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推荐12篇）
很早就听说《万历十五年》非常精彩，立意深远，给人感触颇多。学校图书馆里这书也十分热门，几乎看不到这本书，都被借走了。近来在网上看了这本书，的确是名不虚传。只是我水平有限，无法说出什么很有思想见地的话，就在这大致讲一下这书内容吧。
本书篇幅精悍，每章专撰一人，围绕主角命运沉浮，兴衰际遇，融汇于历史时光中去演绎，作者以旁观者姿态，逐一分析事件原委、人物苦衷。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张鲸、郑贵妃、福王常洵，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作者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及：此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第一章万历皇帝，深刻而集中的向我们介绍了礼仪在中国封建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本章以一个戏剧化的午朝事件拉开序幕，数以千计的官员被一个谣传蒙骗，万历皇帝为此事不损伤朝廷体统便应付差事似的下了一道圣旨平复此事件。他的这一举动正是出于礼仪所限，因为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万历皇帝便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从1587年3月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的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到几个月后，9岁的他穿着丧服接见臣僚；再到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的“亲耕”等等，在这之中皇帝的参加时间，穿着，谈吐无不遵循着各项礼仪的程序和规则。古人为礼所限，依礼而行是因为在他们眼中礼治所维护和倡导的道德是做人之根本，是第一位的。另外本章还重点介绍了两个重要的人物一是张居正，另一个是“大伴”冯保。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对今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申时行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他不能改变政治结构中的任何一个齿轮，难免最后他所不安的是他所尽的心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对于皇帝最重要的人物张居正死后，这个旁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它正在慢慢地陷入一个“宪法危机”之中。立储一事使万历皇帝与为他服务的文官集团进行了消极对抗，致使纲纪败坏党争纷起，国家基础渐渐松动，知识分子“内圣外王”的理想的火焰被一点点熄灭。皇帝放任自流，臣下自甘下流。朝廷中那些有远见、有理想、有道德、有才干的人，在皇帝在这种为自己“放长假”的情况下也束手无策。明帝国就这样一天天地枯萎下去。在本章中作者提出“多少年来，文官以形成了一种强人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弃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事实上，当一个人成为一个国家的象征，而他又却是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那么，他只需什么也不做，就足以毁灭或成全这个国家。
接着，作者又用了三章分别介绍了海瑞，戚继光和李贽。海瑞是个清官毋庸置疑，但他为清廉所做出的种种不合人伦的举止，让人无法用正常来评价，他一味提倡节俭，不懂经济，连甜食都不准民间生产，只知道用道德和政治压力管理社会。他的几起几落也是复杂奥妙得很，甚至不能引起现在已经知道真相的后人同情；而作为民族英雄的戚继光，其战争天赋终于在个人人格污点的强大压力之下，消失在了文官集团的政治角逐中；幻想哲学家李贽在1602年用剃刀自杀，这个现在看来具有深刻意义的事件，由于李贽平民代言人身份在封建统治下并不十分张显，而没有震撼到太多的人。
作者黄仁宇以这样一段悲怆的文字结束了全书：“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
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关键词：万历十五年,政治,军事,思想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一本断代史研究专著。全书通过描写六个人物来烘托出在万历十五年出现的历史事件。在这一年, 明朝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 表面看来虽然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 但实际上却是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 也是在以后掀起更多波澜的根源。其中的因果关系, 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重点。
一、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
首先, 万历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通过该书的描写, 显示出他是一个处处需要遵守礼仪、时时受到牵制的人。他需要完成各种隆重的祭祀和典礼, 以及每日必到的早朝, 他必须听从太后的训诫, 也必须认真地学习治国之方、熟读儒家礼仪, 以保证将来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应付国事。他也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各位大臣的意见。但是, 万历皇帝并不是一个无权的象征。在他的一纸命令下, 大臣们就可以从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沦为大逆不道、谋反的罪人, 甚至株连九族。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极度奢侈、纸醉金迷, 他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和公共礼仪的制约, 也受到各级大臣的牵制。中国的传统社会注重的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群体关系等。君臣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万历皇帝必须处理好与大臣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国家政治链条上的重要枢纽, 皇帝和群臣之间, 每一个个体的作用都不是决定性的, 但是当联合在一起的整体作用必然大于个体作用。所以很多事情, 万历皇帝不能和群臣对抗。
大臣张居正, 是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极高的首辅大臣。由于位高权重, 受人排挤或嫉妒, 他也曾被诬陷为有谋反之心的逆臣。他在辅佐幼皇帝过程中, 为了明朝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颁发新政、整顿朝纲和经济, 力争改革官僚机构作风, 现实了真正的富国富民, 并鞠躬尽瘁地帮助万历皇帝坐稳江山, 其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他在改革过程中, 也有不合理之处, 如在改革税务方面, 他替皇帝下诏通令全国各县要按照条文规定把税收一次性缴纳完备, 不能拖欠和分批, 这既使官员无法轻易偷税漏税, 也使官民同时产生巨大的税收压力。侵犯了官员们的利益, 官员们自然对他产生不满。而张居正为完成改革事业, 便启用亲信去完成任务, 这使他落下结党营私的话柄。
