8 每次失败时总有几只猪在笑。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三语文复习教学案
编制:
译:壬戌年秋天,七月十五。
“既望”是古代时间称谓,大月为十六,小月为十五。这里七月为大月,故应译为现代的说法“十六”。
④履至尊而制六合。(贾谊《过秦论》)..译:登上王位而治理天下。
“六合”,本义是“天地四方”,但翻译时要更换为“天下”。⑤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贾谊《过秦论》)..译: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⑥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促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湖北卷)..译:在朝廷当官,不知道有战场上的危急;依仗有俸禄的收入,不懂得有耕作的劳苦。⑤、⑥两例,“藩篱”是比喻修辞,应换译为“边防”。“庙堂”本指“庙宇”,这里比喻“朝廷”,应该替换。
文言句子中还有不少的修辞格,翻译时一般采用更换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还有“萧墙”“黔首”“阡陌”“七庙”“万乘”“神器”“垂拱”等。
3.删:即删削法。文言中有些虚词的用法,在现代汉语里没有相应的词替代,如果硬译反而别扭或累赘,译文时可删削。这些词包括:发语词、凑足音节的助词、结构倒装的标志、句中停顿的词、个别连词及偏义复词中虚设成分等。如:
①师道之不传也久矣。(韩愈《师说》).“之”为结构助词,用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无实在意义,故翻译时应略去。②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孔雀东南飞》).“作息”为偏义复词,义偏向“作”,故“息”应该不译。③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诗经·静女》).“其”是句中形容词词头,助词,无实在意义,不译。④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苏洵《六国论》).“夫”是句首发语助词,表示要发议论,无实在意义,舍去不译。⑤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陶渊明《桃花源记》)...“仿佛”与“若”同义,翻译时只取一个词。译为“好像”、“仿佛”。⑥噫吁嚱,危乎高哉!(李白《蜀道难》)...“噫”、“吁”、“嚱”均为表感叹的语气助词,翻译时只要译一个就可以了,故可译为“啊”。
⑦何陋之有?(刘禹锡《陋室铭》).此句为宾语前置句,现代汉语的语序为“有何陋”,“之”是助词,帮助使宾语置于谓语之前,无实在意义,故不译。
4.补:即增补法。原句中有省略或古今用词不同的地方,可根据现代汉语的词语和语法增加或补充一些成分,使译文显豁通顺。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单音实词增补成双音实词。
因古人多用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多用双音节词,翻译时,用与文言词语相同或相近的现代汉语词语把文言文中的单音节词补成双音节词。还要注意古今异义的双音节词语如“妻子”“地方”“指数”等,如: ①更若役,复若赋,则如何?(柳宗元《捕蛇者说》)....译:变更你的差役,恢复你的赋税,那么怎么样呢? ........“更”“役”“复”“赋”,均应译为“变更”“差役”“恢复”“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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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全国卷)....译:皇帝讨厌听到有人指出自己的过错,那么忠诚(的人)会变为奸佞(的人)........“恶”“过”“忠”“佞”就可以分别组成“厌恶”“过错”“忠诚”“奸佞”。③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广西卷)......译:有才德的人如果钱财多,就会削弱他的志向;愚笨的人如果钱财多,就会增多他的..........过失。..“财”“损”“志”“益”“过”都要补为双音节词,译为“钱财”“削弱”“志向”;“增多”“过失”“妻子”在这里就要拆分并补充为“妻子儿女”。
④我奉王命,义无屈。公等有妻子,徒死无益。(重庆卷).......译:我奉君王的命令,按道义不能屈服。你们这些人有妻子、儿女,白白送死没有好处。..................“王”“命”“无”“屈”“妻”“子”“益”均应换为“君王”“命令”“不能”“屈服”“妻子”“儿女”“好处”。
(2)增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或分句。
文言文中常常承前、蒙后省略主语、谓语、宾语、介词或分句,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补出来。如:
①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韩愈《师说》)译:(那些耻笑别人学习的人)就说:“那个人与某个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 这里“则曰”的前面,承前省略了主语,翻译时要补出。根据上下文,这里省略的应是“那些耻笑别人学习的人”。
②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上海卷)
译:有人屡次把他的文章给我看,我另外让人收藏起来,但没有读过。
这里 “有”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人”,“相示”前省略“以文”,后句省略主语“吾”,尾句省略宾语“之”,翻译时应该补上。
③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译:但是,力气可以到那里却没到,在别人来讲,是可以讥笑的,对自己来说,是应该后悔的。
这个句子,根据前后文理解,应省略一个分句,指的是“力足以至”的人却没有至,所以“人讥己悔”。故在翻译时应补出“而不至”之类的分句。
④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译:选择他们的优点加以学习,看出那些不良方面加以改正。
谓语是句子里最重要的成分,一般是不能省略的。但在特定情况下也有承接上文、呼应下文或因对话而省略的。本例后一分句承前省略了谓语“择”,在译成现代汉语时,一定要补充出来。
⑤沛公军壩上。(司马迁《史记·鸿门宴》)译:沛公驻军在壩上。
“军”后省略了“于”。文言文中,介词“于”和“以”常被省略,翻译时根据具体情况补出。
