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强险理赔流程(通用10篇)
理赔程序
接到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报案后,应询问有关情况,并立即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涉及人员伤亡或事故一方没有投保交强险的,应提醒事故当事人立即向当地交通管理部门报案。
保险人应对报案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统一归档管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应由被保险人向保险人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以索赔须知的方式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资料
保险人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赔偿保险金。索赔须知必须通俗、易懂,并根据实际案情勾选以下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两个月前, 我驾驶摩托车时, 一条狗突然从路边阴暗处窜出。摩托车撞上狗后改变行驶方向, 将行人李某撞成重伤, 并经抢救无效死亡。我向李某家属作出赔偿后, 鉴于自己已经投保了交强险, 遂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理赔。但却遭到拒绝, 理由是狗并不是人, 不能成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 也无法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即“车狗相撞”不属于交通事故, 我自然无权要求理赔。请问:保险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陈花蕊
陈花蕊读者:
保险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即其应当承担理赔责任。
我就自己的一辆皮卡车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三个月前,因搬运砂石需要,我将皮卡车开到人迹罕至的河道。不曾想,因河砂松动导致皮卡车突然发生侧翻,并将来不及躲闪的雇工张某压伤。我在承担张某的16万余元医疗费用及残疾赔偿金后,曾要求保险公司从交强险限额内给予理赔,但却遭到拒绝,理由是其所应承担的理赔责任,只是针对交通事故,而出事地点为河道,并非公共通道,除了我因为自身需要外,基本上无人驶入,自然不属《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所指的“道路”之列,发生的事故乃至伤害,理应不在“交通事故”之列。请问:保险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胡佳梅
胡佳梅读者:
保险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其照样必须在交强险赔偿限额(1万元医疗费、11万元残疾赔偿金)内承担理赔责任。
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而“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即表面看来,交通事故的构成的确必须符合“道路”的要件,而人迹罕至的河道确实不在前述“道路”之列,似乎本案情形确实不属于交通事故,你自然不能在交强险范围内得到理赔。其实不然,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四条也分别指出:“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中同样有类似的内容:“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引发的损害赔偿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本解释的规定。”这些规定均明确说明:车辆在道路以外因为通行发生的事故,同样应当视同交通事故,且保险公司照样必须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也就是说,尽管你是在河道上,因为河砂松动发生侧翻并将张某压伤,但保险公司并不能拒绝理赔。
交强险的建立,一是保障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能得到及时经济赔付和医疗救治;二是有利于减轻交通事故方(投保人)的经济负担,化解矛盾。但从交强法实施实践中看来,其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事故方一定的赔偿责任,却并未保证受害人得到快速的救济,事故方也不能完全从事故赔偿责任中摆脱出来,其表现主要有如下几点:
1、对受害人救助不及时。受害人受伤入院后,一般由事故方垫付医药费,当事故方无能力支付或不愿继续支付的情况下,被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济。虽然《机动车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交警部门向保险公司发出通知,保险公司在责任范围内垫付医药费(即一万元),但实际生活中,一是交警部门极度不配合开具支付令,二是开了支付保险公司一般不会支付(之所以说一般,听一位湖北朋友说,他们那儿可以)。
2、增加受害人或事故方的理赔难度。受害人伤亡后,保险公司应在十一万元(有责任的前提下)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中,保险公司很难痛快赔付。由于保险公司不用承担诉讼费(强盗逻辑),所以其通常是不见到生效判决不会主动掏钱。这种做法无疑增加了受害人或事故方的维权成本。
3、基于以上二点,事故方往往被卷入长时间的事故处理。事故方为避免陷入漫长诉讼,或者经不起受害方的一哭二闹三堵门,干脆先自己掏腰包,然后再找保险公司索赔。而此时保险公司却说这也不能赔,那药也超标,最后总要砍掉一部分,剩下的由投保人自己买单。当赔偿金额较大,而事故方又没有能力赔偿的情形下,受害人和事故方只好进入漫长的诉讼程序。
4、在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积极赔偿还影响到事故方的刑事责任问题。打个比方,张某交通肇事撞死了一个70岁的农村大爷,按法律规定赔偿金额在15万元左右,而张某赔偿能力有限,此时如果保险公司能第一时间拿出理赔款来,余款由张某补足,然后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则张某取保候审或免于刑事处罚可能性非常大。但因为保险公司(包括其它险种,如第三者责任险)不积极理赔,制约了民事赔偿能力,导致肇事方身陷囹圄。在交通肇事故中,民事赔偿能力决定刑事责任的承担,虽然不太合理,但司法现实践中普通存在。
