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精选8篇）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篇1

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第二季度，但病根早在1990年至1995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埋下了。当时，泰国积极实施鼓励外资的政策，处于加快金融业开放、推进本币可兑换及利率自由化的进程之中。在上述政策的推动下，大量外资持续流入境内，FDI及外债均大幅增加，短期外债比重高达50%以上，一部分境外资金直接或间接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外债及外商投资的推动下，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了较多国际收支顺差，本币面临着升值压力，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境外资金流入。在上述各项因素的作用下，国内经济高速增长(1990年至1995年泰国GDP年均增长9.04%)，房价及股市大幅上扬，泡沫经济逐步形成。

1997年2月初,国际投机者向泰国银行借入高达150亿美元的数月期限的远期泰铢合约,然后在外汇市场大规模抛售,使泰铢汇率波动。泰国央行为捍卫泰铢地位，动用了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稳定汇率。3月4日,泰国中央银行要求流动资金出现问题的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增加资本金3.17亿美元,并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坏账准备金的比率从100%提高到115%～120%,此举令金融系统的备付金增加19.4亿美元。但是社会公众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下降,从而发生挤提,提走近5.77亿美元。与此同时,投资者大量抛售银行与财务公司的股票,结果造成泰国股市连续下跌,汇市也出现下跌压力。在泰国央行的大力干预下,泰国股市和汇市暂时稳定下来。5月7日,国际投机者通过经营离岸业务的外国银行,悄悄建立了即期和远期外汇交易的头寸。从5月8日起，以从泰国本地银行借入泰铢,在即期和远期市场大量卖泰铢的形式，在市场沽空泰铢，造成泰铢即期汇价的急剧下跌,多次突破泰国央行规定的汇率浮动限制，引起市场恐慌。本地银行和企业及外国银行纷纷即期抛售泰铢抢购美元或作泰铢对美元的远期保值交易，导致泰国金融市场进一步恶化，泰铢一度兑美元贬至26.94:1的水平。面对这次冲击，泰国央行动用约50亿美元的外汇进行干预，并取得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不同形式的支持。同时，泰国央行又将离岸拆借利率提高到1000%，又禁止泰国银行向外借出泰铢。在一系列措施干预下，泰铢汇率回稳，泰国央行又暂时控制了局面。6月中下旬，泰国前财长辞职，引发金融界对泰 1

铢可能贬值的揣测，引起泰铢汇率猛跌至1美元兑28泰铢左右。泰国股市也跌至8年来的最低点，金融市场一片混乱。7月2日，泰国央行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政策，实行浮动汇率制。泰国金融危机爆发。

对泰国而言，金融危机的影响以不利影响为主，但也会有积极的成分。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体现在：

第一，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对泰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例如，泰国央行采取的提高利率的措施会抑制企业正常投资需求，妨碍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国际资金流动角度看，大量资金的频繁流动会扰乱泰国的金融市场运作。从公众角度看，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不稳定局势会给他们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很大干扰，泰国的经济秩序也陷入混乱状态。

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泰国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金融危机发生后，外国资金大举撤出泰国，泰国缺乏资金发展经济。其次，以泰铢衡量的对外债务大量增加。最后，泰国被迫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泰铢大幅度贬值，给正常生产、贸易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金融危机发生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泰国政府被迫采取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大批企业破产或亏损，泰国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近2％GDP，泰铢大幅贬值也使政府损失近1％的GDP。

泰国金融危机的积极成分体现在，其暴露了泰国经济原来掩盖的许多问题--汇率高估、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风险缺乏足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有效的监管体制、过分依赖外资流入推动经济发展以及经济与产业结构不合理。同时，泰铢大幅度贬值有利于纠正原先存在的货币高估现象，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当然这些有利影响本身也是在非常痛苦的过程中发挥出来的。

参考文献：

《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调整》，李毅，《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影响》，杨燕华，《燧石》期刊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篇2

一、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泰国税制变革

(一) 税收政策从增税向减税转变

1997年7月, 亚洲金融危机之初, 泰国政府以浮动利率取代一揽子汇率体系, 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 因此, 泰国的税制改革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定的框架内进行的, 其核心内容在于开放国内市场, 减少政府对民族工业的保护, 以增税为基调, 同时结合了部分“降”的税制改革。根据要求, 泰国政府将增值税税率由原先的7%提高到10% (增值税制度从199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取代了旧的商业税制度, 增值税成为其最重要的商业税) ;提高了石油、啤酒等的消费税税率, 规定每升汽油增收1株, 啤酒增收3%;同时, 为了减少进口, 泰国还提高了皮革服装、汽车等的关税税率, 其中对进口汽车增收80%的关税, 比原先翻了一番。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让泰国经济走出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下的税收政策失效, 反而使整个泰国经济陷入了更深的衰退之中。1999年3月, 泰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泰国提供援助, 其中包括扩大财政赤字和减税政策。随后泰国政府推出了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 这标志着泰国开始调转其税收政策方向, 正式实行减税计划。各税种的具体改革措施: (1) 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帮助国内企业度过难关。泰国企业所得税为30%, 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 税率较高。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企业不管在融资还是产品市场份额方面都受到沉重打击, 泰国政府为了帮助国内企业度过危机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 降低了企业所得税。从1998年开始, 泰国政府为了鼓励企业进行债务重组, 免除重组企业的所得税, 同时还免除了3.3%的特别商业税及增值税。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并鼓励本国优秀企业上市, 增加国内资本市场的活力, 泰国政府规定, 从2001年9月至2005年9月, 将在泰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为25%;将在另类投资市场上市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降为20%。为了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泰国政府规定, 在2004年1月1日以后的纳税年度, 按净利润的高低对中小企业征收不同的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在100万泰铢以下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由原来的20%降为15%;净利润在100万-300万泰铢之间的企业征收25%的所得税;净利润在300万泰铢以上的企业征收30%的所得税。 (2) 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2003年以后, 泰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由原来的以刺激经济和增加政府支出为重心开始转向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来推动私人部门经济发展。泰国政府宣布从2003年1月开始, 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由5万泰铢提高到10万泰铢, 在泰国大约有68%的人口年收入低于10万泰铢, 这就意味着有三分二的泰国人将享受免征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3) 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调整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以刺激经济。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发展, 泰国政府于1999年3月把增值税税率从10%降到7%, 2001年以后, 泰国政府曾4次设定时间表要将增值税恢复到10%, 但因担心过高的税率会影响刚刚开始恢复的经济, 所以一直没有实行;2005年10月, 泰国政府颁布了皇家法令, 决定将7%的增值税税率延长至2007年9月, 此后又延长到2010年。此外, 对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退税或减免办法, 以达到产业扶持的目的。泰国财政部于2002年修改了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 主要出口创汇部门, 每个月如果超过了应纳税额, 纳税人可以要求以现金的形式退税, 或者以税收抵免的形式延续到以后的月份。通过调整增值税的具体征收规则来扶持出口创汇部门, 使得泰国的制造商在使用当地的原材料时, 可以迅速、便捷的得到退税。 (4) 通过调整关税促进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泰国政府降低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同时提高了一些奢侈品的关税水平。最惠国平均关税从1999年的17.1%降到2004年的12%。其中, 制造业和农产品的关税税率下降幅度较大, 制造业关税税率从1999年的14.6%降到2004年的11.7%, 农产品关税税率从1999年的32.1%降到2004年的22.17%。为了促进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提高东盟各成员国企业竞争力, 实现资源共享、完善工业体系, 作为东盟的创始国之一, 泰国对于东盟国家的优惠关税下降了许多。至2003年止, 泰国和东盟成员国的贸易有60%的税号商品关税税率为零, 根据1996年东盟成员国制定的《东盟工业合作计划》, 截止2005年该《计划》中涉及的产品全部免除关税, 到2010年泰国对东盟成员国贸易的所有税号商品将全为零关税。

