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精选5篇）

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篇1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吴邦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 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贾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贺国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王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王..乐..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王兆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 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回良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刘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

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

李源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

张德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俞正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徐才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郭伯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

何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

令计划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王沪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路甬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 乌云其木格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韩启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华建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陈至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

李建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

蒋树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

陈昌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

严隽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桑国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

梁光烈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兼国防部部长 马凯国务委员、党组成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孟……国务委员、党组成员兼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 戴秉国国务委员、党组成员

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曹建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

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杜青林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帕巴拉·格列朗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马万祺全国政协副主席

白立忱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陈奎元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中国社科院院长、党组书记 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李兆焯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黄孟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中国民间商会会长 董建华全国政协副主席

张梅颖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张榕明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副主席

钱运录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

孙家正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全国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李金华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郑万通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邓朴方全国政协副主席

万钢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科学技术部部长

林文漪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

厉无畏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罗富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

陈宗兴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王志珍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何厚铧全国政协副主席

曾建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 篇2

曾建徽在青年时代受革命熏陶，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和1946年后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参加地下党。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他被调入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前身）工作，从此走上了党的新闻工作岗位和对外宣传岗位，一连工作了50个春秋。

毛泽东、周恩来耳提面授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曾建徽在新闻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担任新华社对外记者组组长，是少数几位能进入中南海采访的新华社外事记者之一，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中受到极大教诲。

1959年，有一天，曾建徽在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毛泽东接见外宾，正好迎面遇到毛泽东。当时外宾尚未到，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答是新华社记者。毛泽东笑着说：“你们新华社要注意，报道不要搞浮夸，要实事求是。”

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多，曾建徽与之接触的机会也较多。周恩来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待人谦和，使曾建徽深受教益。周恩来对一般干部很谅解，对部长们则要求很严。曾建徽在采访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例会时，经常见到他就一些问题或数字询问在座的有关部长，他们有时答得比较含糊或不准确，周恩来就当场纠正，并且批评有关部长胸中无数，这样要误大事。

周恩来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后才能休息，他日理万机，但对新华社的重要新闻和评论都要亲自审阅。有时由于时差关系，有的国外分社稿子发到总社编好后送总理办公室已是下半夜，周恩来都在处理完重要国务后即审阅新华社送去的稿件，给退回后才休息。“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建徽参加新华社总编室发稿工作，每次值夜班都要等待总理值班室来电话说总理已经休息了，他们才下班，因为周恩来在晚间有时会就新华社某项报道作出指示的。

陪同邓小平出访日本

曾建徽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副社长。在这期间，他曾随同邓小平先后出访日本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撰写大量极具影响的通讯。

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9日，曾建徽率强大的报道组随同邓小平访日，全程采访，昼夜奋战，圆满地报道了这次10亿中国人民和1亿日本人民“历史性拥抱”的大事。他亲自撰写了《历史性的访问——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通讯以独特的视野，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邓小平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评论家们认为，不但生动记载了邓小平访问日本所取得的外交上的巨大成功，同时深入地剖析了从周恩来到邓小平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1978年11月，曾建徽随同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短短10天，74岁高龄的邓小平，飞往3个国家的首都，行程1万多公里，曾建徽夜以继日地工作，采写了《难忘的东南亚之行》，发表在同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上。

负责撰写《中南海纪事》专栏开篇稿件

曾建徽长期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198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主管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国际新闻报道和总编室的日常工作，同时仍主持和参加重大政治外事活动的采访报道工作。1986年至1992年，曾建徽虽仍兼任新华社副社长，但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工作。

1981年新华社创办《瞭望》杂志，报中央经邓小平批准开办了一个“中南海纪事”专栏。

当时指定曾建徽和冯健负责写“中南海纪事”的开篇稿件。曾建徽等找中央办公厅的几位领导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分别进行采访，同中办许多熟知情况的同志们举行座谈，还经批准翻阅了中央一些会议的纪要和记录材料。根据搜集到的材料，曾建徽和冯健一口气写成3篇通讯，陆续刊登在《瞭望》“中南海纪事”专栏，并同时被《人民日报》转载。这3篇通讯是：《中南海的春天》、《时刻想着八亿农民》和《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

《中南海的春天》，以大量事实介绍了作为党中央第一线领导工作机构的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的工作情况。

《时刻想着八亿农民》，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如何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的情况。

《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主要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他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使经济工作出现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3篇通讯发表后，有的西方通讯社评论说，通讯使人看到“为神秘面纱所遮盖的中国最高决策的一端，引起人们的注目”。

随胡耀邦访问粤湘鄂和西北高原、内蒙古等地采访

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期间，经常到各地视察、调研。曾建徽曾经多次随行采访。

1983年2月6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随同胡耀邦总书记开始了为期19天、旅程1.2万里的粤湘鄂之行。

