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诉讼

法律诉讼

法律诉讼 篇1

作者:唐晓春 主编

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

原价：35.00

出版日期：2007-7-1

ISBN：9787509300121

字数：205000

页数：286

印次：1

版次：1

纸张：胶版纸

开本：16开

精品物店：20221095

编辑推荐

法律风险防范、危机应对技巧，深入剖析与企业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案例。内容提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需要注意哪些法律问题？《企业家法律书柜》丛书紧紧围绕中国企业经营运作展开。本套丛书从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具体案例来阐释中国企业经营运作面临的法律风险以及如何防范，通过对典型法律风险问题的深度分析，将相关的法律问题串联在一起，以利企业管理者触类旁通。

目录

民事诉讼风险概述

一、风险的含义

二、诉讼风险的含义

三、民事诉讼风险的类型

四、民事诉讼风险产生的原因

五、如何控制和防范民事诉讼风险

六、企业诉讼风险防范的机制

第一章 起诉被法院驳回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起诉的基本条件

二、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后的处理方法

关联案例分析

本章避险方案

第二章 级别管辖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我国法院的级别设置

二、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

三、选择级别管辖的技巧

关联案例分析

本章避险方案

第三章 地域管辖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我国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

二、地域管辖中常见的规避法律的行为

关联案例分析

（一）关联案例分析

（二）本章避险方案

第四章 被告方行使管辖权异议不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被告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必要性

二、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形

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程序

关联案例分析

（一）关联案例分析

（二）本章避险方案

第五章 诉讼请求不适当的风险

风险提示

一、诉讼请求的类型

„„

第六章 申请回避不当的风险

第七章 超过诉讼时效的风险

第八章 代理人授权不明的风险

第九章 申请财产保全不当的风险

第十章 一方不出庭或无故退庭的风险

第十一章 诉讼文书无法送达的风险

第十二章 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充分提供证据的风险

第十三章 超过举证时限的风险

第十四章 证人不出庭作证的风险

第十五章 申请鉴定不当的风险

第十六章 承担举证责任的风险

第十七章 证据被伪造的风险

第十八章 被执行人拒不执行或无法执行的风险

第十九章 赢了官司输了钱的风险

第二十章 诉讼费用分担的风险

第二十一章 因仲裁而丧失诉讼资格的风险

第二十二章 仲裁裁决被法院撤销的风险

作者介绍

钱卫清：现为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国际经济法专业和国家法官学院经济法专业。

1977年至1992年先后任江西省婺源县人民法院法官，上饶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庭长、副院长；1992年至1998年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及经济庭正处级审判员、副庭长、高级法官，其中1995年至1998年期间在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庭工作交流。1999年1月从事专职律师，曾任德恒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诉讼部主任、国企改制部主任。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硕士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企业改制研究所所长。2005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律师”荣誉称号。2006年被提名为“2006中国法制新闻人物”。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并著有《反败为胜》、《败诉论》、《国有企业改制法律方法》、《成功改制》、《公司诉讼》、《法官决策与律师策略》等法学专著13部。

文摘

第二章 级别管辖不当的风险

正文

一、我国法院的级别设置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法院设有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普通法院根据行政区划分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等四级。县级（区、县、旗、自治县）设基层法院；地级（地区、省辖市、自治州、直辖市）设中级法院；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设高级法院；全国设最高法院。专门法院设置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和铁路运输法院等。

区分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管辖分工的标准有两点：凡是法律对管辖作了特别

规定的案件由专门法院管辖，凡是法律对管辖未作任何规定的案件都由普通法院管辖。

在管辖的种类上，我国法律规定为四种：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所谓级别管辖是从法院内部的组织系统，即纵向来划分每一级法院各自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权限和范围。民事诉讼法根据案件标的的大小、难易、影响等因素，确定各级法院不同的管辖权限。

二、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级别管辖规定

（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18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但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在人民法院组织系统中，基层人民法院数量多、分布广，审判人员的数量多，并且没有审理上诉案件的任务，所以，一般地说，将第一审民事案件原则上都交给基层法院承担是比较符合法院工作均衡负担原则的。同时，由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地、当事人住所地或者争议的财产所在地，都与基层人民法院辖区相联系，因此，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既方便当事人诉讼，又方便人民法院审理。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民事案件：

1．重大涉外案件。涉外民事案件，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三者之一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是指居住在国外的当事人人数众多，或者案情复杂，或者争议标的额较大的涉外民事案件（最高法院《民诉法适用意见》第1条）。这类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

2．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的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是指案情复杂、涉及范围广、诉讼标的的金额较大，案发后案件处理结果的影响超出了基层人民法院的辖区范围，基层人民法院已不便行使管辖权，而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管辖法院比较适宜的案件。

3．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除涉外案件外，基于某些案件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还有两类：第一，海事、海商案件。海事、海商案件包括海事侵权纠纷案件、海商合同纠纷案件、其他海事、海商案件、海事执行案件以及请求海事保全案件等。第二，除专利行政案件外的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20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法律诉讼 篇2

