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监管的原则(推荐8篇)
法制日报2009/08/04 09:25杜晓
两万亿社保基金监管无法可依 大案要案一度频发“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破题本报讯 记者杜晓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近日在北京开题。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中心的胡继晔称,这个研究项目中最具可操作性的地方,就是明确提出了社保基金“分类监管”的法律原则。此外,他还建议,在进一步修改完善社会保险法草案的同时,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个人账户养老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和社保基金反欺诈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共同构成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业内权威专家认为,在立法研究中,应当加强对典型案例和地方样本的分析,相应的政策建议也要考虑到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据权威资料披露,目前在“大社保”概念下的社保资金总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但却没有一部法律对之进行监管,这直接导致了社保基金大要案一度频发。
中国社保基金监管法律框架蓝图呼之欲出2万亿保命钱既要安全又要保值增值是最大难点 部门之间利益博弈仍是大问题□视点特稿本报记者 杜晓 本报实习生 宗慧
回收纠正挤占挪用、违纪违规等问题基金14亿元,追缴社会保险欠费49亿元———声势浩大、耗时一年的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在画上句号前,提交了一份引人注目的“成绩单”。
记者获悉,此次社会保险基金专项治理工作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审计署等9部门联合开展,范围是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和全国社会保障5项基金,重点放在社保基金征缴、支付、管理、存储等方面。
就在社保基金治理工作落下帷幕之时,一项名为“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的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于近日悄然开题。知情人告诉记者,这一研究项目并非纯粹停留在书本上,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并得到了决策部门的支持。
参加开题报告会的人员身份是一个有力证明。记者在现场看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副所长金维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均有出席。
记者还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今后,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社保基金反欺诈管理办法都将会是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这一理论项目将会对未来的立法实践起到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有权威人士称,我国的社保基金监管立法工作正在渐次推进,一张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蓝图即将展现在人们眼前。
形势所需社保资金总额已超2万亿元,却没有一部法律对之进行监管;部门套部门,行业归行业,一层层、一圈圈,社保的管理令人眼花缭乱———这正是社保基金大要案一度多发的根源
曾几何时,社保基金几乎成了“唐僧肉”的代名词:
2006年,上海社保基金大案揭开非法挪用的“冰山一角”。
2007年10月,被控滥用职权、挤占挪用广州10.18亿元社保基金的前广州市劳动保险公司经理刘雨宏出庭受审。此案在社保行业引起了地震式的轩然大波。起诉书显示,从1993年到1996年的4年间,刘雨宏违规审批社保基金约7.5亿元非法营运,非法投资造成损失大约5.2亿元,其中有数亿元因为投资房地产失败而无法收回。
2008年2月1日下午,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宁夏石嘴山市医保资金被挪用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石嘴山市医保中心原主任徐福新、石嘴山市医保中心财务科原科长李斌、石嘴山瑞祥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原董
事长徐福宁3人挪用医保资金3233万元,分别判处3人无期徒刑。
……
胡继晔告诉记者,在我国金融业中,银行业62万亿元资产有3部法律进行监管,证券业3万亿元资产及数十万亿元股票市值有两部法律监管,保险业3.3万亿元资产有一部保险法。而目前在“大社保”概念下的社保资金总额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却没有一部法律对之进行监管。
法律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监管的模糊和不力。
一位政协委员在对社保基金管理部门进行调研之后感叹:“到底有多少位„婆婆‟在管社会保障?”
这位政协委员了解到的情况是:社会保障管理情况在全国不完全统一,但大多数情况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由劳动部门管理;农村养老保险大多仍沿用民政部门原来的政策;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由人寿保险公司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部分地区的城镇居民(学生、儿童)医疗保障由卫生部门管理。此外,铁路、邮电、电力、民航、银行、交通等11个行业也都建立了行业保险。
由于社会保障种类繁多,又属于不同的主管部门和不同的统筹层次,政策上的矛盾和冲突现象也就难免。“社保的管理有的是部门套部门,有的是行业归行业,一层层、一圈圈,令人眼花缭乱。这样多头经办、政出多门,造成分工不清、互相掣肘,形成贯彻决定实施难、外部工作协调难和内部分工理顺难的局面。”这位政协委员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保基金监管属于分散监管,缺乏监管效率和权威性,因此,社保基金应该实行集权监管,即社保基金监督必须有一个权威部门。
另一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郑秉文也认为,“在未来社保基金立法中,需要认真考虑监管模式的选择这一重要问题”。
正是由于法律的缺失和监管的紊乱,才使得社保基金大要案一度多发,而更为普遍的现象是———以貌似合法的名义挪用社保基金。
“两万亿!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总量和薄弱的监管力量、缺失的法律法规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社保基金监管立法之紧迫性由此可见一斑。”“社保基金监管立法研究”项目负责人胡继晔说。
中国的基金公司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起步发展的,1991年8月成立了我国第一家投资基金(中国人民银行珠海分行批准),并在1998年3月成立了我国第一支稳定的证券投资基金(金泰)。基金公司逐渐成为金融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这无疑将对全球证券基金业的发展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基金公司作为金融市场中重要的投资工具,不仅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而且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基金监管有关部门更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全面的基金公司监管体制和框架。
一、中国基金市场发展历程
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制变化为依据进行划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管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发展初期为分散监管时期(1991年8月—1992年9月),那时候我国基金市场建立才刚刚开始,基金公司仅作为证券市场中一个附属的部分。在发展初期,整个证券市场的监管方式就是对基金市场的监管,所以我国的基金市场在早期发展阶段是相对比较混乱的时期。
1992年10月,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管理和监督委员会成立,这才意味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体系才正式出现,也由此进入了多头监管时期(1992年10月—1997年10月)。对基金市场进行全部宏观管理的主要管理机构是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管理和监督委员会则更加注重微观管理;这两个机构在保障证券基金市场公正性和有效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证券基金市场的蓬勃发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有效利益。国务院1992年12月发布了加强证券市场管理的通知,初步确立了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为主体监管证券市场。这段时期的基金公司还处于摸索状态,不可避免地带有多种特征,在运行方式上没有统一的规则,各基金的参与主体自身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金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确定,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实施,标志基金业进入集中监管时期(1997年11月—至今),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构,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基金托管业务由中国证监会主要监管,其中商业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管,其基金托管人要由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审查批准。中国证监会依据“暂行办法”,规定了基金公司和托管银行要公开相关信息,证监会基金部还会对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抽查。1998年开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合并,由中国证监会负责基金行业主要管理。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证券投资基金的集中监管时期。此后,在2004年6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而加强对我国基金行业的监管范围。
二、中国基金市场监管模式与特色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模式采取了优先地方立法,例如:1993年,首先出台了《深圳市证券交易所基金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基金估值暂行规定》。之后,我国的部分地区和有关部门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法律规范文件。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投资基金的规模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这就导致了一些法规文件缺乏大局观,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证券基金市场上各种违规事件逐渐发生,所以我国急切需要一部具有全国性质的证券基金规范文件。于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颁布了,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证券基金行业统一规范的开始。2000年,中国证监会颁布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实施准则、《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及格式(试行)》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综观这些法规文件,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范和细化,也就是属于法律效力较低的下位法。面对我国出台的《基金法》,发现该法中相当多的规定与《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有相同之处,没有起到互补的作用。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符合本国最需要的要求法律规范。我们不能照搬某些先进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必须遵循我国基本国情,按照我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般原则,制定基金规范条例,规范基金交易市场。
