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共8篇）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1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期刊发展分析

摘要：《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是我国安全科学领域一本学术性、技术性比较强的科技期刊,定位于国家级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期刊,学术性与实用性兼顾.本文以～《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的有关统计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有关数据说明《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期刊涉及安全生产各个领域,作者所在地涵盖全国27个省市及海外3个国家和地区,在安全科学领域有较大的.影响;发文数量稳中有升,注意刊发不同领域和机构的论文,发展平衡,有稳定的发展潜力;基金论文多,期刊学术水平比较高;版式编排规范、标准,既注重刊物质量,也注意期刊的外在表现.作 者：姜秀慧 杨力 JIANG Xiu-hui YANG Li 作者单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29期 刊：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ISTICPKU Journal：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年，卷(期)：,3(2)分类号：X925关键词：《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统计数据 安全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2

所谓“核心期刊”,指的是刊载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有关的信息较多,而且水平较高,能够反映该学科领域最新成果(理论的或经验的)和最新动态,受到该学科领域读者特别关注的那些期刊。其评选的最大特点是量化评选,或者说是定量评选为主、定性评选为辅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选。

目前,我国权威性的、受到普遍公认和重视的核心期刊评选系统有两种:一是中文核心期刊评价系统。这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研制的。其研究成果汇编出版成《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版《总览》在全国涉及高等教育的5979种期刊中,共评选出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14种,《江苏高教》由2004版的第6名,上升为第5名。二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评价系统。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文献计量学研究室研制的。其研究成果汇编出版成《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该评价系统只涉及文科的学术性期刊,评价的重点是期刊被学术文献引用的情况。

CSSCI即“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是由南京大学研制成功的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CSSCI来源期刊评选同样遵循量化评选为主的原则,着重统计期刊文献的被引用量。CSSCI可为社会科学管理工作提供地区、机构、学科、学者等多种类型的统计分析数据,为制定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科研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目前,CSSCI来源期刊每两年评选一次,2008-2009年CSSCI来源期刊选定为528种,其中教育学科37种。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3

关键词：英文期刊;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国际化

目前，中国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外文学术期刊近500种，基本上都以英文出版，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近50种[1] （同时具有中文刊号和国际刊号）。与其他国家相比，国内人文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的发展起步较晚，速度较慢。例如，荷兰这个人口只有1675万的小国，其官方语言是荷兰语[2]，但是它的英文期刊超过了3000种，其数量是国内的6倍。2012年全球出版行业的前五强中，荷兰占据两席，即励德·爱思唯尔集团（Reed Elsevier）和威科集团（Wolters Kluwer）[3]。又如，同在亚洲的日本，其英文期刊也将近3000种，远远超过了中国和韩国。可见，在英文学术期刊出版方面，国内还落后于很多国家。本文将从办刊单位、办刊模式、国际检索收录等多方面对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学术期刊的基本状况予以梳理，并提出相关发展建议。

一、人文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的办刊单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日益兴盛，国内人文社科英文学术刊物逐渐发展起来。目前，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是英文学术期刊的办刊主力。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了5种英文期刊：China Economist（《中国经济学人》）、The Yearbook of Chinas Cities（《中国城市年鉴》）、China & World Economy（《中国与世界经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中国社会科学》）、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国内目前创办英文人文社科期刊最多的科研院所。

除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办刊外，国内出版社也主办了一些英文刊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起、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中国前沿”（Frontiers in China）系列期刊规模最大。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教育学7个学科门类，共7种，均为季刊，这也是国内第一个人文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群。除这7种外，还有19种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期刊，其中有7种已经被美国汤森路透公司主办的科学网（Web of Science）的SCI数据库收录。7种人文社科期刊中，除文学和管理学类两种期刊是2007年创办外，其他5种均是2006年创刊。创刊伊始，这些期刊以翻译国内学术期刊已经出版的文章为主;从2010年开始，各刊陆续转为整刊原发，只出版英文原发文章和部分中文原发的翻译文章。出版社办刊，既可以由出版社包办从内容到出版、发行的所有环节，也可以与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办刊，各自承担某一环节，如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中国经济学前沿》）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合作;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中国哲学前沿》）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合作;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中国法学前沿》）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合作;Frontiers of Business Research in China（《中国管理学前沿》）与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合作;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中国历史学前沿》）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等。由这些高校机构主要负责内容的组织和编辑，出版社负责后期出版、期刊推广、全线流程管理等。

