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宪法心得体会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还很淡薄,因此必须我们应好好地学习一下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为大家的日常生活都与宪法息息相关。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法律法规的运行,须以不超出宪法效力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宪法关涉百姓的诸多权益,是百姓自我保护、对抗外界不法侵害甚至是与扭曲变异公权力对抗的顶级保护伞,这就容易破除其在百姓心中“抽象、高高在上、虚无”的旧有印象。
材料一:2011年12月4日,“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昌智在出席座谈会时指出:法制宣传教育是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要通过抓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农民等重点对象,带动和促进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入开展。2011年是实施“六五”普法规划的第一年,2011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以法制宣传日为契机,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规模大、范围广、内容全面、形式新颖的法制宣传活动。
材料二:2011年12月4日晚,《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落下帷幕,2011年年度法治人物最终揭晓,“中国首善”曹德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免费午餐”爱心群体等入选2011年度法治人物。
【知识链接】
一、深入开展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有哪些重要意义?
有利于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实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利于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等。
二、为什么要把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作为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1.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培养懂法、守法、护法、用法的合格公民,是时代的要求。
2.通过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广大青少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治意识,养成遵纪守法的行为习惯,预防违法犯罪,促进自身健康成长,把自己培养成社会主义合格公民。
三、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1.勇于维护公平正义,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施正义行为、积极承担责任是做人的基本要求。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向2011年度法治人物学习,勇于维护公平正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关爱他人,服务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具有正义感的人。
2.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我们应该向2011年度法治人物学习,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3.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崇高品格。我们应该向曹德旺等2011年度法治人物那样树立崇高的理想,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开拓创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四、作为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重点对象,我们青少年应该怎样做?
1.要增强法律意识,维护法律尊严,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和科学文化素质,争做合格公民。
2.应积极参加各种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提高法治观念。
【强化练习】
一、单项选择题
1.2011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深入学习宣传宪法,大力弘扬法治精神”。之所以要强调学习宣传宪法,是因为宪法 ( )
①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②是所有法律的总和 ③具有最高的权威和法律效力 ④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首要地位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2.近年来,我国每年都隆重举行年度法治人物评选,至2011年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这一活动的开展 ( )
①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②说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已经实现 ③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 ④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全体公民获得荣誉
A.①③ B.②③ C.②④ D.①④
3.“醉驾入刑”推动律师施杰被评为2011年度法治人物。现在,醉酒驾驶行为已经以危险驾驶罪写入了刑法,这表明我国坚持 的基本方略。 ( )
A.依法治国 B.以德治国
C.人才强国 D.科教兴国
4.2011年度法治人物郑喜兰从事检察工作18年来,她亲办、督办和协办的案件达几百件,有罪判决率100%,没有一件是错案。这主要体现了她 ( )
A.承担责任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
B.尊重法律,追求公正
C.能正确对待各种挫折
D.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5.“中国首善”曹德旺、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免费午餐”爱心群体……从这些2011年度法治人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 ( )
①作为社会公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承担起关爱社会的责任 ②人生的价值在奉献中得到升华 ③只懂得奉献、不懂得索取的人生没有意义 ④只有像2011年度法治人物那样,才能活得有价值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①②
6.下列事件中能直接体现我国正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是 ( )
①201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 ②201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③2011年,各地集中开展了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 ④某地方政府为逃避法律责任瞒报矿难事故
A.①② B.①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二、非选择题
7.2011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组委会对“2011最美中国人(群体)”的颁奖词是:他们的双手,托起了岌岌可危的生命。他们的温暖,驱散了袖手旁观的冷漠。2011最美中国人,以行动挽救良知,以诚信唤起爱心,以责任呼喊正义,成为构筑中国精神的耀眼基石。
“2011最美中国人”身上有哪些优秀品质值得我们学习?
8.“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突出学习宣传宪法。某校团委会、学生会决定在“六五”普法规划首个法制宣传日到来之际,在学校学术报告厅举办“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校园”演讲比赛。曹美美同学作的题为《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的演讲获得一等奖。
(1)为什么要把“突出学习宣传宪法”作为“六五”普法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
(2)作为中学生,你认为公民应怎样正确对待宪法?
9.2011年12月4日晚,《法治的力量——2011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盛典》落下帷幕。首揭地沟油黑链的浙江民警冯伟峰榜上有名。冯伟峰在接到群众举报线索后,他第一个钻进树林,忍着恶臭逐一排查可疑的地沟油线索……并由此揭开了一个跨省地沟油产业链条。之后浙江警方联合山东、河南等地公安机关摧毁了涉及14个省的“地沟油”犯罪网络,对违法犯罪分子形成了有力的震慑。
(1)请分析民警冯伟峰当选为2011年度法治人物的主要原因。
(2)公安机关联合开展摧毁“地沟油”犯罪网络行动体现我国正在实施哪一基本方略?实施这一基本方略有何重要意义?
(3)你认为如何才能减少甚至杜绝制售“地沟油”等违法犯罪行为?
10.2011年12月4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为了配合这次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这一天某实验中学决定在全校开展一次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现请你参与其中,共同完成以下任务:
(1)我国为什么要开展全国法制宣传日宣传活动?
