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共8篇）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篇1

（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担责）

案情：

2007年8月1日，原告冯XX通过被告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中心支公司保险代理人李XX与被告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对其所有的鲁XXXX “时代”XXXX中型自卸货车一辆投保了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险种，双方约定：新车购置价70000元，盗抢险保险金额6.153万元，车辆损失险7万元，保险期限自2007年8月1日起至2008年7月31日止，发生全车损失的，免赔率为20％。保险单和机动车盗抢险条款第五条第（九）项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机动车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或号牌，或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合同签订后，2007年9月20日车辆年检期限到期，原告未再报请检验。

2008年7月4日下午，原告停放在XXX院内的鲁XXX车辆被盗。原告于次日和7月8日向XX县公安局报案，该车至今尚未追回。同年7月24日原告告知被告车辆被盗。2009年1月14日被告以出险车辆未年检为由拒绝赔付。原告遂向XX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XX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冯XX与被告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依法订立，具有法律效力。被告作为保险

人，当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有义务依照合同约定赔付保险金。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在于被告是否就本案所涉机动车盗抢险免责条款向原告进行了明确说明。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就保险合同中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是保险人的告知义务，而非权利，不履行明确说明义务，自然不能享有免除责任的权利。

XX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被告XX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中心支公司赔付原告冯XX保险金

4.9224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解说：

生活中，保险人为增加保险业务量，普遍存在不向投保人说明免责条款内容和含义的现象，因此被判决承担保险责任的案件并不鲜见。本案就是一件典型的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引发纠纷的保险合同案件。保险法（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是保险人的告知义务，而非权利。该条虽然规定了保险人的明确说

明义务，但对说明的范围和方式没有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一个批复（非正式司法解释）中提到：“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本案原、被告通过保险代理人李XX签订的保险合同，签订合同时，是否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车辆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条款，明确告知原告，保险代理人李XX最为了解。李XX为被告的保险代理人，被告能够提供其证言予以证实，但被告拒不提供，被告主张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证据不足，应当判决被告承担保险责任。判决后，双方均没有上诉，被告履行了给付保险金义务。

附有关法律条款：

第十条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第十八条 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二十四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篇2

一、保险合同纠纷的主要特征

除了具备合同纠纷的一般特点外, 因为保险的特殊性和专业性, 保险合同也具备独有的特征。

(一) 保险合同纠纷较为复杂性

由于保险合同自身的特殊性, 保险合同一般涉及到多方的关系人, 同时在保险的不同阶段以及保险合同的各部分内容上都可能出现纠纷, 因此保险合同纠纷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纠纷主体和纠纷内容上。在纠纷主体上, 由于与其他合同关系不同, 保险合同关系涉及到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等, 因此不同关系人之间都有可能产生合同纠纷, 都有可能成为纠纷主体。在纠纷内容上, 不同保险人之间有可能在承保、理赔、退保、投保资格、保费及支付等许多问题上产生矛盾, 其中以理赔纠纷最为常见。由此可见, 与一般合同纠纷相比, 保险合同纠纷具有复杂性特征。

(二) 保险合同纠纷专业性较强

就单个保险合同而言, 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 保险人履行合同与否取决于事件是否发生, 这一特点决定了保险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的不确定性, 从而有别于一般的基于等价有偿原则的合同。另外保险合同上的条款大多由专业性的词汇和语句组成, 有着专业性的解释。在保险合同的解读上出现分歧时, 就很可能导致保险合同纠纷。再者, 保险合同也具有较强的跨学科专业性, 涉及保险学、统计学、人口学、法学等若干专业学科。保险合同中的费率釐定是基于专业的保险精算基础之上, 因此在费率方面产生的保险合同纠纷颇具专业性。

二、保险合同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缺陷分析

由于保险消费者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途径了解不多, 通常要么最后不了了之, 要么就通过诉讼的途径来解决。司法解决机制固然是解决纠纷的一种可行途径, 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彻底性等优势, 是目前最常用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方式。但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中, 司法解决机制也显现出自身的一些缺陷。

(一) 消费者角度

对消费者而言, 诉讼程序过于繁琐, 需要很高的综合成本投入, 这也是许多消费者对维权望而却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 诉讼具有严格的规范性, 这使消费者面临着巨大的举证压力。另一方面, 诉讼费用高昂, 这使得消费者经济状况受到较大压力。另外诉讼还存在延迟问题, 整个诉讼过程耗费时间长, 无法解决消费者对赔偿金的燃眉之急。

(二) 保险人角度

对保险人而言, 诉讼也并非是解决纠纷的完美途径。一方面诉讼对保险公司带来较大的负面舆论影响, 无论诉讼结果如何, 保险公司都将面临着公司形象上的损失。另一方面, 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 法院在审理保险纠纷案件时通常具有倾向性, 这就使保险公司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很可能受败诉而遭受经济损失, 同时应对诉讼的过程也将增加保险公司的运营成本。另外, 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对保险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行业形象和消费者信任都很可能因为诉讼导致的社会舆论而受损。

(三) 社会角度

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具有高度专业性, 法院在处理保险诉讼案件时会有许多问题难以认定。一方面这增大了法院处理这一类诉讼时的压力, 导致法院司法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受限于专业能力, 法院也可能给出不合理的处理结果。大量的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增加了法院的司法成本, 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的处理失当也可能加剧诉讼双方的矛盾, 引发更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三、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优势分析