(二) 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泰国政府不断改革其税收征管体制。为了减少逃税行为, 建立了纳税大户办公室, 提高对大额纳税人的管理力度, 纳税大户办公室所监管的纳税人, 其纳税总额达到了全国增值税和所得税收入的70%。2001年泰国税务厅率先对增值税实行电子化, 纳税人只要在税务厅的网站上填写表格, 填完后系统会自动计算所要缴纳的税额, 到2003年底对大部分税种实行了电子化征税。泰国税务厅重组了在外的办事处网络, 2002年泰国税务厅建立了专门负责监管电子税务的电子网络机构, 这个机构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负责征税, 一个负责监管;同时还成立了税务审计中心, 对国内外的税务审计人员进行认证。此外, 泰国税务厅还改进征税程序, 加大征税力度, 从严做好税务审计过程, 推进税务厅、海关厅和国货税厅的信息共享。

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泰国税制变革

(一) 采取多重减税措施

(1) 对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企业所得税方面, 企业应税收入不超过120万泰铢的可以免征所得税;实收资本不超过500万泰铢的企业, 其净利润中的15万泰铢可免征企业所得税, 其他仍执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降税政策。为了支持上市公司并鼓励本国优秀企业上市, 泰国政府规定, 2008年3月后在泰国股市上市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降为25%;2008年3月前上市企业, 对其净利润中的3亿泰铢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为25%;2008年1月至2009年12月申请在另类投资市场上市并在2009年12月前成功上市的企业, 企业所得税降为20%;所有优惠政策期限均为3年。个人所得税方面的措施除了将起征额从年收入10万泰铢提高到15万泰铢外, 还将个人保险费用减免额从5万泰铢提高到10万泰铢、退休养老基金减免额从30万泰铢提高到50万泰铢、有残疾父母或儿童的家庭其个税可减免3万泰铢。 (2) 采取各项措施调减房地产税。为了促使土地改革, 发挥土地作用, 增加房产交易, 同时带来税收增加, 2008年12月泰国内政会议同意延长刺激房地产业的减税措施, 将2009年3月到期的优惠措施, 延长1年至2010年3月;措施还包括把特种商业税从3.3%下调至0.1%, 不动产过户、抵押手续费降至0.01%, 希望借此刺激房地产复苏。 (3) 引入土地税、遗产税等新税种。据不完全统计, 2006年泰国排前20%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后20%低收入群体的12.9倍, 远远高于东亚大部分国家。泰国税收政策办公室认为引入土地税和遗产税, 可以让贫富阶层之间的收入分配更加公平。2010年4月, 泰国内阁通过土地及建筑物税法草案, 迈开了引入新税种的重要一步。

(二) 加强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

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税务厅虽通过建立纳税大户办公室和税收支付电子化系统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 但在税收征管中仍存在部分公司通过修改会计报表来避税、信息资源共享有限等问题有待改善。美国次贷危机后, 泰国政府建立了新的纳税和处罚制度来约束纳税人, 加大对逃税者的打击力度, 使其正确履行纳税义务, 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此外, 还加快了税收信息系统的整合, 越来越多地利用信息技术, 进行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审计的收集存储检索等。

三、泰国两次税制变革的积极影响

(一) 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促进社会公平分配

1998年泰国GDP增长率为-10.8%, 2000年至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左右, 其中2003年达到7%。随着经济的恢复, 从2001年到2005年泰国的各项税收收入都有所提高, 政府在危机后实行的一系列减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 并且从2001年开始, 泰国的财政赤字开始逐年低于政府所制定的财政预算, 最终在2003年实现财政盈余。另一方面, 税改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公平分配。受益于泰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2003年, 泰国政府向国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强调了其经济政策成效, 个人所得税改革使国内贫富收入差距同比之前两年下降了3.7%, 穷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在调节收入公平分配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二) 促使中小企业渡过了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后, 一部分灵活性强、经营管理先进、高技术产业的中小企业在泰国政府积极扶持下, 不仅经受住危机的考验, 还拓展了业务。2000年, 泰国中小企业数发展到40万家, 占企业总数的94%, 并且创造了全国62%的就业机会、60%的制造业产值、47%的经济增加值和40%的出口额, 到2004年泰国的中小企业已占全部企业的99.5%, 2004年生产总值占到GDP的38.1%。同时企业所得税收入也比其他税种增长快, 1998年, 企业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3.43%, 到2005年提升到了28%。

(三) 促进私人投资成为总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投资是泰国GDP中的第二大部分, 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细分为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两部分。其中公共投资占比重大, 私人投资的比重维持在15%以下。1998年后, 泰国的减税措施使中小企业普遍渡过了危机, 私人投资一路攀升。到2005年, 泰国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17.6%。但此后又反复波动, 2006年至2008年分别为17.4%、16.7%、16.8%。但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扩散到东南亚后, 加上泰国政局的动荡不安, 投资者的投资信心遭受严重打击, 私人投资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持续下降, 第四季度同比萎缩1.3%。2009年第一季度, 泰国私人投资同比下降12.8%, 占GDP比重跌至15%。在此境况下, 泰国政府继续采取各种刺激经济的措施, 减税加上国内紧张的政局也出现了趋向缓和的信号, 2009年第四季度GDP首季出现增幅, 私人投资和消费呈现恢复性增长。特别是房地产领域, 房地产商利用政府下调过户手续费等刺激政策, 促进房地产的快速销售, 使2010年第一季度泰国私人投资增长到了15.8%。泰国和中国成为了次贷危机后全球率先走出低谷, 经济开始回温的经济体。从另一个角度看, 也就是通过各种 (刺激房地产业的) 减税措施, 使得泰国的私人投资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推动力。

(四) 促进税收征管信息化, 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税收征管由税务机关征收为主逐步转向纳税人自主申报与税务机关监控相结合的模式。重视加强基本税收信息库的建设, 建立纳税人收入信息、征信体系, 并将税务厅、国货税厅及海关厅三个征税单位的系统联网, 实现信息共享, 同时逐步扩大纳税人自主申报的比例, 降低征税成本, 融洽征纳关系, 形成和谐的征管体制。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 税收征管转向更多地依靠信息技术。建立纳税大户办公室及税收支付电子化系统, 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地区间信息资源共享, 不仅简化了税制、填补了税收漏洞, 使纳税人拖欠税款的情况大大减少。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 推进了税收信息化进程, 使其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四、泰国两次税制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 税改应有长远目标和规划而非应急式

泰国的税收制度长期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但并非表明泰国经济、社会始终保持着稳定繁荣和发展的趋势。二十世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经济全球化使泰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泰王国”。国家要发展, 其经济政策也就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更新。因此, 税收制度应处于动态中, 要不断变革, 以适应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变革是主动的, 是自身的完善。泰国两次税改仅仅是危机来临时, 被迫采取的临时救急措施, 显然这不是泰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后税制的自我调整, 不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完善。要适应经济市场化的取向, 真正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 政府在税收制度的变革时, 必须要有宏观规划, 要目标长远。应通过不断完善税制, 建立起适应本国需要, 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税收体系, 来促进泰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 税改并未真正起到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泰国的两次税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平, 但这种重新分配其实只是在上层或大小资本、企业主之间进行的。两次税改都以减税为基本措施, 目的是促进私人投资, 挽救中小企业, 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特别是最底层人民。另外的增税或增加税种, 反倒是对广大普通民众的再剥夺。事实上, 从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整十年时间里, 泰国的贫富分化状态并没有改变, 相反泰国阶层之间的差距还在拉大:“在泰国6300余万的人口中, 其中约70%属于农民和城市草根阶层, 以中产阶级、知识阶层以及地方世袭领主为代表的中上阶层约占了人口的30%。中上阶层虽然在人数上占少数, 但控制的财富在泰国的经济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应当起到合理调节分配, 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及其改革并未真正发挥作用。

