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权力腐败问题

4.权力腐败问题（精选8篇）

4.权力腐败问题篇1

所谓权力腐败，是指党或国家机构的一级组织，党或国家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机构任命的其他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党纪政纪，违犯国家法律、侵犯党和国家、人民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

我国“权力腐败问题”的现状：

一、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监守自盗，挪用挤占国家的专项资金；采购物品收受回扣，侵占公款；走私贩私，严重扰乱国家经济秩序；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的；以赌博或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的，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违反规定经商办企业；官shang勾结、权钱交易，特别是违规发放与核销贷款；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严重违反津贴补贴有关规定的案件，在征地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安全生产、社保基金管理、环境污染、库区移民等方面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收受商业贿赂。有些领导干部违反组织人事纪律，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以个人好恶恩怨取人，利用手中职权安排提拔子女、亲友、亲信、同乡，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拿职位送人情，搞交易，拉关系，甚至变相卖官。

二、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生活作风腐化的桥梁。少数公职人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依仗手中的权势和占据的领导岗位，在生活上迷恋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大搞以权谋色。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美色为诱饵，进行权色交易。这部分人把人民给予的权力当成自己捞取钱财、获取美色的桥梁。在工作交往上把权力变为吃喝玩乐、挥霍浪费的机会。部分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中，紧紧与吃喝联系在一起，好象不吃不喝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致使动用公款吃喝玩乐之风越演越烈。有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因而你用权请我，我用权请你，出现一宴接一宴，天天赴宴大吃大喝，甚至贷款吃喝，送礼、三陪都由公款支付。变相公款旅游、超标准超编制配备使用小汽车、违规集资建房和超标准多占住房等问题。

三、在行政管理中把权力当作为获取名利的条件。在权力腐败中，部分权力已经介入意识形态领域，当权者把手中的权力变为捞取政治地位和资本的手段，以手中的权力和金钱为动力，弄名利地位，弄官衔待遇，弄先进劳模，弄文凭职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谎报成绩，大搞浮夸。

“权力腐败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利己主义不断蔓延。以商业贿赂为特征的权力腐败行为的主要根源是一种市场行为的利益导向。一方面，由于现行的行政大权落在一小部分管理人员手中，他们手中掌握着“生杀大权”；另一方面，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竞争，买方中一部分会在利益的驱动下，用获得所拥有的超额报酬中的一部分，以贿赂(红包或回扣)的方式来争夺。对超额报酬的估计与正常报酬的预期两者之间的差额越大，越存在行贿的经济基础。

二、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以及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够完善。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建立之中，许多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订出来。不健全、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身就是滋生腐败的土壤，而不健全、不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更使得腐败有机可乘，有空可钻，腐败必然蔓延，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由于部分地区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等方面的许多改革措施还没有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完全实现，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这就为少数人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条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营性土地使用权的出让，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二是对房地产开发的管理不规范，存在随意减免税费的弊端；三是在企业产权交易过程中，行政权力不当介入，产生严重腐败问题；四是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资金监管不力。种种事实表明，“小金库”已经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重要经济源头。五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对“一把手”监督不到位，对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健全。

三、部分领导干部在经济建设中，放松对道德修养，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的学习，腐朽思想恶性膨胀。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是他们走向腐化堕落的总根源。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腐败；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由于不注意学习，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

四、对党政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认识不足、治理不够，执行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流于形式，是产生腐败案件的温床。腐败案件的发生，与长期以来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不正之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正之风催生了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而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又使得各种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使更多的干部身陷其中，不能自拔。虽然每年都有一批腐败分子被查处，但从量的角度，对腐败的查处率仍低于腐败的滋长率；从质的角度，惩治严厉不足，宽软有余，一些腐败分子仍存侥幸心理，弄虚作假，查住自认倒霉，查不住白捞好处。

五、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提供了机会，同时又成为派生其他腐败的源头。很多严重违法案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的问题。比如，一些案件之所以成为典型的群体性腐败案件，与一些人以人划线，搞“小圈子”有关，而一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跑关系、进圈子，对上送钱送礼，都是为了一个“官”字，是一种买官卖官的行为。从案件查处的情况看，一些职务犯罪案件的腐败分子的买官卖官行为，已经超出了政治范畴，成为一种经济性的交易行为。

解决“权力腐败问题”的对策：

一、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政府系统的腐败行为，集中发生在行政审批、执法监督、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和行政权力的运行过程中，深层次的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不完善和行政权力运行不规范。要从根本上解决滥用行政权力问题，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反腐败要靠教育、要靠法制，还是搞法制靠得住。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遏制腐败要把制度建设作为重点，把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要求作为制度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坚持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从根本上消除滥用权力的问题。

一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减少和调整行政许可事项。现在，一些行政机关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今年，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对现有的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继续进行清理，下决心再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进一步规范审批程序、方式，明确各个审批环节的标准、条件、时限和相应的责任，及时向社会公布，做到分工合理、职责明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特别要针对容易发生腐败的重点环节和部位，完善监管制度。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公开，实行“阳光”审批，推行网上审批。加快建立行政审批电子监察系统，加强对行政审批权运行的监控，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的随意性和暗箱操作。

二要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权力运行过程作为政务公开的重点内容，扩大公开的范围和层次，规范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各级行政机关要抓紧编制政务公开目录，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基本制度，市（地）级以下政府要完善政务公开工作机制，省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要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学校、医院和供水、供电、供热、供气、环保、公交等公共事业部门也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修改后将公布施行。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做好实施的准备工作。要加强各级政府网站建设，通过推进政务公开，促进政府提高工作透明度和行政效能，方便群众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监督行政行为。

三要健全对行政权力监督的体制机制。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都要接受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接受新闻舆论监督和社会公众监督，支持监察、审计部门依法独立履行监督职责。现在有些被查处的大案要案，社会上早有反映，群众也有不少议论，是不难了解清楚的，但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酿成严重后果。我们一定要在建立健全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有效纠正过错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做到防微杜渐。今年要在全国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对象的行政问责制度，抓紧建立政府绩效评估制度，科学评估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内部的专门监督。监察部门要严肃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失职渎职等行为。审计部门要重点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等公共基金的审计工作。

二、继续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商业贿赂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毒化社会风气。要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治理商业贿赂，务必取得明显成效。一要加大查办商业贿赂大案要案的力度，形成对腐败分子的强大威慑。对行政机关公务员利用审批权、监管权、执法权搞官shang勾结、权钱交易的案件，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对权钱交易、商业贿赂比较严重的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资源开发等领域的案件，要重点查办。对涉案金额大、涉案人员级别高、涉案范围广的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大督办力度。不论是什么人，不论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依纪依法严厉惩处。二要抓紧研究制定近期能够见到实效的法规制度。强化对经营者和从业者的引导、约束和监管，对有商业贿赂行为的企业和个人，要实行高额经济处罚，降低或撤销资质，吊销证照，依法处理。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通过这些措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要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及时向社会通报典型案件，回应人民群众的关注，支持新闻媒体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监督和曝光，增强全社会反对和抵制商业贿赂的意识。治理商业贿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进一步抓好自查自纠工作，从严把关，不能为了赶进度而降低要求和效果。

