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变迁

散文的变迁（精选8篇）

散文的变迁 篇1

小的时候，一直是个男孩头，极短，连青白的头皮都清晰可现。长着一张圆月脸，穿得又极素净，总被不认识的人认为男孩。长到八岁，开始感觉有点不合时宜了，懂得点害羞，就蓄头发。蓄着蓄着，也就蓄起来了，有点像个女孩子。蓄长了，扎羊角辫，扎得高高的，翘翘的，中间一条格外白晰的路。羊角辫上，是红头绳，或者彩色胶丝，是那时走村串户的小货郎卖的。正前面两边，夹一着也是货郎卖的花铁壳夹子，路两边一边一个。这样一直扎到十一岁上初中。后来又不耐烦了。将头发剪短，前面留海一扎齐，下面齐耳根一扎齐――也就是五四时期流行的学生头吧。学生头，一直留到十七八岁，中专毕业。中专毕业进单位工作，又开始将头发削得更短，比男孩头稍长。十九岁时，城里流行烫卷发，我这个乡下丫头，也去赶了回时髦，将头发烫了，天啊，我这张圆月脸，一下子就老了十多岁，像是个三十岁的妇人。用我们宿松的话叫：丑得辣人，丑得哭，丑得不敢照镜子。可那时，又没有拉发技术，只有天天用热一毛一巾敷，试图尽早将头发敷回来。天长日久的，卷发就不卷了。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十几年，一层不变的，短头发。这个发型我们这里叫做“风凉头”。只要头发稍稍长一点，就嫌烦。必要去剪短。要是一时半会儿理发室的人没有空闲，就自己在家里操起剪刀对着镜子砍削。我那时买有一个削发器。也就是用削发器将头发削成不规则的长短。自己削，也常常能削得有式有样。之后，从2005年起，开始留长发。也不是故意留。是因为那次我出差去外地培训，一时进理发店剪头发，理发师没有时间，忙不过来，我又急着回家收拾行李，懒得等。就决定暂时不剪。于是头发就这样长起来了。等到培训回来，头发长得更长，齐肩了。也就慢慢懈怠起来。不打算剪了。头发就这样留下，在脑后扎个马尾。一直到今天。

头发既然留长了，再剪去，便需下天大的决心。再说，长头发，自有长头发的妙处。首先，看起来真是稍稍女人一些。再呢，啊，原来我也可以留长头发呀，原来长发于我，也不算很糟糕的.一件事呀。而且，长头发穿什么衣服，都感觉还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可以染，可以烫，长发飘飘，真的挺好。而在短发上做这些，效果总不尽如人意。留了长发，人看起来，也还是稍稍沾一点年龄的便宜。时常被人误读许多岁。

也时常有剪去头发之念。尤其天气冷了，头发长，难打理，梳到脑后，耳朵又冻。前些时候，曾暗暗下定决心要剪去这三千烦恼丝，还一个短发、清爽的我。终于，决心是白白下了。我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坚决不同意我剪去头发，我自己也是非常的犹豫。头发，就又这样留了下来。但剪短了些。总不能由着它长。它会长到比我还长的。那么长，可怎么好?我每天的时间，就只能去专心经营头发了。我又长得这样普通，我可不想因为头发长出名。况且，年岁渐长，发质也不是非常好，不像年轻时那么柔顺，何苦留那么长，自找烦扰?请理发师拉了一下，现在头发是清汤挂面了。可以披着，可以扎起。心情也无端地好起来，好像一切都理顺了似的。

散文的变迁 篇2

1 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作为媒介决定论的鼻祖, 伊尼斯以传播媒介为轴心, 以时间和空间为基本维度, 考察了媒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伊尼斯把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中国文明、中世纪与启蒙时代的兴替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技术形态联系在一起, 这一观点与人们惯常的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来解释历史的发展相比, 显得十分独特 (2) 。

作为伊尼斯思想的传承者, 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这个观点的核心思想是, 从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来看,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因此,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都开创了人类交往和社会生活的新方式。如果人们把媒介和媒介技术理解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内容, 那么媒介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巨大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3) 。

2 语言:人类传播史的钥匙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人类的诞生开启了地球的新纪元, 人类的声音打破了自然界的沉寂,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一步。在原始社会中, 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传播手段, 成为开启人类传播史的钥匙。因为语言的诞生, 人类得以在互相的交流中明确对方的意图, 语言的逻辑性推动了人类智力的发展, 语言的节奏和韵律逐渐催生出诗歌和乐曲, 语言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让人类产生思想, 语言的产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开端。

口语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大致从人类摆脱“与狼共舞”的野蛮状态、组成原始社会开始, 一直到文字的出现 (4) 。人类语言虽然完成了人类信息体内化到体外化的突破性进展, 但口语传播存在转瞬即逝、只能依靠人脑储存信息、只能近距离传播等巨大的局限性。伴随不断突破自身局限, 人类创造了文字,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里程碑。若说语言使人类彻底与动物区隔开来, 那么文字的诞生则促使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文字传播克服了口语传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的文化传承不再依赖容易误传的传说或神话, 而有了确切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3 文字传播:更高级的文明发展阶段

文字传播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陆续问世, 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也是古代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趋于成熟的标志。回顾我国封建社会, 唐中叶以后的“进奏院状”, 宋代的邸报, 清代的京报, 都是以文字推动了信息的上传下达, 完善了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传播体制, 成为一种媒介形式而推动了当时社会的发展。人们用文字记录历史、记录科学, 以文字为载体的诗书画卷, 使圣贤的思想广为传播, 开卷益智, 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史。