(三) 单一税改对提振经济的作用有限, 新兴经济体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削弱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 加之泰国国内政局动荡, 严重影响了泰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产业。虽然泰国政府再次采用了减税的措施, 但2007年以来GDP增速逐季好转的良好趋势还是被彻底打乱。 (图1) 显示, 泰国GDP增速从2007年的4.8%缩减至2008年的2.6%, 特别是2008第四季度更是增速为-4.8%;2009年GDP增速为-2.6%。减税不但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 还造成了财政赤字上升。减税政策让泰国政府1年损失400亿泰铢的财政收入, 使原本就较为困难的财政形势更加严峻, 财政赤字也大幅攀升, 财政赤字的比例由2008年的-1.6%上升到2009年的-4.0%, 使政府很难有额外的资金用于经济刺激和经济恢复。因此, 泰国作为小型且较为开放的经济体, 经济前景受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影响较大, 再次减税的经济刺激计划对于国内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有限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使泰国经济在十年里两次频临崩溃, 即使采用一揽子宏观经济改革措施 (包括税制改革) , 也无较大改观, 泰国自己的学者已经认识到, 其实泰国并未直接受到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危害, 而只是受到了间接影响。但泰国经济的生产结构已发生了这样的改变, 它对世界产出的波动非常敏感。这是泰国经济日渐受外部 (尤其是西方) 的影响和控制, 自身调控能力不断弱化。而这种积弱局面的根子, 则是由于象泰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在融入一体化的全球经济时, “传统意义的国家”不再存在, 失去了经济自主权, 国际大资本可以长驱直入。美国次贷危机的后果还在持续发酵、深化和扩散。泰国两次税改的结果值得进一步研究, 而它的意义更有待深入挖掘和思考。

摘要：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 泰国进行了两次以减税为主调的税制改革, 其最直接的影响是扶持激活了中小企业;使私人投资成为公共投资之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促进了泰国税收征管信息化, 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但泰国两次税改也存在着目标和规划不长远;没有真正起到促进普遍社会公平的职能;单一的税改对提振经济作用有限等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 以期为新兴经济体充分认识自身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加强宏观经济改革应与区域化协调, 促进区域经济及自身的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泰国,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税收制度

参考文献

[1]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 (200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陈伟虎:《东亚金融危机后泰国税制改革研究》, 《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3]广西财经学院课题组:《泰国税制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41期。

[4]凌荣安、古炳玮:《中国与东盟各国税制改革及趋势比较》, 《宏观经济研究》2009年第6期。

[5]肖立国、陈斌:《论泰国政局动荡的原因及其启示》,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5期。

[6] (泰) 帕努蓬·尼提巴帕:《泰国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南洋资料译丛》2010年第4期。

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 篇3

人类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是可理解和解释却不可预测的。

这是一句名言，也是一句充满悲情的废话。

说其为名言，因为它揭示了金融危机历史的真实。如果金融危机可以预测，人类就会采取各种可能的办法来阻止它的发生。遗憾的是，所有的金融危机都没有被预测到而真实地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这就是不可预测的明证。事后，人们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评头品足、说三道四，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综合起来看，那便是一幅金融危机发生、发展、走向巅峰而转向，最后平息下来的逻辑演示图。由此，我想到了爱因斯坦那句话——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世界是可以理解的。金融危机也一样，它的确是可以理解从而可以被解释的。至于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可以理解和解释，那就是后爱因斯坦时代里小爱因斯坦们的事了。

说其为充满悲情的废话，因为它不仅没有提供给我们对付未来金融危机任何“实用价值”的信息，可理解性和可解释性在金融危机的预测中显得软弱无力，而且由此判定也容易让人类产生无奈、无助和无为感。的确，金融危机的可理解性和解释性，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从这样的理解和解释中获得对于未来金融危机发生可能的预测，金融危机还是不期而遇。或者说，人类也可能从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解释中获得了某种行动的指导，从而可能性地避免了一些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凡是没有发生的金融危机，我们并不清楚是人类自己主动预测、管理、调节和控制的结果，还是历史进程本来就没有发生这些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一句话，没有发生的金融危机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无法假定它们的存在而认定人类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预测价值，从而肯定这种理解和解释能够让人类避免或减少金融危机。用句中国老话说，人类只是金融危机的“事后诸葛亮”，而“事后诸葛亮”不过是无用的别名。而且，“事后诸葛亮”又总是伴随着悲情的。

十年前，以泰国货币泰铢贬值开端的亚洲金融危机，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蔓延到了多个亚洲国家，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整个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理解和解释这次金融危机的论文和著作从危机开始的那一时刻起就铺天盖地地涌来，至今还余波荡荡。当我们理读这些作品时，我们脑海里就有了一幅较清晰的危机发生和结束的逻辑演示图。不论是将危机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发生国不完备的金融和银行体系，归结为经济转轨过程危机发生国政府控制与市场规则之间僵硬的关系，还是归因为国际投机巨鳄的阴谋，以及部分归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起初不当的应对方案，我们可以综合地说，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范围看，我们试图理解它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了它，试图解释清楚它也相对清楚地解释了它，但我们真不敢说，由此我们可以建立预警，安排对策，将金融危机永远地钉住在1997年而成为记忆中的历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类社会的金融危机不可预测从而不可避免？人类理解和解释金融危机的“事后诸葛亮”又有什么价值？

货币财富积累的无边界游戏

货币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随着货币形态由一般的普通商品（历史上就用过贝壳、石头等做货币）变化到特殊的金银商品，又变化到纸币和电子形式及数字记录，相应地，人类社会围绕货币就衍生或创造出了规模日益增大、内容丰富的一种特殊活动，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活动。撇开当下五花八门甚至于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的金融制度、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和金融运动形式不论，货币的发明和由此而演化至今的所有金融活动，便给人类自己提供了一种永远也无止境的生命追求游戏——货币数量的积累游戏。

货币是财富的一般代表。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追求货币，也就是追求财富。当货币形态受限在普通商品甚至于特殊的金银商品之上时，人们追求货币的积累就是受到限制的，商品类货币的自然数量就是这种积累的自然边界。毕竟个人、家庭、企业甚至于国家等人类社会的各种组织形式，都不可能超越地球上商品类货币自然数量的限度来积累货币，例如，一个国家就是揽尽了整个地球上所有的黄金白银货币，那也是有限量的。这正如有人收藏鸡血石，收藏量肯定不会超过地球上存在的鸡血石数量一样。

当货币形态变化为纸币、电子形式及数字记录时，事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货币的数量边界消失殆尽，人们积累货币的边界也消失殆尽。在这里，前者只需要人类的主动安排，即印制钞票和权威机构写出货币数字就可以实现（由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或是由中央银行直接注入到商业银行体系之中货币数量），后者则只要人们积极地追逐就可以达至，货币数量成了一个随意可以扩张的量了。尽管如此的货币已经不能与商品类的货币（如金银）同日而语，但人们对于货币是财富代表的理念却恒久地留存下来。货币已经虚幻，人们对于货币财富的理解还是实实在在的。这时，货币重要的，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的数量多大，它的数字多大。时代出现了质的飞跃。

