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政策对比(精选7篇)
目录
一、前海与上海自贸区介绍
二、前海与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相关制度
三、前海、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主要内容
四、两地跨境贷的对比
五、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使用模式
六、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使用模式
一、前海与上海自贸区介绍
1、前海
前海,约15平方公里,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前海更多的是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我们支持香港繁荣稳定,同时探索现代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试验。
2、上海自贸区
上海自贸区(PFTA),29平方公里,是中国政府设立在上海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园区。国际传统自由贸(FTA)是多国一起玩,游戏规划共同制定;而这种方式是自个在玩,游戏规则自个制定。
推出的背景
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力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全球贸易和服务业规则,围猎中国制造和金砖五国。本届政府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进而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在全球货币竞争格局中的地位。
二、前海、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相关制度 前海政策: 上海自贸区政策:
三、前海、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制度主要内容
前海:根据《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实施细则》,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上海自贸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该项政策,前海国开资产总结,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
前海国开资产小结:我们从两地以上制度对比可以看到,前海及上海自贸区两地跨境人民币制度在多领域竞争与重合。前海最早在2012年实行跨境贷款制度,2014年稍具先试先行的经验与规模后进而推行更多的跨境人民币制度为前海区内的企业服务。上海虽然起步晚,但是相关制度推动的速度快,力度大。
四、两地跨境贷的对比
1、使用范围不同
前海:规定只能用于前海开发与建设。关于这一点,以前海融资租赁企业为例,跨境贷的款项是用于融租公司的自我经营等,经营项目如果是在外地的,也是可用的。实操案例可参考前海融资租赁跨境贷款第一单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上海自贸区:
1)区内企业、区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跨境人民币资金,只能用于区内或境外,包括区内经营、区内项目建设、境外项目建设等。
2)区内银行从境外借入人民币资金须进入实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在区内使用,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
前海国开资产认为,上海自贸区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自贸区即是境外的制度核心决定,境外借入的人民币资金最后只能用于自贸区内建设。
2、利率与期限不同
前海:贷款期限由借贷双方按照贷款实际用途在合理范围内自主确定(可以是1年,也可以是1.5年,也可是其它,双方自由商定)。贷款利率由借贷双方自主确定(目前利率在4%-5%之间),在贷款发放前向人行备案。
上海自贸区:借用期限固定1年(不含)以上,借贷双方不能自由商定。
3、使用资金规模不同
前海:前海跨境贷无额度限制。政府没有管制,但具体额度由境外金融机构根据市场决定。
上海自贸区:
1)区内企业跨境贷上限不得超过实缴资本*1倍*宏观审慎政策参数
2)区内非银行金融机构跨境贷上限不得超过实缴资本*1.5倍*宏观审慎政策参数
前海国开资产注明:宏观审慎参数是由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设定,可根据全国信贷调控的需要灵活调整,目前为1。虽然该项制度,上海自贸区的不如前海开放,但是自贸区内企业外债借款额度不像区外受到投注差限制,优于区外企业(“投注差”是指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
4、不得投资领域相同
前海: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不得用于委托贷款,不得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购买非自用房产。
上海自贸区:不得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包括理财等资产管理类产品)、金融衍生品,不得用于委托贷款。前海国开资产总结:上海自贸区、前海跨境人民币制度中关于跨境贷方面的政策,目前,前海从资金使用范围、资金使用规模、利率、期限、经验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是明显的。
五、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使用模式
自贸区人民币政策能做什么
进一步简化了人民币跨境使用流程,能为企业主要做四件事:贸易结算、实业投资、境外融资、证劵投资。目前已有超过220个国家或地区接受人民币。
1、支持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
适用对象:自贸区内的企业及个人、境外个人
区内个人及企业经常及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结算流程简化,规定了个人以人民币结算的经常交易的范围。
只要客户在承诺真实的贸易或投资交易背景的基础上,只需凭区内机构和个人提交的收付款指令,即可直接办理相关业务。不必亊先得到审批部门的同意,属于负面清单管理范围内的业务除外。
优点:流程简化,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体从企业扩大到了个人。
2、试验区人民币境外借款
适用对象:自贸区跨国企业、融资租赁企业
区内的企业可从境外借用人民币资金(不包括贸易信贷和集团内部经营性融资)
举例一:
如果A公司有境外项目投资,A公司可以在自贸区内成立1家子公司,如果想获得境外金融机构的跨境人民币贷款(境外资金低于国内银行的利率),为其提供担保,可通过自贸区内的子公司向境外金融机构申请跨境人民币贷款。借用期限必须1年以上。
借款资金规模的上限< 实缴资本*1*宏观审慎政策参数(宏观审慎政策参数由人民银行设定,目前是1,基本就是实缴的1倍)
优点:借款利率低于国内银行,境内外市场形成互通。
缺点:虽然借款的额度不受投注差限制,但目前借外债额度为1倍的实缴资本,并不是想用多少就能用多少。抑制了套利的空间。
举例二:
上海自贸区的融资租赁企业跨境人民币借款与前海一样具备可用于区外的可能。
3、试验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适用对象:在自贸区内有成员的跨国集团企业
其业务的实质是企业以区内账户为主账户,实现境内人民币资金池与境外人民币资金池内资金的双向流通。
(1)账户要求:区内平台企业,可开立一个人民币资金池主账户,专门与境内外成员公司进行对接。
(2)双向额度:暂无限制,应与集团成员自身生产经营需要的规模相匹配。(3)资金使用:通过上存、下划方式,资金池内资金在成员方间,自由划转。
案例(不限于该模式):
如果一集团公司想要开拓海外业务,可以在自贸区内成立一家公司,同时纳入资金池管理,然后在需要拓展业务的国家注册一家公司,同时也将海外公司的账户纳入资金池管理,这样在初期可以通过资金池对海外亊业进行支持。
首先可用人民币对境外的子公司注资,省去人民币兑换成外币的步骤及汇率风险。其次,当海外公司出现资金不足时,集团公司可以通过双向资金池,运用自有资金给予子公司支持,解决了集团公司有钱,境外子公司还得借钱的难题。
优点:便于集团公司走出去。6月11日最新政策上海自由贸易账户FTA账户允许开立,这一账户与境外公司的资金汇划将基本不存在任何障碍,人民币外汇肯定允许,外币汇划也被允许,减少不同币种汇兑产生费用的可能。缺点:区内企业主账户不得与其他资金混用。
4、试验区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
适用对象:在自贸区内有成员的跨国集团企业
区内企业可开展境内外关联企业间的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是跨国企业处理集团内应收应付款项的高效操作方式。