当前，国内人文社科英文学术期刊无论是由科研机构办刊，还是国内出版社办刊，因限于国际市场的销售掣肘，大多选择与国际出版社合作。例如，《中国与世界经济》与美国威利-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Whiley-Blackwell）合作;“中国前沿”的法学刊与英国汤森路透出版集团（Thomson Reuters）合作，文学刊、历史学刊、哲学刊、教育学刊、经济学刊及管理学刊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合作;《中国社会科学》与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Taylor & Francis Group）合作等。但整体上，这些期刊销售的收入均不能抵偿办刊投入，很多都有较大的亏损，期刊运营主要依靠主办方的投入和政府项目的支持。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的办刊模式与国际惯例不符。国际上，学术期刊以出版社办刊为主，学会、高校和其他机构为辅。比如，美国的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ohn Wiley & Sons，Inc.）拥有期刊1600多种，2013年收入总计为17.6亿美元。其中，期刊收入占48%，约8.45亿美元;教育类SSCI期刊中有21种由其出版，约占9.55%。又如，塞奇出版社（Sage Publications）以出版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为主，期刊数量在500种左右。其中，教育类SSCI期刊有22种由其出版，占10%。这些国际出版社均累计出版相当数量的学术期刊，并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全球销售，以获取高额利润。而中国的英文期刊过于分散，不成规模，商业利润都被国外出版社获取，很难大规模发展起来。

二、人文社会科学英文期刊的办刊模式

国内现有的人文社科英文期刊或多或少地都采用了国际化办刊模式，组建国际化的编辑团队和编委会团队，并注意来稿作者的多样性。例如，“中国前沿”系列期刊的编辑团队就有多名海外知名学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许美德教授、美国得州理工大学历史学系王笛教授、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张旭东教授等，他们作为刊物的主编或编辑，直接参与文章的评审与决定工作，并为刊物质量把关。特别是这些学者在国际同行间和学术会议中对刊物的推介、约稿等工作，对提升刊物水准和国际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期刊的海外编委比例平均在60%以上，海外作者比例在50%以上，其中包括诸多国际知名学者，如历史学家埃尔曼、汉学家高力克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家对英文期刊没有政治审查，主要依赖主办方的学术和政治自觉，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海外学者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意识形态，论述角度和话语方面可能存在政治风险。

国内英文人文社科期刊主要以中国学术话题为主，所发表文章的作者大部分来自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在学科方面有较大差异，从研究范式到研究话题都有较强的民族性，话题偏重于本土特色。特别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与西方不够接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研究思路和论文写作方式与西方的学术规范体系有所偏差。这也造成我们的英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读者存在对话的困难。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 Group）曾经对中国国内某些英文期刊进行过专家评估，认为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中国人独特的叙事结构令其他国家的读者无法理解;二是大量中国式英语的使用，令读者不知所云。作为“世界语”的英语，是中国人的第二语言，中国人在语言上的先天劣势，在人文社会科学上表现尤为明显。自然科学因大量统一的术语和量化结构，降低了对语言本身的要求;而人文社会科学要解释中国本土社会、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等独特的经验，使得人文学科对语言的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有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编辑专门负责语言编辑加工。国内人文社科英文期刊的专职外籍编辑极少，有些期刊根本没有外籍编辑进行语言润色，有些期刊的语言润色环节由合作的国际出版社完成。

三、政府资助与国际检索收录

目前，国内英文人文社科期刊获得的政府资助主要是由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提供的。该项目设立于2010年，主要立足于学术层面，资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进入国外主流发行传播渠道，以增进国外对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推动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以提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目前，已经获得资助的期刊有：《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前沿”系列的人文社会科学7种期刊等10种。资助额度为每期约5万元人民币，每年年底均需接受评估和考核。资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刊物主办方的资金压力，可以通过资助遴选优秀的国际译者和编辑，以提升刊物语言质量。

国内英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被国际权威检索机构ISI收录的仅有5种，同时有国内刊号和国际刊号的仅有2种：其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社（Blackwell Publisher）出版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版）》，该英文刊1993年创刊，2009被SSCI收录，2013年影响因子是0.772，位于Q3的顶部;其二是2014年上海体育大学与荷兰的励德·爱思唯尔集团合作的《运动与健康科学（英文版）》。杂志主编章建成教授曾任上海体育学院院长，执行主编前国际生物力学学会由主席、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沃尔特·赫尔佐格（Walter Herzog）教授担任，创刊一年半即被收录。据美国汤森林路透公司的科学网（科学引文索引，包括SCI、SSCI、A&HCI三大权威检索）收刊人员反映，这与其国际化办刊和非常好的办刊主题有关，特别是其主题弥补了现有体育学在SSCI中的空白。

近年来，申请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科学网的期刊逐年增加，但是最终收录率不到10%，其中人文社科期刊收录率更低。科学网非常重视中国国内的英文学术期刊发展，负责收刊的原副总裁詹姆斯·泰斯塔（James Testa）每两年都会来中国专门听取一些刊物的介绍，并与办刊机构座谈。虽然国内期刊受到了很大的关注，但是整体收录率很低，特别是与港台地区相比。中国香港有8种SSCI期刊、3种A&HCI期刊;中国台湾有4种SSCI期刊、5种A&HCI期刊;而中国内地（祖国大陆）仅有5种SSCI期刊，没有A&HCI期刊[4]。最近两年，国内人文社科期刊申请科学网被拒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引用率过低，一般都排在现有SSCI或A&HCI学科期刊库中的Q4末位，这表明刊物的学术影响力不够;二是刊物的主题过于宽泛，不够明确聚焦，特别是人文学科。