事实也是如此。各国的货币数量以一定的比例一直在增长，这只要看看各国货币发行或流通的历史连线图即可。与此同时，在以往时代只出现的“万元户”，随后就被百万富翁代替，如今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都不足为奇了。人们不必去比较各自的实际资产内容，即不用比你手里有的是房产还是股票，只要说你有多少数量的货币就分类出你是什么等级的富人了。翻开任何一个财富排行榜，那里只是数字的堆积，堆积量最大的就是最富裕的了。

货币数量边界的消失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货币所面对的商品世界日益显得渺小，尽管人类社会的商品数量增长是一个持续向上的直线。换言之，商品数量的增长总是无法与货币数量的增长保持均衡态，商品数量增长永远也追赶不上货币数量的增长，从而越来越多的货币数量要去追逐相对较少的商品。如此的格局，带来了商品价格的自然快速增长，也就带来了人们对于货币数量无边界增长的另一种忧虑，这就是所谓通货膨胀的忧虑。

如果说货币数量在个人、家庭和企业等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布总是保持一个公平合理比例状况，那么，不管货币数量如何变化，也就是不管价格如何变化，社会财富的分布就是公平合理的，通货膨胀也就不必忧虑。问题在于，货币数量巨大增加造成的通货膨胀，一定会带来社会财富的重新分布，引发社会矛盾并导致社会组织内部的巨大冲突，造成社会经济生活及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混乱，结果就是，通货膨胀成了现代货币数量制约的一种“人为的”边界，当下整个世界各个国家都害怕通货膨胀而主动地约束货币数量的制造行为。

然而，人类总是在试图突破这个边界。人类在这样的货币时代里做了两件自己为自己制造无边界游戏的事情。一方面，在制造出一般的日常商品的同时，制造出了规模日益增大的既不能吃又不能穿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基金以及数不清的金融衍生产品，开辟了一个更大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场，以此来创造更多的货币数量接纳空间；另一方面，从中央银行里印制或直接注入商业银行体系越来越多的货币数量，与金融市场不断“衍生”出来的金融产品相对应。这样，围绕这些“创新”而来的新游戏就层出不穷了。它们又进一步地促使新的金融产品的出现，促使更多的货币数量从中央银行的印钞厂里印出来，或是从中央银行官员的手下写出来。在这样的格局之下，个人、家庭、企业甚至于国家，都可以在一夜之间拥有巨大数额的货币量而“富足”，也可能瞬间就一贫如洗，这就要看谁掌握了这种游戏的诀窍，从而会玩这种游戏罢了。

历史就是这样地有趣，总有种东西会成为人类活动的天敌而让人类不得不自我约束那些无边界的“主观活动”——商品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是一例，金融市场上的“资产泡沫”则是另外一例。就在人们津津乐道于金融产品的创新带给了人类又一种财富增长和集中的方式时，过大的货币数量对于某些金融产品的追逐，就成了完全的赌博游戏，渐渐地，另外一道天敌性质的大墙建筑起来，这就是经济学家们命名的“金融资产泡沫”。例如，一张一元面值的股票，可以完全脱离发行股票的企业经营情况而被“炒”到十倍、百倍面值价格之上，本来就是“虚拟”的金融产品，被再一次“虚化”成为纯粹的数字，这就是“金融资产泡沫”了。

“金融资产泡沫”从本质上讲，它不过是发生在金融市场上的巨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商品市场上有形商品价格的普遍上升，“金融资产泡沫”则是金融市场上虚拟金融资产价格的无边界狂升，两者的质地一致，只是表现形式前者远远不如后者猛烈和蔓延更广而已。因此，“金融资产泡沫”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乃至全部社会生活的破坏性作用，与通货膨胀毫无二致，只是具有更强的冲击力和毁灭性。在此，人类又一次遇到了不得肆无忌惮地安排货币数量的“天然屏障”。

糟糕的是，人类总是要在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泡沫出现之后，才认识到这样灾难的严重性，才发现原来人类不可以恣意而为地“创新”一切。更糟糕的是，人们即便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和金融资产泡沫问题，深刻地理解并解释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历史经历，认识到了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巨大危害，却仍然在不经意中一次又一次地制造了这样的历史灾难。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人性的贪婪推动游戏的高潮

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过程来看，任何人类改造世界的举动或创新活动，都会有某种边界限定的，超过这个边界，便是人类自己在“创造”自己的灾难。人类其实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认识到而不在认识的基础上去自我主动自觉地约束，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超越边界去“创造”自己的灾难，这只有用人性的特征或弱点才能解释了。

按照经济学主流学派的一般理解或假定，人是经济理性的，总是试图以最小的成本耗费去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一种人性特征的基本理解，也是人性弱点的基本理解。以通俗的话来说，人性的本质是贪婪的，无自我限制的边界——有一百元想一千元，有一千元想一万元，同时，希望最小的耗费并没有任何的风险。当人类社会存在着的不仅有有限的商品市场和交易，还有人类自我创造的无限的金融产品市场和交易，更有已经完全脱离了自然限制，永远也找不到边界的“人造”货币财富数量时，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或贪婪本性，便由此获得了不受限制的绝对性张扬，进而转化成了现实生活里追求无限制货币数量积累的“疯狂激情”。在这里，经济学理论讲的“理性”，其实是生活中因贪婪而导致出的“疯狂”的别名。

毫无疑问，如此“疯狂激情”的集聚，必将冲垮一切自然的、社会的、心理的约束边界，直到制造出又一次的通货膨胀或金融资产泡沫，让灾难的降临来构建一道屏障，收敛住“疯狂激情”到相对合理的“经济理性”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代修正了的经济学主流学派也认同，人的理性实际上是“有限理性”，因为受限于知识，受限于信息，还受限于传统，受限于现行制度等多种历史的因素，他不可能想得到利益的最大化，就能够得到。相反，在“有限理性”的天然规定下，人容易盲目地去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进而演化成为“疯狂激情”下的历史悲剧。例如，仅就人们根本不可能达到信息完全充分掌握的状况来说，人们就不可能将市场的趋势看得一清二楚而自我约束投资或投机行为，让自己总是处于一个“理性”状况，最后带来没有损失的最大净效益。经常的情况是，在利益无限追求本性的驱动之下，没有足够的信息也甘于铤而走险，结果损失惨重。

因此，经济学主流学派关于人性的“经济理性”的一般理解或假定，只是对人性本质的基本认定，而不意味着人真正能够“经济理性”地去面对和处理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一切，最后达到耗费最小，利益最大化。经济学主流学派对人性的基本假定，是属于动机而不属于过程的，更不属于结果。通俗地讲，人有贪婪的本性（动机），却在贪婪的活动中，因对多种因素不能“完全理性”地面对，更不能“完全理性”地处理，结果无法实现贪婪的目的，耗费没有达到最小，风险重重，利益的最大化成为了泡影，甚至于形成对自己的严重损害。就此而论，当人只有“有限理性”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愿望和冲动，就会在外部的财富积累出现无限可能的情况下，走向极端性的选择，疯狂的经济活动就这样来了。

金融危机正是这样疯狂活动带来的直接结果。我们说，金融危机之所以不可预测，更不可避免，就在于人性层面上的“经济理性”或贪婪只要有绝对张扬的外部环境，它就将转化为“疯狂激情”而不可理喻，它并无自我抑制的内在力量。恰恰现代社会赋予了这样基本人性规定施展的无限空间，现代货币数量积累的完全无边界性，成就了人性这种“疯狂激情”生成的可能。因此，要避免金融危机，就要消灭人性中的“经济理性”或贪婪之性，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人性的层面上，我们得到了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一种“解释”，无可奈何地充满着悲情色彩。