三、完善我国基金公司监管体系的对策
构建一个成熟的证券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加强政府对基金公司的监管效率就必须建立一个适合我国金融市场的政府监管体系。政府对基金公司的监管工作总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环境、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不成熟的基金业发展等。纵观全世界看,各国不同历史时期采用的证券基金监管体制各有不同,欧美发达国家的基金证券政府监管模式总是体现出不同的特点,而立足我国国情,则需要寻求一种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监管体系。
(一)健全基金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
证券基金市场可以迅速稳定的发展,其主要根源在于行业不断创新。我国的监管体制从实质上讲属于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这种监管体制和以美日为代表的集中型监管体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实际的操作执行效果方面也相差甚远。基金证券的创新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满足了社会群体多层次的投资理财需求,促进了证券基金市场的发展。在证券基金市场的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免不了会出现各种违规事件。我国的监管机构在立法方面,还是很缺乏配套性的法律法规,有关投资者保护等方面更是欠缺法律规章;然后,没有规范性地指出监管机构的主要名称、法律地位、性质以及监管人员的具体职责等。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在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中就已明文规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为独立地拥有一定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监管机构。”而在我国现有的行业自律方面,已有的《办法》只是要求证券基金行业成员要守法自律、维护基金持有人的权利等,明显缺乏对应的制裁措施,在现实中可执行性不强。
通过对国际经验研究,阐明一个显而易见的理论: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是以完善的法制为前提的,可行性强且操作性可靠是基金公司发展的基本保证。
(二)加强基金从业人员监管
目前,基金管理公司以提取管理费的模式进行管理资产,这种方式和基金公司的业绩没有必然的联系,与基金管理人的报酬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在2003年,我国所有的基金公司管理费都相差不多,包括业绩最好与业绩相对较差的基金公司。所以,改变目前管理费的收取方式,强化内在激励机制,将基金业绩与管理人报酬等因素结合起来,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通过强化激励机制,可以使基金管理人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而致力于促进和改善基金管理投资的业绩,为投资大众带来较大的收益;通过约束机制,可以避免基金管理人为了追求高额的管理费用,运用自身的优势,损害基金投资这的利益。
将基金管理费与投资绩效挂钩,可以促进证券基金公司加倍努力地运作基金,这样就可以降低成本,加强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基金公司在制度安排上创造了合理的前提。收取固定管理费的模式与按业绩水平提取管理费的模式相比,我们不难看出,证券基金公司的管理费收入越高,也就证明基金的收益就越好。如果基金收益减少或降低,也可以采取两种模式相结合的混合管理费的收取模式。
(三)强化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监管
从我国政府目前监管基金公司违规行为的现状来看,应该尽快组建一个单独的、具有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协会,可以通过这个协助性监管机构来实行对基金公司的有效监管。并且在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要求所成立监管基金行业协会必须是认真执行国家的基金法律法规及政策,以自愿平等的原则、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为目的,提高本行业效益、保证规范有序的竞争。作为会员,一方面享有监督和管理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必须遵守协会的制度和章程,并承担相应的职责。基金机构有参加或退出协会的权利,行业协会与会员不存在行政往来关系。
我国目前对基金公司违规行为的监管主要是缺乏具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管职责的自律性结构,而现存的类似机构在基金公司的监管工作中没有起到有效的监管作用。行业协会要在遵守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服从监管机构的管理。
在经济发达国家中,行业自律组织在基金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我国目前仅有2001年成立的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公会,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缺乏一个相对完整的、具有统一性的投资基金行业协会,或者是投资基金监管会。所以,我国应该在组织和发展市场等方面适度形成交易所的激励机制,来促进上市公司和基金公司的日常工作,形成一种交流的、开放的基金监管方式,从而保障基金投资市场良好运行。
(四)加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
公司型基金是由基金投资者依据公司法组建的公司,从组织体系上看,它是投资于证券的股份制投资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基金持有人既是基金投资者,又是公司董事,这样基金持有人就可以按照公司的章程来支配权力和承担义务,而基金管理人是由基金公司董事会代表份额持有人选出的,基金持有人就可以对基金管理人进行监管,这样就可以在制度方面保障投资者的权益,而这一方面正是契约型基金所欠缺的。由投资公司、管理公司、托管人及承销人四方主体结构组成的公司型基金,为基金治理结构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合理的空间,可以说从监管机制上,董事会从管理者变身为监督者,具有更严厉的监督义务。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基金管理人要受到基金持有人、董事会以及托管人等多方面的监督与制约,便于对违规事件的监管,同时也有利于保障投资人的权益。《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对设立投资公司有相关的规定,但执行效果并不好,没有有效地保障我国公司型基金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下降趋势,我们只是期望借助国家法律法规强制规则来约束人们的不法行为,那么今后,公司型基金管理一定是我们的最想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对基金管理人实现更有效的监管。
(五)加强基金立法工作及基金法规条文可操作性
政府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加强投资基金市场的指引、保障和控制也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市场经济是依法监管的经济体系,基金市场是依法监管的金融市场,所以,证券基金市场迫切需要有健全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这样才能确保证券基金市场良性运行。如果对基金公司的运行不进行有效的依法监管,就会导致监管机关失去监管的标准、权威和手段。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运行还缺乏一定的经验,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市场经济的发展都需要有严格的法律法规作支撑,否则就难以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
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证券基金市场出现大量违规事件,这就说明我国的基金立法还存在一定的漏洞和欠缺,所以,加强基金立法工作迫在眉睫。我们可以借鉴国外较为完善的基金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基金违规事件进行干预和调节,虽然不能调节所有的违法事件,但也能够对违规事件进行很好的约束。无论是基金监管机构,还是基金公司的内部监管,亦或是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行为,都需要严谨规范的法律作保障,否则将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而且这些基金法规条文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否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收不到很好的效果。
摘要:基金公司作为一支证券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中国市场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基金不仅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而且在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基金公司可以推动产业发展并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效的监管基金公司是保证其促进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然而,目前我国的基金公司还是暴露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管理。因此,通过分析基金公司违规行为的特征及原因,引出对基金公司的监管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基金公司,违规行为,政府监管,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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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安基金涉足上海社保基金案引发人们对公募基金体制及监管中利益输送、内幕交易等诸多问题的关注。监管的口号喊得再漂亮,并不等于体制上就不存在问题。中国的基金不应是政府稳定证券市场的政策工具,而应该成为信用体制和金融治理的一个标本。
在我国,基金管理公司几乎可以乱真地替代了基金的对外形象和法律身份——这种混淆几乎是致命的!
基金业,从上世纪90年代末政府监管机构开始的整顿老基金、发展新基金,到2003年立法部门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为《基金法》),至今已发展到57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净资产总规模超过5600亿元,基金净值差不多占流通股市值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基金的监管、治理和发展过程中遭遇到越来越严重的基本法律制度的瓶颈和制约,《基金法》出台时就带有的制度缺陷,形成了基金业发展和监管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
监管的困惑
在所有政府监管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就是准确定义监管对象。而这取决于基本法律制度(如《基金法》)中对所规范的对象做出明确的定义。
但是我国的《基金法》却回避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基金法》第二条中将基金定义式的规定改换成对该法调整范围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如无特殊需要将简称“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不再首先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做出定义,致使《基金法》缺少了对法律调整对象的规定。
