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性研究报告制度
在可行性报告中要就资本金筹措情况作出详细说明，包括出资方、出资方式、资本金来源及数额、资本金认缴进度等有关内容。上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时须附有各出资方承诺出资的文件，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的，还须附有资产评估证明等有关材料。
实行资本金制度的投资项目，投资者如何将资本金转入项目单位：
一、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要点分析
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主要是指对职位进行合理分类, 之后在此基础按照工作性质特点和难易程度特点以及责任轻重特点等进行制度划分和等级划分以及最终职位类别划分, 当前执行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核心依托要素即为分类职务结构体系以及分类级别结构体系。需知, 职位分类具备以事为中心的特点, 根据各项事务标准进行后续职位确定, 而后根据职位需求进行人才选取, 对工作内容进行正常合理区分, 期间所强调的内容即为适才其所。基础性职位分类, 从实际角度而言, 其是不同类型制度起点与不同类型制度基础, 职位分类制度发展水平可对公务员制度发展具体程度做出有力反映。单方面来讲, 公务员选拔会在其影响下而变得愈加合理、正规, 此时公务考核制度和公务员培训制度也会愈加具有客观性、针对性、科学性, 除此之外, 职位分类制度确立会对行政工作岗位制度建立有所帮助, 行政工作效率因此得到稳步提升。
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缺陷与问题要点分析
1.科学化职务分类工作效率低下
职务一词起源于人事制度, 老旧式职位分类过程中并无此概念产生, 公务员之所以可用职务命名, 主要是指对干部人事制度的合理传递与正规集成, 此时从法律条文角度加以分析, 制度设计人员本质意图即为将职位进行科学拓展, 而后再发展成为现在所说的职务, 广义之上的职位总共涵盖了职务要素和职责要素以及职权要素, 旨在通过此类界定进行人事管理效率提升与管理质量提升, 具体运行阶段, 职位要素与职权要素二者通常会出现失衡态势, 消极职务主导模式形成。
2.非领导职务设置运行效率低下
公务员领导职务划分和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划分,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其做过阐述, 因为司级领导职数、处级领导职数、科级领导职数相对较多, 因此为有效减少领导职数才进行的职务划分与整改。领导职数有限, 并未承担领导职务公务员群体待遇问题实为重点, 通过数次分析和调查可以看出, 制度设计目标并未达成, 因为领导职务有限性特点的存在,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群体晋升途径较为单一, 非领导职务公务员群体自身权力配置效率低下, 实质性权力有所缺失,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长官意志状况的长期存在, 与两个跑道概念几乎保持等同, 多数公务员群体均青睐于公务员领导职务, 但领导职位数量有效, 致使无法进入领导行列的公务员群体工作热情衰减, 队伍脱离现象和优质人才输入难现象时有发生。
3.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根基缺失与经验缺乏
应该了解到, 改革之所以能进行, 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 但是当二者不适应状况以及不相符状况产生时, 那么结构体系则难以正常平稳运行, 当前公务员管理制度中仍旧存在诸多弊端与不足, 通过数次分析和调查可以看出, 不同国家行政体制改革中, 人事管理成熟且公务员管理制度规范的同时才会进行后续公务员分类管理操作, 但我国公务员管理结构体系中缺陷尤为明显, 不同级别部门均未拥有充裕公务员综合体制改革经验, 心理准备也无从谈起, 此种状态下的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难以科学构建, 加之分类管理制度设计经验缺失和创新经验缺失, 公务员管理质量和效率较为低下, 众所周知, 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过程较为艰辛且漫长, 在此阶段内的改革步骤需要与社会状态间相互适应与调节, 以创新行为来满足当下条件, 无论何种职位分类管理都要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宏观背景, 所以我们更应该正视此类现状, 从实际角度出发去解决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中若干操作难题。
三、创新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可行性对策要点分析
1.基础条件明确
需知, 制度是组织互动管理操作得以成功执行的先决条件, 所以旨在更好更优地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 应全面了解组织制度细则,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完善现状犹存, 还有就是民主化加深程度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和民众诉求, 所以要全方位地进行公务员本体行为控制和相关政府内部权力合理化保障, 就应适时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建立健全, 通过制度完善来提升基础性管理效率。应适时创新操作客观认知与准确认知, 创新不代表不断、反复的进行新事物创新, 其主要是要求事物创新前进行正确、科学的失败经验总结, 通过扬长避短来进行创新内容细则研究与内容探讨, 对所在生存环境的实用性特质加以辨别, 正确的做法即为通过局部调整模式和整体改革模式进行制度创新与改建, 加快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步伐与改革步伐, 政府公共管理中便会形成独树一帜的管理模式。
2.管理权力合理分配
从我国实际角度加以分析, 应认真考虑权力运行问题, 政府机构与部门不能仅注重公务事务处理, 不好管事务和不该管事务以及管不好事务可移交其他公务员管理主体, 经济管理权力需要由市场来执行, 社会管理权力需要由社会来执行, 旨在方便地方行政机构改革, 为其提供便利, 中央可在合理预算、科学编制的基础上进行管理权限正规分配, 操作务必具备原则性, 即可有效增强地方权力执行自主性。
3.完善职位类别划分机制
综合管理职位细化是首要手段, 应将公务员群体中领导职务拥有者进行综合管理, 另外则是将政府部门和机构中公务员群体行政事务拥有者进行综合管理, 主要涵盖了行政管理划分内容和行政业务划分内容两种, 逐步加强司法公务员群体管理和辅助类公务员群体管理, 将上述二者从综合管理类别中加以分类, 使二者相继独立。专业技术类型的公务员群体应仔细界定, 按照专业技术类别中对应内在特点内容, 对所需领域内进行此项公务员职务设置, 较为正确的方案为, 对专业技术类公务员职务进行不同等级类型职务划分, 等级细化操作随之跟进, 不断提升专业技术类型公务员群体基础性职务等次。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也需完善, 因为行政执法特殊性特点和行政执法特定性特点的存在, 应正确进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位确立与选择。
4.中央与地方的理性交流与互动模式优化
需适时完善公务员职位分类管理制度与章程, 对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主要关系有所了解, 因为地域差异和职位差异犹存, 中央部门与机构需适当进行管理权力分配, 通过权力下放达成地方自主性提升目的, 不断鼓励地方制度改革、制度创性, 以个体牵动整体, 更好更优地实现整体发展过程的高度跨越。身为地方, 需听从中央领导与中央指挥, 根据地方发展现状和发展特点, 认真把握行政体制改革机会, 在行使相关权力时务必抱有认真态度, 积极合理实施制度创新、制度整改、制度执行, 从根本上发挥地方政府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职能效用, 提高内在主动性和综合实践能力。
5.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适时进行制度创新与整改