5、增加事故方的财产损失。交通事故中最让人痛恨的做法是“扣车”。事故无论大小,交警部门的工作习惯是一律先行扣车。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授权给交警扣车的权利,如需扣车也只是鉴定的需要,鉴定完成就必须放车。但现实中,交警往往滥用职权,扣车没商量,取车拿钱来,没钱车就一直扣着,直扣到诉讼后保险公司理赔完。我曾碰到过一个案子,交警扣押的是一辆装满钢材的大型货车,货车停运一天的营运费就是近三百元,扣在交警大队的停车费是一百元一天,货车风吹日晒半年后的修理费花了二万多,另外因钢材生锈、迟延交货、价格下跌等原因遭遇货主索赔高达十万。
6、诉讼案件增多。受害人索赔难、保险公司理赔难,最后造成双方对簿公堂。受害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不但要求保险公司给予赔偿,同时作为民事诉讼被告主体的有驾驶员、车主等一起告上法庭。这种诉讼机制,虽有其合法性但一味的依靠法院解决的处理机制,使法院的诉讼案件骤增,无形诉累,浪费社会资源,保险公司、驾驶员或车主都要浪费财力、物力去应付诉讼。
造成以上情形的存在,主要原因是交强险保险金赔付程序不完善引起的。结合司法实践,我认为交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加强立法:
一、设立可由受害人直接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程序,保障受害者的直接请求权。对于这点,《机动车交通事故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31条虽然规定了保险公司可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又规定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通知。这些规定虽肯定了受害人有权获取保险金,但将赔偿给谁的主动权交给了保险公司,或给予了一定限制,即公安机关通知、被保险人申请。设定“公安机关通知”,实际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法律的外衣,而“被保险人申请”基本无效。所以应取消这些限制,明明白白地给受害人理赔请求权。
二、设定保险公司赔付交通事故强制保险金的时限,界定拒不履行约定赔偿保险金的法定情形。对拖延、拒不履行约定赔偿保险金的行为予以严惩,且要赔偿权利人和各项经济损失。赔偿保险金的时限可以如此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24小时内,无论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作出认定,应先保障将无责任交通事故的医疗费赔付给受害者。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后,若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对事故认定被保险人有责任无异议,应在事故认定书送达后一个月内,依据已发生的有效的证明资料,进行伤残赔付。这就涉及到一个分阶段赔付问题,我觉得只要规则制定明细,可操作性强,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这些都有待立法专家时行详细论证。
三、因保险索赔引发诉讼保险公司应承担诉讼费。《交强险条款》第十条规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
(四)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我认为本条规定不合理,应予以取消。首先它违背了诉讼费用由败诉方交纳原则的相关法律规定;其次,它降低了保险公司诉讼成本,无形中助长了保险公司消极理赔的气焰。因为其消极理赔行为,不但不会受到制裁,反而得到了鼓励。
四、引入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我们知道,在发生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的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交强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做出决定,受害人因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的临时性赔付款的制度。”日本和美国均有这一制度。然而,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这不利于实现交强险的“保障车祸受害人获得快速救济”的立法目的。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交强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
五、要加强建议社会诚信体系。在处理交通事故案子中,我发现保险公司不积极理赔潜在原因是,“趁火打劫”的人不少。如受害方过度治疗,理赔时漫天要。医院方面不按要求用药、滥用药、谎报用药,甚至与执法部门串通,给予回扣,与患者串通,更换药名,医治其他疾病的情况时有发生。大家都觉得保险公司的钱,不要白不要。保险公司也无暇处处监督,索性让索赔方上法院,那么监督、审查理赔合法性的责任都交给法院了。诚信的缺失,导致索赔、理赔均难。所以重建社会诚信,也是非常必要的。
民事判决书
(2008)闸民二(商)初字第670号
原告顾某。
委托代理人高某。
委托代理人韩某。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
负责人杜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某,员工。
