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共8篇）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1

在第三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强调，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庭工作，进一步发挥人民法庭便民的独特优势，当好司法为民排头兵，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强调，要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做好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释人民法庭的制度优势和功能发挥。针对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人民法庭要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基础上，着力加强调解工作，妥善处理民间纠纷，积极修复邻里关系，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等方式得以化解，充分认识人民法庭在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基层法庭的一线“作战能力”（调解作用），有力配合乡镇机构、基层调解组织平息家庭纠纷，对于维护家庭团结和基层安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人民法庭尤其是地处农村的人民法庭有力配合地方乡镇机关，在维护辖区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当前一些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存在自我定位不够明确，审判职能不能得以延伸，维稳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笔者认为这是认识不够清晰、措施不够深入所致。

（一）参与治理意识不强

目前基层人民法庭个别干警将审判工作与综合治理割裂开，二者之间没有交集，从而导致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意识不强，不能自觉地将审判工作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没有大局观，养成了就案办案的习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层矛盾和纠纷。集中体现在在审理案件时思想工作未做到位，特别是对一些离婚损害赔偿纠纷、土地权属纠纷等易于引起民众矛盾激化的民事案件，没有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及时消除双方之间对立情绪，使纠纷未能及时得到化解，从而为社会治理工作留下隐患。

（二）司法为民意识不强

人民法庭承担大量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任务，便民诉讼是基层人民法庭一如既往坚持的优良传统。但个别基层法庭不结合农村仍停留在以往等案上门，坐堂审案现状，忽略巡回审判、“假日便民法庭”带来的便民实效，忽视了基层人民法庭和农村的特殊情况。一方面增加了群众诉累，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延长审判周期，村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

（三）调解组织作用不显著

有的辖区调解组织成立存瑕疵，甚至有的与村委会是一套班子，调解流于形式。大部分基层特别是农村调解组织处于“哑火”状态，调解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人民法庭在其业务上的指导也不及时、不到位。

（四）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第一，公开审判开庭旁听人员不多，辐射范围小，应有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受到限制。第二，深入乡舍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讲法的工作不扎实，未能形成长效机制。第三，新闻媒体宣传不够。一方面，新闻媒体采稿质量要求高，采稿数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干警普遍偏少，而办公条件又有限，不能安排专人负责法制宣传工作，宣传不及时、不到位，不能做到紧密围绕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较为突出的问题，结合典型案件进行广泛宣传与报道。

三、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一）深化参与农村治理意识

基层人民法院的地位和职能作用决定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审判组织，是典型的“到群众中去”，它们更容易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非常有利于各类纠纷案件的顺利解决。人民法庭参与社会基层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不仅充当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更是筑起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庭通过依法审理大量民商事案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解决关系社会治理问题，有力地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因此，人民法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审判工作与农村治理有机结合

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审判工作，高效优质的审判就是强有力的参与。审理易激起民众矛盾的民事商案件时要格外关注社会舆论和影响。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要妥善处置，避免涉诉信访的发生。另外，要大力提倡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的做法，方便民众参与诉讼，加快案件审结速度，减少民众诉累，及时、有效维护民众合法权益。

（三）强化基层调解组织作用

人民群众之间产生纠纷往往首先反映到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如果通过非诉调解，不再走诉讼途径，不但可以避免矛盾冲突减轻法院办案压力，还更有利于解决“执行难”。同时，人民法庭调委会的支持与帮助下，有利于人民法庭提高办案质量，加快办案进度。《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是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人民法庭必须转变以往“就案办案”模式，从维护农村长远稳定发展大局出发，担当起对基层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重任。

（四）审判职能广泛延伸

第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公开审判、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等方式方法，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培养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和避免矛盾纠纷的产生。第二，强化司法建议工作。严格要求通过书面建议形式向有关单位发函，并及时对建议进行跟踪反馈。创新开展具有农村特色的司法建议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重要作用。第三，完善定期回访制度。开展定期回访工作，及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跟踪反馈，巩固办案效果，防止不和谐声音的产生。

（五）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一是加强人民法庭组织建设。领导重视、组织关怀是法庭发展的有力推手，同时，严格选拔德才兼备、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基层法庭担任领导岗位。二是加强人民法庭“软件”建设。本着“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标准鼓励年轻干警到基层锻炼，使法庭始终保持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重视法庭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干警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加强人民法庭硬件建设。良好的物质装备建设是彰显法律权威、法官尊荣的标志，同时，实现人民法庭办公区、审判区、生活区有效分离，切实保障法庭干警人身安全。

四、结语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2

(一) 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解析

公民参与可以称为公众参与, 亦或是公共参与, 其主要是指有参与愿望的公民通过一定的途径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行为活动。诚然, 公民参与最主要的就是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但是公民参与的范围比政治参与要广, 它不仅包括参与政治生活, 还包括参与公共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在公民社会相对发达的今天, 公民参与的范围正在慢慢变广, 已经从国家的相对正式规范领域, 扩大到社会的非正式自由领域。

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 社会治理应该是多主体、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不应该被限定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制度, 其更应该是一种持续的互动过程。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启动者, 我国社会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公民参与的过程, 公民参与不仅仅是社会治理的内在机制要求, 也是推动社会治理的主要动力和手段, 如果没有公民的参与, 政府再怎么推动社会治理,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1]俗话说的好,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因此, 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基层基础打实在、坐牢靠。好的社会治理可以称之为善治, 而能够充分保障公民参与度的基层社会治理便是“善治”。

(二) 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度不高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长期处于“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治理体制之中。很多公民不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是因为自己缺乏公民意识, 其并未意识到社会治理是自己的权利, 从而表达自己的诉求。[2]通过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有45%的农村村民对基层选举与民间自治的关注仅仅停留在“听听”而已上。虽然55%的农村村民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民主选举和决策当中, 但对于民主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的基本了解却少之又少。并且在基本权利受到侵犯时, 60%的农村村民无法得到有效的帮助。超过一半的农村村民在对待选举权这一问题时都会选择放弃, 即使不选择放弃的村民中, 其在行使的过程中往往也都是带着随意的心态。50%的农村村民认为选举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 根本没有意识到参加选举是我国现阶段实行民主的重要途径。有45%的农村村民一直以来都只是一味地接受“上级”的安排, 从未真正实现自己“当家作主”, 即使当自己的政治权利被侵犯, 他们大都也只是默然接受。[3]

除了制度和态度层面上的问题,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还普遍存在一些其他问题, 使得公民难以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比如基层地方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并不融洽;民主选举过程中尚存在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家族、宗教势力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消极影响等等。

(三) 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已经表明了要坚定不移的发展民主政治, 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从时代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党和政府对于公民参与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更显示出了公民参与在衡量社会民主水平中的地位, 公民参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4]

纵观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以看出由自上而下的政府单一的管理模式转变成上下互动、服务和管理相结合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 是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趋势。公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突破了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 组织和支持公民依照宪法和法律, 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使公民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公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还可以改变以往政府大包大揽各项社会事务的状态, 吸引公民参与到关系自身利益的社会建设和管理之中来, 充分发挥公民自主治理在整个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度低的原因

(一) 自然、人文环境对政治的影响

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一样, 一国的地理、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及习俗、惯例、宗教、生活方式等人文社会环境对该国的政治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主要指西北五省, 其说法源于1949—1953年国家设立的六大行政区之一的西北行政区, 面积约为219.05万平方公里, 气候干旱, 地广人稀, 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境遇。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对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是不够深入的, 西北地区多游牧民族, 存在着天然的活性因素。