四、国内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英文期刊的流失

因刊号申请困难，造成了中国国内一些优秀英文期刊的流失。国内人文社科英文期刊均需有国内和国际双刊号，国内刊号是指中国报刊的代号，是报刊管理部门为了便于报刊统计、管理而按一定规则进行编排的号码总称;国际刊号是指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是为各种内容类型和载体类型的连续出版物所分配的具有唯一识别性的代码。上述中国国内近50种期刊的版权或是由负责出版的国内出版社拥有，或是由主办期刊的国内科研机构拥有。国内有一些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的英文期刊仅有国际刊号，没有国内刊号，不计入中国外文学术期刊序列，也无法得到来自国内政府相关部门的管理与资助。比如，武汉大学易先河教授主编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中国国际法期刊》），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国际法学会合作出版，2008年被SSCI收录;中国农业大学经管学院主办的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中国农业经济评论》）于2010年被SCIE和SSCI同时收录;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经济学与金融年刊》），由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邹恒甫教授任主编，2008年被SSCI收录。这些优秀期刊都因没有国内刊号而无法得到国内相关部门的资助。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学术文献国际评价研究中心联合组织的“2013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2013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遴选工作，也不将这类只有国外刊号的期刊列入其内。目前，这类期刊数量很多，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高校和科研院所国际化的需求与日俱增，加上各类国际学术交流的推动，英文期刊数量增长很快，这些机构大多选择了直接与国外出版社合作，获得英文刊号。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黄荣怀教授2014年创办的Journal of Computers in Education（《计算机教育期刊》）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合作，只有国际刊号;《文史哲（英文版）》（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2014年与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了创刊号，也是只有国际刊号。这些英文期刊的流失，不利于中国对英文期刊的整体管理和资助，特别是一些优质的期刊资源纷纷流向了国外，国外出版社也通过中国学术期刊资源获取了利润。

通过以上对人文社科英文学术期刊发展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由于语言壁垒、翻译困难、缺少国际发行渠道、刊号申请难度大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国内人文社科英文期刊的整体发展规模过小，办刊机构分散，没有形成合力，绝大部分刊物尚未被ISI收录，国际学术影响力还需提高，不能满足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的内在需求。

因此，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层面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学术期刊规模和水准，进而提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学术影响力：一是期刊管理部门适当放宽英文刊号申请要求;二是成立相关部门或委托专业机构对现有英文期刊进行政治审查，并予以相应管理;三是鼓励出版社规模化办刊，对搭建数字平台予以资金支持;四是新刊的主题应聚焦于新兴学科、二级甚至三级学科、跨学科;五是加强对翻译和润色的资助，推动引进国际编辑人才;六是加强对刊物的推广，特别是文章对学者的直接推广，推动阅读和引用，提升刊物的学术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英文学术期刊基本状况调查[EB/OL].http：//news.cntv.cn/20110519/105630.shtml， 2014-08-11.

[2]荷兰概况[EB/OL].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content_446015.htm， 2014-08-12.

[3]2013年全球出版业50强收入排名报告出炉[EB/OL].http：//yingyu.100xuexi.com/view/otdetail/20130626/7105ee5c-d30a-44df-9cc2-f9da462f5703.html， 2014-08-14.

[4]诸平，史传龙.SCI（E）、SSCI、A&HCI收录中国期刊的最新统计结果分析[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2）：81-82.

《中国素质教育研究》期刊 篇4

国家级教育类学术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中国素质教育研究》杂志以“更新教育思想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办刊宗旨，奉行“立足教育，服务社会”的办刊理念，旨在引导、传播素质教育理念和素教管理经验等信息；本刊由中国素质教育研究会主办，是全国唯一研究素质教育的国内外公开发行期刊，被例为国家级教育类学术期刊、中文核心期刊（遴选）、全国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指定刊物

读者对象:广大教师，师范院校学生、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科研院（所）领导及热爱教育事业的社会人士。栏目介绍:

教育短章：卷首语、杏坛随笔。素教论坛：刊登专家、学者及一线科研人员对素质教育改革的看法、理性思考、素质研究成果、学术论文等。教学经纬：教改前沿、新课程新教材研究、教研集粹、信息技术、教学探索、德育话题、教师教育。幼教新苑：幼教视点、幼教关注、中西幼教比较、幼教理论与实践。基教驿站：红烛永照、教育史鉴、教育心得体会、基础教育实践和理论探讨。职教园地：职教视点、技能人才培养、就业与创新、职教－席谈。

