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精选9篇）

“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篇1

10365051 张文

在6月1日下午，我有幸参加了法律实务课的课堂讲座，听到了东莞市的一名青年法官周兢有关当前中国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的讲座，觉得受益匪浅。后来我又查阅了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的相关资料，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东莞这个城市，而是在中国普遍存在，而且这个问题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实在值得我们法律人深思。

我们致力于打造法治国家，这不应该只是精英阶层或者专业人士的任务，而应该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任务。树立法院的威信，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一环，而“执行”这个过程的难易，可以说是衡量法院工作效率的一个指标。法院判决执行难，必然导致法院工作效率被拖慢，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导致法院威望的流失。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人民法院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执行难的问题包括执行不能、无财产可供执行、被执行人抗拒、逃避执行等多种情况。不止一个法院的工作总结中提到过这个问题。据统计，广西钟山法院2002年共受理执行案件442件，标的2374.53万元，执结164件，未执结案件占62.9%（包括部分执行、中止、终结的案件）；执行标的人民币789.7万元，尚有1534万元未能执行，未能执行标的占66.7％【1】以三门法院为例，2004年执行收案数为1104件，加上2003的旧存未执结案515件，共应执行案件计1619件。虽然全年执结案件共1468件，执结率达90.67%，但是执结案件中以程序性终结和再执行凭证方式结案的就有382件，占执结案件的26.02%，新收案件执结865件，执结率只有78.49%。【2】包括在讲座上周法官所在的东莞市人民法院在内，可以说无论哪个法院都不能避免这样那样的“执行难”的问题。

周法官在讲座上说了不少亲历的，或者同事工作中碰到的“执法难”的事件。在听到某些被执行人如何刻意刁难执行人员的事情，或者法院内部工作的不协调等等后，同学们都发出哄堂大笑。但是我随即又明白，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执法情形，并非夸张的描述，这正是当前中国执行法律判决所面临的困境。可以说，人民法院在个案执行中遇到抗拒、阻碍、干扰执行的问题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有的肆意撕毁法院的查封令、扣押令，擅自处置被执行的财产；有的恶意串通，搞假破产、假抵押，逃避债务；有的将法院依法扣押被执行人财产当作“抢劫”案件处理，或者重复查封、扣押、冻结法院执行的标的物，划拨法院冻结的款项；有的具有法定协助执行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不配合、不协助、刁难执行，甚至为当事人通风报信，帮助当事人藏匿、转移财产；有的暴力抗拒执行，殴打、围攻、非法关押甚至杀害执行人员等等。【3】综上所述，执行难的表现主要可以概括以下几种：

一、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二、一些部门、单位、个人不协助执行，甚至阻碍执行。

三、法院之间的配合、协助不力，甚至发生“内讧”。

律师们引用法律、互相辩驳，法官在庭上居中裁判、不偏不倚，这些都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画面，这些是法治社会应有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把目光投向那些实际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和人们的生活关系更加密切，非法律专业人士更容易从这些问题上面去看待我国的法律制度。只要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们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建设了法治社会。

关于“执行难”的原因，目前尚未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且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不同，所以也很难形成一个适用全国范围的观点，我通过阅读相关资料，发现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法院本身不守法”的观点： 这种观点认为法院本身、法院工作人员对法律就不够尊重，不够严谨，无法在人们中树立威信，自然不能顺利执行法院判决，具体体现在：

（一）、有法不依。某些法院执行过程中，往往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乐于看地方行政官员的脸色行事。把地方行政官员的一个电话、一张纸条、谈话中的小小的暗示都能当成执法行动的指南，把实现地方行政官员的意图，置于体现法律至上的原则之上，没有完全考虑法律的规定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这些原因自然造成了“执行难”。【4】

（二）、执法不严。既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执行的权力，并为之提供了相应的法律强制手段，不但有财产冻结、划拨等强制权；修改后的刑法也规定了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更加体现出法治的威严。在具体执行中反映出来的“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执行难的现象，有哪些法院依法让制造执行难题的被执行人承担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又有哪些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执法环境差”的说法：

这种观点指出，执行难，难在它是全社会的共同问题却由法院唱独角戏；难在制度不健全，机构太简单；难在力量薄弱、人员偏少、装备匮乏、资金短缺；难在手段简单、措施薄弱；难在队伍不稳定，素质待提高；难在工作方式方法未能尽善尽美。【5】其具体体现在：

（一）“执行难”不仅仅是法院所面临的问题，更是全社会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执行体制尚有待完善，执行机构尚有待充实扩大，联动保障机制还显弱化。

（三）执行手段还显单一。目前法律支撑的强制措施还显薄弱，不足以控制、限制、震慑拒不履行法律生效文书的当事人。

（四）执行力量薄弱，人员偏少，资金不足，装备老化，硬件保障难以到位，尚不能适应和保障执行工作的良性运转。

（五）执行工作队伍还不太稳定，执行人员的素质还有待于提高。

（六）片面注重调撤诉率的提升导致矛盾纠纷无法得到实质化解。

造成“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有识之士都在努力寻找一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而“强制执行”所有途径里都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深入的总结、分析和研究表明，要解决“执行难”问题，至少应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共识。

首先，强制执行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不可愈越的阶段。在一个法治社会，人们都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人人都应该而且必须遵守。解决各类纠纷求助于法律的公正裁决，对生效的裁决自觉地履行，因而，不必再求助法院强制执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强制执行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紧密相关，强制执行的案件越多，反映一国的法治水平越低。反之，强制执行的案件越少，就反映一国的法治水平越高。在一个法治国家，法院的绝大多数判决及法律文书能得到自动履行，需要强制执行的案件为数很少，从事强制执行的人员也自然不多；相反，如果有很多的专门人员为强制执行而奔忙，那么这个国家的法制状况就令人担忧。【6】现在，我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级人民法院的专门执行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专门的执行人员从少到多，执行装备从弱到强，各种投入越来越大，但实际的执行效果却与人们的主观努力相距甚远，这种情况表明我国正处在强制执行高峰期，解决“执行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我国法制水平的提升和法治社会的、健全和发展。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就决定了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其次，强制执行与司法行为有密切联系，是司法机关实施的一种行为。从本质上讲，强制执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从国际实践看，强制执行并非完全由法院实施，如英、美国家是由地方司法行政官员负责执行，在德国是由独立于法院的执行员执行，而在法国、日本等国则是由执行员与法院分工共同执行。另外，强制执行不是解决争议的行为，而是当事人间就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后，所实施的实现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在执行的内容上看，强制执行不具备司法行为的解决争议的特征。再者，执行行为无论是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还是依职权开始，都不能证明强制执行是司法行为。【7】以上分析表明，强制执行不是一种解决争议的行为，并且不一定完全由法院实施，说明强制执行与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行为不同。但是强制执行仍然与司法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某些方面也有一定的司法行为属性。正因为强制执行中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司法行为，因而在所有国家中，包括英美法系国家都需要有法院对执行程序的控制，法院至少需要对执行中发生的争议享有唯一的裁判权。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执行工作的现状，仍然必须坚持法院实施强制执行，保障审判与执行的高度统一，提高案件办理工作效率，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强制执行高峰期，做好该项工作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为强制执行立法，即制定强制执行法。强制执行法是关于执行机关实施执行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其内容包括：执行机关的组织、权限，执行当事人的能力、资格，执行措施的种类、适用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开始、结束等。在本质上强制执行法是公法，是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及其运用执行措施的程序的法律。强制执行法又是运用于国家辖区内所有公民、法人及一般事项的普通法律。强制执行法是程序法，它是关于实现当事人已确定的民事权利的程序的法规。强制执行法还是强行法，即其规定执行机构，执行措施都必须执行，不许依当事人的意见而变更。当然强制执行法的效力在国内，因而又是国内法。强制执行法的性质要求制定该法时必须体现以下指导思想或原则。第一，当事人不平等主义。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地位不平等，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差别。执行的目的就是为迫使债务人履行义务，迅速实现债权人的权利；第二，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进行主义为辅的原则；第三，分配主义原则，这是在同时有数个无法定优先权的债权人，而债务人的财产又不能全部清偿所有债权时，清偿债权的方法；第四，不再查封原则，即对于已开始实施强制执行的债务人财产，其他债权人不得再申请采取查封等强制执行措施；第五，属地原则，等等。制定强制执行法还要明确强制执行法的对人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我国现行的有关强制执行的规范性规定，主要是民事诉讼法有关执行程序部分，最高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显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强制执行工作的需求，因此，加快强制执行立法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最后，就是严格执法。强制执行法是双刃剑，一方面它规范和约束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即所谓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也要追究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就是保证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得以执行，保障法院的正常活动不受干扰和阻挠。在这里不存在因不懂法“法盲”而不执行法院的判决、裁定的问题，所有不执行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都是对法律的藐视，一切同执行工作相对抗的行为都是对法律和国家的挑战，因而都必须受到法律的追究，罚当其罪，严惩不贷，而不是简单地说服、教育，更不存在任何宽容和迁就，以致放纵。国家应动用其权威和力量全力以赴地保障法院强制执行的推行，既使在某些方面、某些时期付出一点代价，也在所不惜。我们坚信有立法基础，又有国家政权的支持，法院的强制执行工作就有了根本保障，解决“执行难”也就不是什么“难”的问题，强制执行工作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参考文献：