在张居正之后的明朝万历首辅大臣是申时行。申时行一改张居正的作风, 采用折中的原则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关系, 但是他的个人力量毕竟有限, 无法在制度和关系问题上力挽狂澜, 只能采纳妥协办法换取暂时的安稳, 最终也没有打消官僚们的不满, 明朝的根基逐渐动摇了。
海瑞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刚直不阿、重视法制、执法森严的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位饱读诗书礼仪的官僚, 极重视伦理道德, 是一位道德典范。当海瑞看到嘉靖皇帝沉迷于求仙、长生而大搞道家法术时, 冒死向嘉靖上书规劝。还有, 海瑞在南直隶任职时曾把督抚条约公开张贴到各府县。由于他对地方事务缺乏周密的考察和直接调查, 条约涉及到各县田产所有权问题, 这引起了大量民间纠纷, 因此海瑞的这场改革最终必然失败。
在历史的记载中, 戚继光是明朝最具才能的抗倭干将。他一生中率军于浙、闽、粤沿海等地抗击来犯倭寇, 经过十多年时间、大小八十多场战争, 终于扫平倭寇, 被现代中国誉为民族英雄。他组建了一支新型纪律严明的军队, 这支军队不断取得胜利, 威震四方, 于是这支军队被称为“戚家军”。这支军队的存在凸显出明朝正规军的衰弱。由于戚继光按照自己创建的制度招募军队、制定纪律, 使他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却也因此埋下了蔑视权威、不听从朝廷指挥、任用私人的罪名, 再加上张居正曾经对他非常欣赏, 他受到张居正的牵连而遭到万历皇帝的误解, 最终被罢官。其实明朝整体上衰落的趋势不可避免, 很难靠戚继光一人力量来扭转, 这使他独创式的努力给自己带来不幸。
李贽是明朝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理学盛行的明朝, 他提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种惊世骇俗的宣言。这与其正统“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分道扬镳, 突显了物质的重要性, 大谈功利, 相当于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也因此得到当代中国思想家的爱戴, 认为他的思想中具有现代唯物主义和平等观的萌芽。黄仁宇认为李贽是在追求个性和行动的自由, 决不是在背叛他所热衷的儒家宗旨。李贽的思想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使得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
二、作者的历史观
黄先生也以明朝的万历十五年作为一个角度, 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作用。因为他看到明朝的传统社会虽然表面上井井有条、秩序森严, 而实际上却是人治之下的混乱, 缺乏一定的制度管理。如, 中国当时军队很多, 机构重叠, 当官的很威武, 当兵的也不少, 手里都持有武器, 但都不能对敌。黄先生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考察, 结果都不尽人意。然而明朝理学盛行, 各种礼仪、礼节、风俗习惯无一不程序严格, 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成为当年的主流官方文化。不要命而只要面子的风俗礼教形成了明朝特定的人格倾向, 也注定了军民遇到大灾大难时候的退让和恐惧, 这样的军队也不会有战斗力, 因为士兵们都来源于受到深刻理学毒害的民间百姓。其实从儒学的发展阶段来看, 万历年间是儒家思想的鼎盛时期, 从生、长、盛、衰的角度来看, 它已经面临着衰亡了。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研究和相信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家们就应该提醒明朝该警惕了。而且, 中国必须从一个靠等级制度来管理的国家, 过渡到靠制度化来管理的国家了。
到这里, 我们渐渐了解了作者的历史观, 他是把对明朝的历史宏观的概括落实到了微观的对个人的考察上。无论政治家张居正还是申时行, 军事家戚继光, 还是思想家李贽, 不管他们做出怎样的努力, 明朝的衰落已经无可避免, 而究其原因, 则是明朝开国以来的各种制度和举措造成的, 再甚至是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整个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黄先生认为,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 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 以增益全国财富, 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 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着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 在世界史实属罕见, 在中国历史上也以明代为甚。这种维护落后的农村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 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黄先生还认为这一切的症结在于中国两千年来, 以道德代替法制, 至明代而极, 张居正在制度不能管理地方时启用私臣效忠, 申时行企图用四书五经来调和文官集团的种种矛盾, 戚继光同样组建了对自己誓死效忠的军队, 但这一切, 无助于解决制度上的弊端, 无助于改变落后的经济生产方式, 最终为僵化的体制所吞噬。因此可以说, 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 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当然, 也有学者认为黄先生对李贽的评价有失偏颇, 还有学者并不同意黄先生的大历史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思考历史的观点, 黄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正如有人说的那样, 黄先生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 “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 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严谨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 遂使学术著作成为大众的精神美食。”
三、总结
《万历十五年》反映出在封建社会中深受儒教熏染的君、臣、民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时候极尽了人之所长, 却偏偏没有考虑到人与自然之间也应有参照系。人若生活得自然一些, 并且能够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 人会发展得更加先进。《万历十五年》的成书目的在书中结尾部分可以被清晰地领悟到:“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 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 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 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 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黄仁宇先生在历史研究中提出对儒家思想繁文缛节的批判, 他发现:儒家学者们学习到的只是单一的封建三纲五常和仁、义、礼、智、信, 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 搞的都是社会关系。他们尊奉的都是人文精神, 缺少的却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和经验, 而国家的平稳、现代化发展需要像今天一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文精神和科学技术相得益彰, 国家的栋梁也应该如此培养, 否则会误国误事、害人害己。他的这一言论在学术界引起争议, 但不管怎样说, 它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仍然能够带给我们启示, 这使我们对历史的思考增加了一种角度和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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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万历；三个问题；政治史