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

在技术层面上看，世界上金融投机游戏的巨鳄嗅觉灵敏地发现了亚洲货币体系中的巨大漏洞，随即展开市场攻击得手。他们玩的是金融市场上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投资买卖游戏，短短的时间里，就将泰国的货币价值拉至极低，而让外国的货币价值炒至极高，进而带来了亚洲邻国的货币恐慌。大量借有外国货币的亚洲国家在外国债权人抽走货币资金，或是被迫不得不偿还价值升高的外国货币时，国家的外汇储备迅速被掏空，甚至于出现居民贡献黄金等硬通货来偿还对外债务的情况，本国的货币就贬值得如同普通纸张一样了。金融危机就这样从一国到另一国蔓延开来，制造出了震惊世界，更让亚洲许多国家许多年还无法走出金融深渊的悲惨一幕。对此，我们可以批评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和银行体系不完备，批评投机巨鳄的乘人之危，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拯救不力等，但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而已。

当时，亚洲各国的货币体系已经是货币数量的虚化相当严重，连同一些国家政府体制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国家财政之力虚弱，外汇储备不多，货币价值脱离了市场定值，而且，相关各国又与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有了直接的连通，货币体系时刻都有被攻击的可能。如泰国货币泰铢的市场价值就已经较低，官方却还在维护一种固定的价值水准，市场压力下的危机迫近一触即发之际。在这样的格局下，就是世界上的投机巨鳄不乘人之危，这种货币数量的无边界性扩展带来的货币价值低下，迟早也会带来一场金融危机。事实上，有些卷入这次金融危机的国家，并没有直接受到投机巨鳄的攻击，而只被牵扯进来陷入危机之中的。从这些情况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亚洲各国当时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本国货币数量的虚化问题造成的。

然而，深层的问题在于，受到人的“经济理性”的推动，亚洲这些国家并没有对当时货币体系进行改造的动力，甚至于没有对其货币体系认真加以分析和理解的动力，如一些权力群体就享受有固定货币价值的特殊好处，又如那种不透明的财政和货币体系让一些政府官员能够得到相当的“灰色收入”等，他们不可能考虑改造如此的货币体系，从而为投机巨鳄的进攻留下了空间。当然，包括投机巨鳄在内，在人的贪婪本性驱使之下，别说亚洲各国留下了进攻的空间，就是没有留下，他们也会去创造这样的空间来发动进攻。可见，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同样在于人的“经济理性”决定了亚洲这些国家没有自我改造货币体系的动力，而外在的投机巨鳄又一定有发动攻击的“疯狂激情”，两相结合，如此的金融危机想不发生都不可能。就是对金融危机实施拯救对策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了人格化的“经济理性”——强调自身的目的和利益来实施拯救，强制地要求被拯救国完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来改造财政和金融体系，结果在危机的早期出现拯救的重大偏差，让一些国家陷入到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事后诸葛亮”是一道让人乐观的光线

尽管人类社会的金融危机不可预测而总是在发生，人类却从未放弃过试图通过预测来阻止它发生的努力。在一次又一次对金融危机的理解和解释中，人们顽强地寻找着某种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提出理论，提出警示，有时甚至于提出具体的技术性对策。基于人的“经济理性”和现代社会货币财富数量积累的无边界现实，我们只能悲情地判定，这种“事后诸葛亮”很难有预测之功。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看到“事后诸葛亮”的警示之效，它在金融危机（不论是通货膨胀还是资产泡沫带来）这堵灾难的大墙阻止住了人类无限贪婪的“疯狂激情”，从而让人们回到一个相对适度行为区域的格局下，在人们的内心里重新演示了金融危机的逻辑，并在人们的内心重新构建了这堵灾难的大墙，进而激发出了人们内心相当强烈的警示之力，添加了一定程度约束贪婪属性的心理或精神元素。正是这样的心理或精神元素，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了某种自我的主动、自觉约束，它对于金融危机出现的频度和深度，应当有一定的缓和作用。我们说，“事后诸葛亮”也是诸葛亮，它是一道让人乐观的光线，就在于此。

翻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的活动大体沿着两条路前行。一条路是所谓的制度和技术变革之路，即从制度上通过建立或完善某种新的强制或非强制规定，从外部来激励或约束人们的行为，或是通过技术创新，以标准化、规则化和权限化来规范或掣肘人们的行为。另一条路是所谓的内心反省和约束之路，即从人的内心催化出某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或称之为道德的东西，通过人自觉、自愿、自动的约束选择，达到行为的适度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前一条路是知识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制度和技术都可以凝结为知识，为人类的行为提供知识性的行为管理和控制；后一条路则走的是信仰之路，通过人内心的警惕、对痛苦的记忆、反省和觉悟，形成某种约束性的意识，进而约束人的行为，再普遍化成社会性的活动影响。

在对待金融危机的问题上，在我们对数不胜数的“事后诸葛亮”之作进行整理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逻辑分析过程，看到了太多的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内容。这些是重要的，重要到它们甚至于已经阻止了某些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尽管我们并不能够肯定，这些金融危机在没有这些制度和技术改善的情况下一定就会发生。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在于，这些关于金融危机的逻辑分析，包括由此而来的制度和技术改善建议，本身就含有相当成分的警示在内。毕竟它们展示了灾难的一切，痛苦的一切和许多无法再重来的“过去辉煌”的一切，并且从逻辑上演示出了某种可能的不再重蹈覆辙的前景，让人们在痛苦的记忆里，带着对美好未来热切的期盼，从心灵深处自我地划出一道心理的界线来，自觉、自愿、自动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但仅仅靠这些还是不足够的。以往金融危机的逻辑展示，未来金融危机可能发生的逻辑分析，以及制度和技术改善的建议，只有间接警示的作用。我们还需要直接的警示呼吁，需要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灵的道德启蒙、体悟、反省和自觉的自我批判，从人性的基本层面，对“经济理性”或是贪婪之心的下意识约束，努力去逼近一个人人内心相对自我有控的社会整体心理状态，最终达到整个社会人们活动的相对平和来对抗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

毫无疑问，这种直接的警示呼吁，即便是获得了最为完备的响应，甚至于成了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也不能够灭绝人类的贪婪之性，我们不必对此讳言。但它的确有抑制贪婪程度的价值，而且其作用通常要大于那些间接的警示方式，因为它直接深入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之中。诉诸于这样的直接呼吁，加上制度和技术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和程度应当会大为减少的。

令人仍然不得不充满悲情的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制度方面和技术方面的变革是巨大的，但人们从这次金融危机而获得的内心反省和觉悟，似乎没有什么变化。这有人性本身的顽固性，同时也有人性自我教化的严重不足。在我读过的大量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著作中，涉及到直接诉诸于人性层面并提出道德教化的作品几乎没有（也可能是我读书的选择范围不够所至）。我们说，“事后诸葛亮”有某种让人对未来乐观的价值，不是仅仅就制度和技术层面来说的，还有内心信仰层面的内容。我显然更看重后者。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美国住房抵押次级债市场出现了重大危机。虽然美国等国家协同采取了一些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措施，暂时地避免了一场可能由此而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但我敢说，这场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次级债市场危机只是间接地给予了人们某种警示，人们也相信制度和技术层面上的努力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大面积发生。正因为人们在内心上贪婪，并没有通过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到来得到自我的反省和约束，下一次危机发生，特别是更大规模的发生，就一直在累积之中。我所唯一不敢肯定的是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已经十年了。

我点燃一炷香，写下此文，祭它。

金融危机对农业影响 篇4

第一，农产品的稳定供给问题。今年粮食总量将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是第五年粮食继续丰收。这种成绩来之不易，但是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能不能稳得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之下，农产品的价格开始出现下跌或波动，由此会影响到农民出售农产品的价格收入。