我国公民没有治理社会的权利意识, 归根结底是由于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没有肯定民治的重要性, 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均不够。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 往往是精英执政,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精英主义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从中央集权到地方自治, 无不体现着权威主义的本质, 能够实现的自治以经济、文化领域居多, 极少涉及政治领域。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强烈的家族本位意识, 以及面对政治权力时的双重心理, 使得民众分化成两个极端:安于现状的“顺民”和盲目从众的“暴民”。[5]

(二) 经济对于政治的影响

分析政治问题, 根本的还要从经济层面入手。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度偏低与作为基础的经济条件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 他们更多的是关注“面包”等能够带来现实利益的物质条件, 而不是“选票”等作为长期投资的政治问题, 这也是“在选举中采取物质利益诱导”的初衷。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 何谈参政议政的意识与能力。传统的政治经济观认为政治是上层建筑, 经济才是基础。西北民族地区面积广阔, 但是作为连接经济的交通基础建设相对落后。西北地区具有丰富的资源, 但是在利用上存在很多问题,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较差, 产业布局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导致公共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 就学、就医、就业的困难重重, 任务相当艰巨。不仅东西部存在差距, 在西北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距, 城市难以发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 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相应就差, 从而使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存疑。

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西北民族地区的民众对于“选票”类的政治问题的关注度较以往有所提高, 公民希望并且需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经济与政治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也使得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

(三) 特殊的宗教因素影响

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 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间在地位、权力、财富方面的竞争日益显性化。[6]我国西北民族地区还是一个宗教文化多元地区, 不同宗教的信教群体和民族身份之间一般存在很强的对应关系。而在西北这样一个特殊的多宗教地区, 因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引发的各种摩擦冲突背后往往存在冲突群体的民族背景差异, 很容易将之异化为民族矛盾, 导致合作和团结的意识减少, 社会团结聚集的能力随之变弱, 使得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凸显。

实现公民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的目标是解决各种矛盾的争端, 因此政府应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必要的制度和财政支持, 尊重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习俗, 真正提高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 切实推进民主政治的有序进程。

三、扩大我国西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度

(一) 发展经济, 完善法制体系, 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

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 将扩大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民主法治建设的范畴, 保障公民参与的合法权益, 提高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为了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构建模式, 应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权限范围, 增强各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 提高依法治理的工作效率, 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另外, 还应建立畅通、有效的信息渠道, 使公民能够通过制度性的参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 真正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共治, 营造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实现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

(二) 拓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发展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现在的社会转型是一个全面的转型, 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社会的自我协调机制, 自律机制, 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 在国家法律框架内, 发展和规范民间组织, 形成灵活的社会自我协调机制。政府应该加大对民间组织的政策以及资金支持和引导, 制定统一完善的《民间组织登记法》, 改善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 培养社会急需的具有实际作用的民间组织;当然作为民间组织更要加强自律能力, 提升民间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的公信力, 与政府实现良性的互动, 从而更加有效的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7]整个社会还要创新切实可行的多元治理模式, 重视疏通公民及民间组织依法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渠道。

(三) 培育公民社会参与能力, 提高参与热忱度

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相当深远, 一定数量的公民还存在着被动参与的心态, 甚至并不愿意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决定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效果的最重要因素, 还是公民自身的社会参与能力。观念是行动的先导, 因此公民应突破就有落后观念的束缚, 增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至关重要。提高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忱度, 政府应该首先摆正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定位, 在全社会当中确立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 构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补、有机互动、合作高效的和谐治理机制, 营造良好的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环境氛围。[8]

针对目前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公民政治素质普遍偏低的现状, 政府应该协助降低公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门槛, 逐步通过义务教育和法治宣传等措施来逐步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构建高素质高能力的专业人才队伍, 提高全民族的受教育水平, 提高公民的自我治理能力, 切实保障公民有序、有效、有尊严地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的公民参与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参与”、“治理”和“善治”等词语成为了时代流行词汇。基层社会治理是关乎每一位公民的切身利益的大事, 其极为迫切的需要广大公民的积极参与。但是在我国西北民族地区, 公民的社会治理参与度并不高, 这不仅是公民自身的原因, 更重要的还是政府及制度的深层原因所致。只有提高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忱度, 才能更好的实现现代民主政治。本文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的分析, 深入探讨基层社会治理中公民参与度不高的原因, 并提出扩大公民正常、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建议。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夏晓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 2011.

[2]毛曙霞.公众参与社会管理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 2011.

[3]杜军林.西北民族聚居地区农村基层民主与社会自治的认同影响因素分析[J].黑河学刊, 2014 (3) .

[4]许韬.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义研究[D].湘潭大学, 2013.

[5]赵刚印.现代化进程中公民政治参与的比较研究——以中国与印度为例[D].华东师范大学, 2006.

[6]马仲荣.社会转型期的甘肃藏区社会矛盾与民族关系相互作用问题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D].兰州大学, 2012.

[7]吴光芸, 李建华.论民间组织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J].学会, 2009 (7) .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3

[关键词]参与式民主；基层社会治理；村民小组长队伍；参与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3-0031-03

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有序参与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当前，在农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动力不足。一方面源于许多村级事务事不关己，另一方面源于参与和不参与差异不大。由此在一些地方基层社会治理陷入一种“空转”乃至“反转”的治理危机中。所以，激发群众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在村级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上能有效地提高村级事务的效率，避免基层政府的热情与基层群众的冷漠之间的反差，化解基层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从而增强基层治理的实效。在这当中，村民小组长作为村民的带头人，他们上连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下连普通百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可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又可以得到群众认可。因此，上海市崇明县新村乡以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为契机，把村民小组长队伍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范畴，赋予村民小组长一定的社会治理权力，大力建设村民小组长队伍，激发了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热情，在基层农村网格化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崇明县新村乡村民小组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

崇明县新村乡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以参与式治理理念为指导，把选优配强村民小组长作为重要抓手，有效发挥了村民组长在农村工作中与群众联系紧密的优势，开创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新格局。

（一）畅通渠道，严把“选人关”。新村乡党委针对过去村民小组长年龄大、文化低、无人干的现象，以村民小组长换届选举为契机，实行户代表推荐、党员代表推荐、各职能条线推荐、村党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公开推荐方式，由村民委员会组织召开全体户代表会议，由户代表会议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小组长。严格规范村民小组长选配标准，坚持以“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为标准，将一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青年骨干推选到村民小组长的队伍中来。

（二）明确职责，严把“履职关”。新村乡党委明确了村民小组长农村网格化治理中的“六大职责”即当好“六个员”：一是负责向村民宣传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传达县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署，当好“宣传员”；二是组织引导村民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搞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领村民致富，当好“示范员”；三是了解掌握村民的所思所盼，积极向村“两委”反映村民的意见建议，当好“联络员”；四是关注基层矛盾苗头，积极化解村民之间的矛盾和纠纷，促进基层和谐稳定，当好“调解员”；五是围绕防汛抗旱、水利兴修、土地流转、重点工程建设等村级事务，积极做好监督检查和落实反馈工作，当好“监督员”；六是负责本组的资产、资金、资源的管理，及时制止和汇报各类违法建设，当好“管理员”。