境内外关联企业包括集团内以资本关系为主要联结纽带、存在投资性关联关系的成员公司,以及与集团内企业存在供应链关系的、有密切贸易往来的集团外企业。
优点:跨国企业可以合并和抵消一定时期内的跨境人民币收支为单笔收支交易。进一步提高资金运用和结算效率,降低资金头寸管理成本,同时亦可帮助企业降低外汇风险。
六、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模式
1、前海跨境人民币现状
2012年,首批前海注册的前海控股、顺丰电子商务、粤海全球供应链等15家企业,获得20亿元的人民币贷款。首批参与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的15家银行为:汇控、中银香港、工行(亚洲)、恒生、交行、农行、中行、国开行、渣打、东亚、南洋商业银行、大新银行、中信(国际)、永隆银行和招行。
2013年,第二批前海注册企业获得跨境人民币贷款约150亿元。2014年,前海将会有500亿元跨境人民币额度。
2、业务模式
“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是指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从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以下称借款企业)是指在前海注册成立并在前海实际经营或投资的企业。不同银行产品不同,不同行业业务模式也有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2.1前海一般行业的跨境贷模式
模式一:借用法人股东现有授信额度
法人股东分割其在银行现有的授信额度给企业用于跨境人民币贷款使用,并且法人股东须提供担保。该操作方案的前提为法人股东现有授信银行和企业申请跨境贷的银行必须为同一家银行。
模式二:银行承兑汇票质押
企业提供其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给银行,银行授予其不高于银行承兑汇票有效评估价值的授信额度用于跨境人民币贷款。(按照现有银承贴现利率7%左右,按照跨境贷综合成本5-5.5%左右,直接降低企业成本1.5-2%)
模式三:资产抵押/质押
企业提供房产、有价证券、其他资产等抵押或质押给银行,银行授予其不高于抵质押品有效评估价值的授信额度用于跨境人民币贷款。
模式四:企业新申请授信额度,并使用跨境贷
企业根据银行信贷产品,按照常规信贷标准向银行申请额度,授信额度下来后,使用跨境贷方式操作。
2.2前海融资租赁企业特殊跨境贷模式:
模式一:股东直开担保函模式
A企业为上海工行某大型企业,上海工行额度充足,上海A企业在前海成立了融资租赁公司B。上海A企业在上海工行申请开立保函,保函受益人为香港工银亚洲,香港工银亚洲办理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借款人为前海融资租赁公司B,并用于B企业的融资租赁项目。该模式主要占用股东A公司银行授信额度,为融资租赁B公司开立保函。融资租赁母公司实力雄厚,对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模式二:租赁公司股东直接开保函模式
B企业为前海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其股东是境内外较有实力的公司A,可以为B公司提供有效担保。基于此担保,前海工行为B企业核定授信额度。B公司在额度内向工银亚洲开立保函。工银亚洲办理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借款人为前海融资租赁公司B,并用于B企业的融资租赁项目。
该模式主要占用前海融资租赁B公司自己银行授信额度,股东A只是为其提供有效担保。说到底,有个强有力的股东还是很有用处的。模式三:背对背保函模式
A企业为境内某大型股份企业,在工行的额度已使用完毕,但他行额度充足,A企业在前海成立了融资租赁公司B。A公司在他行申请开立银行履约保函给前海工行,前海工行据此对境外银行开立保函,境外银行办理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借款人为前海融资租赁公司B,并用于B企业的融资租赁项目。
模式四:承租人担保模式
承租人为前海融资租赁公司提供担保,工行前海分行据此向境外银行申请跨境人民币贷款,香港银行发放贷款,用于前海租赁公司的租赁项目,前海工行为贷款管理行和清算行。该模式是融资租赁企业最喜欢用的模式,因为主要占用是承租人的授信额度。
3、业务流程
1)境内结算银行为借款企业开立一般存款账户,用于存放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资金。该账户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存款利率按照活期利率。
2)贷款资金入账前,借款企业应先结算银行提交贷款合同、资金使用说明书及人行备案表。3)贷款资金使用前,借款企业应向境内结算银行提交相关资金用途证明材料(采购合同或发票)。
4)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根据相关规定,以保证、抵押或者质押等形式,为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
5)借款企业及其境内结算银行按规定对跨境人民币贷款进行国际收支申报。
纵观一系列由中央、上海市和各部门发布的文件,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是营造与自贸区总体目标相呼应的税收制度环境, 同时始终遵循自贸区的总原则经验可全国复制、可推广和国家税制改革的总原则公平、统一、规范。与自贸区相配套的税收新政包括7项已经明确实施的政策, 还有3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7项明确的政策中有2项是旨在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有5项是旨在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 涉及到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等至少5个税种, 既涉及到征税方面优惠, 也涉及到退税方面的优惠。3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中有2项是旨在促进向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 (这2项政策在送审方案中有细则, 但是在最终方案中被删除, 并改为鼓励继续探索和研究) , 剩余1项是会间接影响到税收的监管服务模式改革政策。
二、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解读
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策包括10项内容。针对每一项内容, 笔者采用案例解析的方式从新政策的计税方式、新政策与旧政策比较之下纳税方的额外得益、新政策的适用范围 (主体、业务和税种) 、未来改革方向和新政策溯源等五大方面来解读 (详见表1) 。
通过解读, 笔者认为税收政策并不是改革的重点, 单独来看对所有企业的吸引力, 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效力是有限的。具体来看, 包括五点:
(1) 自贸区中7项已明确实施的所谓税收新政, 几乎已全部在国内其它试验园区中试行, 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 这看似毫无新意可言, 实则暗合稳健原则和经验全国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原则, 但是由于各项政策受惠主体和税种并不相关, 导致各项政策各自为战, 集群效应无法凸现。
(2) 大部分已明确新政策的内容注重指导性, 因此灵活度较高, 政策的力度可通过发布后续的细则来根据情况适时调整, 比如, 旨在促进贸易的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 便允许自贸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项目子公司在进口民航飞机时享受增值税减征, 但这一政策并未公布具体的优惠幅度, 这反而赋予了政府更大的空间。
(3) 其中2项待探索、研究的政策鼓励的是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向境外高新技术企业投资, 这与我国吸引外资的已有政策优势互补, 且作为投资方更能从技术溢出效应中得益。尽管自贸区对税收政策体系的微调具有上述优点, 但是也不能忽略下列的两点局限 (见后文4、5) 。
(4) 通过新政策直接得益的企业涵盖面窄。比如, 旨在促进投资的资产评估增值所得税递延政策, 仅仅适用于投资方是注册在自贸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 受资方是境外企业的某些特定资产重组行为, 如果新政的适用主体能够扩展到自贸区外的股东对自贸区内的企业进行投资, 又或者如果新政的适用范围能够扩展到新企业设立等其他对外投资行为, 那么该政策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扩大其影响力。
