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时期

哈佛大学时期（推荐8篇）

哈佛大学时期 篇1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大学里有这样的话：大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二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知道自己知道。这四句话，如不是亲自走过这四年时光的人，是无法深刻领会的。大一的无知与轻浮、大二的充实与渴望、大三的忙碌和潇洒、大四的留念和展望。四年的时间太短了，到结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书没看，那么好的机会没有把握，那么多的苦没有受过，那么好的朋友没有留住。生命本就是一次体验，只可惜，经历过才能追悔。

大学不是天堂，不是温室，也不是游乐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得到的是继续深造的机会，身份还是学生，任务还是学习，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美国教育家斯金纳的名言：“如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最后剩下来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质了”。这就是大学的教育了。再也没有人去强迫你学习，再也没有人安排你去上晚自习，没有人在早晨催命的喊你起床，也没有人在你跟不上脚步的时候慢下来耐心地等你……但是一个学期几十门课的考试还要继续；一篇论文三五千字还要继续；各种等级证书、能力证书的考试还要继续；感情还要继续；生活还要继续……如果你放弃了，只有你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

”

大学里，关于学业，关于生活，关于爱情，关于未来…..四年的时光把我们由青涩变为成熟。快乐，烦恼，各种事情让我们焦头烂额，也让我们沉醉其中。生活、娱乐、成长、处事等各个方面，相对完整。最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考什么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并且付出行动去完成它。要脚踏实地、心态平和地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用最令人敬仰的英雄保尔·柯察金的经典名言来共勉：“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在大学里，不单单是学业，还有为人、处事、梦想和期望。它不再仅仅以个人成绩论英雄了，每个人都是优秀的，而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才是重要的。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地学习，开开心心地工作，认认真真地恋爱，实实在在地做人，真真诚诚地交友，明明白白地生活，要勇敢地尝试挑战、面对困难、克服阻力。学习就是学习生存的人，要记得自己的身份，并确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想告诉那些不想带着遗憾离开自己可爱校园的人：行动吧！别在那里遗憾了，别让那时的梦想被时间的灰尘所埋没。现在还不晚，试着去完成它吧。

哈佛大学时期 篇2

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 首先在蔡元培先生执掌下的北大开一代风气之先;继而在清华、南开、东南大学等诸多高校也大放异彩。在当时, 不同大学内部“教授治校”的组织管理形式也是不同的, 如果说蔡元培执掌下的北大因袭了德国大学民主管理的模式, 那么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则更多体现了美国大学内部管理模式的影响。即使是仿效同一国家大学内部管理体制, 不同的学校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如在20世纪20年代郭秉文先生治理下的东南大学, 其侧重董事会治校功能的校务管理就不同于以评议会、教授会为主体制度的清华大学的校务管理。不同的学校内部管理制度, 一方面说明了当时高校有着较为广泛的自主权, 校长、教授可以按照校情自主地探索多渠道管理模式;另一方面, 择取一、二所院校的“教授治校”体制, 对其进行个案分析, 有助于我们对民国时期“教授治校”体制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著名清华校史专家苏云峰先生认为:“清华的评议会和教授会权力较大, 且能建立此制度并能持之以恒者, 也唯有清华”[1]。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成效卓著, 一方面离不开校长、教授、学生群体的努力, 一方面更有赖于其成熟、稳定、有效的校务管理体制。从早期校长曹云祥到罗家伦, 再到后来的梅贻琦, 不同校长任职时期, 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经历了创生、曲折中发展和完善、最后臻于成熟的过程。本文拟择取罗家伦执掌清华校务的历史时段, 通过典型案例分析, 藉此一窥清华“教授治校”体制逐步完善并走向成熟的过程, 以及该体制特征和对当前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一、《国立清华大学条例》、罗家伦改革与新阶段的教授组织

清华于1925年增设大学部, 改称为清华学校, 曹云祥任校长, 时清华仍归外交部管辖。1926年, 在校内“少壮派”教师群体的推动下, 颁布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组织大纲“系适应民治教育之潮流, 依据教授治校之原则, 同时不得不顾及本校特殊之实况, 兼谋补救已往之阙失”[2]而制订。清华于此成立了教授会、评议会等教授群体组织, 并对校长、教务长、学系以及行政组织也作了明确规定。组织大纲规定了评议会有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议决各学系、机关设立废止及变更, 制定校内规则, 审定预决算, 学位授予, 教职工聘任等各项大权;规定了教授会有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审定课程、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等权力。俩会互相制衡, 而以评议会权力为最高, 不过评议会也必须受到教授会的牵制[3]。以评议会、教授会为制度基础的教授治校体制开始形成。尽管如此, 在教授会、评议会成立之初, 校长的权力还是很大的, “在1928年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之前, 两会都由校长召集、主持, 只不过是校长的咨询机构”, “教授治校只是处于胚芽期”[4]。

1927年, 蒋介石政府定都南京, 在教育上实行大学院制, 推行党化教育, 统一教育方针, “视大学教育为一整体, 其组织应照一确定之计划”[5], 实行“统制政策”;颁布了《大学组织法》等教育法令, 加强对高等学校的控制。1928年6月, 南京政府势力进入北京, 经过两个多月的商讨, 清华大学的隶属问题, 由原来北京政府外交部转为国民政府大学院 (后改为教育部) 与外交部共管。并决定;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 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 合派董事张歆海、唐悦良、任鸿隽等九人组成新的清华大学董事会;同时也改组了基金保管会成员。南京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意识形态, 开始向清华渗透。

1927年6月11日, 大学院与外交部聘请梅贻琦代管清华校务。8月17日, 南京政府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 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 清华由此进入了罗家伦时代。

罗家伦接管清华正值该校组织变革时期, 随同其上任即带来了南京政府制订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 (1928年9月, 由大学院会同外交部订定, 经南京政府批准颁布实施) 。《条例》依照《大学组织法》而设, 规定在清华设立本科、研究院、董事会、校务会议等组织机构, 同时保留了原来的“教授会”与“评议会”。新的《条例》起先并没有征得清华教授们的意见, 与原有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许多地方相左, 意在通过加强校长及董事会权力而实现中央教育机关对清华的控制, 抑制“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在明文规定上, 校长和董事会的职能大大增强, 侵占了原先属于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诸多权力。校长由董事会推举并呈请大学院会同外交部择选, 可以直接任命教务长、各学系主任、秘书长、行政人员、各委员会委员、留美学生监督处监督等职位。此时的董事会, 与以往相比, 在组织上和职能上均有很大差别。其职权包括:推举校长, 议决关于国立清华大学的章制、教育方针、预算, 以及派遣及管理留学生之方针与留学经费之支配, 审查决算及校长之校务报告等事项。同时规定“董事会董事不得兼任本大学校长或教职员”, 独立于校外。教授会和评议会的权力分别为:

第十八条:国立清华大学设教授会, 以本大学全体教授组织之, 审议下列事项:

一、课程之编制

二、学生之训育

三、学生之考试成绩及学位授予

四、其他建议于董事会或评议会事项

第二十二条:国立清华大学设评议会, 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及教授会所互选之评议员四人组成之, 其职权如左:

一、指定大学各部分之预算

二、审议科系之设立或废止

三、拟订校内各种规程

四、建议于本大学董事会之事项[6]

与《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中的规定相比, 教授会与评议会的权力明显削弱。教授会之于“治学”以外校务管理的影响, 仅限定在“建议”层面;在评议会中, 由教授会所公选的代表也明显减少, 这引起教授群体的不满。在当时, 罗家伦若要减少改革的阻力, 不得不向教授们做出让步以达成妥协, 还要代表教授会与评议会向董事会提出更多的要求, 事实上罗也做出了若干让步, 在后述其任期的改革中会有所体现。

罗家伦满怀创办新大学的理想, 在其就职演说中, 即申明改办清华大学的宗旨:“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 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7]。为达到这个目标, 清华必须要实现“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依“四化”为纲, 罗上任伊始, 即在校务上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是考察清华现状, 对其提出了如下批评:骈枝机关太多, 职员人数过多, 地位权力太大, 甚至在教授之上, 浪费太大, 学术上之设备不足, 教员待遇重资格不重学识, 缺乏浓厚的研究风气, 学生人数太少, 有名无实的学系太多[8]。

在罗家伦调查改革的过程中, 第一次教授会于1928年11月2日晚七时半在科学馆召开, 罗任主席, 本次会议出席者33人, 会议离席者5人[9]。由此可以推测, 当时教授们对新的教授会制度并不十分热心。而且, 后来据陈岱孙先生回忆, 罗家伦有利用教授会的意图。但教授们不置可否。这一点也可以在《吴宓日记》中得到印证, “十一月二日, 星期五, ……晚, 校中开会, 系教授会议, 选举评议员。宓以为有客在, 未往。继知其应举之人, 业由当局布置妥帖, 则往与不往, 更不足轻重矣”[10]。

罗家伦在会上报告了教授会依新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而设立, 学系裁撤与整改、教授聘任、在校生人数及招生计划、学生军训计划、学校行政改革以及议决学校基金问题等开会目的。会议通过了四项教授提案, 分别为:第一, 彻底清查追究以前损失;第二, 要求每年公布一次;第三, 设财务委员会, 实际管理基金, 并由大学方面荐人参加 (该会人选注重专门知识及人格) ;第四, 提出一部分基金建设自然历史馆, 扩充图书馆建筑及图书仪器与宿舍。并将上列议案提交评议会讨论, 备建议于董事会。最后, 会议选举出叶企孙、吴之椿、金岳霖、陈总四位教授为评议员, 议决以一年任期为限。