同时,由于我国《基金法》只规定证券投资基金采用契约型的组织形式,将公司型基金从该法的管制范围中撇了出去,致使我国的《基金法》实际上成了“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
这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说不清证券投资基金是什么。证券投资基金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还是持续经营的实体?这两者的不同对于监管者的基本监管思路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在欧美,投资基金基本上就是一个持续经营的实体,因此它的组织形式是公司型的。于是对它的监管和制度安排都等同于公司。只是按照基金的特殊性质增加了更多、更细致、更严格的规范要求和规则。因此,他它们对基金的治理采用的是对诸如上市公司一样的公司治理原则来规制,只要加进符合基金监管特点的特殊治理规则就可“有望实现规范化运行,保障投资人利益,提高基金行业的竞争力和公信力”的政府目标。
而我国的基金只是一次或长或短的交易往来的契约,它不是一个可以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因为它在我国的《基金法》中规定为契约型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公司型基金本身就是一个公司法人,契约型基金则是一个非法人的基金组织形式。但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
不过在我国的市场现实中,无论是政府监管机构还是一般投资者却在基金的基本定义和概念上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混淆。
二是,基金管理公司成了基金的替代概念。基金管理公司是什么?无论基金采用公司型还是契约型,它的这份由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可以被简化地看成基金本身,而在基金的存在和运作中是将这份基金资产委托给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和运作;同时为制约基金管理公司、保证基金资产的安全,又委托基金托管人来保管基金资产,由此形成了基金产业的服务关系链。
由此可见,基金管理公司只是代为管理和运作基金资产的管理人,它和基金托管人一起成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服务提供者。
在美国,由于采用的是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因此将基金称为投资公司。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就是投资公司的股权。而我们所谓的基金管理公司在美国则被归类于投资顾问公司。在法律地位中,投资公司(基金)是委托人、投资顾问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是受托人,美国因此分别制订了不同的法律加以规范。由此可见,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
在契约型基金中,按法律规定和同样的治理理论分析,基金持有人出资所形成的资产与基金管理公司的资产(股本金)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按照我国《基金法》所安排的契约型基金的组织结构,在我国的现实中,基金管理公司几乎可以乱真地替代了基金的对外形象和法律身份。
这种混淆几乎是致命的!这也形成了我国基金业普遍存在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代表缺位、基金管理人一方独大、基金托管人缺乏独立性、激励制度的偏颇、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缺乏限制”等等一系列行业弊端。
统观近几年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对证券投资基金各种问题的监管措施、相关规范文件和部门规章,无一例外地是面向基金管理公司的,是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替代了对基金的监管、用对基金管理公司监管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代替了对基金资产直接监管的作用。这对政府监管机构而言,有其自身的认识问题和方法问题,但《基金法》的根本缺失则是政府监管机构这些失常行为的无奈前提。
治理的错位
公司治理既是一种经济关系、契约关系的安排,又是一种权利的制衡机制。
对于公司形态的基金来说,一般的公司治理原则可以通用,那就是:一种建立在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企业内外部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层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
但对于契约形态的基金来说,所谓的治理应该有别于基金管理公司的治理而更准确地称为“基金治理”;它的实质意义如果套用公司治理的一般原理则可以表述为:一种建立在出资者(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的基础上,基金持有人与管理人、托管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利制衡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及市场机制的制度安排。
在分清了以上的基本概念之后,对于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架构,以解决其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应该说没有人会提出任何疑义。目前,我国的政府监管机构也正在为了提高对基金的监管水准和治理水平而大力增加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力度,促进基金管理公司健全公司治理而努力。比如要求基金管理公司设立独立董事、成立投资决策委员会等等。最近发布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以下简称《准则》)等等部门规章,其实都是这方面努力的一个表现。而在《准则》中首次明确提出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作为首要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则是尊重基金这一特殊的业态的基本特性的良好开端。
但是,正如以上分析的,基金并不等于基金管理公司。在基金采用公司型的前提下,基金治理和基金公司治理也许可以简单地混说,但是我国基金的根本性制度缺陷是《基金法》只认可契约型基金的存在,在这种环境下,加大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和健全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努力,并不等于能够直接改善对于基金的监管和治理水准。基金管理公司的效用函数和基金持有人的效用函数并不是一致的。
中国的现实是,基金管理公司的股东大多不是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就是银行,与基金本身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关系,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要求这些股东的利益代表——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要求由这些股东提名选聘的独立董事、由总经理提名选聘的督察长来“勤勉尽责”地约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督察基金公司总经理的行为,从而“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这种要求如果没有具体、细致、可行而公平的制度、程序和规章的保障,那对于基金管理公司的董事、独立董事和督察长来说,实在也有些太勉为其难了。
如果政府监管机构仅仅满足于此、并把这些视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有力措施、甚至把这些来代替对于基金的治理的话,那就把监管的方向搞错了。这种混淆了基金和基金管理公司这样的基本概念的监管行为,对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政府公共政策目标可能是南辕北辙。
发展的制约
我们知道,所谓基金不仅仅是证券投资基金一个品种,在金融衍生品中还有诸如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等,但我国却在长期的争论、修改和妥协中于2003年破天荒地只为证券投资基金这一个具体业态和市场投资品种立了一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并因为它只是单纯规范了契约型基金,所以也被人称之为“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法”。这种狭隘的立法行为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进程。
由于没有对产业投资基金进行规范的基本法律框架,我国的产业投资基金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发展缓慢、规范混乱;由于没有对公司型基金组织形式认可的法律条文,世界上流行的资产证券化要求其资产池(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采用公司型结构,这在我国就没有法律依据;在其他国家快速发展的REITs,哪怕已采用契约型基金形式的国家在对REITs的专项立法中都要求采用公司型模式,但在我国却因为法律障碍而无法破茧,大量采用打法律和政策擦边球的方法,埋下许多市场隐患。
一、当前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为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劳动保障部、财政部等部门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制定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劳动保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及财税等部门都能够认真地贯彻实施这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对加强社保基金管理和监督,确保基金安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在县级社保基金的扩面征缴、支出、投资、预算、决算等诸多环节中依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保扩面征缴上没有形成合力。《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明确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税务、财政、审计及监察机关对社会保险费征管过程中的职责。而在实际施行过程中,多数税务机关只是按照社保经办机构传递的征缴计划征收社会保险费,而依法对缴费单位的进行监督稽查和欠费追缴及依法作出强制征缴决定等工作基本没有实施;财政部门仅仅对已经征缴到帐的社保基金实施财政专户监督管理,而对社会保险费征缴和实际支付情况的监督管理并不到位,同时对一些享受上级养老保险资金补助县而言,财政部门为考虑能得到更多的上级补助资金,减少地方财政配套支出,在审核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时,往往不能从应收尽收的角度去思考,而只是从实现当年收支平衡的角度去考量;审计部门虽然经常安排社保基金审计项目,但基本上只对社保经办机构在基金财务管理方面实施审计监督,对缴费单位参保缴费情况未能作跟踪审计。虽然各地政府在加强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上出台许多地方性法规,要求各部门实行齐抓共管,但事实上社会保险扩面工作仍然是劳动保障部门一家唱戏,没有真正实现应保尽保,应收尽收。