(2)校学生会组织部分学生在学校附近的文化广场向过往群众宣传宪法知识。请你为这次宣传活动设计两条宣传标语。
(3)校团支部组织一些团员出一期墙报,向全体师生宣传宪法知识。请你为这期墙报设计两个具体的栏目,并对其作简要介绍。
(4)学校要出一期宣传专刊,假如你是这期专刊的策划者,请你设计两个宣传要点。
参考答案:
一、1.C 2.A 3.A 4.B 5.D 6.B
二、7.提示:见上文“知识链接”部分三。
8.(1)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规定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比其他法律更严格。(2)认真学习宪法,自觉遵守宪法,热情宣传宪法,勇于同违宪行为作斗争,以实际行动捍卫宪法的尊严。
9.(1)冯伟峰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能自觉勇敢地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作斗争。(2)①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②有利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3)国家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严惩不贷;加强新闻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力度,营造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我们每个公民都要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使监督权,勇于并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等。
10.(1)提示:见上文“知识链接”部分一。(2)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学习宣传宪法,增强法治意识。(3)略。(4)①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②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③公民要增强法治意识,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依法规范自身行为等。
砂子坡小学 杨宏祥
11月,在学校的安排下,我对《宪法》进行了细致的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依据,它不仅对公民权力进行了确认和保障,同时对国家权力的设置和行使进行了规范,它是保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的根本规范。
国家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有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如果行使不当,又会侵害公民的正当权利。为了既发挥国家权力在保护公民权利方面的作用,又防止权力行使不当造成对权利的侵害,必须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与平衡是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因此,既要防止国家之权被滥用,侵犯公民之权,以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也要防止公民之权被滥用,以维护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就明确了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要履行应尽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公平权的明确规范。
总之,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宪法》。
最近学校组织学习了宪法方面的知识,使我又得到了一次学习的机会。下面就我个人的体会谈一下我的学习心得。
一、充分认识到了这次修改宪法的意义
刚刚结束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的`第四个修正案。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进入新世纪之后在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二、充分了解到了这次修改宪法的特点从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现实性:这次宪法修改通过对以下几方面的补充和调整,进一步保证了宪法与现实的统一。
一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宪法的指导思想。二是进一步明确国家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三是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成的规定。
四是关于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
二、以民为本:宪法修正案充分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和保护。第一,宪法修正案确立“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把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上升为国家,突出了人本精神。
第二,完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
心得体会
区委¥¥¥、¥¥¥¥ ****
近日,区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中心组集体学习,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重温《中国共产党章程》。通过参加专题学习,使我深刻感觉到作为一名党员领导的责任与义务,时刻以民为先,以勤为乐,以廉为宝,放下脾气,展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下面我就学习谈几点体会:
一、提升法制思维,推进依法行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的法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保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这不仅是对宪法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的概括,同时也对宪法的实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作为领导干部要提高宪法意识,维护宪法权威。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实现国家的长治 1
久安,就必须保持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协调与平衡。作为区政府副区长更要始终牢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精神,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只有为人民谋取幸福和安宁的义务,没有侵犯公民权利的特权。这是神圣的宪法责任,也应是我们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一要加强宪法观念,使宪法成为凝聚全体社会成员共识的“晶核”,从而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最为广泛的思想基础;二要树立宪法信仰,形成尊重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实施的优良党风,坚决维护宪法至上的地位;三要培养宪法修养,将宪法化为执政党的独特人格和气质,使运用宪法思维执政成为共产党人开展一切工作的自觉行为;四要提高运用宪法的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贯彻党的执政理念过程中,要能够根据宪法和法律,灵活运用各类法律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二、把握实质内容,自觉遵守党章