1983年7月16日晚上，工作了一整天的曾建徽随胡耀邦又踏上旅途，开始为期20天，行程近万里的西北高原之行。

1984年12月，曾建徽再次随胡耀邦访问鄂赣山区。1985年4月，随胡耀邦访问云南。9月，随胡耀邦访问新疆。1986年1月，曾建徽又随胡耀邦访问浙江、广东。2月，陪胡耀邦视察西沙群岛看望守备部队的指战员。

这期间，曾建徽在做好新华社所担负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废寝忘食，写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稿。其中随行采访胡耀邦总书记的通讯有《南行一万二千里》、《西北高原行》、《内蒙古边境纪行》、《总书记来到共青城》、《鄂赣山区纪行》、《早春时节访云南》、《天山南北行》、《新年要有新面貌》、《西沙群岛之行》等9篇，文风朴实、清新、笔力遒劲，客观地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和瞬间，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耀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作风和人格魅力。

曾建徽对胡耀邦很多重要改革思想的忠实记录和很有价值的分析，将永载史册。

同西方反华舆论作斗争

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后，面对当时滚滚而来的反华浪潮，曾建徽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外宣传，组织对美国等西方传媒的反击，特别是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暴乱真相。

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央下决心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于1990年3月决定恢复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由朱穆之担任组长，曾建徽任副组长。1993年，中央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参谋和助手，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的斗争，对外宣传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打开了一些局面，在重新树立和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香港回归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宣传工作史上也是精彩篇章，打了一个漂亮仗。8000多名记者云集香港，其中有6000多名外国记者。中央特别重视这次宣传报道，派出600多名记者。曾建徽是这次宣传报道的总指挥，负责筹划主持整个对内对外宣传和报道工作。

曾建徽深有感触地说，跟英国打交道，情况复杂。比如香港回归仪式现场电视直播是用我方拍的镜头，还是用他们拍的镜头？当时还是港英管理着，他们想垄断。经过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我方电视台一台机器，港英一台机器，同时往外传播信号，由用户选择。由于中央电视台报道信息量大，全面及时，被外国电视台大量采用，广泛转播。可以说是压倒了西方的宣传。这期间，曾建徽还组织国务院新闻办制作了大量宣传品，介绍中国的情况，香港的历史、香港问题的由来，同港英及彭定康的斗争，以及一国两制与香港未来的前景等等，全部以事实说话，内容短小精练，制作精美，很受欢迎。

1994年，海外出版了一本对周恩来造谣中伤的书《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闹得沸沸扬扬。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和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坐视不理，中央要求新闻办辟谣。

在曾建徽主持下，新闻办写了《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长文，经中央审定，通过新华社在海外发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艾蓓的弥天大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4年，海外还出版了一本对毛泽东造谣污蔑的书《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英文两种版本），作者是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

新闻办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几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如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等，由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批驳李志绥的谎言。这几位同志写的文章集成《历史的真实》一书，在香港出版，向国外发行。海外读者反映：“这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李志绥太可耻了”。这让李志绥的谣言失去了市场。

精心运筹当好新闻发言人

曾建徽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五次会议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每次新闻发布会前，他总是精心运筹，作好充分准备，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他特别熟悉新闻宣传，尤其是对外宣传和人大工作，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天的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胡锦涛主持。曾建徽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自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第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闭幕后，曾建徽作为大会新闻发言人，都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邀请朱镕 基总理同中外记者见面，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

新闻发布会上，曾建徽在回答外国记者一连串的尖锐复杂的问题时，思维敏捷，经验丰富，沉着应对。例如，2002年3月4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美联社记者问：朱镕基总理将于明年3月本届任期届满，明年此时，他是否还要作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李鹏也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那么，从十六大到明年全国人大换届，期间有四五个月时间，人大领导层如何平稳过渡？

这连串问题暗藏“陷阱”，但是曾建徽没有回避“陷阱”。他回答说，总理任期是到2003年3月份。下任总理产生以前，国务院还是现任总理负责。因此，下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朱镕基总理来作。回答有关李鹏的部分，曾建徽说：“你讲的都是猜想的情况……”

曾建徽抓住中外记者关心的焦点，精辟地发布消息，回答问题。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曾建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变更不能出现可能导致“台独”等分裂祖国的后果，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曾建徽说，希望台湾当局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设置种种障碍。对一切分裂祖国，搞“台独”的图谋，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反腐败问题很为国人关注。曾建徽在2000年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基本建成反腐败法律体系，今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创业的讲话 篇3

2013年11月8日，习近平指出，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而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广大青年要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国家发展繁荣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创业，展现才华。

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重视并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为青年创业搭建有利的平台。安置好三峡移民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就业问题，创业为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当然要全力支持三峡移民的创业和就业。