社会正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状态下, 各类制度也在不断变换与调整, 但却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新型问题, 此种状况产生要求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必须达成与时俱进效应和对应同步更新效应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大众群体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文创新程度日渐加深, 社会内不同类型事业新旧交替周期也在不断发展与变化, 所以事物改革与事物发展势在必行, 并且也是唯一出路。改革开放至今, 制度改革频率有所加快, 西方国家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进度与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所以我们从中发现了任何事物都在发展中谋求生存空间, 发展与静止原本就是对立面, 当前首要一点就是要注重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高效改革与调整, 行政事务总量和系统组织任务总量繁重, 所以应进行长期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 以便于公务员分类管理进程能够日趋有效化、快捷化、科学化、高效化。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 当前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执行过程中受制约因素相对较多, 针对此种情况需要适时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与整改, 从细节上去进行考究操作和调查操作等, 公务员管理制度执行可提升公务员队伍管理质量与管理效率, 公务员职位分类完善与整改环节势在必行, 因为其是对公务员队伍进行有效管理的核心基础, 不仅如此, 其也是进行行政体制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公务员职务设置过程中, 中央公务员群体和地方公务员群体职务内在差异性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当前公务员管理制度中仍旧存在诸多弊端与不足, 所以应适时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制度创新改革, 公务员职务设置职能才能够得到正常合理履行。
参考文献
[关键词]退役军人;教育保障;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A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7-0067-02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退役军人的安置方式,建立和完善退役军人教育保障制度,客观上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教育体系等方面为支撑,长期以来成为发达国家的‘专利”。但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构建和推行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社会共识形成
社会共识是推行改革的思想前提。在构建退役军人教育保障机制这个问题上,我国已经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一是特殊群体特殊优待有共识。由于军人在履行新使命的征程中,时刻都将面临着巨大考验与牺牲。而人民军队在“98抗洪”、抗击非典、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抗震救灾等中建树的历史功勋,使广大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对退役军人特殊优待政策。对此,我国《国防法》、《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规文件中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二是推进退役军人安置改革有共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冲击和退役军人能力素质不足等原因,各界都纷纷要求推进退役军人安置制度改革。民政部连续8年在《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都提出要深化退役士兵安置改革;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人大、政协的“两会”提案连续对退役安置工作给予高度关注。三是对教育培训在就业中的作用有共识。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形成和增长的主要途径是教育,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劳动者的道德价值观念,提高劳动者智力素质,锻炼劳动者的创造能力,影响劳动者健康素质等。可见,用教育支持方式来增进退役军人的人力资本,就可以为他们获得良好的职业生涯创造条件。正是有了以上共识的支持,退役军人教育保障机制的构建才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具有了可行性。
二、主体需求强烈
主体需求是实施教育保障的内因。如果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没有需求,那么教育保障机制本身具有再好的功能也无济于事。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刘国良老师承担的全国高等教育研究“十一五”规划重点科研项目《退役军人人才培养工程研究》(立项号XHS02-21.01),通过对41 106名退役军人有效样本的调查分析,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就业体验强化了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的认知。该项调查显示:当问及退役军人自主择业(或自谋职业)的困难时,60.2%的退役军人认为他们所遇到的就业困难是由于学历或技能上的差异,而这些都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的途径来解决。其次,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的需求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课题组通过对不同军衔等级的退役军人的调查显示:校级军官认为技能培训紧迫的为68,35%,可有可元的为27,34%,不必要的为4.3 1%;尉级军官分别为68.22%、25.08%、6.70%;士官分别为74.31%、21.02%、4.67%;义务兵分别为75.07%、22.01%、2.92%。调查数据表明,军官尤其是士兵都非常希望得到技能培训。再次,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的需求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检验。课题组通过对‘转业军官人才安置市场化态度”的调查显示,赞成“安置市场化”的退役军人表示紧迫需要技能培训的占76.26%;不赞成“安置市场化”的退役军人表示紧迫需要技能培训的也占到61.69%。最后,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的期待有着扎实的社会基础。调查显示:在单位对退役军人进修培训的态度上,90.14%的单位不同程度地表示支持;在配偶对被调查者接受教育保障的态度上,94.73%的退役军人能受到家庭的支持。可见,退役军人对教育保障的强烈需求是推动教育保障机制构建的强大动力。
三、经费保障充足
作为国民收人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的退役军人教育保障机制,是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情况为其物质前提和基础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增长。以2007年为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4.7万亿元,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而且每年还以万亿的速率增长。在充裕的财政支持下,民众的心态进一步成熟,对集中财力办大事、办好事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政府顺应民意,不仅先后投入3000亿元兴办奥运会、编制1万亿元用于四川汶川大地震后的恢复重建等重大项目;而且自2005年起,陆续实行了农村免费义务教育、部属师范院校师范类大学生免费、城镇免费义务教育等重大教育保障政策。以2008年秋季学期开始的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免费政策为例,每名城市中小学生可免交190元至350元不等的费用,此项每年可减免约76亿元;农村中小学生每人可免交180元和150元,此项每年可减免约150亿元。另外,2006-2010年,各级财政将新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约2182亿元。这些既说明了我国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也为退役军人教育保障的实施开创了成功先例。而按每年60万人退役(这个数字还会随着我军职业化建设的推进而逐年减少)、每名退役军人资助36个月、每年1万元计算,共需要支出180亿元人民币,即可资助当年所有的退役军人上大学。这笔费用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0.35%,占全国学生奖助学金总额的36%。考虑到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参加培训,就是参加培训也不可能都上大学,加上原来中央和地方安排的用于退役军人教育培训的部分费用可以节省下来,实施退役军人教育保障所需资金将远远低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数额,给财政的实际压力并不会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完全有实施退役军人教育保障的经济实力。
