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院英文简介

孔子学院英文简介

孔子学院英文简介 篇1

On Confucius College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eputation and good image is valued by many countie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the trend of the world.Only 7 years, Confucius College is global in scope, blossom everywhere.Then what is the meaning of Confucius College opened in? First, on the aspect of culture, dialogues between two different nations can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y can make those two nations distant or alienated from one another.The difference in language is the main cause that has made people of one nation to feel prejudice and bias towards other nations or culture.Confucius Colle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e, and it is to encourage necessary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local culture.Confucius College not only help people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o understand China better, but also it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anguage in other countries.Second, at the political level, Confucius College has greatly enhanced the Chinese influence, promoted a deep knowledge of China and mutual exchanges, and promoted world peac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Some people, especially foreigners, however, are against Confucious College.They insist that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nfucious College established, it is a potential threat to their own culture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prevent this trend.From my perspective, Confucius College help act as a positive part in the interflow of culture and political.We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m to spread and enrich our own.By Elena(杨新卓)

孔子学院英文简介 篇2

关键词：孔子学院,武术,舞蹈,翻译

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喜爱并希望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中国武术与古典舞历史悠久、博大精深, 蕴含了丰富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外国人喜闻乐见。因此, 近年来中国武术与古典舞在海外孔子学院的巡演已逐渐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最有效载体之一。

在收获荣誉的同时, 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将巡演做得更加精致, 辅以更多的文化手段, 以语言为文化载体, 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将东方传统美学准确地以英文表述给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和地区的受众。

一、历史中的武舞结合

在中华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中国武术与舞蹈在发展过程中交缠盘错, 彼此间有着极深的渊源。《中国武术史》认为, 原始武舞与武术实为一体, 舞者手执各种武器, 作种种刺击动作姿势的演练[1]。而《中国舞蹈通史———秦汉卷》中也指出, 中国传统舞蹈的独特的色彩之一是糅合了武术和杂记两大因素[2]。武与舞, 可能在殷、周时期, 或远古时期已经具有了。伐纣成功后, 周王为了建立和巩固新的政治秩序, 制定了以“六大舞”与“六小舞”为支柱的礼乐制度, 其中都轻易可觅武艺的部分。六大舞中表现以武力夺取天下的《大濩》和《大武》, 舞者手持朱干 (盾) 、玉戚 (斧) , 被称为“武舞”。“六小舞”中的“武舞”包括有《干舞》 (执盾) 等。至秦汉时期, 随着武器制造技艺和搏击技艺的进一步发展, 武与舞的结合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汉代手持武器的舞蹈非常普遍, 代表作为剑舞﹑棍舞、刀舞、干舞、戚舞等。家喻户晓的“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即典出《史记·项羽本纪》。汉代画像石如同历史的浓缩画卷, 将当时的社会缩影如实地记录下来, 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山东嘉祥秋胡山汉画像石上的双人持剑对刺, 四川彭县九尺铺汉画像石上的持双剑而舞, 山东安东汉里汉画像石的刀舞对阵等都生动反映了当时持武器而舞的情形。起源于战国流行于汉代的一种武术搏击技艺———角抵, 与舞蹈也有着紧密的关系。张衡所做《西京赋》所载的《角抵奇戏》中的《总会仙倡》、《曼延之戏》、《东海黄公》都是舞蹈[3]。发展到唐代, 其兼容并蓄的社会风气产生了空前的大融合, 游牧民族的重武风习开始进入中原, 舞与武的结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剑舞类的《剑器》可以说最为人所熟知, 唐代诗文中对此有诸多所载, 如“诗圣”杜甫的名篇《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昔有佳人公孙氏, 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 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 矫如群帝骖龙翔”。郑嵎的《津阳门诗》中写道“先帝侍女八千人, 公孙剑器初第一”。《明皇杂录》中记载, “上 (玄宗) 素晓音律。时有公孙大娘者, 善舞剑, 能为邻里曲、裴将军满堂势、西河剑器浑脱。遗妍妙, 皆冠绝于时”。以上所列举的汉代与唐代的舞蹈, 无论舞蹈道具、造型皆与武术对战、武术技巧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可见在中国文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武术与舞蹈的发展相辅相成, 直至现代中国古典舞的复兴, 也多有借鉴武术之要素。