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是区别于司法程序之外的各种解决纠纷的方式, 主要包括谈判、调解、仲裁等多种形式, 出现于雇主与雇员的劳资谈判中, 之后渐渐在各种纠纷处理中得到很好地应用和发展。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自愿性、灵活性、高效性和经济性的特点, 这使得它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的应用上存在着许多优势。

(一) 快速化解矛盾, 尽早解决纠纷

和司法解决机制相比, 司法外解决机制具有灵活、高效的特点。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 可以给出当事人双方都较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迅速解决纠纷, 让被保险人尽快挽回损失。另一方面, 司法外解决机制一般是非公开的, 相对而言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舆论, 也便于保险人树立起良好形象。

(二) 重塑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司法外解决机制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解决方式, 通过当事人双方的积极沟通和解来达成纠纷的解决, 从而可以避免因诉讼而导致双方的关系恶化。纠纷的司法外解决有助于维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也有助于保险公司的形象维护和客户关系维持。

(三) 有利于未来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保险业的发展和良好的行业形象是密切相关的, 司法外解决机制的灵活高效可以迅速有效地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避免过多诉讼案件对保险业造成不利影响。

四、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国际借鉴

(一) 德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为了提高保险纠纷的解决效率, 德国设立了保险投诉局。保险投诉局是一个具有法人资格的民间组织, 其运营资金由加入组织的保险公司提供。保险投诉局有自己的程序规则, 由保险投诉官负责解决纠纷, 对于低于一定金额的纠纷保险投诉官的决定具有最终效力, 双方必须遵守。德国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某类纠纷须先由其他调解机关进行处理, 调解未成功的才可以起诉。保险投诉局被认可为“其他调解机关”, 说明其在司法外解决机制中有着重要地位。

(二) 瑞典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瑞典十分注重司法外解决机制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应用, 一些行业性组织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保险合同纠纷方面, 其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个人保险委员会和患者保险协会两种。个人保险委员会是由瑞典保险联合会设立的专门负责涉及保险赔偿纠纷的行业组织, 其运营费用由各个保险公司承担。保险消费者在跟保险公司交涉遭拒绝后可选择由个人保险委员会处理。其处理意见没有法律约束力, 仅具有参考价值, 但实践中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患者保险协会则主要负责医疗事故发生后的纠纷处理, 其裁定同样没有法律约束力。以上两个协会都能迅速高效地处理纠纷, 且对消费者的投诉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尽管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 但大部分保险公司都能遵守裁定结果。

(三) 英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英国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 主要由金融服务局负责。《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制定将原先承担这一职能的保险投诉局纳入金融服务局之下, 由其统一对金融业和保险业进行管理监督, 法律规定所有保险公司都必须成为今日服务局的会员并承担其运营费用。保险消费者与保险公司发生纠纷并交涉未果后, 可以向金融服务局提起投诉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金融服务局一般按照和解、裁定、仲裁等步骤来解决纠纷, 其对10万英镑以下的保险纠纷的裁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现状概述

目前, 我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 消费者协会调解

消费者协会在纠纷解决中能起到较大的作用, 其具备经济性和效率性的特点。但由于保险的专业性, 而消费者协会中缺乏保险领域的专家, 同时缺乏透明严谨的程序, 因此消费者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二) 仲裁机构仲裁

我国的仲裁机关主要解决民商法上的合同纠纷, 保险合同纠纷也在其处理范围之内。虽然仲裁具有专业性和高效性, 但由于保险合同中对仲裁的规定大多落于形式, 且仲裁机构又仅设置在地级城市, 因此鲜少有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保险合同纠纷。

(三) 保险监管部门的行政解决

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具有处理保险消费者投诉的职能, 虽然存在保险监管部门对有关保险合同纠纷的投诉不予以受理的规定, 但实践中仍有对这一类投诉的处理。作为行政机关, 保险监管机构还是难以直接对保险合同纠纷在实体上进行调节, 只能通过对保险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行政处理, 因此其纠纷处理能力十分有限。

(四) 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或调节

为了提高保险合同纠纷处理的效率, 减少纠纷解决的成本, 我国开始在各地的保险行业协会建立保险合同纠纷处理机制试点。然而目前各个试点的纠纷解决机制缺乏统一性, 特别在人员组成、运营费用、纠纷解决程序、审理方式、裁定效力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规定。若要保险行业协会在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则应该对这一司法外解决机制加以改革, 使其早日趋于成熟。

六、对完善我国保险合同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建议

从国际上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经验看, 我国可以对目前保险行业协会的仲裁调解机构加以改革, 建立一个具有高效性、经济性、公正性、及时性的司法外解决机制。

(一) 建立独立、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

为规范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我国应当由保险协会牵头组织、保监会负责监管, 建立一个在运行上完全独立、规则统一的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构。对机构设置、人员组成、运营费用、解决程序、裁定效力等方面进行规定。以此推动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快速发展, 提高机构的权威性和消费者的信赖度。同时, 为了保证机构运营的独立性, 鼓励更多非政府组织介入, 逐步削弱政府机关参与调解工作。

(二) 方便保险消费者通过司法外解决机制解决合同纠纷

借鉴国际上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应当为消费者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纠纷提供便利。在发生纠纷并与保险公司交涉未果后, 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出投诉。同时, 应当对消费者的投诉免收费用, 由保险公司来提供纠纷解决机构的运营费用。

(三) 优化司法外解决机构的人员设置

在解决保险合同纠纷时, 需要更多律师、保险领域的调解员、仲裁员及专家参与其中, 并尽量弱化调解机构与保险公司之家的关联关系。另外, 纠纷解决人员中应当有消费者利益的代表, 这一人员可由消费者协会负责推荐。

可见, 司法外解决机制对保险合同纠纷的解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和保险消费者、保险公司以及保险业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 建立有效、独立的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构是解决我国目前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困扰的当务之急, 也是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项重要举措。

摘要：传统的诉讼方式在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而司法外解决机制有着高效性、经济性、专业性等特点。本文在借鉴国外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经验基础上, 结合我国司法外解决机制现状, 对我国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外,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陶建国.国外保险纠纷诉讼外解决制度分析[J].保险研究, 2010, (02) :106—110.