文字传播时代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但略微高昂的生产和传播成本也容易造成“洛阳纸贵”的传播障碍。我国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开启了印刷传播的可能性, 节约了书籍的复制成本, 德国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更加低廉便宜, 真正开启了印刷传播的时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不仅降低了书籍的造价, 使书本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 更催生了报业的发展, 使传播从小众走向大众, 开启了大众传播的新纪元。

近代报刊因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而诞生于德国, 逐渐从书籍中脱离开来, 成为以报道新闻、评论时事为主的传播媒介, 历经资产阶级政党报刊时代、独立报刊时代, 随着社会发展催生了廉价报纸。因廉价报纸的价格低廉性和受众的广泛性, 真正的大众传播时代由此到来。如今人们不会在乎1835年第二期《太阳报》记载了哪些新闻, 但是报纸作为大众传播的载体空前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使信息在社会中流通, 以文化教化受众, 以思想点醒受众, 催生了公共领域的发展, 带动了民间知识的传递, 报纸这种传播工具本身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讯息。

在报纸作为一种大众媒体在蓬勃的方展中方兴未艾之时, 电子媒介在技术的革新中随之诞生。1838年, 塞缪尔·莫尔斯发明了第一台实用电报机;1844年, 美国开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此后, 这种“闪电式的传播线路”迅速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通信网络。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 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讯手段, 而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介的通讯社, 也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5) 。电报技术的发明与大量应用提高了人类信息通讯的时效性, 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领域, 技术的发展再次推进了社会的变革。

4 电子媒介时代诞生与发展

若说19世纪是电子媒介时代的萌芽时期, 到了20世纪, 电子媒介则真正走向成熟。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电影、广播和电视逐渐诞生, 并迅速成为普通民众的主要娱乐方式, 进而成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世纪也是传媒发展的划时代时期, 尤其是电视的发展与普及, 彻底颠覆了人类社会漫长发展中形成的既定秩序。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 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6)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默里曾经这样描述了电视所带来的宏大的社会景观:“电视的经济力量是惊人的, 它对公共事件的报道也是如此。从50年代起, 电视由于报道新闻事件而拥有大量观众。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就职时, 约有6 000万人看到了他。……1962年, 约翰·格伦的第一次环绕地球轨道飞行吸引了1.35亿人凑近电视观看。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的消息传来时, 纽约市电视观众从该市人口的30%激增到了70%, 而在全国为之默哀的葬礼举行的几分钟里, 观众达到了93%。1969年人类第一次在月球上行走, 实况转播被发回到地球上时, 有1.25亿人收看了这一广播, 据估计, 由卫星网带给全世界各地的观众有5亿人 (7) 。

在电视出现以前, 从来没有哪种媒介形式可以如同电视一般, 拥有如此众多的受众和空前的影响。电视对于受众的吸引力主要源于它的媒介特性, 电视是人类众多感官的延伸, 通过影像、字幕、音声、画面与特效等多方面传递讯息, 给受众以强烈目击感、现场感, 使受众仿佛身临其境。电视不仅可以使人们获取新闻和信息, 同时可以提供给受众丰富多彩的娱乐和文化生活。电视的普及使人们每天的媒体接触时间由过去的几分钟提高到了每天几小时, 而且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 美国学者格伯纳主持的“培养分析”研究表明, 电视节目中充斥的暴力内容增大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环境危险程度 (遭遇犯罪和暴力侵害的概率) 的判断, 电视媒介接触量越大的人, 这种社会不安全感越强 (8) ;同一时期, 美国学者蒂奇诺在研究儿童启蒙教育电视系列片《芝麻街》对贫富儿童的影响中发现, 社会经济地位高者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 电视并没有缩小社会贫富阶级间的知识差距, 反而使“知沟”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更有学者指出, 伴随着电视成长的一代人更容易产生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体依存症, 即“电视人”为被电视的感官刺激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注重感觉而缺少理性与逻辑, “容器人”在电视的影响中内心世界类似于“罐状”的容器, 孤立而封闭。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和《娱乐至死》中提出, 电视打破了儿童与成人的边界, 带走童真的同时也使成人的言行趋于幼稚, 同时电视作为一种环境结构, 制约着我们的感觉、思维和表达方式, 我们思考、感知、讨论和表现身边的世界时, 不是站在传播媒介之外, 而是处在传播媒介的符号结构之中。 (9)

电视主导世界的几十年中, 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介, 深刻加快了人类社会变革的步伐, 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电视本身首先是一种传播工具, 本身不必然导致“社会之善”, 或者“社会之恶”, 只是由人类发明创造, 并由人类主宰其用途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并不仅取决于媒介的技术或形态特性, 但媒介技术本身为社会变革提供了充足的前进动力。

5 互联网媒体的腾飞

人类的智慧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传媒工具的更迭也不会因电视媒体的空前辉煌而停下脚步。电视媒体的发展尚未停止, 互联网就从“润物细无声”的科技进步中诞生, 如今已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汹涌的信息量与互联程度的加深, “内爆”使差异消失, 国界消失, 全世界在真正意义上联结成为“地球村”。互联网1.0时代, 是门户网站的全盛时期, 互联网的用户第一次品尝到自主选择媒体信息的喜悦, 而不再是传统媒体的传播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从门户到搜索引擎, 信息的流通空前透明, 用户从互联网上实现了“想要什么有什么”的媒体夙愿, 但庞杂的海量信息同时对用户充斥着迷惑, 互联网的公信度永远掺杂着真假难辨的质疑。直到2002年非典在中国肆虐, 传统媒体的集体失声意外赋予了互联网媒体渴求已久的社会公信力。互联网媒体本来就拥有信息快速传递、用户自主选择信息、海量信息等天然优势, 加之社会公信力不断由传统媒体向互联网媒体的偏移, 互联网媒体如虎添翼, 真正实现了在传媒史上地位的腾飞。