高教天地：学术动态、高教信息、政策与管理、学科与专业建设、课程与教学、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教育时空：德育新视野、教育心理、热门话题、杏坛新语、治校治教方略、班主任在线、管理新思路。聚焦课堂：精彩一课、创新一得、名师教学经典、各科教学平台、课件制作、精彩教法例析、学法点拨。优秀教师：教坛新秀、头雁风姿、每期将评选出一位教师（在封二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展示教师风采照片）。名校风采：每期推荐一所优秀学校（在封底刊登学校简介、学校照片以及校长或副校长照片一张）。

专题研究：与教育教学相关的专题研究或研究课题。

主 管：中国素质教育研究协会

主 办：中国教育出版社

指 导：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中国教师协会

国际刊号： ISSN 1891-1908

国内刊号： CN 43-2276/G4

邮发代号：86-123 来稿方式：信箱：qklww163@163.com（注明刊物）

责任采编：赵编辑 q q ：523174340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有关财政财务管理制度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管理办法》，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用于促进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

第三条 每种期刊每年资助40万元，一次拨付。考核优秀或者经费缺口确实较大的，可适当奖励或增加10万-20万元。

第四条 资助经费划拨与期刊考核相结合。考核合格，拨付下一资助经费；考核不合格，停拨经费，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再行拨付经费；考核连续两年不合格，或有严重违规行为的，撤销资助。

第五条 资助经费纳入期刊所在单位财务统一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资助经费，不得变相发放福利。经费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财政财务制度的规定，遵循收支两条线原则，同时接受所在单位的财务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

第二章 经费开支范围

第六条 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经费开支范围包括：稿费、审稿费、翻译费、学术会议费、编辑培训费、印制费、数字化建设费、管理费等。期刊应当严格按照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支出经费。

（一）稿费：指用于支付作者稿酬的费用。

（二）审稿费：指邀请编辑部以外的专家审读期刊稿件支付的费用。不得向兼职编辑发放审稿费。

（三）翻译费：指用于译者翻译与期刊稿件有关文字的费用。

（四）学术会议费：指组织或参加旨在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办刊水平的学术会议、学术交流费用。会议费的开支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控制会议规模、会议数量、会议开支标准和会期。

（五）编辑培训费：指组织编辑人员（包括兼职编辑）参加业务培训的费用。

（六）印制费：指在期刊版面设计、印制过程中发生的打字费、排版费、设计费、印刷费等。

（七）数字化建设费：指用于期刊开办网站及网站日常维护的费用。

（八）管理费：指期刊所在单位为组织和支持期刊管理提取的费用，每种期刊每年不超过3000元。

第七条 除第六条所列费用之外的其他支出，以及所有在境外发生的费用，应当在经费预算中单独列示、单独核定，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管理与监督

第八条 期刊接到资助通知书后，按批准的资助金额编制经费预算，并根据要求填写回执，于规定时间内将列有预算的回执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凡无特殊原因逾期不寄返回执者，视为自动放弃资助，不再办理拨款手续。

第九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对列有经费预算的回执进行审核，批准后将经费拨付期刊所在单位。

第十条 期刊应当严格执行批准后的预算，原则上不应调整。确因需要进行调整，须按以下程序进行核批：

（一）预算总额调整，或者预算科目调整金额超过预算总额10%的，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

（二）预算科目调整金额未超过预算总额10%的，由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报所在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单列学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审批，并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备案。

第十一条 每一资助到期，期刊应编制经费决算表，并附上所在单位财务部门打印的经费开支明细账，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 获得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第十三条 所在单位不得削减获得资助期刊的原有办刊经费。

第十四条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每年以抽查方式，组织检查经费使用和管理情况，并适时开展经费审计，期刊所在单位应当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

省（区、市）社科规划办、单列学科规划办或在京委托管理机构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委托，对管理范围内的资助经费行使监督、检查和指导职责。期刊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和财务部门对资助经费实施跟踪管理，按财务制度要求，加强对经费预决算的审核，对预算的执行和各项开支情况进行检查，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本办法规定的，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期刊所在单位财务部门应当妥善保存经费账目和单据。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者，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书面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拨款、撤销资助等处理措施。

第四章 附则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6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简介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是苏州大学主办的综合性教育科学学术期刊。创刊于2013年12月，却可以溯源于中国第一份大学学报——1906年东吴大学创办之《学桴》。承接历史遗训，本刊以“慎思教育历史，创新教育理论，繁荣教育科学，助力教育实践”为宗旨，以“开放、创新、特色”为理念，立志于将自身打造成一份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成为业界专家学者发表新理论、新思想、新成果的学术园地与高端平台。