原告顾某与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9月26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夏玲独任审判,于2008年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高某、韩某、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秦某到庭参加诉讼。2008年12月24日,原、被告一致同意延长简易程序适用期限30天。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顾某诉称,2006年10月10日,原告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苏K5H101天马牌客车向被告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限为2006年10月10日零时起至2007年10月9日二十四时止。2007年5月20日,案外人张某驾驶上述保险车辆行驶至上海市中山北路824号路段时,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赵某受伤。交警部门认定保险车辆驾驶员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嗣后,案外人赵某经司法鉴定为两个十级伤残。2008年1月31日,原告与案外人赵某在交警部门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原告赔偿赵某损失69,864元,因赵某的医疗费用9,024.40元、伤残鉴定费1,200元、车辆修理费3,000元、车辆施救费350元、公估费800元及停车费60元均已由原告支付,再加上涉案保险车辆的修车费4,400元,故此次事故中原告的损失共计88,698.4元。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被告仅赔付了7,408.11元,对余款81,290.29元不同意赔付。原告因与被告多次交涉无果,故涉讼,请求判令:
1、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81,290.29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审理中,原告表示其于2007年1月11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江都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投保了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责任限额为6万元。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后,人保公司已经向原告支付了6万元保险金,故变更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21,290.29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机动车辆综合保险保险单》一份(保险单号:***8001001)及所附的保险条款,旨证原告为其所有的牌照为苏K5H101天马牌客车向被告投保了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限为2006年10月10日零时起至2007年10月9日二十四时止。
2、《事故认定书》一份,旨证2007年5月20日,保险车辆行驶至上海市中山北路824号路段时,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闸北交警支队)认定保险车辆驾驶员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3、《鉴定书》一份,旨证案外人赵某经司法鉴定后,被确定为两个部位的伤残等级均为十级,鉴定部门并对伤者的休息、护理及营养的时间予以了认定。
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一份,旨证2008年1月31日,保险车辆驾驶员张某与案外人赵某在闸北交警支队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除了已由张某支付的医疗费、伤残鉴定费、车辆施救费、停车费、案外人赵某的车辆修理费外,张某再支付案外人赵某住院伙食补贴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残补偿金及衣物损失费等共计69,864元。嗣后,原告按调解书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
5、《车险赔款计算书》一份,旨证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后,被告核算的保险金数额为7,408.11元,原告已收到了该笔保险金。
6、原告制作的原告损失及保险公司理赔对照表,旨证被告还应支付原告的保险金差额为21,290.29元。
7、保险代理查勘委托书、公估报告及附件、保险车辆现场查勘报告、公估费发票,旨证被告委托上海恒量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量公司)对本案所涉事故中案外人赵某的人伤、财产损失及保险车辆的损失进行评估,恒量公司经查勘后出具了公估报告并开具了公估费发票,800元公估费原告已支付。
8、机动车辆保险定损单一份及修理费发票两份,旨证恒量公司对案外人赵某的车辆定损金额为3,000元,该车辆已进行了修理,人保公司已赔付了修理费中的2,000元,故修理费余额1,000元应由被告赔付。
9、机动车辆定损单,旨证恒量公司对涉案保险车辆定损金额为4,400元。
10、施救费发票,旨证本案所涉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支付了道路清障施救费350元;
11、《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及批单各一份,旨证2007年1月11日,原告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苏K5H101天马牌客车向人保公司投保交强险,责任限额为6万元。本案所涉事故发生后,人保公司已经向原告赔付了保险金6万元。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辩称,原告与案外人自行协商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能对抗被告。案外人赵某两个部位的伤残等级均为十级,赔偿责任系数应为11%,故伤残赔偿金应为45,469.6元,而原告按照15%计算没有依据。此外,对医疗费只认可恒量公司审核确定的8,362.5元,而伤残鉴定费、营养费及停车费均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故不同意赔付。