《中国共产党章程》对推进党的工作、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的集中学习会议上一直在强调:在各级党的组织的全部活动中,都要坚持引导广大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觉的学习党章、遵守党章、贯彻党章、2
维护党章,自觉的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党的意识、宗旨的意识、执政的意识、大局的意识、责任的意识,切实的做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一要自觉遵守党章。党章是党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应该从自省、自警、自励的角度出发,自觉遵守党章。自省自古以来就是国人提倡的自我修养的最高境界,没有思想的清白,就不可能有作风上的廉洁,为了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水平,党员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经常反思、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开展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找出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从而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二要切实贯彻党章。必须贯彻到党的建设经常性工作中去,要从完善制度、领导带头和督查落实两个方面入手,不断加强对党章的切实贯彻。
三要坚决维护党章。党章是我们党全部活动的总章程,是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在党的生活中具有最高效力。坚决维护党章,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党章的权威,态度坚决、行动果敢、无私无畏的维护党章。
英国宪政传统中确实强调“自由”,但它一方面强调“贵族的自由”,另一方面强调传统文明秩序中形成的自由,由此“自由”的伦理基础乃是“高贵”(nobility)。这显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自由观,伯克是其捍卫者,洛克、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是其支持者或同情者,都强调“商业”、“德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相关。而美国的“自由”则是《独立宣言》所主张的“人人平等”之下的自由,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国传统,而非英国传统。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法国大革命的不同立场。柏克在《法国大革命随想录》中就从英国宪法出发攻击法国大革命,而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潘恩在其《人权论》中则站在法国宪法的基础上,彻底批驳了柏克捍卫的英国宪法,宣称“人为的高贵(artificial noble)在自然的高贵(Noble of Nature)面前相形见绌”。在潘恩看来,英国宪法与法国宪法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英国人的自由、专制时代的贵族自由和历史传统中人为塑造的自由,而后者强调公民自由、民主时代的平等自由和自然状态下上帝创设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理念无疑有天壤之别,而美国独立革命就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宪法传统。方纳教授在其名著《美国自由的故事》中生动地讲述了“自由”概念如何从英国人的“特权”(privilege)在美国变成推动不同种族、阶层的人以“自由”的名义追求人人平等。
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这个说法,若强调普通法所保护的自由,则需要区分上述两种自由,若强调司法权与统治权的关系,则不能不面对司法审查问题。通常认为,普通法对美国宪政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马歇尔在马伯里案中将普通法中“法院的职责就是告诉人们法律是什么”的司法判断原则篡改为“告诉人们宪法是什么”,并因此宣布立法无效的司法审查原则。尽管美国人倾向于将司法审查的起源诉诸英国大法官柯克(Coke),可由法官宣布议会主权的命令因为违宪或违反自然法而无效,对柯克乃至后来的英国宪法学家们来说显然是陌生的。以至于前些年,英国因欧盟人权公约而引入美式司法审查制度,在英国司法界和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显然与“英美宪政”无关,而属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宪政美国化”导致的“世界宪政主义”(world constitutionalism)的一部分。
其实,“英美宪政”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建构是为了在“冷战”背景下显示自由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继承的欧陆革命传统的区别,从而在政治哲学中构造一种“反革命”的政治理念(即如何用宪法来终结革命)。然而,这个概念过分强烈的政治性及其意识形态的党派色彩不仅把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们,比如潘恩、联邦党人或反联邦党人,降格为目光短浅的“反革命分子”,看不到他们为全人类探索良好政治秩序所承担的使命,更妨碍我们认识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的革命性贡献,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宪法概念。一如潘恩所言,“宪法不是仅仅在名字上存在,而是在事实上存在。它不仅是理想,而且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宪法是先于政府而存在的东西,政府只是宪法的造物”。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constitution这个频繁出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政治思想家们著作中的古典“政制”概念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宪法”概念,前者强调“政制”乃风俗民情(mores)的自然产物,而后者强调“宪法”乃是人为创造的产物。由此,美国“宪法”绝非历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普通法”,而是启蒙思想家根据自然权利学说人为创造的“律法”(Law)。正如世界和万物是上帝的创造物,那么国家则是由人的宪法构造,霍布斯所理解的“利维坦”这样的人造国家,并没有在英国实现,而是在美国实现了。不同于欧洲十六世纪以来主权国家的兴起以王朝世系或民族为基础,美国的建国基础既不是某个民族,也不是某种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宗教信仰以及这种信仰下产生的宪法。正因为如此,美国例外论者往往在“创世记”的意义上来理解美国,美国宪法也真正获得了类似于“圣经”的地位。恰如考文教授所言:“宗教改革以天经地义的《圣经》取代了一贯正确的教皇;而美国革命用一纸文件的统治取代了国王的统治。”(《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序,考文著,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美国宪法解释中的原旨解释与自由解释(或德沃金的《道德阅读》)对美国宪法的不同理解类似于基督教中的旧约与新约。
由此,美国宪法实际上是哈耶克所批评的“唯理主义”的欧陆传统的产物,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完全对立的宪法观。“其一是其根本法下的人民的自觉设计的新概念,新的宪法定义;其二是古老的传统观点,其中,‘宪法’这个词仅仅适用于从某民族的现实制度和它们的发展中推演出来的实在原则。”(麦基文,2页)美国宪法的这种唯理主义特征就体现在美国宪法是一部人为设计的“成文宪法”(written constitution),马歇尔在创立司法审查学说时就特别借重于“成文宪法”思想。如果以美国宪法的标准看,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在潘恩对英国宪法的众多批评中,一个概括性的批评就是英国人对“宪法”一词喋喋不休恰恰证明英国根本就没有宪法。潘恩的批评固然是为美国独立革命张本,可连对英国政体充满向往的托克维尔也认为英国宪法并非“真实的存在”。