本刊开设的主要栏目包括“高端访谈”“理论前沿”“实证研究”“史海钩沉”“域外比较”“政策分析”“学术争鸣”“热点评论”“经典译介”等，欢迎教育科学各领域（包括教育基本理论、教育史、比较教育、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心理学基本理论与历史、教育心理学等）能够反映学科发展前沿、具有敏锐问题意识、运用严谨研究方法、体现学术思想深度的理论研究论文和实证研究报告，也欢迎关于教育热点、难点问题的讨论与争鸣系列论文。“百家争鸣”“和而不同”，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期刊 篇7

关键词：科学方法论,技术方法论,历程,研究前沿,科学计量,知识图谱

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走过30余年的发展历程,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显著的成就。对此加以总结和评价,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里以中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期刊文献为对象, 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 进行文献主题的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绘制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文献的知识图谱, 从而考察和探讨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发展进程、研究前沿领域及其知识基础。

一科学技术方法论的概念与研究数据来源

通常认为, 方法论或方法学 (methodology) 是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的知识体系, 方法论与哲学息息相关。如果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学问来看, 方法论又是哲学的研究对象或组成部分。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的关系也是如此。科学哲学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科学的哲学 (scientific philosophy) 即对哲学的科学研究;另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即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关于两种科学哲学, 可以用两本书名含有科学哲学的著作为代表:赖欣巴哈 (Hans Reichenbach) 的《科学哲学的兴起》 (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 一书可归于前者。赖欣巴哈声称以“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 导致“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1]。实际上, 他所谓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而成为科学的新哲学, 就是逻辑经验论。而约翰·洛西 (John Losee) 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一书属于后者, 该书把科学方法论作为科学哲学的核心和主题。在该书1971年第一版的序中, 洛西指出, “本书是科学方法观点发展的历史概要”和科学哲学一样, 科学方法论也存在两种:科学的方法论 (scientificmethodology) 和关于科学的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Science) 。前者指的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意义上的方法论。后者指的是科学领域方法的规律性学问, 至于属于科学还是哲学无关紧要。正如洛西所说:“业已指出的科学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区分不是截然分明的。这种区分是基于意向的不同, 而不是主题的不同。……而对科学实践一无所知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大可能对科学方法提出有洞察力的见解。”[2]

如果说科学方法论是探讨科学方法的规律性问题, 那么, 技术方法论则是研究技术方法的规律性问题。而科学技术方法论可以理解为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的总和, 这里把科学技术方法论作为一个知识领域, 不涉及它是否是一门统一的学科。

本项研究数据来源于我国两大权威文献数据库CNKI和CSSCI收录的期刊论文。CNKI中, 检索年份为1978—2010年, 同时考虑到研究论文的质量, 选择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作为期刊来源 (1) 。同时以CSSCI作为研究前沿及文献共被引分析的数据来源, 检索年份为1998—2010年。

依据上述方法论内涵的解读, 共遴选出“科学方法”等16个主题词, 并将其分为三类。1.科学方法论类主题词, 含“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论”、“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论”、“科研方法”和“科研方法论”;2.技术方法论类主题词, 包括“技术方法”、“技术方法论”、“技术开发方法”、“技术开发方法论”、“技术研发方法”和“技术研发方法论”;3.科学技术方法论类主题词, 在汇总前两者的基础上, 还包括“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方法论”、“科技方法”和“科技方法论”。对这些主题词进行篇名和关键词的精确检索, 得到相应的数据。剔除重复和内容不相关的数据, 最终得到CNKI收录的数据为4324条, 在CSSCI则得到447篇论文。

科学知识图谱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 是以科学知识为对象, 以可视化形式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3]。科学知识图谱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 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本研究运用科学计量学和科学知识图谱方法对上述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可视化分析。

二中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初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国科学社及其主办的期刊《科学》, 不仅致力于科学探索, 而且重视科学方法论研究[4]。我国最早的科学方法论文章, 是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之一胡明复1916年在《科学》上发表的“科学方法论”一文[5]。首任社长任鸿隽也先后在该刊发表文章[6,7], 对科学方法论颇有研究[8]。新中国成立后, 科学方法论研究是随自然辩证法而开展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编《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 (内刊) 1956年创刊号, 曾刊载许良英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问题”[9]等5篇有关自然科学领域方法论研究的文章, 在1957年第1—2期上, 也刊载了钱学森[10]和陈昌曙[11]等有关科学技术方法的8篇研究文章。可见, 在1978年以前, 我国科学方法论已得到关注, 但仅局限于极少数人的分散研究。

从图1可以看到, 自1978年以来, 科学技术方法论领域的论文发文量在波动起伏中缓慢增长。80年代中期曾出现增长的小高潮, 进入90年代每年发文已保持在百篇以上, 尽管90年代中后期曾出现小幅回落, 但在2003年之后又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依据论著文本分析和图1年度分布曲线, 可以将1978—2010年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历史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78—1991年) :形成范式到广泛普及。这个时期, 堪称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学术春天。从自然辩证法、科学发现实践、系统科学方法三个来源, 初步形成了科学方法论研究范式, 涌现出大批科学方法论的著作, 并逐步得到广泛普及。