第二，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收入从现在开始主要来自于家庭经营收入、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这些收入都与金融危机有直接关系。

1.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取决于农产品出售的价格收入，这种价格收入肯定受金融危机影响。

2.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直接来源于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以及他的工资所得，最近一个时期，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工开始出现局部返乡现象，直接减少了农民的务工收入。

3.转移性收入应该说这些年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这块收入应该是稳定的，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为了针对金融危机的影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很多，农民获得的各种补贴，我们希望有所增加，但这里边也有个总量问题。

4.财产性收入主要取决于农民的出租土地使用权，包括房屋出租等收入，这些收入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第三，农民就业问题。去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人数总量已经达到1.5亿，在城乡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26亿，扣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农民工总量已达2.3亿。这2.3亿农民工的就业稳不稳定，与国民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与世界经济发展也有密切关系。当前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地区，服装、制鞋、玩具等与外贸依存度大的企业，由于出口订单减少，直接导致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减少，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减少，又影响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那么对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更为不利。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12-05 10:10]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篇5

作为一个世界上庞大的经济体，作为一种外向型的经济体，中国不可能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待这种影响，只有这样，我们的信心才会有根源，我们才能够化“危”为“机”，从容应对这场危机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同时不错过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在可见的层面，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市场的产业和企业肯定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玩具等基本上依靠国外市场生存的企业，也包括纺织业等相当程度上依赖外国市场的企业。但是，这样的行业还不是受到不利影响最严重的企业，最为严重的应该是那些信赖资本市场泡沫的行业。比如说，美国的房产市场不景气，中国的钢铁产业就很受伤，据称，目前我国钢铁产业闲置的产能已超过一亿吨。这还只是一些静态的情况。实际上，动态来看，金融危机对于我们的影响要大得多。一些产业部门的衰退就会减少该部门的就业，进而影响到投资与消费。这种相互的影响，很有可能把整个社会经济拖入下降的轨道，带来全面性的衰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斥巨资扩大内需，可谓是对症之药。

金融危机对毕业生影响 篇6

始于2007年4月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并最终到实体经济危机的蜕变。不仅如此，次贷危机从美国传染到全球，引发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导致全球就业萎缩，中国就业市场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个问题。

随着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不断加深，逐渐形成了一股“经济寒潮”。对外出口持续下降，大批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大幅减产甚至停产倒闭，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受到重创，因为这些城市的经济主要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从而导致了失业的增加。最近，国际劳工组织（ILO）警告说，金融与经济寒潮袭来，全球失业总数剧增2000万，失业总人口将从1.9亿增加到2.1亿。这个数很可能是一个被大大低估了的数字。中国的失业人口占其中的很大比重。同时，对宏观经济的下行预期（这从企业家信心指数可以看出来）加重了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对于就业压力日益严峻的中国人才市场来说，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大学生的就业将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在整体环境堪忧的情况下，应届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或许将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假期里，也是我们在金融危机发生的第一个假期里，利用好假期的有利时间，面对自己家乡的应往届大学毕业生对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了一个调查。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现实与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据统计，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超过600万，比2008年有明显增加。再加之往届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这将是个庞大是数字，同时这一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也将会成为我们国家的首要任务。有关人士预测，由于今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届高校毕业生面临着相当大的就业压力。

从往年看，校园招聘活动可反映大学生的求职与就业情况。今年，一些企业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一些企业相继取消全国校园招聘活动。而来自一家求职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受国际金融风暴等因素影响，2008年10月该网站有效招聘职位数比9月减少了很多，金融业、房地产等行业招聘行情萎缩尤其明显。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今年大学生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这个问题已成为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

2、金融危机对各行业就业影响不同

目前，金融服务业的裁人高潮仍在美国。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自2006年12月以来，该国金融服务业裁员数已达17.2万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内金融服务业人才招聘市场与去年相比，今年明显冷清很多。

另一方面，国内IT行业尚未受到显著影响。有专家表示，IT行业正在分析金融风暴对国内IT行业是否存在明显影响，但目前观察的结果是影响并不大。

对出口制造和贸易业来说，情形则不容乐观。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年初以来，我国民营企业发达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都受到一定的程度冲击，一些企业举步维艰，影响到了就业市场。

3、更多措施出台帮助学生就业

对于环境的骤变，大学生应该有所准备和思考，然后再准确出击，盲目是在不乐观的现实情况下的最糟糕的心态。虽然整体就业环境比往年有所恶化，但应届毕业生如果能够在找准定位、应聘部门、应聘地区三个方面深思熟虑，还是可以在竞争激烈、环境欠佳的情况下脱颖而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完美的第一笔。首先，要找准定位，调整好心态。

应届毕业生切忌好高骛远，可根据自身情况适当放低薪酬要求，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前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深挖洞、广积粮”，多充实、提升竞争力，即便

是可以“高成”也不妨先“低就”，抱着学习的心态去适应社会，从基础做起，不要眼光过高。其次，应届毕业生需要对应聘的部门进行分析，规避掉那些在企业经营压力下容易被裁减的部门。比如在新经济形势下，公关广告、品牌推广等不能直接产生利润的部门，预算是最先被截流的。求职者，尽可能地选择公司核心或者有潜力的部门就职，企业在扩张期和鼎盛期才考虑到的职位可能会被缩减，与其四面碰壁，不如寻找一个大的入职空间。最后是对应聘地区的筛选，从以往的经验看来，这种经济震荡会突出表现在经济发达或者发展迅速的地区，比如深圳、浙江等以出口为主的地区的降温，以及全球金融业动荡对上海的波及等，大学生在进行就业选择的时候都要有所顾及。因此，欧阳晖建议毕业生从长远的眼光看待就业，可以选择有潜力的二级城市，避免扎堆，以致竞争激烈丧失就业机会。从长期看，这次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巨大的机遇。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我国政府积极应对，努力提高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

4、促进大学生就业还需专项政策

国家的专项政策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第一，实施大学生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就业政策，保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与市民待遇”，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环境。最具体的政策措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一切户口指标限制和人事指标限制，取消各种各样显性或隐性的行政限制，促进大学毕业生无障碍就业和自由流动。

第二，国家需要考虑在短期内增加对大学生的需求。能够直接产生效果的措施就是政府机关、军队、武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事业单位增加对毕业生的雇用量。由于这些机构更看重的是求职者的综合性素质，而对专业的要求相对宽泛，从而可以缓解这个特定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毕业生就业市场上的结构性矛盾。国家还可以进一步增加西部地区和基层单位对大学生的需求。

第三，国家可考虑在短期内适当增加研究生招生总量，减少大学毕业生的供给，帮助大学生度过金融危机的困难时期。

眼下正值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就业的高峰期，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变得扑朔迷离。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伯庆博士表示，金融危机会给大学生就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但从目前情况看，可以初步判断，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日益扩散，首先是跨国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其次是国内为国外多种产业提供零部件、原材料、半成品的制造业、出口型企业也会受到影响；再其次是对能源工业的影响。

因此，建议2009届毕业生们“不要观望游移，尽早抢占就业先机”。因为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会有一个“滞后期”，明年的就业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所以一旦有比较合适的岗位，一定要很好地珍惜，尽快确定求职意向，尽早签约。对金融类专业学生来说，不妨接受培训，考一些相关资格证，随着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人才需求会重新反弹。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经济危机出现时，在校园中多停留几年往往也是很好的选择，不妨专科升本科，本科再考研，硕士毕业再考博士。这样，“不仅规避了就业风险，也缓解了就业压力”。