四、培训机构完善
培训机构是实施教育保障的载体,直接决定着接纳退役军人的规模。目前我国教育机构基本具备了接纳退役军人的能力。以2007年为例:从在校学生人数看,各类高等教育为2700万人,各类民办中高等学历教育人数为853.19万人,各种非学历成人培训为6692.41万人。据上总计,当年义务教育后的在校学生人数为14773.09万人,如果当年的退役军人(以60万人计)全部接受上述教育,仅占在校学生比例的0.44%。从当年招生人数看,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是1110万人,退役军人若全部进入,只占其招生总数的5.4%;普通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为565.92万人,退役军人若全部进入,只占其招生总数的10.6%。综合这两类招生,每年的退役军人只占二者招生总数的3.6%。而自1999-2003年,我国仅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最低也达到了19.24%(见表1),退役军人3.6%的增加率远远低于各类学校招生规模的增长率。另外,部分退役军人由于种种原因不会无需提供教育资助。比如退役军人中不少技术干部,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历,有的还是某一领域的拔尖人才,无需进行任何培训,就会被社会相关领域吸纳。可见,我国现有的教育培训规模完全可以承受退役军人的进入。
［摘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作为行政救济的一种手段，在国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国是否应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争论由来已久，2001年，最高院对山东省高院的“齐玉玲案”做出《批复》以后，学界对此的叫好声一片。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以后，要求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呼声也空前高涨，但对此否定态度的亦有之。本文试从违宪审查主体的角度揭示：在我国当前已经建立的并且相当稳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近乎不具有可能性。违宪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要实行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诚然，借鉴国外有益的法治经验和成果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则是没有必要引进或借鉴的。中国在法治的建设中必须走自己的可行之路。
关键词：违宪审查；人民代表大会；分权制衡；政体
目前，在我国可能成为违宪审查主体的机关有两个：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我国的行政机关是不可能成为违宪审查的主体的。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受其监督，对其负责并汇报工作。我国的行政机关从属于权力机关，在具体的国家事务中依法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他既没有立法的权力，亦没有对法律进行“行政解释”的权力。国务院只能根据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而我国的法律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因此，行政机关不可能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
（一）司法机关作为违宪审查主体的不可行性
法院和检察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是对国家机关及其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在具体活动中不执行审判职能，检察院并不具有进行违宪审查的实际可操作性。
法院是否能成为违宪审查的主体，2001年，时任最高院民二庭庭长的黄松有法官就试图以“齐玉玲案”为突破口，建立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最高院对“齐玉玲案”做出《批复》以后，黄松有写了一篇名为《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的文章发表于2001年8月13日的《人民法院报》上。在这篇文章中黄松有首先说明了我国宪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尔后指出实行宪法司法化所具有的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最后着重说明了最高院的《批复》对“齐玉玲案”的定性及其现实意义，认为该案开创了法院保护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先河，创造了宪法司法化的先例。黄松有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直接说出有最高院实行违宪审查的意图，而是用了“宪法司法化”的说法。但实际上，这里黄松有的“实行宪法司法化”，也就意味着实行违宪审查制度，并且违宪审查的主体是法院或者说是最高院。因为宪法 1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法律﹑法规都不能与之相抵触。法院可以直接援引宪法作为审判的依据，那么在具体的审判过程中，一旦遇到作为审判依据的其他法律与宪法相抵触时，法院就可以否定该法律，这样也就否定了人大的立法。这就相当于人民法院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实际上，黄松有在文章中也指出：“1803年，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治安法官‘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时，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该案的判决中宣布：立法机关制定的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美国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不难看出，黄松有是想利用“齐玉玲案”为契机建立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该《批复》出台以后，宪法学界对此一片哗然，认为这个《批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2008年最高院将该《批复》予以撤销。实践证明由法院作为审查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是行不通的。
理论上，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我国宪法第三条的规定法院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表明了在同级国家机构中，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地位，起主导作用，法院系统则处于从属地位。若有法院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进行违宪审查“意味着其可以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意味着审判机关取得了与国家权力机关相同或平等的宪法地位，一句话，意味着根本改变我国的政权组织体制。”改变我国现有的政权组织体制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作为违宪审查主体的违宪审查模式是行不通的。