2、在基金监管上财政、社保部门没有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社保基金财务制度》规定将社保基金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对防范社保经办机构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样做,将原来挤占挪用社保基金只发生于社保经办机构环节,变成社保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两个环节,并产生了新的控制漏洞。其一,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都集中在财政部门专户管理,加之地方财政资金相当紧张,为财政部门挪用基金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且一旦挪用,不易暴露。日前国家审计署对全国各地社保基金审计中发现70多亿元的违规问题,大多数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其二,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实行有效监管并不到位。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督,力量都放在对存入财政专户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对社保经办机构的社保基金征收、支付环节却疏于监管,也无力监管。其三,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未能落到实处。按照制度规定,财政部门应根据劳动保障部门提出的意见,在双方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及时将基金按规定用于购买国家债券或转存定期存款。而实际操作上,社保经办机构和财政部门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推诿扯皮,影响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同时在利息分配上,往往根据各险种基金存款进行粗略估算分配,缺乏分配的科学性。其四,部分县由于地方财力紧张等因素,财政预算中未能安排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造成了“吃”社会保险基金及利息,长期占用社保基金等现象。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业务和财务管理等基础工作还存在薄弱环节。一是社会保险各项业务财务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还不健全完备。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都是通过社保经办机构的各项具体业务来实现的,加强社保基金收支管理,必须从健全完善内部业务运行程序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入手。在这方面,虽然上级政府和部门出台了若干规章制度,但部分社保经办机构未能根据自身的工作特点,制定切合实际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二是编制紧缺,人少事多,个别业务、财务人员的素质还有待提高。随着社会保险事业的发展,参保职工人数已成倍增加,由于受编制限制,有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人员十分缺乏。同时,少数工作人员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个别财务人员业务不熟,责任心不强,财务记帐发生差错,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分析,影响了社保工作的健康发展。三是社会保险稽核工作流于形式,未能落到实处。
4、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还有待加强。一是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工作没有落到实处。虽然劳动保障部下发了《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社会保险审计暂行规定》,但是由于受编制的限制,县级劳动保障部门基本上都没有专职的基金监督和内部审计机构,基金行政监督、内部审计监督工作大都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二是社会监督工作不能正常开展。按照有关规定,各地人民政府都要成立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委员会,健全社会保障监督体系,依法组织对社会保障政策执行情况和社会保障基金预决算、征缴、支付、调剂、投资运营、管理等情况实施监督。但实际上各地的监委会大都没有正常开展活动。三是应该向社会披露的社会保险基金相关信息,没有及时披露,无法接受社会监督。
二、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的几点思考
针对存在的问题,作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职能部门,要从保障当地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老百姓的“救命钱、养命钱”收好、用好、管好,要从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征缴、支付、调剂、投资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全方位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
1、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的管理。在国家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前,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认真准确的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计划。同时引入财政部门编制财政支出“零基预算法”,把本地区应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参保职工人数、内扩面任务指标、缴费基数、缴费比例、清欠指标等基本数据摸清做实,按照可靠性、真实性、统一性的原则,编制社保基金收入预算,而不是简单的按照上年收入实绩递增一定的比例和幅度编制。要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规定的列支范围的标准,编制支出预算,既不能遗漏,也不能超出。预算执行是整个预算工作程序的重要环节。预算方案一经批准,财政、地税和劳动保障部门就必须依法足额的征收应征收的预算收入,同时必须依法及时足额的拨付预算支出资金。财政、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社保基金收支预算的监督检查,要定期的对税务征缴机关和社保经办机构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并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考核,以此强化预算的约束力。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决算管理,财政、劳动保障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社保基金决算的审核工作,完善财政、劳动保障两部门联合上报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工作机制,确保有关数据准确、完整。
2、加大对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清欠的工作力度。“无源之水”越管越死,社保基金连年出险,监督管理就失去意义了。只有不断扩大保险覆盖面,壮大社会保险基金盘子,监督管理才更有意义,职工群众利益才能得到保障。劳动保障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履行部门职责,积极会同财政、地税、工商部门,加大对社会保险扩面、征缴、清欠的工作力度。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主动向政府报告,建立健全扩面征缴工作的长效机制,形成部门配合、齐抓共管的合力;要积极争取审计部门在审计社会保险时,向缴费单位延伸审计,督促单位参保缴费;同时要加大社会保险宣传力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行政执法力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
3、强化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劳动保障、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各负其责,形成合力,强化社保基金的收支管理。一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税务机关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均不得设立收入户或待解户等过渡性账户,征收的社会保险费要按规定及时缴入财政专户。财政收入专户、基金支出专户都要按规定及时结转、解缴资金,严禁坐支。基金利息要按照基金管理的要求纳入基金管理,确保基金保值增值。二要严格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管理,不得擅自调整社会保险待遇标准,不得以任何借口增加支出项目和提高开支标准。三要将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安排,坚决杜绝以各种名义“吃”基金现象。四要规范社保基金的支出管理,严谨挤占挪用,各险种基金之间不得相互调剂使用。五要规范凭证管理。劳动保障、财政部门和税务征缴机关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填制和取得原始凭证,及时、准确传递凭证及有关资料,及时报帐、定期对帐,严禁人为调整收入、支出和结余,确保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数据的真实、准确。
4、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的规定,劳动保障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高度重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加强基金管理监督队伍的建设,调整充实专职和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各监管部门要建立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依照规定程序,实施社会保险基金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向政府建议调整和充实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定期组织监督活动,同时要认真听取监委会委员对劳动保障工作的建议和意见,提高监督水平。建立社保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保障社会公众获取社保基金信息的权利和对社保基金运行情况进行监督。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包括财务会计报告在内的社保基金报告,将社保经办机构基本情况、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付政策、征收支付情况、欠费单位及金额、基金结余及保值增值情况等涉及参保职工切身利益、社会公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重要事项披露出来,增强基金运行的透明度,接受全社会监督,以透明运行促有效监督、保安全运行。
制度经办监督三位一体
要完善基金管理体系,“只有建立制度、经办、监督三位一体的基金管理体系,我们的社会保障才是完整的、全面的。”社会保险首先要有制度,确定各项社会保险的费用筹集、待遇标准等,其次是经办,包括劳动保障部门的社保经办、财政的专户、地税部门的征缴、银行收发等,“光有制度和经办,没有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光有制度和监督,没人做事,也不行;有监督、经办,没有制度或制度不完善,事情也没法做。” 一个环节也不能逃离监督
扩大基金监督范围,也是于来山提出的基金监管招数之一。“社保经办的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独立于监督之外、逃离监督。”他说。
要完善基金内部控制机制。于来山强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基金管理主体,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业务流程。根据每一项业务的风险点和关键环节、关键部门乃至关键岗位,明确相关职责、考核标准和监督检查标准,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风险。”
要改进基金监督方式,实行现场监督与非现场监督相结合。“现场监督可以了解和查清问题,非现场监督可以进行动态监管,随时监控。”他要求,“以前我们都是事后审计,等出了问题才来查,现在要变成不仅有事后的审计,还要有事中的监督,甚至关口更加前移,事前就要监督,防患于未然。”
社会基金监管三大问题
社保基金监督管理的全国性统一法律——《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已经被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列入“十一五”立法规划。不久前,该部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法语经济学研究中心进行了立法调研。
作为该课题负责人,胡继晔介绍称,调研发现,各地社保基金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在于:各地社会监管办法立法层次太低,基金监管部门无力,仅部分地方出台了比较系统的社保基金监管统一办法,而大多数地方的社保基金监管还停留在部门规章层次,跟不上社保机构发展的现实。