在互联网2.0时代, 技术的发展真正达成了用户与媒体之间的双向传播。博客、社区、贴吧、空间陆续为大众所追捧, 用户从单纯的受众转而成为信息的生产者, 从而一跃成为传媒工具的主人。百年间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追求的“传播权”“知晓权”“媒体接近权”突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了普通用户的手上, 新闻工作者“无冕之王”的地位黯然失色。

在互联网3.0时代, 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用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变迁。随着在线支付和物流的成熟, 电子商务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商品的价格空前程度的透明, 线下购物向线上购物的用户迁徙已经无可逆转;随着宽带的发展, 在线视频网站改变了人们的观影习惯, 用户不再死守在电视机前, 忍受漫长的广告, 苦苦寻觅心仪的电视节目, 不再为错过节目时间而懊恼。此时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传媒工具, 其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成为人类大脑的体外延伸, 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人类的基因中, 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牢靠地捆绑在了一起。

自2010年起, 微博的喷井式发展更是打开了互联网发展的新纪元。微博的传播方式真正代表了互联网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中, 用户可以畅所欲言, 可以与亲友深入互联, 可以与以往无法触及的偶像互动, 可以体验信息的快速流通, 可以参与各式各样新颖的活动……微博的意义也不仅限于此, 一个可以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平台真正赋予了其用户摇旗呐喊的权利。在这个平台上, 公知可以表达思想, 行动者可以集结同伴, 受害者可以呼吁救援, 政府可以与民众对话, 民众可以集结倒逼政策的改变。在微博的蓬勃发展中,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无法分割的, 但技术赋权下为个体组织赋权到社会赋权提供了可能, 关键问题已然是个人如何实现自我救赎与赋权。

近年来, 随着智能手机技术的成熟和普及, 互联网用户几乎已经完整的迁移到移动互联网, 非传统互联网用户也在社会的洪流中卷入移动互联网之中。APP (Application) , 代表着移动互联网与桌面互联网时代的区隔。互联网的入口之争由来已久, 从传统的门户网站到搜索引擎, 从社会化媒体到APP, 不同的入口模式代表着不同时代用户的核心诉求。用户可以筛选符合自身的需求与爱好的APP, 将手机真正打造成一个定制化的媒介平台与生活工具。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与互联真正做到了随时随地满足用户需求。微信的广泛应用, 使信息的随时沟通与分享成为可能, 同时也模糊了私人空间的边界;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交通工具, 使人们的出行更加便利;手机地图导航的高度智能化, 使出行路线更加精准;线上支付的便捷, 使用户脱离了现金的束缚;移动端电子商务使购物变得随时随地随心所欲;视频与音乐则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满足用户的娱乐需求;O2O的发展将用户与这个世界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智能手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工具, 更是人们与世界相连接的钥匙。人们身处在世界中, 却需要使用智能手机与世界深度互联。

6 结语

纵观人类传媒技术发展的史册,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 真正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具体传播内容, 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及其开创的可能性。同时科学技术又是与社会发展相互制约的, 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 而科学技术的每一次突破带来的都是社会发展速度的呈几何倍数的提升。而社会发展的背后, 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

诚然传播工具的更迭深刻带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但归根究底无论哪种传播工具站在历史舞台上时,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操控传播。科学技术、传播工具、人类社会、国家机器, 正如环环相扣的锁链,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互相拉动前行。

参考文献

[1]程曼丽.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60年社会变迁下的人情变迁 篇3

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的上层，那么人情则是社会的基础。从变迁这一角度看，社会是最易变化的，文化次之，最难变化的是人情。因为人情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最基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左右。

尽管如此，当人们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也会经历“文化震撼”的体验。这是因为感情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是文化与文化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情变迁既包括由于社会文化变迁而导致的表达形式的变迁，又包括其表达内容的变迁。

人情辨析

人情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话题。5000年前，中国孟子与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开启了人性善恶之争的先河。现代心理学把这一古老主题淡化为本能与养育（nature vs nurture）之间的争论，把人性善恶问题归结于一个养育实践问题。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情和国家、社会情操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情操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被称作政治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形式，这是古希腊思想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纂图互注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关于性和情的关系，《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非以心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这就是说，性和情密不可分，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表。从情之表现，可以发现性之本质。

人情分为亲情、乡情、爱情、友情和建立在各种人际-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情感。友情是社会的黏合剂，是它把社会构筑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

人情分为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当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相冲突的时候，个人情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情之取舍是检验小善与大善的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许多先进的仁义志士、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天下穷苦百姓得解放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情感和宝贵生命。

人情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当遭遇紧急情况或外部压力增大时，人情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关于群体反压效应的机制原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条是明摆着的：压力愈大，情谊愈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98抗洪、08战冰和抗震中，中国人的人情得到了超越和升华：由个人的亲情、恋情、乡情、友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

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敛、张、收、放取向上的变化。总的说来，传统社会，人性质朴向善、含蓄内敛，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往往质朴无华、率性而为；现代社会，人性贪婪向恶、张扬外放，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常常矫揉造作、文饰伪装。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关系亲密，人情味浓；关系疏远，人情淡漠。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是人际关系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淡漠化是必然的。正如现代必然要取代传统一样，交易法则必然要战胜人情法则。物极必反，当物的法则取得统治地位后，人的法则必然要强势上升。