[2]孙蓉.我国保险合同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J].保险研究, 2010, (12) :108—114.

[3]王佳颖.建立保险合同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探讨[J].中国保险, 2012, (11) :27—29.

[4]唐余.我国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制探索[D].西南财经大学, 2007.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篇3

摘 要 本文通过阐述保险合同与一般合同的共性以及其自身的特性，结合保险产品的特点来说明目前我国的保险合同法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利用《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去解决保险领域的一些争议。

关键词 保险学 合同法 保险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自1995年通过并施行后，对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规范和促进作用。最新的《保险法》是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修订通过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保险法的滞后性越来越明显，亟待完善。在保险领域中，保险合同是最为重要的部分，它属于合同法的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合同，为了解决保险纠纷，完善保险合同法是很有必要的，而保险合同的内容在很大程度是是依赖于合同法的。目前，我国的合同法和保险合同法都处于发展阶段，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磨合和完善。保险合同法作为合同法在保险领域的重要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合同法与保险学的关系

“合同”是一种以确定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协议。合同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而产生，其本质是商品交换的工具，是保障交换的法律形式。合同订立的原则是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和公序良俗，从狭义的角度来讲，它所规范的是债权债务关系。

保险是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它通过对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以合同的形式，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人的损失，实现保险购买者风险转移和理财计划的目标。

保险产品是一种无形的商品，投保人只能根据很抽象的保险合同条文来理解其产品的功能和作用。保险产品的这个特点，就决定了保险合同在保险领域的重要地位。

保险学是一门非常具有综合性的学科。保险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都以民法和合同法为依据。

二、合同法与保险合同

（一）保险合同的特性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合同分为不同的种类。保险合同属于合同的一种，因此它具有一般合同共有的法律特征，但是，因为保险产品本身的特殊性，保险合同又有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性：1.双务性：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负有按约定缴付保费的义务，而保险人则负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但保险合同与一般的双务合同又有不同。在一般的双务合同中，除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以外，双方应同时对等给付。而在保险合同中，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才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2.射幸性：保险合同履行的结果建立在事件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基础之上。3.补偿性：保险人对投保人所承担的义务仅限于损失部分的补偿。4.条件性：只有在合同所规定的条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才履行自己的义务；反之，则不履行其义务。5.附和性：大部分的保险合同为格式条款，具有附和合同的性质。6.个人性：保险合同所保障的是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本人，而不是遭受损失的财产（主要在财产保险中）。

此外，保险合同与一般的合同相比还有很多的特殊性，比如，一般的合同不需要合同的当事人履行完全告知的义务，即是否完全告知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是，由于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投保人在投保前必须向保险人报告已经存在的事实或情况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情况。

（二）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

合同的解释是指当事人对合同的理解发生争议时，根据合同的词句、合同的目的、交易的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等，来确定有关合同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行为。合同解释的对象是合同中有争议的条款。

《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为：1.文义解释原则：即按照合同词句的通常意义进行解释，是一种客观的解释原则。2.目的解释原则：根据合同的目的来解释有争议的条款，通过解释，是合同的内容、文句等等符合合同的目的。3.整体解释原则：把合同的全部条款看成一个整体，从各个条款的总体联系上阐明有关争议合同条款的真正含义，而不是拘泥于个别的文句。4.习惯解释原则：指当事人对合同的条款有疑义时根据习惯或惯例所做的解释。5.有效解释原则：指对合同发生效果进行的解释。6.历史解释原则：指根据当事人交易过程中的事实材料来解释合同。7.不利于条款拟定者的解释原则：指对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做出的对条款拟定者不利的解释。8.诚实信用原则：在解释有争议的合同条款时，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从公平合理、兼顾当事人双方利益的立场出发来确定合同条款的含义。

《合同法》中所规定的这些合同解释条款，在保险合同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就不利于条款拟定者的解释原则而言，正是因为保险合同大部分为格式合同，有很强的专业性，保险人掌握保险技术和业务经验，而投保人往往不熟悉保险业务，很难对合同的条款提出异议，因此，为了避免保险人利用其有利地位，侵害投保方的利益，保险合同法中使用这一原则，通过做出有利于保险人的解释来解决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争议。

但是，我国的在保险合同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解释还有很大的漏洞，这些都可以借助于《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解释原则来予以解决。比如涉及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无法确定先后顺序，保险金应如何给付的问题，究竟应当将保险金给付给投保人的继承人呢还是应当给付给受益人的继承人？对此，我国保险法并无明确的规定。我国有关继承法的司法解释中共同死亡的继承原则，是基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存在的法定权利义务关系规定的，并不能适用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继承人享有对被继承人财产的继承权与其对被继承人生前所尽的义务是对等的，而受益人的受益权源于被保险人或通报人的指定，因此不能以继承人和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衡量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依据《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释的有关规定，是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如果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无法证明死亡的先后顺序，若推定被保险人先于受益人死亡，则保险金归受益人所有，由于受益人也已经死亡，保险金就成为受益人的遗产，由受益人的法定继承人继承。这种结果，使得保险金可能由与被保险人关系非常疏远甚至没有什么利益关系的人所得，违背了投保人为自己的利益或者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投保的初衷。根据《合同法》中关于合同解释的目的解释原则，投保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显然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当出现上述争议时，应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被保险人死亡在后，保险金应给付给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关于保险实践中的很多争议都可以参考《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释原则来进行解决（前提是对合同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