（二）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为违宪审查的不可行性
早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不久，许志永﹑滕彪﹑俞江三法学博士就曾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宣布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违宪，进而撤销。随后，贺卫方﹑洪盛﹑何海波等学者亦联名上书，要求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并建议通过此事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央就此事召开座谈会时，李步云等一批著名的宪法学家也曾提议以此为突破口建立违宪审查的制度。但这些进言都没有被采纳。最后不是全国人大或者常委会宣布它违宪，而是温家宝总理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主动将它废除了。
根据我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和决议。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八条第二项也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同时《立法法》第九十条﹑九 ①②①②
③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2008年12月8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7次会议通过
法释【2008】15号）③ 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十一条还设立的对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违宪审查的相关程序。但是，从我国法的阶梯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次是基本法，再次是一般法。到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对我国的法律进行审查的法律规定。如果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首先就有一个矛盾之处：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再转过来由其对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由“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这条法谚可以知道，这样的监督是可有可无的，基本上没有实际意义。其次，如果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查法律，那么，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这项审查权从何而来？这个权力的来源是于法无据的，这本身就有违宪之嫌。最后，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迄今为止，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表决通过法律时，不仅没有不通过的情况，而且都是高票通过。这种总高票通过的立法现实使我国的法律出现“无所谓违宪”的境地。在我国，我国宪法是实质上是“基于人民拥有绝对立法主权的理论，而不是用根本法限制人民立法主权的理论”
（三）设立专门违宪审查机关的不可行性
早在1987年，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王叔文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就曾向全国人大提出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建议案。此后，亦有不少学者写文章专门论述建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关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如果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其一是该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该机关既然对全国人大的立法进行审查，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那么该机关的地位必然要高于我国的全国人大，这样我们就必须修改宪法。那么，我国的政体也就改变了，也就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改变。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深的政治浪漫主义的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其二，凡是了解我国立法实践的都明白我国立法程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制定的法律通过的的概率是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地位和执政权威是不容有任何质疑的。这一点从《改革开放30年口述史（李步云）：三十年改一字：从刀“制”到水“治”》中，李步云教授提到的从：“法制”到“法治”，“罪犯也是公民”，特别是“党委不再审批案子”和“批判人权的闹剧”中便能看出来。
无论哪个机构作为违宪审查的主体，违宪审查这一思想都来自于西方国家。无论美国﹑法国﹑抑或是德国他们建立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都有其深刻的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一系列背景。他们的违宪审查制度都是与自己的国情相适应的，这就是为什么美﹑法﹑德等国虽然有违宪审查制度，但他们在违宪审查的模式或主题，违宪审查的范围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样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却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美国是英国的移民国家，很多制度都与英国有很大的渊源，但却建立了独特的违宪审查制度。这就是说，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国情，对于一套制度的考 ④
④ 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
察需要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细致入微的探究，当然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总的来说，违宪审查制度是和“分权制衡”的权力分配模式，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例如英国，这主要和英国没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有关，无法进行违宪审查）。国外的违宪审查往往渗进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因素，这种政治因素主要是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对美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就是由于两党之间的斗争才产生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终，才确立了违宪审查制度。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更不存在执政地位上角逐。中共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这就把带有很大政治因素的违宪审查消灭在了萌芽状态。即使有非正常情况的出现，中共也会充分发挥它的协调全局的作用，从而使这种非正常情况在内部自己解决。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就表明了全国人大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最高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均从属于全国人大。我国的这种政体使国家权力之间不具有制衡性和对抗性。立法权是由权力机关行使的，无论是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均没有对立法权进行审查的权力。我国权力分配的这种格局亦杜绝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