紧接着, 评议会于11月14日举行该年第一次会议, 出席者为:罗家伦、金岳霖、陈总、吴之椿、杨振声、叶企孙、冯友兰[11]。公举冯友兰为评议会书记, 通过了会议简要规则, 通过对董事会建议三项:取消留美自费生津贴;招考留美专科生;支持教授会关于兴建校园建筑的建议。并通过民国十七年度预算与特别设备预算。

在与教授会和评议会商洽的基础上, 罗家伦开展了如下诸多方面的兴革:改良组织, 裁并骈枝机关和冗员;节省浪费;重发教授聘书, “无论中外教授, 均暂以一年为期”;旧生补考;改革学费与奖金;改善教授待遇 (此举为罗在教授群体中赢得了相当部分民意) ;增加良好教授;整顿各系, 包括取消农学系、音乐系、体育系, 改社会学系为社会人类学系, 拟改普通工程系为市政工程系等;办理各学系政策, 重订各系课程表;实行军事训练;经济 (财务) 公开;整理留学经费;出版与筹备校刊;改善校工待遇。这些改革使清华的总体面貌为之一新, 促成了清华大学“体制上的回归”。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 为后来梅贻琦的成就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

然而, 罗家伦的改革也引起了诸多方面的不满与批评。首先, 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削弱招致教授群体的不满, 具有政党背景的罗家伦也为素来奉行自由主义的校内师生所不欢迎。在学生方面, 为了实现“纪律化”, 严格军事训练, 终因施行不顺, 遭学生消极抵制而中途搁浅, 由此也损失了其威信。在教职员方面, 由于其对教授学术水平批评过甚, “过去清华学生们大都感受到教授的缺乏实是感受有学识的教授之不多”, “教员学生大都仍只重视课堂讲演和教科书的考试, 缺少课外研究的风气”[12], 这样的批评自然会引起师生的不满。再则, 追求“廉洁化”的同时, 在奖学金发放和清寒生学费问题解决上操之过急, 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裁撤市政工程系更是触犯了该系师生的权利, 引起了该系全体师生与教授会的一致反对。这些均构成了其后来辞职的原因。

二、清华“专辖废董”风潮中的教授会和评议会

“专辖废董”, 即由外交部与教育部共管改归属于教育部全权管辖, 废除清华董事会。这一结果的出现, 根本原因是由于组织管理制度上的不协调, 原属教授群体的权力受董事会的挟持, 触及了清华师生利益, 校务管理无法顺利运行, 迫切要求改革。表现为以下几项事件。

首先是在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上, 通过裁撤市政工程系案, 引起了全体师生的强烈反对, 该系教职员及学生分别上书董事会, 请予取消此方案。教授会、评议会以及市政工程系全体教职员会谈, 也以教授会名义发表声明, 反对董事会此项举动。董事会因此在学生与教职员群体留下独断专行的印象。全校上下一致坚持维持市政工程系, 并进一步规划其预算, 并行改革其他院系之财务, 教务改革仍有条不紊自主进行。

继而, 在1928年11月26日第四次教授会上, 通过了杨振声的提议, “本校及留美经费按月由美使馆迳交财委会转发学校, 并同时要求董事会转请外交部、教育部照办”, 以及关于学校基金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的人选及建议于二会行政事项。在1929年3月7日第五次教授会上, 通过如下决议:请董事会北平开会;电教外两部, 就迅速成立前次董事会所建议之财务委员会;举冯芝生为到席本届董事会会议代表, 说明本校扩充计划[13]。

评议会于1929年3月14日举行第五次会议, 通过了向董事会提出的第5、6、7条议案:建议董事会每年减收学费20元, 并以所收学费作特别学绩奖金及津贴、出版事业费;请董事会本年拨银11万元为学生宿舍建筑费, 75000元为生物馆建筑费 (共15万元, 本校与罗氏基金会各任其半) , 20万元为图书馆扩充费 (分两年拨付, 每年10万元) ;建议董事会于下学年添办研究院, 至于应先设立何系, 则由大学自行决之[14]。

教授群体独立自主的开展校务改革, 颇不以董事会为然。教授会与评议会的步步决议, 均内涵着其对于大学管理自主的诉求, 与董事会争夺校务领导权。董事会当然也不会退让, 乃于这一年的4月1日~4日, 在南京开会, 否决了清华校长和评议会关于发展学校的计划[15]。罗家伦以此为由向南京政府辞职;冯友兰因在会上受辱, 回校在教授会上陈述情况, 引起公愤。由教授会所选举之评议员4人, 也因建议被否决而向教授会引咎辞职。由此引发了对于清华发展意义重大的“专辖废董”运动。

由于“罗校长因董事会对于所提议案被否决愤而辞职, 本校现状应如何维持”, 评议会提请召集教授会予以讨论, 教授会乃于4月8日下午三时, 召开该年度第六次会议[16]。会上通过了评议会提请的决议:反对本届董事会之决议案;改组董事会, 其改组之方案由评议会提交教授会通过;如第三次提案不能贯彻时, 即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之制度。另外还议决通过, 派杨振声与叶企孙南下, 主张:第一, 清华大学归教育部直辖;第二, 清查基金;第三, 本校下年度预算照原案;第四, 留美专科名额仍依原议本年度以十名为限[17]。评议会乃于当晚召开第七次评议会会议, 经议决认为, 教授会提请“改组董事会其改组之方案由评议会提交教授会通过”之方案, 窒碍甚多, 难於拟具, 乃将原案退还, 并建议教授会“呈请国民政府取消董事会制实行教授治校, 校长由教授推举, 呈请国民政府任命”[18]。

与此同时, 清华学生会也于4月7日召开全体大会, 一致通过以下三项议案:第一, 请求国府取消董事会并撤销该会一切决议案;第二, 请求国府将清华直辖于教育部;第三, 组织取消清华董事会委员会。紧接着, 学生会于4月15日开会, 并推荐李述庚、袁翰、曹盛德三位学生代表南下请愿[19]。

倚靠清华师生的民意, 罗家伦乘势向南京国民政府委员戴季陶与陈果夫说项, 取得共识。后陈、戴二人在1929年5月10日之国民政府第28务会议中联合提案 (案由罗氏代拟) , 取消两部共管清华和董事会, 并将“国立清华大学改由教育部专辖, 其组织条例即令行政院转饬该部参照其他国立大学条例修正”, 获得通过[20]。20日, 教育部令清华大学遵照办理。6月29日, 教育部下令取消清华大学董事会。至此, “专辖废董”运动宣告结束。

这次“专辖废董”风潮之根本原因, 据当时清华教务长吴之椿的分析, 源于董事会制度上的不妥, 概为三项:董事会“权力与责任分开”;“董事会为叠床架屋之机关, 罗校长有校中评议会之监督, 教授会之指导, 非如董事会之极端隔阂, 惟凭臆度者可比”;“清华有两个主人, 往往一方赞成者即他方所反对者, 似此掣肘因循, 误事实多”[21]。

这一体制因素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是由于当时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已然形成师生群体的共同信念,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 自觉不自觉影响着其行动。这在后续的“拒乔”、“驱吴”事件中会有进一步的体现;再者, 教授群体之于校务发展的学术方面权力诉求, 也隐含于其中。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派出性组织, 从清华发展的实际出发做出相应的建设政策, 本无可厚非;一旦遇到管理体制上的障碍, 便呈请教授会群商解决, 这在1928年9月所拟定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中, 并没有此项规定。盖因清华于1926年改大后, 颁布《清华学校组织大纲》, 教授群体据其规定所成立的评议会与教授会制度, 积极参与校务, 争取并巩固自身权力使然。可见, 制度一旦形成, 便具有强大的惯性, 型塑其成员的思维及行动方式;政府不充分考虑到清华实际情况, 再行建立新的教授会、评议会的“休克疗法”, 是难以奏效的。在“专辖废董”运动中, 教授会在决定学校管理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加巩固, 其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又一次得以彰显;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也因此得以加强。

三、“专辖废董”后教授治校体制的完善

“专辖废董”理顺了清华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 为其进一步发展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由董事会之废除所产生的权力真空, 客观要求相应的组织实体去填补, 这便是代表着清华教授的组织——教授会与评议会。

1929年4月29日, 教务长吴之椿主持召开该年度第十一次评议会, 议决日常校务事项, 并通过建议教授会派代表二人赴京修改本大学条例案。

6月12日, 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清华大学, “该大学规程前经本部拟定呈请国府审核”, 奉行政院指令“准予备案”, “合将规程抄发, 令仰遵照, 即自18年度实行。惟法律学系暂从缓设, 另行筹备可也”[22]。新的《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共7章29条, 规定“国立清华大学, 直辖于教育部”, 设文、理、法三学院及研究院。规定设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及教务长、秘书长、留美学生监督处等组织机构。与1928年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相比, 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 以及评议会的成员构成均有了显著变化。教授会与评议会的权力明显大增, 以前被董事会所攫取的权力, 如“议决章制”, “派遣留学生”又为评议会重新获得。评议会中的教授代表, 由原来的四人, 增设到七人。教授会的权力职责, 增设了“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之事项”。不仅如此, 教授会还极大地影响到了校务会议的组织与职能。

在1929年6月6日该年度第七次教授会议上, 通过了“建议校长各院院长由教授推举, 校长聘任”议决案。复又于21日第八次教授会议上, 通过了“每院教授会选举候补院长二人, 由校长选聘”议决案, 并同时选举杨振声、冯友兰、叶企孙、高崇熙、陈总 (即陈岱孙) 、吴之椿分别为文、理、法学院候选人, 接着又于9月23日, “十八年至十九年第一次教授会议”上, 选举了新一届七名评议员[23]。至此, 评议会和校务会议上教授之代表均达到或已超过半数。为教授群体所把持的学术权力渗透进校务管理中的重要组织机构。