（三）健全制度，严把“育人关”。针对村民小组长学习机会少、成长慢、考核难的问题，新村乡党委健全“三大机制”，加强对村民小组长的培育：一是建立教育培训制度，将村民小组列入村干部培训工作规划，突出农村政策、法律法规、农业技术、村组工作等方面的教育培训；二是建立联系帮带制度，每位镇党委班子成员和村两委“班子”成员分别联系帮带3—5位村民小组长，加强沟通联系、帮带示范，提高村民小组长的履职能力；三是建立考核评价制度，健全完善村民小组长考核细则，考核结果作为评先评优、经济报酬发放和提拔使用或提请罢免的重要依据，提高村民小组长的履职积极性和责任感。

（四）健全体系，严把“服务关”。村民小组与群众接触最紧密，做好服务群众工作是村民小组长的基本职责。新村乡党委根据村民小组长的这一特点，建立“镇党委统筹、村‘两委负责、村民小组落实”的服务体系，发挥镇党委统筹社会资源、村“两委”落实服务项目、村民小组自我服务的积极作用，增强村民小组长的服务能力，提高群众对其的信任感。

（五）激发动力，严把“激励关”。针对过去村民小组长队伍中存在的补贴少、动力弱的问题，新村乡党委通过“三大激励机制”，激发村民小组长的内在动力：落实报酬机制，建立基本报酬与考核报酬相挂钩的激励机制，鼓励村民小组长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注重精神激励，通过优秀村民小组长的评比表彰，树立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强化政治关怀，建立“把党员推选为村民小组长、把村民小组长培养成党员或村干部”的机制，把优秀的村民小组长作为村级后备干部加以重点培养，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照，激发村民小组长的工作积极性。

二、村民小组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岗位吸引力有限。乡镇作为我国最末端的行政层级，所掌握的资源力量有限，由其作为改革创新主体，所掌握的各种资源要素难以支撑较大的制度创新。新村乡政府在吸纳优秀人才充实村民组长队伍方面尽管出台了相对应的政策措施，但是面对崇明县本地户籍人才输出大于人才流入的现状，无法推出更有吸引力的措施选配更高素质的优秀人才充实村民组长队伍。数据显示，新村乡本次换届选举中，村民组长连任人数达到86人，占109个村民组的78.9%。

（二）能力素质有待提高。尽管新村乡在本次村民组长换届选举中拿出了硬性规定，降低了村民组长的平均任职年龄，但是本届村民组长队伍仍呈现出思想政治素质不强（党员占比为11%）、年龄老化（平均年龄为60.4岁）、学历低（初中以下学历占一半以上）、业务素质不强（80%以上缺乏专业技术）等特点，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服务型人才更加匮乏。在面对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农村艰巨的基层社会治理任务面前，素质不强的村民组长队伍难以实现大的作为，在工作中表现出进取心不足、主动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不强等问题，其工作局限于信息传达、物资发放等实务工作方面。

（三）权责不相称。村民小组长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存在着义务多权利少的现象。在调研中，村民小组长普遍反映，他们的权利少至已影响到职责的履行和作用的发挥。乡镇政府和村级党组织给村民小组长安排了不少有关基层治理的职责，如维护环境卫生、纠纷排摸、示范带头、维护权益等，并设置了严格的考核标准。但在待遇方面，低廉的工作报酬制约了村民小组长的工作积极性发挥。据调查，村民小组长每年的生活补贴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原本起到激励作用的绩效考核效果也不明显。另外，村民小组长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缺失，政治参与意识的薄弱，都影响了村民小组长的参与程度和效果。

（四）参与意识薄弱。参与式治理要求群众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并推进民主化的进程。但在调研中发现，村民小组长的民主意识还不强，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涉及群众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社保以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等问题上，参与不够，建言不多，作用不明显。

（五）培训效果不佳。在调研中村民小组长普遍反映，为履行好职责，他们亟需党的方针政策、农村法律法规、生产实用技术、社保养老、土地流转、止违拆违等方面相关知识的学习培训。有一位村民小组长说，由于他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掌握不准确，因而难以向群众做准确的宣传教育说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在农村基层，针对村民小组长的学习培训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机会少，一年难得有一两次；二是内容缺乏针对性，与村民小组长的需求脱节；三是培训方式单一，缺乏灵活性，使培训的效果大打折扣，影响了村民小组长综合素质的提升。

（六）基层政府职能转型缓慢。参与式治理要求基层政府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群众，及时从“全能型政府”向“合作共治型”政府转变。然而，乡镇政府和村级党组织的职能转变意识不强，“越位、错位、缺位”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妨碍了基层政府效率和应有职能的发挥，而且造成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民众之间关系的紧张。基层政府还没有完全放下“身段”，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以一种合作共治的姿态与村民小组长之间建立平等共治的关系，使基层参与治理的进程受阻，也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培育。

三、推进村民小组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几点思考

（一）严格选任标准，优化队伍结构。一是完善组内村民民主推荐候选人和村两委推荐候选人制度，把学历高、年轻有为、热心公益、政治素质强的回乡创业人员、发家致富带头人、“万人、百千人项目”从业人员、有威望的村组“能人”推选担任村民组长，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二是建立健全岗位吸引机制，建立村民组长培育成长计划，将综合素质较高、年轻有活力的村民组长作为村委后备干部人才进行培养，派任务、压担子，历练村民组长的工作能力。三是强化监督考核，完善村民评议、村民组长互议、村两委和乡镇考核的各项制度，优化定期考核与不定期考核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明确考核关键指标、重点指标，采用“一票否决”等考核标准，严肃考核结果的运用，提升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二）完善培训机制，提高素质能力。一是完善培训机制。加强与组织部、民政局、党校等单位和部门的合作，建立乡镇、条线部门和专业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参与的立体培训体系，提升培训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创新培训方式。着眼于村民小组长的学习特点和农村工作特殊性，以农村基层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抓手，采用小班化教学、实践教学、参观考察、问题讨论等多元培训模式，切实提高村民小组长的履职能力。三是突出培训内容。着重强化政策法规、矛盾化解、群众工作、土地流转、止违拆违、农业技术等方面知识的传授，提升村民组长的综合素质，增强村民组长的干事创业本领。

（三）完善保障机制，增强岗位吸引力。一是建立健全补贴增长机制，将村民组长的补贴支出作为乡镇财政统筹考虑，根据村民小组长的工作实际，结合当地工资水平，逐年提升报酬标准。同时，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标准，强化业务考核，适当运用奖惩措施，发挥绩效考核对村民小组长的激励作用。二是将社会工作者项目、乡镇定向岗位面向村民组长开放，在考录标准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使表现优秀的村民组长走向更高的平台施展抱负，激发村民组长的工作积极性。三是建立镇村联系村民组长制度，关心帮扶村民组长成长。建立与村民组长的帮扶成长机制，形成乡镇干部、村居负责人和村民组长合作互动的帮扶格局，通过走访、谈心、了解工作状况等方式和途径，了解和掌握村民组长的思想动态，帮助村民组长解决和克服工作困难，优化村民组长工作环境。

（四）提高参与意识，增强治理效果。从中国基层民主实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至今已近三十多年了，但从基层群众自治的目标指向来看，基层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还不强，基层群众的自治意识薄弱、自治机制不完善、公民社会发育滞后、自治能力不强、参与政治社会的程度、层次、范围还十分有限，干群矛盾紧张，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使基层群众自治遇到了民主困境。因此，参与式治理正是纾解基层民主困境的方式，它通过基层群众、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会的良性互动、平等协商、自主参与，影响公共政策，实现自我利益的表达。村民小组长正是群众的代言人，村民小组长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避免公共决策的盲目性和非理性而造成的公共资源浪费和公共决策危机。在政府与公民、公民组织的深入互动、民主决策过程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因此，要通过参与实践来提高村民小组长的参与意识、参与程度、参与范围、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切实发挥村民小组长的参与作用。