在整个启蒙时代,英国人的自由曾经令欧洲人神往,而英国宪法也被看做是继承了罗马和欧洲中世纪“混合宪法”(mixed constitution)思想的衣钵,成为启蒙思想家探索良好政体的范本。而美国宪法的出现使得“成文宪法”的现代性特征成为宪法的标准模式,以至于任何新成立的国家都必须制定成文宪法。十九世纪以来,英国宪法缺乏成文宪法典的形式和英国人的自由一样越来越遭到了质疑,英国不仅承受着边沁等推动的成文法改革的压力,自然也承受“成文宪法”的压力,因为按照美国宪法的标准,“英格兰却成了例外。……英格兰,也许是现代欧洲国家中最具宪法精神的国家,但却是唯一没有将其宪法诉诸正式文件的国家”(麦基文,11页)。为此,英国宪法学家们不得不面对“成文宪法”难题,解答“英国是否有宪法”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差不多构成了英国宪法学中隐秘的传统。
梅特兰的《英格兰宪法史》就可以看做是对这些问题的尝试性回应。这部著作通过历史研究来挖掘和整理英国的宪法实践及其宪法传统。梅特兰在书中实际上区分了:constitution与constitutional law这两个概念,后者类似美国宪法那样作为法律而存在,而前者则具有更广泛的古典内容。梅特兰所撰写的著作属于constitutional history, 其中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土地法、财产权、刑法、行政法等,而直接标明“宪法”(constitutional law)的只是一小部分内容。在他看来,要真正了解英国的constitution,就必须了解英国的土地法,因为英国议会的发展差不多依附于不动产法。同样,要理解十七世纪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宪法斗争,就必须理解当时的刑法和刑事程序法,比如令状和人身保护令。而除了这些法律,还包括“宪法道德或宪法实践的规则,宪法习惯,宪法惯例或宪法默契”。
梅特兰的研究建立在一个独特的法理学思想之上,它不满于边沁、奥斯汀在欧陆传统上发展起来的“普遍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从一些理性的和逻辑的设计出发”来研究宪法问题,“将法律看做是由许多独立的部门组成,给这个标上宪法,那个标上行政法,这个标上刑法,那个标上财产法”。在他看来,“法律就像一个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体,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联系,并相互依存”。这种法理学思想以及按照这种法理学思想对英国宪制史的扎实研究,事实上已经回应了“成文宪法难题”,因为美国宪法无疑是这种“普遍法理学”的产物。为此,梅特兰在书的最后特地用很少几页的篇幅来处理“宪法”的定义。在他看来,究竟什么是“宪法”,并不存在一个权威答案,而“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因为我们的宪法并没有特殊的神圣性”(536页)。英国宪法属于普通的成文法,没有成文宪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自然不需要诉诸成文宪法这个权威。梅特兰针对的是成文宪法问题,但对美国宪法却只字未提。
梅特兰有资格对美国宪法视而不见,因为他的研究表明英国不仅有漫长的宪法史,而且英国宪法的含义远比美国宪法的含义要丰富,至于成文宪法问题,“对专断统治的限制已经深植于民族传统之中,以至于英格兰并不存在对国民幸福的严重威胁,从而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采用正式法典”(麦基文,11—12页)。梅特兰从宪法史的角度对英国宪法的辩护无疑是成功的,但这种辩护依然需要在法理学意义上解决“什么是宪法”问题。不少英国宪法学家就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比如布赖斯就提出“刚性宪法”和“柔性宪法”,用来区别美国宪法和英国宪法。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宪法学家当属戴雪。
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第一次从法律科学的意义上全面厘定了英国宪法的内涵,并从英国政治实践中提炼出英国宪法的三个主导性原则:议会主权、法治原则和宪法惯例。为此,戴雪全面阐述了隐含在梅特兰著作中的“宪法惯例”学说,认为宪法包括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国家主权权力的分配或行使的所有规则(rule)”,它由两套在特征上完全不同的原则(principles)或准则(maxims)构成:
其中一套规则是严格意义上的“律法”,因为这些规则是由法院强制执行的(无论这些规则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也无论这些规则是以成文法形式颁布的或源于一大堆习惯、传统或以普通法而著称的法官创造的准据)。这些规则所构成的宪法(constitutional law)才真正符合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被统称为“宪法律”(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另一套规则是由惯例(conventions)、默契(understandings)、习惯(habits)或常例(practices )构成的。这些规则尽管也规制着行使主权权力的几个成员、大臣和其他官员的行为,但它们在事实上根本不是律法,因为它们无法由法院强制实施。由于这个原因,这部分宪法可以称之为“宪法惯例”(conventions of the constitution)或宪法道德(constitutional morality)。(英文版23—24页)
戴雪对宪法的理解意味着宪法并非必然是美国式的法典化的成文宪法。尽管戴雪本人并没有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但宪法学说中依然把戴雪看做是确立“不成文宪法”(unwritten constitution)概念的重要倡导者,后来詹宁斯在《法与宪法》中就直接使用“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来概括英国宪法与美国宪法的区别。不同于梅特兰,戴雪在著作中用了一些篇幅专门讨论美国宪法,他根据其对宪法的分类,主张美国成文宪法仅仅属于“宪法律”,从而进一步强调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宪法惯例。不过,对这个问题戴雪也只是一笔带过,他更关心的是英国宪法惯例,而非美国宪法惯例。
戴雪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在法理学意义上将英国宪法置于与美国宪法同等的地位上,从而有力地回答了“英国是不是有宪法”的问题。不过,仔细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以美国宪法为标准,英国宪法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英国宪法学家显然不满足于此,当代宪法学家惠尔彻底颠覆了美国宪法与英国宪法在法理学中的不同含义。
惠尔显然不满足于梅特兰以来英国宪法学家们强调英国宪法的古代宪法特征,而直接面对美国提出的“现代宪法”问题。不同于梅特兰、戴雪、詹宁斯的著作,惠尔在薄薄一册《现代宪法》中,完全按照“理性或逻辑设计”来研究宪法问题:宪法是什么,宪法怎样分类,宪法应当包括什么,宪法能主张什么权威,宪法怎样变化,宪法政府的前途等等。在第一章中,他直接批评了宪法学说中流行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分类似乎将二者对立起来。而在他看来,真正的宪法就是不成文宪法。为此,他进一步发挥了戴雪提出的“规则”学说,主张“政府体制都是由这种法律规则和非法律规则混合而成,这种规则的集合体就可以叫‘宪法’”。而“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的区别就类似于戴雪提出“宪法律”与“宪法惯例”的区别。
既然所有宪法都是由这两种“规则”构成的,那么,所谓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别也就失去了意义:“在所有国家,不只是英国,法律和非法律规则、成文和不成文规则,是混杂在一起而构成政府体制的……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较好的区分是: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和没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或者更简单些,遵循本书采纳的宪法定义,此即有宪法典的国家和没有宪法典的国家。”(14页)惠尔对“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概念的重构,实质上奠定了“不成文宪法”的正当性基础。如果按照我们目前对“不成文宪法”的定义,那么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属于“不成文宪法”,所谓“成文宪法”不过是“不成文宪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宪法规则”的汪洋大海中,成文宪法典不过是一座孤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宪法,那么英国宪法才真正应当成为宪法的标准,而美国宪法反而是一个例外。