三、坚决刹住违规建设楼堂馆所的不良风气。近些年，政府机关违规修建豪华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的问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十分突出，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有的机关办公楼占地面积过大，人均使用面积严重超标，建设装修豪华；有的打着培训干部的旗号，兴建的“培训中心”像星级宾馆一样豪华；有的贫困地区不惜贷款、举债，挪用扶贫款、救灾款等专项资金，违规修建高档楼堂馆所，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形成极大反差。违反规定建设高档楼堂馆所，追求和攀比办公场所豪华气派，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也是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这种做法挥霍浪费国家资财，加重人民群众负担，严重背离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助长追求奢侈享乐的不正之风，腐蚀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和进取意志，影响很坏，危害极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对这股奢靡之风，要狠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坚决刹住。为此，今年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全面清理。要对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兴建办公楼、培训中心等情况进行全面彻底地清查。对于违反规定拟建和在建的楼堂馆所，要坚决停建和缓建。已建的要根据有关规定和当地实际予以处置，直至没收、拍卖或改作它用，决不能再作为政府的公用场所。对一些地方和部门，违反规定建设楼堂馆所的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人员，要追究责任，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要选择一些典型案例曝光。二是严格控制。对党政机关办公楼建设规模、占地面积、装修及设备标准、项目工程造价和资金来源要严格控制。现有办公楼已经达到标准的，一律不准改扩建或购买办公楼。对确需新建、改扩建和加固改造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要严格报批，严禁未经批准开工建设。今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批准新建培训中心项目，不得再安排政府预算内投资对现有培训中心进行扩建和改造。

三是健全制度。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作出过严禁兴建楼堂馆所的决定，此后又多次作出有关规定。现在，要根据新情况和新特点，修订规范楼堂馆所建设的法规制度，完善项目建设审批程序和监管机制。严格公共财政支出管理制度，增加预算透明度。要把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群众监督。发展改革、财政、建设、监察、审计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有禁不止的，要根据有关规定给予直接责任人党纪政纪处分，并追究有关领导人员的责任。对于审批把关不严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审批人员的责任。

四、进一步加强政风建设。政风建设是反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从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全面阐述了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问题，强调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求全党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各级政府、各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学习，全面贯彻落实。结合政府系统工作特点和当前实际，要特别强调厉行节约，规范职务消费，降低行政成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精打细算，讲求实效，反对大手大脚，奢侈浪费。一要严格控制公务消费。现在人民群众对职务消费过多和行政成本过高议论很多，意见很大。各级政府机关要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严格规范政府机关公务接待，改革公务接待方式，探索公务接待社会化的途径。要严格控制会议、差旅、出国考察和公务用车等支出，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游山玩水和进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格管理和规范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职务消费。将政府机关各种公务消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并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广泛监督，对各种奢侈浪费行为要严肃查处。二要下大力气解决会风文风问题。会风文风反映政风，反映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反映工作的质量和水平，会议多、文件多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表现。文山会海不仅耗费干部大量精力，而且浪费政府大量资源，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进一步精简会议和文件，控制会议规模，提高会议质量，减少文件数量，增强文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三要全面清理和严格控制各种名目的节庆、达标评比和表彰活动。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显著降低行政成本，加快建设节约型政府。

4.权力腐败问题篇2

腐败就是公职人员运用公共权力来谋求任何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教育腐败属于腐败的一种形式, 在我国没有确切统一的定义, 学者吴回生认为“教育腐败是指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不符合社会主义政治、道德和教育准则的不正义的思想和行为”。“有人认为教育腐败是指教育领域中, 掌握教育行政权力和教育资源管理与使用的人, 进行营私舞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败坏教育声誉、影响教育效果的行为。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利用职权维护和谋取私利”。总结以上观点, 我认为教育腐败是指在教育领域或与教育领域有关的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他人或其他任何团体谋求任何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高校权力腐败是教育腐败的一种形式, 是指在高等学校中掌握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自己、他人或其他任何团体谋求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该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高校权力腐败的主体是高校中的公职人员, 既包括了高校的党政管理干部, 也包括了一般的教职员工。 (2) 高校权力腐败的媒介是滥用公共权力, 公共权力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 滥用公共权力就是公职人员违反党、国家和其他社会公共机构授权的范围、限度和程序等而行使公职权力,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3) 高校权力腐败的目的是为自己、他人或其他任何团体谋求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高校权力腐败是高校腐败的一种形式, 它与学术腐败共同构成了高校腐败。学术腐败, 主要是指利用学术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学术腐败是在一种相当宽泛的意义上就学术文化界和高等教育界存在的学风问题与学术弊端而言的;具体体现在利用学术资源谋取非正当利益或者利用不正当资源谋取学术利益, 如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等。由于学术腐败在现代学术界存在很大争议, 明确的区分上存在困难。本文中界定的高校权力腐败是指高校腐败中除去学术腐败的那一部分腐败行为。

2 我国高校权力腐败的制度成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院校权力腐败案件层出不穷, 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中固然有违法乱纪者自身的问题, 如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经受不了糖衣炮弹的袭击, 放松了对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要求;但也有当前社会环境中出现的各种腐败现象的影响, 毕竟高等院校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但总的来说, 高校权力腐败的根源在于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新旧制度并存造成互相冲突, 新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漏洞的存在。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 管理权力配置不合理

在我国, 高校的权力配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高校作为事业单位接受相关上级主管单位的管理, 这就产生了政府部门对高校的管理权力配置, 另外一方面, 高校本身了为了实现管理的有效性, 也必须对内部各个部门进行权力配置。如果以上两个方面的管理权力配置出现不合理性, 那么产生腐败也是必然结果。因此, 本研究主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分析。

(1) 政府对高校管理权力配置不合理。

在我国, 高等院校属于事业单位这类与政府组织形式具有某些相似性的部门, 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以及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领导。政府对高校具有管理权力。各级政府都设立了机构庞大的掌管高校的教育行政机关, 而教育行政机关掌握庞大的教育资源, 牢牢掌控各项应属于高校的权力, 如学位授权点等;同时, 教育行政机关经常性的直接或间接干预高校的办学活动, 如各类评估、计划工程等;除此之外, 把大学分成不同的行政级别, 并赋予高校太多的社会责任。这些都让高校没有真正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高校与行政部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高校只能被迫围绕上级部门的指挥棒转, 缺乏自主权, 高校相关部门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而开始无所不用其极, 加之监督的缺失, 也就很容易导致了高校权力腐败。