（五）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治理。参与式治理倡导政府与社会的伙伴关系。基层政府必须转变服务理念，从管理公民、公民组织到在与公民、公民组织的共同合作治理中，为公民、公民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因此，乡镇基层政府与村级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长、群众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伙伴关系，基层政府要主动让渡权力，在与群众合作共治的过程中，使基层政府由统治管理向互动治理、主动服务转变，使基层政府真正回归到公共事务服务的本位上来。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崇明县委党校

参与基层政府信访化解社会矛盾 篇4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为深入推进“六五”普法工作，按照区“群众满意工程”的要求，更好的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2013年5月15日，山东淄明律师事务所与区某镇人民政府签署书面协议，规范律师参与基层信访活动。

协议规定律师配合司法所、信访办为来访群众、矛盾纠纷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镇政府依法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提供法律服务，为基层政府领导决策提供法律帮助。为更好的履行协议内容，淄明所在调研的基础上，专门制定了《律师参与社会矛盾调处值班规定》，并对参与信访活动的律师进行了上岗前的培训。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5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是指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通过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行政和法律的各种手段，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罪犯，积极消除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各种因素，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系列制度措施。对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是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监督执法、保障守法、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重要职责，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力军。

一、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的重大意义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社会稳定的要求越来越高，检察机关必须增强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担负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担，面对挑战，站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前沿，主动适应治安形势的需要，严厉打击社会犯罪，不断提高整体的防控能力，及时化解矛盾和纠纷，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地贡献。

1、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贯彻严打方针的实际需要。严厉打击危害群众利益的严重刑事犯罪刻不容缓，当前影响打击力度的原因有多方面，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法不严的问题。要确保严格、公正执法，检察机关必须进一步加大诉讼监督的力度，通过开展立案监督，切实解决有案不立或以罚代刑的问题；通过开展刑事审判监督，切实解决有罪判无罪或重罪轻判的问题；通过开展刑罚执行监督，切实解决不按法律交付执行或以钱抵刑的问题。实践证明，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综合治理，是贯彻严打方针，保证打击质量，提高打击力度的重要保障。

2、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强化社会控制的客观要求。强化社会控制能力，加大预防犯罪的工作力度，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中心环节，检察机关结合职能特点，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办案发现问题，大力开展检察建议活动、法制宣传活动和社会帮教活动，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不仅有助于减少不安定因素，而且能够卓有成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的防控能力。

3、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当前，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矛盾的冲突、利益的分配导致了社会心理日趋复杂，一些不良的心态个别人不能冷静地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为一点小事而大动干戈者不乏其例。因此，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及时排解纠纷；通过纠正错案，有效化解矛盾；通过严格执法，进一步减少不安定因素。这些工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职责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规定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职责有六个方面：第一，充分行使检察职能，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危害群众利益的严重刑事犯罪；第二，严惩贪污、贿赂等以及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第三，结合办案开展法制宣传，提出检察建议，扩大办案效果，推动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严格管理，堵塞漏洞，从源头上加强犯罪预防工作；第四，做好对不起诉人员的考核和帮教工作，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检查督促被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人员和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第五，协同有关部门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加强对犯罪青少年，尤其是其中的初犯、偶犯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第六，通过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受理控告申诉，注意发现和化解、疏导社会矛盾。

2010年2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加强对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的检察监督；加强来信来访、控告举报、刑事申诉、刑事赔偿等工作；加强对刑事、民事、行政审判和侦查工作的监督；加强职务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依法提出检察建议，促进和加强有关单位的治安防范。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措施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公民遵纪守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可见，教育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是检察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措施之一。

检察机关要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于法律监督工作中：一是加

大警示教育制度，在办案过程中，以犯罪嫌疑人作为反面教材为发案单位的干部群众上法制课，以案释法，同时深入到重点部门进行法律知识辅导，学习刑法、刑诉法等有关法律知识，并出卷考试，建立廉政知识档案；二是在出庭公诉时，利用法庭辩论和发表公诉词的机会揭露犯罪，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三是要加强对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把教育人、改造人、挽救人放在第一位，加强对监外执行罪犯罪的管理，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四是充分利用综治宣传月、举报宣传周、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活动，走向街头、走进社区、深入农村，把法制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手中、心中，使人民群众真正做到知法、守法、懂法、护法。

（二）突出首要环节，严厉打击犯罪

打击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实践证明，只有严厉打击，才能使犯罪分子感到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法律的威慑力量，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才能惩恶扬善，扶正抑邪，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勇于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积极性。因此，检察机关只有始终把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工作重点，同时加强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通过行使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等职能，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执法监督力度，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稳定。具体来讲：

1、突出查办大要案、有影响案件和重点部门的案件。

2、加强对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通过办案，一方面挽回了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促进了企业、农村经济的再发展，为保障国企改革、新农村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3、认真查处渎职侵权案件。注重查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与犯罪分子相勾结，充当保护伞的渎职案件，以及危害民生民利的案件，进一步拓宽办案范围。

4、侦查监督、公诉部门结合“严打”斗争，坚持从重从快方针，努力做到批捕案件三日内审结，起诉案件半月内审结，提高了办案效率。同时在办案中坚持严把证据关、事实关、程序关，努力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

（三）落实治本措施，预防职务犯罪

预防职务犯罪就是防患于未然。作为基层检察院，要在加大查办职务犯罪的同时，运用个案剖析、预防咨询、对策建议等多种形式预防职务犯罪。在预防工作中，要注意创新预防工作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好预防职务犯罪和个案预防“五个一”活动。一是注意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思想演变和心理动机，教育其写出一份悔过书；二是与案发

单位或部门共同分析一次发案原因，找出症结；三是对症下药，提出一份检察建议；四是以案释法，上好一堂法制教育课；五是搞好一次回访考察，检查落实情况。同时，努力在“三个延伸”上下工夫。一是把个案预防向前延伸，对初查未成案的单位提出告诫建议，做到防患于未然；二是把个案预防向案中延伸，将苗头性问题辐射到主管部门，整个系统，起到办理一案，教育一片，警戒一方的作用；三是把个案预防向案后延伸，主动建立联手预防，巩固和深化预防成果，防止个案预防结案后预防工作出现断档现象。在此基础上，通过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在党校、看守所建立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强化对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人员的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他们加强思想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地位观，从思想深处筑起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心理堤防。

（四）落实“宽严相济”政策，推进社会和谐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宽与严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宽严相济深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其核心是区别对待，目的在于最大程度的预防犯罪，减少矛盾。具体讲“严”就是对重犯从严，对首犯从严，对累犯从严，“宽”就是对偶犯、初犯、中止犯、未遂犯、预备犯和未成年犯从宽，做到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减少对抗，促进社会和谐。

检察机关必须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准确认识和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犯罪分子依法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挽救的尽量挽救，能从宽处理的尽量从宽处理，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我院认真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刑事和解制度，一是对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和交通事故，依照法律规定，运用和解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杜绝和防止“以钱买刑”现象。二是加强同政府有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团组织以及学校、社区的联系和配合，落实好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帮教措施，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重点放在“教育、感化、挽救”上，尤其是对那些主观恶性不深，犯罪手段一般，偶尔失足的未成年人犯罪，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不采取逮捕措施，为未成年人改过自新，重塑明天创造机会。