从梅特兰、戴雪再到惠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国宪法学家们构筑的宪法学传统。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首先来自于应对“成文宪法难题”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无一例外地捍卫英国宪法传统,但这种捍卫不是一种简单的“爱国主义”,而是带着一份英国人惯有的自信和高傲。正如惠尔在《现代宪法》中借助一个英国人与法国人的对话解释了英国人对“成文宪法”的态度。这个英国人认为英国宪法是上帝对英国人的恩宠,但法国人则提出两个难题:第一,上帝的恩赐怎么会只局限于英国;第二,怎么看其他国家的宪法?对于第一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更多基于一种信念,认为只有在英格兰,“谦逊、独立、责任和安详等诸种高贵品质才奇妙地融合为一体……这些,都无法在世上的其他民族中找到”。至于第二个问题,英国人的回答很干脆:“对不起,我只能说,他们做他们想做的。”这意味着英国人打心眼里就不关心美国人的成文宪法。其实,正是英国人的这份淡定、从容、孤傲和自我期许,才成就了英国人那种“高贵的自由”。
然而,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形成更依赖于一种法学方法。既然法律是一门经验科学,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宪政实践中凝结起来的、发挥宪政作用的制度和规则,而不是抽象的、逻辑概念中存在的宪法条文。继梅特兰关注活的宪法实践,戴雪坚决反对从布莱克斯顿到边沁和奥斯汀的“普遍法理学”所代表的“名教癖”和“形式癖”,以及由此形成的对英国宪法的虚构或批判,认为这种方法无力揭示英国宪法的“真理”。在此基础上,惠尔坚持“宪法说什么是一回事,实践中发生什么完全是另一回事”。为此,他考察的不是被人们称之为“宪法”的法典或法律文本,而是考察政府的体制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换一对宪法概念来说,英国宪法学的传统就在于研究“实效宪法”(effective constitution),而非“规范宪法”(normative constitution)。
塑造英国宪法学传统的这种法学方法,与英国宪法学家同时作为法律人和学者的个人伦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法律人,他们对规则带着特殊的偏爱,关心并挖掘生活秩序中的真实规则,而作为学者他们对知识和真理怀着敬仰和谦逊,竭力涤除可能的傲慢和偏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宪法学排斥政治哲学或“普遍法理学”,而在于坚持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政治活动家、哲学真理与流行俗见的区分。而抵制政治的党派诱惑与卑俗的流行意见的最好方法就是坚守法律人的本分和学者的尊严,这种个人伦理品质不仅使自己能真正向哲学敞开,而且能为自己赢得一份真正的自由。正是英国宪法、英国宪法学的思想传统与英国宪法学家的个人伦理之间的这种内在关联,构成了英国的constitution,塑造了英国人独特的生活风格和精神气质,也为英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赢得了高贵与尊严。而中国宪法学人要在今天的世界上赢得高贵和尊严,无疑要以英国宪法学家们为榜样。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党的十八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国家根本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必将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在新时代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作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确立共和国宪法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要顺应时代大势、事业发展、党心民心,就要集中体现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精神。我们要把学习宪法作为我们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我们把握政治方向保障。
作为企业中层干部,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带头加强宪法学习,增强法治观念,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教育引导全体员工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的模范,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通过对新宪法的学习,使我充分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根本依据。它不仅对公民权力进行了确认和保障,同时对国家权力的设置和行使进行了规范。我们要深刻理解《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相互作用的。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既要维护好员工的权利义务,还要让员工了解到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公民权利是经过宪法确认的我们应该在国家宪法的基础上使用我们自己的权利。我们还要把握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目的。国家权力的设置是以公民权利为对象,以维护公民权利为目标的,所以,维护和执行好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让我们员工认识到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才能得到有效保护。
通过学习《宪法》规定,使我认识到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国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何公民都有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也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中,要让员工知道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地位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要履行应尽的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权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也是宪法在保护公民权利这一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
我认为现在修改宪法是符合发展需要、顺应人民意愿的,是党中央充分发挥民主、广泛凝聚共识、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在新时代依宪执政、依宪治国、领导立法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修改宪法的意义,认识到修改宪法对国家和人民是有极大的历史担当,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和卓越见识的体现。