现实是目前在社保机构外,各地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相继介入社保基金的日常管理,面对诸多部门和机构,基金监督工作环节增多,链条加长,社保基金监管部门在横向对有关部门、纵向对地方政府时,监督和被监督的主体往往不明确,无处罚权,约束效力差,严重影响基金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基金保值增值问题严重。胡介绍,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的结余基金,都按规定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然而银行利率近年来已低于工资增长率,而适合社保基金投资的国债数量、期限无法满足要求。
专家们还发现,基金支付环节问题突出。胡继晔介绍,在上海社保案后,人们普遍将焦点集中在了基金挪用、侵占的监管;然而,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收支两条线”使得管理机构间互相制约,在绝大部分省份挪用基金的现象已经很少了,而社保基金面临的是支付环节的骗取、冒领问题,特别是在医疗保险领域骗保花样百出。
胡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重庆某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一共7个员工,其中有6个做了肾透析,已享受400多万元的医保基金,事发后这几人就申请注销了公司。基金增值新路径
对应上述问题,专家们给出了相应建议。
从法律层面讲,胡继晔介绍,首要的在于提高立法层次,利用目前《社会保险法》的制定契机,明确社保基金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原则。“在未来该法审议出台后,由国务院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加上其他相关法律规章,形成完整的社保基金监管体系”。
针对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中山大学教授申曙光建议,社保基金在现阶段作为一个投资主体,以一定比例投入到赢利前景较好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腾出空间让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扩大居民消费内需的直接投资,或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但胡继晔认为,无论何种投资,社保基金的安全性应该放在首位,对投资运营商的监管今后需要加强,法律的制定方面也需要注意这些方面。
针对社保基金支付环节存在的问题,专家们建议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将所有的社保经办机构、投资管理机构都要置于“阳光下”。
此外,专家们还从社保监管机构的宏观架构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前述政法大学课题组提出,借鉴国际经验及我国金融业监管机构的模式,在我国设立相对独立的社保基金监管机构,拥有独立于地方的人权、事权、财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刚刚结束了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委托的社保经办机构课题研究。她提出,鉴于现在社保经办机构人员编制紧张,各种社保体系混乱,在名称、定性、职责流程等方面缺乏统一性、权威性和独立性,建议从2009年起,用3-5年时间,对这些机构职责、名称进行统一。
杨指出,统一的前提在于,国家新设立社会保险总局,由上而下,垂直管理。“届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作为直接决策部门,而社保总局作为政府执行机构——这种机制便于‘政事分开’,引入市场机制,进行政府社会化管理和服务的改革。” 对社保基金审计查出问题的初步分析
劳动保障部对近期社保基金审计查出的违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
从时间看:1999年以前发生的23.47亿元,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2000年以后发生的47.88亿元,多数属于管理不规范问题,也有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问题,甚至有违法犯罪的。
从违规主体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地方政府、劳动保障部门、税务部门及相关部门都占一定比例。
“发生这么多问题,不管什么情况,根本原因都是对社会保险基金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没有认真执行国家的政策规定。”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说。四大措施整改社保基金审计查出的问题
刘永富表示,劳动保障部将采取四大措施对社保基金审计查出的问题进行整改: 一是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认真组织实施。劳动保障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为政府当好参谋助手,在问题汇总分类、制定工作方案、提出解决意见、督促落实等方面,多做具体工作,按政府的统一部署,精心组织实施。劳动保障部组织的工作小组,将对各地整改情况进行指导和督办,重点省份要现场督办。
二是逐项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清理回收资金。各地对审计查出的问题要逐一立项,根据问题的类型和难易程度等,进行梳理,明确解决办法和责任单位,分类加以整改。凡能立即整改的,如未按规定实行专户管理、多头开户,要商有关部门立即纠正;不该用基金支出的费用,要按规定把钱冲抵回来;因为合同未到期等特殊情况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计划,限期纠正;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要商财政等部门并向政府汇报,提出清收意见,已经造成损失无法清收的资金,要按要求由同级政府偿还到位。三是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为规范管理创造条件。当前社会保险经办工作中还存在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者办不了事而影响工作开展,或者发生挤占挪用而危及基金安全。比如,异地领取养老金的邮寄费问题,这个费用必须支出,而且不能让退休人员负担,但又没有经费来源,要商财政部门解决经费问题。
四是举一反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这次审计的是三项保险基金,而且主要是省本级和省会城市。市县怎么样,其他基金管理得如何,特别是基本保险之外的资金,要防止同类问题的发生。
从制度上加强和改进社保基金监管
刘永富强调,基金管理监督要从多方面着手,研究建立长效机制,从制度上加强和改进社保基金监管。
“了解社保基金的筹集、支付、运行和管理情况是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的基本权利。实现基金管理的公开、透明,也是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基金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要研究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刘永富说。同时,还要建立健全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基金管理主体,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根据每一项业务的风险点和关键环节、关键部门乃至关键岗位,明确相关职责、考核标准和监督检查标准,从制度上堵塞漏洞。
建立和完善严格的授权审批制度,明确审批人对基金和业务的授权批准方式、权限、程序、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
建立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制度。劳动保障部将定期组织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全面检查,并随时抽查,重点监控,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加强案件查处的指导和督办。明年,将组织基金征缴专项检查。
建立要情报告制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对基金管理工作必须做到耳聪目明,及时了解和掌握重要情况。劳动保障部已于近日印发了关于建立社会保险基金要情报告制度的通知。
此外,还要进一步规范企业年金管理;推进基金监督信息化建设;完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和机制;研究制定个人账户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调研起草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
延伸阅读:
对社会资金被挪用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官员认为,社保基金出现问题,首先是基金监管法规不完善。目前,对社保基金的管理只有《劳动法》中有概括性规定。此外,还有一些文件和规定,但都停留在部委一级,法规层次不高,缺乏对违规行为的有效制约。其次管理力量和手段有限。有些地区的基层甚至没有计算机,只能人工记账。另外社保基金管理人手极少,全国基金监管人员不到100人。此外,有些人法制、政策观念淡漠;还有监督不到位。因此,提出如下药方:立法、加强监督。从实际运作来看,社保基金表面上存在着三层监管,一是劳动保障部门和基金管理司的内部监管;二是财政和审计部门的行政监管;三是社会组织、舆论和公民的监管。但这三层监管均很难落实。在地方或部门利益的驱使下,社保基金常常会被当作“准”政府资金支配使用或挪用,一切规范其运作的法律法规只能成为美丽的陪衬。
对于社保基金的管理,劳动保障部部长田成平表示,管理社保基金第一是确保安全,第二是实现增值。他说:“这是老百姓的钱,你首先要保证基金的安全;但是老百姓的钱存在这里,像个人账户基金是20年后、30年后退休了才用的,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值,才能应付未来的需要。”
法律上规定了基本保险金入财政专户管理,但并不意味着劳动保障部门没有途径来挪用这些钱。法律明文规定社保基金要增值保值,虽然地方上哪个部门负责增值保值有不同的规定,但劳动保障部门确实有很大的空间来动用这笔钱。挪用的实质就是违规投资,监管不到位是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还很低,虽然中央要求做到省级统筹,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停留在市县级统筹的层面,基金的接触面很大,这无疑增加了监管的难度,各地社保管理部门普遍面临队伍、人才以及手段都跟不上现实监管需要的困境。
但监管要到位更关键的是,必须解决谁来监管的问题。社会保障在中国还是新鲜事物,制度上的不健全导致单位一把手说了算,监管部门仅作为劳动保障局的一个下属部门来监管局长,这种监管是根本做不到的。
班级:10级经济学班
姓名:田晓锋
学号:20105129018
浅论社保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保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基础和核心。良好的社保基金监管,必须以一套良好的管理体制为基础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主要以行政监管为主,结果造成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社保基金监管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查处了部分重大的挤占挪用的案件,基金安全状况明显好转。但各地社保大案的频繁发生也充分表明了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因此,我国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加快推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险体系的全面建设。
一、社保基金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保基金监管的体制存在缺陷。
负责社保基金监管部门,是各级劳动保障系统的基金监管机构和财政部门的社会保障业务管理机构。这些机构本身不是独立的法人,仅仅是劳动保障系统和财政系统的一个业务部门,缺少必要的相互制约机制。有些地方成立了社保基金管理中心,但这些中心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直属事业单位,却承担相当多的行政职能,与政府有着千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这些机构既不是独立的金融企业,也不是政府机构,使其既难以保障社保基金所有者的权益,又因缺乏监管而不具备承担金融风险的能力。从社会保险基金审计结果均表明,地方政府截留挪用社保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确保地方政府不截留挪用社会保障基金,是确保社保基金安全完整的根本环节。
(二)、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依据存在缺位。