(5) 新政策继续改革的方向并不明晰 (缺乏整体规划) , 长期推行的时间表 (近期、中期和远期计划) 更无从谈起, 这使得大型企业 (大型企业进入的固定成本高, 因此决定也更加慎重) 更容易采取观望的态度, 下文以一项航运政策为例, 说明税收新政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自贸区在航运服务领域的开放措施中有一项, 允许中资公司拥有或控股拥有的非五星旗船 (也就是常说的方便旗船) , 先行先试外贸进出口集装箱在国内沿海港口和上海港之间的沿海捎带业务。对于此项政策, 外资的航运公司常常会有两种考虑, 如果政策的方向是进一步开放, 即将来也会允许外资公司拥有的外国船舶沿海捎带, 在国际航运运力过剩的现状下, 这对外资公司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如果进一步开放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 在外资公司看来区别对待反而加重了。中资企业也会困惑开放除上海港外的其他国内沿海港口之间的方便旗捎带是否也在改革的日程上。
三、上海自贸区税收新政探索
(一) 境外股权投资税收新政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国内资金注入供小于求的境外股权投资市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境外股权投资的发展。受税收政策影响的纳税主体包括股权投资项目公司、个人投资者和负责投资项目的管理人员, 涉及到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
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对境外股权投资的优惠没有针对性, 且力度有限。首先, 对于股权投资项目公司来说, 企业所得税方面, 一是其权益性投资收益 (包括股息、红利等) 可获免税 (为了避免在公司和个人投资者两个层面重复征税) , 二是对其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持股2年以上的股权可以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营业税方面, 股权投资项目公司在转让股权这一特定业务中取得的收入, 不征收营业税, 而对其他业务收入则按正常税率5%征收营业税。其次, 对个人投资者来说, 所有形式的权益性投资收益都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 只有转让上市公司股票时产生的资本利得是免税的。最后, 对负责项目投资的管理人员来说, 在薪酬激励方面并没有特殊的税收优惠。
现行税收政策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的主要收入即转让股权时的资本利得没有给予税收优惠, 而是仅对其次要收入即权益性收益予以免税, 这可能会导致项目公司偏好于对成熟企业而不是初创企业进行投资。二是项目公司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额, 可抵税的时间下限2年太短, 可能导致项目公司只会选择满2年就可退出的项目, 以期能够进行多轮投资并多次申报所得税抵扣额度。三是项目公司对境外企业提供投资管理、咨询等服务收取的服务费, 以及在股权投资过程中对境外企业贷款取得的利息收入等也应该免征营业税。
现行税收政策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资本利得免税范围, 有待扩大到对未上市公司的投资;二是对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权益性收益应该减免其个人所得税, 这是因为参与外资股权投资项目公司的外籍个人投资者和外籍机构投资者, 以及自行从事股权投资的外籍个人投资者都不需要纳税, 由此形成国籍歧视;三是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不能享受项目公司的投资额税收抵免, 其投资亏损也无法和项目公司一样抵扣下期应纳税额, 由此形成了对个人投资者的歧视;四是股权投资项目公司以未分配给个人投资者的利润转增注册资本时, 实际上可看作是股权投资个人投资者的再投资行为, 在还没有确定收益的情况下对再投资额征收个人所得税, 违反了公平的原则。此外, 对项目经理的现金和非现金激励, 税法也没有对其实行轻税政策, 而是与投资收入一样适用20%的税率, 唯一不同的仅是允许在税前进行合理的费用扣除。
综上所述, 针对股权投资的税收政策体系比较复杂, 简单的对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一律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是不合适的, 因此自贸区最终方案中取消了该条送审建议。那么应该如何实行该项税收激励?笔者认为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要根据业务类型来识别优惠对象, 即使不是专业从事境外股权投资的项目公司, 只要该公司开展的是境外股权投资业务并产生了利润, 就应该针对这次投资行为施行税收优惠。二是要保持政策符合境外股权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比如, 从股权投资本身来看, 对资本利得和权益性收益减税都可以达到激励的目的, 税收优惠也可以既鼓励短期投资又鼓励长期投资行为, 但是境外股权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资本利得而非权益性收益, 且境外股权投资的回收期较长, 回报率随时间往往呈现出“J”曲线的状态, 即在尚未有高收益投资项目成功退出前的相当长时间内, 往往处于亏损或收益较低的状态。因此, 比较合理的优惠方式是对长期投资行为的资本利得实行低税或免税。三是要协调不同主体、不同环节、不同税种的优惠政策, 既要避免重复征税, 又要避免过度优惠, 也要消除各类不同纳税主体间的税收歧视问题。
(二) 离岸金融业务税收新政
离岸业务是指金融机构吸收非居民的资金, 服务于非居民的金融活动。要促进我国离岸业务的发展, 少不了对离岸业务涉及到的一系列税种进行规范, 同时还要兼顾发展离岸业务不可避免的国际避税和税收管辖权冲突等问题。我国现行的离岸金融业务税收政策几乎为零, 虽然深圳、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东疆保税港区三地先后成为我国开展外币离岸金融业务的试点区域, 但并没有制定促进外币离岸业务的优惠税收政策, 国内 (除香港外) 金融机构更是不允许涉及人民币离岸业务, 相应的税收扶持就更不可能。离岸金融业务涉及到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印花税等。国外著名的离岸市场免征除少量印花税外的所有直接税费。发达国家针对离岸业务也实行了中等程度的各税种优惠政策。
笔者认为中国也应当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实行中等程度的税收优惠, 具体来说, 离岸业务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可减按10%征收, 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加入银团贷款免征其所得税, 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金融机构免征营业税, 免征因从事离岸业务而使用的各种凭证的印花税, 对从事离岸业务的银行和离岸金融账户持有人免征利息预扣税, 最后还应该减征或免征贷款利息及海外收入预提税。对于国际避税问题, 中国也应采取适中的容忍态度和积极的监管, 只要避税行为不涉及违法行为或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税收管辖权冲突, 中国在注重市场所在国的法律规制外, 还应特别注意国际协调, 从而既避免双重征税又避免有害的税收竞争。
参考文献
[1]曹广伟、宋利朝:《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制度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2]夏善晨:《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 《国际经济合作》2013年第7期。
从程序或形式来看,自贸区建设是要按顶层设计来分层对接,而不是以地方的率先“投入”倒逼中央。改革开放已经36年,改革涉入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也要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开展,不能像踩香蕉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要强调与顶层设计相结合。
自贸区承担着新一轮改革开放下更宽广领域、更细分功能的风险试压及制度创新职能。这些职能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基于已有的改革经验和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新要求而来,基于我国内外战略的适应性调整而来。
例如,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贸易投资及货币金融监管规则面临重构,发达国家推行所谓高标准的经贸投资规则,我国应该作出怎样的政策及制度调整,以避免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输在规则上?