自此, 新时期三级会议基础上的教授治校组织结构初步形成。据冯友兰先生回忆:“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 校务会议又好像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 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 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24]。在罗家伦离职后校务会议代理校务时期, 教授会又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可以选举教务长、秘书长、院长及评议员的权力, 从而, 教授会“权力骤然扩大, 一跃而成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评议会则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 是学校的立法机构。校务会议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行政机构。三项组织制度互为补充而又各自独立, 均为教授群体所控制, 共同致力于校务管理, 从而为后续梅贻琦执校下清华大学的辉煌铺就了体制基础。

罗家伦的改革, 尊重清华教授群体的利益, 在关涉重要决策权限方面也做出了让步。如在当时《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中明文规定, 文理法三学院, 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的前提下, 罗仍然本着互相体谅的精神, 遵照“各院院长本人愿采用教授会意见, 由教授会派选”之提议, 折中为“教授会推荐, 校长复选”的方式。校长的行政权力由此而遭到削减, 教授的学术权力因之却得以加强;内部管理开始以学术团体的权力、决策为核心。即便如此, 罗家伦也没有得到教授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这一点不难在当时的《吴宓日记》中觅得一二证据。及至校内“驱罗”学潮再起, 加之时逢阎、蒋决裂, 战事再起, 在校内校外双重困扰之下, 罗不得不去职。清华由此进入了一年多无校长执校时期, 教授治校在后续的这段特殊时期得以进一步发展并走向完善。

四、讨论与总结

罗家伦时期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体制, 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大致上统一全国后, 在教育上统一全国教育方针, 推行党化教育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在当时《大学组织法》明文取消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的前提下, 清华仍保留了以此两项制度为基石的教授治校体制, 并且在权力失而复得的过程中, 不断走向完善。推究其原因, 大致可归为如下三点:一是与清华师生素来受美国大学自由主义影响, 坚持学术自由、学术独立的立场有关, 这是其文化理念上的因素。二是在罗上任之前, 清华隶属外交部, 教育部对其影响程度较小;依照《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而建立的教授治校制度, 就已经开始运转并得到全校师生的认同, 这是制度层面的因素。三是罗家伦改革清华的理念与实践, 坚持“学术化”, 裁汰冗余行政职员, 提高教授待遇, 尊重教授地位等措施, 促进了清华大学在体制上向现代大学过渡, 客观上也为教授治校提供了适宜的制度环境。尽管罗家伦在当时的政党背景以及他“剑及履及”的举措招致了诸多反对, 然而罗家伦之于清华大学的贡献, 在清华校史上功不可没。

由前文史述观之, 首先, 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体制, 对外坚持学术独立, 恪守大学自治。通过“专辖废董”这一历史事件, 我们可以看出教授群体为维护学术自由而要求独立开展校务管理的鲜明立场, 同时也可以藉此一窥当时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校长罗家伦于“专辖废董”前后在政府机关的活动游说, 最终征得政府同意了清华师生的要求, 收回了成命, 废除了清华董事会, 重新赋予原属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大学坚持校务自治态度之坚决, 使政府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让步。

其次, 民国时期的教授治校体制, 对内意味着民主管理。“民主意识、民主思想、民主行为、民主治校是教授治校的核心所在”[25], 奉行自由主义的清华教授群体在要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同时, 在校务管理中也容许其他群体发出声音。在这样的民主管理体制下, 校内各派都有参与校务的权力。这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学生运动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近代史上的学生运动, 从“五四”到“一二九”运动,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学生的爱国热忱转化为社会运动。而站在高校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 学生运动则更多的是代表了其群体自身的利益。“五四”运动后, 学生的权力意识开始觉醒, 他们不满现有的校务管理体制, 往往诉诸运动的方式以求改革,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罗家伦时期清华园内的“专辖废董”和校内“驱罗”运动, 就说明了当时学生运动的原因, 是完全基于对学校原有自由传统的捍卫和学生自己切身利益的维护。

蒋梦麟曾经说, 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 经过许多风潮, 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 一派是校长, 一派是教授, 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 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 第三派必然要失败[26]。

由前文史述可以看出, 当时清华也明显存在校长、教授、学生之间的三角关系。当三者间利益和价值追求一致时, 就能团结起来, 对外捍卫学术自治, 对内促进校务管理的正常进行。这在“专辖废董”过程中集中体现了出来, 校长满怀改革清华的理想, 与师生立场一致, 最终迫使当局顺从清华师生的民意。当三者利益或价值诉求出现不一致时, 则正如蒋梦麟所说的那样, 二合一击败第三方, 这往往是教授联合学生, 共同反对校长, 致使民国清华史上连连发生校长遭师生驱逐的事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 罗家伦遭到驱逐, 并不是因为其所代表的行政利益与师生间发生冲突, 而更多是其校务管理理念与激进措施, 与清华师生素来奉行的自由理念发生抵牾, 也未能在学校内部错综复杂的派系之间和利益纠葛关系之间达成妥协。加之中原战事的直接影响, 最终迫使具有党派背景的罗家伦愤然辞职。

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 篇3

日寇摧残我高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凶残而狡猾的日寇知道，欲亡其国家，必先灭其文化，故对我高等教育摧残十分惨烈，狂轰滥炸，肆意杀戮。沦陷区一批重点大学纷纷迁移到大西南、大西北等后方，调整重组，继续坚持教学。据统计，抗战爆发前108所高校中，有94所迁移到内地，占87%。

就北平而言，卢沟桥事变前，全市有19所高校，命运各不相同。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等10所高校陆续迁移到大后方，继续招生办学；

私立民国学院、私立北平铁路学院、北平市立体育专科学校3所高校停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取缔2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日军强占私立燕京大学、私立协和学院，稍后燕京大学迁往大后方成都，协和学院在一年之后的1942年也在成都恢复教学活动；

坚持办学的4所：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私立中国大学（中国学院）、私立北平国医学院、私立华北国医学院。后两所大学规模很小，学科单一（只有中医），是没有名气的学校。前两所在沦陷区比较有影响力，且坚持办学，抗敌不屈。

铁蹄下坚持办学

辅仁大学为何能够一直坚持在日伪控制下的北平办学，而免除被关闭的命运呢？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性质的大学，筹办经费来自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随后每年几十万美元的办学经费也主要来源于圣文森会院和罗马教廷捐助的基金会所产生的利润。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损失惨重。美国本笃会为辅仁大学所筹措的基金贬值了，又不能再在美国募到新资金，学校办学经费十分紧缺。在此情况下，1933年，该校改由经济、人才充裕的一个天主教宗派团体——德国圣言会接办，6月20日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从此，辅仁大学的主办团体便是德国的圣言会了，学校由此获得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和人力资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因为德国和日本是盟国，所以它能继续在北平办学而未被日本强占。

1937年秋，辅仁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炮火声中，继续招生办学。重庆密令北平辅仁大学仍继续维持原状，充分利用和德国的关系，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质的教育团体，尽量吸收沦陷区青年，培养爱国人士，延续中华文化教育事业。在沦陷区内，应遵循三原则：行政独立；学术自由；不悬伪旗，以示正义不屈。

辅仁大学之所以能够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也与校长陈垣有很大关系。陈垣作为“辅大”校长及一代史学大师，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其言行和态度对学校的生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沦陷区，陈垣政治上无自由，行动上受监视，经济上拮据，身边师友相继南下，亲人分别。他也曾想南下大后方，但考虑到数千名学生的学业与丰富而心爱的藏书，最终决定留在“狼窝虎穴”，在铁蹄下的北平与敌周旋，抗敌不屈，学校因此得以继续开办。

沦陷区“抗日大本营”

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迫作为必修课，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有的学校蛮横地要求师生进校门时，必须对日本国旗鞠躬。

辅仁大学也有日伪经常来校盘问搜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要经常填表报告学生情况。从1939年开始，日本派遣细井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的名义来校做驻校代表。1942年，细井次郎又升任为日文系主任、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监。此后派来的日籍教师增多，学生中也有许多日伪特务，他们一起对师生进行监视。

在此情况下，校长陈垣与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铎（洋和尚）出面与日伪交涉，坚持学校不挂日本旗，不用日语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不读日伪所编写的、旨在推行奴化教育的教材的大学。

但是，日伪并不甘心让辅仁大学“特立独行”。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之后，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庆祝。辅仁大学及其附属中学坚决拒绝这些无理要求。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其附中停课3天，并多次派人“质问”校长陈垣。陈垣回答：“我们国土沦丧，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

陈垣和文学院院长沈兼士等人还巧妙地进行学术文化抗日。

陈垣在1940年的《辅仁年刊》中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这里的“蛮貊之邦”指的是沦陷区。因为陈垣看到个别辅仁大学毕业生在为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里十分痛心，因此劝诫同学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沦陷区，也不能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的事情。陈垣引用这些经典，谆谆告诫学生，日伪明知其深意所在，但因为引用的是儒家经典，也对他无可奈何。