（五）建立信访机制，化解社会矛盾

化解矛盾是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的首要任务，检察机关要认真做好控告申诉工作，充分运用刑事、民事等手段，努力化解矛盾纠纷，消除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氛围。一是认真地解决信访难题。充分发挥控告、申诉、举报的“窗口”作用，推行执法关口前移，建立健全信访工作的长效机制，畅通信访渠道，深入乡镇流动接访，开通网上举报，让人民群众真切地体验到检察机关执法为民带来的实惠和便利；二是积极地帮助化解社会矛盾。在刑事检察工作中，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界限，对于农村因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坚持以教育挽救为主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慎用刑事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努力营造邻里互谅互让、家庭和睦相处的和谐氛围；三是主动地处理民事纠纷。对诉讼主体为农民和诉讼内容在农村的各类程序严重违法、实体处理不公、适用法律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案件及时受理、依法审查，坚持“公平、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充分运用抗诉和检察建议的方式监督审判机关依法纠正。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6

对国际金融危机对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的新挑战，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一、充分认识当前形势下保险业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经济衰退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严峻形势和挑战，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更加艰巨。这对保险业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全方位、深层次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行业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紧密围绕中央“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观念，在坚持“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工作方针，全力推动行业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二、继续深入推进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

开展平安建设是新形势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保险业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平安建设，预防和减少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支持参与灾后重建，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协助化解社会矛盾和加强社会管理，对于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平安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今后一段时期，要继续贯彻《中国保监会中央综治办关于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明确工作目标，把握工作重点，深入推动保险业参与平安建设工作。

积极发展责任保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扎实做好落实保监会与有关部门联合发文贯彻落实工作，积极推动火灾、安全生产、校方责任、环境污染、产品质量、旅游、医疗等领域责任保险发展。继续完善交强险配套制度，改进完善交强险互碰自赔快速处理机制，保障城乡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依托“三农”保险业务，广泛参与农村平安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在试点基础上，推动农房保险、农民工意外保险发展。积极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探索建立农业保险、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村信贷的联动机制，为缓解农民“贷款难”服务。加强“三农”保险机构和网点建设，建立健全“三农”保险服务网络。加强与气象、水利、畜牧等部门合作，运用现代技术手段，提升农业防灾防损水平。

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结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大力发展个人、团体养老等保险业务。积极探索保险业参与和服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新途径和有效模式，为完善国家医疗保障体系服务。

加强警保合作。认真总结推广部分地区开展“治安保险”的做法，把居民财产保险与治安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协助解决社会治安管理问题，切实提高社区治安防范水平。

健全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妥善处理各类重大风险事件。发生重大灾害事故，要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组织查勘理赔，在切实履行保险赔付责任的同时，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做好灾后重建工作，帮助受灾企业和群众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通过认真总结奥运保险保障工作经验，积极为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国际重大活动提供有力风险保障。

三、建立完善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服务流动人口管理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是当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点工作。保险业要紧密结合实际，将流动人口保险保障体系建设作为保险业进一步发挥社会管理功能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因地制宜，创新方式方法，积极开展多种模式的农民工保险试点，取得成功后推广。积极开发适合农民工和用工单位投保的农民工补充养老、补充医疗等险种。加强管理和服务，以意外伤害、补充医疗等为重点，全面推动农民工保险发展。要积极配合国家稳定和促进流动人口就业政策，吸纳具备条件的流动人员进入保险业工作，缓解流动人口就业压力。

四、着力规范保险市场秩序，切实做好保险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7

在多中心治理实践与理论的观照下, 高等教育领域逐步产生一种以 “去中心”为基础的治理范式。它的主要特征是非国营化、去中心、自治与市场化[3] 。因为高校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存在, 必然需要各相关权益主体共同治理, 这就构成了多中心治理结构。这些多中心主体的存在有利于形成合作治理网络, 该网络由政府、高校、社会团体组织等组成。就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而言, 加强以社会团体为代表的社会参与更具时代意义。

一、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重要意义

由于对社会参与的理解局限, 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把社会干预和社会参与相混淆的情况, 从而造成对社会参与本质内涵的误解和功能作用的误判。事实上, 社会干预是指外部系统力量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对特定社会组织的发展施加影响, 产生有利于自身利益需求的参与效果的过程。社会干预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影响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产生正面影响的称之为积极干预, 产生负面影响的称之为消极干预。社会参与则是指积极的社会干预, 指为了避免大学因自治而产生的脱离社会实际, 及大学因过于自由放纵而产生的偏执保守而进行的干预与控制。社会参与在高校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弥补“政府失灵”产生的不足, 抑制现代大学治理中的过度“行政化”趋势。

多中心治理制度的核心在于解释了“政府失灵”的内在机制与改善措施, 对社会参与现代大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将高等教育作为纯公共品由政府包办提供, 在大学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渗入政府的“影子”, 既有对人、财、物的直接控制, 又有对专业设置、项目管理、考评激励、合并升格等间接控制, 大学在被“行政化”管理的挣扎与主动加强自身的“行政化”管理中逐步形成了过度“行政化”趋势, 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难以协调平衡, 只有通过社会参与才能缓解这一矛盾, 形成政府、学校、社会三方力量的相对均衡, 引导大学从过度“行政化”的漩涡中走出来, 向着现代大学制度的方面迈进。

2.增强“社会智慧”因素, 克服现代大学运行中的过度“自治化”倾向。

现代大学在宏观管理领域的“行政化”趋势影响带动下, 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多重叠加产生共振效应, 政治家治校、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呼声日高, 在微观运行领域则逐步呈现出“自治化”倾向, 这种倾向排斥社会参与大学运行管理, 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和目标指向进行“自治”, 存在着脱离社会实际、不顾社会需求、限制社会参与的弊端。大学生专业面窄、适应力弱、就业困难、创新乏力等现象就是其具体体现。社会实践是最好的学校, 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无限的可能和不竭的智慧源泉。社会参与因其广泛性、群众性、无私性等特征, 在现代大学运行中广泛开展社会参与可以集聚社会方方面面的智慧共同克服现代大学建设中面临的复杂难题, 为现代大学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参与环境, 培育高素质的社会参与主体, 同时, 最大限度地压制局部利益团体对大学长远发展的负面影响, 产生充足的正外部性溢出效应, 使得大学在运行中实现由“竭己之力”而“自治”向“聚众之力”而“共治”的正确方向转变。

3.畅通“信息传导”机制, 消除现代大学发展中的过度“封闭化”弊端。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 整个社会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大学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要保持生存、稳定和发展, 就必然要和其他系统进行正常的人员、物质、信息的交流, 否则自身难以持续发展, 严重的还会走向停滞、落后甚至灭亡。特别是信息的沟通和交流, 正日益成为制约大学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国大学在发展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相对“封闭化”的问题。传统的大学被作为一个“单位”进行科层式管理, 内部系统流动性较弱, 与社会外界的联系渠道单一, 人员成长环境和轨迹单纯, 对外界信息的获取、整合和响应较差, 同时, 也不愿意主动向社会公布信息, 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 不善于应对, 面对内部民主管理压力和诉求, 不善于适应, 在社会外部监督和参与愿望高涨时, 不善于迎合, 没有形成双向互动的“信息传导”机制, 影响了大学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强现代大学社会参与机制建设, 畅通大学与社会的“信息传导”机制, 增强大学对社会参与的响应能力, 让大学回归社会大系统的本位, 才能走出封闭化发展的循环, 在开放式系统的支撑下, 完成自己的使命。