“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篇2

但是, 小微企业融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小微企业在初创期及成长期, 必然有很大的融资需求, 而近几年, 我国人力成本增加、原材料上涨等国内因素, 以及2008年金融海啸和2011年欧债危机等外部因素, 使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大大增加。除了小微企业自身积累外, 很大一部分需要外部融资, 但是小微企业存在先天性弱势, 在寻求外部融资时, 常常“碰壁”, 于是广大学者对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作了大量分析。

1 国内研究小微企业融资难原因的文献综述

在我国的理论界, 分析其融资难原因时, 大体从小微企业自身、商业银行和社会环境这三个角度进行阐述。

1.1 小微企业自身原因

我国学术界通常认为, 小微企业自身素质是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经营风险较大, 资金需求“短、频、急”;二是小微企业信用程度不高;三是小微企业管理水平普遍较低, 财务制度不健全, 会计信息失真, 造成银行与企业信息不对称;四是小微企业缺少能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相反, 也有学者认为, 小微企业存在信用不好、贷款风险大等先天融资缺陷是谬误, 解决私营和小型企业的信贷问题, 不仅不会增加银行机构的风险, 而且会给银行机构带来收益, 小微企业是商业银行可发展的潜在客户, 是有效益的风险小的客户。

1.2 商业银行的原因

根据今年在我国海南省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布的《小微金融发展报告2014》称, 小微企业在寻求外部融资时, 74%的小微企业首选向银行贷款。也就是说, 我国小微企业外部融资主要靠银行贷款。因此, 除了小微企业本身存在先天不足之外, 更主要的是商业银行存在诸多与小微企业不相适应的因素。一是商业银行惜贷。商业银行在信贷配给制度下, 资金供给不足, 小微企业往往得不到贷款资源。而且, 商业银行为防范金融风险, 更愿意给大企业进行贷款, 而不愿意对小微企业贷款。此外, 向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较高, 也是商业银行惜贷的原因。二是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条件过高, 让不少小微企业望而却步。三是商业银行创新不足, 产品单一, 缺乏适合小微企业的信贷产品。有的学者, 还从银行定价方面分析其融资难原因, 认为定价机制的缺失也是小微企业融资困境形成的原因。

1.3 社会环境原因

从现有文献看, 主要包括:一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近几年一直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使信贷资源比较紧张, 信贷配给更加向经营风险相对较小的大型企业倾斜, 小微企业能够通过银行融资的机率更小。二是缺乏专门为小微企业服务的中介机构。包括专门服务于小微企业的担保机构、评级机构、审计机构等, 这阻碍了银企之间的信贷供给与信贷需求的双向操作。三是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从资本市场来看, 尽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办了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 但企业上市门槛很高, 基本上把小微企业拒之门外。从债券市场来看, 小微企业很难达到国家规定企业发行债券的标准, 小微企业债券融资较难。从民间融资渠道来看, 小微企业从民间融资大大弥补了正式金融融资缺口, 但多为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民间融资, 缺乏法律约束和社会监督, 具有很大的风险, 而且向民间融资的成本也非常高。四是我国的信用担保体系缺失。我国征信体系和担保体系虽有长足进步, 但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五是缺乏有利于小微企业信贷融资的法律法规。

2 国内研究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途径的文献综述

同理, 国内学者从小微企业自身、商业银行和社会环境三个角度, 提出了有益建议。

2.1 小微企业要“强身健体”

第一, 提高小微企业自身管理水平, 包括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规范财务管理制度等。第二, 树立信用意识, 坚持守信经营。第三, 发展供应链金融的小微企业融资模式。主要包括传统“运营商—服务商”供应链融资模式和以第三方龙头物流企业为融资平台的“服务商—服务商”融资模式。第四, 扩大产业集群融资, 优化小微企业内部融资条件。发展产业集群是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新思路。

2.2 银行体系要创新

第一, 建立一个以民间资本为主、国有商业银行为辅的全新的银行体系, 是小微企业走出信贷困境的根本途径。第二, 商业银行要加强小微企业贷款机制建设, 积极推动组织结构、信贷流程、信贷产品和风险管理等有效的金融创新, 拓展小微企业融资渠道。第三, 深化与金融中介的合作, 探索银政合作新思路。由于风险共担机制的缺失和我国担保机构普遍规模小、资本少、收费高, 担保机构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作用并不显著, 政府应该出资或投资担保机构, 并探索建立银行与担保机构风险共担机制。第四, 构建中小商业银行服务体系。专业化中小银行的发展, 对于缓解我国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五, 发展政策性银行, 全心全意为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2.3 政策环境要支持

第一, 制定促进小微企业融资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小微企业担保法》、《小微企业投资法》等, 将小微企业的支持政策落到实处。第二, 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现有政策支持有一定成效, 但从微观现象和社会反映看, 小微企业资金紧张和融资难问题仍较为突出。第三, 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资本市场和债券市场以及民间借贷市场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创造公平开放的金融环境。第四, 完善信用担保体系。第五, 构建小微企业融资服务体系。包括政府方面、金融机构、担保体系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参与, 帮助小微企业走出融资困境, 获得更大的发展。

3 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 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放贷难”, 根本原因是前者对后者的风险担忧。而在现实当中, 商业银行多采取的是风险自留方式 (引入担保公司和具有担保性质的贷款保证保险产品等, 具体操作上商业银行不具有主动性) 。而发展贷款信用保险在我国小微企业融资中的作用尤为突出。虽然, 在很早之前, 很多学者对贷款信用保险有过研究, 但是近几年却研究较少。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 银行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抢占小微企业的市场份额成为一些商业银行的策略 (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 , 而发展贷款信用保险是商业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 实现风险转移和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一个有效办法。总之, 贷款信用保险是小微企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三方共赢的产品, 广大学者应加大对此方面的研究, 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黄小云.市场结构、企业内生与信息不完全——重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境[J].中国物价, 2012 (02) .

[2]俞志刚, 王飞.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破解探析[J].银行家, 2012 (03) .

[3]姚长存.银行信贷视角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 2012 (04) .

[4]马胜祥.论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原因与出路[J].农村金融研究, 2012 (04) .