经过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3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原告确已按照调解书赔偿了相应的费用,但认为该调解书系原告与案外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被告不予认可;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有异议,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的,不予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表示发票原件在被告处,故公估费系由被告支付的;对证据8、10无异议;对证据9无异议,但表示案外人驾驶的也是机动车,故即使无责任,案外人投保的保险公司也应承担400元的交强险责任,对余额部分被告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2006年10月10日,原告为其所有的车牌号为苏K5H101天马牌客车向被告申请投保,被告根据原告的申请签发了一份《机动车辆综合保险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承保险种:车辆损失险,保险金额为60,300元;第三者责任险,赔偿限额为100,000元;以及附加不计免赔特约险;保险期限自2006年10月10日零时起至2007年10月9日二十四时止。2007年1月11日,原告为上述保险车辆向人保公司投保交强险,责任限额为6万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5万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8,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保险期间为2007年1月11日零时起至2009年1月10日二十四时止。2007年5月20日,案外人张某驾驶涉案保险车辆行驶至上海市中山北路824号路段时,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致赵某受伤。闸北交警经勘查后认定保险车辆驾驶员张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出具了《事故认定书》。2007年12月14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司法鉴定所对案外人赵某经进行了人体伤残鉴定,鉴定结论为:被鉴定人赵某因车祸致:
1、左、右第4、5、6肋骨骨折(6根)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GB18667-2002)第4.10.5.b)条之规定,分析评定为十(拾)级伤残。
目前, 我国现有的法律只要求机动车辆必须投保“交强险”, 而对于“非驴非马”的电动自行车是否必须投保, 则无强制性规定。
2014 年修订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虽然对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有所规定, 但未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保险问题, 也缺乏硬性操作规定。例如, 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电动自行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 方可上道路行驶。但该规定如同虚设, 真正登记上路的电动自行车少之又少。该办法第五十条规定, 电动自行车限载1 名12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可事实上, 电动自行车常常载着成年人在跑, 有的一辆电动自行车载着3 个大人, 交警对此也无可奈何。又如, 电动自行车按照国家和地方安全技术标准, 其最高时速应不大于20 公里, 但在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时速通常都在40 公里左右, 有的甚至达到50 公里, 被称为电动摩托车, 远远超过20 公里/ 小时的标准。另外, 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 国家对它的使用年限没有规定, 也不存在报废问题。综上电动自行车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许多便利的同时, 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为此, 建议将电动自行车列入“交强险”范围, 建立健全电动自行车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一要统一实行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标准, 禁止生产和销售超标电动自行车。二要实行电动自行车“户籍化”登记管理制度。公安部门把电动自行车的编号、车架号、电机号、车身颜色、型号以及车主的姓名等信息录入网络管理系统, 只要任一项内容输入系统查询, 都能准确查找到相应的电动自行车及其相关信息。三要颁发电动自行车驾驶证。年满16 周岁的公民经过体检和相关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培训考试合格后, 方可颁发电动自行车驾驶证 (可参照机动车) 。四要实行年检制度。电动自行车必须每年一检, 合格的颁发合格证, 对道路上行驶的电动自行车可随时抽检, 主要检测车辆制动、转向系统、转向灯等是否正常, 核对车架号、电机号和该车主人信息等。五要对无证驾驶、违法驾驶电动自行车者进行处罚, 含罚款和拘留。六要核对电动自行车车主, 打击偷盗、非法取得电动自行车的违法犯罪行为。七要实行强制报废制度, 对行驶多年、车架和轴承关键部位严重锈蚀等危及行驶安全的电动自行车, 实行强制报废。
费率浮动明细
备受关注的交强险费率浮动方案终于在6月28日通过正式渠道露面了。今年7月1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行交强险费率与道路交通事故挂钩浮动机制。
目前,全国有上海、北京、浙江、大连等7个省市建立了车险联合信息平台,其他省市的平台建设工作正在积极进展中。《办法》规定,交强险费率与交通事故挂钩而暂不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挂钩。
这显然是行政主管部门在汹汹民意压力下做出的无奈妥协,6月15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浮动暂行办法(草案)》。该草案一经推出即引发了一些争议。
网上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4862名受访者中,有91.65%的人认为交强险是一项负担,只有8.35%的人认为是保障。
与6月15日出台的草案相比,新《办法》有三大突出变化:
费率浮动暂不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挂钩。只保留了6种与道路交通事故相联系的浮动因素。与道路交通事故挂钩时,是以被保险机动车上一年度已赔付的交强险责任事故赔案为根据。
扩大了下浮比例。上两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费率下浮比例由草案的15%调整到20%,上三个及三个以上年度未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下浮比例由草案的20%调整到30%。但上一个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的,下浮比例仍为10%。