近年来, 恶意诉讼案件种类五花八门, 恶意诉讼的违法性与隐蔽性, 一方面造成受害人的权益侵害, 行为人通过合法程序取得自己的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 浪费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 是对诉讼秩序的破坏, 有损国家司法的权威与公信力。学术界关于恶意诉讼的概念众说纷纭, 尚无定论。王利明教授认为: 恶意诉讼指“故意以他人受到损害为目的, 无事实根据和正当理由而提起民事诉讼, 致使对方在诉讼中遭受损失。”梁慧星教授认为: 恶意诉讼指“对民事诉讼程序的恶意提起, 而意图使被告在诉讼中由于司法机关的判决而受其害。”笔者认为恶意诉讼是指, 当事人以虚假的事实提起诉讼, 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

二、恶意诉讼规制的价值思考

( 一) 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 恪守诺言, 诚实不欺, 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恶意诉讼的规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一方面体现在对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的规制, 要求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具有合法性, 不得以虚假事实提起诉讼损害他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体现在对民事诉讼法规则空白的填补。从法理学角度, 当法律规则不能全面规制法律行为时, 由法律原则进行补充运用, 保证法律的完整性。

( 二) 保护诉讼权利, 实现诉讼利益

恶意诉讼是当事人本无诉讼权利, 通过伪造证据、虚假事实等提起的诉讼, 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对于诉讼相对人即被告人, 以及案外人的利益都可能造成损害。只有合理规制恶意诉讼, 减少其发生, 避免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 才能维护公平正义, 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与权威性。

( 三)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恶意诉讼的审理需要法院的人力、物力, 经过一审、二审等诉讼程序, 实质上浪费了我国的司法资源, 增加法院的工作负担, 大大降低司法效率。合理规制将减少恶意诉讼案件的发生, 从而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司法效率。

三、恶意诉讼的规制建议

( 一) 完善恶意诉讼程序性机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及司法解释出台, 确立并完善庭前会议制度。庭前会议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对程序性问题的汇总解决, 而且包含案件部分实体问题的整理明晰, 对于促进庭审程序的优质高效、实现诉讼公正意义重大。笔者认为, 借鉴刑事诉讼法中的庭前会议制度的相关规定, 完善恶意诉讼的程序性机制, 应当设置庭前会议。

在庭前准备的阶段, 通过证据交换, 可以辨别恶意诉讼行为, 发现恶意诉讼, 应当立即驳回起诉。司法实践中, 庭前准备工作的不规范, 使当事人在庭审阶段的争议焦点不明确, 证据及主张可能不对应, 增加了审判的时间, 影响司法效率的提升。设置庭前会议制度, 在法庭开庭审理之前, 当事人双方可以交换证据, 明确焦点, 及时发现恶意诉讼, 驳回起诉, 避免无实际意义的审理活动。

( 二) 建立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机制

《侵权责任法》中没有将恶意诉讼列为侵权行为之一, 但是恶意诉讼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 这一观点是学界广泛认可的。建立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机制, 应当规定赔偿的范围、赔偿的具体数额、赔偿的对象等, 使恶意诉讼的赔偿体系化。

赔偿的范围, 首先是恶意诉讼相对人的财产损失, 返还财产或者其他应得利益, 包括非财产性利益, 如名誉权、商誉权等多方面的精神损失。其次是由于恶意诉讼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最后是恶意诉讼受害人参与到恶意诉讼中所支付的费用。赔偿的具体数额应当比照涉案金额的大小。此外, 应当根据情节的轻重, 设置惩罚性赔偿。赔偿的对象应当是恶意诉讼的行为人, 不仅包括原告、被告, 还应当包括诉讼代理人。实践中, 诉讼代理人, 特别是律师, 凭借自己的法律优势, 利用法律漏洞, 指导或者建议当事人采取恶意诉讼方式获得利益。应当将诉讼代理人列入赔偿对象, 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 三) 完善司法管理与法律监督

强化法院的司法管理, 使法院更合理地发挥审判职权。第一, 推动审判管理体系改革。建立法院审判系统内部的监督与惩处机制。第二, 要提高法官的职业素养与法律能力, 加强法官队伍的建设。法官不仅要具备高要求的法律水平, 更应当保持公平公正、法律之上的思想,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 重证据, 讲效率, 同时应当严谨慎重。法官素质的提高, 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恶意诉讼的继续, 及时发现, 尽早处理。

《民事诉讼法》确立检察院其监督地位, 特别是在民事诉讼领域, 发挥其法律监督的作用, 是法院公正办案的需要。民事诉讼中, 当事人可以依法对所享有的诉讼权利自由行使。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 是对法院权威的保证, 也是对法院工作的督促。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75.