（三）保险合同的转让

合同的转让，是指在不变更合同内容即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将合同规定的权利或义务或权利与义务转让给第三人。

合同債权让与的构成要件：1.须有合法有效的债权存在。2.合同权利的转让须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达成协议。3.让与的债权须具有可让与性。我国《合同法》一方面肯定债权让与的作用，同时也对债权让与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下列债权不可成为债权让与的标的：①依照债权的性质不可转让。这主要是因为此种权利只能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有效，否则就违反了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②当事人特约禁止转让的债权。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则，当事人约定禁止转让的债权不得转让。③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4.债权让与须通知债务人。《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保险合同中的合同转让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具有个人性，即保险合同所保障的是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本人，而不是遭受损失的财产。由于个人的禀性、行为等将极大地影响风险标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因此，保险人在审核投保人的投保申请时，必须根据各个不同的投保人的条件以及投保财产的状况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抑或是有条件的接受投保。保险合同的这一特性表明，投保人在转让自己的财产的同时，不能同时转让其保险合同，除非经过保险公司的同意。所以，除了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以外，大多数财产保险通常都规定，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将标的物转移他人而未取得保险人的同意或批准的话，保险合同的效力终止。不过，这一规定侧重要求获得保险标的的物的人履行批准手续，并未排除保险利益可随保险标的物的让与而转移的情形。

但是在人身保险合同当中，我国的保险法对合同的转让以及保单所有人对保单所拥有的权利所作出的规定并不完整。我国保险法规定保单所有人有变更受益人和领取退保金的权利，但是，只要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不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是否仍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都可以获得保险金，这其中不会有道德风险的产生，因此，笔者认为，应规定保单所有人可以自由转让保险合同，也可以用保单作为抵押品进行贷款或在保单现金价值的限额内申请贷款。

（四）保险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概念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所发生的法律后果，狭义概念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

《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生效的要件为：1．合同当事人签约时必须具有相应的缔约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

《合同法》中所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为：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③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④损害社会公共利益；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①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②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在保险合同中，由于保险产品本身的特殊性，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还有很多，由于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我国的保险法规定保险人有说明义务，投保人有如实告知义务，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中合同无效情形的第③条，投保人应该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向保险人保证做或不做某事，或保证某种状态存在或不存在，并且对目前所存在的事实或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毫无隐瞒的向保险人作出口头或书面的陈述，否则的话，投保人很有可能通过订立保险合同，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从而促使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是这些条款所保障的都是保险人的利益，国外的保险法中一般还包括弃权和禁止翻供，所谓弃权，是指合同的一方自愿放弃其在保险合同中可以主张的权利，所谓禁止翻供，是指合同的一方即以放弃其在合同中的某项权利，日后就不能再向另一方主张已放弃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可以很好的保护投保人的利益防止保险人以欺诈的手段欺骗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却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以合同无效为由拒绝赔款。

三、结论

综上，我国的保险法中目前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以及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保险合同部分的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实践中的一些争议，很多是可以参考《合同法》中有关的规定进行解决的，由于保险合同中的保险利益以及施救费用的计算等等问题与《合同法》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本文并没有涉及，但是其中存在缺陷部分的完善也可以在《合同法》中找出相应的理论依据。我国的保险法应尽早加以完善，以促進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长青.合同法(第一版).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6.

[2]孙祈祥.保险学(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借款保证保险合同案例 篇4

11月15日，郭某与H银行签订了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约定郭某为购买汽车向H银行贷款，贷款金额为23.7万元，贷款期限为5年，月息率4.4175%，每月还款额为4505.24元，逾期还款按照逾期本金余额和逾期天数以日计收0.21%的罚息，并对逾期支付的利息计收复利。

月23日，郭某向C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约定被保险人为H银行，保险期限从年11月24日至11月23日止，保险金额为23.7万元。

合同签订后，郭某未能按约定履行还款义务，C保险公司履行保证保险责任，2月，H银行与C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结案协议书及保证保险权益转让书，双方核定此次保险事故保险赔偿金额为139498.86元，C保险公司已先行赔付。后郭某并未偿还C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的金额，故C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郭某偿还该公司代其偿还的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各项费用139498.86元。

失业保险金纠纷案例分析 篇5

彭某某系某企业单位职工，因年满60岁，于2000年10月30日经批准办理退休手续。因其所在单位暂无人接替彭某某的工作，单位将彭某某聘用回去担任原工作。起初单位代彭某某领回的退休金发给彭某某，聘回的待遇照本单位在职同等 职工工资发给。

2001年元月20日，彭某某与单位签订了《暂时留用彭某某的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此协议第二条规定：“乙方留用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与在职职工一样享受。”全文未涉及彭某某的养老金问题。签约 后，单位按《协议》第二条规定办理。每月发给彭某某工资500余元后增至600余元，另发奖金100元。彭某某的退休修养老金单位支配，未发给彭某某。单位口头对彭某某说：“单位困难，不再聘用彭某某时返还彭某某。”2003年6月30日终止《协议》时，彭某某要求单位返还养老金。单位拒绝。并称：发给彭某某聘用期间的每月工资已包括了养老金。彭某某诉至法院，要求单位返还32个月的养老金16568元。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篇6