人情，一般是指对人事的领悟和掌控的本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世人一般称呼其为“书呆子”。这里的“人情”，似乎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而那些浑身正义、原则性强的人往往被世人议论为缺乏“人情”。

我们所讨论的“人情”，似乎是具有一些积极动能的褒义词，至少是让人留恋的中性词汇。像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普遍产生的怀旧情感或思乡情绪，则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积极的伤感情绪。它像是陈年老酒，储存愈久，味道愈醇。

人情变迁

人情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伴随物，建国60年的人情变迁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人情正常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人情乖戾阶段（1966年文革爆发至1976年文革结束），第三、人情异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第四、人情复归阶段（2002年十六大召开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虽然有“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但总的来看，尚属于人情正常发展的阶段。正常发展的标志，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关系。向秀丽、雷锋等英雄人物辈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动人凯歌在神州大地唱响。

文革十年，造反成风，社会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普遍受到冲击，是人情乖戾的阶段。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乾坤颠倒、 纲常混乱、四维衰微、五伦败坏的时代，是人情味匮乏的时代。谁具有人情味，就会受到批斗。正常人所具有的人情，被所谓“阶级感情”、“路线感情”所取代。

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国从神圣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衡量社会成功的唯一标准的风气，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是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人情关系完全异化为金钱关系，人变成了只认金钱的经济动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开始了向人情复归的阶段。向人情的复归即向人性的复归，即向人的本质复归。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社会情操的形成是人情复归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有一个优点，就是危机时抱团，患难现真情。在1998抗洪中，我们见识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在08年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我们又一次体验了中华民族的真情流露。这种情感冲破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界线，回到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族缘”上，“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是最富有感召力的话语。

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于炎黄子孙，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是该团聚的时候了。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这种民族情感超出了政治的分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努力为台湾同胞拓展生存的国际空间。这种真情呼唤，感天动地，是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义的民族，不仅表现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对国际事务的担当上。对于公正国际秩序的渴望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忧虑，中国人民一点也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少。在处理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全球问题时，中国人民总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原则进行颇具人情味的处理。这是导致中国国际威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时代是新人文主义时代，是人性第二次解放的伟大时代。这次人性解放比第一次人性解放更伟大、更深刻。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官本位”和“物本位”，比第一次从“神本位”中解放出来更加困难、更加艰巨。惟其困难和艰巨，才值得认真去做，才凸显其伟大意义。

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埃莫森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者建立航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金钱拜物教在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要把人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人情政治

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排除人情政治的干扰。所谓“人情政治”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建立在特殊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时人称家族政治，古人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第二、是指建立在人情物化表现基础上的政治，所谓“时人交往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是也。

无论是第一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都是贪污之蔽薮，腐败之源泉。公职人员一旦陷入人情政治，就会置正义原则于不顾，把公权变成私权，公共权力就会变成某些人作奸犯科、谋取私利的工具。人情政治是与廉政建设水火不相容的，能否过好人情关，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

作为领导干部，要常怀为民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做惠民之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有律己之为，这是防止公权变成私权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社会控制贵在自律，只有自律，才能从源头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拒腐防变要从平常日用、人情世故做起，平常日用中彰修养，人情世故中显原则。

人情政治并不完全是贬义词。中国古代先圣，都是重视人情的。《纂图互注礼记》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老子对于人情提倡无为而治，他说：“绝圣弃智，民利万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抒情散文: 乡村的变迁 篇4

我年青的时候，怀着一腔求学的心，奋力拼搏，欲求闯进城市！

我是农民的儿子，浑身流淌着执着和坚毅的血液。同胞们的艰辛，现况的灰色暗淡，让我愤郁。多少次，几万遍，我内心深深呼唤：我要奋起！我要离去！我要离开这一一闭塞，保守，落后而贫穷的村庄！

每当年少的我在田间劳作，每当年少的我到山岭砍劈柴禾，不论艰难爬坡，还是颤抖下坡。当一身汗湿，浑身燥热，滴滴汗水流注，阵阵步伐艰难。我又痛楚着暗下决心，从内心深处呐喊：我要离开！我要逃离！

这是千千万万农民儿女的呐喊！这是多少农民儿女的心声啊！ 谁不向往美好的生活？谁不想住进高楼大厦？谁不想行走的是平坦，宽敞，明亮的大道？谁不想过的富足，幸福？

可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特别是我们家乡的偏僻乡村，晴天一地灰尘，雨季遍地泥泞。人们居住的房子既陈旧又狭小，村寨破败不堪。到处苍蝇飞，时时见老鼠，时闻乌鸦啼，麻雀满天飞。农民的耕作既原始又落后，不是肩挑手挖，就是牛犁马拉。人们起早贪黑，汗流夹背，也只能过着艰辛的生活。 农民的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就是学大寨时，也无多大变化。

农民的生活还会改变吗？农民能期待什么？谁来拯救农民？ 看天际深处，浮雲涌动，云层变幻！ 一声春雷，地动山摇，风卷残雲，掀涛激浪。八十年代，风雲突变，神洲焕发，举国在变，社会在变，农村在变！ 随着社会改革，各种思潮涌入农村。农民儿女有机会看到城市的富裕，繁华，有机会到城市发展，生存。