(2) 高校内部管理权力配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高校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行政化, 而高校毕竟不是政府, 它除了管理以外还有其他职能。因此这个时候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错位, 比如在高校的科学研究领域, 科研项目都是由行政部门进行审批, 科研活动也都是由行政部门主导, 科研管理都由行政部门掌控, 科研评选标准和规则由行政部门制定, 一些行政官员利用职权垄断了宝贵的科研资源, 这样致使科研活动遵循的是“官本位”的逻辑, 而不是科研活动规律。这就为高校权力腐败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校党委的领导职责主要是把握学校办学的政治方向, 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校长是学校最高行政权力代表, 代表教育主管部门行使学校行政管理权, 同时是学校学术权力的核心。在当前社会强调抓“一把手”亲自抓, 追究第一责任人责任的情况下, 权力更是过分集中于学校的主要领导, 既强化了领导责任, 也放大了权力的裁量权, 加之监督的缺失, 权力专断和滥用也就随之产生了。

2.2 高校反腐立法不完善

高校反腐立法是指政府通过有关部门制定各种教育法律、法规、条例对高校腐败进行专门管理, 使高校正常运作。法律因其具有规范性和强制性, 从而能保证在高校腐败问题发生时能够依法处理, 并产生预防警示作用。但目前我国在高校反腐立法方面还存在很大问题,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反腐败法出台, 也没有一部专门关于教育反腐败的行政法规、规章出台, 法律制度还比较零散。同时, 高校的反腐廉政体系既需要依赖宏观层面的改革, 也要依赖微观层面的改革, 因此在包括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领导层的议事规则、决策的程序、重大事项的通报与报告制度、干部选拔任用与考核制度、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专项工作制度、收费公示制度、财政支出公布制度、基本建设与公共采购招投标规则、校务政务公开制度、教代会、职代会质询听证制度、审计报告公开发布制度、举报与投诉处理机制等等。而这些方面的立法工作明显相对滞后, 还需进一步完善。

2.3 高校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失衡

高校反腐监督制约机制是保证一个学校正常运转的重要机制, 也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如果制约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那么腐败分子就无处藏身;如果制约机制的作用不能正常发挥作用, 那么腐败现象将不可避免。我国现在权力腐败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制约机制失衡, 高校也不例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大的方面: (1) 高校行政监督附属于党的监督, 高校纪检监督隶属于党的监督, 缺乏监督的独立性。事前监督没有主动权。对于违法乱纪案件的检查, 事前没有相应党的领导机关主要领导人的许可, 行政监察部门是很难随便介入的。事中监督没追究权。在查处违法乱纪案件中, 如果出现了某些领导不愿意看到的问题, 其查处工作就可能要束之高阁, 最后将不了了之。事后监督没有决定权。对于已查清的违法乱纪案件的处理, 往往要经过相应的党的领导机关的主要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 法纪可能仅仅是参考而已。同级部门监督没有干预权。行政监察人员组织关系在同级党支部, 他们监督同级就没有力度。 (2) 高校群众以及舆论监督缺乏强制性。高校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 只能通过有权监督的机关行使监督权才能达到目的, 因而缺乏相应的强制性。同时监督机关人、财、物的管理权都属校领导, 因而监督机关对上级及同级部门负责人在实际当中无法行使监督权。

2.4 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原本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但自从公共选择理论在公共部门应用之后, 信息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公共部门研究的一个焦点。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 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 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而信息贫乏的人员, 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任何交易、决策都涉及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是由于沟通主体自身的客观性决定的。高等学校也不例外, 因为高校也需要决策和交易, 作为一把手的高层权力掌控者掌握的信息就远比一般普通人知道的多, 这就为高校权力腐败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 信息不对称对权力监督制度的设计客观上提供了很大的障碍。掌握大量信息的权力上层不会轻易让别人来干预自己获取信息的途径。

3 我国高校权力腐败的治理对策

综合以上观点, 对比目前我国高校权力腐败问题还比较严重, 高校反腐败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权力反腐制度方面的经验基础上, 结合我国自身的实际, 使之权力分配合理、监督制衡、管理有序。

3.1 建立政府、公众 (第三方机构) 、高校三者制衡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目前我国高校的现状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高校层面。因此, 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是我们在对高校权力运行机制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因素, 这也是高校反腐的重中之重。因此我们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另外, 权力之间的制衡是一个多方面的系统工程, 因此从与高校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公众、高校自身三方面去研究。

(1) 政府——适度监管。

对于管理高校的各级政府而言, 应当对高校的权力运行进行合理的管理和适度的监控。首先, 政府转变自己的观念, 改变以往认为政府对教育应该越抓越好的观念。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应当减少政府的干预, 给予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如果政府干预的越多, 记过只能是导致高校是政府的附庸, 而不是社会良心的体现。其次, 政府对高校去行政化, 减少高校行政级别。高校行政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对高校过多的干预, 行政化的结果就导致高校是在按照官僚机构的规律办学, 而不是教育的规律办学。再者,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的主体是党和政府, 它们需要对高校的监督, 这也是必须的。关键是监督的方式和流程应当公开透明, 并且在不影响高校的正常教学科研活动的前提下进行。

(2) 公众 (第三方机构) ——社会监督。

我国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人才, 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此高校的办学应当引进公众 (第三方机构) 这样的社会力量对高校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但是我们知道目前我国的国情是社会力量基本很难对高校这样的类政府机构进行监督, 加之信息的不对称, 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建议在高校权力配置方面, 让社会监督保持一定的比例。国家在教育立法方面应当加入社会力量 (如中介评估机构、公众代表等) 对高校的监督。

(3) 高校——自主权。

作为高校来说, 扩大目前自身的自主权无疑是构建权力机制的重点。只有高校拥有了办学等相关自主权, 它才能根据教育的规律办学, 而不是跟着政府的规律办学。虽然目前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校所拥有的招生等六项权力, 但其中很多都是在政府的严密监管和控制之下。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一直在被提及, 但是我国的高校是否真正掌握了招生自主, 的确应当给个疑问。因此如何提高高校自主权和怎样提高自主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3.2 分工合作——校长负责、党委 (纪委) 监督、教工参与、学生自治

高等学校的权力制约, 就学校本身而言, 主要涉及到校长、党委 (纪委) 、教工、学生四个基本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将导致腐败的隐患。 (1) 校长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39条和第41条规定, 我国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理应是学校的最高领导, 对学校负责, 但是这时就存在校长、党委书记到底谁领导谁, 谁负责的问题。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 并没有在法律里面严格区分校长与书记的职权和职责, 这就导致了权力制约机制再次的形同虚设。因此建议应当通过立法明确校长与党委书记的职权和职责, 明确校长负责制。 (2) 党委 (纪委) 监督。在我国高校中, 党委一个重要职责是监督高校, 使高校正常办学。与此同时, 党委为了监督下设了纪律检查委员会, 简称纪委来具体实施监督职能。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高校的党委书记出现了权力腐败问题, 该由谁来监督, 直属下级部门是否有这样的权力以及是否能公正做出监督决策, 都值得我们思考。因此, 建议高校应当明确党委和纪委监督的监督权力范围。 (3) 教工参与。高校教工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当扩大教职员工对高校内部事务的参与决策。在国外“教授治校”的思想影响下, 目前我国教职员工参与治校的观念已基本确立, 工会、学术委员会等组织也趋于完备。但是我国高校严重的行政化使得该项制度仍有待改善。 (4) 学生自治。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基础和根本。因此我们在学校管理方面, 应当给予学生自治的权力, 同时扩大学生在对学校事务决策方面的参与权、知情权, 除此之外, 应扩大学生监督的权力, 让学生也能够参与到学校权力监督之中。