总之，我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前和现在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都是在经历过一系列失败，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探索出来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并不是普遍性的现象，当今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国家也不在少数，当然这也绝非是否定违宪审查的意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的法治进程，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我国进行法治改革或者宪政建设要依据我国的国情，只要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之路不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果通过照猫画虎或依葫芦画瓢的方式，不进行系统的分析往往会造成‘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后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现象往往是身嵌在一套或一系列制度之中”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有效的法治改革，探索出我国自己的法治之路，才能促进法治的进步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还会造成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
重要意义
一、法律背景
1997年11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要求建筑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
2003年11月24日国务院颁布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要求施工单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2006年6月15日国务院颁发《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23号，简称“国十条”）通过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政府推动、立法强制等方式发展包括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在内的责任保险业务。
2006年9月27日安监总局、保监会联合颁发《关于大力推进安全生产领域责任保险，健全安全生产保障体系的意见》（安监总政法〔2006〕207号）大力推动责任保险与安全发展的有效结合，充分运用责任保险经济手段加强和改善安全生产状况。
2011年11月26日《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国发〔2011〕40号）建立健全与企业信誉、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证券融资、银行贷款等方面相挂钩的安全生产约束机制；积极稳妥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发挥保险机制的预防和促进作用。
2014年8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简称“新国十条”）发挥责任保险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作用。强化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立法保障的责任保险发展模式，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意外、实习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保险发展重点，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加快发展旅行社、产品质量以及各类职业责任保险、产品责任保险和公众责任保险，充分发挥责任保险在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风险控制、事后理赔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作用，用经济杠杆和多样化的责任保险产品化解民事责任纠纷。
2014年8月3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新安全生产法，在第四十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2016年12月9日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建立安全生产绩效与履职评定、职务晋升、奖励惩处挂钩制度，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一票否决”制度；取消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在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切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事故预防功能。
2017年12月1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保监会、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安监总办〔2017〕140号），对安全生产责任险制度的推广具有强大的指导意义用。《办法》在承保方式上鼓励采取共保方式，保险企业的信誉水平、偿付能力、相关业绩、风险管理人员水平、事故预防服务等可作为选择保险方案供给方的考量因素。提出保险机构应协助生产经营单位开展教育培训、安全评价、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安全生产相关工作。
二、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一）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是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延伸。当前，山东正处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安全生产任务艰巨。建筑施工行业规模大、企业多、情况复杂、影响面广，在建筑施工行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风险防控做法，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加强安全生产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是国家、省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部署。
（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在建筑施工行业推行安责险是保证安全生产事故抢险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顺利开展的现实需要，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构建安全生产防范机制的重要举措。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高度结合建筑施工项目点多面广、流动性大的特点，将施工现场人员的人身意外伤亡、第三者人身意外伤亡和财产损失、抢险救援、事故鉴定以及法律服务费用纳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障范围，提高安全生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增强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三）建筑施工行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在广泛调研，充分汲取相关行业推行经验的基础上，从建立政府主导、企业负责、社会化保障的风险防控体系和完善建筑施工安全生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出发，将商业保险的风险专业化控制和社会保障功能，引入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形成市场手段与行政力量的监管合力，对促进建筑施工企业加强项目管控，落实主体责任，促进监督机构完善监督保障体系，全面提高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保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对从业人员、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经济赔偿的责任保险。