【内容摘要】根据对**县法院两年来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审理情况的调研，总结两年中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主要情况和案例特点，对审判实务中存在和出现的若干疑难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这些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交通保险 审判实践

近些年，随着我国进入汽车时代，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已经成为民事案件中数量增长最快、法律关系复杂、处理难度较大的案件类型。虽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只是侵权案件的一种类型，但在审理中，往往涉及到《侵权责任法》中的绝大部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侵权法与保险制度结合较为紧密的情况下，如何妥善处理侵权责任制度与保险制度之间的关系；应当采用何种标准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如何兼顾权益保障和行为自由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的类型和范围；如何在实现《侵权责任法》填补损害功能的同时，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私法手段实现公法目的，从而保证法律体系的统一与协调；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前提下，如何设计更具有效性的一次性解决纠纷机制，实现案结事了，保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问题不仅是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侵权法、保险法的基本问题。

如何解决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华人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章专门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该条文规定提升了法律规范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紧以该章的六个条文仍然难以涵盖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纷繁复杂的情形。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基于对法律规范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也出现了裁判依据不统一、裁判尺度不规范等影响法律统一适用的情形。为此，笔者就我院两年内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的案例进行了调研，形成如下报告。

一、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主要情况和案件特点。

笔者就修正后的保险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与适用》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情况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笔者深入到本院民一庭、审判监督庭等部门，有选择性地就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与资深法官进行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并对本院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以及对本院两年年来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统计情况及表现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2010年至2012年，我院共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169件，其中判决158件，撤诉4件，调解6件。在审理这些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过程中，表现出保险公司普遍不同意调解，调解率级低，故这类案件绝大多数是以判决方式结案，且上诉率较高。从受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看出所呈现三大特点是：

（一）撤诉、驳回起诉少。两年来，我院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原告撤诉的仅有4件，占审结的169件的0.24%，驳回起诉率为零。统计表明，即使事情清楚，责任明确，原告依然坚持起诉，而保险公司坚持既定理赔思维和理赔标准，不愿意通过协商达成调解意愿。

（二）判决的多、调解的少。（1）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调解结案的为6件，占审结的3.5%，调解率极低，低于民商事案件的平均调解率，审结的案件判决158件，占审结169件的94%，且在各类保险合同案件中判决率呈现逐年上升势头。这表明，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除级少数能够调解外，由于双方当事人对抗较为激烈，造成调解难度不断加大。（2）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少，在基层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强于机关业务庭。两年来按照简易程序仅占审结的 31%，按普通程序结案占审结69%，在基层法庭，按照简易程序基本能占审结的50％。

（三）诉请金额逐年增大、审限意识良好。根据统计数据看，我院两年中所受理道理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上升幅度达到了173.1%，但近两年来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超审限率为1.31％，低于省高院所规定的3％标准，这体现了我院近两年来在各类案件审理中，严格执行法律规定，保证了案件的及时审结，加大了对案件审理期限监督、管理和规范的力度。

总的来看，我院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果较好。但调研中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对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涉及保险法相关业务存在不同的认识，这些基于理论认识不同，在理解和适用法律上产生了一定的争议，从而导致案件处理存在失误，影响了案件的质量。二是执法尺度极不统一。从调研的典型案例重点分析来看，存在着同样案例，在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上出现不同的的判法。

二、从调研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和意见。

笔者从八件不同类型的道理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发现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并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仅供参考。

（一）关于被侵权人所主张的伤残鉴定费法院能否予以支持的问题。

针对此问题，案例呈现的判法是，如果被告是财产保险公司，不予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348号判决书，如果被告是太平洋保险公司，则应予以支持，比如（2012）旬民初字第00113号判决。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承担伤残鉴定费的问题，笔者认为，不应区别保险公司的类别，如果判决支持了受害人的伤残赔偿金，就应当判决保险公司承担鉴定费，理由如下：第一、《交强险保险合同》第八条第二款约定的保险责任内容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条款以列举的形式对保险责任做了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未能将“伤残鉴定费”列入其中。那么，仅就该约定，是否就能认为保险公司不承担伤残鉴定费？分析认为，《交强险保险合同》第一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条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未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即保险责任的赔偿内容做明确的规定，而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中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但可惜的是，某前我国尚未就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制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审理中涉及赔偿的项目和标准只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作为确定赔偿项目及标准的依据。而《人损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可见，《人损解释》也未能将“伤残鉴定费”规定其中。这是否就可以据此认定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因无法律规定应由受害人承担呢？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有两点，一是因为《人损解释》之所以未将伤残鉴定费单独列入其中，是因残疾赔偿金包含了伤残鉴定费，伤残鉴定意见书是计算残疾赔偿金的依据，无伤残鉴定费的发生，就没有伤残等级的认定意见及残疾赔偿金的产生；二是《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当然适用《人损解释》的规定，理应将“伤残鉴定费”包括在残疾赔偿金的范畴中。第二、《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第十条第一款