谁还想呆在乡村，谁不想跳出农门？！

也许是我强烈的`愿望感动上苍，也许是我内心的呐喊获得幸运女神的怜悯。八十年代，我如愿地走出乡村，成为工厂的工人，手里终于捧上了〞金饭碗〞。作为农民的儿子，我终于住进了高楼大厦，看到了炼钢的状观，听到了机器的隆鸣。我终于看到火车奔驰，飞机凌空······

我在宽敝明亮的街上漫步，我在多姿多彩的公园流涟。城市里的人穿作时髦，气宇轩然，满脸的自信和幸福······

也许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的宿求，也许是几十亿颗心的真诚期待，也许是农民儿女的呐喊震天动地，也许是政治家的智慧被神灵唤醒。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神洲大地掀起了巨大的改革风暴，沉睡的大地焕发了生机。转眼之间，许多乡村组织了建筑队，奔赴工厂，奔进城市。许多乡办工厂，乡办公司运应而生，农村的青年男女湧进城市去打工，去经商，去深造······

农田有了质的变化，被包产，被承包，被租卖。使土地更具价值，更富诗意。农民的住房也按规划兴建，有了崭新的衣装，有了现代的气息和活力。一排排，一幢幢的农家高楼在村庄呈现。宽敞的通道，完美的设施，优雅的环境··· 过去的脏，乱，差已一去不返，现代城镇化的新农村遍地开花。 时代进步了，农村变富了，神洲焕发了！变，使爬虫飞舞！变，使平俗神灵！变，不停地变，进步地变，科学地变。

变的富强！变的完美！变成光辉世界！变成中华盛世！

二千年跨过，这时你是农民的儿女，你也不会再如我当年那样，忧心痛喊。既使你是城中骄子，你曾有对农村的陋见，现今农村的改变也不能不使你惊叹！赞美！

看：多少曾破败的乡村变成富丽的村镇！多少曾羞涩的脸上，现在呈现着欢乐和幸福！多少曾坎坷，茫然的农家儿女，现在成为企业家，致富领头人···

蓝天白雲下，溪流碧草间，崭露出幢幢农民儿女的豪宅，大厦。乡间通途上，行驶着农民儿女的奔驰，宝马。

我深信，智慧而勤劳的中华农民，在现代中国，一定会创造出更美好，更和谐的生活！

变迁中的匠人散文欣赏 篇5

青砖石板，银杏树下，沉载了多少思念和游子归途，匠人一代代走向外面的世界，走到了时代的交汇点。

枯柴燃起，风箱推动，村落的炊烟在黄昏的陪衬之下，显得恬静而优雅，石匠仍在申村兴建的教堂屋顶忙碌，一排排依地势而建的新村落正在与这一新兴建筑融为一体，在村落的一角老婆婆正坐在板凳上，不断望着村口的方向。

村落里面那些没人居住的房子面临着拆迁与保留的难题，在村中有的人来说，土地的价值高于他所承载的价值，在许多古村落，曾经那个辉煌时代所留下的遗物成为现实中某些人所遗忘和舍弃的产物，时代在变，但又有多少人对于时代的初心没有改变。

“他们来了，又走了，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这是一位故乡游子的呼唤，我们所面临的是思想碰撞和文化洗礼的时代，当我们踏上走向城市的路途，发现楼越建越高，路越修越长，我们就像被当头一棒，哦，原来我所待的故土是多么的“渺小”……

儿时，村头的路口上每天都有小孩子看见父母从县城务工回家的呼喊，那轰轰的发动机声音却是最动听的，是童年最忘不了的乐章，现在，回到老家的时候，路两旁的大门都紧紧的关着，红色的铁门阻挡的不仅仅是以前有过的那种快乐，还有邻里之间的淳朴的感情，这种隔阂是这一时代所特有的产物，一栋两层楼房，旁边一间留存的小房子，只有两位长辈在那里带着小孩子，这种中国式的村居方式在农村是时代存留的特殊的印记，在外地务工，挺着烈日和冷酷的环境，为了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存在，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留存他们的声影。

之前，自行车是我们的交通必备工具，时常会出现掉链子的事情，在路过有些路口时，会被散落的圆钉扎破车胎，那时只得推着自己的车子去到修车铺了，老师傅年纪大了，但技术却一点都没有生疏，用着最简单的方法去做着，之后，一群毛孩子又兴冲冲的骑车去到处玩耍;现在，一扇木门已经彻底关上了，师傅已经老了，年轻人都改变了以前的生活习惯，现代化的交通，先进的维修技术，使这些曾经的工匠都走进了历史的舞台，一把许久没有打开的门锁，一扇厚重的木门，关上了，又开启了。

人的一生中，必须有一样，不以此谋生的`工作。还记得小时候，伯父在楼上有一间专门干木工的场地，传统木工家具是榫卯结构，家里的家具好多都没有现代的钉子固定的痕迹，从曾祖母坐过的摇椅到现在房间的板凳，都保持了原来简单而稳定的结构，虽然现在伯父的木工作坊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厂房，但在很多时候，伯父都喜欢拿起自己珍藏的工具箱，进行简单的家具加工，每当看到这种场景，都有一种回到以前的感觉。

“生活中所需的一切，曾经就在屋前屋后。那时的日子直接、新鲜，带着手心的温暖”。这是《匠人》中的一句话，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我们所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漫漫人生路，我们又有多少时间去珍惜，匠人，他们正视生活,用他们的双手托起了自己和他家庭的一片天。