有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09年,我国社保资金总额已超2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资金,却没有一部法律对之进行监管,我国的社保基金监管立法工作还正在渐次推进。目前主要由法规、规章、条例、规范性文件构成社保基金监管的法律框架,层次低、效力差、权威性不够、操作性不强,法制约束力差。随着社保基金管理体制的变化,除社保经办机构外,财政、税务、银行、邮政储蓄等部门相继介入社保基金日常管理,面对诸多部门和机构,基金监督工作环节增多、链条加长,使得社保基金监管部门在横向对有关部门、纵向对地方政府时,监督和被监督的主体不明确,没有处罚权,约束效力差,已影响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这种分散式监管,缺乏监管效率和权威性。面对我国超2万亿社保基金积累的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总量和薄弱的监管力量、缺失的法律法规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社保基金监管立法迫在眉睫。
(三)、社保基金保被蓄意冒领较严重。
根据相关的统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有3000多万已离退人口,每年因冒领流失的养老金达到上十个亿。造成养老金被冒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后,离退休人员与原工作单位的关系已不再紧密,加之退休人员居住广且分散,有些甚至跨省居住,路途遥远,信息不畅,给社保机构的管理带来难度,致使一些离退休人员特别是异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去世后,其遗属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心存侥幸,故意迟报或隐瞒不报,有的还想方设法通过造假来冒领养老金;个别部门和单位为了一己之利,甚至出现帮助已死亡离退休人员亲属隐瞒、造假等。另外,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体制、监督机构存在缺陷。我国社会养老体制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原由企业发放退休费时企业管理人员对本单位及身边的离退休人员情况了解,人员熟悉,还时常对离退休人员走访,现在变为社会化发放后,养老金的发放脱离了原企业管理模式,因此,企业破产、改制后,仅有的企业留守人员无暇顾及也不愿为此奔波操劳;社保部门工作繁忙,人员少,离退休人员众多、全国各地均有居住,加之手段落后,走访慰问和查处冒领难度非常大。因这些因素影响,导致养老金冒领少
则几个月,多则上十年。其他的机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这几大险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因欺骗而导致社保基金流失的现象。
(四)、社保基金基础管理工作存在隐患。
部分地方基金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基础工作不够规范。有的地区用现金或支票支付社保待遇、会计与出纳未分设、印鉴未分管、专用发票和收据领用手续不全,甚至未使用省统一会计科目等,违反了法规的明文规定。二是内控制度不健全。部分地区人员编制少,无法实行双岗双审,重要业务封闭在一个业务部门办理,基金监管存在漏洞。三是业务信息系统需完善。有的地方系统升级人为可控,会导致各地系统版本不一,政策执行不统一;有的地方“社发”报盘人工传送,存在人为修改的隐患;养老保险新信息系统个人账户计算有不准确的现象,信息系统有待进一步完善。四是有的地方不使用省统一财务软件,手工记账。五是部分地区财政与社保间票据传递存在疏漏,监督工作存在隐患;税务部门征收的养老金不能及时划转入财政专户,社保部门无法为缴费单位或个人进行业务登帐等。类似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我省,在全国各地也较为普遍,因此,加强基础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五)、社保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
一是信息化建设不够规范。目前国家尚未开发统一的社会保险业务信息化软件和财务管理软件系统,各地由不同的开发商开发,信息系统格式不
一、口径不一,标准不一,各行其是,很不规范,给上级部门的情况掌握、数据汇总带来不便。另外,财税部门与社保部门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软件开发应用不统一,很难资源共享,加之社保部门经费不足,造成社会保险费征管信息网络建设滞后,甚至严重影响业务工作的开展,造成统计数据信誉度、准确度差;二是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与新时期社保工作不相适应。全国仅12个省市劳动保障厅局设立了社保基金监督处,编制一般3-4名,其他省市只有1-2名专兼职监督人员,市县设立社保基金监督机构和配备专职监督人员的更少,有的甚至没有基金监管人员。因社保业务种类繁多,工作繁忙,面对庞大的社保基金,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管。三是对不足额参保缴费及长期欠费单位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措施,不足额参保缴费及长期欠费问题无法得到切实解决。四是基金管理人员不但应具有高度的政治素养和责任心,更要有专业的技能或精通的业务知识,因疲于忙业务,忽略了业务知识的学习和政策、法规的培训,社保基金管理人员素质和基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五是应向社会披露的社会保险基金相关信息,没有及时披露,无法接受社会监督等。
二、加强社保基金监管的对策
鉴于我国目前在社保基金监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从保障广大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应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化解,确保社保基金管理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维护和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完整,防范基金管理风险,有效制止和纠正违法、违规行为。
(一)加强对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认识。
加强社保基金监管,是社会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一是领导要重视,组织要确保。各级领导对社保基金监管工作重视是否,直接关系基金监管工作开展的力度、深度和社会参与度,同时也能确保社保监管组织机构的筹建、人员的配备和经费的落实,为基金监管工作提供有力的政治、组织保障。二是要确保基金安全,对在执行过程中不合规的政策要尽可能纠正,确保政策执行正确到位,避免和减少因政策执行偏差导致的基金损失。三是要防止滥用权力,要形成相应的权利制衡机制,防止管理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甚至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行为的发生,确保社保基金依法正确使用。四是要确保支付。社保基金事关民生,只有确保社保基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才能安定人心、稳定社会。
(二)国家应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
首先,应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应由各级政府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人民银行、保监会、证监会、卫生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审计部门、监察部门、工会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制定专门的政策和措施实施基金监管,尽快在基金监管中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实行垂直管理。其次,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改变目前社保部门既是基金管理政策的提供者同时又是基金运营的主体的不规范局面。基金管理局依据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要求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将统筹账户基金投资于以固定收益金融工具为主的对象(如定期存款、国家债券)和国家重点开发的建设项目。同时,基金管理局按社保部门的指令将资金划入财政专户,社保部门建立临时性账户,从财政专户划出给付资金并按时足额进账职工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各级财政对社会统筹部分的给付负有最后责任。再次、应建立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个人账户养老金,并筛选信誉度高的基金管理机构,与之签订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并建立社保基金的公益受托人或法人受托人制度,做到依法托管、资产独立、钱权分离、功能分立、法律责任明确、专业运作、信息披露,从而隔离道德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三)建立完善的社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体系。
按照‘十七大’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结构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可以利用目前出台《社会保险法》的契机,明确社保基金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原则。在未来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社会保险法》后并实施的同时,认真吸收现行社保基金监督管理方面有关行政规章合理成分,加快社会保障基金监管法律规范起草,尽快出台《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将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置于法律控制之下,加上其他相关法规、规章,构成完整的社保基金监管法律、法规体系,使社保基金监管主体有法可依,执法有力。
(四)、加强社保基金的预算管理。
在国家尚未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前,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认真准确的编制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计划,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各部门要加强对基金收支预算的监督,建立考核机制,强化预算的约束力。把本地区应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参保单位、参保职工人数、内扩面任务指标、缴费基数、缴费比例、清欠指标等基本数据摸清做实,按照“可靠性、真实性、统一性”的原则,编制社保基金收入预算;严格按照社会保险基金规定的列支范围的标准和支出规模,编制支出预算,财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加强社保基金收支预算的监督检查,并定期对税务征缴机关和社保经办机构检查预算的执行情况,税务部门征收的社保基金要及时存入财政专户,便于社保部门及时办理登帐、基金转移、退休办理等。同时,财政、劳动保障部门应密切配合,加强对社保基金决算的审核工作,完善财政、劳动保障两部门联合上报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工作机制,确保有关数据准确、完整。
(五)、预防社保基金被蓄意冒领。
一是建立和健全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制度。实行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认证是防止冒领养老金行为,保证基金安全的重要手段,应加大养老金资格认证工作的宣传力度。要充分利用电台、电视台、报纸、张贴公报等多种形式,开展多样性的宣传工作,同时采取日常认证与集中认证,普遍认证与重点认证,居委会、社区、乡镇劳动管理服务站认证与本级社会保险机构认证三结合的方式进行,针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方法。二是加强认证机构的知识培训和认证程序培训,使本社保机构工作人员及各街道、乡镇、社区具体负责认证的工作人员熟知认证工作流程,尽快掌握认证工作的方式方法,更好地为认证工作服务。三是建立举报奖励制度。社保部门加大监管力度,制定举报奖励办法,并向社会公布,对举报他人冒领养老金的,一经查实,给与举报人相应的奖励,同时对冒领者加大处罚力度。