从目前情况看，农业、教育、医药、行政等行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此外，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消费品行业，如食品、饮料、烟酒、化妆品等零售、批发业也是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的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就业形势较好。根据历年调查统计，国家各级机关及事业单位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大户，占到当年大学毕业生总数的12.7%左右，这一就业市场是相对稳定的。

我们无法控制就业环境的变化，可是我们能把握自己的能力和方向，对我们自身而言，必须做到：

1.要增强自身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技能，不断地改进自身的知识结构。多参加一些就业指

导和培训。

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篇7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泰国,韩国

一、引言

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韩国、泰国等诸多亚洲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困境, 落后的所有制, 公司信息不透明化, 缺乏对小股东保护, 以及缺乏审慎性监管条例, 是导致韩国和泰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相比较其他国家受的危害更大的根本原因。亚洲金融危机后, 为了改善这种落后的企业管理, 韩国和泰国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由于两国改革的方向和力度存在明显差异, 两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复苏速度和质量也大相径庭。到1999年, 韩国就成功摆脱困境, 实现了经济增长9.5%, 而泰国却迟迟未能走出危机的阴影。本文从四点比较、分析、评价韩国和泰国的企业监管和结构改革。

二、二国比较分析

1、所有制

(1) 共同点。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和泰国都在本国产业内增加外国所有成分。1998年12月, 韩国允许的最大的外国所有成分从占总股份的26%提升到55%。并且, 废除了为了得到超过三分之一股份外国投资者必须得到董事会的批准的旧的规定。在泰国, 外国投资者获得在泰国国内的银行和金融公司可以占有100%股票所有权10年的允许。

(2) 不同点。在韩国, 为了改变原有的财阀的企业监管, 政府不仅使兼并和收购的市场自由化, 而且允许财阀内部的恶意收购。政策改变后, 外国跨国公司获得了大宇摩托、双龙摩托、以及三星摩托这些隶属于财阀的分支。图一描述了经济危机后, 在财阀和非财阀的外国所有权的繁盛情况, 图中显见, 外国所有权在财阀尤其繁盛。除此之外, 43%的韩国股票市场的资金来源于外国投资者, 这是外国投资者的第四大控股国家。相比较韩国, 泰国政府限定了外国投资者只能涉足于57个特殊领域。泰国也意识到必须改变现有所有制, 但它却采用任由衰退和停业代替更有效的收购和兼并。在一些采用兼并和收购的领域, 传统的所有制其实也并没有改变太多。直到2002年底, 在泰国381个上市公司中, 外国所有权仅在其中20个公司占有主要地位。

(3) 评价韩国和泰国的所有制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韩国, 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在大公司中占有重要的股份, 这不仅保护了外国投资者利益, 同时也促进韩国企业监管结构在未来的改革。并且, 外国投资者有力地渗透到财阀内部对企业监管带来的改变是明显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SK Corp.在14.99%的SK Corp的股份被一家摩纳哥私人股票基金Sovereign Asset Management收购后, 在2004年, Sovereign Asset Management在每年的股东理会上要求解雇公司董事长。尽管此项举动最终失败, 但Sovereign Asset Management对企业监管改革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比起韩国, 针对所有制, 泰国的企业监管的改革远远落后。与此同时, 泰国的公司坚决抵制破产、收购和合并等对所有制能起到有效的根本性改变的举动。并且, 家族控制所有制实际上正在暗暗地增加。对这些家族控制的公司的改革, 泰国事实上采用的是帮助一些家族控制的公司恢复, 或者把一些濒临破产的公司合并到其他大的家族控制的公司。上述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对引起经济危机的所有制上的不完善的问题起到改变的作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其中的一些举动事实上使泰国的企业管制进一步恶化。

2、公司信息透明化

(1) 相同点。在会计标准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1998年12月份, 韩国开始采用国际会计标准。在泰国, 职业会计师和审核师组织 (ICAAT) 也采用了国际会计标准其中的21条标准。从公司外部雇佣经理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 在对企业监制的改革方面, 韩国把加强有效的董事会执行者独立性作为一个重要措施。2000年, 韩国监管部门要求在一个大型上市公司 (以全部资产超过2兆圜) 中至少一半的领导者是从公司外部雇佣。在泰国, 为了防止公司董事会仅按照自己的利益做决定, 泰国政府推出了一个专家库, 并要求公司领导者至少有50%来自政府的专家库。

(2) 不同点。在信息的完全公布化方面。韩国政府要求所有公司对外公布的信息必须简单易懂。例如, 所有术语必须用具体通俗的文字解释。而泰国政府对公司公开的信息仍然没有在财政方面做出要求。金融危机后, 泰国的15家公司中, 只有4家公布了最近一次大股东的会议报告。在雇佣外部的经理力度方面。金融危机后, 为了保证从外面雇佣的经理的独立性, 韩国法律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要具有一个外部经理任命委员会。相反, 泰国在金融危机后, 并没有有力地推进这项能起到根本改变原有落后的企业管制的手段。只有个别公司采用了, 但这些公司也没有明确的报告, 更没有从法律的高度确立外部雇佣经理和公司的关系。在审核师的要求方面。金融危机后, 韩国为了保证外部审核师的完全独立,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拥有一个由外部雇佣的经理、主要债权人和股东组成的审核师选举委员会。而这些审核师都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泰国, 尽管在金融危机后, 很多公司也有审核师的选举委员会, 但其成员大部分是来源董事会的成员。在金融危机后, 泰国会计标准43号文件要求泰国审核师对于金融机构要保持宽松政策, 为贷款特权以及对外部投资者起到障眼作用。

(3) 评价两国在透明度方面的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公司管理人与外部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平衡在缩小。而这些改革改善了财阀的信息不透明并减少了不平等的贸易。图二描述了在财阀以及非财阀外部的平均外部经理人比例。因为财阀拥有很多上市公司, 因此法律关于对外部经理人的规定在财阀中起的作用远远大于非财阀集团, 并且有效地限制了财阀的所有者和经理人的权力。尽管这些改革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有落后的企业改制起了一些作用。例如, 由于缺少控制权和能动性, 外部的经理并没有起到很好地改变管理欠佳的所有者和经理。但是, 韩国的在企业透明度上的改革提升了外部投资者的信心, 减少了外部投资者的危机感。而相对于韩国, 泰国基本没有在企业透明度上做出任何实质的改变, 甚至包括在金融危机后运用国际会计标准改变的原有会计标准方面。

3、对于小股东的权利的保护

(1) 相同点。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降低小股东行使自身权力的门槛。例如, 针对企业中由于管理不善造成的损失, 相对于以前法律要求的持有1.0%投票权的股份的要求, 新的证券交易法案允许当股东持有公司全部投票权的股份的0.01%时, 就可以行使派生诉讼。在泰国, 小股东的权益受泰国股票交易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保护。由于对于小股东来说, 不正当的交易可谓是场灾难。基于金融危机前这种企业缺陷, 为了方便小股东的监督, 泰国政府要求所有公司必须对小股东提供所有贸易的细节。

(2) 不同点。金融危机后, 对于真正实现小股东的投票权, 韩国和泰国持有不同的态度。为了保证小股东能准时投票, 韩国采取了累积投票系统伴随着电子邮件投票系统。但是, 泰国却不允许小股东通过电子邮件代理投票, 导致小股东的投票权无法落实。

(3) 衡量两国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改革。亚洲金融危机后, 韩国通过加强小股东的法律权利, 减少了失误或为求私利损害企业的决定。相反, 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后, 泰国家族企业实际上的进一步扩张, 使政府基于英美模式的保护小股东的新政策几乎搁浅。