错案赔偿执行难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错案赔偿；执行；法治中国

中图分类号：D92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4-0111-02

我国自1995年起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国家赔偿制度进入了初始发展阶段。此后在全国上下的关注下国家赔偿制度逐渐完善，分别在2010年和2012年进行了两次修正，经过不断地修订和制定司法解释等途径使国家赔偿制度在众多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12日在北京胜利闭幕，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总体目标，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因此刑事错案国家赔偿实践执行的问题必然会有所改善，这样才能真正使立法者修订《国家赔偿法》的设想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的实现。

一、国家赔偿法执行难问题的原因

新《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对促进行政活动公开公正，监督、制约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难以执行的问题，“法律白条”一直为公众所诟病，国家赔偿执行不力已成为众矢之的。

（一）典型错案赔偿执行难

在司法实践中，赔偿难的案例常有发生。轰动全国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因其被误认为杀害了妻子而蒙冤入狱长达11年之久，后因其妻回来他才被重判无罪。他向国家提出1000万的赔偿，最后却是以撤回赔偿请求为条件与法院签定和解协议而告终[1]。农民胥敬祥蒙冤入狱13年，出狱后踏上漫长寻求国家赔偿的道路，历时4年多才足额拿到国家赔偿款[2]。昆明的杜培武被非法拘押、逼取口供，违心承认杀人行为。他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后，远远超过了法定的答复期限却没有任何结果。2013年，轰动全国的浙江张辉、张高平叔侄案，最后分获国家赔偿金约110万元，而两人对赔偿结果并不满意。实际上，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更多的是在为叔侄两人打抱不平，我们并不关心官方冠冕堂皇的托辞，我们更关心的是遭受如此巨大冤屈的叔侄二人的利益该如何保护，他们到底经历些什么，明明白白的冤案为什么久拖不决。

（二）执行难问题的原因分析

国家赔偿执行难是一个陈旧但却令每个法律人十分关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司法难以承受之痛，执行难也一直是我们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努力改革以求完善的问题。

1.受中国传统观念及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水平的影响

由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积淀，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认为国家对侵害的个人不需要承担责任。再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错案的发生本身就是有关执法部门的失误，但对于一直高高在上的国家公权力机关来说，承认错误、支付赔偿费用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情。

除此之外，刑事错案的赔偿机构无非就是公检法三大机关，而整个赔偿程序也始终是在这三个机关之间进行，最后在法院的赔偿委员会结案。各机关都处于一个大系统中，都是上下级的“亲兄弟”，他们之间会基于某些利害关系互相袒护。

2.执法人员的素质问题

《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执法者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正确认识国家赔偿立法的目的，缺乏纠正自身工作中出现的、被依法确认的错误的勇气，对办理刑事赔偿案件持消极态度，存在着“积极不够，慎重有余，能拖就拖”的消极心理[3]。

一些部门对国家赔偿案件的性质和法律规定并不十分了解，他们错误地认为，一旦承担起国家赔偿责任，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在他们看来，履行赔偿责任就意味着承认错误，就会在公众面前丢脸，还会在上级领导心中留下工作不力等不好的印象，进而会影响到个人的仕途。因此他们宁肯逃避责任也不愿去承担责任。

3.私了成为解决国家赔偿问题的简易途径

通常，在刑事司法赔偿的实践中，司法机关和错案受害人都会为了避开繁琐复杂的司法程序而选择私了的办法。双方基于从简的想法进行商讨，从而把赔偿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错案受害人为什么选择“私了”？作为相对弱势的当事人，在经历了牢狱之灾后根本再没有时间、精力和胆量再去和国家公权力对抗，因此他们才会无奈接受“赔偿款国家给多少俺就拿多少”[4]。

二、解决错案赔偿难问题的意义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曾说过：“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法律是维系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准绳，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如果法律不被信赖，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

自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人权正式入宪以后，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问题就成为我国各项工作开展的基本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也把人权保障写入报告中。《国家赔偿法》作为宪法相关法、权利救济法，应当兑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捍卫人的主体性和人性光辉[5]。

能够使刑事错案赔偿得到切实落实，是遵守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现，是缓和民众因错案所带来的敌对情绪、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也是尊重人权的必然要求。

错案当事人申请国家赔偿却四处碰壁、迟迟得不到赔偿款，这等于他们再次受到了伤害，同时，这也是有违法律公正原则的。提高错案执行能力能使当事人已遭受侵害的权益得到恢复和补救，能帮助我国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升其依法行使职权的水平，也有助于减少和防止国家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使职权情况的发生。endprint

三、错案赔偿执行机制完善的具体措施

党的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做的法治改革的决定给法治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和保障。我们要始终贯彻全会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司法改革。在有关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践上，要更加关注如何在司法过程中保护人权、维护公正，给予受权力侵害的当事人更多的公平与尊严。

（一）增强司法服务意识

在有关错案赔偿的实践中，有些法院的做法是值得推广与借鉴的。他们在对因刑事错案无辜服刑多年的当事人二审改判无罪后，在法庭上直接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国家赔偿的权利，同时还指导帮助错案受害人进行国家赔偿的申请，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一定要设身处地从错案受害人的角度考虑问题，树立一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的理念，这样才有利于化解受害人与法院和其它司法机关的对立情绪，更有利于案结事了[6]。

（二）切实贯彻人权保障制度

《国家赔偿法》作为宪法相关法、权利救济法，应当兑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承诺，捍卫人的主体性和人性光辉[7]。因此在错案赔偿机制中，司法机关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切实从保护每一个当事人的人权出发，站在每一个当事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正确的认识到自己的错判给赔偿申请人的人生所带来的巨大伤害，从而积极主动地为索赔提供法律支持，确保公民的权利、自由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时能够借用救济的手段予以复原。只有秉持着这样一种积极主动作为的精神，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当事人的人权，体现国家纠错的决心及对公民的关怀与体恤[8]。

（三）建立健全司法赔偿的追偿及处罚制度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对于怠于履行职责做出任何规定，因此，在错案赔偿法律实践中消极怠工请况发生就难以避免。对于受冤屈的当事人提出的国家赔偿的申请，各个机关相互推脱，致使申请人的权益迟迟得不到维护。

“徒法不足以自行”，仅靠督促、协商，必然遭遇司法赔偿制度的尴尬。若对不自觉履行的部门采取一定惩罚措施，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与严厉性，赔偿义务机关必定会认真对待。所以，对于拒不履行赔偿决定的情况，应明确其法律责任后果，同时确立相应的强制执行措施和方法。

（四）多途径加强执行监督

良法在于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国家机关之间要形成一种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要建立多元化监督机制，不仅对同机关上下级进行监督，也要对不同机关进行平行监督。要保障国家赔偿法实施过程的公开透明，鼓励媒体和社会对国家赔偿法的实施过程进行监督。对每一起冤假错案的刑事赔偿案件，从立案之日起就跟踪报导，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了解赔偿案件的真实状况，并接受他们的监督。

解决刑事错案赔偿执行难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无论是立法者还是司法执行者都要转变观念，使司法赔偿执行更符合人权保障的需要，真正保护受到冤屈的国家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公民权和司法权的平衡和双赢。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的执法虽然饱受诟病，司法的公信力更是不符社会期待，但如存壮士断腕之志，破釜沉舟大力改革则定有浴火重生的可能。相信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错案国家赔偿的执行问题定能得到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1〕燕林，木月.佘祥林申请国家赔偿案和解 获赔46万[DB/OL].http：//old.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76068，2005-9-2.

〔2〕赵国勤，汪海.冤狱十三年申请国家赔偿四年半 胥敬祥足额拿到国家赔偿款近53万元[DB/OL].http：//news.jcrb.com/xwjj/200912/t20091218_293918.html，2009-12-18.

〔3〕顾欣.刑事赔偿执行中的问题及其解决建议[J].人民检察，2003，（3）.

〔4〕孙金燕，徐平.胥敬祥迟到的赔偿究竟还要等多久》[DB/OL].http：//www.mzyfz.com/news/mag/r/20091229/1455 35_2.shtml，2009-12-29.

〔5〕杨临萍，杨磊.无救济即无权利——论国家赔偿法的首要宗旨及其适用[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22）.

〔6〕江必新.转变司法理念和审判方式 开创国家赔偿审判工作的新境界[J].人民司法，2010，（4）.

〔7〕杨临萍，杨磊.无救济即无权利——论国家赔偿法的首要宗旨及其适用[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22）.

〔8〕陈春龙.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六项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7-21，（6）.