(六)、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基础工作建设。一是加强社保信息建设。立足于长期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监管制度若干基础设施的构建。应开发和使用全国统一的社保业务信息系统和财务软件系统,做到口径统一、指标统一、格式统一、操作统一,并加快建设精算分析数据库、社会风险监管指标体系、监管法律法规信息库,加快构建社会保险基金运行的预警系统及其指标体系。这对于加重监管的技术含量,监测基金运行走势、构建基金监管的预警系统,构建社会保障基金的保护机制,提高监管决策和实施水平,对于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长期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专业人才培养。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办法,对社保基金监管人员、审计人员、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实施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培训,进行各项技术考核,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培养造就一支思想作风正、人员素质高、社会形象好的社会基金管理队伍。增大监管技术含量,提高监管的决策水平。三是建立健全社保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审核、支付分家,会计、出纳分立、经办机构根据每一项业务的风险点,对关键部门、环节和岗位,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度,形成有效的制约机制。强化内部监管,实行会计监管与内部审计,建立内部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社保经办业务流程,实施精细化管理,指导经办机构整理、优化经办流程,建立约束机制,为加强基金管理和监督打好基础。
(七)强化社保基金的社会监管。
一是强化社保机构的监管。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社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进一步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切实搞好扩面征缴工作,严格抓好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申报制度,强化社会保险稽核和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认真审核缴费单位的缴费基数,防止参保单位少报、漏报、瞒报缴费基数,努力提高征缴率;加大清欠力度,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应收尽收;严格新增离退休人员的审批,加强动态核查,严防弄虚作假、虚报冒领。二是强化税务部门的监管。要坚决克服“代征”社保费的错误认识,树立税务机关就是社保费征收主体的正确观念,发挥税务机关的征收优势,加强社保费征收管理;要利用税务机关的征管优势,不定期对缴费人数、缴费基数等申报资料进行检查核实,确保参保信息和数据真实准确。三是强化财政部门的监管。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和经费投入;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四是强化审计部门的监管。准确定位社保基金审计目标,以效益审计为总揽,以社保制度运行过程为主线,以社保资金的真实、安全、规范为切入点,发挥审计监督作用,使社保资金能够安全有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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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冲基金,金融市场,监管
当前, 中国金融市场正在日益对外开放私募基金日趋活跃, 再加上证券市场上“融资融券”制度的实施, 这些都为中国对冲基金的产生及国外对冲基金的进入创造了很好的环境。随着金融危机的渐渐退去, 在全球股市动荡中受到重创的对冲基金再度复苏回暖。据了解, 对冲基金正加快进入亚洲等新兴市场的脚步, 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的增长热点无疑也受到了对冲基金大鳄们的“青睐”。因此, 如何应对这些对冲基金在国内金融市场的活动, 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 就成为摆在中国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新课题。
一、对冲基金概述
所谓对冲基金, 即指“采用灵活投资策略, 力求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均可获取高收益的私募基金”, 尽管其本意是希望通过购买一种或几种实物资产或证券以对冲风险, 防范财富总量波动和损失, 但现实中对冲基金并不仅仅是实现财富的保值, 其主要目的是获取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
现代金融市场中, 对冲基金因为其组织形式、交易规模以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日趋明显。例如, 对冲基金可以提高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增加市场的投资品种, 增加投资的多元化等。但是更多的是对冲基金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 增加金融市场交易的潜在风险。虽然对冲基金的套利活动具有增强市场弹性的一面, 但其固有的高风险特性难以改变, 加之松散的国际监管环境, 对冲基金的风险聚合力难以估量。
二、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的必要性分析
1. 对冲基金杠杆操作放大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和损失。
杠杆操作是指对冲基金通过借款、保证金交易、回购、金融衍生品交易和卖空等手段, 在净资产不变的情况下扩大总资产的规模, 提高财务杠杆比率从而增加基金的盈利水平。杠杆操作虽然能够放大资产规模, 加强基金的盈利水平, 但是也放大了基金的风险以及所带来的损失。当市场向不利于基金资产的方向波动时, 对冲基金将要承担放大性的资产贬值和杠杆操作费用双重损失, 当损失比较严重时, 甚至会导致基金清盘, 从而导致投资者难以估量的损失。
2. 对冲基金的投机做空行为有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的非理性暴跌。
对冲基金在金融市场上通常用做空的手段进行证券对冲操作并通过市场下调阶段获取投资收益。为了达到获利的目的, 对冲基金会通过一系列手段甚至是一些非常手段使金融市场行情出现大幅下调波动和非理性暴跌, 从而通过出售看跌期权获取巨额暴利,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广大的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例如, 在2010年11月11日和12日, 国内外的对冲基金通过在11月11日狂拉中国石油 (SH;601857) 这个指数最大权重股而使上证指数在半个小时内就拉到2010年度最高点位, 临收盘15分钟内又大肆抛售中国石油等其他权重股使股指在15分钟内狂泻40多点, 从而造成股市恐慌, 使广大的投资者在未来的几天疯狂出货从而导致股票市场在五天内大跌347.86点, 指数跌幅高达11%, 股票市值蒸发数万亿, 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由于对冲基金是不受监管的机构投资者, 可以根据投资需要, 自主决定做空的品种、数量和时机, 因此对冲基金的做空行为很可能导致广大投资者被诱空的“羊群行为”, 从而导致市场的非理性暴跌。
3. 对冲基金操作的信息不对称。
为了加强基金操作的保密性, 对冲基金通常对外封锁有关基金的运行动态信息。这有利于对冲基金展开频繁的投资活动。但同时信息封锁也很可能导致基金经理为牟取私利创造条件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更重要的是, 信息封锁还使得中国金融监管当局不能及时掌握对冲基金的运作情况, 不能提前为可能发生的与对冲基金有关的金融风险做好准备。而由此造成的金融动荡的后果和破坏力及损失要比基金经理欺骗投资者要严重得多。
4. 当前中国对对冲基金还是监管真空状态。
对冲基金由于不是正式的注册金融机构, 其组织架构和投资者结构使其巧妙地避开了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强制性注册和信息披露的规定。因此, 在中国对冲基金行业存在着严重的“监管真空”, 这也是近年来对冲基金在国际上屡屡遭外界所指责的原因。
三、中国对冲基金监管措施
1. 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制度。
目前, 中国的对冲基金还没有合法地位, 所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与《证券法》中还没有对对冲基金的适用管理条款。所以针对对冲基金自身的特点和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 中国对冲基金监管立法应当遵循以下原则:第一, 规范原则。鉴于对冲基金的高风险性以及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对有关对冲基金的市场准入、运作、信息披露应该作出明确的规范, 使其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第二, 公平原则。适用于一般投资基金的监管内容, 如反欺诈、反市场操纵、禁止内幕交易, 以及关联交易限制等规定均应同样适用于对冲基金。第三, 平等原则。立法中应当遵循保证对冲基金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原则。一方面, 法律的监管在于保证基金投资者是合格的投资者, 确保投资者和发起人、管理人双方能力的均衡;另一方面, 合格的投资者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获得和对冲基金发起人平等的法律地位, 法律监管则应适当放松。第四, 鼓励金融创新的原则。立法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超前性, 既要注意保护投资者, 又不能管得太死, 以免扼杀对冲基金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2. 信息披露要求。
要求对冲基金披露更多的交易信息是最根本的和急迫的。对冲基金主要交易对象之一———金融衍生产品大多是一对一的场外交易, 合约内容千差万别, 交易原理复杂, 有时跨国家操作, 风险状况也各有不同, 同时存在相当大的现行会计信息不能体现的未来潜在风险, 这使得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可能超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解能力。所以在这一过程中, 市场的自身约束可能难以做到及时和有效, 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组织应当成为对冲基金监控的主体。会公开信息与投资组合, 但必须定期向投资者及基金监管机构披露信息, 接受其监管。
3. 对衍生产品杠杆作用的控制。
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应通过提高外汇、股票及其衍生产品交易的保证金和交易税金的方法, 提高掠夺性投机的交易成本, 降低衍生产品的杠杆率, 在危机时刻不失为一种有效控制市场的措施。
4. 加强间接监管。
避免监管活动对对冲基金的正常经营行为形成约束, 降低了操作灵活性, 因此, 各国普遍把行业自律以及间接监管纳入到对冲基金监管体系中。尤其对于中国来说, 对冲基金尚处于发展初期, 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把对冲基金扼杀在摇篮中。因此, 在制定相应法规的基础上, 中国应该把间接监管模式纳入监管体系予以整体考虑。为此, 要求那些与对冲基金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 尤其是商业银行应该加强内部风险管理, 并依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第二大支柱对这些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进行外部监督, 同时监控它们的资本充足率。
5. 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
除了构建中国对冲基金监管体系、审慎开放资本项目, 我们还应当积极参与各种国际协调与合作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活动, 谋求有利于中国对冲基金发展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性和扩散性等新特点表明, 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 一国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防御、应对来自外部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市场冲击波, 是比较困难的。加强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合作是抵御金融风波的重要手段。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大国, 应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活动,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金融协调与合作。