3.3 建立健全高校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申报制度 (Properties Declaration System) , 是一种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 要求特定人群对其财产和收入情况进行如实申报的制度。也被称为“阳光法案”, 该制度起源于1883年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从财产申报制度产生之日起, 它对反腐倡廉, 树立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 建立健全高等学校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 势必会规范我国高等学校领导干部, 约束领导干部的相关行为, 为反腐倡廉提供良好的制度约束。但是如何才能够让这项制度建立和延续, 还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4 结论

腐败问题是一个社会的毒瘤, 高等学校的权力腐败更是毒瘤中的恶性毒瘤。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 腐败问题呈现多发、高发趋势, 而高等学校中的权力腐败亦是如此。因此必须下大力气对此进行治理。

治理高等学校权力腐败工作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 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 但同时应注意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进行分析,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权力腐败制度。它既需要政府监管、社会公众的监督、高校的自主三者权力配置的结合, 也需要高校内部校长负责、党委 (纪委) 监督、教工参与、学生自治的统筹协作, 同时更需要有财产申报制度这样的具体配套法律法规的实施来促进。

参考文献

[1]吴回生.对教育腐败现象的分析思考[J].现代教育论丛, 2002: (4) .

[2]王鹏.教育腐败现象及其对策[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3) .

[3]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60555.htm?fr=ala0_1_1.

[4]罗瑛.中国教育腐败问题的制度缺陷与对策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 (6) :19-40.

4.权力腐败问题篇3

关键词：权力；权力制衡；腐败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1）02—0032—02

一、权力制衡理论的发端及其历程

国家权力制衡理论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解体，国家产生过程中的军事民主时期。如长老会议和民主会议对王权进行限制的政治现象。古希腊罗马时期伴随着权力的分立理论，已经出现最早的关于权力制衡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明智地结合可以使国家防止腐化而达到长期的稳定。权力制衡理论后经由洛克的两权分立，①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杰斐逊在北美的实践，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成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权力制衡论者的立论基础是人性恶论。“必须假定每个人都是一个流氓”（休谟），人生来只会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自然地追求金钱、地位和权利。孟德斯鸠认为权力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一切拥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分权与制衡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分权在于“分”，为了起到约束的作用；制衡在于“合”，为了起到协调的作用。

权力是中性的，没有善恶，但权力掌握在不同的人手中既能行善也能作恶，而且许多罪恶都源于权力，都是权力的不当使用的结果，因此权力往往被指责为罪恶之源[2]。权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由于其本身具有强制性和绝对性，能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占有欲和特权思维，所以这种现象的极端化必然导致腐败滋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的腐败都与权力的失衡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存在于人性当中自私与贪婪的一面需要控制，但是无论是道德还是宗教方面的动机都不能作为适当控制的依据。唯一的办法便是创造出某种机制，使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彼此牵制与平衡，即“野心必须用野心来抵抗。”[3]

二、西方国家运用权力制衡理论对腐败治理的现状

西方国家中运用权力制衡理论治理腐败，有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和英国。

美国历来强调权力制衡。以美国的立法机构国会为例，其内部又分为参、众两院。这是为何？答案是因为“单一的机构容易为野心所左右或为贿赂所腐蚀，两个机构的特点越是不一样，就越是难以勾结起来为害”[4]。在美国，为了保证政府官员自身行为的廉洁性，从州到联邦建立了一支队伍庞大、法律法规健全的多样化的监督体系。（1）行政监督。美国联邦政府在26个部级单位和33个直属机构建立了监察长办公室，负责本部门的廉政和效能监察。其中26个部级单位的监察长由总统直接任命，既对本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又向总统和国会报告工作，此外还设立信访举报办公室、联邦政府廉洁办公室、保护联邦职员委员会等机构。还有一些列法律法规对现职官员的职业标准做了明确的规定，如《从政道德法》、《美国众议院议员和雇员道德准则》。《美国联邦法典》第18篇犯罪与刑事程序第203～209条对公务人员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利用公务人员身份和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制裁刑罚。（2）司法监督。美国的检察官隶属于司法部领导。独立检察官履行对国家高级行政官员违法违纪行为的调查起诉，由司法部长提起，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小组任命。（3）议会监督。联邦参议院设有政府事务委员会，下设监督小组，专门监督与其相对应的政府部门及其大小官员的行为。众议院设职业道德委员会调查违法违纪行为。国会还设立审计总署，通过查账和监督项目的实施效果对联邦政府实施监督。

英国的文官制度已经有两个世纪的沿袭历史。它在保持官员廉洁奉公，防止腐化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后英国建立了维持政府各部门有效运作和防止官员腐败的相互关联的机制。（1）设立国家稽查委员会，负责对政府各部门及中央其他机构的财务开支、办事效率及准确性进行主动核查。（2）仿效瑞典设立议会行政监察专员，负责监督检查中央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受议员提交的案件。（3）在各郡市区警局设置专门负责贪污及欺诈案件的调查办公室，有权对相关公司及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查封扣押。（4）1998年开始设立反重大欺诈局。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它在总检察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主要负责对1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欺诈案件、案情十分复杂的贪污及欺诈案以及造成较大社会影响且公众关注的案件进行调查和起诉。

三、当代中国腐败的原因、现状

当代中国的反腐斗争存在着一种极为尴尬的现象：一方面是从整体上看反腐败的力度很大，取得的成绩也是不胜枚举，但是另一个方面来讲，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依然严重，甚至愈演愈烈。

就客观原因来讲，当代中国腐败的滋生是权力失去应有的制衡，进入市场造成的恶果。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是由于我们刚刚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和运行秩序尚未完全确立和完善，特别是行政行为、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尚未通过法制的形式进行严密细致的规范。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是行政权力仍然在干预市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人治”的色彩还是很浓厚，在各方面都还有着突出的体现，使权钱交易有可乘之机。这些年来这些权钱交易大肆泛滥，新闻媒体也披露了不少这类的大案要案。例如北京长城公司的全国最大的诈骗案，海口市工商银行的全国最大的贪污案以及深圳的全国最大的受贿案，都是钻了我们国家对权力制衡不利的空子。这些权力失去制衡后，不少掌管这类职权的部门工作人员不给好处不办事，多给好处快办事，没有关系办不成事，有了关系也要带上好处费才能办成事，这些现象在许多政府部门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大到批项目、申请贷款、迁户口，小到看病、升学、动手术，都成为了权钱交易的阵地。可以说权钱交易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据人民银行以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仅二十年前的1988—1990年，全国金融系统累计发生各种经济犯罪案件已经达到1.5万起，违法犯罪金额高达9亿多元，涉及1.7万人，超过建国四十年金融系统犯罪的总和。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心腹之患。