一、在万历一朝的政治架构中谁才是获益者？是文官集团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需要明晰一下什么是文官集团。所谓文官集团，故名思议，就是由所有文官所组成的集团，在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发展了两百年，没有出现后来的东林党、楚党、浙党的分化，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有人评价万历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利用好文官集团的矛盾来提升自己的权威。
作为明朝政治架构的中流砥柱，文官集团毋庸置疑的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集团，他们当然是获益者。他们以“道德”为武器，限制皇帝的权力；他们用集体“乞骸骨”为要挟，迫使大学士们就范；他们以文制武，让武将始终处于很低的地位。整个国家都在文官集团的掌握中，任何损害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都会被竭力阻止，怎能说他们不是获益者？
然而事情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如果把事情放到微观层面来看，就是另一种图景。整个文官集团虽然节节胜利，但是作为个体的文官似乎没捞到什么好处。皇帝虽然没有权力任意提拔自己喜欢的官员，却可以贬谪自己不喜欢的官员；一些官员为了博取“直谏”的名声而参奏其他官员，被流放、被整死、被廷杖的不计其数；万历消极怠政三十余年，除了主要官员一律不加任免，到万历后期，甚至出现六部连尚书都没有的情况，只有侍郎带着几个给事中硬顶。文官的双重性格被皇帝痛恨，而文官们自身也感到作茧自缚，“道德”这条锁链也将他们牢牢锁住，所以即使作为文官集团首领的首辅们也不能幸免。
总体来看，没有人是获益者，作为统治阶级的皇帝和文官们，他们拥有的已经太多了。
二、“道德”的内核到底是什么？“道德代替法律”的弊端体现在哪里？
明代的官员俸禄极低，如果只靠俸禄生活，那大家可能都要像海瑞那樣生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官集团，手握权力却不能享受，这不符合人的本性，于是“常例”成为合法收入，于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以道德代替法制”其实就是以保证文官集团的利益来维系整个国家的稳定。
再深一层探究，“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弊端到底体现在哪里？首先，作为立国之本的“道德”，不能被质疑。如果敢质疑道德，那么整个明王朝的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于是万历皇帝有苦难言，面对文官们的指责，他无可奈何，自己无权选定继承人，不能练兵、不能出游，因为文官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惩罚他们自己就变成“不道德”的昏君，心灰意冷的万历宁可无聊到看宦官们掷银为戏，也不想再跟文官打交道；张居正亦有苦难言，被“夺情”一事参得焦头烂额却无话可说，因为如果他进行反抗，就会背上 “不忠不孝”的罪名，就是与传统和道德为敌。其次，因为“道德”不能被质疑的特性，“道德”变得十分的好用，文官集团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相信“把技术问题翻译成道德问题”，是文官们苦心创造而且乐于看到的结果。再次，“以道德代替法制”让社会失去了前进的可能性。既然“道德”如此好用，那么 法制不用调整了，因为在需要的时候道德会作出裁决；财政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官员们是有道德的他们会约束自己；军事制度不用调整了，因为在国家有难的时候道德会让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道德”也是一块绊脚石。中国儒家的原则本意是善良的，但在治理国家时，宗旨的善良不能弥补制度的粗疏。“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即使所有的官员都像海瑞一样克己奉公，社会只能良好地保持传统和稳定，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可能性就更加渺茫了。
三、在政治、军事、经济都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为什么明朝没有就此灭亡？
黄仁宇先生给出了一个圆滑的解释：“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那么这“惯性的作用”都包括些什么呢？第一，是我们的文官集团。文官集团作为国家的支柱有着超乎寻常的稳定性，正是这种稳定性维持着国家的正常运转。虽然皇帝不管事，但该有的仪式一样都没有少，京察也没有因此中断，大大小小的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他们明白其中的利弊，张居正被清算后就开始弹劾戚继光，因为当时的戚继光不被需要，而与他同时的刘显虽然屡被参劾却能岿然不动，因为文官们明白只有他才能承担征剿四川“土蛮”的重任。文官集团要想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承担起让帝国正常运转的责任。第二，道德的教化体现了应有的作用。以抗击倭寇为例，“海盗肆无忌惮的活动，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强硬的对策。然而冲突一开，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虚弱即暴露无遗。高级指挥官无法确知部下战士的实际数额，也弄不清究竟有多少战船可以调配使用。下级军官在部队出发之前先要向地方富户勒索兵饷给养。而一旦发生战斗，有的部队干脆望风而逃，有的部队虽然敢于迎战，但由于墨守密集队形的战术，往往造成“一人失利，万人奔溃”的后果。” 第三，我认为是黄仁宇先生侧面提到的地方官员的作用。当时地方官员的权力是几乎没有限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地方官的管辖范围之内，只要在京城找到靠山，堵住文官们的嘴，地方官员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胡宗宪找了严嵩当靠山，在打击倭寇的时候得心应手，即使有人参劾也对他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谭纶有张居正的支持，他提拔戚继光，并支持和保护戚继光建立“戚家军”，为打击倭寇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代除了很多伟大的地方官员如王阳明、海瑞等，他们手中的权力让他们有机会在地方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地域较小、文化相近，地方官员因地制宜更加容易获得成功。因此，京城由于皇帝的怠政而出现的政治混乱对地方影响不大，相反的，地方官员或许会获得更多自由来化解地方社会的矛盾、解决地方社会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张涛.明代科道监察与晚明党争[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2） .