⑥乃召其酋豪,谕以祸福,诸蛮皆以君言为可信。(浙江卷)译:于是召集他们的首领,把祸福关系告知他们,各部落都认为许逖的话是可信的。..“谕”后省略了宾语“之”,代“他们”,翻译时应该补出。(3)数词后面增加有关的量词、分数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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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中,多数情况下,数量、分数等表示的方法和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别,不用量词和表分数的词语,在翻译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补出。如表物量,可补“个”、“只”、“把”等,如表动量则补“次”“回”等。如: ①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李密《陈情表》)....译:祖母刘氏今年九十六岁。
“九十有六”后添加量词“岁”,译为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九十六岁”。②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湖南卷)...译:这部文集收录的,长于说理的文章大概十分之六。
“十之六”是分数词,译为“十分之六”。《郑伯克段于鄢》中“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与此同。......③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译:大概我走到的地方,比那些喜欢游览的人到的地方,还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十一”是分数,“十分之一”。
5.调:即移位法。由于古今语法的演变,有的句型表达方式古今不同,译文时,应按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调整。主要有主谓倒装、宾语前置、定语后置和介词短语后置等。如:(1)主谓倒置
主语后说的情况,多用于感叹句或疑问句。如: ①甚善矣,子之治东阿也!(刘向《晏子治东阿》).....译:你治理东阿是很好的啊!.....②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愚公移山》)....译:你不聪明也太厉害了!....以上两例都是主谓倒装句,“子之治东阿”、“汝之不惠”是主语,“甚善矣”、“甚矣”是谓语。翻译时应调整顺序,主语在前,谓语在后。(2)宾语前置
有多种情况,都应用现代汉语的说法,先说谓语或介词,再说宾语。最值得注意的是用“之”“是”把宾语提到动词前的句子。翻译时按现代汉语的结构调整。助词“之”、“是”不译。如:
①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韩愈《师说》)译:不懂得句读,不能解除疑惑。.......这是一个宾语前置句。古汉语中,为了强调宾语,借助词“之”“是”“之为”使宾语前置。此句按现代汉语的表达,顺序为“不知句读,不解惑”。“之”是助词,帮助使宾语前置,不译。又如“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惟命是从”等。...②自县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全国卷)..译:从县令升任京城附近的大郡长官,近代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古汉语否定句中,如果代词作宾语,一般要前置于谓语动词之前。例中“未之有”即“未...有之”,翻译时将“之”放到“有”的后面,即“有之”。又如“时不我待”“三岁贯女,.莫我肯顾”。.③无乃尔是过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译:恐怕应该责怪你们吧? ...古汉语疑问句中,如果代词作宾语,一般要前置于谓语动词之前。例中“尔是过”即“过尔”,翻译时将“尔”放到“过”的后面,“是”是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不译。
④不识吾子奚以知之?(广东卷)译:不知道您凭什么知道这件事? .....生活就像《愤怒的小鸟》 4 / 8 每次失败时总有几只猪在笑。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三语文复习教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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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欲而得之,又何请焉?(福建卷)译:你想要的东西已得到了,还请求什么呢? ...... “奚以”“何请”均为疑问句中宾语前置,翻译时要将代词宾语“奚”“何”放到介词“以”和动词“请”的后面。译为“凭什么”“请求什么”。(3)定语后置
古汉语中,借“之”和“者”使定语后置,常用“中心词+后置定语+者”或“中心词+之+后置定语+者”的结构。翻译时调整顺序。如: ①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荀子《劝学》)译:蚯蚓没有锋利的爪牙,强劲的筋骨。......“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即“利之爪牙,强之筋骨”。翻译时把“利”放到中心词“爪牙”的前面。
②今陕西成皋中,立土动及百尺,亦雁荡具体而微者。(沈括《梦溪笔谈·雁荡山》).....译:现在陕西成皋那里,矗立的土山动不动达到百尺高,也算是形体具备只不过规模小..........一些的雁荡山。..“具体而微”是修饰“雁荡”的,即“具体而微之雁荡”。翻译时把定语“具体而微”放到中心词“雁荡山”的前面。
③客有吹洞箫者,依歌而和之。(苏轼《赤壁赋》).....译:有一个吹洞箫的客人,合着节拍应和。......“有吹洞箫者”修饰“客”,翻译时把“有吹洞箫者”放到中心词“客”的前面。(4)介宾短语后置
文言文中,介宾短语后置非常普遍,按现代汉语的表达习惯,从它们所处的位置来讲,叫补语。但从内容上讲,它们有时作状语。翻译时要提到动词前面。如: ①不拘于时,学于余。(韩愈《师说》)译:“不受时俗限制(影响),向我学习。.........②多于南亩之农夫。(杜牧《阿房宫赋》)译:比田里的农夫还多。............③徘徊于斗牛之间。(苏轼《赤壁赋》).....译:在斗宿和牛宿之间徘徊。也可译为:徘徊在斗宿和牛宿之间。................ ④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福建卷)译:范献子把董叔抓来绑在庭院中的槐树上。............⑤乃召其酋豪,谕以祸福,诸蛮皆以君言为可信。(浙江卷)...译:于是召集他们的首领,把祸福(利害关系)告知他们,各部落都认为许逖的话是可信的。...⑥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湖南卷)译文:在这个亭子里喝酒并以此为乐。.........以上例①、②、④、⑤、⑥中,“于时”“于余”“于南亩之农夫”“于庭之槐”“以祸福”“于斯亭”翻译时就一定要放到动词“拘”、“学”“多”“纺”“谕”“饮”前作状语。但有时,有些短语可置于动词之前作状语,也可以不调,仍放在动词后面作补语,如例③。
(5)文言文中,用于修饰动词的数词,常置于动词之前作状语,而现代汉语中常常置于动词之后作补语。如:
①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荀子《劝学》)..译:良马跳一次,不能超过十步,劣马走十天也能走得很远,它的成功在于不停地走。..句中“一”译为“一次”,“十”译为“十天”并放到“跃”和“驾”的后面。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译:在这种情况下,秦王很不高兴,为赵王敲了一下瓦罐。.句中“一”译为“一下”,并放到谓语“击”的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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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例中,例①如果按原文的顺序翻译为“良马一跳”。例②译为“替赵王一敲瓦罐”,不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应该在数词后加上量词,并放到谓语之后。
五、归纳总结:《文言文句子翻译歌》
熟读全文,领会文意;扣住词语,字字落实。切勿漏译,准确第一;单音词语,双音换替。国年官地,保留不译;遇有省略,补充完整。调整词序,删去无义;修辞用典,辅以意译。推断词义,前后联系;字词句篇,连成一气。带回原文,检查仔细;通达完美,翻译完毕。
六、牛刀小试
七、课后巩固 谢杜相公书①
曾巩
伏念昔者,方巩之得祸罚于河滨,去其家四千里之远。南向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险,为其阻厄。而以孤独之身,抱不测之疾,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又无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势下之可以动俗。惟先人之医药,与凡丧之所急,不知.所以为赖,而旅榇②之重大,惧无以归者。明公独于此时,闵闵勤勤,营救护视,亲屈车骑,临于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于左右,而医药之有与谋。至其既孤,无外事之夺其哀,而毫发之私,无有不如其欲;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窃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颂推说者穷万世,非如曲士汲汲一节之善。而位之极,年之高,天子不敢烦以政,岂乡闾新学,危苦之情,丛细之事,宜以彻于视听,而蒙省察?然明公存生活就像《愤怒的小鸟》 6 / 8 每次失败时总有几只猪在笑。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高三语文复习教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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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之故,而所以尽于巩之德如此!盖明公虽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爱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于自然,推而行之,不以进退。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在丧之日,不敢以世俗浅意,越礼进谢;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陈,徘.徊迄今,一书之未进。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伏惟明公终赐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则巩之所以报于明公者,亦惟天下之义而已。誓心则然,未敢谓能也。.注:①曾巩之父曾易占,当年从江西来汴京途中,在河南安阳忽患重病,后病逝。期间,杜衍给了曾巩很多帮助。曾巩写此信,其父已丧多年。②旅榇(chèn):客死者的灵柩。6.对下列句子中加点词的解释,不年哮的一项是(3分)
A.莫大之丧,得以卒致而南 .C.然明公存先人之故
.D.又惟大恩之不可名
.
卒:死亡
B.其为存全之恩,过越之义如此 存:抚恤 .故:旧交情 名:说出
7.下列“所”字的用法与其他三项不同的一项是(3分)
A.与凡丧之所急 B.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 C.夫明公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 D.余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 8.把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9分)
(1)茕茕路隅,无攀缘之亲、一见之旧,以为之托。(3分)
(2)而巩独幸遭明公于此时也!(3分)
(3)顾其惭生于心,无须臾废也。(3分)
参考答案:
6、A卒: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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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请用自己的话简要概括杜衍帮助曾巩及其父亲的原因。(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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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所,名词,表示处所,地方;其余为所字结构
8、(1)孤单无依,徘徊路旁(角落),没有可以依附(投靠)的亲戚和一面之交的朋友,作 为生活的依托(或把他们作为生活的依托)。(“茕茕”“旧”,“以为”各1分)
(2)而我惟独在这个时候有幸遇到了您!(“遭”、“幸”、介宾短语后置各1分)(3)只是我心中生出的惭愧,没有一刻停止过。(“顾”、“须臾”、“废”各1分)参考答案:①因为曾巩之父与杜衍有老交情;(2分)②杜衍有爱护培育天下人才的情 怀。(2分)
【参考译文】
回想当年,正是我在黄河边遭受灾祸的时候,离家乡有四千里之远。向南眺望,只见 迅猛的黄河、滔滔的淮水,连绵不断的江堤水堰、河川湖泊,都是天下艰险之地,我被这 些阻隔(无法顺利回乡送葬)。我孤身一人,面对着意想不到的灾难,孤单无依,徘徊路 旁(角落),没有可以依附(投靠)的亲戚和一面之交的朋友,作为生活的依托(或把他们作 为生活的依托);对上没有极高的品行可以感动官僚绅士,对下也没有财富和权势可以动 用一般的人。只剩下先父需用的医药和所有治理丧事急需的物资,不知道应该倚赖谁,而且寄存异乡的灵柩又这样沉重,我担心忧虑无法把它运回。在这个时候,惟独您殷勤关切 帮忙,营救看护,亲自屈驾前来,来到黄河岸边(送别我扶柩南归)》(您的帮扶)使我在 先父病重期间,能够在他身边专心地护理奉侍,而医药等费用问题也有人一同商量解决了。直到我成为孤儿之后,没有杂事干扰我为先父尽哀,就连一些琐碎细微小事,也没有不如 愿的(得以解决)服丧之礼,能最终回到南方家乡去完成。您对我体恤成全的恩德,是这样的超越常情啊!