[2]梁慧星.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附理由[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54.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论纲 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本质；法锁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23-02

一、国内外研究和发展概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初期，主要来源于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国家的诉讼理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1949年以后我国大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主要来源于前苏联的刑事诉讼理论，并彻底否定了既存的传统诉讼理论。从此，我国大陆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便沿着广义的刑事诉讼的理论路线不断发展。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大陆《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大陆的刑事诉讼制度理论进入了重大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国际人权保障运动的兴起，我国越来越重视人权保障。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写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有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这些对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和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事件，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刑事诉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首先，就其政治哲学属性而言，刑事诉讼不应该仅仅被作为政治国家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实现其国家刑罚权的方式，而且也应该被作为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方式。其次，就其社会学属性而言，刑事诉讼也不应该被仅仅看作是解决国家和少数社会成员之间（如公诉）、或者少数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如自诉）的矛盾纠纷的解决方式，而且也应该被看作社会成员自发或自觉参与的、以实现“自由、民主和公正”为目标的社会管理方式。但是，就其法律哲学属性而言，刑事诉讼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在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然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并没有超出德国学者比洛在1886年对刑事诉讼性质的阐述。在比洛之后的100多年来，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早已演绎出“诉讼法律状态说”、“混合说”、“诉讼两面说”、“诉讼三面说”等学说。对此，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多有论述，对其理论发展进行了实质性的推动。目前，尽管我国大陆刑事诉讼理论已经过30余年的发展过程，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看待这30年的发展历程：前16年主要学习前苏联理论基本奠定了刑事司法体制、大部分诉讼制度，后16年则转而学习传统大陆法和英美法等西方先进的诉讼法治经验。时至今日，尽管我国刑事诉讼的法治理念已经基本实现转型，但是回顾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理论，却早在十多年前就被陈瑞华教授断言“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已经走到尽头”。这表明，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尽管刑事诉讼法也经过两次修改，但是我们对刑事诉讼的法律本质的研究，却仍然还是不够的，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打破僵化的传统观念和思维定势，重新赋予这一理论以时代精神？这是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我选择“刑事诉讼法律关系”这一命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中国刑事诉讼理论的研究历史上，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掀起过一次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研究热潮，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论文寥寥无几，只有10余篇。即使是在中国大学的硕博士论文中，以“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为题的更是寥寥无几。而关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论著主要都集中在刑事诉讼法学的教材中，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末，但凡是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都有关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专门论述，但凡是法学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可以说，凡是法学专业的学生几乎没有不知道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在经过理论界激烈讨论之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许多教科书甚至将该部分内容删去，不再将其作为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尽管部分教科书虽有保留该部分内容但却是老生常谈，仍坚持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传统观点。这足以表明，理论界开始逐渐出现刻意淡化，甚至规避了这一理论的倾向。但是笔者认为，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科的一个基本理论和基本范畴，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理论界的某些做法，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大部分国内学者根本无法搞清楚其理论本体究竟是为何物。但是，纵观德国、日本等传统大陆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在19世纪中后期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从未淡出理论界的研究视野，至今在其各种教科书中仍有专门论述。因此，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中是当之无愧的难题。难就难在，该问题本身太过于抽象，抽象到近似于哲学；其看不见、摸不着，常使得论者不知不觉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因此，其作为一个可以统御整个刑事诉讼法学科体系的基本范畴，理论界从根本上缺乏系统、科学的研究。

二、重新研究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作为刑事诉讼基本理论范畴之一，笔者认为，如果要使其摆脱进退两难的理论困境，发挥其在刑事诉讼制度理论中的实践价值，就必须从法律哲学的高度，系统探究其在法学理论史中的发展脉络，从而使其从研究方法上重新回归分析实证法学的历史流派，并最终回归其内在固有的理论品性。具体理由是：

刑事诉讼无论是作为现代国家的治理方式、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还是现代人权的保障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贯彻着某种现代公法契约精神，即“法锁”观念。众所周知，法律关系理论最初起源于古罗马法理论上的“法锁”观念，蕴含着古老的契约精神。传统大陆法系也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以《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为基础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几乎都有着历史悠久的成文法传统。这也是大陆法系被称为民法法系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整个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之立法结构体例和民法学理论，都是以法律关系理论为核心的。因此，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这种“法律成文化”传统，在广阔的社会历史时空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法律关系基本理论在超越两大法系界限的“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的历史潮流中，不可避免地演化为大陆法系传统法律理论之核心理论。之于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传统大陆法系和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界的通说则认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现代刑事诉讼现象之法律本质。换言之，即“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具体而言：

第一，在刑事诉讼立法上，它是刑事诉讼法的灵魂。首先，在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内容上，体现了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在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素有“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不但授予并限制了国家刑事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惩罚犯罪的国家权力，而且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具体的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权利义务，从而使得刑事诉讼法对于国家刑事司法机关而言不但是一部“授权法”，更是一部“限权法”；而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等当事人而言，刑事诉讼法则又是一部以公民基本权利制约国家公权力的“人权保障法”。因此，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内容上是以控诉、辩护和审判等刑事诉讼职能配置和对控辩审三方的诉讼权利义务进行利益权衡为核心内容的。其次，在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结构体例上，传统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无不体现着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等方面的立法形式要求，从而使得刑事诉讼法典将几乎所有主要的刑事诉讼制度组织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因此，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典的灵魂。