总之, 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有效的监管措施应对对冲基金的到来。对冲基金监管的立法目标, 应当是在协调公平与效率二者关系的前提下, 实现对冲基金监管现代化———鼓励金融创新与风监管的结合, 前者是实现现代化的前提, 后者是保证现代化实现的途径。而对冲基金监管现代的实质就是以风险为基础将监管“市场化”, 从而最终体现证券监管的宗旨———最大限度地保护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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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冲基金以投资活动的复杂性、投资效应的高杠杆性和筹资方式的私募性特点使得对冲基金风险与收益并存。本文针对对冲基金可能对投资策略产生危害的策略分析为突破口,以1992年对冲基金狙击英镑和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为实例,分析了对冲基金危害的产生过程,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措施。
关键词
对冲基金危害策略狙击英镑亚洲金融风暴监管
一、对冲基金理论综述
(一) 对冲基金含义演变
在市场上作结构性的买空卖空,在价格超卖时买进,价格超买时卖出,使投资得到“对冲”保护,并以杠杆借贷扩大盈利,使基金无论在升跌市中都为投资者带来利益,这是对冲基金的原始含义。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对冲基金已失去其初始的内涵,它已演变成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组织结合后以高风险投机为手段并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基金。基于最新的投资理论和非常复杂的金融市场操作技巧,充分利用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的杠杆效用,承担高风险,追求高收益的投资模式。
(二)对冲基金的特征分析
(1)投资活动的复杂性
近年来结构日趋复杂、形式不断翻新的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互换等逐渐成为对冲基金的主要操作工具。这些衍生产品原本为了规避风险,但因其高风险、高回报、低成本的特性,成为许多现代对冲基金进行投机行为的得力工具。对冲基金将这些金融工具配以复杂的组合设计,运用如买空卖空、套利、交易程序等交易手段,根据市场预测进行投资,在预测准确时获取超额利润,或是利用短期内中场波动而产生的非均衡性设计投资策略,在市场恢复正常状态时获取差价。
(2)投资效应的高杠杆性
图1对冲基金杠杆比率的变化
能使用杠杆比率经常是被看做对冲基金能够取得高额投资回报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其他金融机构也允许用杠杆比率,但在使用规模和程度上远不及对冲基金。从琼斯创建的第一支基金开始,利用杠杆投资来获得最大利润就成为它最常用的投资策略,它以极高的杠杆借贷在其原始基金量的基础上几倍甚至几十倍地扩大投资资金(参见图1),通过杠杆投资,对冲基金能够成几十倍的扩大资本金的影响力,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获取回报的目的。一个资本金只有1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可以通过反复抵押其证券资产,贷出高达几十亿美元的资金。
(3)筹资方式的私募性
对冲基金是私募基金,它将客户限定在几个老练而富裕个体,采取有限合伙的组织形式以避开监管追求高回报率。基金投资者以资金入伙,提供大部分资金但不参与投资活动,基金管理者以资金和技能入伙,负责基金的投资决策。由于对冲基金在操作上要求高度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其出资人一般在 100人以下,而且对其有很高的资金实力要求,每个投资者出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
(三)对冲基金业的风险和收益分析
(1)对冲基金的风险水平
人们常常认为对冲基金是高风险但同时收益颇高的投资品种,但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冲基金的波动率低于股票市场的波动率。标准差是衡量一个投资品种风险的最常用指标。过去10年间,对冲基金收益的标准差为7.8%,小于标准普尔500指数14.5%的标准差。我们可以看出,对冲基金的标准差仅为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半,也就是风险是其的一半。所以我认为对冲基金的风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它的风险还是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的。
(2)对冲基金的收益水平
在比较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投资业绩时,被广泛使用的对冲基金行业指数是Credit Suisse/Tremont对冲基金指数。根据该指数,从1994年1月到2006年6月底,对冲基金扣除业绩报酬和管理费后的净收益为259%,年均收益率为10.8%,稍微超过同时期标准普尔500的241%的净收益和10.3%的年均收益率,这也意味着对冲基金战胜了市场。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对冲基金的投资业绩要优于共同基金,但就整个行业而言,其收益水平并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高。
二、对冲基金的危害策略分析
(一)对冲基金投资策略的危害策略
(1)正向交易策略
利用现行价格决定的投资策略称为正向交易,价格上升时买,价格下跌时卖,与市场走势同向。当相关工具的价格下跌时,对冲工具也被抛售,就加大了市场下跌趋势,同样当价格上升时,买者越来越多,犹如火上浇油,使价格升势更猛。如果市场缺乏抗衡力量,就会增加市场波动。这种策略在1997年东南亚汇市冲击中,被指引发了正向交易效应,使动荡的汇市更为波动。泰铢在被高估的情况下不断抛售,使其迅速贬值,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亦被瓦解,
(2)“羊群”效应
这种行为,是根据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投资方法制定相类似的投资决策,而不是利用现行价格决定投资,投资决策紧紧跟随其他投资者的模式被称为“羊群行为”。事实说明,在很多情况下,对冲基金的确充当“羊头”,其他机构投资者包括银行和投资银行都紧紧跟随“羊头”的投资策略。基金经理有时也会相互模仿使对方迷惑,不能判别其正式的意图。特别是当业绩不佳时,他们会认为对冲基金的管理者更胜一筹,遂采取与其相同的策略,对冲基金在狙击有关国家货币和其他资产市场时,充当“羊头”,引发其他投机者模仿其策略,形成单项运动,迫使有关货币和资产货币贬值,加深了金融动荡,导致金融危机。
(二)对冲基金的危害性事件
已经被人们了解的众多对冲基金投资案例中,对冲基金对金融市场价格的扰动引起对实质经济和货币体系的破坏时,这些价格才会向对冲基金期望的方向持续地跌落。同时,被攻击的国家被破坏得越严重,对实施攻击的对冲基金越有利。其结果,是对冲基金与民族国家之间的一次财富再分配。这种行为导致的财富再分配,赢者的收入不仅以输者同等的损失,而且以输者更大的损失,以至其货币体系及经济机制的崩溃和失效为代价;从全球角度看,是一种净的福利损失。
(1)1992年狙击英镑
这是对冲基金扰乱金融市场的第一个著名例子。1979年,还没有进行经济一体化的欧洲先统一了各国的货币兑换率,但是欧共体内的成员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汇率波动很不一致。1989年,东西德统一后,德国财政赤字严重,经济强劲增长,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于是提高利率,带动马克坚挺。而1992年的英国经济不景气,增长缓慢,失业加剧,英镑相对疲软。这样,德国的高利息引起了外汇市场上抢购马克、抛售英镑等货币的狂潮。于是英国希望德国降低利率,但德国并不愿这样。于是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以5%的保证金方式大笔借贷英镑,购买马克。在此次行动中,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卖空了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了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净赚15亿美元,而该事件引起英镑在1个月内汇率下挫20%,英镑狂跌,宣布退出欧洲货币体系。
(2)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亚洲经济一派繁荣景象。但随着消费和投资不断膨胀,外国投资日趋上升,一些国家逐渐出现资本流动结构严重扭曲的现象。1997年1月初,量子基金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觊觎已久的泰铢发起攻击,大量卖空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降,泰国政府入市干预,但仅有300亿美元的政府终寡不敌众,弹绝粮绝,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期间,量子基金还对进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坡元等发起攻击,最终这些货币一一失守。从而引发了一场除香港外的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给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金融风暴让这些国家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发展成果化为灰烬。
三、对对冲基金的监管措施
很明显,对于在全球金融市场范围内流窜、寻求、等待、甚至蓄意制造机会,无论是从对冲基金的复杂投资策略还是它的各种衍生品投资工具取得较高回报率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对冲基金蓄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恶性炒作,扰乱金融秩序引发局部或全面性系统危机的角度看,都说明对冲基金的监管存在问题,各国及金融市场皆缺乏足够的法律条规和技术手段有效监管对冲基金的交易活动。为此,我认为对冲基金监管系统的构筑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和改进保护投资者、市场完善性、防范系统性风险法规
直到目前的监管法规架构,主要着眼于传统的金融市场或工具,对那些“另类投资”的对冲基金和其他高杠杆运用的机构却较少。这主要在于它们的私募性和在市场上的作用和地位一直以来并不突出。但近几年来,特别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对冲基金的危害性。
(二)监督控制金融稳定关键影响变量
(1)加强大规模对冲基金杠杆监控。
规模与杠杆结合是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因此杠杆监控机制的对象限于少量管理资产规模较大的对冲基金。具体而言,可要求所有管理资产规模10亿美元以上的对冲基金管理人统一定期披露杠杆率。
(2)加强对主经纪人对冲基金敞口的监督。
2006年秋,纽约联储发起首次国际大银行对冲基金敞口多边调查,参加者包括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OCC(美国货币监理署)、德国、瑞士和英国监管者。调查表明银行对对冲基金的当前敞口和潜在未来敞口相对于银行资本仍然有限。类似的多边复查应当持续进行形成惯例,并逐步提高频率。
(3)通过统计分析技术间接跟踪对冲基金交易拥挤情况。
交易拥挤是对冲基金对金融稳定的第三条威胁渠道,由于不实施强制披露制度,金融市场缺少关于对冲基金投资组合的公开或商业数据信息,为此需要运用统计技术采用间接方法来监测对冲基金交易的拥挤程度。
(三)改革现有国际金融系统,建立全球联防监管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合作监察对冲基金的经营活动
建立全球联防监管机制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多样化和多层次。就形式而言,可在有关国际机构内设立部门或专责小组,如在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内增设部门或小组,专责对对冲基金监管的研究和有关协调工作。唯有建立全球联防监管机制,才能在发生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前提供预警信号,发现问题;亦为其他直接和间接监管措施发挥效力提供条件。如果某一个国家和市场向汇市投机资本征收“托宾税”,那么这笔应在该市场进行的外汇交易就会流向其他交易中心,使“托宾税”无法发挥效力;但如果建立了全球联防机制,所有市场都遵守统一的规则,实行单一的税收,就能够有效地防范投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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