我私下认为您辅佐天下的道义,都会受到千秋万世的讴歌颂扬,推崇称道,并不像见 识狭隘的人那样苦苦追求一个小节上的完美。您的地位到了顶点,而且年事己高,皇上也 不敢用政事来劳烦您,难道我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后生,应当用危急痛苦的心情,杂乱细 小的事务,去充塞您的耳目,承蒙您的体贴吗?但是您却念及先父的旧情,尽力援助我,以至于这么大的恩情啊!您虽然不能再出山而被托付以天下的政事,但是您那爱护培育天 下人才,不忍心让一个人流离失所的道义,都是出于自然的天性,而且继续坚持推行,并 不因为在职或退位而有所变化,而我惟独在这个时候有幸遇到了您!
在叙守丧期间,不敢按照世俗的浅薄人情,违背俗礼去向您表示谢意;丧服解除后(服 丧期满),又想到您对我的大恩无法形容的,几句空话不足以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反复 考虑,直到现在,连一封信也没有呈进。只是我心中生出的惭愧,没有一刻停止过。希望 您终究会谅解我的!您坚守胸怀天下的道义,没有一点私心杂念,那么我用来报答您的东 西,也只能是胸怀天下的道义罢了。我发自内心如此真诚地许愿,但不敢说肯定能实现。
一、意义的实体性
意义的实体性就是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无物,当然是nonsense,这是按常理而言。哲学上的“实体”是一个概念分类的最高范畴。实体可指物质的、非物质的,也可指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这些实体一旦进入人类的认识世界,就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和逻辑学家波菲利所构建的一个树形图,哲学界称之为“波菲利树形图”。
根据波菲利的观点,一切概念皆实体,它可以是实的(Branch A),也可以是虚的(Branch B)。“实的实体”指时空客体,因为它们的存在占有时、空,相当于波菲利的“物质实体”,虚的实体可以叫做抽象实体。抽象实体包括人的抽象概念、理论或科学概念等非物质概念,即柏拉图所谓的“观念或形式的现实本体论”。这一术语又被某些当代西方哲学家作“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讲,他们认为在虚的实体中除了一大批表示性质(如redness)和数量(如“一、二、三”)的形容词、量词和副词可以统称为“质量实体”外,还应包括“理论实体”和文艺作品中的“虚拟实体”。“理论实体”虽然可能还是科学假说,但只要科学理论反映客观世界的实在或现象(如H5N1病毒),那么理论实体就一定有其指称和意义。“虚拟实体”则是艺术家根据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验虚构想象出的某种实体(如“凤凰”、“丘比特”等),这些概念显然也是具有意义的。
除了有实在的时空实体、可以表示性质和状态的质量实体(常常是可感知的,所以应该归属于“实的实体”)以及理论实体、虚拟实体以外,人的概念中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专门用以表示关系的概念,可称为关系实体,包括一切发挥结构功能因而具有功能意义的结构的词(在汉语中称为虚词)和语句的结构机制。因此我们可以构拟一个翻译学意义实体的树形图。
实际上,在意义实体的树形图上与在波菲利的树形图上一样,有些项目很难在两枝之间划出一个绝对的次范畴。奎因也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但他看到了这一点,才在20世纪60年代转向柏拉图的实在论立场,提出“对本体论的承诺”的前提,也是明智的抉择。他将“类”(class)的概念引入实体(实在论)领域,从而厘清描述性抽象实体的意义。
二、意义的疏略性
意义这个网络系统具有疏略性,它并不具备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力,这点可体现在语言的每个层级和每项意义单位。究其原因,首先,尽管人的思维是“非线性的”,但语言这个意义的承载体只能是线性的,也正因如此,语言并不具备与思维比肩的多维描写能力。
其次,就语言意义的疏略性而言,还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语词的有限性以及每个词外延意义的简约型。具体来讲,词汇系统虽具有开放性,但也无法避免某个特定历时和共时位置下词义义项的有限性。人类现在依然无力去用语言描写语言以外世界各种“存在”的特征(如质地、形状和色彩等)。此外,意义的简约性也是其疏略性的必然产物。从负面视角来看,这种简约性备受指责,早已有之,因此才使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1709—1784)用了数百字,以极尽精微之能事来解释一个小词“net”(网)。现代的辞典编纂者也是尽其所能,比如,《简明牛津词典》对“狼”这个词作如下解释:
Wolf:Erect-eared straight-tailed harsh-furredtawny-grey wild gregarious carnivorous quadruped allied to dog preying on sheep etc.or combining in packs to hunt larger animals.(Concise Ox ford Dictionary)
“Wild”(野生动物)本身就是一个概括词,即便前面加上四组复合限制定语(“竖耳”、“直尾”、“粗毛”、“褐黄”),语义仍然简约疏略。可见,自然语言虽粗糙朴实,但却植根深厚;虽含混简约,却也丰富多彩。正因为这样,不少西方有见地的语言哲学家指出了对译学的意义理论来说意义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不确定性”。
三、意义的不确定性
意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确定性”这个概念而言的,因此,作为意义特征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倡导这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先驱便是皮尔士和奎因。从翻译学视角来看,意义确定意味着可译,不确定则意味着可译性的限度。
符号逻辑学家皮尔士早于19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了指号意义的不确定性,他视“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为两个相辅相成的`“逻辑公理”并予以阐发:前者受“因果律”(the law of causality)支配,后者受“偶然律”(the law of accidental cause)支配。而另外一名倡导意义不确定性的则是现代哲学家奎因。他认为,意义的不确定性无处不在。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源于不同语言对刺激反应在意义和指称的差异。奎因还提出,翻译中要对不确定性原则予以足够重视,这是因为译者通常会认为每个句子表达的意义并无关联,并习惯于将语言结构拆分开来进行翻译,此时对不确定性加以确定尤为重要。
四、意义的游移性
意义的疏略性和不确定性使其也产生了游移(fluidity)的效果,这使得语言意义具有无限能动性。所谓意义的游移性,主要体现在人类可以借由使用赋予词语意义,也就是维根斯坦所说的:
The meaning of a phrase for us ischaracterized by theusewemakeofit.Themeaningisnota mentalaccompanimenttotheexpression.Thereforethephrase“IthinkImeansomethingbyit,”or“I amsureImeansomethingbyit,”whichwehearsoofteninphilosophicaldiscussiontojustifytheuse ofanexpressionisforusnojustificationatall.Weask:“Whatdoyoumean?”i.e.,“Howdoyouuse thisexpression?”