第二，在刑事诉讼法学的学科构建上，它也是刑事诉讼法学的灵魂。在刑事诉讼目的、结构等刑事诉讼理论的核心理论范畴、无罪推定原则和辩护原则等刑事诉讼基本原则、诉的理论和诉权理论等传统诉讼基本理论以及从刑事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到审判的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法律关系基本理论的原则精神。在现代法治条件下，笔者认为，可以这样来形容刑事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就是由一系列具体的刑事诉讼法上的“法锁”（微观层面）所链接而成的一个个刑事诉讼法上的法律锁链体系（中观层面），再由一系列法律锁链体系（中观层面）有机地组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法律锁链网络体系（宏观层面）。这似乎使人容易联想到“手铐、脚镣、牢笼和监狱”！如果说“手铐、脚镣、牢笼和监狱”是古往今来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种现实的和物质的、有形的“法锁”的话，那么“刑事诉讼”在国家和社会制度层面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的和抽象的、无形的“法锁”呢？

保险公司法律诉讼及对策 篇4

（本文作者：吉林长春市分公司朱丽娜）

作为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公司在当今经济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服务社会大众的同时也面临着保险纠纷。随着新保险法律、法规的实施以及社会民众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保险法律诉讼案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保险公司越来越频繁的出现在了被告席上。令人遗憾的是，在诉讼过程中大量的案例似乎都在证明，只要进入了诉讼，多数情况下保险公司都陷入败诉的困局，胜诉比例比较低，对保险公司的经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由此可见，法律诉讼在保险工作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妥善解决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要通过有效途径，提高保险公司的诉讼质量和参与深度，改善甚至扭转法律诉讼现状，维护保险公司的形象和可持续发展。

一、保险公司法律诉讼现状

（一）诉讼案件的特点

1、诉讼案件增长速度快。近年来，保险诉讼案件激增，年均增速达到100％以上，其中，产险公司诉讼案件增速超过寿险公司，县区支公司涉诉案件占比重大。

2、诉讼主要集中于车险业务。诉讼焦点多数是理赔纠纷。各险种业务涉诉案件都有所增长，但车险增长最快，几乎占到全部涉诉案件的70%，非业务领域，劳动争议案件占主流。

3、诉讼案件的复杂性有所增加。随着保户维权意识的增强，多数聘请专业法律人员参与诉讼，尤其是道交法实施后，保险公司被追加为被告的案件明显增加，导致案件审理难度加大，审理周期不断拉长。

4、胜诉案件较少。完全胜诉的案件占比例较低，保险公司参与诉讼的成果大多体现在赔偿金额上有所降低。

（二）诉讼过程中显现的问题

1、保险公司法制工作比较薄弱。

随着法律诉讼案件的增多，案件涉及金额不断加大，对经营效益的影响日益增加，保险公司对法律诉讼工作的重视程度也逐渐加大。但当前保险公司在法律诉讼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法制基础工作比较薄弱，基本局限于应对诉讼案件，法制管理体系不健全，利用法律指导日常各环节工作的意识不到位，同时业务管理环节法律规制不到位，业务人员的法律意识不高，为日后诉讼瞒下隐患。有些业务人员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的疏忽或不规范，比如，投保单填写的保险财产清单不够详细、分期缴费业务未在特别约定栏注明赔偿办法，代替客户在投保单确认栏签字，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对责任免除条款等的告知义务等等，而当这些保险合同发生纠纷时，将直接导致保险公司承担败诉的后果或处于不利地位。

2、诉讼成本增加影响经营效益。

大量的法律诉讼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直接导致诉讼费用的连年大幅增加，诉讼环境的不利使保险公司承担了许多本不应承担的赔付责任，甚至一些由于保户逆选择和道德风险产生的纠纷也判决保险公司赔偿，从而增加了保险合同维护成本，扩大了保险责任，导致大量的超合同赔付。大多数案件开庭审理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保险公司要全程参与一审、二审，多数情况下还要聘请专业律师，需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及费用。

3、法院倾向不利于保险公司。

一方面，出于同情弱者考虑，一些法官往往形成思维定式，认为保险公司作为强势一方，对个体的原告方给予一定的赔偿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有的法官对保险公司存有偏见，认为保险公司财大气粗，经常有钱不赔，因此，或直接对保险公司作出不合理的判决，或动员双方和解，致使保险公司处于不利位置。另一方面，由于保险涉诉案件的专业性较强，法院普遍缺乏具备丰富保险案件审理经验的法官，即使有个别法官经常审理保险案件，但对保险知识的理解仅停留在表面，对有些保险公司的条款规定不能理解，只按常理做出判断，对保险公司不利。