另外，有学者还认为腐败滋生也具有一定的主观原因。“长期以来，我们对权力的科学分解与制衡，在理论上讳莫如深，在实践中未能建立起严密的分解与监督体制。工作优劣，主要靠大权在握的‘公仆’们的觉悟程度和品德高下，依靠上级的思想道德教化。一旦‘公仆’意识有变、心理失衡、私欲膨胀，腐败就产生了。”[5] 腐败的主观根源在于人的后天之性恶、人的私欲。

四、对当代中国如何制衡权力从而根治腐败的几点思考

在当代中国，要有效地避免因权力的专断和滥用及其引发的腐败问题，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内外制衡。

第一，要把好选人录用的关口，对权力的产生模式进行制衡。腐败是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或者其他公职人员通过异化公共权力，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让什么样的人来获取公共权力是一个重要环节。自古以来，中国吏治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其他腐败的温床，“雇主不用强臣，劣吏必压明吏”，因此，对权力产生模式的制衡约束，把好选人用人关口，是反腐败的最重要环节。第二，要建立政务公开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只有公开才能公正透明，让人民心里明白。凡是适宜公开的管理事务，都要通过各种形式予以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管理制度、程序和办理的结果。只有公开，掌权者才不敢胆大妄为，广大人民群众也能准确地行使监督权。同时，要借鉴大多数国家在反腐败问题上行之有效的经验，制定相关的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和登记的法律，加强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第三，要对权力进行适度的分解和压缩，合理制衡。权力本身是倾向于腐败，但是不是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的过分集中，则极易导致腐败，因此要减少和避免腐败，就必须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要对权力进行适度的横向、纵向的分解和予以明确、压缩。第四，要对权力框架进行阳光化建设，对权力运用的过程进行透明化。当代中国权力寻租的根源之一就是市场经济和政治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权力寻租与腐敗的机会。信息越是公开，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就越少。信息透明是制约权力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败的重要环节。第五，要建立对权力的监督机制，对权力特别是公权力进行严格的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力一定会走向腐败，有效的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的根本所在，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各类权力和这些权力的行使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

总之，中国目前正处于腐败的多发阶段，我们只有在确定依法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下，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加强权力制衡，形成党纪、政纪、司法机关相互协调的综合机制，树立公众反腐倡廉的信念，根据具体情况完善司法实践和个案操作，才能把腐败现象尽可能地遏制在最低限度。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以权力制约权力[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2]程海亮.制度创新、权力制衡、人民监督——遏制腐败的三大利器[J].理论探索,2007,（6）:107.

[3]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汉密尔顿.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李永忠.与腐败较量[EB/OL].NEWS.SOHU.COM,2003-09-06.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变质篇4

一、改进廉政宣教工作，构建预防腐败思想体系

《廉政准则》中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廉洁从政行为规范”一章，将原准则的“6个禁止、30个不准”增加到“8个禁止、52个不准”。详细规定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八大方面的“禁止”、52种“不准”的行为，规定更细、更全、更新。加强反腐宣教工作，在公安机关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公安队伍人员数量多，接触社会阴暗面多，且权力广泛，民警的思想极容易受到腐朽思想的侵蚀，一些民警犯错误，往往是从放松要求、思想蜕变开始的。因此，必须坚持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的指导思想，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腐倡廉的教育，切实加强领导，把反腐倡廉教育摆到重要位置，有计划、有组织地抓好落实。要着力抓好三个强化：

一是在教育内容上，强化针对性。在教育内容上，要紧扣实际，注意把握社会形势发展变化给民警思想带来的影响、困惑；对执法工作和队伍中反映出的违纪违法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应区分是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实际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因人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

二是在教育对象上，强化重点人员教育。始终把公安机关班子成员、所队室长和要害岗位民警作为重点，围绕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规范领导从政行为，突出抓好权力教育；坚持抓骨干，强化对执法一线负责人的理想信念和警示教育。抓关键，强化对管财、管物、管人方面的纪律观教育，使他们当好廉管家；抓隐患，强化对不放心民警的爱岗敬业教育，使他们珍惜工作岗位，避免违法违纪。

三是在教育形式和方法上，强化多样性。要认真研究思想道德教育规律和党员民警的思想状况，使教育贴近民警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真正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要准确把握党员民警思想脉搏，增强工作的预见性、针对性，围绕问题开展教育，及时解决党员民警在现实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思想问题。对领导干部重点开展权力观、发展观、政绩观的教育，促使他们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对党员民警重点开展党纪政纪条规的教育，增强他们的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

二、注重廉政机制建设，构建预防腐败约束体系

制度是腐败的防火墙，执行是反腐的生命线。《廉政准则》除总则以外共分为三章18条，约3700字，虽然文字较短，但充分吸收了党的十六大以来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最新成果，涵盖的范围更广，规定的条目更细，处罚的力度更严，既保持了连续性，又体现了创新性，尤其突出了针对性、实践性，强化了指

导性、可操作性，实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治标与治本的统一和原则性与可操作性的统一，抓住了反腐倡廉的关键问题，切合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实际，符合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体现了从严管党治党的要求，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新期待，是我们遵守的一条红线。发生违法违纪案件，既有个人信念动摇、利欲膨胀的原因，也有我们制度滞后、执行不力的因素。因此，要紧紧抓住那些容易出现问题的执法环节，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执法规章制度，对执法过程中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作出明确的界定和严格的限制，将那些过于集中的执法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一是深化行政审批管理制度改革。要认真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充分运用社会行业自给管理及动态管理、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对治安行政事务实施管理；公开公安机关办理事项审批项目及程序，以消除“吃拿卡要”的机率。

二是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干部选聘、竞争上岗办法，建立科学有效的民警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在工作实践中考察干部，解决“干部能上能下”及“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不好凭关系也提拔”等问题。同时，健全规范干部人事选拔任用和管理的程序，用程序保证改革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三是健全全警学法和执法规范、执法监督制度。建立全警特别是公安机关领导层和骨干层学法用法制度，强化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及相关业务知识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地方立法研究，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建立健全公安执法民警岗位资格制度，不具备执法资格的不得从事某一岗位的执法工作；完善涉法信访案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倒查制度，做到有错必究，失职必查；实行执法热点岗位人员交流制度，避免热点岗位违纪也“热”的现象；完善执法案件日常评查制度，并作为对每个民警执法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

四是大力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民主决策机制；完善群众参与公安重要事项决策机制，向社会通报制度，扩大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制定普通民警对干部的选拔、推荐、人事任免，财务支出、罚没款物管理等事项知情、参与、监督的制度规定。

三、强化执法权力监督效能，构建预防腐败保障体系

《廉政准则》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要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各级纪律检查机关要负责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最基本的履职要求。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渗透到公安执法全过程，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执法为民思想。把执法监督作为公安监督工作的重点，通过强有力的执法监督，有效预防民警违规、违纪、违法执法问题，促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是深化警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坚持实行警风警纪监督员、局长信访接待日、新闻发言人制度，实行执法告知服务、政风行风评议等制度，主动接受监督。