2014年4月28日，李克强进一步强调了移民后期扶持扶助政策的重要性，其中，就业堪称民生之本，也是三峡移民生存与发展的保障，而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就是大力支持创业。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上指出，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创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让每个有有创业意愿的人都拥有创业空间。要大力破除对个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从而推动创新创业。在支持和鼓励创业的大环境下，创业就成为不可小觑的发展方向。

2014年4月1日，张高丽说，要为年轻人创业创造有利环境，年轻人也要敢于创业，要有将来自己当老板的决心。

2014年3月24日，张高丽在第十五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要不断完善就业创业制度，消除各种就业歧视，要实施激励创业的优惠政策，促进创业，促进经济的不断发展。他对三峡移民的就业和创业也是极为关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读书笔记 篇4

这篇讲话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第二部分，主要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讲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端。第四部分，主要讲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第五部分，主要讲近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措施和原则方法

在本文中，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历史和现状，深刻地阐明了我国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迫切性、目的、基本内容以及应采取的根本性措施和方法。26 年过去了，这篇讲话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一、高瞻远瞩，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邓小平同志在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文中首先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 必要性。邓小平同志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的揭露和批判，在今 天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所以邓小平同志说：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 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后指出，要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 从制度上解决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今天，十 六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 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坚持依法执政，来实施党对国 家和社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篇5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发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那时，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迫切需要实施，因此这篇讲话可以说是应需要而产生。在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时至今日，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仍有很深的指导意义。本文拟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几个重要思想作深入论析。

一“权力制约、民主监督”思想

“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思想在邓小平制度建设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内容。邓小平在总结我党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与完善来构建权力制约、民主监督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传统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体制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很多现象容易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专权专断。一是官僚主义现象。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二是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几个领导。三是家长制现象。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带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陈旧的社会现象，它的存在和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社会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五是特权现象。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是封建社会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传统体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第二，由于我们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明确的规定。第三，传统政治体制容易导致个人专权，以言代法，领导者为了维护个人地位和权威，必然限制公民权利，导致官僚主义等特权现象的产生，从而妨碍了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要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断完善的制度基础之上。“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教训。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严重挫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领导人的素质还是制度因素？邓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领袖个人的因素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 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党，当它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如何强化全党的制度意识，把制度建设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确保党的执政功能和执政成效，防止党的成员腐败，这个问题就被尖锐地提到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我们党队伍庞大、责任重大，制度问题在党执政过程中一直是影响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党内生活是否正常，整个国家能否沿着民主法制道路向前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否具有强烈的制度意识，是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否保持本色、为民执政、廉洁执政的一个关键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制度建设，以健全的制度推进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应对严峻挑战、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迫切要求。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历史时期，全球化趋势愈益凸显、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剧烈。而国际竞争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较量。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变传统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适应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代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烈的制度意识完成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局势，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趋势、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其次，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化解社会矛盾，增强党的执政效应的迫切需求。我国正处在转型性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在前进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其中尤其突出体现在就业、教育、住房、看病、养老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和突出体现在利益差距、社会公平、大众参与、公共危机、官员腐败等方面的民主问题，构成对党的执政效应的严峻考验。在初步发展起来的中国，民生与民主将愈益凸现，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进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妥善解决好民生与民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社会效应亦即人民大众对党的信任度。无论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推进民主建设，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机制改革的力度，不断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和社会民主制度，不断增强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应对危机、促进和谐的能力。这可以说是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发展的新走向、新趋势。第三，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政治，是扼制腐败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一项长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当前人民群众最为不满和担忧的社会问题仍然是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这不啻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层隐患。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既要靠教育、靠严惩，更要靠制度、靠法治，归根到底必须从制度改革与建设做起，从强化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做起。从客观条件来说，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消除，严重滋生和助长了擅权专权、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从主观因素来说，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最终堕落为腐败分子，最终原因无不是制度意识淡薄甚至毫无制度意识的结果。许多事实警示我们：制度缺失是滋生权力腐败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识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败的起点。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发展党内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贤”思想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邓小平提出了选拔干部的标准，他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认为，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邓小平提出了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以上便是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的几个重要思想，这篇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是以它为纲。它发表之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设成就显著，“ 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得到转变，执政能力不断提高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不断完善，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权力结构日趋合理，机构设置科学，运转逐渐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不断显现 正如俄罗斯学者叶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国通过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和进行面向市场的改革而惊人地快速发展与复兴 ”后，得出结论:“ 中国共产党再次肩负起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的责任。”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维护国内的社会和政治稳定。综观30 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我们清晰地发现这些具体的构想和目标 措施无不渗透着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文献高超的政治智慧 实践证明，它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三十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仅过去有用，它对我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21 世纪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迫切要求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党应充分发挥其为社会提供制度服务和实现制度变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继续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支持。

参考文献: [1][2]《 邓小平文选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