4、立法和司法漏洞不利于保险公司维权。

法律法规的空白和不当适用，容易引导消费者错误维权，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使适用法律法规的难度加大，如近因原则的缺失，容易使投保人和法官产生凡是保险标的遭到损失都可获得赔偿的错误认识，一些保户正是利用这些立法漏洞诉之法院。实践中，较难把握的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保险公司在庭上很难维护自身的利益。

5、利用法律手段骗赔案件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

在全行业合力打击三假的情况下，仍然有不法分子挖空心思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努力夸大事故损失，试图通过保险诈骗获取非法利益，更有甚者，通过诉讼途径进行骗保已经成为保险诈骗者的高明之作。通常骗保者会以专业的手法制造出足以以假乱真的保险事故，然后留存全套证据（如事故现场照片、损失评估报告、车辆维修发票与清单等），尽管保险公司认为疑点重重，但苦于没有证据。骗保者并不着急，等待时间一长，真相愈发模糊的时候诉至法院。法官依据证据断案，必然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并赔偿，从而给“打假”带来难度，给保险公司造成损失。

二、解决保险公司法律诉讼问题的对策思考

作为社会舆论和法官思维中强势的保险公司，在保险法律诉讼中，实际上却属于弱势。因此，要多渠道采取措施，解决保险公司参与法律诉讼过程中的问题，改善法律诉讼现状，提升诉讼质量。

（一）依法合规经营，加强保险法制工作管理。

多渠道强化内控制度管理。保险公司管理工作各环节要做到有法可依，在法律法规指导下开展工作。一是提高承保业务质量，加强对业务员的培训，严格执行承保实务操作规程，完善保险合同手续，重视保险合同的签订工作，严格保险合同内容的审核。二是依法合规经营，做好业务流程控制，准确、及时、全面地识别和评估运营流程各环节的风险点，建立完善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奖罚分明、执行有力的流程控制体系，规范业务操作，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隐患的发生。三是提高服务水平，从与保户利益最直接、矛盾纠纷最集中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人手，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丰富服务内涵，赢得群众满意，从根本上有效减少保险纠纷和诉讼。四是强化队伍管理。加强诚信教育，规范从业行为，提升队伍素质，通过建设一支有操守、有素质、有技能的人才队伍，进一步提高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二)积极应对，建立健全保险公司法律工作体制。

保险公司要提高法律意识，提高对法律诉讼重要性的认识，是减少赔付支出，增加利润的直接有效途径。要形成自上而下的法律工作组织体系，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人员队伍，同时积极引进和利用专业法律工作人员，提升保险公司诉讼质量，增加胜诉数量。建立健全诉讼预防机制。加强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妥善处理信访投诉，注意归集整理诉讼中发现的经营管理问题和诉讼多发事件，从源头上查找解决发生诉讼的原因，杜绝同类案件发生。建立健全诉讼应对机制。理顺保险公司内部流程，针对不同类型诉讼案件，积极应诉，从证据收集到参与庭审，做好妥善准备，提出切实可行的分类解决方案，提高诉讼效率。加强对诉讼常用法律法规的整理，特别是证据收集，为庭审提供确凿的依据。

（三）加强沟通，有效改善法律诉讼环境。

加强与法院的沟通。针对保险法律法规、保险条款规定和法官提前沟通，深化审判人员特别是基层法院审判人员对保险原理和经营规律的理解与认识，让法官明确保险公司的主张和立场，消除对保险公司的偏见，在庭审中做出合理判决。

非诉讼事件法律服务合同 篇5

甲方：

乙方：

甲方因事件委托乙方律师为本事件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经双方协议，订立以下各条，共同遵守。

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指派律师为甲方提供第五条第项的非诉讼法律服务。

二、乙方律师必须认真履行律师职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

三、根据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律师服务计件收费标准》及《江苏省律师服务协商收费指导标准（试行）》，双方商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律师服务费元，该款项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向乙方付清。

四、如因乙方过错终止履行合同，办案费全部退还，非乙方过错原因终止履行合同的，办案费用不退回。

五、甲方为乙方提供法律服务内容：

1、代为申诉、举报、控告；

2、代为申请行政复议，参与听证；

3、代为申请（委托）鉴定、审计，重新鉴定、审计认定；

4、参与调节、签订重大经济、民事合同的谈判；

5、协助收购企业股份、参与股份收购的谈判、确立股份收购的策略；

6、协助查清事实，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

7、代为起草、审议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书；

8、草拟、修改公司章程；

9、代为发表法律声明，出具律师意见书、律师见证书；

10、协助规范企业内部规章制度；

11、其他非诉讼法律服务事项。

六、乙方为甲方办理法律事务时，所需的差旅费、审计（评估）费、鉴定费、翻译费、复印费、查档费及其它必须开支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七、本合同经双方签章生效。委托事项完成后本合同自然终止。

八、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乙方：地址：地址：

注册会计师如何避免法律诉讼 篇6

注册会计师如何避免法律诉讼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世界各国审计理论界研究的重点课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注册会计师行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运行.文章主要关注的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探讨如何避免法律诉讼,避免承担法律责任,使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能在一个较规范、合理的社会环境中得到有序健康的发展.