二是开展专项整治，解决突出问题。组织开展纠风治乱、“五条禁令”、“六条警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三项治理”、“两个违规”、内部商业贿赂、作风和效能建设等专项整治活动，切实解决执法不公、不严、不文明、不规范、不

作为、乱作为等突出问题。

三是加强行政监督，提高警务效能。认真贯彻落实《行政监察法》，抓好行政监察、廉政监察、效能监察，加强对重点部位、关键环节、热点岗位的监督。四是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督效能。依托“金盾工程”警务综合平台开发网上执法流转、监督等系统功能，实行对公安执法环节和容易发生问题的监管、审讯、侯问场所的实时跟踪监控。

4.权力腐败问题篇5

专业论文

构筑牢固思想防线封堵权力腐败通道

当前腐败的滋长蔓延，根源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自身思想道德防线的失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因此，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下工夫祛除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病毒，使之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

一、运用德治手段清除腐败的思想动因

我们既要注意从传统精神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更要从党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出发，赋予德治以合乎时代要求的新鲜内容。近几年来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三讲”教育、“三个代表”反“四风”学习教育、警示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就是我党创造性地运用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原则，在党内大力加强德治的崭新实践。从以德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当前我们在党内实施德治着重是要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把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作为抓好德治的根本。党员干部立德的根基在于政治上理论上的成熟。我们要加强德治，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人，使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从根本上增强政治免疫力，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侵袭，经得住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长期执政的考验。

其次，要把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观念作为抓好德治的核心内容。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党员干部修身立德，在最新【精品】范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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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良好的从政道德，即通常所说的“官德”，其本质要求就是要确立崇高理想，增强宗旨观念，并为之而不懈奋斗，把内在的道德要求付之于长期的从政实践，真正做到廉政、勤政、优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和克服以权谋私的错误思想和行为，真正做到立党为公，用权为民。

二、加强法治，构筑党纪国法防线

法纪松弛，对权力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监控，其结果往往导致权力腐败的案件频频发生。因此，在新形势下，要从根本上遏制和防范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仅需要全面加强德治，而且需要全面加强法治，努力构筑牢固的党纪国法防线。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传统，法治基础薄弱，这就更需要我们把加强法治作为一项紧迫任务，不断地健全并严格实施规范权力行为的法规制度，努力使法规制度内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并用以对权力行为实施刚性制约，真正做到依法制权，依法治官，依法行政。从当前来说，着重是要抓好以下主要环节：

一是要强化法治意识。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如何，对党的作风形象和建设法治国家都有着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当前情况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有了明显增强，但同实现法治社会的目标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因此，加强法治，必须从抓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人手，着力使他们深刻理解，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然趋势，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引导他们确立法律至上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权与法的关系，防止和克服权大于法的现象；使他们增强民主平等意识，克服等级观念、特权观念，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带头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党纪政纪条规，并要结合一些典型案例加深理解，增强法纪观念，切实遵纪守法，管住管好自己，以实际行动维护法纪的权威性、严肃性，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二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党员干部是否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是衡量社会法治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应该自觉地以法规制度来规范自己的职务行为，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政令。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党员干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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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办事的素质已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存在问题仍然比较多，如为部门利益而违法违规搞“三乱”、一些部门在起草部门法规过程中搞“法律谋私”或“政策谋私”等。这就需要我们抓住一些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加强查纠监督，力求使党员干部的职务行为纳入法制轨道，真正体现公众的意志和利益，这样才能有力地推进法治，使党风政风不断好转。

三是要强化以法制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减少以至根本遏制权力腐败，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便利、管用的权力制约机制，依法对权力运作实施有效的监督，使之合乎法制规范。为此，必须适当分解并合理配置权力，把决策、执行、监督等三权分离开来，形成相互制衡的关系，切实改变过分集权于个人的状况；规范财权、用人权和重大事项决策权的运作程序，强化对领导干部职权行为的监控机制，对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之类的腐败行为实施重点防范；完善加强事前、事中监督制度，强化对领导干部违法违纪行为的防范预警机制，切实改变监督滞后的状况；加大对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障群众依法行使民主监督的权利，并通过深化政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对权力运作过程的民主监督；进一步理顺监督体制，提高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实际地位，强化纪检监察机关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作用，使之真正能依法制权、以权制权。

三、抓源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措施。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就要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员领导干部即是党政工作的决策者，也是廉政建设的带头人，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一岗双责的使命，一方面要在本职岗位尽职责，另一方面在党风廉政方面尽责任。

一是强化“人人有责”意识.责任制的履行首先决定于责任意识的确立，责任制明确规定，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副职分工负责，部门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二是营造“人人有责”的环境。责任制的落实如果没有一个“人人负责”的良好环境，就形不成好的气候，只能是毕其功一役，见成效于一时。各处室、直属单位紧密结合实际，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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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与年终考核、干部的提拔任用相联系，积极营造“人人有责”的环境。

三是创造“人人尽其责”的氛围。在责任制落实中要大力倡导人人有责、人人负责、人人尽责的氛围。尽责不是简单地说一说、讲一讲，更不是草签一份协议就能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而是要全身心地投入，即要超前教育，及早防范，又要加强监督，严肃惩处。因此，必须将自己的荣辱与责任制履行的成效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手抓好本职工作，一手抓好廉政建设，真正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四、严惩重治，封堵权力腐败通道

注重预防，绝不是要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预防和惩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预防，必须要以惩治作为有力保证。因为只有依靠惩治，发挥法律纪律武器的威力，依法惩处违法乱纪分子，才足以警示世人，做到查处一案，教育一片。面对现阶段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严峻形势，查办腐败案件的工作一刻都不能放松。严厉惩治腐败行为，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形成预防腐败态势的必然要求。只有惩处有力，才能预防有效，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和监督的威慑力。对于腐败案件，必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手软。要健全腐败问题的发现机制，既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举报，又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提高腐败案件的发现率。同时，充分发挥法律、政策、纪律的综合作用，进一步完善对腐败的惩处机制。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成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健康发展。

（编辑/永安）

4.权力腐败问题篇6

__县国税局

惩腐兴廉，整肃史治，是国家兴亡之所系，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消极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遏制的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职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惩治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对新形势下产生腐败的成因进行再透析，并进一步探究反腐败对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贪污受贿，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为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三是个别领导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四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五是有的地区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凡此种种，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二、权力腐败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与蔓延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主观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动摇一部分党员的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

（二）设权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有些是党政交叉任职，削弱了党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二是因人设职，权力设置过多过滥，用人失当也就造成了设权失当。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

（三）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表现为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好人主义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个，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为不规范，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

三、遏制权力腐败的对策

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目前，在立法制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无论什么时候，监督的实施往往受到干扰阻挠，权力主体这种对权力监督的破坏，其

根源在于我们的立法体制对监督的主体和客体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监督的主体在行使监督权时没有受到具体明确的法律保护，监督的对象不接受监督而应承担的后果，也没有具体的法律加以约束。而且监督的程序和实现的方式都缺乏规范，显然这种无法可依的监督必然是苍白无力的监督。因此，必须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监督机关有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扩展监督