因此,人是语言的主宰者,而非受到语言主宰。英语中早就有“词本无义,义随人生”(Wordshavenomeaning;mangivesmeaningforthem)之说,这非常符合语言的现实。凯撒只用了六个词“Icame,Isaw,Iconquered”来概括其毕生征伐的成就,这六个词的意义可以使人一怔:有人可能会咒骂,也有人可能对其雄心佩服得五体投地。莎士比亚那六个小小的结构词(虚词)“Tobeornottobe”更是拨动了五百年人心,使读者永远不会淡忘那个王子的幽愤。
汉语语义也是如此,意义的疏略性赋予我们更多游移地寓意寄情的机会。如“方寸之地”是指心,“方寸已乱”则指心乱(语出《列子·仲尼》)。不过由于语言符号犹如空框,它可以“尽如人意”地容载它可能容载的“意”,后人也可以撇去列子的比喻而用其实“意”。总之是“方寸地”何止方寸!可以说,意义如果没有疏略不实的特性,人类就不会有诗歌,不会有文学——当然也就不会有翻译。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现在已经有了六种译式,连武松打虎也有了三种“打法”。
在西方,除了语言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词典编纂学家以外,当代欧洲还有很多知名的哲学家及文论家如利科(Paul Ricoeur)、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萨特(Jean-Paul Sartre)都极力支持意义的不确定论。值得注意的是连现代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家都在论证言语交流中语义的游移性问题。
五、意义与思维的伴随性
上述意义的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游移性,就其深层原因,皆因伴随思维和观念而产生。思维(thinking)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观念(idea;thought)则侧重于意义发生、发展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伴随”(attending)的意思是意义以其物质外壳(即词语)致力于观念的形成(shaping)。据洛克所言,承载意义的词语通常为一些不够完美(imperfectly)或漫不经心(carelessly)的意指观念,因而出现晦涩难懂或含混杂乱也是在所难免的。
六、意义的逻辑性
我们通常强调语言的逻辑性,其本质实乃意义的逻辑性。皮尔士认为意义逻辑性最需强调是思维的清晰度,他认为概念的内容即使再丰富,倘若逻辑混乱,便是一团令人望而生畏的“泥浆”。
符合逻辑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词语意义及搭配符合语法规范及社会语用规范;二是行文的叙述扩展条理和层次分明,二者缺一不可。
七、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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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发展,研究现状
1生态翻译学的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 都有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因此, 生态翻译学的出现符合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以及学术研究的方向。
首先, 它是从翻译研究中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思考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人类社会开始了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之路。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 (Ra-chel Carson) 在其于1962年发表的著作《寂静的春天》 (Slient Spring) 中说到人类破坏自然的雄辩事实表明,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转折点上 (卡森, 1962) 。在1972年联合国召开的一次环境会议上, 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使全人类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的保护这一问题。从1970年开始, 生态环境的保护也逐渐在中国引起重视和关注, 并因此提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基于这种时代背景, “生态”这一维度被引入包括翻译在内的各个研究领域体现了时代发展的特色。其次, 它是现代哲学思想转变的必然结果。自20世纪, 在思想界和哲学领域发生了由主客二分到由中心到整体观念的转型。1967年, 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了“中心”既可在结构之内也可在结构之外, “中心也就并非中心”的重要观点 (Derrida1967) 。1973年, 挪威著名的生态哲学家阿伦·奈斯 (Alen Naess)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理论, 将生态学引入哲学与伦理学领域, 并提出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重要生态哲学理念 (Naess 1973) [1]。1995年, 美国生态哲学家戴维格·里芬 (Dave Griffin) 提出了“生态存在”的重要概念。这一系列的哲学思想的转变, 开启了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研究翻译活动的序幕, 由此应运而生了翻译生态学这一新的翻译理论研究视角。
2生态翻译学的发展过程
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和网络技术的进步, 国与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也日益频繁, 翻译也成为不同语言之间沟通交流必不可少的桥梁。因此, 对翻译现象的各种研究理论也层出不穷。通过这些年学者们的共同努力, 翻译研究 (translation studies) , 或翻译学 (translatology) 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并最终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学科地位, 并且正在往一门相对独立和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方向发展。生态翻译学应该算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也即生态翻译学伴随着另一些研究文学的生态学理论和批评方法, 正在翻译学界崛起, 它强有力地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翻译以及翻译研究本身的教义形成了挑战。
但是在当代翻译研究领域内, 仍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分支学科的意义和生命力持怀疑态度, 其理由主要在于生态学之应用于人文学科, 确切地说应用于文学研究, 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 它究竟拥有多少学科意义上的合法性还须论证。但作为一种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它已经被证明自有其合理之处, 最近20多年来生态批评在西方和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风行就是其不可忽视的明证。鉴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事实上已经存在于翻译学的实践中, 因此本文首先要探讨的就是生态翻译学与文学的生态研究或生态批评的关系。