关于执行难问题的调查报告 篇4

执行难是各级法院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中被执行下落不明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我对法院执行案件中的这一情况作一简要调查、分析。

某人民法院是基层法院，每年的执行案件受按量在黑龙江省同级法院中位于中等水平，在所受理的执行案件中未能及时执结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案件无法全部或部分不能执行。寻找下落不明的被执行人成为法院工作的一大难点，主要原因为；

一、被执行人普遍存在侥幸逃避责任的心理，对于履行法院的裁判，能逃则逃，能躲则躲。被执行人逃避责任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但为了逃避执行，变更住址。这种情况多见于公司等靠租赁场所经营的被执行人。二是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履行能力，鉴于对法院执行部门或申请人的畏惧远走他乡打工生活，这多见于一些农村村民或城市无固定工作和收入的被执行人。三是被执行人在外打工或躲避法院执行偶尔回家，法院执行人员并不能长期蹲守一个被执行人，所以在法院得到消息后，被执行人又逃之夭夭。

二、人口流动加剧，企业、公司变更频繁。近年来，城市和农村人口流动都在不断加剧，公司、企业大量产生，又不断注销。一些公司、企业因为商机等原因也在不断变换住所。这种变化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给执行工作带来困难，往往因为找不到被执行人，而使案件得不到执行。

有关部门对于目前的人口流动或者公司住所随意变更缺乏有力的监管，往往农民一旦走出村庄，就成了社会“散户”，没有组织可以尽到监管义务，公司在工商部门的住所登记也往往名不副实。

三、社会征信制度不完善。目前，社会征信制度还不完善，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行为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向社会公布，也不会对被执行人的日常生产、经营、社会活动造成制度上的威胁，社会上的很多个人、团体、机关并不能通过社会征信系统了解某个人、某个单位的诚信状况，所以这些人在逃避债务后还能够正常的工作或经营。随着新《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这种状况将有望有所改变。

四、对逃避债务行为法律监督与制裁措施缺失。对于被执行人逃避债务的行为，对被执行人的逃避的后果，法律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裁。被执行人与法院执行人员在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游戏规则，只要法院找不到，被执行人就可以逃避履行债务。这样的情况下，被执行人用较小的代价就成功的逃脱了本该承担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逃避债务。

五、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一词的认识模糊。“下落不明”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民法中对“下落不明”有明确的时间、概念界定。但是在执行实践中，“下落不明”的概念比较模糊，被执行人经几次查找或几次传唤不到庭就往往被认为是“下落不明”，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因而被执行人处心积虑的逃脱而无法执行的案件增多。

对如何改变“被执行人难找”这一困境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加大法院的执行力度和执行效率。要不断加大对执行工作的投入，壮大执行队伍，加大执行软件、硬件建设，提高执行效率。法院可以通过加快执行效率，加快反应速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找被执行人，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的案件安排专人长期“关注”，增加找到被执行的机率，从而减少此类案件的数量。

二、通过多种威慑渠道加大对被执行人的威慑力度。建议通过征信系统，与法院、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信息系统的接轨，制约某些被执行人的逃债随意性。如果在法院系统执行中存在不良记录的，可以相应的反应在其他的系统上，其他部门以此为依据考察被执行人，给被执行人将来的就业、信贷等带来障碍，那么被执行人的逃避债务的不良记录将公之于众，曝光于社会公众面前。

三、加强与工商、公安等部门的配合，建立有效的查找被执行人途径。鉴于目前人口流动，公司住址变动频繁的现状，单靠法院执行部门的寻找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在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时，可以协调公安、工商、银行等部门的查询系统、工商登记、银行存款记录等进行寻找。因为被执行人不会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要参加社会活动，就会在不同的部门留下记录。如果我们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些记录，执行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税务稽查执行难问题的浅析与思考 篇5

〔摘要〕根据新的稽查模式运行要求，税务稽查实行了选案、检查、审理、执行“四分离”。税务稽查案件执行工作不仅成为税务稽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稽查查处成果组织入库的最后环节。由于企业发展层面不同、纳税意识强弱不等、企业法人素质高低不齐等原因，导致我们在执行工作中不能及时有效地完成执行任务。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难点问题正是困惑当前税务稽查工作落实的关键问题，我们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加以制止和克服。〔关键词〕税务稽查 执行难问题 浅析与思考

税务稽查执行是税务稽查查处成果组织入库的最后环节，它是将审理环节做出的各种决定书送达被执行人，并督促或强制其依法履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执行效率的高低，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稽查质量的高低，影响到税务稽查的打击力度和社会形象。尽管《税收征收管理法》赋予了税务机关相应的权力，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导致我们在执行工作中不能及时有效地完成，既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务稽查执法的刚性，又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

一、目前税务稽查执行面临的实际问题

须按程序操作，否则将违法。这些前置条件与时限在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约束了税务人员执法行为的实施，造成了事实上的一些想逃避法律义务与法律惩罚者的可逃空间与时间。

2、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定的难度。（1）对涉嫌犯罪案件证据标准的认定问题。实际工作中，由于在证据的时效性、合法性等问题上，税务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认识不同、角度不同、手段不同，因而对案件的取证要求也不一样，造成税务机关的取证材料不符合公安机关的立案要求和标准从而影响了案件的移送。

（2）对涉税犯罪案件定性标准的认定问题。稽查执行环节主要移送涉嫌逃避追缴欠税罪案件。但目前法律法规对如何认定纳税人为了不缴纳欠缴的税款实施了转移或隐匿财产的行为，如何界定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没有进一步的司法解释，取证非常困难，从而直接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移送。

（3）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数量问题。现行移送标准移送案件将是一个不少的数量，对公安机关经侦部门造成一定的工作压力，公安机关也表示，就目前公安机关的人力、物力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影响到办案的效率和效果。因此在执行中造成案件移送难、结案难的问题。

行。

（2）无资产企业难以执行。有些企业资不抵债，或所拍卖财产不足以抵缴税款。

（3）有的企业在产生查补欠税后，在破产清算期间不主动向税务机关报告，且清算机构也未能将有关情况及时反馈，《征管法》中的税收优先原则不能得到很好体现，因而检查税款无法执行。

（4）一些疑难案件和大要案件，由于检查、审理的周期都较长，一般短的两三个月，长的有半年甚至一年，等到执行时，企业经营情况、资产情况都发生了改变，因而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5）转办案件难执行。一是内部转办案件。如一部分举报案件、纳税评估移送案件等，往往是经营不善、内部矛盾激化、难以为继的企业，由于执法责任，不查就是不作为，但查出来后执行又十分困难，有的甚至连送达都比较困难。二是由公、检、法、司等部门转办的案件。这些案件查处时间要求紧，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有的案件的侦查已经进入倒计时。而稽查部门在查处这些案件时仍必须按规定程序逐步进行，等到程序走完，再去执行时，司法部门早已审判终结，并已判处相关罚金，法人已判刑，企业很可能因此而倒闭，税款执行更是十分困难。

（6）协查案件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有的案件时间跨度相

避配合的现象，使执行工作陷入僵局。

3、某些执行规定滞后。（1）当前执行制度规定，对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不得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这一规定完全必要，但存在以下不足，即生活必需品的含义不明，执行中这一标准无从掌握。虽然目前国家相继制订了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但仅是从人均月收入的角度作了规定，未规定生活资料的最低拥有量，因而也无从作为掌握保留被执行人及所扶养家属生活必需品的依据。（2）当前执行制度规定，税务机关只能对与法律文书确定的被执行人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和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当被执行商品、货物和财产明显高于应纳税款时，执行会陷入两难境地，要达到执行必须对被执行人的商品、货物和财产整体强制拍卖、变卖，而这样做却于法不符。比如被执行人拥有一幢价值数十万元的豪宅，但其对缴纳数万元的税款置之不理，税务机关也只能对其豪宅徒叹奈何。（3）由于当前税务机关监控税务登记信息仅停留在表面，对法人代表和业主信息等无法实行联系式监控，导致纳税人换了税务登记证后执行客体就被更换，可以很容易地逃避执行，而且各地税务机关之间的税务登记信息是独立的，纳税人到外地继续经营以逃避执行就更加无从掌握。加上目前税收信用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健全，对纳税人逃避执行的控制力不够。