二、海外孔子学院巡演中的武舞结合

以下武舞结合的节目都曾在海外多家孔子学院演出并大获成功。《小破阵乐》由《秦王破阵乐》精简而成, 舞者身着戎装, 手持古代兵器, 舞蹈动作中含有格斗动作, 表现了古代女将的飒爽英姿、俏丽妩媚。经改编, 巡演中该舞蹈中间插入了一段剑术表演, 这段表演不仅不显违突兀, 反而在整体节目的浓丽之风中注入一种清逸之感, 显示了武术与舞蹈结合之美。《武忆江南》则是将武术表演设置在烟雨江南的风轻雨斜、如雾如诗的情境下, 武者持纸伞出场, 身着蓝、白等轻柔色彩的丝质服装, 在动作上借鉴舞蹈的柔美之意, 正值美好年华的少年行走其间, 将画面定格在令人眷恋的江南雨巷。《秦王点兵》在表演者的外形塑造方面充分展示了“俑”的质感, 以中国武术及中国古典舞中最具特色的动态为表现形式, 展示了古代战士驰骋疆场、奋勇杀敌、保卫家国的英勇形象, 昭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武术与舞蹈的完美结合, 丰富了各自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 使武术兼具了柔美甚至娇俏、妩媚之韵, 将古典舞的历史典故融入其中, 又大大提升了武术的文化欣赏价值。观众可以在极短的有效时间内, 丰富地领略中华独特的审美艺术, 感受中华文学、音乐、武术、舞蹈等艺术风采, 并进一步体味其中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理念, 立体而鲜明地打造了中国历史文化古国的形象, 无限激发外国观众学习汉语、亲身感受中华古典文明及当今社会蓬勃风姿的兴趣。

三、关于英文翻译的思考

中国武术与古典舞蕴含大量富有中国文化特征的内容, 涉及中国的传统习俗、思想和历史等诸多元素, 是中华道德、礼仪及思想的传承载体,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所传承的文化特征有很大的区别。在翻译这一类有鲜明文化特征的内容时, 往往因为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在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互译方面对译者的工作形成很大的难度。

1. 相关翻译理论。

在谭载喜编译的《新编奈达论翻译》中指出, 所谓翻译, 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4]当代文学理论大师、解构主义耶鲁批评派的重要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 (J.Hillis Miller) 在其著作《跨越边界:关于理论的翻译》 (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 中指出, 当某一理论由一地旅行、翻译到另一地时, 会因为不同的时空与文化条件产生新效应。[2]翻译者需要将翻译内容在不同语言及文化环境下进行精准而恰当的转化, 让作品本身跨越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 最大程度地适应目的语国家或文化体系的审美及文化理解。而当某一信息的表现形式是该信息所含意思的实质性成分时, 要把这种意思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就很困难。尽管英语中拥有一百多万个词汇, 翻译时很难做到对等翻译。[5]因此翻译策略的制定显得尤其重要, 需要充分理解节目本身文化要素的构成, 对目的国对中华文化的理解程度做出准确的判断, 进行必要的取舍, 体会观众的审美, 把文化内涵和信息进行有机整合, 方能实现原语与目的语的等效。

2、翻译实例及译法初探。

我国当代翻译大师许渊冲先生译有无数古典名著, 其代表作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等。“楚辞”是中国最早的浪漫主义诗集, 作于公元前三世纪, 地区是华南的长江流域, 当时主要是版图广大的楚国。[6]楚辞本身带有太多的中国历史、文学、地理信息, 许渊冲先生的做法是将楚辞译为Elegies of the South, 用更有代表性的南方一词替代了需要进一步加以注释的“楚”, 而在其序中, 对楚辞本身进行了描述。在翻译实践中, 笔者曾经学习许渊冲先生的翻译思路, 并对同一节目的不同译本进行了比较。 (1) 《淑人剑器》。旨在表达崇文尚武的君子, 通过剑舞的演练、修养的精神气韵来表达古人圣贤那种自强不息、文雅高尚的精神境界。舞者身着士大夫服、冠, 手持长剑, 动作中结合了武术与舞蹈, 可以达到很好的中国古典文化展示之效。笔者曾经译出两个版本:The Man of Virtue vs.Chinese Sword Dance。观众及海外孔子学院的同事并未对任何一方做出压倒性的评价。The Man of Virtue意为有美德之人, 比较符合表演者形象塑造, 同时兼具中国文化韵味, 但是容易使观众重点迷失。Chinese Sword Dance, 观众很容易理解节目内容, 却丧失了文化之美。 (2) 《小破阵乐》。据历史记载, 由唐代显扬威武气势雄伟的秦王破阵乐改制而成, 既保留秦王破阵乐的精神, 以表现戎装女子的飒爽英姿, 也表现了女子的妩媚和俏丽。笔者的译本为Warriors Triumphal Dance, 但是也有在加拿大学习并工作多年的同事指出, 可尝试推出女性舞蹈之特点, 将女性化词语加入译本。

四、结语

奈达、米勒等翻译大师和文学大师以其高深的造诣为译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而许渊冲大师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方法则为译者提供了直观的、极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思路。但笔者仍需要结合每一次的实际情况对翻译作品进行解析和翻译, 与武术和古典舞专家进行探讨, 分析出他们对该作品内容和呈现形式的想法, 并制定出正确的翻译策略, 使海外观众在享受视听盛宴的同时, 可以更加清晰而直观地领略中华古典文化之美, 丰富海外孔子学院巡演的宣传手段和文化内容。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6.