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 篇6

公元前2XX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权衡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后，陈吴做出“举大计死国”的抉择。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一直到明末“闯王来了不纳粮”、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再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呐喊，以及中华大地上历次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5年漫漫长路，标语，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高层权力的宣示”，还是“升斗小民的呼喊”;无论是给学生精神食粮的“励志名言”，还是让人睹之色变的“计生恐吓”;无论是激情澎湃的“盛世警句”，还是温情脉脉的“文艺小清新式劝说”……标语，无疑都在属于它的特有时代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触摸历史的年轮，有太多的印记留给后人。标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符号，而这个符号，注定清晰地镌刻在各个时代的经脉上，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大学》版本的变迁 篇7

《大学》本是《小戴礼记》的一篇, 东汉郑玄曾为之作注, 唐朝孔颖达曾为之作疏。因此, 《大学》的内容应以《小戴礼记》所记载的为准。本来, 在《大学》被宋儒所表彰并抽出单行之前, 其版本根本不存在问题, 如现今保留下来的《礼记》注疏本、汉熹平石经本、魏正始石经本、唐开成石经本, 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 在宋代及宋代之后, 《大学》的版本问题却变化得颇为复杂起来, 根据李塨《大学辩业》的记载, 《大学》在流传中其改本不下十几种, 计有:宋代程颢改本, 程颐改本, 朱熹改本, 元代王柏改本, 明蔡清改本, 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 崔铣改本, 甬东丰氏伪正始石经改本, 葛寅亮改本, 王世贞改本等。各改本的编者皆呈私意, 对《大学》原文移缀颠倒, 重新编次。所以。邱汉生先生感叹地说:“《大学》一书, 遭遇如此, 在古书里实为罕见。”[1]

其中, 宋代以前, 《礼记》注疏本最古老, 也最流行, 后来被人称为《大学》古本。宋代以后, 朱熹在二程改定的《大学》版本基础上, 加以注释, 同时对其内容作出了补充和调整, 形成了不同于古本的新版本。新版本则伴随着程朱理学的显达而使朱熹的《大学章句》本最为通行, 也最为学者所宗。但与此同时, 由于理学内部因为学的工夫与方法的不同, 新旧版本之争也长期存在。这个争论主要是在宋代和宋代以后不断地进行着的。

在《大学》的经典地位逐步得到确立的同时, 宋代儒者对《大学》版本是否有误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 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第一, 《大学》中的八条目, 不应只有“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 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第二, 《大学》中的“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 不应没有释义。这两点疑问, 使当时的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 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但是, 迄今为止, 还找不到证据证明《大学》确实存在错简问题。

据考证, 北宋天圣五年 (公元1027年) 八月, 宋仁宗以《大学》赐新第进士王辰。后来, 登第者皆赐以《儒行》、《中庸》、《大学》等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记载司马光著有《大学广义》一卷, 是为《大学》别出单行之始。但这个时期还没有人对《大学》的内容提出质疑, 所以, 也就不存在版本的问题。

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的篇目有了争议, 认为存在错简, 因而二程对《大学》古本作出改正。最著名的《大学》改本是程颢的《明道先生改正大学》与程颐的《尹川先生改正大学》。二程的改本皆对《小戴礼记》中的文字次序有所调整。比如程颢将“《康诰》曰:‘克明德。’……为人子止于孝, 为人父止于慈, 与国人交止于信”放到开头第一章的后面。程颢将具有权威的《诗》、《书》、汤之《盘铭》中的引文置于其后, 是想证明“三纲领”的重要性, 而此句主要突出儒学内圣修身的重要性。而程颐则将引文放在了“大学之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之后, 这一段包含了“三纲领”之外, 还包括朱熹所谓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即《大学》的八条目。此三纲八目是一个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相贯通的伦理政治模式, 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程颐对此整体的强调, 说明他希望建构的是一种“内圣外王”理论, 即把内心的道德修养和外在的政治实践融合为一体的道德———政治哲学。后来朱熹肯定和继承了程颐这样的改动。此外, 程颐还将古本中的“子曰:‘听讼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与“此谓知本, 此谓知之至也”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更有甚者, 程颐除了改动引文位置之外, 还按己意擅自改动里面的文字, 那就是程颐将《大学》中“亲民”改为“新民”, “身有”改为“心有”。这样的改动在程颐看来, 主要是从前后文语句、内容的协调一致方面进行考虑的。如改“亲”为“新”字, 从后面的引文来看,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 其命维新。”都说的是“新”, 而没有“亲”的意蕴在内。另外, 郑玄对于“亲民”的“亲”字的解释为:“君子日新其德, 当尽心力, 不有余也。”[2]也说明了“亲”为“新”与本义更合。这样改“亲”为“新”, 自然可以保持前后语句的通畅、意义的一致连贯性。朱熹对程颐改“亲民”为“新民”, 也表示非常赞同, 他说“今亲民云者, 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 以传文考之则有据。”[3]总之, 二程对《大学》原本但凭臆测, 就据己意改正、编定《大学》, 虽说勇气可嘉, 却是一种不良的学风, 也为后来朱熹据己意编定《大学》章次, 并为之补“格物致知传”一章, 开了先河。可以说是二程也开启了《大学》版本篡改之先河。

二程之后, 对《大学》的专门研究多了起来。到了南宋的朱熹, 撰写《大学章句》和《大学或问》两书, 将《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讲义窜改, 而且指明了《大学》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所作。二程及其之后儒家学者们对《大学》的研究, 对于《大学》地位的提升和重视无疑具有积极地意义, 但是也使《大学》的版本问题复杂起来。