4、审慎性监制的条例

(1) 相同点。金融危机后, 韩国为了保障金融系统安全合理和加强金融方面的管理, 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在泰国, 也出台两项法案, 即紧急商业银行法案第四和第五条, 加强企业的金融监管。

(2) 不同点。金融危机之后, 韩国针对财阀的法例变得更严格。例如, 在2007年5月, 三星集团的爱宝乐园前任和现任总经理因为财政上玩忽职守而被判入狱三年。而泰国政府在这一方面是“仁慈的”, 至今还没有任何上市公司的领导者因为管理不善而受到法律制裁。

(3) 评价两国在审慎性监管条例方面的改革。尽管韩国相对于泰国在金融危机后从法律条例上作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但对于韩国和泰国, 如何进一步加强法律条例仍然是一大挑战。因为在韩国财阀仍控制着韩国的经济命脉, 财阀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仍然错综复杂。而在泰国, 政府的改革仍然从私人感情上出发。

三、总结

综上所述, 金融危机后, 尽管韩国在企业管制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但由于政府积极采取多项针对企业管制的改革, 韩国在金融危机后相对于泰国迅速恢复并使本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得到提高。而泰国, 由于政府的改革手腕不硬, 加上家族企业善于钻法律的空子, 导致泰国在落后的企业管制方面并没有得到改善, 从而使泰国经济日益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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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会引爆新亚洲金融危机吗？ 篇8

但他此话的底气明显不足，以5月份通胀率激增至25.2％为标志，越南多项经济指标均亮红灯。国际评级机构连续下调对越南的主权评级，大摩的一份报告甚至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现越南来评价此状况。

三重危机袭击越南

2006、2007年是越南股市的大牛市时期，其总市值从2006年初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2007年中的150亿美元。2007年1月底，越南20家最大上市公司市盈率已达73倍，远高于市场正常标准，也大大高于普通新兴市场的估值水平。

但是，几乎跟中国A股市场同时陷入逆转和衰退的越南股市下跌速度也同样惊人。截至2008年5月28日，越南股市已经跌去超过50％。此后，越南胡志明证券交易所宣布因为“电脑系统故障”休市3天。5月30日复牌后继续下跌，至发稿前，越南股市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累计下跌了55％，距2007年的最高点更是下跌超过60％，与中国A股市场并列成为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

此外，越南的房地产市场也持续下跌。由于其没有官方公布的并得到国际认可的房地产指数数据，而且越南的房地产市场规模很小，故难以具体量化其跌幅。不过根据一些国际投资者的描述，胡志明市的一大型物业房价从暴跌前的最高5600美元，平方米，至如今仅售2600-3000美元／平方米，跌幅达五成左右且成交乏力。

更令越南经济雪上加霜的是，如果说资产价格暴跌还仅仅是令“有产者”身价缩水的话，那么剧烈的通胀问题则令普通老百姓几乎难以生活下去了。

在高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打压下，越南经济虽然从2000年便以年均7.5％的增长速度发展，但越南的通货膨胀速度更加惊人。其连续7个月的通货膨胀率均保持双位运行。随着原油和粮食价格飙升，2008年3月开始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5月份越南的通胀率飙升至25.2％的水平，为13年来最高。但越南央行基准利率只有12％，未能有效控制通胀预期。1～5月，由于国际能源、建材和化肥价格上涨，越南贸易赤字达到144亿美元。尽管过去几年资金持续流入使越南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但仍低于越南的外债总额。据世界银行测算，越南今年的外债规模将达到240亿美元，占GDP的30.2％。

可能重演十年前泰铢危机

上述三重危机的合力影响，导致了越南社会的动荡，同时也令国际投资者不断撤出资金，令越南极有可能面临一场货币危机。

近几个月来，人们纷纷抛售资产抢购黄金，还有很多人把手中的越南盾从黑市换人美元。因为价格上涨，消费者纷纷囤积大米、食用油等物资。为了要求更高的工资，工人开始举行罢工。

越南国家媒体报道，政府将允许当局在6月打压试图快速获利然后出逃的投机者。此外一位越南副部长在接受采访时称，政府将发布一道法令防止囤积货物和私自提高商品价格，而且那些散布虚假信息造成市场混乱的人也将受到一系列的处罚，其中包括罚款、没收货物并吊销营业执照。越南央行官员目前表示，央行已经制定了一整套政策应对通货膨胀问题，包括继续加息、降低经常项目赤字、提高商业银行准备金率等。

对于越南的恶性通胀问题，国际研究机构认为，持续过热是越南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其经济走向和政策取向都不令人放心。越南近年积极推动经济改革，赢得新世界工厂美誉，却同时带来经济过热的后遗症，迫使政府把越南盾维持在偏高水平遏抑通胀。摩根士丹利日前发出警告，通胀和贸易赤字恶化，该国或步泰国1997年的后尘遭遇狙击。甚至连累区内爆发“货币危机”。

事实上，即使美元兑各主要货币在今年弱不禁风，但兑越南盾却升了1.4％。越南盾兑美元的12个月远期不交收合约的价格跌至22550兑1美元，反映投资者预期越南盾兑美元1年内将大幅贬值39％。

业内人士分析，越南盾有可能重蹈泰铢1997年的覆辙。当时，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者认为泰铢估值过高而大量抛售，导致泰铢兑美元贬值45％，基金顿时纷纷逃离亚洲，触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经济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国际机构对越南经济的看空。6月4日，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越南的关键评级的前景从正面下调至负面，理由是越南政府在应对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压力方面采取的政策不得力。此外，惠誉国际评级、摩根士丹利和标准普尔也作出了类似的动作。

过热骤冷致危机

越南经济从“朝气蓬勃”变为“病魔缠身”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让人不能不感到震惊，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它走向深渊?国内的专家学者判断，“越南病”的最大病根还是过热，加上国际经济局势的巨变，使次贷危机后遗症在全球分工体系的最弱一环中爆发了出来。

越南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越南2007年的外汇储备为2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估计今年越南的外汇储备将达到236．亿美元。越南经济过热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投资过高。有数据显示，2002—2006年越南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由于越南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设备都比较落后，高投资必然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收支便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08年该项比例将上升到13.6％，而1997年泰国爆发货币危机时其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比例为6.5％。

此时，被过去几年良好势头冲昏头脑的越南政府仍不愿意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来抑制投资过热。今年年初的达沃斯会议上，越南高层不顾国内高通胀苗头，大谈其“超印赶中”的扩张策略，不愿为已经过热的经济降速。待3月份越南盾贬值苗头已成，越南竟然“自杀般”地连续扩大了对美元的汇率浮动区间至每日2％并指令央行托市购买不断涌入的美元，从而令流动性暴增。泛滥的流动性不仅给了热钱足够的获利退出空间。还直接推升了通胀。

中国企业海外发展中心主任、美国格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孙飞教授认为，输入型通胀是越南经济问题的号火索。越南的危机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造成的，但核心是由于它的基本面问题，已经处于货币危机、金融危机的边缘，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大规模地爆发。一旦政府措施不力，导致越南居民对国家经济的信心崩溃，金融危机一触即发。

国泰君安金融行业研究员章秀奇认为，越南通胀失控的主要动力来源于国内对通胀预期的高涨、过剩的流动性和强劲的内需。越南通胀对经济影响的传导顺序是：通胀上升一政策紧缩一需求下降一经济增速放缓。当经济增长放缓伴随货币紧缩，将会把负面影响传递至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到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投资者开始怀疑整个经济的稳定性。越南特殊的地方在于其经济基本面比较脆弱，存在政府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这时投资者的担心加剧，资产加速被抛售，资金开始流出该国，货币贬值，宏观经济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