修改后的宪法,更好的体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意志,更好的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的优势,更好地适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必将更有力地动员和组织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奋斗。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习是前提,关键在贯彻。在工作中,我们要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通过学习了解,真正使员工了解掌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和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的要义,树立工作信心,建立大局观念,把本职工作干好,在公司提出“大干100天”劳动竞赛的号召下,借学习宪法的东风,鼓足干劲,圆满完成各项生产工作任务,为公司效益创历史新高作出积极贡献。
一、新《宪法》彰显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烙印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随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我国的发展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征程。一些旧的法律法规已落后于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对这些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就迫在眉睫。而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对其进行修订和完善就是首当其冲的事情。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办事情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最大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所以,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大根据时代发展需求,及时对《宪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这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新经验新的客观要求,将进一步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保驾护航,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
二、新《宪法》体现了深化改革的历史特征
如果单纯是文本的形式,则宪法的出现并在相关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据母法地位未必就是历史的进步,但三权分立原则和天赋人权等进步学说在民主国家的宪法中得到确认并随着宪法的“统治”地位而得以宣扬、贯彻,使得宪法与传统的法律有了根本的区别,因而可以说,带有现代的政治理念和人权观念的宪法的出现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大多数有宪法的国家中存在着一种共识: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原则上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然而,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制定出来的宪法,其命运是不一样的:有的宪法稳定,制定出来后一直沿用至今,如美国的1787年宪法;有的宪法则命途多舛,不管是进步的还是逆潮流而制的,都有被废除或从根本上加以修改的危险,如法国1791年制定的宪法和中国清王朝制定的《宪法大纲》。
(一)
宪法的出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宪法无疑不能用作专制统治的工具,不能成为代表社会进步力量和民主发展进程的羁绊——否则,宪法的出现就没有任何意义,鼓吹和强调宪法的地位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清朝末年,清政府颁布了《宪法大纲》,企图通过宪法的权威地位,将专制政体合法化、神圣化。其第一部分(君上大权)即规定:“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1此后各条仍规定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宪法的制定者显然也认识到了宪法在“现代”国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们没有认识到如此逆世界进步潮流而制的宪法,必然不能长久。除了更加突显出一个没落王朝的脆弱外,清朝的《宪法大纲》阻挡不了当时中国民主运动的潮流,它的匆匆作古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民主共和的名义下行专制独裁之实的国家,宪法的存在就更为尴尬了,它有名无实,只是少数政治集团手中的玩物,只有在对专制当局有利的时候,宪法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否则,就只能随着统治当局的需要随时的、任意的改变。因此,专制国家的宪法,其命运不外有二:专制的宪法被人民抛弃,民主的宪法则被专制当局抛弃。宪法的“统治”地位只能停留在文本上——而且,这样的宪法文本愈进步,愈显得尴尬。
中国自有宪法以来,就不乏上述那样的情况:《宪法大纲》无以服众,《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能压邪。由于中国近代自清朝以来的政府都以维护自己的绝对专制地位为目的,因此反对派(或曰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从来都是非法的:清朝末年革命党非法,袁世凯时期国民党非法,国民党时期共产党非法……它们如果不是民主的陪衬品,就是专制的牺牲品,其存在只能意味着冲突和血腥。中国近代史上,尽管并不缺少宪法,却因为从来没有一部宪法(不管是进步还是倒退)得到真正的尊重和实施,所以国家始终无法避免动乱和纷争,弯路走了一程又一程。
探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从历史学的角度只能这样解释:维护专制的宪法终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民主和进步。打着宪法的旗号维护落后,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但这种平静不是太平。它只是敌人就要占领的城市的缄默而已。”2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他举了俄罗斯的例子来证明旨在维护专制的宪法的不可靠性:“按照俄罗斯的宪法原注:参看俄罗斯的不同宪法,尤其是1722年的宪法,沙皇可以从皇室或是皇室之外,选择他所中意的继承者。这样一种制度产生了千百次的革命。”3以苏联为例,由于没有可行的民主选举制度,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充斥着阴谋和斗争。苏联解体以后数年,俄罗斯才建立起了比较民主和公平、公开的选举制度,普京和叶利钦的权力交接,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合法的交接。当普京手按俄罗斯宪法宣誓就职时,实际上就宣告了民主宪法在俄罗斯的权威地位,用叶利钦在辞职讲话中的说法是,“俄罗斯永远不会回到过去,俄罗斯今后只会向前进”。
(二)
宪法不能保证专制的安全存在,反之亦然。只有真正体现了现代民主精神的宪法才不致于没有生命力,但民主不是空洞无物的,它不停留在虚无缥缈的表面上。以自由为例,民主与自由密不可分,没有民主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没有自由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而宪法无疑应是民主和自由的当然保证。然而,什么是自由,自由果真如一些人说的那样有阶级之分吗?“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4卢梭著名的天赋人权学说则公开宣称:“人类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但)它(自由)原是天所赐予,为任何人所必不可少的……”在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和革命运动以前,自由被认为是某个阶级——通常是统治阶段——的自由,是一种在普通人看来遥不可及的特权。但在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看来,自由是没有阶级之分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它既非恩赐得来,也不可以被剥夺。当一个社会中的某个阶层——这个阶层的人通常在国家和社会中占多数——被整体性地剥夺了自由权利时,这个社会便不再是自由的社会。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剥夺多数人的自由往往是统治阶层以多数人的名义进行的。