缩小了上浮比例。上一个年度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有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费率上浮比例由草案的15%调整为10%。但上一个年度发生有责任道路交通死亡事故的,上浮比例仍为30%。
此外,与草案相一致的规定如:上一个年度发生一次有责任不涉及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费率不实行浮动。仅发生无责任道路交通事故的,无论次数多少,费率仍可享受向下浮动。摩托车和拖拉机暂不浮动等。
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孟生旺表示,“保费下降对消费者来说是好事,但其费率底线不能突破。”孟生旺说,如果草率地决定奖惩比例,未来若干年后很可能出现保费不足的现象,最终保险公司被迫提高基础保费,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据公开披露的数据,保险公司每年赔款中,至少有10%至20%属于保险欺诈,即保险公司本可以不赔这些钱。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杜绝甚至大幅减少保险欺诈,同时控制经营费用,交强险保费将会大幅降低。
浮动保费是非说
解读草案,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交通违法行为的经济成本上升了。不但闯红灯或逆向行驶、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要通过交强险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发生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5次以上的汽车,与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相联系的浮动比率也会上浮30%,这无疑将有效地借助经济杠杆的作用,在主观层面减少汽车故意违章,有利于和谐汽车社会的构建。 私家车主以后在借车给别人使用的时候,面临更复杂的风险。如果别人开自己的车发生有责任交通事故,或者有交通违法行为,车主来年就要承担费率上涨的苦果。在社会越来越注重信用数据的前提下,车主可能要面对“借”与“不借”的两难处境。 南开大学的朱铭来教授认为国内的惩戒力度远远不够。他说,按照国际惯例,就应该是加大处罚力度。在美国,如果出现严重的违章,饮酒、超速和闯红灯,只要有这三种情况的一种,费率至少要翻一倍以上。而我国现在仅仅是10%的处罚力度。
如要加大处罚力度,势必要对交强险费率进行上浮。上浮多少才合适?这就是保监会召开专家咨询会讨论的问题之一。
传统媒体和网络上,对交强险的反应,主要以铺天盖地的质疑声为主,而在咨询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则明显分化。网上的质疑,大多认为向下浮动保费,名为奖励,其实很难实现,倒是向上浮动,很有可能成为保险公司进一步搜刮车主的有力手段。
安邦保险公司副总经理陈强强调中国目前在交强险方面保费太高,赔偿额过低。而国外的情况正好相反,是保费较低,保额较高。根据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规定,对于人身伤害伤亡,家庭用6座以下的客车保费是1050元,赔付限额是6万元,但是商业险1300元的赔付限额可能达到20万元。这就需要投保人从其他渠道,比如商业三者险来获得补助,从而可能使得交强险失去它最初推出的意义。“现在如果要参照其他国家的情况,那就应该先降低保费、提高保额再说。”
社科院金融所教授易宪容也指出,保监会讨论费率浮动,就是为了转移公众对交强险的不满。他撰文称:“目前社会上讨论十分多的交通强制险,本来是一种监管与监管公司一起合谋对消费者完全掠夺性的制度,他们则打出一个保护公众利益理由强制性要消费者交费,最近为了转移公众对这种交费不满,则在一个前提完全错的费率制定规则可浮动,你看可笑不可笑,就是这些制度规则者‘聪明’,整个中国交强险的消费者都‘阿斗’”。
陷入“暴利门”
全国交强险暴利与否争辩正酣,业内人士称“交强险原则是不赢利、不亏损,但实际上它每年给保险公司带来400亿元的暴利。”
2007年4月,北京首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勇认为交强险的存在并不合理,遂向保监会提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交强险赔偿限额为6万元的规定。后因未被受理,孙勇将保监会告上法庭。
他以公安部车管部门的数据为依据,计算并提出“交强险暴利说”。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1.48亿辆,按1000元的费率计算,只要投保率达到80%,每年保费收入就能达到1000亿元。根据公安部的数据统计,交通事故每年在30万起左右,伤残死亡事故不到30%。按照保监会规定的限额,赔偿总额不会超过200亿元。扣除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业务成本200亿元及其他方面的开销,交强险每年至少有400亿的“利润”,赔偿数额低于25%。
针对“暴利说”,保监会通过媒体公开回应:认为“暴利说”的计算方式是不科学和不准确的。即便各种车型的投保率都达到100%(事实上达不到这种水平),全国机动车交强险保费总额也达不到800亿元。
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下面,鞍山权威交通事故赔偿律师为您介绍精神损害赔偿在交强险中的确定。
案情
周某系周某某与权某某之子,均系非农业户口。2010年1月17日18时,周某驾驶A号小型普通客车,在310国道与王某驾驶B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相撞,造成周某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序受损。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周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B号牌重型自卸货车的所有人为C公司,王某是C公司雇佣的司机,C公司为B号牌重型自卸货车在D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周某某与权某某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C公司及D保险公司赔偿死亡赔偿金41万元、丧葬费2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赡养费20万元。