又如,中央提出以亲诚惠容原则于周边修睦安邻,提出真实亲诚原则对非洲怀柔远人,提出“一路一带”战略重新发掘从东方到西方之间古老文明走廊的价值潜力。这些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宏大的对外战略设想,既对国内改革提出了共性要求,也为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分层对接的特别机遇。
各级政府应该清楚认识到,这轮改革不再是无大风险的政策套利,而是面临更多探索性的制度创新,需要拿出智慧和勇气,用好的制度去主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演进和升级动力。
对金融产品违约问题,李克强总理曾经表示,虽然不愿意看到违约,但确实个别情况难以避免。实际上部分金融产品违约也是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不得不支付的代价,中央政府有这个定力来容忍市场一时或局部的失败。
同理,对待自贸区改革创新的可能的失败,也是如此。不能说不允许失败,也不能说失败者完全不用承担责任和风险。关键在于成功的收益与失败的成本在作为改革探索者的地方政府身上要对称。不能成功了是地方敢闯敢干的功劳,失败了是中央政策决策的责任。
要把机会给予那些敢立军令状的人,也要准备好足够的板子,一边打在固步自封不思改革者的身上,一边打在办事不力搞砸改革者的身上,前者还可以更重一点。
不要怕没人干事业,也不要怕没有能干好事业的人。只要把激励机制理顺了,改革的事业会“蹄疾而步稳”。只要把权责发生制的道理讲清楚了,地方政府在申请自贸区时就会更加理性,也才不会让举全国之力的改革承担过度的系统性风险。
此外,从内容来看,自贸区不再是拿出一些程度不一但性质上同质的优惠政策,给地方政府“分果果”,让它们借中央政策之力摆布市场。恰恰相反,自贸区的精神是放政府之权,增政府之责,削市场之费,发市场之力。
负面清单也好,审批制改备案制也好,都是在弱化政府的管制职能,强化其服务职能,是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见。那些积极申报自贸区的地方政府,在职能转变特别是观念转变上做好准备了吗?这还需要调研其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给出准确评价。
对自贸区来说,给政策和优惠并非主题,更重要的是选拔出兼具担当与能力的地方主体来承担风险和责任,完成制度创新这一核心任务,并就创新经验的可复制可推广展开探索。
要言之,改革和制度创新,才是自贸区设立的基石。
挂牌9个月以来,上海自贸区最热门的行业之一是融资租赁。
6月中旬,央企中国交建集团发起设立中交建融租赁有限公司,宣布落户上海自贸区。中交建融租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高达50亿元人民币,是上海自贸区注册资本最大的金融租赁企业之一。
至此,上海自贸区融资租赁企业增至400余家,注册资本已逾300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5月底的统计显示,上海自贸区这400多家融资租赁企业中,母公司111家,特殊目的公司(SPV)308家,开展业务涵盖飞机、直升机、船舶及海洋钻井等大型设备。交通银行、上海银行等已宣布在区内涉足金融租赁业务。不少行业人士都提到,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为企业发展金融租赁业务提供了新平台,自贸区出台的相关政策为融资租赁企业的集聚提供了空间。
下面,自贸区邮报梳理的这些政策,以及邀请专业人士的解析,有意入驻上海自贸区的融资租赁企业,不容错过。
上海自贸区独有的8条融资租赁政策
◎ 允许融资租赁公司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解析:在自贸区外,融资租赁公司是不能混业经营的。具体到商业保理,商务部也只是在2012年刚允许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这两个新区开始试点运行,此后又有广州、深圳的港澳投资者被允许设立商业保理试点。2013年还有多处试点被批准,但还没有在全国范围放开。◎ 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可开立跨境人民币专户,向境外借取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人民币借款额度采取余额制管理。“央行关于支持上海自贸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规定:区内非银行金融机构借用境外人民币资金(按余额计)的上限不得超过实缴资本×1.5倍×宏观审慎政策参数。借用期限1年(不含)以上。
解析:根据上述政策,借入资金可调回存入开立在上海地区银行的专用存款账户,只能用于区内或境外,包括区内经营、区内项目建设、境外项目建设等。也就是说,通过境外借来的钱,不能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给区外公司使用。即便如此,这一政策依然有助于区内融资租赁企业获得成本更低的资金,更具国际竞争力。当然,这一条政策对内资企业的正面意义更大,因为外资公司本身有一定的外债额度。
◎ 支持开展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池、国内、国际外汇主账户等本、外币资金池业务。“央行关于上海自贸区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通知”规定:区内企业可根据自身经营和管理需要,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外汇管理支持试验区建设实施细则》规定:区内企业已开立的境内外币资金池账户、国际贸易结算中心专用账户名称统一改为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功能并入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符合条件的区内企业可根据经营需要,开立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
解析: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除可以办理的业务有:经常项目外汇资金集中收付汇、轧差净额结算、国际贸易结算中心业务,还可以集中管理境内成员单位资本金、外债、资产变现资金等。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与境外资金往来自由,与国内外汇资金主账户在规定额度内自由划转。这一条政策对中小公司意义不是很大,对企业本身的要求比较高,得是跨国公司总部。
◎ 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企业对外提供担保的便利政策。“央行30条”规定:取消区内机构向境外支付担保费的核准,区内机构直接到银行办理担保费购付汇手续。《外汇管理支持试验区建设实施细则》规定:区内企业提供对外担保,可自行办理担保合同签约,无需到外汇局申请办理事前行政审批手续。区内企业提供对外担保时,不受担保人和被担保人净资产比例、被担保人盈利状况及担保人和被担保人之间股权关联条件的限制。
◎ 自贸试验区内的外商融资租赁企业的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外汇管理支持试验区建设实施细则》规定:区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资本金实行意愿结汇。
解析:结汇之后的资金要放到对应的人民币专用账户,这个账户是受监管的,资金使用必须有真实、合理的用途。
◎ 自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项目货款支付的便利政策。《试验区境内外租赁服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规定:允许试验区内融资租赁项目公司从境外购入飞机、船舶和大型设备并租赁给承租人时,凭合同、商业单证等材料办理付汇手续。租赁给境外承租人的,外汇局可按照无关单外汇支付方式进行核查。
◎ 《试验区境内外租赁服务外汇管理操作规程》规定: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时,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融资租赁类公司可直接到所在地银行开立境外放款专用账户,用于保留对外融资租赁租金收入。该账户内的外汇收入需结汇时,融资租赁类公司可直接向银行申请办理。
解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企业境外放款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放款人境外放款余额不得超过其所有者权益的30%,并不得超过借款人已办妥相关登记手续的中方协议投资额。如企业确有需要突破上述比例的,由放款人所在地外汇局初审后报国家外汇管理局审核。自贸区内融资租赁企业突破了这一规定。但是,融资租赁每年的出口贸易只占很小比例,这一条政策能受惠的企业同样也比较少。
◎ 自贸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审批权限下放,由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经济发展局负责审批3亿美金以下注册资本的外资融资租赁公司。
解析:由于上海自贸区对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商业保理没有纳入负面清单管理之内,所以第三方的保理业务属于备案制管理。但融资租赁这块还在负面清单管理之内,所以“兼营保理”还在执行审批制。这一块审批权限在自贸区管委会的经济发展局,为企业办理登记手续提供了便利,手续齐全的话,基本5个工作日内可完成融资租赁公司的审批手续。
上海自贸区同样具有但非独有的6条融资租赁政策
◎ 允许和支持各类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项目子公司,并开展境内外租赁服务;融资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单机、单船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解析:这条政策降低了融资租赁公司设立项目子公司(SPV,又称特殊目的公司)的门槛,为内外资的融资租赁企业在自贸区内设立SPV、开展业务经营提供了依据。2010年银监会曾专门出台《中国银监会关于金融租赁公司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0〕2号),该文只针对金融租赁公司,内外资的融资租赁公司一直没有相关政策。这次通过自贸区的总体方案,把所有公司全部涵盖在内。
眼下,境内区外大部分区域的融资租赁公司,只能开展国内业务,上海自贸区内公司的业务则范围更广,可开展面向国内外(全流向)的租赁业务,包括两头在内的境内租赁、两头在外的境外租赁、以及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进口或出口租赁业务。
◎ 实施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将试验区内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纳入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试点范围。
解析:这是指承租人在国外,出租人在国内的情况,这一块要等国税总局等相关部门出台相应文件,就可以实施了。一旦实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和资金使用压力。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深圳前海已经开始实施相应的政策。
◎ 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租赁公司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相关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解析:原来这一块政策只有国内航空公司可以享受,自贸区总体方案中明确了自贸区内的租赁公司可以享受与航空公司同等的优惠。
◎ “央行30条”规定:简化飞机、船舶等大型融资租赁项目预付货款手续。《外汇管理支持试验区建设实施细则》规定:取消区内融资租赁类公司办理融资租赁对外债权业务的逐笔审批,实行登记管理;允许区内金融租赁公司、外商投资租赁公司及中资融资租赁公司,在向境内承租人办理融资租赁时收取外币租金。
解析:上述政策可以解决货币错配问题,为从事大型设备租赁业务的公司规避了汇兑风险,在业务操作上也更加便利化,提高企业业务竞争能力。允许收取外币租金这条,受惠企业比较少,因为融资租赁出口较少。
◎ 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可享受浦东新区针对金融业的专项财政扶持政策。
《浦东新区促进金融业发展财政扶持办法》(执行至2015年12月31日止)规定:对新引进的融资租赁企业,给予一次性落户补贴;对融资租赁企业增资,给予一定补贴。实施细则规定:享受落户补贴的最低到位资本为1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含)至5亿元,给予500万元;注册资本5亿元(含)至10亿元,给予1000万元;注册资本10亿元(含)以上,给予1500万元一次性补贴。
解析:此类补贴,天津等地并不少见,甚至力度更大。在着力发展融资租赁的地区,属于常规动作之一。◎ 上海海关对自贸试验区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服务制度改革措施。
解析:上海海关相关改革措施实施后,可在整个自贸区试验区开展试点,而之前只能在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开展,此外,对于进口融资租赁,由国内承租人报关的,承租人还可向海关申请分期缴纳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并允许采取保证书的方式提供担保,降低企业成本。
在广阔的东北亚大陆上屹立着两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已经觉醒的亚洲之狮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崭露头角;俄罗斯,昔日的西伯利亚之熊正在大国回归之路上奋力前行。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国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两国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都有着相应的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虽然两国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卓有成效,但是这些政策并非尽善尽美。所以,笔者寄希冀于两国民族政策的对比,来找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