机关的权限，明确无论什么人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条件的接受监督。

（二）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

任何人都既是监督的主体又是监督的客体，在监督别人的同时又接受别人的监督，这才是合理的监督机制。但事实上，在一个地方、部门和单位，由于主要领导掌握了决策权，可以通过制定内部监督程序和内容等方法，使监督沿着个人意志方向实施，掌权者掌握了决策权也就掌握了内部监督权，掌权者不仅可以让监督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而且还使得监督者慑于自己的权威不敢进行监督，实际上脱离了监督的控制。权力的过分集中极易导致对权力的滥用，是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权力进行分割和制约是遏制权力腐败的重要举措。一是在不影响主要领导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主要领导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二是根据权力制约原则，调整部门职能分工，合理划分职责权限，形成部门之间、单位之间平行交互监督制约的机制。三是公开行政程序，对行政审批事项、工程招标、人事调配、收入分配等行政事项在实施前公布预定的目标和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公平评估和选择，并且将实施结果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通过合理分权，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防止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强化纪检监察等专门监督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处力度

纪检监察制度是权力监督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邓小平同志强调：“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就是说，专门机构的监督制约是克服权力腐败现象的组织保障。现行的纪检监察体制是实行双重领导体制，隶属于当地党委政府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是以地方领导为主，这无异于形成被监察者领导监察者进行监察的局面，使纪检监察机构的权威大打折扣。例如，有的领导本身就是违法乱纪者，他们不仅不让纪检监察机关插手，而且设置重重障碍。光靠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监察，有些问题，或一些具体性实质问题很难抓住，因为这种远距离的监督，使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隔层次较多，彼此很少接触，导致监督者耳目闭塞，信息不灵。根据现行体制的弊端，应改变管理体制的双轨制，纪检监察机关宜实行垂直领导，这样有利于避免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纪检监察机关的干扰，从而使纪检监察机关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使之成为一支训练有素，思想作风过硬，懂政策法律和技术的队伍。纪检监察干部要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慨，坚持不懈地同权力腐败作斗争。

（四）强化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表达具有普遍意义的意见。以舆论的方式对政府公务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监察和督促，是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倡导的。邓小平同志认为“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时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从报纸批评的效果看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有时比有形的监督更具有威慑力。自下而上，随时曝光，无须受命，不畏权势，是揭露和打击腐败最为有效的形式之一，也是权力监督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一是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广泛的监督。因为腐败行为世人深恶痛绝，只有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公众的广泛监督，对腐败的制约才能形成巨大的威力。二是导致腐败者下台。腐败者的职位再高，权力再大，一旦丑行公诸于世，就很难再冠冕堂皇地出入于官场，即使有后台，有人保，其官运也在劫难逃。三地督促各类官员洁身自好，媒体曝光，会使官员威信扫地、臭名远扬，绝大多数官员对此会不寒而粟。而且新闻媒体的触角异常敏锐、广泛，许多难为执法部门所知的丑闻，却大多逃不过新闻记者的眼睛，而且，他们不留情面，一般不会发生有关部门的官官相护现象。为此，应尽快出台等保障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的权利。只有从法律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等，才会使舆论监督避免过多的人治色彩影响，避免那些变了质的、有权势的领导给舆论进行不必要的干涉，才能使舆论监督真正发挥朱总理在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所说的“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功能，才能有效地补充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的不足，才能使舆论监督更有效，更广泛地开展。

（五）强化对用人权的监督

权力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施的，权力的腐败是运用权力的人的腐败。要制止权力的滥用，必须解决好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为公众服务的，以往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存在着神秘、封闭、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权力产生的过程不知情、不了解，导致一些动机不纯的人钻空子，通过不正当途径谋取权力，使一些优秀人才不能脱颖而出。要改变这种现象，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直选、竞争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一些国家公职人员进行公开招聘，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标准。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主要领导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因为把具体的权力具体授予什么人行使，这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权力。而由于授权者的这项权力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就无法想象，所以说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此，对于任用失误，授权错位的人，一定要实行失察追究制，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

权力腐败是古今中外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有它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短时期内无法消除而等闲视之，否则祸国殃民。历史上有因权力腐败而亡国丢权的教训，这同样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努力遏制权力腐败的警示。

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有效性探究篇7

一、中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反腐倡廉工作在法制化轨道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通过有关惩治腐败方面的法律、决议和决定有200多种。国务院也制定了30多件行政法规, 特别是党内还制定了各种专门的党纪、党规。经过多年努力, 中国目前基本建立了制约权力腐败的法律制度体系, 为有效遏止权力腐败的蔓延起到了极为主要的作用。但是, 目前权力腐败问题依然严重, 甚至出现高发态势, 并呈现出团体化、高官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和新型化等新的特点。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还有许多公权力没有真正纳入法律轨道, 仍然游离于法律之外, 不受法律约束, 犹如无缰的野马, 肆意妄为, 腐败侵权。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法律本身不管用, 是一张“漏网”, 没有对权力作出有效的规范约束, 甚至成了“恶法”, 沦为权力腐败的“挡箭牌”和“保护神”。

二、权力腐败法律制约失效的主要表现

目前, 中国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失效主要可归因两方面因素, 一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现实法滞后于层出无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二是法律本身存在严重不足和缺失, 并且就实际情况看, 后者是主要因素。

1. 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

中国宪法第2条和第41条分别规定, 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 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 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此可见, 中国任何公共权力都是人民依法授予的, 理应按照法律规定行使和接受法律的监督。但由于缺乏公民权利监督公共权力的有效制度机制设计, 当人民依法授完权力后, 权力好像就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了, 不再受人民权利的监督。公民的申诉、控告和检举权无法实现, 权力腐败得不到及时有效查处。

中国宪法第5条还规定,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 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但中国目前客观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受监督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的权力常常游离于法律之外, 不受监督。从纵向上看, 虽然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 都设立了纪委和监察部门, 但由于都是下级监督上级, 从现实情况看, 基本起不到监督作用。从横向上看, 中国实行党领导下的议行合一政治制度, 实行立法监督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对分工, 各司其职, 互相监督, 相互制衡。但实际上由于立法监督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缺乏有效的制衡制度机制, 导致行政权一权独大, 立法监督权和司法权难于发挥有效制衡作用。

2. 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

目前, 中国虽然制定了惩治职务犯罪的专门刑事法律规范, 也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的若干党内规章制度, 但从目前中国惩治腐败的法律和政策制度来看, 对权力腐败的惩治力度明显不足, 腐败成本远远低于腐败收益, 助长了权力腐败发生。正如马克思断言:“有20%的利润, 资本就会萌动;有40%的机会, 资本就会冒风险;有100%的机会, 就甘愿承受被绞首的风险;有200%的机会, 就会践踏任何法律。”[2]权力腐败何尝不是这个道理。比如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包养情妇等等, 往往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规定, 加之处罚力度极轻, 甚至作为个人道德作风看待, 而不受法律追究, 长此以往, 导致官员思想腐败堕落, 最终滥权腐败。又如官员不如实申报财产的, 最重处罚也就是被免职处理, 并不需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并且目前的申报也不向社会公开, 社会公众无法对其依法监督。因此, 这样的规定往往形同虚设, 对那些占有非法巨额财产的官员无法起到法律威慑和约束作用。如云南省楚雄州原州长杨红卫非法拥有23套房产 (其中6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3]。直到东窗事发, 被立案查处时, 这一腐败行为才得以暴露。