3生态翻译学的主要内容
作为一种新兴的翻译理论, 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胡庚申教授在2始00关1年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被提出的。之后, 许多学者开注并研究生态翻译学。生态翻译学即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翻译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 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 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 (胡庚申, 论视角包2括00:8:6) 概括来说, 生态翻译学的九大研究焦点和理; (1) 生态范式; (2) 关联序链; (3) 生态理性应 (4) 译有所为; (5) 翻译生态环境; (6) 译者中心; (7) ) 适/选择; (8) “三维”转换; (9) 事后惩罚。[3]
4生态翻译学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自从生态翻译学这一概念被提出后,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发表了相关研究生态翻译学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生态翻译学这一理论, 也使生态翻译学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翻译理论。
笔者在CNKI上输入检索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从2001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12日共搜到4 464条结果。其中, 中国学术期刊总数为2 810篇, 优秀硕博论文1 589篇, 其他会议论文为65篇。
在生态翻译学被正式提出之前, 国外许多学者对此就已有所研究。例如, 在《翻译与全球化》中, 作者米歇尔·克罗尼恩提出要重视语种“翻译的生态”问题。 1990年, 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非弗尔提出了“文化转向问题”, 多次将翻译的语境描述为“文化环境”, 并使用“发现树木生存之地”“描述植物生长之状”等生态类比翻译研究中语言学家的探索行为。[4]
近些年来, 很多国际上著名的学者都接受邀请相继前往中国, 和中国学者就生态翻译学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极具意义的讨论。
从国内的角度出发, 胡庚申教授对生态翻译学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其他的一些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理论研究。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综述上, 就收到了43篇有关生态翻译学的论文。这些论文从各个视角对生态翻译学进行了阐述。还一些学者将生态翻译学应用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去。
生态翻译学可以说是首个脱离了西方学术环境的由亚洲人提出的翻译理论。从2001年至今, 在胡庚申教授和众多学者的努力下, 生态翻译理论已日益完善, 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来使生态翻译学越来越成熟。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的基础[J].外语研究, 2010.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 2008.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5]思创﹒哈格斯.生态翻译学的国际化进展与趋势[J].上海翻译, 2013.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 旅游文化差异 翻译策略
一、前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交通工具提供的便利性不断提高,出门旅游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旅游市场,每年吸引的国外游客将达到1.3亿人,位居全球第一。因而,各种英译旅游文本就成为外国游客获取旅游信息、了解旅游景点、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媒介。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对象的交际活动。”然而,现今旅游外宣翻译良莠不齐,“语用失误、文化失误、语言失误”现象普遍存在。这些外宣失误不仅阻碍了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且严重地损坏了中国的人文形象。因而,了解中西文化差异,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应用得当且有针对性的翻译策略来翻译旅游外宣文本是我们成功介绍旅游景点、传播中国文化亟需解决的问题。外宣翻译“除去所有翻译工作都需要遵循的‘信、达、雅’标准之外,外宣翻译更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运用‘外宣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原则。”如何坚持这个原则,使用得当的翻译策略将是本文将要解决的问题。
二、中西旅游文化对比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民族众多,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特色。旅游外宣资料,其功能主要是向游客介绍旅游地的风景名胜、历史典故、人文习俗,传递文化信息,激发游客兴趣。然而,中西方在审美、道德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反映在旅游中则体现为旅游文化的巨大差异。首先从旅游目的来讲,西方人出门旅游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一个地方的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当地的民俗风情及风俗习惯。据对美、日、法、英、德5国游客来海南动机调查显示:他们第一是了解民众生活(100%),第二是了解历史文化(80%),第三是游览观光(40%)和品尝佳肴(40%)。而中国人出门旅游的目的多为超脱现实,远离烦恼,超然万物,当然也有欣赏风景,参观历史古迹之意。其次,从价值观差异来讲,中国长久以来深受儒家、道家思想影响,注重等级差异,宣扬“天人合一”。“忠孝仁义”是价值衡量的基本标准,强调“重义轻利”,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西方信仰上帝,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追求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他们致力于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为己用。因而,他们更加致力于对外扩张,掠夺甚至屠杀以谋取暴利。最后,从审美情趣差异来讲,受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影响,西方人重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偏向于对客体进行冷静的分析,直面物体的本质,再现事物的原貌。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是思考、研究进而改造、征服,重逻辑思维,强调借用科学的手段对事物进行精确地观察把握,而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融为一体,认为艺术不在于模仿自然,而在于表达受自然感动之“心”,不在再现外物的原形原貌,而在于抒情言志。“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注重艺术感受,强调人与自然总是和谐的。