1978年著名科学哲学家孙小礼组织和率领一批自然辩证法研究人员, 著述《自然辩证法讲义》, 首次把该学科分为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三大部分, 带动了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1980年首届全国科学方法论研讨会的召开, 促进了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繁荣。随着系统科学方法的引入和西方哲学对科学发现及科学认识的论争在国内学界受到极大关注, 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进入一个较为辉煌的时代。在国外理论研究的译介的基础上, 系统科学方法的哲学研究及其在多个学科领域的应用研究得到较快发展。与此同时, 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移植和应用研究颇受关注, 社会科学方法论也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12]。就科学方法论本身, 这一时期李醒民[13]、韩增禄[14]、刘大椿[15]和孙小礼[16]等学者都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

第二阶段 (1992—1997年) :不同范式的激烈竞争。20世纪后期, 科学哲学开始走入低谷, 而当代科学方法论也陷入重重困境[17]。尽管波普尔提供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模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然而就其预设主义特征而言, 二者大致是相同的。针对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严重偏离了科学史的实际, 库恩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出发, 提出了科学划界的“范式”标准。由于强调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 库恩将理论的选择和科学的进步看作非理性的, 而费耶阿本德 (Paul K.Feyerabend) 则先后在《反对方法》和《告别理性》两部著作中将非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极端。他采用相对主义的多元方法论, 从反对一切科学方法论出发提出了无政府主义方法论, 与其他一些学者对科学规范存在质疑, 使得标准的科学方法论面临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的新历史主义学派对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行了批判, 科学方法论研究出现了新的局面。进入90年代后, 我国学者也对科学方法论研究进行了历史、逻辑和哲学层面的反思。吴寅华回顾了20世纪西方科学方法论的演进, 指出在经历了预设主义的逻辑模型和相对主义的历史模型后, 逻辑与历史相结合的模型代表了科学方法论研究新的动向[18]。逻辑科学方法论被认为是科学方法论的正统流派, 同时从工具视角看又是科学与哲学的中介。沙青基于中西逻辑科学方法论发展史的分析, 认为在逻辑科学方法论上除了“整体性”观念与“分析性”观念的统一外, 还应注重现代逻辑和数学手段的研究[19]。王靖华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对逻辑和科学方法论进行了认真反思和新的概括, 说明了逻辑的本质与功能及其与科学方法论的内在关系, 并对科学方法论进行了分域分层分期及其交叉分析[20]。

第三阶段 (1998—2002年) :研究范式向多学科拓展。在前两个阶段, 社会科学方法论一直得到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各学科的蓬勃发展, 追求自身的研究方法论成为许多学科迫切的研究任务, 如管理学、教育学、体育学、法学和生态学。尽管如此, 这一时期我国科学方法论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 各学科追求本领域研究方法论的同时, 也存在“方法论”滥用的情况。而此时孙小礼发表的“科学方法论的一个研究提纲”一文[21], 梳理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层次和研究问题, 打破了理论沉闷的空气, 重新唤起了我国科学方法论理论探索的热情。她将方法论的研究分为各专门学科的方法论或方法学、概括学科部域的自然 (社会、人文) 科学方法论和哲学认识论高度上的一般科学方法论三个层次, 并着重对认识论范畴研究, 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探讨了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提纲。

国外, 索克尔事件所引发的学术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也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科学方法论的深刻而有益的思考。一方面有的学者从概念的内涵和历史出发, 对“两种文化”或“两种精神” (科学与人文)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尝试理解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所在, 努力寻找沟通它们的可能性[22];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在对后现代主义和极端思想批判的基础上, 对费耶阿本德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进行了建设性的评析和正名[23,24]。与此同时, 继对系统科学的哲学研究后, 国内对复杂性的哲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重视对其方法论层面的探讨[25,26,27]。

第四阶段 (2003—2010年) :技术方法论研究的崛起。进入新世纪后, 曾一度沉寂的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 在哲学界和科学界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是总结科学方法论的演化历程和最新进展, 深入探究科学方法论的特质与功用, 从整体上架构科学方法论[28,29,30];二是对20世纪末论争中所着眼的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理性原则、规范性因素和与科学史的关系以及相对主义继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新的认识[31,32];三是随着复杂性的科学层面和哲学层面研究的深入, 对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显性话题[33,34,35], 方法论层面对其他学科和科学实践的指导意义使得复杂性科学更具有生命力。此外, 国内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努力突破理论上的中层位势, 既寻求更高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 又扩大其在各社会、人文学科乃至交叉学科的指导作用, 使得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由危转机[36]。