二、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社会参与力量的培育

推进高校多中心治理模式, 必须紧紧围绕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个核心, 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个高度来审视定位, 确定目标, 完善机制, 使社会参与渗透进大学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同时, 还要切实防止出现打着社会参与的旗号对大学进行社会干预的错误倾向, 使得社会参与真正成为支撑现代大学健康发展的动力源泉。

1.加强高等教育管理法制建设, 在依法办学中推动社会参与法制化。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制定过程中, 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意见, 但无论是社会参与的群体规模、层次深度, 还是社会参与的互动反馈、机制内容都远远不够, 导致现代大学依法办学中社会参与法制化程度仍然较低, 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一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内容安排中, 要进一步明确社会参与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方法途径, 为社会参与提供法制保障。要把对社会参与的权限划分、机构设置、内容主体、参与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 有的内容还要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使社会参与在高等教育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具有明确的责任和程序, 为社会参与提供法律前提。二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制定过程中, 要进一步吸收社会力量参与, 重大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措施、改革创新在实施过程中要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使这一过程成为集中社会智慧和力量共同决策、共同实施的过程, 为社会参与提供良好环境。三是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 要进一步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的范围和力度, 让社会参与成为督促现代大学严格依法办学的有效形式和重要力量。

2.构建现代大学运行服务体系, 在自主管理中促进社会参与常态化。

一是要建立重大决策咨询制度。涉及学校发展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决策, 要在规范的决策程序框架内,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通过发挥董事会、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学生代表、社会力量等的作用, 使得决策咨询制度贯穿于学校各项决策的全过程, 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专业化程度。二是要建立中国特色大学理事会制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理事会职能, 将传统的合作型、审议型、决策型理事会进行功能整合, 结合大学目标定位和发展需要, 广泛吸收行业企业、民间团体、NGO组织加入理事会, 使理事会真正成为现代大学自主管理的思想中枢。三是要建立学校与社会的互动响应机制。一方面积极推进高等学校信息公开, 把一切可以公开的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议。对社会的反应要有及时有效的响应机制, 使得学校在不断响应社会关切中逐步提升和完善自身发展, 在保持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3.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式, 在民主监督中引领社会参与透明化。

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必须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正确处理好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关系, 确保高等教育发展的全面协调可持续;二是着眼于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发展, 高度重视学生和教师的知识系统、能力系统、价值系统的全面发展, 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和谐发展需要的专门人才和教师队伍;三是建立教育质量互动反馈机制, 加强学校、政府与社会的信息互动和良性响应机制建设, 引导社会力量矫正高等教育的发展误区, 为现代大学发展建立培养纠错机制和奋进动力。这就需要大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现代大学民主监督, 在监督中促进高等教育落实提高教育质量的相关政策规定, 推动现代大学坚持以人为本, 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适应经济社会需要作为全部工作的重心和目标, 敞开胸怀接受来自外界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及时报告自身发展中的成绩、不足和困难, 积极培育多样性的社会参与主体、质量监控标准和互动方法途径, 在公开透明中不断深化社会参与的广度、深度和频度, 将社会参与的过程变成既是对现代大学进行民主监督的过程, 激励约束的过程, 也是促进现代大学提高办学质量的过程, 健康发展的过程。

4.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做法, 在吸收创新中实现社会参与现代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后来居上, 除了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实力提供的强大支持外, 其拥有相对完善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 尤其是丰富而多样的社会参与组织机构网络体系和运行模式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综观其社会参与模式, 政府间接管理、大学依法自治、社会参与监督是其最显著的特点。我国高等教育在吸收西方成熟经验做法时, 重要的是结合各自实际进行创新, 努力实现社会参与的现代化。一方面, 政府应主动转变职能, 由全能全包型向有限服务型转变, 由直接管理型向间接影响型转变, 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市场等手段柔性管理, 积极为社会参与让渡“权力空间”, 为大学的发展营造宽松和谐、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 大学自身要顺应社会参与高校治理的要求和趋势, 探索建立适应社会参与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吸收更多的社会要素参与学校自治, 通过决策咨询、评估评价、问责监督和外包服务等, 不断提升现代大学的内涵品质。同时, 还要大力发展类似美国的社区学院协会、专业教育评估协会、非赢利教育基金会等中介组织, 鼓励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 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精神, 站在中立的角度对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和高校的依法办学成效进行监督评价, 积极协调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关系, 实现政府间接管理与高校学术自治的有机结合。

摘要：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新理论, 在其理论观照下, 高等教育领域逐步产生以“去中心”为基础的治理范式。多中心治理框架下社会参与力量的培育包括:加强高等教育管理法制建设, 在依法办学中推动社会参与法制化;构建现代大学运行服务体系, 在自主管理中促进社会参与常态化;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方式, 在民主监督中引领社会参与透明化;学习借鉴西方成熟经验做法, 在吸收创新中实现社会参与现代化。

关键词：社会参与,多中心治理模式,高校

参考文献

[1][美]埃里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都市警察服务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

[2][美]奥斯特罗姆, 帕克斯, 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M].毛寿龙,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9:11-12.

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 篇8

——关于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的调研

长宁区政协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以下简称中央）精神，对接中共上海市委（以下简称市委）今年1号课题，根据中共长宁区委（以下简称区委）的统一部署，中共长宁区政协党组牵头组织了‚进一步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的调研。在陈建兴同志的带领下，区政协充分运用区委重点调研课题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荟萃的智库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沉下去等多种方式，学习领会中央和本市关于社会治理创新的一系列要求，认真听取市区有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社会组织、专家学者、有关领导的意见，从长宁的实践探索出发，在总结回顾基础上，对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开展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对现阶段需要进一步研究推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促进社会组织领军人才纳入今年的领军人才推荐表彰工作和区政协委员调整工作，并对下一步有关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一、社会组织等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成效逐步显现

1、依据《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本次调研涉及的社会组织范围，主要包括依法登记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民非组织）、还包括党员志愿者工作室、社区群众活动团队以及各类群众自组织等。近年来，尤其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后，区委区政府要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市委的有关精神，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大协同‛，取得积极进展。

（一）社会组织已成为提供社区服务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按照市和区里的有关要求，社会组织形式已初步覆盖实施主体。据区社建办的调研统计，长宁街镇综合类、专业类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机构中，社区文化中心、社区体育俱乐部、居家养老中心、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残疾人服务社、司法社工站、综合协管服务社等，均为民非组织或社工机构。在满足多样化社区服务领域，初步形成了传统人民团体‚阵地‛组织（社区家庭文明指导中心已是民非组织）、区关心下一代协会、区老年协会、草根社会组织等共同参与的协同格局，以‚民生‛实事、‚公益‛活动等为载体，在社区各类困难人群帮扶、慈善超市、外来人口子女关爱等服务事项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街镇建立的社区生活服务中心，已逐步成为引入社会力量开展项目运作的公共平台。特别是，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街镇分会，坚持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动员区域内1800余家单位、组建四个义工大队，持续开展‚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帮助救助困难群众约17182人、12345户。