一、俄罗斯民族政策:
沙皇俄国时期:各族人民的监狱
众所周知,大俄罗斯民族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的。经历历代公爵和沙皇的侵略扩张,1517年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终于建立,这也标志着俄罗斯民族的最终形成。然而,如列宁所说,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是“各族人民的监狱”。
在政治上,沙皇政府对于被征服的非俄罗斯民族地区采取种措施,实行殖民统治和政治迫害;在经济上,沙皇政府是贵族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所以在征服其他民族后,沙皇把他们的土地收归国有,并对少数民族征收名目繁多的沉重赋税,借以经济掠夺;在思想文化上,沙皇实行愚民政策,限制少数民主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更为甚者,沙俄当局极力推行“义务国语制”,强迫各少数民族学习、使用俄语,同时歧视、摧残非俄罗斯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同时强迫各少数民族放弃原有信仰,改信东正教。
有必要指出的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正是始于沙俄时期。当局竭力使“统治”民族,即大俄罗斯民族享有种种特权,“竭力把住在俄国的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削减得愈来愈小”。它一方面给予俄罗斯官吏、地主、资本家以种种特权,让他们毫无限制地掠夺、欺压和剥削广大非俄罗斯民族;另一方面又在俄罗斯人中间,散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情绪,制造大俄罗斯民族优越感,让他们盲目地歧视非俄罗斯民族。从此以后,时代虽历经变迁,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却在俄罗斯人心中根深蒂固。
前苏联时期
列宁时期:民族平等、民族自决
列宁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在革命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实现民族平等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民族自决是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的重要原则,并把这两项原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围绕这两项原则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以下措施:在政治上承认各民族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和实行民族自治的权利;在经济上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改变落后面貌,为实现各民族事实上平等创造基本条件;从语言文化发展上帮助从前受压迫和受歧视的少数民族,以便使法律上规定的民族平等权利能得以实现;建立各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苏联。列宁提出民族自决权的出发点完全是为了维护各民族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始终坚持民族自决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要求,在权利平等基础上促进各民族联合和团结。列宁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利益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利益,认为民族自决权不是为了促使各民族分离或建立独立国家,而是为了推动各民族接近、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东拆西补,得不偿失
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中期,苏联民族工作方面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加盟共和国丧失了应有的自主权,使原有的联邦制变成了单一制。各加盟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加剧,使多民族国家日益失去发展的活力;在一味推广俄语的同时,忽视甚至无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死灰复燃,苏联政府歪曲沙皇侵略历史,继承“沙俄帝国意识”,并且宣称俄罗斯是苏联的“领导民族”,歧视其他少数民族。与此相对的是地方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在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五年计划中操之过急,损害了少数民族的利益,直接加剧了当局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矛盾。
戈尔巴乔夫时期:民族问题落下了“最后一根稻草”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提出自己改革苏联社会的构想,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当此之际,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国内形势和民族情况,对加盟共和国领导层做了一系列变动,直接导致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大规模游行示威。在关于加强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和扩大“公开性”的苏共中央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肯定苏联已形成了“崭新的社会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苏联人民”,认为这个共同体是由“一致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结合而成的”。正是由于一味的锐意改革和在改革过程中忽视甚至粉饰民族矛盾,导致了大规模的民族暴动,从而促使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和苏联解体。
俄罗斯联邦时期:
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在民族政策上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第一,俄罗斯的法律法规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等文件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不再有原苏联宪法中民族自决权的内容。“民族自决权”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的权力,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议会中也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设有民族院。俄罗斯努力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苏联那种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
第二,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不再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不要求公民确定自己的民族归属,废除了1934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行政区无异)。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更大的意义在于为这些冠名民族提供一种心理上的归属地。
第三,重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
第四,加强对北方原住民和人数较少民族的保护。针对生活在西伯利亚、远东、欧洲北部地区,人数在 5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和原住民,国家给予他们特殊的支持。为他们划定固定的生计区域,从石油、天然气等公司获得补偿,建立寄宿学校,上大学有专门的指标。
第五,民族问题的管理机构发生了重大变化。2000年5月普京将俄联邦联邦和民族事务部改为俄罗斯联邦联邦事务、民族和移民政策事务部,2001年10月16日,普京颁布总统令将该部撤销,其职能移交俄联邦内务部、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和俄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2004年9月13日,根据普京总统的命令成立了俄联邦地区发展部,俄联邦国家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是该部的职权范围,意在表明在促进地区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
在新的民族政策下,俄罗斯联邦基本解决了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的问题,国家的认同得到加强,现在大多数的俄国人不再像苏联时期那样首先认同自己的民族属性,而首先认同的是国家属性,认同自己是俄国人,而不是某个民族的人。
二、中华民族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主要有: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 在中国,民族平等是指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异同,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依法享有相同的权利,履行相同的义务,反对一切形式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民族团结是指各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平等相待、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族平等,就不会实现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则是民族平等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各民族真正平等的保障。
二、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政府解决民族问题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样,同为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如下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都必须服从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各项政策和计划、进行国家经济文化建设时,必须充分考虑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予以帮 助和支持。二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不只是单纯的民族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在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既要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利民族团结,又要有利于实行自治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国家的建设。
三、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有十三条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义务。国家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有计划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安排一些重点工程,调整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发展多种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特别是随着近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力度,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新的活力。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把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状况看作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根据民族工作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各级各类院校培训学习,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干部素质。二是注重实践锻炼,各地、各部门有计划地开展干部交流、岗位轮换,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三是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同等条件优先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少数民族干部在各级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等领导班子中占有适当比例。