作 者：王在飞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学院会计学院,湖北,武汉,430077刊 名：企业技术开发(下半月)英文刊名：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年，卷(期)：28(4)分类号：F23关键词：环境税 立法可行性 紧迫性

股东派生诉讼程序及法律后果初探 篇7

关键词：股东派生诉讼,诉讼程序,法律后果

一、前言

股东派生诉讼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itigation) 也叫股东代表诉讼 (shareholder representative litigation) 、衍生诉讼、代位诉讼, 指当公司的利益受到他人侵害, 而公司怠于或拒绝追究侵权责任人的责任时, 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可以为了公司的利益而代替公司提起诉讼的制度。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产生对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防止那些“堕落的董事和股东”们滥用自己的权利侵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股东派生诉讼1843年起源于英国, 全面发展于美国, 除在英美法系国家流行外, 还相继被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 如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我国对股东派生诉讼较全面的解释在最高院2003年底发布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 》 (征求意见稿) 。该意见稿从股东代表诉讼的受案范围、起诉股东资格的限制、诉讼前置程序及其例外、公司与其他股东的诉讼地位以及诉讼担保等方面构建了我国股东派生诉讼的基本框架。

2005年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正式对股东派生诉讼作出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 前述股东可以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 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的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的合法权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按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如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股东派生诉讼在我国确立以来, 在实践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股东派生诉讼程序的不适当或空白, 诉讼效力的问题等等。下面就将上述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二、股东派生诉讼的程序

1. 前置程序

在股东派生诉讼中, 一般来说原告应当向公司提出请求, 要求公司就侵权行为提起诉讼, 当公司在没有提起诉讼而没有正当理由说明为什么没有提起诉讼时, 股东有权提起本应该属于公司的诉讼。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 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为:股东若想提起派生诉讼须先书面向监事会或监事提出请求, 要求他们为公司利益提起诉讼;如果监事本身为侵权人的话, 再书面向董事会董事提出请求, 要求他们为公司的利益提起诉讼, 如果监事董事拒绝提起诉讼或者在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出诉讼, 或者紧急情况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的利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坏的, 股东有权为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设置前置程序的目的有两个:第一, 公司自治, 节约法院资源;第二, 抑制股东的恶意诉讼。但是目前诉讼前置程序的制度设计无法避免股东恶意诉讼, 前置程序目的无法达到, 因为我国法律规定欲提起诉讼的股东书面请求董事会监事会代表公司提起诉讼, 如果监事会董事会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之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30日内未提起诉讼, 那么股东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从我国《公司法》对该制度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只要股东向监事会或董事会提出请求后无论监事会或董事会有何种正当理由只要拒绝或法定期间内未提起诉讼, 那么股东则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即使认为股东属于滥用诉权、恶意诉讼也无法进行阻止, 最后还得动用法院的力量, 增加法院的负担, 使得第一个目的也没有达到, 所以我国的诉讼前置程序形同虚设, 对此, 我们应当参考美国和日本前置程序的设计。

美国《模范公司法》规定:“股东在满足下列条件之前不得启用派生诉讼程序, 自发出书面请求后经过90日, 除非公司提前通知该公司的请求已被拒绝, 或者等待90日届满将会给公司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坏。”日本商法第二百六十七条规定原告股东必须向公司 (通常为公司监事或监事会) 提交书面申请且有30日的等待期, 如果经过30日的等待期会使公司又不能恢复之虞时股东可以立即提起诉讼, 也就是说若公司在这30天内可以恢复原来情况使公司的利益得到补偿就不能提起派生诉讼。

2. 管辖权问题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管辖权问题, 所以得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管辖权的一般规则, 即“原告就被告”。在派生诉讼中被告往往是控制公司的某些董事或股东, 这些董事或股东们分处异地, 如果这样诉讼下去不仅不利于少数股东权利的保护而且增加诉讼成本。不过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借鉴日本商法之规定对派生诉讼实行专属管辖——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但我们之前讨论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时对被告范围做了扩大解释, 即除了公司内部管理人外还有第三人, 那么第三人作为股东派生诉讼的被告时适用公司所在地管辖是否合适呢?笔者认为一律按照公司所在地管辖这对第三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而且公司为了恶意争夺管辖权明明可以自己提起诉讼, 但为了规避这一规则就和股东串通由股东提出派生诉讼取得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所以这对第三人作为被告来说极为不利。因此建议在管辖权问题上按照被告进行分类, 即:公司内部管理人员为被告时依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公司外部人员做被告时则由第三人所在地法院管辖。