（二）助老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已具有良好基础。上 海的老龄化程度已处于较高水平，长宁率先在全市提出了‚幸福养老‛指标体系。面对养老事业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在引入社会力量上，全区上下已形成很高共识。一方面，长宁支持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各种助老公益活动，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业性社会组织参与政策托底养老服务，并鼓励他们拓展非政策托定的养老服务，如今年建成的区‚乐活e平台‛引入社会组织提供助老呼叫中心服务，部分街镇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养老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与体制内机构开展良性竞争。又如，在全区养老机构37家中，公办8家、床位653张，公办民营4家、床位1013张，社会办25家、床位3605张。再如，鼓励运用社会资源开办老年护理院，全区1189张老年护理床位中，公立医院和民办医疗机构提供数分别为780张、409张，后者占到34.4%。与此同时，在学前儿童教育、心理健康等领域，社会组织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

（三）在社区和谐稳定工作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力量。依据全市的统一部署，长宁在推进禁毒社工、社区矫正社工、青少年事务社工三支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积极拓展，形成了许多自身特色。如，2010年，长宁在‚禁毒妈妈义工队‛的基础上，推动建立了民非组织‚禁毒妈妈工作室‛，开展禁毒宣传、社区戒毒康复治疗和科研以及禁毒志愿者交流 等活动，累计帮扶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76人次，其中26人成功戒毒。又如，针对重性精神病人弱监管问题，2013年在全市率先建立了精神卫生专业社工队伍，将重性精神病人纳入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服务之中。目前，社工队伍已成为特殊人群和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的基本力量，相关社会组织则起到了积极的补充作用。与此同时，围绕化解阶段性突出矛盾，街镇党员志愿工作室、妇联的‚开心家园‛等与区相关调处机构协作，共同参与信访、维权等各类矛盾化解工作，积累了许多成功的案例。如，2013年成立的民非组织‚区医患矛盾调处中心‛，初步形成卫生、公安、法院和保险‚五位一体‛医调工作机制，已受理医患纠纷413件，化解353件，化解率85.5%。

（四）宜居宜商环境建设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已十分明显。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长宁形成虹储自治家园、葫芦缘议家社等一批小区自治家园，探索了不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家门口‛工程建设等的会商机制。如，在居民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社区警务站（民警）‚四位一体‛机制日臻完善。位于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是建于2000年的商品房小区，2012年5月在居委会党总支牵头组织下，指导业委会完成改选，通过‚四位一体‛机制的协同，业委会动员小区1193户居民形成共识，将损毁严重、布局残缺的摄 像头、电子围栏、IC门禁卡全部改建完毕，一改小区治安、卫生、停车环境杂乱的局面，得到小区居民的好评和信任。另一方面，以持续推动凝聚力工程为抓手，形成‚党建联线、行政联手、社会联动‛的工作机制，针对楼宇员工阶段性突出需求，注重运用社会和市场力量，不断深化‚六个便利行动‛，逐步扩大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的互动联动，至目前，经常性服务项目已覆盖57幢重点商务楼宇、占比80%，比较有效的帮助解决了白领午餐、交友、劳动争议等主要诉求。

二、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的工作措施有力有效 按照中央和市委关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长宁以区委区政府名义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以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抓住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的契机，发挥‚凝聚力工程‛建设的党建优势，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一）将社会组织建设列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结束后，长宁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若干意见》（长委[2010]89号）。文件明确，要构建服务完善、社会稳定、管理有序、文明和谐、宜商宜居、充满活力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努力争创全国文明城区。文件提出，‚以‘凝聚力工程’学会为平台，推动党组织、政府、社会和 企业互促共融，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组织，扩大群众民主参与‛，‚努力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2011年，区委办印发关于转发《区民政局、区社建办关于长宁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实施意见》的通知（长委办[2011]32号），要求贯彻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沪委办发[2011]19号）精神，落实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要求，明确了‚十二五‛期间社会组织建设的目标任务和六类建设重点。2013年，区委下发关于《加持和发展‚凝聚力工程‛做好新形势下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的实施意见》（长委发[2013]6号），要求‚更加注重凝聚社会‛，‚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之间关系，改进党的领导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善于领导社会建设、协调多元利益，培育社会主体、提升社会协同、增强社会融合‛。2014年，区委常委会《2014年工作要点》要求，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拓宽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载体和平台。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标准等，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引导鼓励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着力打造社会组织建设的生态链。在区委和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有力推进了社会组织建设进程。一是拓宽孵化和培育的渠道。以区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园为主体，10个街镇 为孵化平台，N个部门条线为载体，185个居民区为基础，构建了1+10+N+185的孵化、培育、引进工作格局。社会组织从1999年时，区内登记的社会组织74家，至今年9月底，已发展为568家、年增长率8%，提前完成每万人8个以上的‚十二五‛规划目标；各类党员志愿者工作室180家，各类群众活动团队1370余个。其中公益慈善类和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445个，约占区社会组织的78%。二是重视社会组织建设载体。初步建立区和街镇两级枢纽型社会组织框架，推动形成‚公益伙伴日‛等一批公益品牌青年公益服务支持中心等一批公益组织，指导街镇推动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支持发展志愿者协会（网站），至今年9月底，全区注册志愿者人数11万余人，超过全区常住人口的14.5%，为本市中心城区第一。三是推出政府购买服务政策。2011年，区政府出台《长宁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暂行办法》，今年配套制定了区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目录、区政府购买服务目录。自2011年以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资金逐年递增，2014年购买区社会组织服务项目65个、金额2380.9万元。四是促进社会组织的规范性建设。通过自我申报、指导培训、专家评估、等级评定、公示表彰流程，现有10余家社会组织正在进行评审，已有23家分别达到5A、4A级标准（数量位于 全市前列），30家达到3A级标准。

（三）坚持党建引领融合发展。一是注重发挥党在社会公共领域的主导作用。通过区‚凝聚力工程‛学会和分会，通过党组织联动，动员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社会性、群众性活动。推动商务区（园区）内党建共建，组织物业、街道、商务区（园区）参与区内停车、治安、环境等管理的协商协同。积极培育党员牵头或为骨干的志愿者工作室，目前已有180家，其中19家已转化为登记的社会组织。二是加强社会组织党支部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方法，依托社区综合党委、社区党员活动中心、枢纽型社会组织等，掌握情况，推动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的融合，社会组织党建覆盖率位于全市前列。定期举办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培训班，组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五星奖‛评选，通过加强对党组织负责人的教育引领，团结凝聚社会组织领头人。三是重视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和骨干队伍建设。加强对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宏观管理，支持发展专业社工队伍。特别是今年，在区委关于社会组织建设调研的推动下，社会组织负责人纳入区领军人才推荐范围，三名社会组织负责人被评为区第三届领军人才和第八轮拔尖人才，其中一名结合区政协委员调整，被协商增补为区政协委员。

三、当前需要进一步需要研究关注的突出问题 综合调研情况，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长宁在推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方面成效明显。根据调研中各方形成的共识，对应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组织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当前需要进一步研究关注的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认识上需进一步增强紧迫性和主动性。相对于全国，上海较早启动社区建设，探索解决了‚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的阶段性突出问题，研究推动了社区服务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长宁以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为契机，基本形成了城区管理大联动、安全稳定大预防、多方参与大协同格局。但是，随着‚社会人‛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多样化需求日益分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中，条线部门仍然比较擅长以传统的行政指令方式部署相关工作，基层也比较习惯以传统的行政化方式包揽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存在群众受惠感受度没有预期高、工作成果持续长效有困难等现象。总体反映出，对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思想上有认识但不够紧迫，实践上有行动但缺乏经验，在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的主动性不强，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心存顾虑，步子谨慎，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比较狭小。这固然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因素，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客观性，但也必须看到，现阶段多元、多层、多角度的特征，已对传统的行政包揽方式形成新的挑战。