因此,正因为中西方在旅游目的、价值观、审美情趣等各方面的差异,要想让外国人理解旅游外宣文本甚至产生和国人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就需要我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恰当的策略,加深文化层次的翻译。
三、生态翻译学
胡庚申教授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作隐喻类比,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提出了“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翻译理论。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的过程是译者适应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翻译的原则是多维度适应于适应性选择;翻译的方法是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的评价标准是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译者素质等,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程度”最高的翻译。翻译适应选择论探讨的是在一定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对翻译策略进行多维度的选择与适应,即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化,使之符合社会需求。
1.语言维的选择与适应。语言维的选择与适应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这种语言维
适应性选择转换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正如奈达所说,“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征,要进行有效的交流,就必须尊重每种语言的特征。”汉语与英语分属于不同的语系、不同的文字系统,在语言类型、表达结构、语法、词汇等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英语的主谓语要求在人称、数、时态上严格一致,而汉语要求语义一致;英语词义内涵广泛,对上下文依赖性比较大,独立性比较小,而汉语词义的伸缩性和对上下文的依赖性比较小,独立性比较大;英语中介词多,句子喜欢用介词来形成链接,而汉语中动词多,喜欢用动态表达,比如a novel by Lu Xun(鲁迅写的一本小说),a boy from a countryside(一个来自农村的男孩)。外宣翻译和文学翻译同属翻译,根本目的都是传播信息。但是两者又分属于不同翻译类型,外宣翻译是应用型翻译,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旅游、社会等各个方面,而文学翻译属于艺术性翻译,是用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再现原作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是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根据赖斯的语篇类型和语篇种类划分,外宣材料属于信息类语篇类型,其语言功能是提供物体和事实信息,语言维度是逻辑性,语篇重点是关注内容,因而译文以传递指示内容为目标,其翻译方法应该以“直白语言”,按需要明晰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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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维的选择与适应。文化维的选择与适应,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过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每时每刻都主动或被动地被所属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因此译者在翻译这个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要充分认识并且准确把握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理解性区别,最大限度地缩短理解差距,传播中国文化。
语言本身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历史条件、地里环境、宗教信仰、社会习俗等各方面的不足造就了语言文化的不同,使得两种语言中的词汇表现出非对应非重合的现象,无法产生语义共鸣。比如“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这个“江南”就不好直接翻译成“southern China”,因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江南”的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又如三亚南山寺门匾上“不二”,本是佛教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强调一切无我,一切唯心,对信仰上帝基督的西方游客该怎么翻?是音译加注还是用阐释译还是关联译?可见,在旅游外宣翻译的实践中如何处理好语言中的文化个性,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文化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3.交际维的选择与适应。交际维的选择与适应,是指译者除语言信息的转换和文化内涵的转化之外,把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交际的层面上,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众所周知,外宣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旅游外宣翻译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外国游客能够欣然接受中国文化,激发消费欲望,促进地区、国家的交流。因而了解游客的思想文化及交际思维习惯,将旅游文本信息最大化地传达给外来游客,以此来提高外宣翻译的交际效果是译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四、旅游外宣翻译策略
综上所述,因中西方旅游文化的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语言、文化、交际等各方面均要作出一定的选择与适应,因而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针对性的翻译策略以适应不同语境下的翻译需要。