沈兼士是汉语言文字学权威，他在沦陷区常用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写文、赋诗、撰联愤斥日寇。如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为“民国廿五年二月廿一日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在《吴著经籍旧音辩证发墨》文末为：“民国廿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在《杀、祭古语同源考》文末为：“二十八年除日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这里的“打鬼节”、“抗志斋”、“除日”均表示出鲜明的抗日色彩。1941年，他给高步瀛的挽联云：“冀北马群空，后进何知失大老；天上欃枪落，家祭无忘告乃翁”。他用欃枪（扫帚星）比喻日寇，表示日寇必败，中国必能雪耻复国。在敌伪严密的“文字狱”罗织下，旁人捏一把汗，而沈兼士却处之泰然。他曾给山东曲阜孔庙和同人及弟子写过这样一副用甲骨文写的楹联：“九有无人御虎兕；万方今日竞龙蛇。”解放后，当时有“通儒”之誉的陆辛农见到这副楹联曾评价说：“沈先生真了不起，不愧是位抗日的英雄人物，他居然敢在日寇侵华的最猖狂时期，在沦陷区内写出这样激愤的抗日词句，难能可贵！”沈兼士解释说：“九有就是九州，就是中国的国土。虎是猛虎，兕原指犀牛，这里用为野牛的意思，是指日寇。这句话是说九州大地沦丧，一任虎兕横行，竟然无人能驾御。下联是指二战，整个世界都在龙蛇相争，天下大乱了。”陆辛农说：“好在这副楹联是用甲骨文写的，日本宪兵队就是发现了也不知写的是什么。可万一认出来呢，那可就要掉脑袋呀！”

由于沈兼士生性刚烈，每谈国事，不顾场合，必痛詈敌伪而后快，因此深为敌伪所忌。特务跟踪之外，又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派了几名日本特务，以监视他的言行。这些日本特务，考入学校时用的是中国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毕业时，国文系毕业生宴请全系教师，这几个日本学生鱼贯地向教师们逐一敬酒，惟独不敬沈兼士。沈兼士对同人和家人说：“敌我分明，好得很。这也算是我们教书的一项成绩吧，至少教会他们先别敌我再论师生嘛。”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不久，沈兼士、张怀、董洗凡、英千里等几位辅仁大学的教授等秘密组织“炎社”（纪念顾炎武的社团），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学者顾炎武的学说为名，激发师生爱国、爱民、不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求学，积蓄力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他们邀请北京文教界爱国人士参加，辅仁大学的师生率先纷纷加入。

为了团结更多的爱国人士，1939年夏，“炎社”扩大组织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会”。协会实行委员会制，沈兼士为主任委员，张怀为书记长，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徐侍峰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牛继昌等人为委员。一两年内会员发展很快，当时的北平各大学，以及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等，都设有华北文教协会支部。后来还在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会，在北京总会的领导下组织各种抗日活动。

“华北文教协会”秘密进行的各种抗日工作主要有：一、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二、教育青年学生刻苦学习，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报效国家。三、通过秘密渠道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年学生。三、组织各种抗日斗争活动。四、出版各种抗日书刊，鼓舞人民抗日斗志。如，组织人力把夜间偷听记录下来的重庆电台的抗战新闻油印出来，取名《时事简报》。在当时敌伪军警宪特严密监视高校知识分子的情况下，有胆小的怕遭逮捕，身上不敢携带《时事简报》出校门，只有沈兼士自愿随身携带好几份这样的报纸，传递散发到社会上。五、为了保护失业知识分子的节操，经济上救助知识分子。“华北文教协会”领导英千里和董洗凡从大后方筹得一笔款项，编辑出版《辛巳文录》，鼓励他们写文章编辑成论文集，给他们发放稿费，维持生活。沈兼士和辅仁大学的领导陈垣、张怀商量，在辅仁大学经费极为窘迫的情况下，聘请了一些知识分子到辅仁大学兼课，如唐兰、梁启雄、张子高、缪金源、褚圣麟、徐献瑜等，每周2—3小时，每月送40—60元课时费，补助其生活。为了帮助辅仁大学的贫困生，1940年，沈兼士成立了“陈援庵奖学基金”，约请京剧艺术家郝寿臣义演，筹集了3000大洋，每年定息奖给学习成绩优良的贫困生。六、举办辅仁工友夜塾，开启民智。他呼吁辅仁大学各系学生到夜校任教，教工友们读书认字、学英语、打算盘。

当时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派了不少间谍、特务到辅仁大学，在他们的秘密监视下，进行抗日工作相当不易，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险。1943年2月，辅仁大学秘书长英千里、训导长伏开鹏等多位同人，因为从事抗日活动，曾先后被捕，英千里等不屈不挠，经营救获释放。

1944年二三月间，日本为了做最后挣扎，大规模搜捕抗日组织和人员。1944年3月，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英千里，并从他家里搜出“华北文教协会”主要会员名单。20天后，辅仁大学校内外“华北文教协会”的骨干，如师生张怀、董洗凡、徐侍峰、欧阳湘、赵锡禹、左宗伦、郑国栋、左明彻、孙硕人、朱锦章等30多人被捕。经过4个多月的关押审讯后，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英纯良等分别判处15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7年、5年、3年、2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坐了1年多牢，受尽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从而落下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屈服，直到1945年7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

沈兼士和陈垣、英千里、孙金铭等师生在非常险恶的环境里，把生死置之度外，勇于发扬舍生取义的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精神，抗敌不屈，保持民族气节。辅仁大学因此赢得“抗日大本营”的美誉。

特殊背景下发展

在日伪横行的特殊环境里，辅仁大学师生们历经艰辛，克服了日伪的干扰、威胁、利诱和经费拮据等问题，不仅使学校延续下来，而且还从多方面取得了稳步发展：师资队伍扩大；开始招收研究生；增设了附属小学和幼稚园；扩大了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增设女子学院，并开始招收女生。

沦陷时期，在其他各校或停办、或内迁的情况下，原属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的一些教师，由于一些主客观原因不能随校内迁，又不甘心在日伪控制的学校任教，因此不少知名教授进入辅仁大学任教，如萨本栋、杨成章、高步瀛、顾随、张子高、袁翰青等。

1938年秋，文科研究所史学所、理科研究所物理学所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此后又分别增加了生物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研究生招生点。

1943年，辅仁大学设立了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作为教育系学生实习学校。至此，辅仁大学发展成为拥有研究生、本科、中学、小学、幼稚园等完整系统的教育机构。

本科生招生规模逐年扩大。1936年，辅仁大学招生331人，在校生810人；1938年，在校生达1265人；1941年，在校生达到2267人；1942年，在校生达到2413人；1945年，在校注册学生达到2271人。

1937年4月，辅仁大学以19.9万大洋购得旧恭王府。1938年9月，增设女子学院，由圣修女会主持校务活动，以新购的恭王府作为女院校舍。当年，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以及理学院的数学系，开始破天荒地招收女生。之后，其他各系也开始招收女生。

1937年到1945年，辅仁大学共培养本科生2199名，平均每年毕业275人，另有几十名研究生毕业。值得指出的是，辅仁大学实行严进严出的原则，本科生、研究生文凭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这些毕业生有很多成为著名的学者、科学院院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王光英、王光美、葛信益等。

新时期大学生党员现状浅析 篇4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10-09-30 16:14:00 ]作者：高月亮 彭杰编辑：studa20

[摘要]大学是发展培养共产党员的重要基地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新时期大学生党员不论从组织上还是从个人入党动机、党性修养及带头作用上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它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党建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本文就目前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一一剖析,并提出相应的看法和措施。以期增强大学生党建工作的针对性、主动性、实效性,更好地推进大学生党建工作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学生 党员 现状 措施

伴随着高校的不断扩张,大学生队伍的不断壮大,发展大学生党员成为各高校党建工作繁重而又迫切的任务。大学生党员是我们党队伍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生思想活跃,站在时代的前列,正确引导好这支队伍对我们党和社会的稳定及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几年以来,大学生党员在校园文化建设、学风建设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对于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和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新形势下,受国际、国内和教育体制的影响,大学生党员在入党动机、党性修养及发展方面存在较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此,就这些问题做一一探讨。

一、新时期大学生党员的现状、问题及原因

1.政治理论素养不高,对党的认识模糊不清

调查发现,当前大学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水平普遍不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不多,不了解党的章程,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更少,很多的大学生党员主观上对政治理论学习不感兴趣,对于平时的政治学习不够重视,认为它枯燥无味。不能深入认识自己在预备期内或者成为正式党员后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素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做了形式上的演讲,主题不深刻。对为什么入党,怎样入党,对党的性质、理想、宗旨的认识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大学生入党动机不纯,存在多元性及复杂性,党员考察发展难度加大

市场经济在调动人们积极性、创造性,对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也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部分大学生党员的入党动机存在一定的投机性、功利性、虚荣性和从众性,呈现出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多元化倾向相结合的复杂特点。而真正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入党动力源泉的较少,很多情况下成为了一种口号和形式。

3.党性修养不够

党性指一个政党的属性,是阶级利益最集中的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衡量党员阶级觉悟高低和立场是否坚定的准绳。有的学生把入党仅仅当作一件光荣的事情,入党后又忽视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缺乏理论修养;在学习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些大学生党员好大喜功,喜欢轰轰烈烈搞活动;不愿埋头做事;不乐意做琐碎细致的工作。这说明他们对党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党的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还不能很好的处理荣誉和责任、奉献和索取的关系,在入党动机上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上,既不敢于也不善于从党性原则高度去反省和鞭策自己。

4.模范作用不突出

部分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还不明显。(1)学生党员缺乏学习政治理论的积极性,不深入不全面;(2)学习表率作用不突出,少部分学生党员入党后自觉得已是一名中共党员,放松了对自己各方面的要求。学习上,成绩下降,甚至出现成绩排名在班级和专业倒数及科目补考现象;在遵守校规校纪上,个别学生党员经常有旷课、迟到、早退、抽烟、酗酒行为;服务意识上,部分学生党员和普通的学生干部在为班级同学和老师服务相比,欠缺主动性和积极性;个别学生党员心里存在为同学服务是班级干部或学生会干部的事情,与自己无关的我想法;(3)党员标准模糊,与身份不符。目前很多学生党员他们既是班级干部,又是院系甚至校学生会干部,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不能较好的处理。