五、发展少数民族科教文卫等事业
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方面,国家坚持从少数民族的特点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积极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事业。如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加强少数民族师资队伍建设,在经费上给予特殊照顾,积极开展内地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等。
六、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中国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和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二十一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第三十七条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班级)和其他教育机构,有条件的应当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各级人民政府要在财政方面扶持少数民族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的编译和出版工作。”第四十七条规定:“保障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浯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七、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婚姻、礼仪、丧葬等多方面。国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享有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府对少数民族保持或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的权利加以保护。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第二,尊重和照顾少数民族年节习惯。第三,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第四,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第五,在大众传播媒介中,防止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事情发生。第六,尊重少数民族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八、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种宗教的国家,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中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的信仰某种宗教,如藏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有一些民族信仰同一种宗教,如我国有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在中国,宗教信仰自由,即每个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一种宗教里面,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不信教现在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
反思: 国家民族认同感
这里所说的国家民族认同感是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国家层面上的归属感,如中国各族同胞对外统一宣称中华民族。就像个体民族一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必须为自己境内所有民族找寻共同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内涵,使其在真正意义上融合为一个集体,而不是类似于苏联时期的“民族拼盘”。这样的国家集合体貌似强大,但却极难管理:大家“面合心不合”,利益纠葛,矛盾繁杂;而且在国家发展受挫时却极易全盘崩溃,趁机独立,摆脱中央机构管理。只有在国家层面上达到高度统一时各民族才不是各自为政,而是紧密团结,形成一股民族合力,如铁桶般牢不可破,真正做到“同呼吸,共命运”。
为了找寻国家民族认同感,必须要找到普遍意义上的文化载体,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视国情而定)、共同的价值体系、共同的政治目标等等,而且所有这些文化符号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的历史基础和当代国情之上,而不能为了迎合某个特定阶层的利益而凭空捏造,强迫各民族做出政治牺牲和利益让步,甚至奴役和剥削少数民族。要做到这一切,更要坚持一条原则:民族平等 论民族平等: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却常常是个空谈的话题。自人类诞生民族国家的几千年来,有多少不屈的灵魂倒在了这句口号前,有多少不朽的文艺作品把自己的血泪挥散在这块标语牌上。抛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谈,即使在人类进入所谓的“文明社会”至今,我们的星球上仍然存在着各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
从大俄罗斯主义到汉族的“夷汉之分”,从寒风凛冽的西伯利亚到瘴气四溢的南岭蛮荒,民族沙文主义无所不在。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不停地在政治经济上压迫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在思想上同化奴化少数民族,却不知道这样做常常会引起更大的反抗,甚至为后代遗留了一系列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常常会在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突然迸发,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苏联国内局势岌岌可危之时,正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宣布独立促使它最终解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苏联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大民族主义要不得。
谨慎处理民族问题
在对历史的横向纵向的剖析基础上,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全盘考虑,慎之又慎。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圈”,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独立意识之所在,更是民族地区宗教、经济、文化、政治、思想、人民生活等等问题集合体。决策者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斯大林贸然推进工业化和集体农庄,戈尔巴乔夫改组共和国领导层,最终都酿成恶果。所以,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策问题上一定要考虑到民族问题。
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期,在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同时,民族问题应该放在首位。它是所有政策的受体,它也是所有矛盾反应的形式。可以说如果不能解决好民族问题,就不能维护好社会的稳定,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就不能彻底实现“中国梦”。
一、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的理论依据及战略意义
(一) 理论依据
其一, 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 政府属于投资者和监督者, 并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基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 上海自贸区建立的首要任务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要从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逐渐向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全能型服务性政府转变。传统的管制政府发展政府以维护政治统治, 主导经济发展等为职能, 而非提供公共服务。服务型公共管理理论认为, 政府的作用是为人民服务。公共服务并不一定由政府提供, 也可以由政府授权的部门或组织提供。转变政府职能, 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持续发展, 其深化依赖于更加规范、合理、透明的财税体制。
其二, 自贸区的发展需要制度创新。奥尔森认为制度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 但是利益集团对制度的左右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是一种无效的制度变迁, 其强调政府一定要起到对利益集团的约束和补充作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建设自由贸易区过程中需要政府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制度, 甚至进行强制制度变迁。自由贸易区则是政府在进行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片试验田。
其三, 自由贸易区功能的实现必须依托于完善的贸易园区、物流通道、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 公共物品的本质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公共物品的提供出现了多中心的趋势、私人企业、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都逐渐成为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因此自由贸易区在建设过程中不仅仅需要政府投资建设, 需要社会各方共同的努力。
(二) 战略意义
第一, 宏观层面,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西安处于中国版图中心, 是通往西北的重要枢纽城市, 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的起点,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大陆桥上的重要城市。建设西安自由贸易试验区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产生叠加效应, 进一步提升西安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支撑、带动、辐射作用。另外, 受益于西安所处的区位优势, 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将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以及长江经济带之间的协同发展, 并同时将西安进一步提升为联通欧亚的枢纽, 在内陆打开一扇经济全球化的大门, 形成内陆开放的新高地, 并且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国际影响外延, 推动人民币直接结算, 进而产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深远影响。
第二, 微观层面, 有利于地方各方面发展。西安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助于扩大开放, 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 提高经济外向度。在经济方面, 可以促进西安、陕西乃至于整个西部的经济的转型升级, 持续发展。产业方面, 能引领世界新产业的企业入驻西安, 带来新产业集群以及管理、运营、赢利模式, 促进西安的产业转型。社会影响方面, 可以使市民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服务、能直接或间接的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吸引大量高素质人才等等。
二、西安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分析
(一) 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条件