这样的看似毫无关系的两个东西，之所以在我脑子里形成诡异的联系，全然要归功于其中对中国古代礼节的刻画。万历中皇帝的早朝制度，还有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奇怪的亲情表达，(不是通过亲切的语言，而是请学士写文章，并诵读)这些甚至有些可笑的礼仪表达，阻碍了情感的传递，就像功夫熊猫里的武侠大会上各种礼节，各种严肃怎么也抵不过在家里吃面条的温馨。
过分的礼仪有时是一种灾难，尽管作为表象的礼仪在现实里世界所表达的内核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反应等级，但这种形式化的东西在社会上仍然蔓延，具体有如把老人折磨得不行的被志愿服务等。因此从古到今，无论是外国人看我们，还是国人看自己的这种形式化礼仪，是不是应该有所改观。万历后篇，有关于张居正经济方面的变法，以及戚继光在军事方面试图进行的改革通通失败，不得不让人联系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当朝竭力维护的体制，一个要求思想同质化，毫无异端声音的体制。这种体制总归是要维护皇权。另外，思想上同质化的延续，导致了今日的教育体制培养出的孩子成为了世界上最缺少想象力的一类人。这样的联系看似无稽之谈，无可考证，但我相信事情的形成还是有历史根源的。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读后主要困惑和问题
数年前，曾收到过一本母亲的朋友赠送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将它作为一本故事书囫囵读完，只觉文笔优美流畅，内容引人入胜，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业要求的泛读书目中看到这本书，重新翻开，细细品读，感觉到的是蕴藉其中的是对于历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书从五种人物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为点，来深度剖析当时的政治制度，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说明明朝的衰亡，这种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张居正：生前身后两重天
万历十三年（即1582年），万历皇帝最为倚重的元辅张居正去世，这位半生力求改革、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则的佞臣，随后张家被抄，其亲属被夺官流放。
一个厉行改革的首辅大臣，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决策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嘘。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对错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自身作风却不俭约，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张家追缴的家财相加总共仅十余万两白银之数，这对于一个众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卖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应有的家产出入甚大。这其中暴露出舆情的局限性与极端性，所谓“倒张”，声张者也仅仅是为自己的爵禄着想，而非出自对王朝的忠诚。
这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说中任何一点存在着污点，他/她便可能成为其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错过，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便可以使你“死无葬身之地”，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树大招风，风必折之”，统治者难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胁到其地位，同僚也不会允许存在着一个时时刻刻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官员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这种恐慌的根源，一旦一个人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权力也相应的膨胀，其也愈加难以约束自身的欲望，吕不韦，王莽，鳌拜，都曾站上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最后都难得善终。跳出这些人所做所为的对错而看，有些“罪状”，是这些权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比如说，“任用私人”，这是最常见于描述所谓“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奸臣权臣需要靠“私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了解各地州郡实情。整套统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讲道德的基础上，何谈以科学、客观的手段治国理政？况且，旧时交通不便，又有谁能考证这个县今年产了多少稻米，那个县水涝灾情究竟如何呢？这种条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来获取相对真实的情况。
而张居正所力行的改革，总体而言，对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严追各地应缴赋税等政策，但整个王朝积弊已深，又因为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对朝廷贡献之大，与万历皇帝关系之亲，让心怀不满者无处下手。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参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随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浑浑噩噩原地蹒跚的轨道。
万历十五年，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渐渐淡去，继任者申时行战战兢兢地维系着皇帝与文官间脆弱的平衡，四万名身着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与文渊阁间形成了一条强大而牢固的缰绳，控制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朱翊钧：不胜人生一场醉
《万历十五年》的又一个亮点在于黄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与我们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我们一般人认识中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形象不同，万历的人生可以说是写满了妥协与无奈。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守礼仪，上早朝，习儒家经典，可谓是“励精图治”，对于国事充满热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亲自步行到天坛祈雨，亲自操练禁军。但随后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辅助，更为糟糕的是张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们集体发难，要求清算张居正，万历在舆论和证据的双重压力下，只能痛苦万分地在张居正死后几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从中，他渐渐体会到朝堂争斗的阴暗性。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以温和的口吻，但本质上是挟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正如黄仁宇先生书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所谓“孝道伦理”渐渐成为了符号化、形式化的机械行为；为立储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便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次子胜于长子，而大臣们万万不会允许“废长立幼”如此有违伦理传统的事情发生。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即便他是皇帝，因为帝国这架马车被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两千年来所积累古老的力量所挟持着向前。他看透了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国的一腔热血都咽进了肚子里，以消极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变动，不出席惯例性的仪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时光花费在与太监们掷钱游戏上，用最消极的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帝国的无奈。