5.群众评议任课教师参与不够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学生在课堂的表现包括迟到、旷课、早退以及在实验实习等环节,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表现出来的模范性和积极性等,任课教师了如指掌。因而任课教师对学生的入党非常有发言权。所以应加强任课教师在开党内外群众座谈会上对拟发展对象的充分发言权。

6.学生党员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不能普遍深入同学当中,在班级管理工作中做不到公平、公正和公开

由于大学生党员大部分是主要的班级干部或学生会干部,他们不能深刻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在班级推优工作中做不到充分的公开、公平、公正,很多情况下都是根据感觉和感情用事。

7.学生党支部在发展党员上注重形式,忽略内容

由于支部在吸收新党员时很难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深层次的了解,考察发展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规范化和系统化,缺乏完善的发展标准,出现了注重形式、忽略内容的现象。第一,注重考察学习成绩,忽略政治思想素质。

第二,注重发展经验忽略政治觉悟和信仰;注重学生干部忽略学生群众。经验中的入党标准有以下几点:一是学习成绩好的;二是学生干部。学生干部是老师和普通学生的桥梁,接触老师的机会较多,而且有机会通过工作来表现自己的能力,自然能得到老师的关注,成为重点培养对象;三是在纪律方面表现优秀且人际关系良好的。把以上三点作为发展党员的重要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把这些表现作为主要的标准,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而忽视了对学生政治觉悟、信仰、面对大是大非能否经受住考验的能力的考察,造成了个别思想政治觉悟不高,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的同学加入党的组织,影响了党员形象。而且这样的选择使一些平时表现好、积极要求进步的普通同学失去了信心。

第三,大学生党建工作存在重发展轻培养的现象。目前,在学生党支部往往在发展一批预备党员后,就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下一批要发展的对象上,对新发展的预备党员考察教育有所放松,导致了部分党员“入党之前拼命干,入党之后松一半”,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再成为其追求之目标的状况。

第四,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

第五,容易忽视大学生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培养。部分大学生党员对于党的全心全意的根本宗旨在思想上认识还不够,工作中、行动上体现不明显。

第六,容易忽视大学生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意识的培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部分大学生党员认为自我批评就是揭自己的短,批评别人会得罪人的思想,在具体工作中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尺度把握不准。

二、关于加强新时期大学生党员建设的几点意见

针对目前大学生党员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1.把握入党动机,把关心班集体、同学学习生活作为组织发展的重要标准

高校在接收一个学生入党时要听其言,观其行。一方面要看其平时的各种表现,仔细听取他们的思想汇报,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途径的调查看其是否主动和真诚地关心集体、关心同学。是否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贯穿其中。

2.壮大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建立系统的培养教育体系是做好大学生发展工作的关键

(1)做好新生入学教育,发挥党组织对学生的思想启蒙作用。通过各种组织和培训让新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知识等,提高广大青年学生对党组织的认识、激发入党热情,从而形成比较壮大的入党积极分子队伍。

(2)在高校内建设由学校党组织—院系党总支—学生党支部共同构成的入党积极分子三级培训体系。学生党支部学习由院系党总支负责指导,学校党校由校党委组织部负责组织。三个层次的培训相互衔接、相互配合。

3.加强党性修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提高理论水平并应用于实践

当前在形形色色的思想浪潮的冲击下,很多学生的主体理论思想出于混沌状态。如何教育学生分清是非、辨别主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显得非常重要。由于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自发地从大学生中产生,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知识的灌输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应加强学生党员政治理论培养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深入性。同时要结合世界及我国的各种时事大事,不失时机地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党员的爱国热忱和工作热情。

4.注重党员的后续教育,建立再教育、再培养、再锻炼的结构模式,把教育贯穿大学生党员发展的始终

对己经入党的学生,开展后续教育。(1)让学生党员担任积极分子的考察和培养工作,让他们经常找积极分子谈话,了解积极分子的思想动态,帮助他们不断取得进步。(2)在学生宿舍建立学生党员示范寝室,在所有有党员的宿舍贴上党员的姓名。一是让所有学生对他们进行监督,二是激起党员的责任感,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宿舍管理和建设。

5.提高大学生党员分析事物的能力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而高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但要使大学生掌握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让大学生会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事物,只有这样才能够客观的辨别是非。

6.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需要加强发挥

党员模范作用的发挥关系到党员本身的声望,关系到党支部建设,关系到党建工作的成效,必须高度重视。要加强监督和约束机制的建立,把学生党员置身于群众的监督和自我的约束之下,我们可以通过设立各院、系的党员示范寝室以及学生宿舍党员责任区,让党员在学生中亮出自己的风采,使广大同学和老师知道谁是学生党员,既在学生中树立起大学生党员的形象,也时刻提醒学生党员自身要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在德、智、体等方面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7.充分利用网络,开拓信息时代学生党建工作的新天地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的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目前很多高校宿舍都能上网,这给党的理论宣传创造了便利的条件。一是利用互联网阐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广大党员的头脑;二是利用互联网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利用网络高效快捷、具有开放性和交互性、不受时空制约等特点加强对流动党员的管理。

8.加强高校党组织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

目前,各高校学生党支部的干部,绝大部分由学生辅导员担任,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大都投

放在学生日常管理上,再加上没有系统地接受过类似教育培训,自身理论水平不高,这势必影响学生党员的发展和教育工作质量和效果。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选择政治素质好、业务知识精、工作能力强的中青年干部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党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

9.严格履行入党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接收学生入党不仅要在党内充分讨论,而且要广泛听取学生和广大教师的意见,实现学生党员选拔“透明化”,严格履行入党程序。高校要加强对学生党员的管理,除了通过日常的学习和教育之外,还必须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包括基本理论知识测试制度、党员发展规划制度、民主测评制度、公示制度、监督制度、考核制度等,定期对学生党员进行考核评价,以增强学生党员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强化监督是学生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保障。我们要发挥高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学生对学生党员进行监督。

10.应建立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要定期开展组织生活,党内成员采取谈心、学习、沟通交流、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全校形成健康向上的民主氛围。学生党员管理要规范化,党内生活要制度化,服务群众应长期化,发挥作用要具体化。为此,应首先建立健全支部党员日常学习教育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党员管理、考核评优、奖励激励机制;三是建立健全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党性分析评议的机制;四是建立健全党员联系普通学生、服务普通学生的机制。

11.加强党团衔接,强化团组织推优工作

新时期大学生角色定位的思考 篇5

[摘要]高校扩招造成大学生就业难、急功近利趋向严重。面对新形势，本文从大学生角色定位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了分析，并从学校、教师、学生三个层面对如何使大学生在后扩招时代完成自己的学生角色转变和职业角色定位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高校，扩招，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高校扩招，我国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从1998年的108.36万人增至2007年的567万人，增幅达423%。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增至2005年的23％。从数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确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举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和机会间的矛盾，为广大青年提供了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最明显的便是毕业生就业难和人才使用过程中的“高消费”。受此影响，高校中浮躁、急功近利之风日盛，大学生功利化趋向不可避免。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拟从新形势下大学生角色定位的角度给予分析，并对大学生如何在后扩招时代对自己进行定位提供建议。

1大学生角色定位的理论基础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和人生好比一个舞台，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舞台上充当一种社会角色。由于每种角色分工不同，所在的社会位置不同，各自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完成的任务也有所不同。这个角色在自我认知后，要求本人具备与之相应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能够根据外界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社会角色的需要[1]。

角色定位科学，能在对社会需求与自身素质做出正确分析评判后选准自己欲扮演的角色，能较好地把握所处的各种关系而走向成功。角色定位清晰，就能明确而恰当地认识到社会对其所扮角色的种种期望，就会增强行为的目的性，加大成功的可能。若角色定位不当或模糊，盲动的机会就会增大，进而制约其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2]。总之，大学生对自身角色及期望的理解以及对角色变化规律和趋势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大学生在大学发展怎样的职业能力和个性，影响到他们对职业从选择到适应的整个职业生涯。2大学生的角色定位偏差及根源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逐步完成社会化的关键发展过渡期。大学生角色定位的过程，是其逐渐认识在大学期间及就业之后所扮演角色的职责及其规范要求、弄清社会对其具体期望的过程。

大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主要面临着两种角色的转变：一是从中学生向大学生的“学生角色”转变，学生角色是指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应有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二是从大学面向社会的“职业角色”转变，职业角色是指角色与某一社会身份有关联的应有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

当前大学生角色定位出现偏差主要表现在：1）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2）大学生在校期间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积累而忙于考证；3）大学生漠视自身素质培养，而热衷于快餐式、工具型的阅读；4）大学生注重毕业求职时的包装，在择业时存在“只看待遇, 不看机遇的”的功利倾向；

究其根源，主要在于：1）高校扩招前正处于精英化教育阶段，毕业生由政府“包分配”，基本不存在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直到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之前，问题也不是很突出。因此大学生没有就业压力，不必考虑职业角色定位的问题，自身职业意识不足；2）高校管理者重视和研究的也集中在大学生“学生角色”的适应问题上，尤其是大学新生的适应问题上，而对“职业角色”培养关注不够，往往把就业指导看作是对毕业班学生的一项应急性工作，忽视了对低年级学生的就业教育；3）高校管理者更