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 从二十岁就开始, 把北宋以来的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文本的解释作了几十年的钻研。他六十岁的时候在福建漳州作太守期间, 把这四种文本集合在一起, 从此就有了“四书”这个名号。对“四书”, 他自己有著作, 《大学》《中庸》的叫“章句”, 《论》、《孟》的叫“集注”, 合称《四书章句集注》, 后来更简单的称呼就叫《四书章句》或者《四书集注》, 后者更流行。“章句”就是分章、断句;“集注”是把前人对这个经典的注解集合在一起。当然这个收集不一定是求其周全, 他可能是经过选择的。比如, 《四书章句集注》主要是以二程、二程朋友以及二程的弟子、再传弟子的注解作为主要的收集对象, 所用的多是道学家、理学家的注释。

朱熹一生用功于《大学》几达60年之久, 他断定此篇是“圣人做天下的根本”, 是一般人“修身治人底规模”, 是“为学纲目”, “先通《大学》, 立定纲领, 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 去看他经, 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4]《大学》的地位在朱熹的心目中可谓天下之事, 唯此为大。因而, 刊定与注释《大学》也是朱熹用力最著的工作。从形式上看, 朱熹的《大学章句》将《礼记·大学》的内容划分为经传。由:“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始, 至“其本乱而莫至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 而其所薄者厚, 未之有也”, 此为经文部分, 朱熹说:“上经一章, 盖孔子之言, 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后的内容, 朱熹别之为传:“其传十章, 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认为:“旧本颇有错简, 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经文, 别为序次如左。”朱熹还对“传”文部分的编次加以调整, 并补写了“格物致知”的新传文, 以合经文部分“三纲领”、“八条目”的内容与顺序。

朱熹对《大学》格式的调整与内容的增补, 从儒家经学的传统上看, 实在是大胆与惊人的。然则, 朱熹之改经, 与宋代重视义理的学术风气有关, 更重要的是阐发自己格物穷理的理学思想的需要。此外, 对于朱熹来说,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这就是《大学》既分经传, 因此传文的调整与增补也可视为儒家后学弥补缺隙与发挥经义的正当之举。

朱熹的《大学章句》因《四书》在后世成为官方肯定的经典与教材而流传甚广, 几成为定本。虽然如此, 后世儒家对《大学》是否阙文以及朱熹的增补都曾提出疑义。王阳明对《大学》古本的恢复就是一个例证。王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 诚意而已。”在阳明看来, 格物是诚意之功, 致知是诚意之本, 止于至善是诚意之极。王阳明认为:“圣人惧求之于外也, 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反对朱熹对《大学》的改造, 主张“去分章而复旧本”, 恢复《大学》古本。王阳明与朱熹在《大学》文本上的分歧, 实际根源在彼此思想上的不同, 王阳明主诚意, 而朱熹强调格物穷理。

宋代以后, 先后出现了元代王柏改本, 明蔡清改本, 季本改本, 高攀龙改本, 崔铣改本, 葛寅亮改本, 王世贞等改本, 甚至还出现了甬东丰氏伪造的正始石经改本, 但是其作法的基本目的亦与二程、朱熹相同, 而其影响却是不及二程和朱熹。在此就不多作论述了。

对于《大学》版本的流传, 笔者认为在目前以保存时间最久的《礼记》注疏本较为可靠。当然, 待有与《大学》直接相关的新史料或新出土文献的出现之后, 其版本问题也可以再讨论的。

综观《大学》版本的变迁历史, 实际上存在的情况是:一, 学术发展的需要, 如宋明时期的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是为了发展和创新儒学;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如宋代儒家学者为了打造“内圣外王”的理论建构, 实现国家的富强;三是少数人为了个人争名夺利, 如明代的甬东丰氏伪造的《大学》正始石经本。但是, 关键在于, 不管是什么理由, 作为学者皆不应该对原有的版本任意改动, 以免给后人留下众多的疑惑。

参考文献

[1]邱汉生, 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2] (唐) 孔颖达, 礼记正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3] (宋) 朱熹, 大学或问 (卷上) [M], 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故乡环境的变迁 篇8

小镇东西南北均两华里，十字型街道直通向村外，街两边曾有两排阔叶杨，在我小时的印象中，觉的它们特别的粗，村头最粗的一棵树的树洞可以钻进几个小孩。一到夏天，浓密的树冠四下相连，只漏下一点点细碎的阳光。像是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这些树被砍伐了，从此直到今天想起印象中浓阴密布的街道，总觉得眼前的街道光秃秃地。后来，街上先先后后种了些其它的树，几乎都没有长成。前几年，又种了一种树，就是城市公园、校园里常种的一种树，长绿的，不高，站在村子里，有点不伦不类。

因为常年的雨水积累，很多村子周围总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这里也有，离我家极近，我对它无比熟悉。一般的池塘因为都是雨水，所以很浑浊，而且旱年就会全枯了。但那个池塘边上因为有几个活的泉眼常年注水，所以水质水量总是很好。这一池的水多少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因为这些年游泳的小孩少了，岸边的尖草都长在水里，长成了芦苇。岸边的几棵柳树，都更粗壮了，这池塘似乎比我小时侯见到的更好看了。池塘边上还有一片小树林，泉水从那里漫过。小时侯，这林子里一片水泽，长着很高很密的草，我们从不敢涉足。直到后来，水少了，地面干枯了，我们开始向里边"探险"，压平了很多草，折弯了很多树而今再到林子里，漫散的水没了，只剩下一条浅浅的小溪，草长的与别处没什么不同，树木粗壮了，却也因被人盗伐，稀少了。