（四）项规定：因交通事故产生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和垫付。依据此条约定，是否能将“伤残鉴定费”划归“其他相关费用”从而免除保险公司的责任呢？下面我们同样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1）《交强险保险合同》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而制定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对保险公司的免责作出规定，“伤残鉴定费”也不符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免责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据该规定，保险公司在与投保人签订《交强险保险合同》时，如果认为“伤残鉴定费”属于责任免除事项的“其他相关费用”，保险公司应当就该事项向投保人单独列明并提示或明确说明，不能以概括性规定“其他相关费用”，这样不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2）《交强险保险合同》既然属于合同，当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交强险保险合同》属于格式条款合同，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如果第三人存在伤残事实，则伤残鉴定费亦必然发生，第三人此项损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就应当预见的。如果保险公司单方免除承担伤残鉴定费责任，应当行使提请和说明义务，否则，该免责条款就对投保人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所述，无论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之规定，还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之规定，由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于法有据。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受害人申请鉴定伤残，鉴定机构作出不构成伤残而支付的鉴定费，受害人应当自行负担。就“伤残鉴定费”承担主体问题，笔者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论述，认为能够形成统一的认识。但遗憾的是，目前法院对此却判决不一，甚至在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对此判决也不一。笔者曾以上述理论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伤残鉴定费”，保险公司以不承担“伤残伤残鉴定费”为由而上诉，结果被维持，甚感欣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即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二）多个被侵权人对交强险限额的分配原则。

《交强险》第21条第1款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的、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限额内予以赔偿。据此规定，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受害人即多个被侵权人的，则所有被侵权人都是交强险受偿主体，且所有被侵权人总的赔偿不超过交强险限额。因此，在有些案件中，由于被侵权人的损失均超出或者总和超出了交强险责任限额，所以就产生了被侵权人之间还存在保险金的分配问题。对此，从案例调研情况来看，实践中的做法并不相同，有统一执法尺度的必要。

针对该问题，根据我院两年来所审理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纠纷案例的归纳，基本形成如下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一起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且交强险不足以赔偿所有被侵权人的情形下，应当由损失多的侵权人首先获得赔偿。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受害人、不管损失大小，应该平均获得赔偿，即平均确定各被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其中一方或多方被侵权人再次平均分配。持本观点的理由是：（1）每个被侵权人是平等的，在一起交通事故中获得的赔偿数额也是等额的；（2）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在实务中往往难以操作，因为很多情况下总损失很难确定；第三种观点认为，交强险对于被侵权人只是获得赔偿的一种保障，并不能代替全部的赔偿，它仅仅是一种保障，未能起诉者并不丧失获赔的权利，只是失去获得赔偿的一次保障，故应按照谁先起诉，谁获得交强险赔偿的方法处理。对于不起诉的当事人，法官不存在释明的义务。第四种观点认为，对于同一交通事故存在多个被侵权人的情形，应该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司法解释不宜作硬性统一的规定。

对上述争议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理交通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被侵权人的损失比例确定交强险的赔偿数额。根据该条解释，调研案例中又发现如下问题：

问题

一、交强险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否可以突破呢？我院由于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在道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中的分项限额不能突破的复函》【（2012）民一他字第17号】的规定，所有案例均未突破，是值得借鉴的。

问题

二、如果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同一法院起诉将如何审理？此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将案件合并审理，理由如下：

一、分别起诉的案件是同一事故引发的，引发纠纷的原因相同；

二、因涉及交强险的分配，合并审理有利于就交强险公平处理；

三、合并审理能够避免就相同的事实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

问题

三、如果出现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在不同的法院起诉将如何处理？针对此问题，调研中，笔者听取了我院资深法官并结合案例分析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多个被侵权人分别向不同的法院起诉且均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将案件移交先受理的法院后再进行合并审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由最先受理的法院管辖，后受理的法院动员当事人撤诉后到最先受理的法院重新起诉。

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是有益的探索。但笔者认为，第一种做法显然不符合《民诉法》关于移送管辖的规定，第二种观点如果经法院释明后当事人自愿撤诉的，则符合《民诉法》关于共同诉讼的规定，如果当事人不撤诉的，法院不能强迫其撤诉，不同法院之间应当加强沟通协调，并参照本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尽可能同时判决。问题

四、如果多个被侵权人未同时起诉法院将如何处理？

针对此问题，调研座谈中，形成的意见是：

一、对只有部分受害人起诉的，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上确定的当事人找出交强险的受害人，由受案法院通知其他未起诉的受害人参加诉讼，当其他受害人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就不再预留其交强险赔偿款份额，否则就应由其他受害人都参与到诉中一并审理。

二、如果仅有部分赔偿权利人起诉，法院应通知未起诉的赔偿权利人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并审理。

三、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起诉的，法院应当通知未起诉的被侵权人在合理的期限内起诉，如果预期不起诉，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已分配完毕的情况下，将不能向保险公司主张交强险。

四、如果只有部分被侵权人起诉的，法院无需通知其他被侵权人参加诉讼，若交强险责任限额不足以全额赔偿，部分受害人先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为其他受害人保留必要的赔偿份额。法院可以根据各受害人的伤情、治疗及善后事宜的迫切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侵权人赔付能力（包括商业三责险）等各种因素，综合预留交强险赔偿金额。这四种意见做法均属于就这一问题进行不同的处理，各地法院的做法也不完全一致，但这些都是实践中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和参考，笔者倾向第四种意见。

另外在调研分析案例中，发现对于多个被侵权人时对交强险分配的具体计算办法还存在模糊的认识。比如在同一交通事故的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的情况下，计算某个被侵权人从交强险限额中应获得的赔偿数额时，一些法官是按照某个被侵权人的总损失进行计算的，这种计算办法其实是错误的，正确的计算办法是应该按照不同的损失项目在各自的分项限额范围内分别计算。具体的计算办法可借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颁布的《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该规程第四部分赔款计算部分规定如下：

基本计算公式。

保险人在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数额内，对受害人①死亡伤残费用、医疗费用、财产损失分别计算赔偿：