另外, 中国关于惩治权力腐败的刑法规定弹性太大, 存在无限的自由裁量权。比如中国刑法第383条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规定,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死刑, 并处没收财产。”“犯受贿罪的, 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 依照本法第383条的规定处罚。”由此可见, 贪污、受贿100万、1 000万和1个亿, 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刑, 自由裁量权完全在法官手上。这就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巨大空间和可能性, 陷入了惩治腐败的同时又导致了新的权力腐败的恶性循环。

3. 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网络立法严重缺失。

目前, 中国网民总数已达4.7亿。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网上发表意见、反映问题, 监督各级官员。近年查出的周久耕案、韩峰案等, 就是广大网民运用网络, 成功将贪官“网罗其中”的典型案例[4]。然而, 中国目前并未就网络等新型媒体公民监督进行专门立法。目前监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如中纪委也将网络举报作为一种有效的查处案件线索的重要途径, 许多地方政府和国家部委等也设立了省长、部长、市长、县长等网上举报电子信箱, 甚至开通了“12345”热线等等, 但这些渠道往往是不畅通的, 不管用的, 甚至根本无法通过这些途径反映问题。这恰恰引起了公众对政府诚信度的质疑。

三、强化权力腐败法律制约有效性的具体途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存在众多法律、法规不等于实现了权力腐败的有效法律预防和制约。针对目前中国权力腐败法律制约有效性的严重不足, 应结合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 强化权力腐败法律制约的有效性制度建设。

1. 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腐败法律制约制度机制。

由于腐败是权力和私欲两者相结合的一个产物, 那么, 遏止腐败的途径就得有两条:一条是道德途径, 即通过限制私欲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另一条是法律的途径, 即通过约束权力来限制私欲的膨胀。无数实践证明, 单纯依靠道德教化来遏止腐败是靠不住的、不管用的唯有法律对权力的约束才是持久的、可靠的。因此, 必须在不放松道德教化的同时, 着重建立、健全制约权力的法律制度机制[5]。因此, 针对中国目前下级监督上级的监督制度设计失效的状况, 应建立上级党委政府纪检部门监督下级党委政府的制度模式, 并在全国实行垂直管理, 在人财物等方面与同级党委政府完全脱钩。针对现实存在的特权, 应加强公权力立法规范, 将一切公权力毫无例外地全部纳入到法律轨道上, 使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程序上正常运转。

2. 制定国家公职人行为规范和财产申报法。

官员财产申报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一项重要措施, 财产申报制度是一项强化官员廉洁自律、有效规范官员行为、预防官员腐败的基本制度。迄今为止, 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官员财产申报已经立法。比如, 澳大利亚《公务员行为准则》、美国《政府道德法》、菲律宾《公共官员与雇员品行和道德法》等, 都有关于官员财产申报的比较全面的规定[6]。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 结合中国实际, 应将目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 (境) 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政策制度上升为国家立法, 制定《国家公职人行为规范和财产申报法》, 根据包养情妇、公款吃喝、隐瞒不报财产数额大小、隐瞒事项的严重程度等主要因素, 规定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严格法律责任, 直至承担刑事责任, 并且规定申报结果要全面、及时、准确地向全社会公开, 接受社会监督。唯有如此, 才能大大有效提高权力腐败的成本, 才能有效遏制形形色色的权力腐败发生。

3. 制定畅通有效的网络舆论监督法律制度。

目前,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流沟通方式。互联网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及时便捷性等特点,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人们观念的改变都有巨大影响。作为重要的政治法律问题, 反腐倡廉也深受互联网的影响。近年来, 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通过微博平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 及早发现问题、处置问题, 构建了一个广泛参与、有序互动的微博舆论新环境, 使微博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官民关系的“润滑剂”。诚然, 中国目前正处于权力腐败的高发期, 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联网的舆论监督作用, 就必须加强互联网监督立法。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宽松环境, 它的技术特点使得它更自由, 有利于舆论监督, 而且由于互联网受众甚多, 影响范围极广, 从而也更能增强政府的廉政压力。互联网的互动性也加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感。所有这一切, 对于反腐倡廉都大有好处。事实可能由于互联网的发展, 而对中国反腐倡廉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因此, 应制定以互联网等新型媒体为载体的舆论监督法律制度, 使网络监督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 真正发挥网络反腐的极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塞缪尔.P.享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林韵诗.楚雄原州长23套房6套在澳洲[N].京华时报, 2011-08-03.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从怎么看到怎么办?[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1.

[5]刘金国.权力腐败的法律制约[J].中国法学, 2000, (1) .

论腐败现象的权力监督篇8

摘要：在论述了权力监督的重要功能、主体和主要对象之后，分别从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工会监督、舆论监督这四个角度分析了腐败的权力监督方式。

关键词：腐败；权力监督；监督方式

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利用公共权力非法谋取私利的行为。腐败发生的主体是各级领导干部，危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腐败现象也层出不穷。产生腐败现象的一个主要动力就在于权力过剩。权力具有两重性，它既可以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也可以用来为掌权者个人或小集体谋私利。权力的两重性表明，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的潜在的可能性。权力的腐败是对权力的滥用。要防止权力的蜕变和腐败，就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1监督的主体和主要对象

1.1监督的主体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党只是代表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意味着全体人民都是监督的主体，都有权行使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行为的监督。

1.2监督的主要对象

《中国共产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作了明确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作为主要监督对象，是由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以及我党提高执法能力的要求决定的。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领导活动中居主导地位，是关键角色，起决定性作用，他们是保证党和国家权力正确行使的关键。因此，对他们加以监督，防止他们腐败变质是权力监督的重点。

2监督的主要方式

2.1党内监督

第一，认真执行党内各项监督制度。

强化党内监督，必须认真执行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规章和法规，全面加强实行党内各项监督制度。

第二，充分履行纪委监督职能。

党章规定：纪律检查委员会可以对同级党委及成员实行党章规定范围内的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因此，各级党组织，党员以及党的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同时，各级纪委要充分有效地行使党章赋予的权力和职责，认真履行监督职能。

第三，加强巡视监督。

巡视是我们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巡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举措。巡视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经常性的监督，从而对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民主集中制、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廉洁自律、干部选拔任用、重要项目或工程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2群众监督

第一，要着眼于培养和提高群众作为监督主体的素质。因为监督主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监督成效的好坏。人民群众由于受教育程度等情况的差异，各自的素质不一，要发挥群众监督的作用，必须提高群众的整体素质。

第二，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执政理念，自觉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及时纠正自身问题和错误。

第三，落实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积极推行政务(厂务)公开，对涉及“权、钱、人”以及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能公开的要公开，接受群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