情况，使当地党委、政府领导了解税务案件执行工作的情况和实际遇到的困难，从而引起重视和支持，以减少和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3、主动接受当地人大、政协的监督。建议人大、政协在监督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同时，也要为优化税务稽查执行工作环境行使监督权，督促有关部门配合、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

（二）健全税务稽查执行法规，提高执行质量

1、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对现有的执行规定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增强法律条文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防止规定滞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税务执行工作质量。如可以适当考虑赋予县级以下税务机关、各级税务稽查局一定的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决定权和实施权，就像赋予县级以下税务机关一定的行政处罚权一样；或者在税务部门内部成立自成体系的独立受理涉税案件的税务警察和税务法庭。同时，尽快降低法院对税款的执行费率，目前法院对税款的强制执行费率在2.5%左右，执行费在执行前要由税务部门代付，如果执行不到位的话，执行费就得有税务部门开支，这无形中加大了税收成本和税务机关的执行风险，客观上增加了税务稽查执行的困难。

2、加快税收执法信用体系建设，对未执行完毕的违法纳税人要记录信用档案，对其法定代表人和经营业户要进行信用跟踪，定期催办工作，由执行部门按要求具体落实执行排期，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案，实现税务案件审理一件执行一件的目标。

3、建立执行工作事后督查制度。将查补税款入库率和税案执结率作为执行工作的考核指标，加大执行工作的责任和目标管理，使执行人员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促进执行工作健康开展。

(四)加强队伍建设，讲究执行艺术，提高执行水平

1、严格按照执行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对执行工作给予更足够的组织保障和硬件支持。

2、加强对执行队伍的科学管理，加强作风建设，严肃执行纪律，使执行人员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行使权力，坚决不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

3、抓紧执行业务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执行人员的业务素质，以便提高工作效率，着力提高协调能力及解释、宣传和疏通的本领，提高执行水平。

“执行难”问题文献综述 篇6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浅析新《民事诉讼法》破解执行难问题的两大亮点

彭洋

“执行难”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执行难”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执行立法不完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近年来，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强制执行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新《民事诉讼法》对于破解“执行难”问题具有强有力的作用，通过研究发现新《民事诉讼法》在执行编的修改体现出了两大亮点，本文通过介绍这两大方面的内容对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一、为当事人提供更充分的救济途径

(一)增加对违法执行行为进行救济的规定

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执行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执行人员违法或不当实施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消极执行等现象。对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任何法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能通过申诉等渠道向法院反映问题。因法律对有关程序缺乏明确规定，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也显得较随意，导致当事人及有关利害关系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及时、充分地得到救济。鉴于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专门规定了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制度，明确赋予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为确保救济的实际效果，本条还规定了异议的处理程序，即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考虑到异议由原执行法院处理难免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本条还进一步赋予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还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强制执行理论上所说的“程序上的执

行救济”，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这一规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填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违法执行行为进行程序上救济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执行救济法律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赋予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

近年来关于“执行难”问题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是因为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只要不改变地方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的状况，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执行的干扰就不可能根本改观;还有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与所谓“熟人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在当前外部环境短期内无法根本改观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干扰，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选择就是更换执行法院。实际上，申请执行人对自己的权益最为关心，对案件的执行情况有最切身的体会，在出现消极执行的情况下，有必要赋予其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并规定相应的条件和处理程序。鉴于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明确赋予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二是明确规定了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条件，即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三是明确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后可以责令原执行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还可以指令其他法院执行，究竟采取何种处理方式，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三)赋予案外人通过异议和诉讼维护自己实体权益的权利

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人员仅根据标的物的外观判断权属，难免会出现将案外人的财产作为被执行人财产查封、扣押等侵害案外人实体权益的情况，对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规定案外人可以提出异议。比如，案外人主张对执行法院查封的某项财产有所有权，请求法院解除查封，这显然是关于实体权利义务的争议。近年来，我国理论和实务界对案外人异议问题关注较多，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赋予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由法院依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以保障争议双方进行充分的言词辩论。鉴于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对原判决、裁定无关的争议，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考虑到诉讼程序相对复杂，而有些争议事项相对简单，由熟悉案情的执行人员先作审查处理，可以迅速解决一部分争议，有利于减少诉累，提高执行效率。因此，本条未采取绝对化的做法，而是规定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应当先提出异议，对该异议应先由执行法院(执行机构)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或者双方当事人对执行机构审查后作出的裁定不服的，除涉及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事项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办理外，其他异议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将申请执行期限延长为两年

依照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一方或双方是个人的为一年。这一规定对个人和法人、其他组织适用不同的申请执行期限，不符合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而且，由于申请执行期限过短，迫使债权人必须尽快申请执行，减少了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协议的机会，也不符合某些债务的履行需要较长期限的客观实际，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也因此涌入法院，给公众留下了案件立案后不能尽快执行的印象。而且，对于那些当事人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申请执行的案件，无法再通过国家强制力予以保护。因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参考民法通则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将申请执行的期限延长为两年。本条将申请执行期限定位为时效制度，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可以中止、中断、延长，体现了最大限度维护债权人利益的基本理念。

二、赋予债权人更大的管辖选择权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本条增加了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债权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执行法院，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

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这一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依照该规定确定管辖，往往会造成许多案件的管辖法院既非被执行人住所地的法院，亦非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的情形，不符合效率和效益原则。二是由于许多案件中被执行人和被执行的财产均不在一审法院辖区，执行法院不得不到异地执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而且异地执行易引发暴力抗拒执行事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干扰。三是为了减少异地执行，法律规定了委托执行制度，但由于实践中往往将受托执行的案件仍视为原执行法院的案件，执行的实际效果也往往不够理想。

考虑到不同法院负责执行，对债权实现确实会产生不同影响，法律上赋予申请执行人更多的选择权，使其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一个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院申请执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债权的实现，因此，《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主流意见主张有必要作出由“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以及各种“地缘”、“人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还比较严重，如果规定判决、裁定一律由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有些案件反而会因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而难以执行。因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以下简称本条)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做法的同时，兼顾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增加了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同时保留了第一审法院管辖的规定，使债权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执行法院，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另外，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在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执行措施的规定更加严厉、从修改前对个人罚款最高额的1千元改为1万元，单位从最高额的3万元改为30万元，这条规定就很典型的展现出新《民事诉讼法》在破解“执行难”问题上的力度有多深。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本次新《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法律制度修正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为执行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提供更为充分的救济途径，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这次修正主要是针对执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而不是全面修改，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还有待于将来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或者制定单行的《强制执行法》予以解决。以上

法院执行难问题的调研报告 篇7

一、人民法院“执行难”的来历

人民法院的执行, 在我国又称司法执行, 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 由人民法院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支付令法律文书及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等所确定的义务得以实现的司法活动。何谓“执行难”到目前还没有人给过它一个明确的定义。笔者认为, “执行难”是指由于人民法院执行官的内在素养和执行环境的外在干预以及被执行人的执行能力、法律素质等各种因素, 在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但当事人赢了官司, 对方却无能力履行, 不能称之为“执行难”。只有人民法院穷尽一切执行措施而不能执行的, 才叫“执行难”。

在许多信访案件中, 人民法院依然成为被上访的对象, 其中, 涉及执行案件的比例也日渐上升, 最终人民法院被社会公众认为是造成“执行难”的罪魁祸首, 人民法院不断受到案件当事人的指责, 所以“执行难”已成为阻碍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瓶颈。

近几年来, 为有效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全国许多法院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破解“执行难”的对策。2008年12月, 笔者所在的湖北省鹤峰县, 该县县委政法委根据中央、省、州关于集中清理执行积案会议精神, 建立了由纪检、公安、检察、交通、工商、税务、土地管理、金融、房管、车管等部门参与的清理执行积案联动机制, 实行“五定一包” (定承办人、定督办领导、定执行措施、定执行期限、定目标责任, 重点案件领导包案) , 几年来, 该院就通过执行联动机制进行探索、实践,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赖账者”的生存发展空间仍然相对存在, 公平正义和法律尊严仍具挑战性。