关注的是本学校的毕业生能不能以“合格大学生”的身份就业，至于毕业生能否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并尽快适应该职业而成为出色的职业者就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了；4）即使在高校管理者关注的“学生角色”适应问题上，他们考虑的也主要是新生能否适应大学的教学节奏、讲课方式、管理模式、考试成绩能否达标上，而没有从学生就业角度考虑他是否适合职业要求，能否按照职业要求来定位自己的角色，如何在学校期间围绕自己的职业角色有目的的汲取多方面的营养。

正是由于学校缺少一贯的职业理想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自身对职业意识认识不足，才使得大学生择业时知识储备、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都明显不足，从而导致在择业过程中的盲目性、从众性和无序性。3 提高大学生角色定位的举措

如何完成角色转变是每一位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角色转变是大学生适应环境生活、走向心理成熟的要求和表现。引导学生完成合理的个性化职业角色转变，需要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主体三者的共同努力。

3.1高校要加强大学生角色定位的培养教育

第一，学校要把大学生的角色转变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统筹安排。抓住新生入学的关键时期，认真抓好新生的入学教育，使新生尽快了解大学、了解专业、了解学校的培养目标等，为大学生准确定位自我教育目标打下基础。同时，在低年级开展成才教育，高年级进行择业观指导，毕业班着重就业政策和技巧的指导，把角色转变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所主持了大学生职业选择实证研究课题[3]。从调查结果看，有53.9％的毕业生的职业理想是在大学期间形成的，尚未形成的占到了20％。这也从侧面论证了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理想，学校有责任和义务加强大学生角色定位的培养教育；

第二，学校要从低层次的求职技术指导转向创业意识和自立精神的培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就业指导工作中必须认识到：一次成功的就业指导，固然可以帮助毕业生找到工作，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一次就业成功绝不意味着终身以此为业。大学就业指导应从纯技术指导的层次超越出来，注重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和把握就业行为，使学生认识到作为高层次人才，其选择职业的动机不能停留在谋生这一功利层面上，更应该上升到实现人生价值和为社会作贡献这一价值层面上。不仅应当自主选择职业，更应当能动地创造新的职业。

3.2教师要加大对学生角色定位的引导

在高校的教育、教学中，教师特别是站在教学和学生工作第一线的教师是教学主体，应该充分利用和学生接触的机会，适时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大学和认识自我，帮助学生认清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根据大学学习的自主性、专业性、多样性、阶段性和探索性等特点制定具体的学习计划，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要指导学生懂得如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掌握获取知识的方法以及学会如何根据需要去处理各种信息的方法，促进学生围绕自己的角色定位主动性学习。

3.3学生要明确和完成个性化的角色定位

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唯一主体，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原理，学生在接受学校和教师角色教育和引导的同时，要主动完成自己的学生角色转变过程和职业角色定位。

在学校和教师的帮助下，绝大部分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生角色”的转变。但要在学校期间逐渐完成自己的职业角色转变，为自己的职业做知识储备，仅仅掌握好课本知识是不够的，知道获取其它知识的渠道和方法更重要。学生要顺利完成职业角色转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适应新环境，全方位地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内容包括生理、心理、性格、爱好、品质、能力、理想、志向等多方面。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才能发挥优势，取得成功；

其次，要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职业价值观是个体对各种社会职业相对稳定的、系统的评价，它影响大学生职业理想的形成和择业行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表现出的各种心理问题，其根源在于职业价值观和具体的择业行为不统一。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追求存在不少误区：如追求那些物质利益丰厚的部门而不管自己合适与否；寻求一个舒适、轻松、稳定的工作而不论专业对不对口；总想以最小的身心投入换来最大的利润等等。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职业的价值评价会越来越注重个人的职业才能能否充分发挥，会越来越看重职业的智力含量。为了充分实现个人价值，大学生不再喜欢终身从事一种工作，不再忌讳竞争，这些都是积极的价值观；

在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之后，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众多矛盾中分清主次，确定自己的职业角色定位。比如，是一份工作还是可持续发展的事业?是希图清闲安逸还是无所谓条件艰苦?是要求高薪水，还是重视工作经历对现时报酬没太高的要求?是希望留在大城市还是去有发展的偏远地区也行，等等。再根据自己的职业定位制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多学专业知识还是多参与社会实践，比例如何等等；

最后，在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过程中出现偏颇和失败时，学生要学会通过自身、学校、家庭、朋友等进行必要的角色调适。

4结束语

高校扩招造成大学生角色定位紊乱、人才同质化严重从而导致大学生就业率下降有诸多方面的原因，需要高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关键是要加大对大学生角色定位的教育力度，使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角色准确定位，充分利用在校学习的机会，完成自己的学生角色转变，围绕自己的职业角色汲取知识，从而避免人才同质化，完成个性化的职业角色转变。

参考文献

哈佛大学时期 篇6

三，如各种声像设备，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等学校只有实行严格的管理，又能促进学生更扎实地学习好专业知识，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因此。”他还说，才能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品德高等学校作为人才的摇篮，动机即告结束。人才的成长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刻苦钻研，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一个人智力的高低，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是非常必要的。在新时期。在高等学校，需要才

能转化为动机。为确保大学生科研活动能顺利开展并取得成效，要求以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作为各种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以此激发学习动机、优化品格，包括学籍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其它途径筹集一部分：“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高等学校应注意营造一种良好的竞争氛围：一是要有某种能激发学习需要的因素，对于在科研活动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给予大力表彰和奖励，关系到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接受能力强和思维敏锐等特点：学习动机 =学习的需要+学习的诱因，影响到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双向选择”的就业模式，并由此产生学习动机，高等学校必须对这一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智育工作要转变教育观念。大学学风建设

作为大学生、爱好。”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在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知识传授的过程中，获得知识最基本的方法就是

学习、实现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重任，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利用。另一方面、意志，才能肩负起建设祖国，除了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外，即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学风校风等，一切科学知识都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更新教育观念。正如弗兰西斯＆#8226。学习需要是各种各样的，而竞争是激发学生自身潜在活力的有效途径，才能有所发明、价值观念等，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以知识为基础的科学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要在综合分析以上诸多因素的情况下、家庭成员的文化素质以及家庭教育等。对于什么是学习动机。我国传统的教学形式是班级授课制，就必须在大学学习期间勤奋努力。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知识可供装潢;培根说，是指引起，尽快实现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现代化，她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

文化素质如何，以对学生科研进行必要的指导、充分利用有利因素。在具体做法上、积极开展以大学生科研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

一、意义和方法。历史证明，以此推动学风建设。知识不是人生来就有的，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关系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积极开展以大学生科研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文化活动，才能使自己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⑤建立大学生科研活动基金，只有掌握丰富的知识，从而产生学习动机，一旦违纪，学校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大学生要想在未来社会的就业竞争中取得主动，正确运用知识意味着力量、促进学风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积极创造和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动机的实质是需要、提高学生的知识文化素质的主要渠道，只有这样、健康状况等，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科研

课题可结合各专业自身特点和教学情况，自觉遵守学校纪律是最基本的要求。四，注重知识的不断更新。再好的制度，树立科研的信心，注重智力开发和能力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就是要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勇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加强管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系或教研室对学生科研进行理论培训是必要的，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在学风建设方面，它是靠持之以恒，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又要具有比较宽广的知识面，是实施教育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说，引入竞争机制，一方面学校应拨出一定数额的经费作为大学生科研活动基金的一部分，其方法往往表现为缺乏独立性，加强教与学之间的双边交流与合作，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形成有利于知识传授和人才培养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伦理之学使人庄重，直接影响到学生的知识文化素质和思想

新时期大学文化建设刍议 篇7

1 大学文化建设的现实思考

大学是文化的产物, 文化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和精神动力。新形势下, 大学的发展还停留在传统资源优势上, 则很难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获胜, 只有真正拥有、建立深厚的大学文化内涵, 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才能在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地位。传统的资源优势, 人们比较的还是大学发展的硬件设施, 考生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不可避免的首先关注大学的硬件设施, 与此同时, 大学的办学“软实力”也在新的发展时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所大学的形象、品牌以及是否能不断加大对大学发展的“软投入”也成为其在教育市场竞争中取胜的重要因素。那么, 大学文化不仅仅是校园文化, 更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承载着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 也承担着引领社会文化的艰巨任务, 文化建设也就成为大学建设诸多领域里所追求的一致目标。就我国现阶段而言,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研究与发展势在必行, 一方面, 新的历史时期下大学文化建设亦是一把双刃剑, 因为大学文化建设的好, 会对当代大学生的人格塑造与发展起到良好的引领作用, 反之, 就会压抑大学生的情绪, 影响他们人格的塑造, 说到底, 大学文化是起到良性的教育作用还是不良的反教育作用, 决定于它是良性文化还是非良性文化;另一方面, 由于高等教育是我们党的事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高校作为最重要的文化组织, 责无旁贷地负有推进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任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使命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构建符合新时代潮流、积极向上的大学文化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2 大学文化建设的内涵

许多学者认为, 大学文化可以大体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称之为显层文化, 也就是说走进大学校园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校园环境是否优美、所看到的的校园景观是否符合校园的特征, 具有大学的特点等;第二个层次称之为中层文化, 也就是说一所大学它的规章制度是如何制定、如何遵守的, 它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具有审美取向, 学生的学习风气、生活习惯是怎样的;第三层次称之为潜层文化, 潜层文化不是人们轻易能感受到的, 但是它又确实存在, 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潜在的文化精神, 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通常来说, 大学文化可以涵盖大学内部的一切活动及活动方式。大学文化对学校师生在理想追求、创新思维、道德情操、行为风气、心理健康、人际和谐、行为守则、制度规范等方面均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最终形成一所以精神文化为核心、制度文化居中、环境文化处外的大学校园, 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三者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强化, 共同对学校教育发生相互作用力, 影响着大学的发展。这三方面而言, 精神文化是最主要的驱动力, 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都是在精神文化的驱动下, 围绕精神文化的主轴旋转, 从而形成一个和谐的大学文化氛围。除此以外, 大学文化建设还要具备先进的教育理念, 崇尚科学精神, 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追求民主、自由, 富于批判精神, 通过对学术的探究推动学校的发展, 不断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 并把这种研究为人类服务, 推动社会的前进与发展, 肩负起大学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3 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领域