第一, 经济环境。经济环境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及运行状况、发展趋势、产业结构等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经济扩张迅速, 西安市生产总值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产业结构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逐渐调整为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模式, 2013年第三、二、一产业的生产总值构成比例分别为52.18%、43.36%、4.46%, 现如今, 西安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五大主导产业, 形成了以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制药机械设备、石油化工、食品饮料、为主的工业体系, 其中很多产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国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外贸情况来看, 数据显示西安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9.82亿美元, 与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地有明显较大的差距。
第二, 交通区位。 西安处于关中平原中部, 中国版图的中心, 在全国经济布局上局域承东启西、东联西进的地理优势使西安成为联通西北、中原、西南的重要交通枢纽, 西安市高速公路网重要的节点城市, 也是欧洲、中亚等国家物流、客流进入中国重要的门户城市。西安市是历史上第一个实现欧亚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 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线从西安市区穿过, 也使西安成为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最大的中心城市。
第三, 基础设施。物流园区、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是承载自由贸易区功能实现的基础。航空方面,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通国际国内航线80余条。西安国家航空城试验区是在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基础上建成的, 并于2014年由中国国家民航局批复、支持建立的首个丝绸之路航空枢纽和内陆空港城市示范区。口岸方面, 西安具有全国最大的内陆港--西安国际港务区, 还有两个功能齐全的综合保税区, 正在打造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物流中转枢纽、国际贸易分拨中心和集散中心。通信方面, 西安作为西北五省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网络最多的网络枢纽, 是西北五省与计算机网络连接的必由之路。
第四, 制度条件。从上海自贸区建设情况来看, 制度创新是其不可忽略的核心, 分别包括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贸易便利化为重点贸易监管制度、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制度、政府职能转变为导向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为自贸区的发展提供了实质性的作用。2014年8月21日海关总署批准西安、天津、重庆成为优先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创新制度的试点城市, 为西安建设自贸区提供了制度条件。
第五, 文化、科教优势。在文化方面, 西安市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外, 西安市拥有63所高校, 3 000多家科研单位, 60位两院院士及40多万专业科技人员, 具有丰富的人才储备, 可以为自贸区乃至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持。
(二) 西安建设自由贸易区的战略定位选择
首先, 要在西安建立自由贸易区不能、照搬模仿已有自由贸易区的模式, 而应理性分析西安的优势劣势, 准确定位西安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上海自由贸易区建立的主要任务为改革开放试验田, 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其功能重要集中在金融创新及制度创新, 最大化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广州自贸区立足于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 以深化港澳合作为基础, 力图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福建收益于其独特的地缘特征, 对台优势明显, 因此侧重于对台经贸合作, 其自贸区定位于两岸经济深度合作的试验区。
其次, 相比较而言, 西安从实力, 经济总量, 外贸程度上与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已批准设立的自由贸易区有较大差距, 与成都等内陆城市也相对落后不具备竞争力。但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区位和文化上的起点, 具有交通区位、文化科教上的优势, 应充分发挥这一竞争优势建设西安自贸区。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 在当前“一路一带”战略下迫切需要一个节点性的城市撬动整个思路经济带的建设, 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的高地打国家“向西开放”的大门, 而西安则是不二之选。因此, 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应在“向西开放”和深化亚欧合作方面起到主导型的作用。
三、打造西安自由贸易区的政策建议
(一) 合理规划自由贸易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 尽快明确西安自贸区建设的物流园区范围, 整合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航空城实验区资源环境, 协调自由贸易园区与城市之间互动关系, 保障共同发展提升协同效应。加强西安港建设, 同时加强公路、铁路、航空、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 推进与沿线国家互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其次,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保证投资效率, 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绩效评价水平, 避免投资效率低下, 财政资金浪费等现象发生。另外需要合理利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投融资模式, 减轻地方政府负担。
(二)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 增加对主导产业的财政支出及补贴, 大力发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补产业, 设立专项发展基金, 力图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丰富的生态资源、能源产业相互补的产业上形成核心竞争力。
其次, 进出口贸易是自贸区重要的内容, 就现实情况而言, 西安在该方面明显落后于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及成都等竞争首个内陆自贸区的城市。西安应在已有主导产业基础上扩大进出口, 形成进出口产品的支柱产业, 从而整体带动经济增长。
再次, 西安企业创新力较弱, 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也会成为制约建设西安自贸区的因素。因此, 提高科研比例, 设立技术支持补贴或其他对创新企业资金支持方式都有助于促进创新型企业发展, 更好促进西安自贸区建设。
(三) 加快制度创新, 完善自贸区发展的政策体制
首先, 加快制度创新, 降低交易费用。节约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 负面清单模式可以简化审批, 有效降低交易费用, 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西安需要借鉴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负面清单经验, 尽快出台适合西安自贸区发展的外商准入负面清单、责任清单和权利清单, 促进贸易及投资便利化。
其次, 重视对自贸区政策的研究, 整合政策体制。自由贸易区并不是传统的政策洼地, 要摆脱依靠特殊产业扶持、优惠政策、补贴政策等传统经济开发区发展模式, 因此在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理清陕西省、西安市乃至各区的行政审批事项、优惠政策等, 为申报自由贸易区扫清政策制度障碍, 提供更为便利的发展条件。
摘要:2013年国务院正式发布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崭新的阶段。建设西安自由贸易区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西安自由贸易区建设要一边申报, 一边行动。分析西安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条件, 并作出合理的战略定位选择, 从而通过合理规划自由贸易园区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优化政府支出结构, 引导产业结构调整, 加快制度创新, 完善自贸区发展的政策体制等方面为建设自贸区作出充分准备。
关键词:西安,自由贸易区,可行条件
参考文献
[1]李承明.竞逐自贸区[J].西部大开发, 201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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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文.设立丝路经济带自贸区西安拥有五大突出优势[N].西安日报, 2014-03-08.
“自贸区不能成为优惠政策的洼地”“前海不适合大规模创业,只能作为一个种子基地”“前海不是套利套汇的梦工厂”“前海基础研究的底子过于薄弱”……类似这样的针贬之言不时出现在如此的访谈中,直率的背后,更蕴藏其殷切的期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目前的GDP和贸易总量在全球的比例都已超过10%,这一成绩获得的源头可追溯于37年前的改革开放—历史上中国四个经济特区以开放倒逼改革,确立了基本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且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古老国度和国际社会深深融合。
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已经与30年前完全不同,改革开放带来的财富并没有惠至每一位国民,需要处理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经济改革还需要完善、社会改革有待继续、政治改革面临巨大压力,改革的攻坚性质包括重构现有的利益格局等。如今,国家高层立意成立四个自贸区,目的在于形成南北呼应,重在自我转型和升级,以新一轮开放重塑改革新局。
身为自贸区问题专家,张燕生在过去数年中,足迹遍及目前中国已获批的四个自贸区中,而其曾经长期任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荣获过孙冶芳经济科学奖,且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师的经历,使其区别于一般的学者,其对前海如何既是“国家的”,又是“深圳的”的理解;对前海如何务实地发展金融、航运和创新,又必须抽离现实承担基础科研、港人就业等公共职能的辩证理解,均令人印象深刻。
南都周刊:自贸区在全球的设立,有成功亦有走向关门的境地。以韩国为例,其先前有16个自贸区,但目前只有仁川、釜山相对比较成功。中国目前批了四个四贸区,未来还有更多,虽然定位皆有不同,但如何避免探索的失败?
张燕生:首先来讲,韩国十六个自贸区,都是境内关外的点,针对什么功能赋予什么政策。自贸区本身没有太大意义,只有特殊功能,譬如韩国有济州岛自贸区,就是定位于举办国际会议,从而韩国政府就赋予一些特殊政策。
再以美国为例,其有800多个自贸区,欧洲也有很多个,这些自贸区都是美国和欧洲相对于特殊功能设立的一个区,自贸区需要满足经济发展的特殊要求。
总结起来,不用把自贸区的位置抬得太高,因为自贸区本身亦有本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些考虑,本身也不可能太自由。自贸区的成功与否,还是取决于自贸区自身的定位、探索。
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沙盘模型。摄影_孙海
南都周刊:自贸区方面其实国家定位不同,譬如广东主要是面对港澳,福建是面对台湾,但是这几个自贸区又都有竞争,如上海和前海都争做金融,甚至广东自贸区内部的南沙和前海也有产业的重叠。
张燕生:竞争,如果是经济和市场的竞争那是正常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鼓励竞争的。如果竞争的是优惠政策,这就是不正常的。上海自贸区一直在反复强调,自己不是优惠政策的洼地,而是改革创新的高地。
对广东自贸区来讲,对前海来讲,为改革开放探路,为创新探路,这才是基石。
南都周刊:香港的金融和保险作为优势产业在香港全球服务输出中占比达12.9%,但向内地服务输出占比仅为2.8%。由此在大家的印象中,过去11个CEPA没有很好地促进香港服务业和内地的融入。那么,CEPA如何与自贸区结合起来,同时让香港服务业成为内地走向全球的跳板并推动内地服务业的升级?