从中可见，即使是身为皇帝，在面对封建礼教所积累下来的强大的蛮横的力量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因而，这么一个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庞大的帝国机器，一步步走向终点的时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在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我们的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万历皇帝，作为身处这个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这一切最深刻的体会者，企图用皇宫的深院高墙来隔绝自己意愿相冲的一切，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宠爱的贵妃被定为“祸害”，孤居冷宫而终。
Q：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走向消亡？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本书并未罗列出一个又一个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笔一墨写下所谓“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道德作为标尺，也是我国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民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很难灌输给百姓一种易于接受的法律观念，只能用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作为规则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仅仅是作为一个补充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无不是重刑。
其实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这种提倡目的并不单纯，让道德代替法律，让帝国的司法从属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就能使政府的统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这方面还有个例子，直接摘抄书中所说：“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状态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员想支持公道，做点好事，也会因为各样的限制，甚至是经费问题而不了了之。由此，长期以往，会造成帝国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脱节，使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做事时则另有一套。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想从中找一个折衷方案几乎不可能。
当然，这种道德的提倡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候会让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难时，不惜牺牲自己以完成任务（如下图内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说：“他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不能将其视为制度的优良特征，并且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请求回乡，皇帝夺情不允，张便是“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皇帝亲自操练禁军，便是“有损承平气象”；谏臣所言激烈，伤及君王尊严，皇帝也不能将其贬斥，因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据无不是儒家传统观念，与传统不符，与道德不一，便是错。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应该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之上，用以补充技术上所难以企及之处。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不论是主要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哲学家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如冯保、高拱、俞大猷，也都没有好结果。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1583年春的会试，万历皇帝询问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是因为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或许他已感觉到自己拯救一个看似坚不可摧实则摇摇欲坠的大王朝的无力。在与文官集团经历了长达的立太子之争，万历与文官集团彻底决裂，并开始长期罢工，直至16万历驾崩，帝国暮气，回天乏术，24年后，整个明朝灭亡。
看到此时，非常纳闷，为什么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会如此之深，到可以终身不上朝?是只有万历如此还是明朝的皇帝均是如此?可能都是如此吧，他抗争过，尽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子，但被剥夺个人意志的他抗争不过2万人的文官集团，抗争不过没有法治只讲道德终要走向灭亡的封建帝制。万历登基时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曾经也勤勉朝政励精图治，关心国家和人民，可当一个摆设的皇帝真的是一件让人厌倦的事，罢了罢了。
关于张居正，因为其是湖北江陵人，印象深刻当年高考语文(湖北考生)的阅读理解就是选自熊召政的《张居正》，后来也听郦波教授在百家讲坛讲《风雨张居正》，虽不太记得清内容了，但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如泣如诉的语风难以忘记。“整顿官吏，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仓粟充盈，可支十年有余”。《明朝那些事儿》对他如此评价：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不说他身负绝学，改革创新，也不说他专断独行，表里不一，只是想不到在其死后遭万历清算抄家掘坟，曾经的亦师亦父，亦臣亦友的情谊可以变得如此决绝，不禁唏嘘，或许不止张居正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人性本就复杂。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1588年1月17日清晨，“将星西殒之际，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业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良机”。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最开始是从老板口中听到的，当时查了资料并没研究出什么所以然，待今日重读本书，发现“鸳鸯阵法”其实是因时制宜之策略，是在军事创新与政治妥协之间实现平衡的智慧之举。从古至今，改革都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充当改革家，既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更要有审时度势的大局观，从实际情况出发。同理到企业发展中，最完美最先进的改革方案往往是无法执行的，在妥协中务实前进，达成目标或许才是法则。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间，发生的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的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历史并不是一人一时，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内在规律和联系的。而要发现这种联系和规律，就不能拘泥于单独的大小事件，必须将它放在大视野下，才能看得明白”，此乃作者的“大历史观”。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著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不能决断，而立储之事成了他的爆发点，于是他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往往随着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读到张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有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永乐皇帝朱棣，海瑞、张居正，靖难之役，还有明朝东厂和西厂、锦衣卫……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万历十五年》，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并且告诉我们与以往历史书中不同的海瑞、张居正……读黄仁宇的书，你会深刻体会“历史给人以智慧”!比如下面的经典段落：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历史，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行为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某种制度下，历史就有了自己的轨迹，个人的作用会对这个轨迹有部分的调整，但很难做到根本性的改变。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从安史之乱后，就走上了自己未来一千年的必然之路。