1.直译或直译加注。直译既要全面准确地阐明原作的含义,又没有任何失真或随意增加或删除原作的思想,同时还保留原有的风格。直译是旅游外宣翻译中比较广泛应用的一种策略,适用于目标语言群体能够正确、轻松地读懂并理解外宣材料的情况。比如海南省三亚市的鹿回头公园就被翻译成“Luhuitou (meaning a deer looking over its shoulder) Scenic Area”,在其公园介绍中有一句“‘鹿回头’已成为三亚的城雕,三亚市也因此得名‘鹿城’”则被翻译成“Luhuitou was the signature sculpture of Sanya city. Hence, Sanya city obtained the name ‘Lucheng’ (the city of deer)。
2.音译或音译加注。要想保留原文的内容的同时保留其语言风格,除了用直译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音译或音译加注。音译加注适用于某些名称介绍,如人名、地名、节日名等。比如说在翻译海南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时便可适用这种翻译策略,译成“Sanyuesan, a traditional festival among Li people”,实现中国大统一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便可翻译成“Qinshihuang, the first emperor in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221 B.C”,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科举考场的“江南贡院”可以译成“Jiangnan Gongyuan, the pla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ancient China”。值得一提的是,音译或音译加注的方法可能一开始很难被外国游客接受,但是随着使用频率的加深,像“sanyuesan”, “Qinshihuang”“Jiangnan Gongyuan”这样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音译词将逐渐被游客所接受,也能实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3.意译。音译强调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现出来,不需要过分地注重细节,但是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意译适用于原文词句艰涩难懂,句型结构复杂的情况。例如《神话世界九寨沟》的景点翻译:
原文:当你步入沟中,便可见林中碧海淡当荡生辉,瀑布舒洒碧玉。一到金秋,满山枫叶绛红。盛夏,湖山幽翠。仲春,树绿花艳……四时都呈献出它的天然原始,宁静幽深。
译文:Mystic lakes and sparkling waterfalls captivate your eyes as you enter the ravine. The trees are in their greenest in spring when intensified by colorful flowers. In summer, warm tints spread over the hills and lake lands. As summer merges into autumn, the maple trees turn fiery red. Splashing color through the thick forest hills… Tranquility pervades primitive Jiuzhaigou throughout the year.
从例句中可以看出,原文诗情画意,四字局、平行对偶大量使用,充分体现了汉语语言音美形美的意境,而英文则简洁干练,语言表达比较直观,但是这更符合英语语言阅读者欣赏的习惯,更能起到旅游对外宣传的效果。
4.关联翻译。关联翻译指的是用文化关联的手段来翻译原语中的文化负载词,通过“以此比彼”的方式缩小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差距,产生亲近感及文化联想,激发游客兴趣。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劫富济贫的好汉,我们不能直接翻译成“rob the rich and help the poor”,因为西方人强调法治秩序,这种翻译会让他们以为这只是一帮强盗。可喜的是,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有一个罗宾汉,维持正义,保护弱小,因此在翻译时可以用文化关联的手段翻译成“Robin Hood in China, tricked the rich and helped the poor”。无独有偶,中国民间传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有个号称水城的苏州,意大利有个水上城市威尼斯,等等。
五、结语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面镜子,旅游外宣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流沟通信息。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了解外宣材料译文读者的旅游目的、价值观及审美情趣,了解中西方在语言、文化、思维上的不同,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方面对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与选择,采用针对性强、有效的翻译策略,缩短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差距,有效交流沟通信息。
参考文献:
[1]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328.
[2]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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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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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增词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7]汪文.试论旅游外宣翻译中的“三维”适应性选择[D].华中师范大学,2014.
[8]肖群.功能主义视角下的红色旅游资料外宣英译——问题与对策[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83.
[9]张健.全球化语境下的外宣翻译“变通”策略刍议[J].外国语言文学,2013,(1):21-30.
课题编号:省级课题,海南省社科联主办,hnsk(2c)15-1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黎苗文化旅游外宣翻译研究。
作者简介:金晓霞(1979- ),女,汉族,江西宜春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主要为英语语言文学、翻译、教学法等。宁霞(1965- ),女,汉族,甘肃武威人,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为英语翻译、商务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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