张燕生:CEPA下一步发展还是进一步深入改革。
CEPA的改革实际上从哪个角度看,其与上海自贸区内容是一样的,CEPA实际是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协议,很像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推动TPP,立足点是放在国内的改革开放,例如:国内政府采购的改革、知识产权改革、负面清单和国民待遇、服务业开放。
CEPA和自贸区,高水平开放的本质是推动内地高水平的改革。但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CEPA十年,广东与香港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融合,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广东与香港仍有较大差距,这就是国家设立广东自贸区的初衷,希望逐步缩小这种差距。
南都周刊:CEPA和自贸区如何解决香港青年的就业、创业问题?前海推出了深港青年梦工场,但是前海这一区域太小。
张燕生: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两句话: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青年就业、小微企业发展、民生或是养老问题,都是责任,不是由市场解决,而是需要由政府解决,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解决小微企业的发展问题,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解决贫因和收入的问题,这是未来CEPA和自贸区要解决的问题。
梦工场虽然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但前海只有15平方公里,它是存在很多机会,但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和创业,所以他更适合做一个种子基地。
为什么现在很多香港年轻人没能到内地来创业、就业,因为他们很多人没到深圳、没到前海,没去梦工场看一看,还不充分了解内地。前海可以是一个前站,如果年轻人要创业,因为地缘的优势他可以先来深圳,并接受深圳,去了解前海自贸区,了解珠三角,才有可能融入进来,来这里创业。
前海现在每年接收500个香港学生来实习,如果500个中有5个可以过来创业,他们会像种子一样,把自己的创业经历告诉自己身旁的同学,慢慢就形成一种气候,会有更多的香港青年人来前海自贸区创业,从而解决了部分香港青年的就业问题。
南都周刊:2014年年度人民币跨境收支9.95万亿元,国家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增加外流,而国内企业则希望人民币回流从而拿到低息贷款。前海的金融创新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呢?
张燕生:人民币回流的钱没有到中小企业,因为人民币跨境直贷更多是跨国公司或是大公司的业务,不是所有企业能够直贷。这在某种程度是套利,套两地的利差,套美元和人民币利率之差。如果美元升值、美元加息,港元也升值加息,人民币贬值降息,套利套汇的钱就少了。
米哲杰 FPVSTYLE核心团队成员前海片区将叠加享受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和政策,成为国内开放度最高、吸引力最大的改革地区之一。在这宽松的大环境下,米哲杰所在的“深圳第一视角科技有限公司”用“互联网思维,性价比获胜”的市场策略,通过科技把灵魂嫁接到另一个载体,让受众用不同的视角去感受世界,甚至在高速刺激的状态下自由飞翔。摄影_孙海
前海不是套利套汇的梦工厂,而是金融创新的梦工场。我认为前海不要做人民币回流的基地,境外有人民币的需求,有用于投资的需要,有用于结算的需求,有用于储备的需求,香港就是这么做的,前海应该做的是如何与香港一起,帮助人民币国际化。
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前海的金融应该做的创新是,如何为小微、实体经济服务,这方面香港有很多经验,譬如政府给小微企业做贷款担保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借鉴。
南都周刊:您认为前海要成为创新的梦工场,除了金融外,具体而言要在哪几个方面着力?
张燕生:前海要成为创新之都,要创造一个创新的环境,至少有三个落点:基础研究的资源汇集地、产业化创新的工研院、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第一个是基础研究的资源汇集地。前海的基础研究底子很薄弱,整个深圳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珠三角的几十所大学,这些都是前海基础研究的资源,前海要把这些资源库连接起来,成为在一个现代化城市或是都市圈中的基础研发中心。
第二个是建立产业化创新的公共支撑平台。深圳有先进技术研究院,但是规模还太小了,只有1000多个研发工程师;德国1.8万个研发工程师,60个研究所,在七大领域为德国的创新提供关键零部件、工艺的支持等,这些院所经费三分之一是财政,三分之一是公共赠予,三分之一是企业支持如西门子、巴斯夫等本地企业;台湾有工研院和7千个研发工程师,包括台积电等都是工研院的“母鸡”中产出。目前国内的研发多为三类:基础研究的大学、研究院所或是工程院农学院等、企业创新,深圳或是前海也好,共性技术的创新平台太弱,必须要有产业化创新第四支创新力量即产业化创新的公共平台。
第三个是前海如何创造一个创新环境,这涉及天使基金到创投到IPO,为创新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等一系列配套体系。培育知识产权服务、人才的吸引、金融创新等,现在的深圳是最有创新活力的,但深圳如何从山寨走向完全的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的科技创新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前海能成为其中助推器吗?譬如与科技结合的金融方面,香港有金融,但没有创新的金融和人才,没有为创新服务的金融工具,前海如何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发展成创新服务的金融?而创新型金融应该由对实体经济有理解的、沉下来的人做,前海的金融创新就是以实体企业为主,如何快速地用互联网金融孵化出好企业、帮助稚嫩的企业成长,帮助成长的企业发展成为第二个华为、第二个腾讯。
南都周刊:如果要孵化出好的企业,房价是一个绕不过的门槛。不仅是前海,上海、天津、福建自贸区的落地首先助推的是周边房价的上涨,租金高企对创新型企业就是一个阻碍。
张燕生:自贸区概念落地,房地产先行。无论是前海还是上海,自贸区刚落地,周边租金就翻番,企业苦不堪言。在我看来,第一批抓机遇的人不是机遇家,不是实干家,而是投机家。这就是上海和深圳要解决的问题。
地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一起结合,就是今天的温州。但前海人不应该是泡沫人。
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一个特别好的规划,而且这个规划二三十年都坚守下来了,同时为了不发展房地产,政府把工业园区的土地都给盘下来。规划要形成制度,制度要有行动来支撑。前海要有规划,这个规划十年、二十年不能变,规划住领导,规划住上级主管,谁都不能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要依法有据,这样才能把一套完善的市场经济规范给建立起来。
黄焕深圳市微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作为自贸区之一的前海片区内特设了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从2014年11月开始申请进驻,吸引近百家创业团队进驻。深圳市微财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微财”)成为首批获准进驻前海梦工场的企业,“微财”由四名从事金融、理财的海归大男孩于2013年8月创立,它将立足前海,结合前海金融优势,把先进投资模式推向内地市场。摄影_孙海
南都周刊:我们认为,能推动前海最大的动力是司法,譬如前海在法制创新上积极探索香港仲裁机构,加入了陪审团制度和年轻的法官。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如何增强外界特别是国外资本对前海司法的信心?
张燕生:首先要对前海来讲,本身的治理是不是真正像你们宣称的那样做到的,譬如前海管理局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定机构,你们的人员构成是怎么样的,你们每年的述职程序是如何履行的,你们的执法是怎么做的,你们要对全社会有一个透明度,年复一年不走样。
只有提高了透明度,才能逐步消除香港、国外的企业对于内地司法体系的疑虑。
南都周刊:作为一个知名的自贸区学者,您如何评价前海过去五年的探索?
张燕生:前海是过去三十五年深圳的缩影。深圳过去三十五年成功不成功,总体还是成功的。五个特区为什么深圳是最成功的,很重要的地方是深圳三十五年履行国家使命和国家战略,我始终讲,深圳的成功是因为一道关二道关:和香港一起,和内地分开。
深圳成功地把中国引入世界,把世界带入中国,起到窗口作用。未来前海的成功,不在于其发展成什么样,国家不缺少15平方公里发展得怎么样。前海能不能在金融、航运、创新三个领域做出成绩,这是前海职责;能不能为中国在金融创新及航运为整个中国打造一套现代的、公正的、规范的、法制的、透明的、有序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环境,是前海的核心命题。
这个环境,就使得前海成为深圳、珠三角创新的中心,而前海核心的问题,就要打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全球的创新之都、金融之都和航运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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