（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需进一步加强。对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相对比较弱。一是体制内培育的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条线在社区布局的民生等工作的实施主体，虽已设计为民非组织，但与其它体制内培育出来的社会组织同样，基本参照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如人员财政核定，经费纳入街镇预算管理体系等，客观还只是街镇相关职能科室的行政性延伸。这些组织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十分有效，但很少具备社会组织自我发展的特征。二是草根类社会组织缺少要素服务平台。从调研情况看，草根类社会组织大多比较弱小，财务管理、承接项目、专业服务、筹资能力等很弱，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而一些已经形成较强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由于显性运作成本比较高，社区往往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此外，各区以孵化培育为导向的优惠扶持，在积极促进社会组织数量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专业性社会组织跨区域发展形成壁垒。三是对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和形式研究还不深。如，业委会，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微观基础之一，目前存在不少现实问题。据区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信访矛盾较为集中的前五类中，物业纠纷位列第四，同比上升幅度为五类中最高（36.4%）。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业委 会的主体作用和自身规范化建设还需予以更高的重视。又如，在社区的草根类社会组织，不少还只是‚拾遗补缺‛的角色；全区经备案的1360余支社区群众团队，除群众文体活动外，在发挥群众再组织功能、表达居民诉求、提倡公序良俗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探索参与和协商的方式。

（三）工作合力和政策引导需进一步加强。一是系统推进和工作合力有待加强。基于传统和‚增量‛思维模式，几乎每个部门都有或主管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建设呈现各部门‚自行设计、自主推动‛的状况，社会组织多样性和工作方式碎片化并存，系统研究、统筹指导不够，由上而下行政推动的‚一刀切‛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多元诉求有脱节现象，基层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时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回应。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还需优化。我区政府购买服务起步较早，发展规范，目前已形成向市场购买、向社会组织购买两个口径，初步建立了部门专项经费和相应购买服务项目经费增减挂钩的安排原则，但准入合格性要求和退出界定还需更加科学，购买软件项目需更有力度，引导合理竞争需更加开放，调动基层积极性需给予更大的自主权。三是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从共性的问题上讲，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合理、普惠的财税金融政策不够配套。从区域事权看，社会组织领军人才培养和储备的整体性、制度性 安排需加强，推动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需改进。体制内产生的社会组织，由于政社不分，出于可靠、低费用等原因，兼职或退休聘用比例较大，缺少职业成长预期，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的要求不相适应。登记制度改革后，特别是面对互联网、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态势，对社会组织的有效监管方式，还需在实践中不断研究改进。就基层社会治理而言，社会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和案例，总结提炼不够，社会影响力不高。

四、有关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四大要求，为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指明了前进方向。在长宁良好工作基础上，依据调研中的共识，主要有三方面的建议。

（一）进一步充分认识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是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深刻认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社会组织建设是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深刻认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对于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基层社会治理中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开创文明城 区建设新局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二是切实增强改革意识。要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目标的高度，从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出发，按照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总要求，充分认识当前存在的不适应情况，紧密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紧密结合本区基层社会治理的自身实际，着力深化改革，加强整体推动，注重需求导向，促进开放竞争，坚持党建引领，推进依法监管，努力发展一批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强专业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占领社会建设的主阵地。三是切实增强探寻规律的自觉性。认真研究‚治理‛的深刻内涵，着眼于诉求多元化、需求化特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索发展一元引导多元协同的途径、形式和规律，尊重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加强对社会组织回归‚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基本属性的指导，善于突破思想上樊篱，逐步厘清‚公益‛和‚免费‛、‚养人养事‛和合理成本、职业性就业和‚志愿行为‛、政府托底和多元提供、政府购买和社会筹资等等，许多在当前实践中比较困惑的问题。

（二）进一步重视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一是增强基层创新动力。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建设列入街镇重要议事日程。充分发挥街镇在社会建设最前沿的作用，着力增强街镇改变传统行政化包揽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的紧迫感和主动性。给予街镇更大的统筹协调、整合激励的自主权，促进街镇培育和扶优并举，在开放竞争中引导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参与自治共治，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二是大力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按照‚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要求，不断完善本区‚社区公共服务项目指导目录‛，引导社区文化、体育、养老、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事项积极运用社会化、市场化运作机制，支持社会组织等参与智慧社区建设，促进在特殊人群服务、重点人群关爱、矛盾调处等领域的社会组织有序扩大竞争，鼓励各类社会组织针对特定人群开展困难救助、权益维护、人文关怀、心理疏导、关系调适等服务，凝聚各界公益人士投身社区公共服务。三是积极搭建社区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协商平台。以平安小区建设、家门口工程、社区群体活动、困难群众关爱行动、六个便利服务等为载体，以社区服务、社区和谐、社区安全为重点，突出养老、物业、矛盾调处以及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服务，积极拓展公共事务空间，探索涉及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事务公共议题的形成途径，依托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凝聚力工程‛学会分会以及‚四位一体‛机制，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在发现服务需求、监督社区管理、倡导公序 良约、提高自治共治水平、建设文明社区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一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购买服务运作机制。按照国家、市里和区里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事业单位改革。不断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坚持底线思维。完善有效需求形成机制和遴选办法，优化购买服务的定价规则和竞争规则。鼓励社会组织综合利用街镇各类‚阵地‛和‚中心‛、开发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引导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筹资意识和能力。完善分类、分级管理办法，适度扩大街镇在政府购买服务制度中的自主权。二是有序推动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梳理街镇层面建立的各类‚民非‛性质的组织，有序推动此类组织在机构、职能、人事、财务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离，转变‚事业化‛管理方式，明确其独立法人地位，规范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此类组织依法自我发展，在开放竞争中优胜劣汰。与此同时，推动区层面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进一步加快‚政社分离‛的步伐，进一步增强其在全行业、全要素、全流程中的服务引导能力。三是重视社会组织支持性服务平台。按照‚以社建社‛的原则，将服务社会组织支持性平台建设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鼓励需求开发、标准制定、信息集成、项目管理、财务管理、招投标指导、法律咨询、人力资 源管理培训、理论探讨以及规范化建设评估等要素支持性服务项目，推动区和街镇‚枢纽型‛社会组织增强支持性服务功能，防止新的行政化。四是加强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将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区人才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拓宽社会组织领军人物政治参与渠道，在‚两代表一委员‛及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内，设立社会组织代表的适当比例。加强社会组织专业化、职业化骨干队伍建设，呼吁完善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职业体系，鼓励研究探索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分类薪酬制度和合理增长机制，加大对优秀社会组织的宣传，增强全社会对社会组织建设的认同。五是提高依法监管水平。结合社会组织登记制度改革实践，按照坚守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两根底线的要求，认真总结和完善对实行直接登记的四大类社会组织实施综合监管机制，高度重视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指导社会组织以章程为核心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依法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提高信用监督水平，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六是始终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引领。按照‚行业归口、分级管理、区域托底、规范有序‛的要求，坚持全覆盖、分级管理、分类管理和条块结合的原则，依托区域化党建工作优势，不断提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有效性和创新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也是抓人心的过程，应切实 增强使命感，加强对社会组织领军人物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价值引领和组织引领，促进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好主体作用，团结凝聚各界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增进思想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