二、人民法院“执行难”的现状

(一) 执行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从2006年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481号]颁布后, 降低了老百姓法律维权的成本, 缓解了“打不起官司”的难题。因此, 法院诉讼案件不断增加, 其中执行案件数量也明显增加。2010年至2011年, 鹤峰法院执行案件分别受理402件结案398件、受理462件结案458件, 难以执行的案件也成正比增长。2011年1月至今年4月, 该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601件, 执结573件, 执结率95.34%;执结案件的标的达2623.2658万元, 实际到位标的2507.2132万元, 执行标的到位率95.58%。未执结的案件仍有28件, 这些未结案件的执行难度都相当大。

(二) 被执行人难找和执行财产难寻

被执行人难找和执行财产难寻是困扰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两个难点。

1.被执行人难找

计划经济时代隶属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被打破后, 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一定的空间领域内享有充分的移动迁徙自由。法人、公民一旦成为被执行人, 若其法制意识淡薄, 诚信观念丧失, 就会以各种手段逃避执行。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导致案件无法执行的占到了中止和终结执行案件的绝大多数, 此类案件不断增加的同时, 也使社会矛盾在不断积累, 申请执行人的缠访、闹访和越级上访等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笔者所在鹤峰县, 山岳连绵, 沟壑纵横, 是集老 (区) 、少 (数民族) 、边 (区) 、山 (区) 为一体的全国最贫困的县之一, 国土面积2892平方公里, 人口22.02万, 可谓山大人稀。该县法院在编人数71人, 具有办案资格的法官就更少了, 有些被执行人切中法院人少的“要害”, 竟玩“捉迷藏”, 使得案件执行受阻。

2.被执行人的财产难以查清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有些为被执行人逃避人民法院执行, 想方设法转移、隐藏、变卖其所有的财产, 从而达到少履行或不履行的目的。有相当一部分案件, 当事人甚至在诉讼乃至仲裁阶段就开始转移、隐匿财产, 这些案件一旦进入执行程序, 被执行人早已逃之夭夭, 其财产根本无从查起。据统计, 鹤峰法院每年因当事人转移、隐藏、变卖其财产使案件无法执行到位的达10件左右。

(三) 协助执行人义务人不配合

笔者根据多年的办案经历, 认为协助执行义务人不配合、不协助、刁难执行, 也是导致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原因之一。有些案件在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 有协助义务的人甚至为被执行人通风报信, 帮助其隐匿、转移财产等,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不协助执行的违法成本太低,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 对这种违法行为强制措施只有拘留、罚款, 拘留只有15日、对单位罚款最高30万, 对个人的罚款最高只有1万, 对于协助执行标的达上千万或上亿元的巨大的利益面前, 拘留15日, 罚款30万元又算得了什么呢显得无比的苍白。那么, 拘留和罚款措施都使用过了仍不协助怎么办, 没有规定, 这就使得有的人在巨大的利益链面前宁愿冒着违法风险也不愿协助的原因。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 不仅损害了法治的统一性, 更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造成了不应有的执行难度。协助执行是协助执行义务人的一种法定义务, 法院的判决必须得到尊重和执行, 这是由法律的强制性决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二百一十八条、二百一十九条、二百二十七条等条款均对协助执行义务人履行协助义务做了强制性规定。

三、解决法院“执行难”的对策

情况判决中利益衡量问题文献综述 篇8

关键词：情况判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重大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规定：“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及《 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的规定，即是我国大陆适用情况判决的法律依据。依据该条款可以看出其构成要件包括：第一，被诉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予撤销。第二，如果撤销该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即情况判决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护既存公共利益是。这一判决类型中，需要裁量的要素有两个，即“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和“重大损失”。然而法律并未对上述要素作相关规定。以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缺少对自由裁量过程的说理，滥用或错用确认违法判决。

何为公共利益、重大损失？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认定条件下，认定标准不同。而该裁量的过程即是利益衡量的过程。卡多佐法官指出，“当立法者未作宣告时，法官作出的价值评判应当依据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标准，依据社会上通行的思想和意愿而非自己独特的行为模式和信仰。而当公共思想或意愿无法达成一致时，法官除了遵从自己的价值规范之外别无选择，但是，法官必须平衡他所具有的各种因素，如他的哲学、他的逻辑、他的类推等，并盡可能确定何者应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法官作出利益衡量的过程，首要要遵从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公平和正义观念。同时，法官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学知识，掌握特定阶段中社会主流的观念和原则，以此作为利益取舍的依据。

在公益与私益的衡量上，曾经出现“对立论”、“并行论”、“重点论”等观点。叶必丰教授认为行政法律关系中所涉及的利益种类可以分为三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整体利益与整体利益关系，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应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不可能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然而隐藏于这一表述背后的思想观念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恒定地高于个人利益，将公益与私益看成可以完全分割的两种利益，并置两者于对立的状态，把公益与私益之间丰富的辩证关系简单化。那么这种仅是以经济效益为取向，追求利益衡量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很容易造成近乎所有的衡量结果都对政府有利，而使得个人合法的利益在实质意义上被架空，从而使行政确认违法判决沦为法院对剥夺个人合法利益行为正当化的手段，最终落入司法恣意的窠臼。

另一观点认为适用该种判决时不能忽视对个人利益的应有保护，个人利益保护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后获得赔偿方面，还应作为一客观要素，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成为判断公共利益损失程度以及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参照标准。蔡志方教授认为：“在法治国家里，没有公益的实现以牺牲个人之权利为代价，亦即行政为照料及促进公共福祉而违反其任务，则此实为公益之侵害。从法律赋予权利之特性及依法行政之要求，只有立法者本于宪法之托付或授权，在权利之赋予时，即基于公益之考量，限制其内涵或范围，或嗣后以法律限制或剥夺之， 而不容许行政或司法以公益为名，违反法律限制或剥夺法律所赋予之权利。因此，吾人得以肯认，合法权益之保障，始为真正之公益所在及法治国家维护公益、保障私权之本质。”章剑生教授同样认为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否定个人利益的理由，他指出：“虽然它被法院确认违法，但这样的判决宗旨并不是为了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行政争议仍然存在，它不可能因为情况判决的生效而消除。个人利益必须列入确认违法判决所衡量的利益次序，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否定个人利益的理由，如果发生利益冲突，三者的利益应当在最大限度内获得兼顾与平衡。”沈岿教授的“平衡论”对此也持相似态度，他认为人民法院作出行政确认违法判决时，需要综合考虑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实现诸种利益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的最终结果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种相关利益要求，在就冲突的利益主张给出的妥协方案中，应在确保优位利益的同时把让位利益的牺牲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也就是说，法律应该促进相关利益的最大化整合，或者保证在对某些重要利益的维护与对其他相关利益的最小牺牲之间寻求并接近最佳的平衡点。从更加技术化、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综合平衡就是比较由撤销违法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的各种利益损失的总和与确认违法并维持其效力所能带来的收益总和，在这个基础上权衡利弊，决定是否适用确认违法判决。尽管如何整合各类利益并寻求最佳平衡点，仍然是一个需要交给法官判断的语境化问题，但把私人利益纳入利益平衡的序列，是不容否认和漠视的方向。当然，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是线性的对应关系，私人利益完全可能与公共利益结合，并与另一种私人利益相对立。现实生活中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形，即授益行政行为的受益人，依据行政行为的效力而具有对抗第三人的地位，而且受益人的私利与行政行为所追求的公益又密不可分。

因而，利益衡量确定的只是利益保护的先后次序，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作出妥协方的利益保护。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而二者价值又难分高低时，则应运用经济分析法对多种解决方案进行选择，力求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以达“公私兼顾”（“双赢”），这意味着，一旦公共利益的优先性经利益衡量得到确认后，应当给予个人利益以公正合理的补偿，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的损失。然而，这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应当作为利益衡量过程中的考量因素。

参考文献：

[1]王水明.卡多佐的利益衡量观.人民法院报.2007年10月31日

[2]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3]参见邓世豹、付晓君.情况判决中个人利益的保护.法治论坛.杂志第7辑