有关各技术学科领域一般性研究方法或方法论的研究文献在这一时期激增, 到2010年技术方法文献与科学方法文献持平。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科和机械工程学科因其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紧密关系使得这两个领域的技术方法论研究更为突出[37,38]。尽管如此, 类似TRIZ这种多个领域可应用的技术发明与创造方法体系并不多见, 哲学层面的技术方法论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然而, 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技术不断提升其价值, 进而提升技术生成及其转化的能力和技术本身的知识含量, 对于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尤其是哲学理论对其的渗入也就显得更为迫切。

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题文献研究前沿领域的可视化分析

何谓研究前沿?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 (D.Price) 在其名作《科学论文的网络》中有一句名言:“参考文献的模式标志科学研究前沿的本质。”[39]陈超美综合前人看法, 认为研究前沿是正在兴起的理论趋势和新主题的涌现, 由形成引文网络的各聚类的最新施引文献所体现;而引文网络本身则是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40]。依照陈超美的定义, 笔者运用其编制的Cite SpaceⅡ信息可视化软件对CSSCI数据库下载的447篇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 以展示和探索这10多年科学技术方法论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前沿。

(一) 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分析

引文网络分析是通过一个知识领域内共同被引用的参考文献之间关系, 来分析该知识领域内外的结构关系和共性规律, 进而揭示出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图2是科学技术方法论主题文献的共被引图谱, 节点连线所构成的聚类的颜色, 与图谱上方色带相一致, 表示各聚类形成的年份。各个聚类之间由一系列节点论著链接起来, 形成知识基础间的流动。

图中还存在若干孤立的聚类, 它们之间断链而成为共被引网络中的“结构洞”。在两个断链的文献聚类之间找到链接的桥梁, 填补上“结构洞”, 就意味着创造了新方法、新观点、新技术, 构成新突破。如将格莱莫尔 (C.Glymour) 的科学确证思想与科学隐喻研究结合起来, 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 再如将其基于贝叶斯模型对证据效用的探析和质性研究或统计方法结合, 也可能会产生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由于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文献往往引证经典著作, 使得专著也常会出现在共被引网络的关键节点上。这些节点论著不仅构成学科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 而且成为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正如库恩所说:“科学教科书和经典名著是科学的重大转折点。”[41]如表1所示, 10多年来我国科学方法论研究的知识基础绝大多数是学术专著。

(二) 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前沿的聚类标识词分析

对图2的参考文献共被引网络进行特征词的自动聚类和标识, 探察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领域的前沿。这些聚类标识词是从形成聚类的施引文献即我们所下载的研究文献本身 (文献的篇名、摘要和关键词) 中提取出的, 而TF/IDF提取算法的应用又保

证了提取结果的准确性。经过阈值的调试, 发现这447篇文献提取出大约60个特征词是比较合适的, 既能保证词组的数量足以反映研究领域同时又不至于太多太散。这些特征词及其所聚类形成的8大知识群, 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主题文献的主要研究前沿 (表2) 。

科学确证与逻辑方法论知识群主要包括科学推理、证据规则和归纳演绎等逻辑方法层面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张大松教授在该领域做了深入的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逻辑与历史研究即对科学方法论本体的逻辑模型和历史模型进行反思和进一步的认识, 可以说是科学方法论的主流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方法论是我国学者在方法论领域的特色研究, 在对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有指导意义的同时, 对其本身的探讨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突破口;学科研究方法论属于方法论体系的中间层, 主要探讨各学科的一般性研究方法, 其中对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领域研究方法论的探讨是个不衰的话题;专门学科的方法论或方法学研究属于方法论研究体系的“基层”, 涉及社会学、教育学、体育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多个学科, 一方面指导着本学科的建设和科研发展, 另一方面也滋养着方法论的中层和哲学层研究。

复杂性科学是在系统科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而系统科学因其研究对象之“高”和“复杂”以及学科应用的广泛性, 自引入后就得到国内各学科领域的关注, 并成为科学技术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域。复杂性范式的兴起[42], 更是对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本体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基于复杂性思维范式的复杂性方法论, 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外在复杂性和内禀复杂性, 并以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对其进行简化描述。对系统科学的科学哲学研究[43]和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将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前沿。

科学隐喻的本质意义在于将一般的隐喻理论用于科学理论的具体解释和说明中, 由此形成一种科学解释的方法论思想[44]。语境论是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 具有方法论的横断性[45]。隐喻理论与语境论能够很好地反映“话不言尽, 以他喻之”的语言修辞和表达现象, 而本身具有的方法论特征, 使其上升到哲学思维层面, 揭示了其特有的科学认知功能。以郭贵春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山西大学研究团队在科学隐喻和语境分析方面的研究已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46,47], 正构建起中国本土的科学解释和方法论研究学派。