唐朝士人的利益分歧，引导了当时的官僚机构，府兵机制和地方驻兵机制，终于带来了地方割据的状态，也终于最终埋葬了唐王朝。而纠正过枉的宋王朝，强调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强调程朱理学对思想的绝对控制，地方文官制度，虽然使中国走向了大一统，而管理制度的大一统，也伴随着思想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不在这大一统思想意识之外的，统统被排斥为异端。而这些管理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基于士人的利益，也就是土地拥有者的利益。政治利益基于土地利益，这当然大大促进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大力发展。但也引起了土地的大规模兼并。而在明王朝，张居正却试图推行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代表了16世纪明代管理者试图获得一种理想状态的各种努力：徭役完全取消;里甲体系不管在形式上还是实质含义上都不再存在;任何残留的人头税都将并入田赋之中。而纳税人可以通过分期支付单一的、固定的白银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所以，一条鞭法是在根本上触动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所以张居正以优秀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所做的对中国有利的一切，必须被否定。
在后世的清王朝，雍正皇帝以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推行着类似的制度，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所以，从后世的眼睛里，雍正一定是个暴君，一定是个叛逆者。而伟大的乾隆皇帝，将此政策有所折扣的继续推行，既享受了该政策带来的巨大利益，也享受了土地所有者对他的所有褒誉，以十全老人自居。雍正，康熙两朝时间，在新政治体系的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人头税的免除，终于引发了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这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这些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在清王朝前期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国土面积也取得了空前的拓展，新疆、蒙古、西藏这些地方终于并入了中原。而在此之前，这些地方最多是附属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土地归于农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而革命的结果，还是保留了天下之大，莫非王土，土地公有制。农民只是土地的使用者，要交纳农业税，一直到不久的几年前。
而在这个阶段，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作用已经下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程度，不在关系到民族的存亡和国家的安定。所以，在这个阶段，土地的所有者只有换种方法来实现土地的价值。土地的所有者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口号下，不饱和的供应着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不断地推高土地和土地附属物：房产和厂房的价格，也推高着产业成本和生活成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土地拥有者的利益还是继续得到保障。
综观一千年来中国土地制度的变化，土地所有者的集中，如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始终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阻碍作用，而土地所有者的分散，对经济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在某种技术条件下，农民不离开自己的土地，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最终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美国的一个见闻。据说美国政府在推行土地开垦政策的时候，将土地以每英亩一美圆的价格卖给农民，以鼓励农民来开发土地。而在政府进行高速公路建设征地的时候，感恩的农民将需要被征用的土地无偿地归还给政府使用。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戴爷
——2011.11．29
虽然不是历史专业的学生，但我对历史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对这方面的著作也颇为关注。最初听说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应该是在高二，是从一篇推荐好书的文章里面看到的，那时候学习慢慢紧张起来了，加上高中的图书馆资源匮乏，因此也没有去刻意找来阅读。此后多次在推荐书单里面看到这本书的名字，兴趣愈发浓厚，终于在某个周末，我从珠海校区图书馆那长长的书架上找到了它。在这之前，我对明朝的历史也有过较多的接触，不过大多是从一些文章里面窥得一斑。真正系统的了解明朝，则是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一系列书开始的，有些人会认为这本书以白话的形式来描述历史，作者幽默的文笔使得其历史的庄重性大为降低，不值得推荐。而我却觉得这本书是不错的，作为普及历史知识的读物，我认为它是很成功的。如果说《明朝那些事儿》以其生动的叙述使我认识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明朝，那么《万历十五年》则是从专业的角度加深了我对明朝的认识，让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大历史观”。
黄仁宇先生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抗战爆发后参加国民党军队，戎马十年，后赴美求学，获得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是著名的明史学家。《万历十五年》写于1976年，是黄先生用英文写的。这本
书的英文名字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成中文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之所以在这里不厌繁琐的把英文书名列出来，是因为我觉得英文书名才是比较贴切的概括了书的内容，而中文版用《万历十五年》这个名字，主要是为了向读者交代一个历史背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通过对万历一朝六个人（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所经历的事情作为切入面，将明代的传统社会展现在读者眼前。同时通过一些问题的分析引出作者的一些观点并加以佐证。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主要通过单个人物以及围绕该人物发生的事情来剖析明朝的社会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权力斗争等等。比如第一章写的是万历皇帝，从一开始写他处于张居正的阴影之下，到张居正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清算张居正，这表现的是权力的斗争以及万历皇帝个人的成长历程。万历皇帝在之后的消极怠工——数十年不上朝，这个体现他与群臣的斗争。接下来的立储之争，既是权力纷争又是嫡长子制度下的伦理道德之争。而关于申时行的篇章，主要叙述他作为首辅大臣的不作为，或者说作为一个大臣与皇帝之间纷争的和事佬，可以体现万历一朝中君臣关系的微妙之处。关于张居正的篇章，黄仁宇先生在此提到了正德皇帝，这个明朝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同时也是最具个性的皇帝。对于正德皇帝那次和蒙古小王子的交战，官方的记载是：明军死亡五十二人，蒙古军死亡十六人，武宗亲手杀敌一人。黄仁宇先生也提出了质疑。关于正德皇帝，个人认为他骨子里有着先祖朱元璋和朱棣的尚武热血。本人能力也相当不错，只是他的所作所