C公司辩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1]的精神,请求人民法院判令D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内优先支付两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
D保险公司辩称,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按照人身性损害的各项费用排列顺序和比例承担。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属交强险承保范围人身性损害赔偿之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一他字第25号复函的精神,请求权人有权选择精神性损害赔偿和物质性损害赔偿的顺序,本案中,请求权人为周某某与权某某,周某某与权某某并未提出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优先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故本案判决不应考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次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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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过保险的人应该对交强险和车船费这两个词较为熟悉,也许大部分的人都有交过这两者中的一个或两个,交强险这个是对一些必须交的税的称呼,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不包括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交强险是中国首个由国家法律规定实行的强制保险制度。其保费是实行全国统一收费标准的,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但是不同的汽车型号的交强险价格也不同,主要影响因素是“汽车座位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为中国大陆官方因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行推出的针对机动车的车辆险种,于200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根据配套措施的最终确立,于2007年7月1日正式普遍推行。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简称“《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属于责任保险的一种,交强险没限定哪买条款律条文要保险财产具保险利益华民共境内买。车船税是指对在我国境内应依法到公安、交通、农业、渔业、军事等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车辆、船舶,根据其种类,按照规定的计税依据和年税额标准计算征收的一种财产税。从2007年7月1日开始,有车族需要在投保交强险时缴纳车船税。是以车船为征税对象,向拥有车船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车船使用税由所投保保险公司代收即保险公司办理交强险缴纳车船使用税律没相关规定异办理交强险能检律条文凡能检般都保护主义造。
网上办理交强险车船税,方便了我们,能够不出门就达到目的,在网上办理交强险车船税在了解了它们的定义后要再办些手续,因为般车船税都办保险候保险公司代扣公司初没税务机关登记应税车辆船舶税务机关做车船税税种鉴定税务机关做应税财产登记并让给做税种鉴定才网申报否则厅申报。交强险的话在各大保险公司官网都可以办理,现在像平安保险已开通了车船税、交强险代缴代收业务,车主可登陆平安保险官方网站,一站式缴纳车船税交强险。同时,车主可随时登陆平安官网及时查询车辆保险信息,防止交强险逾期未续或忘交车船税等情况发生。
而在今年7月,项俊波在保险业深化改革研讨班上,给出了三年时间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时间表和改革突破口,突破口便在于交强险的区域定价。
根据保监会的改革思路,将研究建立区域费率制度,适时调整交强险的责任限额和费率水平,进一步完善调解机制,规范诊疗和伤残鉴定标准等,完善救助基金等相关配套制度。
毕马威中国保险业中国主管合伙人李乐文在毕马威最新发表的《中国车险市场改革推进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您准备好了吗?》(下称“《报告》”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交强险市场,将进一步加剧市场竞争,并对国内保险公司带来一定的冲击。
《报告》认为,在交强险市场迈向自由化的背景下,保险公司更加重视客户选择和基于风险的定价方法。毕马威进行的调研显示,64%受访的保险公司已着手定期开展基于风险基础的保费分析工作,这一比例远高于去年的33%。
与海外市场相比,中国的纯损失率较低、费用率较高。毕马威预计,由于保险责任水平会随着人均财富水平提升而增加,保险公司的纯损失率将会上升。保险公司也已关注费用率问题,并会采取以新技术和数字化为主的转型方案提升客户服务,同时降低其费用率,从而把综合成本率保持在一个健康的区间内。
放宽商业车险(非强制保险)产品价格管制,将会为大型中资保险公司提供了额外的竞争手段,即未来可以通过更好的风险细分、更低的价格、更多的保险保障等来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小型保险公司在竞争中将处于较不利的境地。
随着消费者对保险的需求的逐步上升,对服务的期望值也将越来越高,这将促使保险公司加强以客户为导向。《报告》称,保险公司在风险细分、新销售渠道、业务模式、产品创新和客户服务方面的投入将越来越大。
前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通过网络完成各种消费,李乐文认为,如果外资保险公司能够利用自身海外经验,比中资保险公司更快、更有效地发展网络直销渠道,将会较好地扩大客户群体和市场份额。普安同认为,通过交叉销售、保险公司自有在线平台或第三方网站进行的网络销售,开始引起消费者的兴趣。
和其它发达市场相比,中国的汽车渗透率仍偏低,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富有并会购买更多的汽车,中国的非寿险市场将会在车险保费带动下继续增长,因此增长空间很可观。李乐文认为,预计未来3至5年车险保费仍能保持10%或以上的年均增长率,来自三、四线城市的保险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