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的关键在于人们有安全,或是人们认为自己有安全。政治不自由,人民即使被迫或自愿的效忠当局从而维持着表面的安定平和,也并不就意味着安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德国共产党人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就算他们的人数很多——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5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符合现代民主宪法精神的理论。她的意思很明白:只给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的成员以自由是畸形的自由。在取消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专制体制之下,一个党的成员看似有自由,其实也是没有自由的。他们被要求对某一种信仰(无论是否子虚乌有)绝对忠诚,自由不过是控制着党的少数成员的自由罢了。卢森堡的这种理论在奉行专制的纳粹德国没有市场,也不被她为之效力的、并声称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争取自由与民主的党所承认和接受,最后只能通过历史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和残酷性:纳粹在德国消亡了,布尔什维克在苏联也衰弱和消亡了——它对曾经宣誓效忠于党的党员们的退党行为几乎无能为力,埋葬党的首先是党自己,然后才是党的所谓的“变节”者。可见,畸形的自由对党和党的成员来说都不等于安全。当奉行专制的党和国家顷刻间败亡的时候,通常已经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历史表明,一个政党、一种思想、一种主义在民众中的威信,是靠它的先进性,而不必依靠宪法来确立和维持。
自由权利的内容相当丰富,言论、思想、婚姻、迁徙、游行、罢工……而在所有自由权利中,最重要、最敏感、最富有弹性和争议的自由无疑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就言论自由来说,它不仅意味着说话自由,还意味着发表自由。一旦大多数公民被剥夺了表达的自由权利,言论自由就不再成其为自由了。十七世纪,英国的约翰·弥尔顿在《出版自由请愿》一书中说:“说到自由,首先要给我自由认识、自由表达以及根据良心自由辩论。”6承认言论自由,意味着没有任何势力(政党、教会等)应该或有权行使话语霸权,从而剥夺任何“异类”的话语权利。只有真正掌握自由表达自由发表的权利,公民才有可能有效地监督政府,宪法也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对此,杰斐逊在致亚当斯的信中曾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主张出版自由,反对用武力,而不是用道理钳制我国公民对其代理人的行为不满而进行公正或不公正的批评。”7在致爱德华·卡林顿的信中,他提出了更为激烈的主张:“既然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意见,首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持那个权利(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果让我决定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政府然而没有报纸好呢,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好,我会毫不犹豫地主张后者。”8尊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乃至于把民众的自由表达权放在高于政府的地位,乍看来未免有些夸张,实际上却不无道理,因为政府本来就是为了保障而不是为了控制公民的言论自由而建立的。在杰斐逊看来,一切谬误,当容许人们自由反驳它们的时候,就不再是危险的了。言论自由是不容政府限制的,196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不准许地方政府对散发匿名传单者实行惩罚。布莱克大法官则强调,这种宣传形式(匿名)是他们国家历来广泛使用的,匿名小册子、手册或书籍一直在人类进步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联邦党报也是以假名发行的9。不仅言论自由,连反对政府也是正当的,每四年一次的大选都是一次大规模的反对现政府的运动——保持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既符合公民的利益,又有利于政府的完善,在民主宪法规范的原则下,通过舆论的影响使社会生活保持正常、合理和有序。
离开了思想自由的言论自由当然也是不完全的自由。言论自由之下,公民应该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否则,思和言相脱离,就不是言论自由,而是言不由衷了。思想自由包括政治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政治信仰自由,通常的说法是意识形态自由。“健全的民主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健全的民主容忍一切意识形态,包括专制主义体制在内。只要他们的提倡者的行为,不违反民主的规则……”10布鲁诺告诉人们:“政府无权告诉公民应该想什么。”他是智者。思想自由同样要求政治宽容,而对于专制体制而言,容忍异己无异于自取灭亡,所以,古时提倡思想自由的布鲁诺作为异端被教廷烧死在古罗马的鲜花广场上。没有民主宪法或民主宪法只是一种摆设的时代只会意味着血腥。
1914年,袁世凯操纵国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第十九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依法有受初等教育之义务。国民教育以孔孟之道为修身大本。”在他看来,这便可以束缚公民的思想,袁氏江山便可以“万世一系”了。这实在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等到公民都停止了思考,专制体制就安全了吗?“当政府颁布命令,声明它不能放任它的公民听从危险而大逆不道时,那么政府是在有意侮辱公民,并否认他们的道德责任。我们只有坚持,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多数人——有权利认为我们不适合聆听和考虑某一观点,从而取消我们的观点,从而维护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人的尊严”11。何为真理何为谬误由政府说了算、被剥夺了思想自由权利、不敢自由思想的民族是没有活力没有希望的民族,纵使它表面看起来强大,也必然走向衰落。这一点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早已成为常识,而起步相对较晚、民主制还不完善的国家却还任重道远。教训是明摆着的,孔教既不能挽救袁政权的衰亡,也无法抗拒新文化运动的潮流。1928年颁布的、具有宪法的性质和地位的《训政纲领》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政权。”12所以,尽管中国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是“宪法”规定的,但其统治却始终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毕竟这样的宪法是一部非法之法。没有一个政府会培养自己的对立面,但对立面是事实存在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也没有一个专制政府能够免于消亡——袁世凯不能,北洋军阀不能,国民党也一样不能。
(三)