为，为官僚阶级所不待见，才会导致他在史书上的那种形象。至于张居正其人，黄仁宇认为他遭到万历清算的原因是他严于律人宽于律己造成的，因为他对万历的生活起居以及花销得控制得非常苛刻，而自己却荣华富贵，不尽奢华。这让知道真相后的万历皇帝恼羞成怒，加上一群官僚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张居正群起而攻之，则将万历对张居正的仇恨加深了许多。
如果说以张居正和申时行作为内阁首辅的代表，那么海瑞作为官僚的一个特例，在这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黄仁宇先生认为，海瑞虽然为官清廉正直，但是不懂得与同僚相处，对于某些事情也不懂得适可而止，比如他在处分内阁首辅徐阶的家属占用大量耕田的事情时，不是杀一儆百，而是一一追查，最后终于得罪了上司。海瑞扣押并且惩处顶头上司胡宗宪的儿子，骂嘉靖皇帝等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在黄仁宇先生那里的总结是：“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我认为对海瑞的这个评价是非常中肯的，他作为一个偶像式的存在，他的行事风格却不适合实际。在非常推崇道德的明代社会，他只是统治阶级用来树立道德标杆的。而偶像总是高高在上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偶像所做的事情，那么就不会有偶像的存在了。所以，海瑞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会受到道德层面上的肯定，是统治阶级出于以德治国这个口号的需要。
在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将的地位慢慢变得低于文官，《万历十五年》里写到了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生平，其实关于戚继光，在之前我只知道他的抗倭事迹，以及他的戚家军的威名。但是这本书让我队他和他的戚家军有了很深的认识，至于看到戚继光用戚家军在北方士兵面前训练，来自南方的士兵在倾盆大雨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丝毫没受影响。就明白了为何戚家军能够做到面对倭寇百战不殆。戚继光虽然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却落得晚景凄凉。而究其原因，黄仁宇先生给的答案是明朝后期重文轻武的结果。当然，戚继光与张居正过于密切的关系也是他结局悲怆的原因之一。
其实整本书最让我记忆深刻的因该是最后关于李贽的那一章。小标题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关于李贽，印象来自高中语文选读课本上的一篇文章《童心说》，只记得那篇文章中有提到反对儒家。而《万历十五年》中，李贽则被完整的摆在了我面前。一个官场沉沦的书生，一个经济拮据的士人，一个失败的丈夫、失败的父亲。但这些丝毫都不影响他伟大的思想，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思想，那些敢于想传统伪道学挑战的勇气。即便他最后自刎与牢狱之中，即便他的死一点也不壮烈。但是他死得有尊严：七十老翁何所求！
整本书看过来，与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以及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的视角均有所不一样，《万历十五年》倾向于从人物和事件作为切入点，去发现历史的侧面，去探究造成后来事情的一些原因。当然，在关于这本书的分章问题上，我觉得有些不是很妥当，几个人物分别独立的章节，而其中却又有很多交叉的事情，在一路看下
去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重复的繁琐。当然，一点点瑕疵不会掩盖玉的魅力。在《万历十五年》问世之前，很多观点都会倾向于：税收过多是百姓贫困的首要原因。而黄仁宇先生则认为民穷的根本在于律制的僵化和政府的低能腐败，主张从制度层面解释这个问题。另外，将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也是明朝制度僵化的一个原因。
这本书让我更加完整的认识了明朝，权力斗争，制度僵化，过于集权。它也让我认识到为何会有人说明朝之亡，始于万历。当这个帝国的主人在自我沉沦的过程中迷失时，整个帝国也在慢慢地走向灭亡之路。
参考书目：
1、《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三联书店1997年
2、《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中国海关出版社2009年4月
大历史观看天下
《万历十五年》：增订本/（美）黄仁宇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第一版。原书名《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198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其后被欧美学校作为教本，成为国外学子了解中国传统晚期社会结构及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其中文书名《万历十五年》，1979年5月经本人亲自译写为中文后交中华书局并于1982年5月出版。该书在中国出版的时候距成书已有6年，乃由成书时中国仍处于“四人帮”执政时代，国内情势复杂，而且书中涉及到的政治及思想问题在当时估计难以容于国内，就算是在当下也不得不说那些观点对于国之治理和社会之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也极具前瞻和挑战性。
这是一本很值得一看的书，特别是对历史感兴趣而又对那些学究式的历史资料和书籍感到头痛的人。这本书融合了作者多年对于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首次以作者提出的“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的恩怨，但又因写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正如国内评论：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
黄仁宇先生生于中国大陆，湖南长沙人，后来加入美国国籍。早年辗转于求学、从军之徒，在抗战时加入国民党，曾梦想成为中国的拿破仑，然而时代却不允许有这样的机缘；他本人为没有卷入内战感到侥幸。因为在那之前他便被送美国陆军参谋大学，以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随朱世明将军解职而退伍。他在抗战初期结识了很多社会名流，如作国歌者田汉、任《大公报》记者时的无党无派人士范长江。其后二次赴美，经历了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栈做小工。正如他自己所说：“深感风卷云消后，我自己已入中年，自此学历史已有探寻人生意义的趋向”。他种种动荡的经历对于他之后打开眼界，消除党派国籍观念，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提出“大历史观”的看法很有帮助。
全书的结构分为七章，每章写一个人物，其中首辅（明朝政府最高文官）申时行写了两章。写每个人物时，牵涉到那个人物所涉及到的领域，从而将整个明朝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呈现出来。与精彩的文章相对应的是那些精彩的序言和书评，有助于读者对全书重点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有更深的理解，也对作者的“大历史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作者在自序中写到，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他举出明朝政府及意识形态中诸多的失败，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及中国历史上传统的道德观念因素，指出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即开，恢复故态决无可能，因之给中国留下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本书附录三L.卡林顿·富路特的英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叙述不是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失去的时间。这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需要保护的东西很多，因此有必要采取理性的观点。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一起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护存有价值的事物。由此推测，中国应当利用东西两方的经验。历史学家因之有必要将所有的资料，全盘托出。这正是黄仁宇在现实中所做的事。