在建筑施工行业引入保险制度，特别是全行业强制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学习借鉴发达国家风险防控做法，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加强安全生产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现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基础上增加的一条新的安全生产防线。实施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利于促使企业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形成自我约束机制，防范和减少事故发生；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及时补偿、有效保护事故受害者权益，减轻政府在事故发生后救助负担；有利于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健康运行，保障社会安定。
三、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责任范围
（一）保险内涵
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针对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意外事故造成的施工人员人身伤亡以及上述事故产生的抢险救援、事故鉴定、以及法律服务等事故善后处理费用，由保险机构给予投保企业和被保险人限额赔偿的一种商业保险。
（二）保障范围
保障范围由限额部分和意外伤害部分组成。
限额部分：包括第三人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抢险救援费用、事故鉴定费用、法律服务费用。意外伤害部分：包括工程项目施工人员及与工程有关并进入施工现场的所有人员由于意外事故造成的死亡、伤残、医疗费用。上述费用由保险人在投保企业选择的保险档次内进行赔偿。
四、关于建筑施工行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重要意义
在建筑施工行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借助保险公司这支社会力量参与安全监管，对于强化事前风险防范，促使企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预防和减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企业因发生事故带来的经济损失，减轻政府的社会保障负担，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形势的进一步稳定好转和安全监管模式的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工伤保险的有力补充。我国工伤保险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主要由政府部门统筹统管，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分散用人单位风险和促进安全生产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工伤保险也同时存在着覆盖面窄、赔付额较低等缺陷，难以有效满足企业，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的保险需求，在突发性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企业巨大的赔偿责任更是难以兑现。而运用市场机制引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可以对上述情况作最好的补充，企业可以及时得到较大的损失赔偿，弥补工伤保险的覆盖面窄、赔付低的缺陷，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
（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可以激励投保企业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会将保险费率与投保企业的行业风险类别、职业伤害频率、安全生产基础条件等，以及企业一段时间内的事故和赔付情况挂钩，实行差别、浮动费率。为了降低保费支出，投保企业在费率机制的作用下，会更加重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安全防范，提高自身的安全信用等级。
（三）保险公司能够直接参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督促企业搞好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商业保险，保险公司会从关心自身资产的角度，主动采取各项措施，协助投保企业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如成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项基金，聘请安全评价机构的专业人员定期不定期对投保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安全生产改进措施，并督促企业积极推广新技术、新工艺，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隐患，及时向安监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报告，并会同企业制定整改防范措施，当好政府的参谋和助手。同时，保险公司会对企业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跟踪落实，并将其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次年的保险费率挂钩，促使企业不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可推动保险公司不断提高社会效益。保险公司可通过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开展，加强公益性、社会性的安全生产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保险意识。通过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定期组织相关培训和风险管理与保险研讨会或学习交流，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交流安全知识及风险管理经验，帮助投保企业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保险公司可通过为投保企业提供各类优质服务，如24小时提供全方位理赔服务、限时支付赔款、推广安全生产先进管理模式和先进技术和工艺、事故案例宣传、协助企业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等，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形象，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
（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保险公司在伤亡事故发生后开展的理赔勘查，是对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督促检查。不仅可以划分责任，还可以发现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差距和问题，促使企业“亡羊补牢”，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从政府角度看，推行安全生产责任险可以帮助政府解决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行政赔偿的后顾之忧，使政府跳出过去“企业挣钱、政府发丧”的怪圈；从企业角度看，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能够转嫁赔偿责任，减轻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赔偿压力，便于事故后迅速恢复生产再谋发展；从工人角度看，雇工不用交多少钱，权益保障却得到了体现。