最后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宪法可以违反或反对吗?这在中外的历史上,是一个引发过无数是是非非的问题,而在一些国家这甚至是一个血腥的问题。宪法的制定,原就是为了预备有人来“违反”并加以追究的,倘不,则宪法就也是一种摆设而已了。进步的宪法也好,落后的宪法也好,它们在历史上和现实中被违反的现象总是不可避免的。如袁世凯称帝就违反了自己参与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该法规定中国实行总统制);中曾根康弘、桥本、小泉等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则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该法规定日本政教分离),一些国家发生的大大小小的军事政变,绝没有一次是按宪法行事的——哪有宪法允许反对派发动政变的?即使在号称最民主的美国,也有违宪的政令出台。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就签署了“联邦忠诚命令”,该命令的目的是找出政府中,甚至高等学校教师、机关人员中的共产党活动分子,他们将在就业中受到歧视,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这同样是一个违反了美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权的条款,所以在1970年被废除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在颇讲人权的美国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但它在客观上也使得“学术自由”被当成一种神圣的权利提出来广为讨论,“学术自由”在保护左派学者方面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先生甚至把它提到了一种全新的和极高的境界:伦理个人主义。他认为,人们既然接受伦理个人主义,则他们也就接受了随之而来的责任:即人们有责任不公开宣布他人的信仰为谬误并承担一种更为积极的责任,那就是人们有责任公开表明何为他所相信的真理。“当猜疑的气氛充斥的时候,用丧失职业的恐惧心理把教师们收拾得俯首就范,那就不可能有才智的自由发挥。”13道格斯法官如是说。“联邦忠诚命令”的签署与废除,实际上是违反宪法与回归宪法的较量,它维护了美国宪法的权威,同时也说明:政府究竟应被赋予多大的权力,政府本身并不是惟一的和最后的裁决者。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宪法都是可以反对而不可以违抗的。不可违抗是基于宪法作为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说的,可以反对则是针对阻碍或试图阻碍社会进步与人的最大可能性发展的宪法而言的,这样的宪法必须被修改或废除。道理很简单:宪法是人的宪法,不是神的宪法,当它试图维护专制和禁锢人们的思想自由与权利时,便不再神圣了。率先发出“我反对(企图倒退的宪法)”的声音的,还是杰斐逊。他在致亚当斯的信中宣称:“我反对通过改变宪法的行政管理体制,即第一步过渡到总统和参议院的终身制,再从这一步过渡到这些职务的世袭制,从而使宪法具有君主制的特点。”14针对宪法草案中没有规定公民权利的情况,他提出了美国宪法中前十条著名的修正案,第一条修正案即规定:“联邦议会不得制定法律规定宗教国立,禁止宗教信仰自由,亦不得剥夺言论出版自由,人民和平集会以及为救济疾苦而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参见美国各种版本的宪法)这些修正案实际上为阻止国会运用立法权随意制定法律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提供了宪法依据,成为两百多年来美国民众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可靠保证,并且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动摇的观念。杰斐逊不愧是民主思想的先驱,他大胆质疑和反对专制宪法的举动成为美国式民主的典型范例,与规定孔教为国教的袁世凯们相比,显得愈加睿智和开明。他充分认识到了作为人的权利和责任,并让世人明白,宪法必须是进步的,否则,“我反对!”而且,即使宪法是进步的,作为公民,“我”也有反对的权利:作为公民,我们皆具有责任,当我们的社会必须作出集体决策而我们又相信我们的信仰和意见应该得到考虑时,那么,保持沉默便是错误的。只有保持独立的个人见解并对宪法和社会保持清醒的关注,宪法才不致于成为摆设或工具,社会也才不致于停滞不前。即使宪法的权威地位在美国几不可动摇,围绕着宪法的斗争和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案以七票对二票的多数通过判决宣布宪法保护妇女在妊娠早期施行堕胎手术的权利时,它激起了公众经久的愤慨、激情以及暴力行为。从那时起,反堕胎组织以及政治上的保守派坚定不移地游说试图扳回对罗伊案的判决。他们炮制了一系列新宪法修正案,但是没有成功;他们提出议案要求国会宣布胚胎的生命始于受孕之时,也没有成功;他们说服里根总统提名反堕胎法官就职于联邦法院;他们集资作为反堕胎政治竞选以鞭挞支持堕胎权的候选人;他们还冲击和炸毁诊所……尽管这样,美国宪法的地位仍得到了加强——或者说,美国宪法的地位因为争论和斗争更加稳固了。正是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强大的制约作用,被宪法赋予很大权力的职能部门才不会贸然行使权力,并最大程度地维护正义和公理——这一切,又和宪法的被“反对”分不开。可以说,反对宪法不只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
(四)
即使民主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也并不就意味着民主和自由已成现实,要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就要培养整个社会的自由力量,培养社会成员容忍并尊重持不同意见者权利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提高公民的认识水平。杰斐逊在提出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后,仍不放心,因为他认为,单有一项权利法案还不足以保证人民享有基本自由权,正常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对实现宪法所承认或规定的自由权至关重要。他在《关于进一步普及知识的法案》中指出:“即使有最好的体制,那些受委托掌握权力的人,通过慢慢地行动,总有一天要把这种权力变成暴政;可以相信,阻止这种情况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尽可能的启发广大人民的思想,特别是让他们得到有关历史所展示的各种事实的知识。”15美国宪法制定出来已有两百多年了,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如黑人的各种权利、妇女的选举权等,都是在这两百多年间慢慢实现的,而距完全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还有一段距离,不管怎样,美国仍是世界上相对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这与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民主的开拓者和实践者们前赴后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通过语言和行动来传播美国式民主的观念,使这种观念深入民心,遂有今日美国社会相对民主的现实。
应当承认,在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中,不管它对自由社会如何重要,没有一种是绝对的,同样,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宪法,也没有任何国家的宪法应该是各国立宪的惟一样板,但是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宪法应该遵循一些已经公认为进步与合理的准则,自由、民主、人权,三者中没有一项可以被否定或取消。行文至此,我想起了德国作家雷马克在《凯旋门》中通过主人公拉维克表达的一句话:“理由充足的法律万岁!”即使不是针对纳粹暴政,这句话也不失为智者之音。
注释:
〔1〕〔12〕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7、447页。
〔2〕〔3〕〔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0、62、154页。
〔5〕林贤治著:《胡风集团案》,丁东以《郭沫若和鲁迅》为题选入《反思郭沫若》一书,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6〕〔10〕〔1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国外法学知识译丛·宪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130、324页。
〔7〕〔8〕〔15〕《杰斐逊传》,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163、82、227页。
〔9〕(美)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剑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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