《万历十五年》批判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作者写作本书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书中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现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但是我不同意作者在书中指出的明代，特别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之后的末期，国家的治理完全依赖于文官集团的道德作用，即大家出于对新儒学的共同信仰而预定俗成的习惯。一个国家再怎样衰落和混乱，只要原有的法典制度还在，它们还是会对社会运行机制产生作用的，而不是一律大小事都由人为意识说了算。文官集团最基本能够像机器般有序的运作，还是有相关的法律典章在起作用。所以作者在书中用“完全”二字未免太绝对。
中国的传统社会道德和礼教的思想，也就是孔子所宣扬的仁和礼，还有继孔子后，历朝对孔子形象的神话并且重新解读孔子儒家思想后行成的新儒学（实质是为满足封建专制而产生的思想控制学说，大部分是很阻碍人类思想自由文明的，也阻碍了社会长远健康的发展）这些思想，统治了中国人两千余年之久，本来是统治者为使下面的人听话创造的，但是久而久之也被它束缚，却不得脱困之法。最后无论是统治还是被统治，最后都被越来越僵化失去生机的体制活活闷死。于是只等得另一个朝代或时代的卷土重来，换一个时代，换一批统治者重新来过。中国在那种传统的封建社会思想中过得太久了，以至现在封建帝国以亡，但传统思想遗留下的压在中国人思想上的重重的阴影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们就算现在再怎么说要跟上时代，但是思想仍在有意无意间被那种阴影控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社会共同的问题。我们渴望革新，但是却被传统思想牵制。
而在万历十五年的明朝，实际上封建思想的统治已成衰败之象，大唐盛世已过，封建繁华不再，旧的体质只有在虚假的华丽外衣下获得暂时的苟存。对于万历皇帝或者他的首辅们来说，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欧蒲台的书评）。制度的落后和坏死已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种大前提下，个人的努力和局部的调整已无法力挽狂澜。于是当时想要继续挽救旧的体制的人在完成一生的事业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无疑都成了旧体制下的牺牲者。而真正看透的却因责任感无法任由自己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者，思想都会陷入无限的矛盾中，李贽就是一个矛盾的思想家的例子。我尤为记得他最后在狱中自裁气绝以前，用手指写了王维的一句诗以解释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极悲观的情绪深憾人心。生逢此时，只有等待历史的重新洗牌，一切从头来过。个人的力量在浩瀚的历史和深刻的社会根源面前毕竟有限。
书中分章节介绍的六个对于明史很重要的人物中，我映像最为深刻的便是上文中提及的垂暮之年在狱中自裁死亡的李贽。也许是因为他是最复杂、最矛盾的一个人，从他思想上最能看出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意识对人的影响。书中称他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大流文化伴随他成长，他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次年，他即剃发为僧。他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著书抨击他看不过去的地方，但是自己在行为上又不能完全摆脱他所抨击的人和事物，反而要依赖他们生活。他一方面自我批评，一方面又自我怜惜。在他的信函中有这样的话：“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在这种语调中，满是绝望。
李贽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章，他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下的思想提出自己的解释和看法，最终也因言获罪，被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参劾，说他邪说惑众，罪大恶极，自刎于狱中。他用剃刀自刎，但是一时没有断气。侍者看到他鲜血淋漓，还和李贽作了一次对话。当时李贽已不能出声，他用手指在侍者掌心中写字作答：
问：“和尚同否”（当时已出家）答：“不痛” 问：“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李贽在自刎两天后，饱受折磨才脱离苦海。他的悲剧抑或可以看成当时尚有点自省意识，却又始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时的世俗的文人的悲剧。
有时候从一个人的悲剧可以看到一种历史的悲剧。我们的历史要前行，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但是又是谁都不能掌控的，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就像是蝼蚁一般，渺小卑微。然而就算自己本身已经够无力了，还要背上从旧的体制中就出现的弊病和恶习，在通往新的道路上负重前行。沉重的让人绝望，我们甚至被这种顽固思想给累死，也不愿将它放下。人生来不能很干脆的打破旧的格局。
在历史中我们已经看到的悲剧，已经经历过的教训，往往还在不断上演，人认识到了一件事情的危害，却没有力量去将它停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也许我们现在正在慢慢改变，但是表面上仍旧不能明明白白的提及，就算是改变也只能是暗中进行。也许是为了维持大局的稳定，毕竟思想上的大动荡会造成人类的恐慌，进而危及国家的统一和平，前苏联已给出前车之鉴，所以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我们总是小心翼翼。
黄仁宇先生将历史编排成一部纪录片，把当时的一位皇帝五位大臣的群像刻画，从各种细节中，究出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为何一步步走向灭亡。皇帝自然是万历皇帝，五位大臣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他们或是失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功德圆满，他们体现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
自古以来，许多人的梦想便是回到古代，当一个皇帝，做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无边无际的权力，享尽荣华富贵。但我们可以从万历身上看到事实并非如此，如若想成为一个好皇帝，不仅要勤于朝政，更有无尽的束缚与管制。
许多皇帝年轻时都满腔热血，希望干出一番大事业，在史书上名垂，万历也不例外，至少在他年幼时代，他是希望成为一代明君的，可越到年纪大了，就越感到无力，意识到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万能的，还会带来无数的烦恼。
明朝的皇帝自由就会受到严格的教育，万历皇帝的老师就有五个讲经史的，两个讲书法的，和一个助教。从万历身上我们知道了，无论如何，只要一个人处在社会中，就会有各种束缚面对，这只束缚我们只能去接受，若想不束缚，只能生活在深山老林中才做得到。
再看看余下的五个大臣，也无一例外的被社会所束缚。张居正，作为万历皇帝的老师，对待皇帝也十分严格，不仅仅因为他位高权重，更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定中的规矩，在他教导万历皇帝这十年，国家是富极一时的。
不幸的是，这位做事雷厉风行、教导有方的首辅，因为胃病仅享年57岁，更加可惜的是因为张居正的手段强硬，曾在其手下利益遭损的官员，便开始弹劾这位前首辅，在一柱柱石锤之下，还沉浸在巨大悲痛下的万历皇帝，想不信也难，最终还抄了张居正的家。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也作为万历从小的老师，相信这孩子应该会有所作为，做出一番事业。但与此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文官集团的重要性，一项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极大的取决于是否影响到庞大文官集团的利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申时行便充当起了和事佬。
然而，这和事佬也并不是这么好当的，由于立场不定，也并没有什么功绩，文官集团开始批评他是一个卖友误君的小人。最终申时行也只落得辞职回乡的下场。
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便是皇权与文官集团的斗争。文官集团的利益纠纷，而在另外三人：海瑞，戚继光，李贽身上则恰恰反应了这些毛病。海瑞，一个清正廉洁，事事奉公，是当之无愧的良臣。但即使这样，试图以一己之力证明法律价值的海瑞，最终还是触到了文官集团的利益，百官对他无可奈何，但也处处施压，海瑞心想太平，却只能郁郁而终。
戚继光，可谓一代明将，他压制了海外倭寇，但他却动摇了明朝文压武之局，也难逃被罢免后病死家乡的命运。李贽，这最后一位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意识到某些道德的危害，但又与传统难以割舍，只能目送王朝的灭亡。
社会的束缚，我们犹如在夹缝中生存，但做一个明眼人，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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