[4]章剑生.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确认违法判决中的适用.法学.2004年第6期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献综述 篇9

【摘要】 目前农村留守儿童存在许多问题，包括基本权利难以保障、学习问题、生活问题、心理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户籍制度矛盾和家庭教育缺位造成的。从教育的角度看，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区、家庭的协调合作。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政府主动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建立农村社区少年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加快寄宿制学校的建立；在学校教育中增设相关的课程；改变家长外出的方式和亲人共同方式。【关键词】

农村留守儿童

教育

对策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然而，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这些农民在自己进城就业的同时，他们的大多数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问题。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并委托亲戚代养或寄养形成了农民工父母和子女长期处于两地分离的局面。从此，我国农村许多地区出现了一个特殊弱势群体—— “留守儿童”。学术界一般将“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需要他人照顾的16岁以下的孩子。［1］大量的农民工父母“别家离子”，常年漂泊在外，无非是为了家里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事与愿违，就是因为他们长期在外，孩子因无法享受到家庭正常的抚养、教育和关爱，受教育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流动儿童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才得到各方关注，专门针对其教育问题解决的政策法规也相继颁布。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上升到法律层面，适应了当前乡城人口迁移的态势。但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校没有纳入常规管理，社会只停留在呼吁的层面。

一、我国留守儿童基本现状和他们在教育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留守儿童基本现状 数量多，涉及面广。

1）农村中小学父母外出打工者众多。依2000年普查的人口数据推算，全国农村留守儿

童（指14周岁及以下的儿童）约为1980万，流动儿童为农业户口的约有1000万。1．1．1．2 2）低年级学生家长比高年级学生家长打工人数多。小学生家长外出打工的比初中家长外出打工的要高出10到30个百分点，而小学低年级学生家长外出打工又比高年级学生家长外出打工的多10到20个百分点。［3]

3）农村留守儿童在各地的分布很不均衡。主要分布在四川、江西、安 徽、湖南等经济比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在重庆、江西、安徽 等省市，留守儿童在当地全部儿童中所占比例高达20%左右，此外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海南、江苏、浙江也存在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4］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将会持久存在。

1）

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中国家乡城人口转移的经典理论是“一步转移理论”，即农村人口在乡城迁移时切断了与土地的联系，是一种永久性迁移。但我国的乡城人口转移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中国路径”：即农民在进行地域迁移和职业转换后，并没有一步成为城市市民，只是城市的农民工，从城市农民工到城市市民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城乡二元分割体系决定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社会名声污名化，发展机会弱化和社会认同内卷化。［5］贸然采取家庭化流动的 方式来解决其子女的监护和教育问题，对于农民工来说，不仅他们自身要承受城市失业、工伤事故、疾病等经济风险，其子女也要承担相当大的教育失败风险。处于动态留守即从流动到留守的学生，其学习成绩一般较差，成绩和情绪波动都较大。同时，农民工在城市永久性定居的愿望并不强烈，“据估计，1990年以来，每年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只有1000万至1500万（即约20％）选择长久居住在城市或举家迁入城市而成为定居性迁移者，大多数进城农民工往往选择不在城市定居而呈候鸟式流动，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抽样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结论。”［6］

2）

随着“两免一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的实行，近年来出现了部分流动儿童“回流”的现象，这将进一步加大农村留守儿童的阵容。

（二）农村留守儿童在教育上存在的问题 道德教育危机。留守儿童大都正处于心理成长的关键时期，但是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外出务工，孩子往往就 成了家中的“孤儿”。如果是由祖辈隔代教育往往意味着过 多

的溺爱，这样容易形成孤僻、任性等不良的人格特征，无论是对当前的学习生活还是对将来的人生，都会产生极其 不利的影响； 如果是托付亲戚监护，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情况，亲戚们普遍认为不便过多管教。由于长期缺乏管束，一部分留守儿童的道德状况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甚至一些留守儿童成了一系列让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的主谋或被害人。智力教育下滑。根据《2005年中国农村情况报告》表 明：从总体上看，留守儿童现在成绩和父母外出打工以前相比呈现了下滑的趋势，在班上排名上等和中等的人数有所减少，而中等和下等的人数则增加了一些。由此可以看出，在父母外出打工之后，部分儿童的学习成绩出现了下降。情感教育缺失。青少年正处于情感教育的关键期，可是在这个时候留守儿童却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成长中缺少了父母情感上的关注和呵护，极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 的异常，人格发展不健全。周宗奎等人（2005）的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孩子在父母外出有失落感，有寄人篱下的不适 感，他们不爱说话、不爱和别人交往，性格上变得自卑，这种心态在父母外出的女生身上有相当的代表性。[7] 教育问题相当严重。农村留守儿童由于得不到家庭的有效监管，较之非留守儿童，其安全、学习、品行、心理和生活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在人身安全方面，主要表现为： 由于得不到亲情照顾而产生的安全问题，受到他人的人身侵害和自己行为失控导致的安全问题。［8］学习方面则学习习惯差，自觉性差，家校合作难。心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 性格极端化，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对父母充满怨恨，有被遗弃的感觉，品行容易朝消极的方向发展。生活上日常营养得不到保证，生病了不能及时得到照顾，卫生习惯较差。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笔者调研的情况来看，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确实普遍存在，但无较好的解决措施，需要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力量综合解决。

二、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制度缺失和相关法规不合理。

以户籍制度为主要标志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资源配置，客观形成市民与农民的发展机遇的不平等。［9］这种不平等同样体现在农民工子女教育上，农民工虽然进了城，找到了

工作，但他们的子女却不能享受城里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利，由于他们的户口没有迁移，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仍由原住地教育部门负责。他们的子女若在城里就读要缴名目繁多的各项费用，如择校费、赞助费、借读费等。大部分农民工面对如此高昂的费用，只能无奈地将其子女留在老家接受教育。涉及农民工子女上学相关的全国性的法规主要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及其《实施细则》；1998 年3月2日国家教委、公安部发布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这些法规虽然为保障农民工子女入学提供了支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规定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外流”，第10条规定：“招收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可依国家有关规定按学期收取借读费。”等等，显然这些规定有明显的歧视性。

（二）经济因素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城乡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城市教育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义务教育在农村基本成了农民自己的义务。

税费改革前，农村教育统筹农民直接承担义务教育费用，改革前总数100亿元左右，改革后，实际这部分资金合到了农业税中，表面上是政府预算，实际上仍来自农民，因为乡镇财政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来自 农民交纳的农业税。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是中央和省13％，县级9％，乡镇78％。2006年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这里有一个如何建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的问题。多年来，广大农村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学，农民经济力量有限，农村义务教育在基础设施建设、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质量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城市。而政府投入农村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以 2002年为例： 整个2002年合计中学教育经费1670亿元，其中投入到农村去有427亿元，不足25.6％；小学经费1449亿元，其中投入到农村有 839亿元，占57．9％。农村中小学依然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大部分学校只能达到“保安全、保工资、保运转”的条件，学校基本上还没有精力和财力注意到“留守儿童问题”。2007年已经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使农村1．5亿中小学生家庭普遍减轻经济负担，所有孩子都能上得起学，向实现教育公平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过高的高等教育费用，加上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残酷现实，使大多数农民们望而生畏。目前，西部地区一个大学生每年平均

支出7000元，相当于贫困地区9个农民1年的纯收入。1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使有3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力，1年的纯收入还供不起1个大学生。《“十 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及“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 趋势研究报告》中显示： 在18年时间里，中国大学学费涨了约25倍。

（三）“新读书无用论”。李庆丰认为：由于他们的父母打工照样能够挣钱，出现了“新读书无用论”。这些因素使得部分农村家长对孩子上学前途缺乏信心，同样导致学生厌学情绪滋长蔓延，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很多学生中途辍学，过早地踏上社会的现象。［10］

三、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存在问题对策与建议

农村留守儿童可能是相当长时期都会村子的一个现象，是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这不单单是其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需要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教育的角度分析，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需要政府、社区、学校、以及家庭之间的协调合作。