（六）建立完善投保企业档案，为政府提供信息支持。保险公司通过建立专门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企业档案，记录企业各类基础资料，并及时更新投保企业概况、风险等级评估、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情况等，与安监等部门实行信息共享。为监管部门更加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潍坊中心支公司
网络游戏：英文名称为OnlineGame，又称“在线游戏”，简称“网游”。指以互联网为传输媒介，以游戏运营商服务器和用户计算机为处理终端，以游戏客户端软件为信息交互窗口的旨在实现娱乐、休闲、交流和取得虚拟成就的具有可持续性的个体性多人在线游戏。网络游戏区别与单机游戏而言的，是指玩家必须通过互联网连接来进行多人游戏。
一般指由多名玩家通过计算机网络在虚拟的环境下对人物角色及场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操作以达到娱乐和互动目的的游戏产品集合。
而单机游戏模式多为人机对战。因为其不能连入互联网而玩家与玩家互动性差了很多，但可以通过局域网的连接进行有限的多人对战。网络游戏的诞生使命：“通过互联网服务中的网络游戏服务，提升全球人类生活品质”。网络游戏的诞生让人类的生活更丰富，从而促进全球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且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让人类的生活的品质更高，让人类的生活更快乐。
一、监理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1.我国监理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1988年8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迈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一步——我国将按国际惯例实行建设监理制》的文章, 标志着我国推行建设监理制度的开始;1993年, 我国的建设监理制度结束试点工作, 开始进入稳步推进的新阶段;1996年进入全面实施阶段;2008年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征求意见稿) 》, 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监理制度开始向法制化、规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
2.深圳市监理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1985年6月, 深圳市政府批准成立了8家工程地盘管理公司, 标志着深圳工程监理制度的开始;1988年, 国家开始在包括深圳市在内的八市二部进行建设监理制度的试点。1992年12月1日, 深圳市建设局印发了《深圳市建设监理试行办法》。该办法规定, 造价在100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项目, 必须实行建设监理;此后, 在1995、1996、2000、2002深圳市陆续颁布相应的实施条例和办法, 对工程监理制度作进一步的深化和丰富;2014年3月13日深圳市住建局在《深圳特区报》等媒体对外发布信息称:“深圳开展非强制监理改革试点, 首先是社会工程全部取消强制监理, 并将非强制监理范围逐步扩大至政府工程”;开启了我国强制监理制度改革的新纪元。
二、深圳市逐步取消强制监理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1.逐步取消强制监理制度的必然性
(1) 监理单位:据相关统计, 1993年深圳监理企业有48余家, 从业人员约1950人;但目前据不完全统计, 深圳市共有监理企业105家, 其中甲级78家;注册监理工程师3 100多人, 监理从业人员近14 000人。20余年, 监理企业从业人员近10倍增长的背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深圳市监理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国的“强制监理制度”, “过强的行政干预”弱化了市场的淘汰机制, 不能有效地淘汰弱势监理企业, 也就保护了监理能力较差的企业, 进而导致监理企业的水平参差不齐、良莠共存;另外, 由于“强制监理”这把保护伞, 监理行业产生强烈的依赖感, 不管水平高低总会有饭吃, 所以监理企业进行企业改造升级的欲望被抑制, 整个监理行业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竞争状态;此外, 监理行业的低水平竞争导致监理费用普遍较低, 较低的费用又进而导致监理人员的素质水平不高, 监理企业很难保证“独立的第三方”的公平、公正性。现阶段监理行业存在的种种问题, 都意味着监理制度亟需改革。
(2) 建设和施工单位:对于一些建设单位特别是私人业主就其内心而言并不想聘请监理提供服务, 但是由于监理制度的强制性和报建手续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需要, 不得已而为之;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 一项工程的签订一般只涉及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 只要双方协商讨论好, 未必需要第三方的介入。在一定意义上, 强制监理硬性要求第三方的参与, 这使得监理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之间的“第三者”。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来说, 强制监理制度在现阶段我国的建设环境下,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限制其发展的因素, 强制监理制度的取消也显得尤为重要。
2.逐步取消强制监理制度将面临的问题
(1) 监理单位:对于监理单位来说, 取消强制监理势必会导致业务数量的减少, 大量的建立行业从业人员面临失业的危机。在深圳市宣布开展非强制监理改革试点后不久, 深圳市监理协会的102家会员单位联名上书, 反对这项改革, 其中的反对理由中就有:如果改革, 30%-40%的监理人员要失业, 深圳100多家监理企业、两万监理人员家庭将面临生存困难。虽然, 任何一项改革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监理人员的就业前景, 在改革的过程中理应被重视。
(2) 建设和施工单位:取消强制监理后, 不排除部分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投机取巧, 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而偷工减料, 工程质量难以得到保证。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责任意识和诚信度, 取消强制监理制度对保证工程质量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3.应对取消强制监理制度的举措
(1) 监理单位:对于监理企业来说, 首先一定要意识到逐步取消强制性监理是必然的。因此, 要面对挑战抓住机会, 打破目前“施工阶段监理”的桎梏, 进行企业的深化改革, 加强员工监理能力的培训, 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 在建设工程产业链上向前和向后扩展, 逐步成为全面服务的项目管理公司。
(2) 建设和施工单位:对于建设和施工单位来说, 面对改革首先要提高责任意识。强制监理取消后, 工程质量的监管就由建设单位负责, 这就要求建设单位要有高度的责任意识, 对于部分经济实力雄厚的业主, 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企业组织结构改革, 成立自己的项目管理小组;而对施工单位来说, 没有了第三方的监管, 施工单位的诚信就显得尤为重要, 提高诚信成为重中之重。
三、结束语
“十三五”规划强调, 我国今后的建设要以“市场经济”为主, “强制监理”这种带有强烈“政府干预”的“计划经济”性质的制度必定无法生存。所以, 不管是从宏观的国家战略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性来看, 取消强制监理制度都是一定的。当然, 现阶段强制监理制度的取消会面临不少问题, 但任何一项改革的过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只有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现并解决问题, 我国的建筑监管市场才会发展, 社会才会进步。
参考文献
[1]纪振洲.现阶段我国建设工程监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策略研究[D].山东大学, 2014.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险制度；必要性
一、知识产权保险概述