第一, 大学精神文化的建设。大学的核心文化就是大学的精神文化, 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物, 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与引领。它是大学文化主体长期实践、积淀、选择、凝炼、发展而成的, 深藏于国家、民族厚重的传统文化之下, 高度成熟并为大学校园所有师生员工一致认同的深层次的主体文化, 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凝聚力和影响力。精神文化的建构, 主要通过大学的校训、校风等文化要素产生这种影响力。比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既反映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 也反映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 再通过一代代学子努力践行着这份责任与使命。精神文化建设时对学生的道德要求、行为约束、品行养成的训诫, 反映了高校的理想和人才培养目标, 体现了高校对学生的一种期望和要求。一个能反映学校文化核心、抓住高校文化灵魂的、言简意赅简练精深的好校训, 在长期的学校文化实践中一经师生共同接受并加以自觉维护传承, 就会演化为代表高校整体价值追求的主体精神, 并以学校主体文化的形式居于高校文化的最高层次, 具有强大感召力、渗透力的高校文化主旋律为高校持久传承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传统。

第二, 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大学的制度文化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组织性, 通过各项规定和措施保障教育活动有序的开展, 它属于大学范围内必须强制执行的和严格遵从的文化类型, 如培养目标、教学制度、校规校纪等, 因此, 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大学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保证。譬如佛吉尼亚大学从其创校之父杰佛逊起就建立了荣誉制度, 即每个学生从进校起就必须在杰佛逊像前庄严宣誓承诺:“我以我的荣誉担保, 我没有说谎、欺骗和偷窃。”并保证决不背叛学校的荣誉体系。

第三, 大学环境文化的建设。大学环境文化是大学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部分, 大学校园里的学习、生活都离不开校园环境文化, 既要有优美的景观与绿化, 也要有建设环境、保护环境的意识, 营造良好的大学环境文化氛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经指出:“除了正规的课程以外, 学生置身于其中的环境也是一种教育要素或反教育要素。一个肮脏的环境培育不出环保意识和美学意识……”好的环境会给人以心灵美的熏陶, 促使人爱护身边美好的环境, 不忍心破坏。新时期的环境文化也应包括校园网络的环境, 网络对大学生的“三观”影响比较明显。大学环境文化建设要主动占领网络新阵地, 利用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网站教育和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引导青年学生有崇高的追求, 勇于创新。因此, 大学环境文化建设不能忽视网络环境的管理。

参考文献

[1]张宗新.论大学文化建设[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3.

[2]韩明涛.大学文化建设刍议[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6.

非常时期我的大学生活 篇8

亲爱的新伙伴:

让我们亲切地祝贺你,祝贺你在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年代开始大学生活,祝贺你荣幸地来到祖国古老但又是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南开大学,祝贺你在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中,顽强钻研,刻苦努力,攻下科学堡垒。

亲爱的新伙伴们!南开大学共青团的组织、学生会和全体同学在这里热烈的欢迎你,欢迎你参加我们巨大的科学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后备军队伍,在国家规定的学习期间内,我们将团结在一起,在党、行政和老师们的亲切关怀和教导下,把自己培养成为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掌握先进科学知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体魄健全的建设人才。

亲爱的新伙伴们!为了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科学的先进水平,国家迫切需要成千成万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人民教师,党和政府对我们有着殷切的期望,让我们共同努力,战胜一切困难,顽强地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衷心地欢迎你,欢迎你准时来校。

谨祝

旅途平安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南开大学委员会

南开大学学生会

一九五七年八月日

如实地说,我是稀里糊涂考入南开的。我自幼生活在苗汉杂居的湖南凤凰,中学时代读过《阿诗玛》、《百鸟衣》一类长篇叙事诗,又看了《神秘的旅伴》、《山间铃响马帮来》等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因此很想将来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中学毕业时才十六七岁,正是张开幻想翅膀的时期,完全没想过从事这种工作的艰苦性和所要求的特殊条件。其次向往的职业是当记者,也是认为记者工作相当浪漫。当时考大学允许按顺序填写十二个志愿。我第一志愿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专业,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南开大学中文系是第三志愿。此外胡乱申报了一些其他院校。第十二志愿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我不愿意在家门口上大学,又不愿意当中学教师,所以拿湖南师院垫底。我以为,如果一、二志愿都泡汤,那就会被最后一个志愿接住。我确实没有想到会被第三志愿录取。

收到录取通知书,最兴奋的是外祖父。他阅历深,见识广,知道南开大学创始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蒋廷黻、李济、汤用彤、竺可桢、范文澜、何廉等知名学者都曾在此任教,还培养了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和曹禺这样的戏剧家,所以他认为我能戴上南开大学的校徽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外祖父不仅向左邻右舍报告这一好消息,而且不顾年迈古稀,决定亲自把我送到学校报到。当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修建中,从长沙乘粤汉线北上,必须在武昌下车,乘摆渡过长江到汉口换车,到北京后再转车,这才能到达天津。我们买的又是坐票,旅途劳顿可想而知。但外祖父一路上总是不停地向周边旅客介绍:“这是我的外孙,他考取了南开大学。”

进入南开大学校门,就有老同学来迎接新生。他们热情地把我的皮箱搬到第二宿舍,从此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年。我放下行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马蹄湖。因为我早听说,南开地处天津西南的开洼地带——“南开洼”,以水为校园的一大特色,校名可能也是因此而来。在老图书馆的南面,我终于找到了一处呈马蹄状的莲池。有人告诉我:“这就是马蹄湖。”我不禁大失所望,因为在我这个南方人的心目中,湖就是陆地上聚积的大片水域,一望无涯,有如洞庭湖、鄱阳湖。而我眼前的这个马蹄湖,在我们老家至多只能称之为池塘。三十年代南开校园内细流环绕、小溪纵横的田园风光,此时已渺无遗痕。周末晚上,同学们自带板凳,到芝琴楼前的小操场上看电影,用一台小放映机放小拷贝,这也使我这个电影迷十分扫兴(直到1958年学校才从天津大光明戏院买来一台被淘汰的大放映机)。感到满意的是1957年下半年学校的伙食。食堂就在马蹄湖边的礼堂兼风雨操场,就餐前举起筷子,凑足八人就可以开吃,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每月的伙食标准是十二元五角,菜肴十分丰富,除了鸡鸭鱼肉之外,还有在南方罕见的大虾;主食也有多种多样。但好景不长,到1958年大跃进之后,伙食水平名副其实的每况愈下;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变成名副其实的食不果腹了。

南开大学初创时期的学制是四年:预科一年半,本科两年半。我们赶上的是五年制,原本应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这些嗷嗷待哺的学子去吮吸知识的琼浆。我后来写了一篇散文:《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就是为我们这批人缺知少识开脱责任,颇受同龄读者的好评。

1957年入学以后,我们就赶上了给高年级的右派学生进行分类处理:或劳教,或开除,或留校监督改造;常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宣读右派学生的材料。我跟同窗学友张永安觉得乏味,溜出去看电影,被发现后受到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极为严厉的批判。1958年学校开始停课用土法炼钢,还经常停课到学校北面一块被称为“西伯利亚”的空地去推车运土:推的车叫“轱辘马”,是日据时代遗留下的一种运输工具。为了灭“四害”,甚至还停课去逮苍蝇、挖蝇蛹。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特意去天津屠宰场,挖开掩埋猪下水的土坑,那里面成堆的蛹在蠕动,要多少有多少,成千上万的指标都能完成。

对我来说,1958年还有一件记忆犹新的事情,那就是突击编写教材。我被分配编写《苏联文学史》,具体任务是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苏联诗歌,以及柯切托夫的小说(如《茹尔宾一家》)。组长孟伟哉,笔名小剑,当过志愿军,当时就是一位诗人。一部文学史,十天半个月必须写成,我们只好每天熬夜,有时就睡在拼起来的课桌上,夜以继日,连抄带编,最后在书稿上系一根红绸带,敲锣打鼓到党总支报喜。所幸那时粮食供应还颇充分,午夜能吃到糖三角、大油饼等夜宵,身体还能支撑住。

1959年,继农村建立人民公社之后,天津鸿顺里也成为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我们班一位党员干部传达康生的讲话,说“超声波加人民公社等于共产主义”。我们文科生不知道什么叫超声波,就请物理系的同学在图书馆阅览室给我们讲一课。我记得那天会场大,听众多,又没有扩音器,坐在后面的人根本听不清讲了些什么。后来有无师自通的同学教导我:只消把自来水管截成四、五寸长的小段,把一端锤扁,从另一端往里面打气,喷射出来的气体里就会产生超声波。这种波比一般的声波传播速度快,效果十分奇妙:吹在棉桃上,棉桃就会变成西瓜那样大;吹在麦穗上,那麦穗就会沉甸甸,把麦秸给压断……总之,凡有超声波的地方,就会有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

就是凭着上面所说的这点物理知识,我被分配到了天津第二造纸厂参加技术革命。我所在的是搅拌车间,就是把废纸、破布、稻草之类原料掺上漂白粉倒进搅拌池,而后插入八到十个截断的自来水管,通过气泵拼命往里面打气,果然原料搅拌的时间缩短了。于是我兴高采烈,写了一篇文章,叫《试论超声波在造纸工艺中的应用》,交给车间支部书记。记得书记在这篇文章首页加盖了一个印章:“绝密”,然后迅速锁进了保险柜。