对于技术认识论和技术方法论领域, 除了由TRIZ等技术方法体系催生出的研究外[48], 其他还多只表现为各具体学科技术领域的方法研究, 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价值提升的要求以及科学方法论研究的蓬勃发展很不相符。事实上, 除了前文所述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和陈昌曙的研究外, 80年代国内学者对技术方法论也有过专门的研究[49,50]。通过现有文献的深刻解读, 设想我国的技术方法论可以有这样两条研究进路:一方面可从技术及技术系统本身的属性、结构和功能出发, 实现从技术认识论到技术方法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从专门的学科技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与信息、机械工程以及环境监测等领域总结出一般性的技术研究方法, 加以科学方法论思想的移入, 上升为技术的方法论。

四结论与展望

基于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内涵界定, 获取相应的主题文献数据, 运用科学计量学和知识可视化手段, 探讨了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前沿领域及其知识基础。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伴随科学的春天到来而迅速兴起, 走过30年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形成基本范式而蓬勃发展, 90年代发生同后现代科学思潮的范式较量, 世纪之交向多学科广泛渗透与拓展, 进入21世纪技术方法论研究崛起并与科学方法论复兴并驾齐驱。科学技术方法论主题文献的知识图谱, 展现出10多年来我国科学技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以60个特征词为内容所聚类而成的不同特点的8大知识群成为主要的研究前沿。

一本期刊的“中国梦” 篇8

2000年1月1日，迎着新千年的晨曦，《中国新闻周刊》在对中国未来抱有信心和责任的中国新闻社人手中面世了。13年过去，《中国新闻周刊》从一个呱呱落地的新生儿成长为一个全媒体综合性传媒集团；拥有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韩文版、意大利文版、英文南亚版共6个版本的杂志和两个网站；在中国传媒市场拥有一流的品牌影响力和传媒资源整合能力。

回顾过去，《中国新闻周刊》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起，见证现实，记录历史，参与推动了中国的进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阔的变革、进步大潮中，《中国新闻周刊》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迹。

如果要问，有什么财富是这13年里我们一直善自珍重、不懈坚守的？可以骄傲地说，我们一直矢志不渝地坚守着一份期刊、一群媒体人对自己心中“中国梦”的追寻。

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在谈到“中国梦”的时候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在64年前的1949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夕，27岁的美国记者西默·托平在决定中国走向的淮海战役战场上见到了一位干部。在托平笔下，此人“自1936年以来一直在解放军的队伍中任职，这期间只见过他妻子和家人一面”，而这位干部在托平的笔记本上的留言则是：“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幸福，我们愿和我们的美国朋友一起战斗到底”。

“民主”“自由”“幸福”，正是60多年前那些为了新政权抛头颅、洒热血的先哲、先烈、先人们对当今中国的梦想。

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有着自己的立场、思考和利益，是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新闻周刊》视自己为他们的代言者。我们一直秉持着旗帜鲜明的媒体立场和价值观，这就是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科学、开放。

如果天佑中华，我们在21世纪的中叶达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那时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该是什么样子？

那时的中国，首先应该是一个自由的中国。每个共和国公民的个体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在法律的保护和规范下，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为了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在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之际，写下了封面故事《自由中国》。

那时的中国，还应该是一个民主的中国。民主政治将成为中国根本的政治生活形态。自身权利觉醒的人民，用手中神圣的选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用封面故事《都市中的民主“麻烦”》和《新中国60年之民主中国》记录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足迹。

那时的中国，还应该是一个法治的中国。法律作为规范我们一切行为的基本准则，得到广泛、无差别的遵守。没有哪个个人、群体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从2003年的《孙志刚死亡真相》到2010年的《立法流金岁月》，以及2011年的《李庄案庭审直击》，我们在中国法治进程的关键时刻，恪尽媒体职守，留下了《中国新闻周刊》的立场和声音。

那时的中国，还应该是一个遵从市场经济法则的繁荣的中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个自然人、法人，无论它是国有、民营、还是个体，都拥有平等的创造、积累财富的权利和机会。从2003年的封面故事《亿万富翁孙大午涉罪调查》到2010年封面故事《“被消失”的中产》，留下了我们的忧思和希望。

那时的中国，还应该是一个科学的中国：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011年，群情汹涌的大连PX事件中，我们用特别报道《PX的真相与假象》传递了周刊不随波逐流，科学、理性的媒体立场。

那时的中国，更应该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中华民族会有足够的自信和胸怀，去拥抱、学习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排外、极端民族主义在这片土地上将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我们作为一个骄傲的中国人的同时，还是世界的公民。2005年封面故事《在战胜国的荣耀下》、2009年封面报道《开放的中国》，持续不断地传递着《中国新闻周刊》理性、开放的国际观。

自由、民主、法治、市场、科学、开放，这样的中国，才是我们值得期待、值得为之奋斗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