（一）彭金兰(2004)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大力推进农村新课改,从根本上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改变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杜绝“留守孩子”因厌学而辍学现象的发生。注重对“留守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学校要创造有效的育人环境,给留守儿童以特别的呵护和关爱。建立健全家校联防育人机制。学校要向家长公布学校各科老师的联系方式,召开监护人座谈会,提高他们的素质,帮助他们转变教育观念和育子方式,并提醒家长多与孩子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加强同社区、村组的合作,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同时学校还要主动与当地文化、工商、妇联等单位配合,净化学校周边环境。

（二）林宏(2003)对福建省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后指出,造成留守儿童厌学、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是:亲子分离,缺乏沟通;离异家庭增多;代养人文化素质偏低;学校周边环境的干扰。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

以下建议: 依靠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和法制力量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管理； 2 依靠学校这一主渠道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学工作管理； 发挥社区综合教育功能,形成社区、学校、家庭立体式的教育管理网络； 4 建立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管理机制,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要制定新的政策,允许流动人口的子女随父母在居住地接受与当地孩子平等的教育。

（三）赵洪国（2007）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高农村经济水平虽然经过国家的努力，现已逐步取消对农民工子女征收高额借读费等不合理条件。

把子女带在身边的外出务工人员毕竟只是打工者中的小部分，大多数农民工还是选择把子女留守家中。所以从根本上发展农村经济，消除城乡差别，让留守儿童不再留守，这无疑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可以由此带动农村经济的繁荣，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可以就近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让农民工在当地实现就业。最重要的是可以让广大的留守儿童不再留守。

2改善农村教育环境，让“留守儿童”接受更好的教育在教育工作中应增强针对性。

对“留守儿童”的学习、生活、思 想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给与更多的关注，用强化的学校教育弥补他们弱化的家庭教育。尽量完善寄宿制，把“留守儿童”都集中在学校住宿，配备专门的生活教师，这么做既避免家中老人的溺爱又可进行更科学的生活引导。学校还可以教育和发动全校学生，积极团结帮助留守同学，为他们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和环境。

3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关注留守儿童针对当前家庭、农村社区和学校之间缺乏有机的合作与沟通状况，建立行之有效的家庭、社区和学校联动的运作机制。

政府要加大对留守儿童关爱的宣传力度，培养全社会关注留守儿童的良好氛围； 学校

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学生的抗挫折和困难的教育，增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村委会应建立农产邻里管护网，做到每个 留守儿童均有人照看，使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社区的关怀；家庭、村委会和学校之间做到各负其责，及时沟通、及时了解，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从制度上形成对留守儿童的最坚强有力的保护网，保证他们的健康成长。

（四）向东梅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1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消除城乡差距。

我国农民的贫困，根源在于城乡社会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的户籍制度安排，把大部分的福利分配给了城里人。根据世界银行对38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研究报告称，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比超过2：1的国家十分罕见。国家统计局的一位官员指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应该是是5：1，甚至是6：1。中国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世界之最。改革户籍制度的核心并不是在于完全取消户籍管理制度，而是要逐步弱化乃至取消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城乡分离的各种制度，从保障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政府应制定、实施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让流入城市的农民享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权利和社会利益。同时，逐步实现户籍制度改革，拆除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壁垒，彻底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引导农村富劳动力在城乡间的有序流动。这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政府主动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以实现社会关怀。

彻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需要各个部门和各级政府的协作才能完成。从横向来看，各部委应尽本部门的责任。从纵向来看，中央、省市和地方政府协调政策和统整资源来有效解决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不能等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才采取补救性措施，因应提前做好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针对你农村打工人群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提出要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府应主动承担相应的责任，提前做好教育的应对。建立农村社区少年儿童教育和监护体系

儿童少年的教育历来是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共同责任，但是，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基层没有相关的的社区教育组织，使得我国农村社会在儿童少年的教育与成长方面与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只有不到去不时间的1∕3，而其他时间大部分实在家庭和社会。在家庭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就到了非

常迫切的地步。同时，也具有了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的可能性和基础。一是因为基层党务机关人员有大量富余人员，中小学校有大量退休人员，他们中有大批人能胜任中小学生的监护、教育和生活料理等工作。二是有部分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经济相对比较富裕，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建立某种机构，来管理和监护其子女，使他们能安心在外务工。因此，在农村建立社区教育和监护体系，可以有基层是个区域、学校和共青团三家牵头，联合妇联、工会、村委会和派出所，共同构建农村中小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和监护体系。这必将对留守子女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有利于全面提高农村教育教学质量。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切实有效地对留守儿童进行教育与管理。

农村中小学普遍寄宿条件很差，甚至很多没有寄宿条件，这使得农村留守学生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学校和教师的教育功能不能也能够有效的发挥。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寄宿学校的建设力度，并不断完善其基础设施，要尽量为双亲在外地或亲友不能有效地提供完整成长环境的农村留守我儿童提供住宿便利。让留守儿童在老师、同学群体中成长，以对缺失的家庭教育进行补偿。同时，学校要利用假期或春节家长回家的时机，召开留守儿童家长会，与家长交流，使学校内外对儿童的影响产生合力效应。在学校教育中增设相关课程。

在为留守儿童提供良好的知识和教育的同时，我们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尤其是生对生活在特殊状态下的儿童，我们更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呼吁所有学校要对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课程，引导我儿童走过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学校要专设心理教育教师，让他们和其他任课教师一起共同对儿童的显性和隐性的心理压力进行疏导，帮助儿童健康和和谐的发展。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有必要改变家长外出的方式和亲自沟通方式。

父母外出务工时，如果孩子已经上学，而又没有相当可靠的人作为监护，做好就留一个在家监护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保持家庭教育与影响的存在于完整，这样家长可以跟学校经常保持联系，共同承担起教子责任。另外，如果父母都外出，则要改变亲子之间的沟通方式，时间不能距离太久，保持与孩子经常性联系。在沟通内容上，不能只谈学习，其他方面也应该询问，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更有更多的关心。在沟通方式上，除了电话联系外，还可以用书信的方式，这方面对于孩子的情感发展非常有帮助。［11］学生一般通过日记本方式来抒发和宣泄自己内心的秘密与不满，如果父母以书信与子女交往，子女就可

以把父母作为一种倾诉的对象。同时，父母与留守儿童的的老师应保持经常性联系，向老师请教教育子女的方法方法，共同商讨教育的策略与办法。

（五）适应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开展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研究。

据统计，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为9．28亿人，其中农村劳动力为4．8亿人。而未来我国每年新增农业领域新增农村劳动力约700至800万人之间。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农业领域内只需要1至1．5亿劳动力。剔除现在4．8亿农村劳动力中包括的1．28亿乡镇企业劳动者，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需要向城市转移2到2．5亿人。［12］范先佐先生认为：“农民工子女的问题是当今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而且将是今后一个时期内都会存在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我国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涉及到我国社会、经济的众多领域，因此需要组织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调动力量，进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建议在有条件的高校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和实验，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这既是为国家宏观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又为地方政府制定具体政策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13］

四、参考文献

［1］林艳．浅谈“留守儿童”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2006． ［2］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Ｊ］．人口研究，2005，（1）．

［3］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Ｊ］．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

［4］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Ｊ］．人口研究，2005，（1）． ［5］李真．流动与融合［M］．团结出版社，2005：42－57 ［6］ 吴兴陆．农民工定居性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Ｊ］．人口与经济，2007，（1）． ［7］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Ｊ］．北京师 范大学学报，2005（1）：72—80．

［8］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

［9］时伟，谢振荣．农村留守儿童家庭道德教育缺失的思考［Ｊ］．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5）．

［10］李庆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影响．上海教育科研．2002（9）［11］刘纯根．关心农村留守儿童也是农村建设内容． 2006

http://． ［12］苏明 国民经济转型时期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3（49）．

［13］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Ｊ］．国家 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

［14］彭金兰．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J]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15］ 林 宏．福建省“留守孩”教育现状的调查．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