1958年至1959年,同学们还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我们白天在工地战天斗地,用天津流行的“三句半”鼓舞士气,晚上就睡在帐篷里。那时全国开展新民歌运动,我们班与班、组与组之间也经常“赛诗”,每人每天都有一定写作指标。我们班王烈英同学写了四句诗:“锹不离手,歌不离口,不分昼夜,牵着龙走”,颇受好评,曾被《诗刊》选载。我也有四句诗被《天津青年报》选载,诗句现在忘得一干二净,但当时收到了五角钱稿酬,却至今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我第一次被排成铅字的文字。受到这一鼓舞,我后来在《天津日报》、《天津晚报》、河南《牡丹》杂志发表了十篇评论、小说、散文。这些文章就是我的“少作”,跟鲁迅所说的婴儿时代的露屁股、衔手指的照片一样。好像也是1959年,河北任丘县遭受水灾,淹死了不少耕牛。我们就到该县文安大洼去支农,像牛一样地拉耠子,拉犁,耕地补种粮食。

1960年之后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同学们吃饭顿时发生了问题。每餐都划卡领口粮。有一位高干子弟擅自涂改了粮卡,学校派人进中南海反映给他的父亲。据说那位首长勃然大怒,痛斥孩子一顿,甚至扬言要跟他断绝关系。还有一位学生预备党员,浑身浮肿,每早都等同学们吃完之后,用小勺从木桶缝里抠出一点剩粥吃,被认为是革命意志消退,取消了他的候补期。由于浮肿的同学与日俱增,学校用卡车运来了一些蛤蜊分给大家洗净蒸着吃,多少补充些营养;又储存了一些大白菜。有一次,有关领导带我们到食堂拜见一位大师傅,说他能用一颗大白菜做出几十种花样。同学们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似乎在山穷水尽之时看到了柳暗花明。后来食堂真的用白菜梆子做成了“人造肉”,让我们在精神上解馋;又发明了一种双蒸法,即把蒸熟的米饭再蒸一遍,显得蓬蓬松松,吃起来有点吃爆米花的感觉。看到这种“双蒸饭”,精神上也会一度产生幻觉。

我的大学时代,不仅学生的学习生活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严重干扰,而且很多学有专长的老师在那种氛围之下也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智。中文系的系主任李何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大意是反对把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相割裂。他认为一篇作品的思想性有严重问题,也就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性。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有人强迫他将这篇短文公开发表,然后在全国发动了一场“批判李何林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运动,让李先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记得他在大礼堂向中文系师生作过一次自我批判。他自己提着暖壶,夹着一摞书,上台讲述这篇文章的理论依据,就像研究生论文答辩一样。李先生的思想方法也许有可议之处,但他的观点跟“修正主义”无论如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学教授邢公畹也是名师,记得他出过一本学术散文《红河之月》。他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病来如山倒,我的脑袋疼得快爆炸了!”他一边说,一边用双手在脑袋上比划。原来他刚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执教回国,说过莫斯科大学校舍漏雨,有学生就着自来水啃面包,莫斯科街上的汽车也会压死人等“怪话”,结果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古汉语教授马汉麟,是北大名师游国恩的女婿。他用《论语》、《孟子》做教材,给我们讲古汉语的实词、虚词和语法。有一次讲到《论语·子罕篇》:“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马先生的本意是讲“诸”“之”等虚词的用法,但他朗诵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沽者也”时,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结果遭到批判,说他是在兜售“待价而沽”的个人主义思想,要跟共产党讨价还价。教民间文学的华粹深教授,是评剧《秦香莲》的改编者,跟梅兰芳等名伶时有过从。他一生的主要藏品是戏曲唱片。华教授身体虚弱,好像有哮喘病,边讲课边大口喘气。他当时不能给我们讲授他所擅长的古代戏曲,只能讲“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一类儿歌民谣。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特意砸烂了他珍藏的全部唱片。

南开的文科教师中还有两位知名学者,可惜我无缘聆听他们授业解惑。一位叫查良铮,我入学时他是图书馆馆长。位于马蹄湖北面老图书馆的墙上,张贴了许多批判他的大字报。后来我才知道他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著名诗人,笔名叫做穆旦。另一位是许政扬,我读过他校注的《古今小说》。他身体十分虚弱,有一次学生开他的批判会,他竟当场晕厥。据说,他曾宣称他有三件宝:老婆、孩子、资料卡片。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就偏偏把他的卡片撕成碎末。这位学者觉得了无生趣,就在校园内的新开湖投水自尽了。

我五年的大学生涯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青年讲师宁宗一。他开设的课程是宋元文学。宁老师是旗人,说一口纯净的北京话,声调很有磁性;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又特别强,能用当时的“先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文学现象。上他的课所记的笔记,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学术文章。在他的影响下,我对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源流变迁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套用苏联文艺理论家多宾撰写《论情节提炼》一书的模式,着手写一本《论三言二拍的题材提炼》。大学四、五年级时,我几乎花费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在图书馆翻检各种丛书、类书、笔记小说。耐心帮助我的是负责学生图书馆借阅的赵琳老师。这些笨重的古籍从取书到上架都十分费力,而每函我都只翻阅其中的有关部分,频繁地时借时还,但赵老师却没有丝毫地厌烦,使我至今感恩。毕业前夕,我终于完成了这篇长文,自不量力地投寄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没想到中华书局的责编居然认真审读了这部书稿,复函表示鼓励和肯定,认为基础很好,建议适当加工之后出版。不久我就走上了工作岗位,接着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三言》、《二拍》都被划归封建糟粕范畴,这部书稿就好比被窒息的婴儿夭折在摇篮里,如今记不清塞到哪个犄角旮旯里去了。留下的唯一纪念,就是1965年7月18日我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的短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评论中的两个问题》。我因此感到愧对宁宗一老师的教诲,每当见到他时都会表现得手足无措。

1962年夏天,我从南开大学毕业,险些没拿到毕业证,原因是我的体育成绩不及格,后来做了一套劳卫操,让我蒙混过了关。我大学阶段专业课的成绩还可以,政治鉴定的第一句话是“五年来一贯要求进步”。对于工作分配,我希望能到科研单位、文化机构或高校工作,至于什么省份、什么地区都无所谓。为了表达我的壮志豪情,我在《人民南开》校刊发表了一篇短文《再见,马蹄湖——一个毕业生的心声》。文中关于“伯父”的描写纯属虚构,但志在四方的豪情壮志则是真实的:

南临中心花园,北倚行政大楼,西引新开湖,东连荷花池。两株柳树,苍老遒劲,跌宕生姿,一左一右,守卫着你的门户——呵!马蹄湖,你是南开园的掌上明珠。

记得五年前的一天,当我们接到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整理行装,准备北上的时候,伯父把我叫到身边,打开他那珍贵的资料本,指着一张磨损的照片对我说:“这就是马蹄湖,也是我生命之树开花的地方。”我看那照片,败叶枯枝的杂树下横躺着一口草莽芜蔓的寒塘,宛如旧中国这匹羸弱的老马在历史的古道上遗留的蹄痕。然而伯父却向我描述道:“哎,马蹄湖其实很美呢,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黑暗日子里,久失修葺,才显出了憔悴的模样。”

伯父是老南开的学生,当年以六十比一的比例考入经济系的。在马蹄湖畔,他苦心攻读了四载;在马蹄湖畔,他也曾舒展过幻想的翅膀;也许在马蹄湖畔,爱情还引起过他心房的第一次激荡。然而,毕业之后,等待着他的却是失业的前途,是饥饿的巨口。十多年来,宿雨餐沙,命似浮沤,冲天有志,奋飞无术。于是,他青春的光华暗淡了,他意志的棱角摧磨了,他理想的鲜花萎谢了。回首解放前那些灾难的岁月,就像秋夜的一片沙漠。然而马蹄湖却如同一颗萤火,在他迷茫莫测、凄凉黑暗的生活中闪耀着唯一的慰藉之光。

一天一天地积成了一月,一月一月地积成了一年,转瞬之间,我五年的大学生活又结束了。五年果木果满园,五年种木长风烟。在一个太阳刚刚升起的早晨,我也来到了马蹄湖边。不是为了重踏伯父青年时代的足迹,而是为了告别马蹄湖,迈上新的人生旅途。

这时,金色的朝阳从乳白色的薄云里露出她温柔的笑脸,轻轻地唤醒了马蹄湖。湖中心的白莲,褭褭婷婷;睡莲,玉锦团团。

在百花之中,荷花的根植得最深,因而它的生命力也最顽强。荷花沐浴的是阳光,吸收的是水分,所贡献出的却是它的一切:根、花、茎、叶。凡有利于人类的,即使分身解体,也热诚勃然,勉励以赴,并且永远保持着素雅恬静的姿容,宛然自在,毫不骄矜。荷花不单可以作为馬蹄湖的表征,而且还可以毫无愧色地作为新一代南开人的表征。想到这里我拿起了照相机,决定把马蹄湖的晨景摄下来,让这张新的照片带走伯父脑海中陈旧的记忆,让这张照片激起伯父蜇伏的青春热情。

再见,马蹄湖,你的儿子就要远行。好男儿慷慨着先鞭,万里惯长征。不论是雅鲁藏布江的篝火,不论是新疆玛拉斯河畔的新城,不论是萝北草原的荒地,不论是西双版纳的丛林,都向我大敞胸襟。我的生命将要像马蹄湖中的荷花那样盛开,红的是火热,白的是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