3. 股东派生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

在股东派生诉讼中, 提起诉讼的股东与侵害人的地位是平等的, 举证责任按照民事举证责任的规则“谁主张, 谁举证”。但股东派生诉讼中, 提起诉讼的股东本身是利益受损的中小股东, 他们起诉的是大股东或者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相比之下, 其举证能力明显处于弱势, 所以在整个诉讼中, 原告股东都处于被动状态, 大股东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控制公司, 很多证据掌握在他们手中, 所以小股东明知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也拿不出证据来, 即使是取得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可能会被大股东们转移、修改、甚至销毁, 因此使用举证责任倒置将会使股东派生诉讼的进行更加顺畅, 也就是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自己没有实施侵害行为或者是侵害结果的发生与自己没有因果关系。

三、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后果

股东派生诉讼的法律后果无非三种:原告胜诉、原告败诉、和解解决。除去原告败诉其诉讼请求将被驳回外, 原告胜诉、和解解决的情况较为复杂。

1. 原告胜诉

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胜诉就意味着公司的利益确实受到了某种侵害, 公司应受到被告的补偿。但问题恰恰在于, 如果不法行为人是本公司的大股东, 其付出的补偿则又通过公司利益的分配而得到恢复, 就等于说被告在物质上几乎没有受到惩罚, 股东又成了最大的赢家, 这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另外在诉讼中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不是公司而是中小股东, 所以即使公司获利, 原告股东因此得到的利益也是非常小的, 这又是极其不公平的。考虑到各个国家对股东胜诉利益分配的不同, 针对我国的情况, 笔者认为, 原告股东如果胜诉, 利益应归于公司, 原告股东只能和其他股东一起间接分享公司获利给自己带来的利润, 但原告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承担自己为该诉讼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 如交通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等, 而且如果被告因为股东派生诉讼获利, 则利益应交回公司, 使大股东们得到相应的惩罚, 更好地尽勤勉和忠实义务。但这种情况执行起来会很困难, 尤其被告是公司管理人的时候, 这时法院的作用就该被凸显。

2. 和解解决

一般诉讼的和解是在原被告利益权衡下结束诉讼的一种方式, 和解使原被告都获其应有的利益。但股东派生诉讼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即“共益性”而非“自益性”。在许多时候, 原告股东与被告和解往往是自己获得一笔不正当的利益而牺牲了其他股东的利益, 为了防止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 有些学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不适用和解程序。但民事诉讼解决是当事人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当事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处分, 派生诉讼虽然有其特殊性, 但也具有民事诉讼的一般属性, 同样可以适用和解程序, 只不过考虑到股东提起派生诉讼是为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就更应该确保和解内容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对股东派生诉讼中和解程序作出更加完善的规定, 对此我们应当借鉴美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美国法律规定, 派生诉讼在没有取得法庭许可之前, 不得撤诉, 不得私下和解, 并且所提出的撤诉和和解协议应以法庭命令的方式对股东予以通知, 给予股东提出反对的机会, 而且美国法院对提议和解举行听证会, 赞成和解的一方向法院证明和解比判例更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佳利益, 而不同意和解的股东可以当场提出反对意见并说明理由, 最后法院在综合考虑股东胜诉的可能性、可追回数额、和解方案中的数额、原告在诉讼中承担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被告的偿付能力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后决定是否批准和解。

对于我国的和解程序, 建议按照以下方法:首先和解要通知公司, 并向其他因和解而受到影响的股东进行通知或公告。通知的内容包括和解的理由、和解的目的、和解的主要内容, 并通知股东召开听证会的时间以及提醒股东参加听证会。在听证会上, 提议进行和解的人必须说服法院所将进行的和解符合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最佳利益, 其他股东在听证会上发表意见, 法官根据经济利益、成本、时间等等方面来判断是否使用和解。凡未经法院批准的和解和协议不具约束力。和解结束后, 和解内容要向公司和全体股东公开。

参考文献

[1]施天涛:公司法论 (第二版) [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431～433

[2] (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151

中美刑事诉讼法律规模比较研究 篇8

制度规模的研究不仅可以体现法律的重视程度、考察体系的完备程度，还有利于把握历史发展态势，检验立法技术水平。就秘密侦查而言，美国联邦层面对乔装型秘密侦查主要通过判例和内部规范来实现规制目的;而对监控型秘密侦查则形成了包括成文法、判例和内部规范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法律规制体系。我国对秘密侦查的规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直到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出台，才真正将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轨道。但是与美国相比，我国对秘密侦查的制度规范在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等方面有明显不同，立法者的立法技术还处于亟待提升的状态。

关键词：制度规模;秘密侦查;类型规模;规范数量;配套规模

中图分类号： D925.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5）03002007

2013年6月，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的爱德华·斯诺登先后向媒体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监听项目和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颞颥”窃听计划项目（1）。这两个项目的曝光，不仅引发了对个人隐私问题的关注，而且使得以监听为代表的秘密侦查措施的规范化问题再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焦点。