如今，走出村子，最叫我遗憾的是两条从山上流下的溪水几乎干枯了，只有深处还有些水洼，一条涓细的水，断断续续流出来，只有岸边的水草和河岸的形状似乎还在诉说着曾经有过的美丽。我们曾习惯地称这两条河东河、西河。那时，岸边的草很深，树木也长地格外茂盛，有时一棵歪脖子树会横跨过小溪，洗衣用的，渡河用的大石头，叮叮咚咚泡在水里，水里也有很多鱼。河水干枯是因为后来上游山脚下的村子懂得了合理利用水源，修坝，把水引向了田地里。

曾经一出村口，有一条向北的林荫路，人们叫它大寨路，大概是农业学大寨的时候种的树，有二三华里，一溜整整齐齐的白杨树，笔直而高大，所以，也俗称通天杨，左右对称，几乎没有一棵受过人为的破坏。路两边就是庄稼地，玉米、葵花、粟子，是水田，作物总是长地很好。在路的尽头是一片很大的树林，树都不高，但很密，各种各样的树。站在林荫路上有一种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情。但如今村子住房的扩展，已经把那片水田和大寨路站去了大半，残断的一段路上还有些树，却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那片树林也有了一条铁路，一条公路横穿而过，林子里少了往日的宁静和幽深。

村子往北约六七华里，是山，习惯叫北山，往南，约六七华里是桑干河。过桑干河约十华里也是山，习惯叫南山。桑干河的命运与我们村边的两条河的命运似乎一样。在我小时侯的记忆中，雨季，它是浩浩淼淼的，只有大人才敢淌水，小孩是不敢靠近的，只有在旱季，我们小孩才能挽起衣服，在浅水处摸鱼、采水草，而今因为上游有了水利灌溉，平时桑干河几乎成了枯河，只有在雨季，才能流着些水。北山，我长大后知道它叫熊耳山，因为是石头山，所以山上只有灌木而没有乔木，但很雄伟，有气势，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屏障，给少年的我很多遐想。有时，我不知道是该为故乡喜还是忧。人们说靠山吃山，这山里，除了山脚下一个很小的采石场，没什么更好的矿物、石才给周围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但是这山，却因此而保持了山体的安然无损，采石场在一个山脚下开出的一片坡地，十几年来也没有什么扩展，所以，也不伤风景。

我小的时候，村边只一条101国道，如今却早有了大秦铁路，从这条路可以直通大同、秦皇岛、北京，宣大高速公路两年前也通车了，经宣化到北京，只需三个小时的路程。

这二十年来，故乡自然环境的变化似乎并不大，当然跟所有的地方一样，在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环境总是要多多少少受些影响。大河、小河都是受了水利灌溉的影响，人口、住房的扩张占去了田畴和林地，交通运输也占用了林地和田地。但总的来说，我的故乡的环境并没有致命的损害，而且基本没有污染源。实际上还有些是良性的变化。大概是十几年前吧，村外的荒野里种了防护林，大约是三北防护林的一部分。暑假里，我吃惊的发现，最粗的一些树已经有一围了。近几年国家又要求退耕还林还草，这一工程的实施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回报我们更多的风景。

政策的变化，最值得人注意。其实，对环境的影响，最大的，总是来自上层。听说当年村边连绵的树林和林荫路，正是农业学大寨时种的。桑干河的断水，正与水利的建设和利用有关。公路、铁路的建设带给人们许多便利和收益，但这些年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不可恢复的正是道路建设。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引导，中国农村似乎正经历着向两种方向上的发展。一类向城市化发展，另一类却趋向回归式的自然化。正如我的故乡这类农村，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离大都市较近，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保护完整。这种自然化回归化的趋势，主要受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影响。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例如，蒙古高原的沙化，沙丘向南移动，影响当地的发展，也直接影响北京、天津这些大都市的环境，"沙子都吹到人的眼睛里了"，于是，近几年，国家出台了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 城市生活空间拥挤，污染严重，工作压力大，于是，一种在周末到乡间、草原、山里小住几日的旅游方式渐渐开始成为都市人的选择。

而这两种因素的推动，必然会导致一种新型乡村的出现，它全部存在的依据就在环境优势。如果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类趋向城市化的乡村是以发展出与城市比肩的生活、生存方式为目的的话，第二类自然化的乡村，却始终是以从属于都市为其实质的。如果这是一种新型的乡村发展模式，那么，它是以都市文明为基础和依托。实际上已经有人把这种模式比做"后院"，很形象。有一个干净的后院，才会有一个干净的家，后院还的优美，以便你常常可以出来走走看看。所以，它是都市对空间环境的新要求，新拓展。

看看故乡，我觉地它恰恰具备了作这一角色的条件。离大都市不远，交通便利，从我前几段的描述可以看出，有些景貌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有的一些损坏，很多也还可以恢复过来。我熟悉的小镇如此，整个县的情况大体如此。

在一个经济文化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走向一条自然化乡村的道路，是类似我故乡的农村必然的趋势，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前途对她更好，但我祝福她。

当我在为家乡的风景赞叹留恋时，其实，我的心态已经是一个都市人的心态了，每个假期我只回去几天。所以，有一个问题也需要环境的设计者、决策者、保护者注意，我们可以把农村当作都市的后院，但不要把村里的人当作后院的园丁、仆役。让那里的环境保持一份原始的宁静与单纯时，也要让那里的人尽可能地获得与当代文明一致的文化、生活便利，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回报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