知识产权保险是以知识产权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依法应对第三人承担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所受损失为目的，以及以被保险人依法对侵权人提起诉讼所造成的财产不利益为标的，以填补被保险人支付诉讼费用所受损失为目的的综合险。它包含了两方面的险种：知识产权财产保险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前者是第一人保险，即是以被保险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为承保标的，以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知识产权的侵犯为保险事故的保险。该种保险又被称为“追击”保险，其承保范围是被保险人起诉侵权人时所必须支出的诉讼费用。后者是为第三人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的保险。这种类型的保险其承保的范围是当被保险人被诉侵权时为其提供法律辩护的资金和被判承担责任时支付损害赔偿金。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产权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是该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该权利人在运用知识产权过程中遭受他人侵害权利，因此在法律争端发生时，被保险人是受到侵权的一方，也就是发动法律争讼的起诉一方即原告；而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并非该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而是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人，因此在发生法律争端时，被保险人是侵权的一方，并不是发动法律争讼的一方，而是诉讼中的被告。可见，美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能够提供知识产权权利人和侵权人双方的保障。在上面两种保险中知识产权侵权责任保险是较为主要的保险业务。
二、知识产权保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1.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可行性
从保险的特征和作用上来看：保险是以风险损失的存在为前提的，“有风险才有保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尚不足以充分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所以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时有发生，不仅对权利人因知识产权可获得的期待利益带来影响，也对侵权人因侵权行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而为企业的正常经营带来震荡。知识产权的风险性或损失出现的可能性决定了知识产权保险的必要性。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是保险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知识产权及其相关利益是法律承认的利益，因知识产权侵权所造成的损失，是符合保险学原理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的。此外，知识产权侵权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预测的，因此具有偶然性的特征。所以，知识产权侵权导致的风险损失仍属于保险的可保利益范围。需要强调的是，保险制度上所称“填补损害”，不仅具有填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所受积极损失的含义，而且具有填补被保险人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受消极损失的意义。填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承担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责任以及被保险人依法对侵权人提起诉讼所造成的财产之不利益为标的知识产权保险，是符合保险的基本功能的。
2.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数量急剧增长。这一方面体现了权利主体维权意识逐渐增强，另一方面也给很多主体带来诉讼上的负担。从当前越来越频繁的知识产权诉讼来看，呈现出诉讼主体广泛、法律关系复杂、技术性强、取证和举证困难、侵权种类和形式多样、赔偿数额难以计算等特征。首先是知识产权诉讼的数量明显增长。知识产权案件中侵权案件比例尤其高达80%，且高额索赔侵权案件增多，裁判确定的赔偿数额有所提高，特别是适用法定赔偿办法的案件明显增加。随着专利授予量的增长速度增快，专利侵权诉讼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其次是知识产权诉讼程序的耗资巨大，而且还在呈不断上涨的趋势。就诉讼费用而言，我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按《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每件收费500至1000元，有争议金额的按财产案件收费标准；其他诉讼费用还包括案件勘验费、鉴定费、公告费、评估费、审计费，以及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在涉外案件中，还必然涉及国际差旅费、翻译费、国际长途、传真等费用。在美国，知识产权诉讼的费用更为昂贵。
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诉讼周期长、费用支出大，从而造成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诉讼成本高，这其中还包括因疲于应付诉讼而失去了强化经营的时间精力和其他交易机会的机会成本。因此，面临知识产权侵权，知识产权权利人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往往有两方面的担心：一是在获得赔偿前能否支付巨额诉讼费用，二是在支付巨额诉讼费用后仍可能败诉。高昂的诉讼费用和无法预期的诉讼结果，使一些知识产权权利人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人，由于难以承担这种风险而只好放弃通过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甚至直接放弃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样就更加难以及时、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正是在知识产权诉讼的刺激下，创造了新的保险市场。
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知识产权保险将保护知识产权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法律权利，解除了被保险人慑于诉讼费用昂贵而不敢提起诉讼的后顾之忧，同时还充分地保障被保险人实施知识产权的可能性，使被保险人不因支付侵权损害赔偿金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营。其二，知识产权保险有利于促成法律资源的均衡，实现司法公正。从根本上来讲，知识产权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诉讼，从法律上对侵权者的侵权行为给予确认，并通过司法判决制止其侵权行为，使被侵权人获得一定的赔偿，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但是在知识产权诉讼中，侵权者可能会通过法律上设置的反诉等司法程序来拖延诉讼。一方面会导致诉讼的周期进一步延长，权利人诉讼的成本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市场空间、市场价值可能消失殆尽。这样权利人在付出了高昂的诉讼成本后，即使获得一定的赔偿，却已经失去了市场，甚至在诉讼大战中被竞争对手拖“痩”、拖“死”，实在是得不偿失。因为无论是起诉还是应诉，诉讼费用都将是一笔惊人的支出，这项不确定性支出可能因为当事人的无力支付而导致法律维护公正的功能无法实现。而知识产权保险则为转嫁这一财务风险提供了保险工具支持，从而对维护法律的有效实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所以，知识产权保险是一种实现实质公平的工具。
参考文献：
[1]靳晓东.论我国知识产权保险制度的建立.《生产力研究》，2012年1期.
[2]汪倩.知识产权保险制度法律研究.民商法学，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