反观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进程才刚刚起步。全国人大于2013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诉法，第一次将“技术侦查措施”纳入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刑事侦查的规范化意义重大。然而新刑诉法自施行以来已接近一年，新刑诉法第148条～152条对“技术侦查措施”的5条规定是否能真正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是否存在如上述项目所示的被滥用的风险？域外国家和地区对这类侦查措施的规定是否也如此简略？……本文拟以美国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对这类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进程，并试图通过其与中国制度规模的对比，从制度规模的角度评析我国现有的制度规范。

一、研究概述

（一）技术侦查措施VS秘密侦查措施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人权保障观念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的同时，面对不断恶化的犯罪浪潮和犯罪态势，世界各国都在努力通过多种途径化解或减少犯罪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危害，一系列新型侦查手段的广泛应用成为各国侦查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变化。在研究这些侦查手段的过程中，基于其种类多样与性质复杂的特征，研究者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术语来指代这些侦查手段。正如Stewart Field和Caroline Pelser在其合编的书中所说，“这些新型的侦查方法很难界定，因为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到目前为止，该问题的研究者们就术语的使用尚未达成共识”。[1]8

新刑诉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来界定这些新兴的侦查手段，笔者认为，这个称呼并不十分贴切，原因有二：首先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并不能涵盖诸如卧底侦查、诱惑侦查之类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秘密性侦查行为。其次，“技术”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概念，明确性较低，不适合用于界定新兴的侦查手段。文中拟使用“秘密侦查措施”来界定这些新型的侦查手段，理由也有二：首先“秘密侦查措施”可以体现新兴侦查手段的一个共性特征——秘密性。这些新兴的侦查措施，侦查人员要么通过诸如监听、窃听、电子追踪等秘密手段来实现侦查目标，要么对外隐蔽自己的身份进行秘密的证据收集、线索查找活动，因而秘密性可视为新兴侦查手段与传统侦查手段最根本的区别。再则，作为这些新兴侦查措施的发源地，美国虽然针对不同的侦查手段设计了不同的规范体系，但研究者们还是较为统一地使用了“秘密侦查手段”（Cover Investigation）。因此笔者沿用了“秘密侦查手段”的概念。

（二）制度规模的研究意义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秘密侦查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质量层面，从而忽略了对法律规模的研究。笔者认为，研究秘密侦查的法律制度规模，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是大有裨益的：

1.体现法律重视程度

法律是立法机关集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对法律制度规模的研究，最显而易见的作用即在于可以通过分析相关法律规范在总体法律体系框架中的比重考察立法者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具体就秘密侦查而言，通过研究各国法律对具体的秘密侦查措施的规定，我们不仅可以考察各类具体的侦查措施在立法者眼中的地位，而且可以看出立法者对秘密侦查措施的态度，更可以把握立法者在平衡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两个刑事诉讼基本目标之间的选择。

2.考察体系完备程度

法律体系的概念是一个结构性、框架性的概念，只有在法律制度规模达到合理程度、法律制度基本内容符合优法的要求、法律制度的运行能够顺利进行，才能够说一个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建立。因此，规模研究的第二个作用即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考察现有体系的完备程度。纵观世界各国的经验，规制秘密侦查的法律规范形式主要就有三种：体现立法机关规制的制定法、体现司法控制的判例和体现自我控制的内部规范。通过研究这三种模式的规模程度和相互之间现结情况，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秘密侦查在各国规范体系的完备程度。

3.把握历史发展态势

美国著名法学家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Nathan Cardozo）曾说过：“我们可以通过了解过去的历史而认识现在，同时也可以通过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对制度规模的研究亦是如此。如果说静态的关注现期法律制度规模可以体现法律对相关问题的重视程度，那么用历史眼光考察相关制度的规模变迁，有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形式下立法者对相关问题的基本态度变迁，从而在纵向上实现对该项制度历史发展的基本态势的把握。

4.检验立法技术水平

法律诉讼 篇9

受委托方（乙方）：__________

乙方指派__________律师担任甲方的委托代理人，办理______________。

委托权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律师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律师费付款办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别约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生效，至该委托事项办妥、费用结清时终止。

委托方：____________________

受委托方：__________________

离婚诉讼相关法律及起诉状 篇10

第一百零八条 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零九条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一、管辖

11、非军人对军人提出的离婚诉讼，如果军人一方为非文职军人，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离婚诉讼双方当事人都是军人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被告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驻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2、夫妻一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另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夫妻双方离开住所地超过一年，一方起诉离婚的案件，由被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没有经常居住地的，由原告起诉时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13、在国内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婚姻缔结地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婚姻缔结地或一方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14、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须由国籍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由一方原住所地或在国内的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15、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16、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以上是民事诉讼法对于离婚起诉书的具体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