总赔款=②各分项损失赔款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医疗费赔款+财产损失赔款

2、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超过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款限额。

第二、当保险事故涉及多个被侵权人时

1、基本计算公式中的相应项目表示为：

各分项损失赔款=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即：

死亡伤残费用赔款=各受害人死亡伤残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医疗费用赔款=各受害人医疗费用核定承担金额

财产损失赔款=各受害人财产损失核定承担金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分项损失赔款等于交强险各分项赔偿限额。

各受害人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之和超过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相应分项赔偿限额的，各受害人在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内应得到的赔偿款为：被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对某一受害人分项损失的赔偿金额=交强险分项赔偿限额×【事故中某一受害人的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各受害人分项核定损失承担金额）】。

第三、案例说明③ 在此类案件中，法院在计算每个被侵权人应得的交强险赔偿数额时，应根据上述复函的精神，并参照《交强险理赔实务规程（2009版）》的公式，分项计算然后再求和。以下举例说明：

陕GA车肇事造成两行人甲乙受伤，属于陕GA车一方全部责任事故。事故共造成甲的医疗费损失7500.00元，财产损失1800.00元；乙医疗费损失5000.00元，财产损失600.00元。假设陕GA车投保了交强险，其适用的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00元。则陕GA车交强险对甲乙的赔款计算为：

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医疗费用部分）=甲医疗费+乙医疗费=7500.00元+5000.00元=12500.00元，大于适用的交强险医疗费赔偿限额，赔付10000.00元。甲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用部分）：10000.00×7500/（7500+5000）=6000.00元 乙获得交强险赔偿（医疗费部分）：10000×5000/（7500+5000）=4000.00元

2、陕GA车交强险赔偿金额（财产损失部分）=甲财产损失金额+乙财产损失金额=1800+600=2400.00元，大于适用部分的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赔付2000.00元。甲获得交强险赔偿（财产损失部分）：2000×1800/（1800+600）=1500.00元。乙获得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部分）：2000×600/（1800+600）=500.00元。

3、甲合计交强险赔偿金额=6000+1500=7500.00元。乙合计获得交强险赔偿金额=4000+500=4500.00元。

以上是多个被侵权人同时起诉侵权人时，每个被侵权人在交强险中的赔偿数额的具体计算办法。在上述案例中，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1）计算甲乙每个人应该获得的交强险赔偿额时，需要将其医疗费和财产损失的赔偿额分开计算；（2）虽然甲乙两人的医疗费损失总和及财产损失总和均超过了交强险的相应限额，但是，也不应该突破分项限额即使用交强险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

车辆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篇7

关键词：保险利益,载体转让,保险合同,效力

依保险理论可知, 保险利益的载体乃是保险标的物。保险利益附着于保险标的物之上, 因保险标的物的完好而得以保有, 因保险标的物的损毁灭失而遭损失。因此通常认为, 保险标的物的转移, 必然同时伴随有保险利益的转移。当保险利益发生转移的时候, 原保险合同之被保险人因保险利益之载体已由实物形态转变成价值形态而使其保险利益得以有效地维护, 日后自不会再发生因保险标的物损失而致其利益损失之可能。日后发生的保险标的物损失已与原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损失无关, 原被保险人自不能向保险人申请保险赔付。对此, 林宝清教授认为,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只有对保险标的拥有可保利益才能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从而取得保险利益。如果他们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失去对标的物的可保利益, 比如由于财产所有权人的变更, 保险合同失效, 则他们也就同时失去了保险利益。”但本文认为, 至保险合同到期之前, 被保险人仍有该标的物权利复归之可能, 且因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仅须于损失发生时存在即可。因此, 保险合同并不会因保险标的物的转让而失效, 虽然这种权利复归的可能充满着不确定性。恰如英国学者E.R.Hardy Ivamy之观点一般, 保险利益的缺失仅仅能够使得保险合同对于保险人失去约束力, 而并非能够导致合同的无效。如果保险人愿意接受此保险合同的约束而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 亦无不可。不过, 在权利复归的过程中, 保险利益的动态改变情况亦须加以仔细斟酌。

举例而言, 保险合同订立时的标的物的市场价格为50000美元, 投保人投保了保险金额为50000美元的足额保险。合同有效期内, 投保人将该标的物以60000美元的价格转让, 并于合同有效期内以50000美元的价格再次受让。受让完成后, 标的物出险造成60%的损失, 出险时刻标的物市场价值为50000美元。此时对该被保险人进行保险赔付的额度应为:

在被保险人再次拥有承载于特定标的物上之保险利益之前, 如果标的物遭遇保险合同约定风险事故的侵袭而发生损失, 原被保险人自不会继续享受保险合同的保障, 保险人亦无须继续承担保险责任。而标的物之受让人, 因其并非是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虽然其有利益上的损失, 但该利益损失并非保险利益损失, 受让人亦不能向保险人提出赔付请求。然而, 保险利益 (Insurable Interest) 系指特定人 (即要保人) 对于保险标的所存有之一种利害关系。不同之人对于同一标的所存有之利害关系本各有不同, 故保险利益本不发生转让问题, 这种观点符合保险的原理, 但失之过严, 有可能造成不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后果, 出现了很多貌似公正但实际不利的情况。因此, 出于经济上之理由, 相当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律都规定, 如果保险标的物发生转让, 受让人应承继原被保险人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如, 《韩国商法典》第679条规定:“被保险人转让保险标的时, 推定为受让人承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意大利商法典》第1918条规定:“保险物的转让不是保险契约解除的原因。未通知保险人发生转让且未告知受让人存在保险契约的被保险人, 承担自转让时起的保险费的支付义务。自转让后的第一个保险费期间届满时起的10日内, 知道保险契约存在的受让人未以挂号信向保险人作出不替代被保险人在契约中的地位的意思表示, 则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移转于受让人。”但因受让保险标的物之主体并非保险合同之当事人或者关系人, 受让人意欲受到保险合同的保障, 还必须向保险人为转让通知。然而, 主体的变更必然会影响到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 因此, 保险人在接到保险标的物转让通知后, 有权在核查风险状况之后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 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 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 退还投保人。如果被保险人或受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 对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具体到责任保险, 因责任保险之标的并非责任保险中所特别约定之机动车辆或者经营场所等特定之物, 而是被保险人的一般财产与预期利润之整体。特定物之转让仅是标的物的部分转让而已, 保险标的物之其他组成部分仍归于被保险人。为不确定之第三人利益计, 按照我国《保险法》第49条第1款的规定, 保险标的转让的, 保险标的的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不过, 与特定物的转让不同, 当被保险人之其他财产发生转让时, 却不能使得受让人继受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乃是因为, 被保险人之责任承担基础乃其一般财产之整体, 该整体之具体范围会因被保险人日常生产以及生活之需要发生变化, 其具体的细部构成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之中。且该部分标的物仅是作为利益的载体而存在, 并非与责任的产生直接相关。更何况, 特定物转让之后, 原责任保险合同所约定的与特定标的物有关的法律责任已不能够产生。

因此, 本文认为, 基于责任保险之保险利益的载体, 是包括特定物在内之被保险人的一般财产与预期利润之整体之事实, 标的物转移之后是否可以进行被保险人的变更, 从而可以使得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 应视转让标的之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仅当转让之标的物包括与产生责任保险合同所约定之责任有关的特定财产时, 保险标的物的受让人才可以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但若原被保险人并无意将保险契约利益向保险标的物受让主体进行移转的话, 保险合同也并不因特定标的物的转让而失效。亦如英国学者John Birds所言, 可保利益是任何保险合同的基本要求, 除非能够合法放弃。这意味着合同当事人——无论被保险人还是保单持有人对保险标的必须有某种特殊的关系。依保险类型不同, 可保利益的缺失会导致合同违法、无效或仅仅不能执行。要保人所得转让者仅为基于标的物上所存有之财产权益, 而受让人之所以对于标的物取得保险利益, 系因其于受让财产权益与标的物另行结合而发生, 并非径自让与人承受此种利害关系。当发生特定物转让的时候, 基于效率性的考虑, 更是基于第三人利益维护的考量, 受让人仅为可以继受原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而非当然承继原被保险人的保险契约利益。保险标的物受让主体承继原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立法例以“效率”理由混淆了保险契约利益与保险利益之区别, 也忽视了当事人的契约自由, 乃是立法对于现实的一种绑架。

本文认为, 那些认为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物同时转移的理论观点, 以及法例与要求保险利益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存在之通说, 或本文认为之保险利益须于损失发生时存在的观点出现了理论悖反。因此, 在责任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 对于被保险人而言, 无论是特定财产还是整体财产的转让, 只要被保险人之主体资格依然存在, 转得人就不能够自动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转得人因标的物的受让仅仅获得了与该物的一种利害关系而已, 在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之前, 该利益仅为利益, 而非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应纠正保险利益的合同效力要件强度, 但为昭示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建议将《保险法》第49条做如下的修改:保险标的转让的, 保险标的受让人可以承继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险标的转让的, 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 并取得保险人的同意, 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

因保险标的转让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保险人可以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者对受让人拒绝承保。

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 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但须强调的是, 为保障第三人之合法权益, 于强制责任保险的场合, 与责任产生有关之保险标的物发生转让的, 保险利益应随之转移。

参考文献

[1]王新红, 王礼生.保险利益原则与中国保险立法[J].湖南社会科学, 2002 (04) .

[2]臧兴东.浅析保险利益的含义与分类[J].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04) .

如何防范保险纠纷 篇8

自2008年1月至今年2月，浦东法院共受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809件，诉讼标的总额近9000万元，其中产险纠纷491件，交强险纠纷184件，人身保险纠纷98件，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36件。

其中财产险方面的保证保险、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公众责任险，人身险方面的投资型保险、团体旅游保险、涉及未如实告知“烟龄”、饮酒史等新类型保险合同纠纷不断出现，争议焦点集中在：一是围绕保险条款，表现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适用的争议与对保险合同条款不利解释规则运用的争议；二是围绕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表现为双方的举证责任、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的明确说明义务与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增加通知义务；三是围绕保险利益，所收案件中出现因挂靠、团保、转让车辆等事由导致是否存在保险利益的争议。

因此，建议保险消费者要尽可能加强维权和纠纷防范意识。首先在投保时，要慎重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保险产品，综合评价本人对产品收益的需求和风险的承受能力，切不可单纯依靠营销人员的片面推销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其次在签订合同时，要对保险范围、免责范围、除外条款等保险条款进行具体了解，对约定不明确条款可要求保险工作人员解释说明。同时要如实告知有关事项，尤其是投保人身险时要如实告知身体健康状况。建议把最近的体检报告和以往病历出示给保险公司，并在合同中注明该事实，避免由于消费者自身的认识原因或者营销人员的错误指导，导致在如实告知义务上产生纠纷。最后要加强维权意识。要完整保管好相关证据资料，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要求其签收材料，或者自身保留原件，在医疗过程中注意收集相关的凭证以备诉讼举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