[2]刘青弋, 彭松.中国舞蹈通史——秦汉卷[M].上海音乐出版社, 2010.

[3]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社, 1999.

[4]J.Hillis Miller, “Border Crossings:Translating Theory.”New Starts:Performative Topographies in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z].Taipei: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1993.

[5]谭载喜.新编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出版社, 1999.

孔子简介 篇3

前480年，孔子另一得意门生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而且还被剁成肉酱。经过一这系列打击后，孔子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前479年的一天，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对子贡说：“赐，你自怎么来得这么晚?”于是叹息道：“太山(即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说完，流下眼泪。接着他又对子贡说：“夏人殡于东阶，周人殡于西阶，殷人殡于两柱间。我昨晚梦到奠于两柱之间。我是殷人。”

孔子学院和可汗学院的比较分析 篇4

案例一：可汗学院

可汗学院(Khan Academy)，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主旨在于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授课，现有关于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的内容，教学影片超过2000段，机构的使命是加快各年龄学生的学习速度。

可汗学院特点突出，包括：

1、可汗学院利用了网络传送的便捷与录影重复利用成本低的特性，每段课程影片长度约十分钟，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以由易到难的进阶方式互相衔接。

2、教学者本人不出现在影片中，用的是一种电子黑板系统。其网站开发了一种练习系统，记录了学习者对每一个问题的完整练习记录，教学者参考该记录，可以很容易得知学习者哪些观念不懂。

3、传统的学校课程中，为了配合全班的进度，教师只要求学生跨过一定的门槛（例如及格）就继续往下教；但若利用类似于可汗学院的系统，则可以试图让学生搞懂每一个未来还要用到的基础观念之后，再继续往下教学，进度类似的学生可以重编在一班。

4、在美国某些学校已经采用回家不做功课，看可汗学院影片代替上课，上学时则是做练习，再由老师或已经懂得的同学去教导其他同学不懂的地方这样的教学模式。

5、可汗老师教学的方式，就是在一块触控面板上面，点选不一样颜色的彩笔，一边画，一边录音，电脑软件会帮他将他所画的东西全部录下来，最后再将这一则录下的影片上传到网上，一切就大功告成了。

6、可汗学院的教学视频，没有精良的画面，也看不到主讲人，只想带领观众一点点思考。

可汗的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2009年，“可汗学院”被授予“微软技术奖”中的教育奖。他本人也因此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随之而来的物质支持，让这个免费网站更加活跃。一方面，由于教学视频点击量极高，可汗每月可从YouTube网站获得约2000美元（约合1.3万元人民币）的广告分成。另一方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行政案例分析

面，许多学生会自发给他汇钱，从几十到一两万美元不等。据报道，美国著名风险投资家多尔夫妇，就曾捐给他10万美元。2010年，“可汗学院”先后接到了两笔重要捐助：一笔是比尔·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捐助的500万美元，另一笔是谷歌公司赞助的200万美元。利用这些钱，可汗将现有视频翻译成了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汉语等10余种语言，并聘请了一些助手。

大量捐助的到来，意味着可汗获得了肯定。比尔·盖茨曾说，可汗的成功“令人难以置信”：“我和孩子也经常使用‘可汗学院’。他是一个先锋，他借助技术手段，帮助大众获取知识、认清自己的位置，这简直引领了一场革命。”

案例二：孔子学院

二十世纪以来，汉语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外国政府、教育机构和民众的重视，全世界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面对这股浪潮，中国政府积极把握时机，总体规划，从国家战略高度来推动对外汉语教学。

2004年3月，国务院委员陈至立提议采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代表人物孔子之名，将中国设在海外的语言推广机构正式定名为“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由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承办的，旨在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和合作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首先，孔子学院属于非营利组织。它是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向出资人和组织人员进行利益分配，向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成员以外的社会需要救助人群提供服务，主要提供介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外的准公共产品，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独立组织。

孔子学院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非营利性组织，它是由汉办承办的教育机构，而汉办是中国教育部直属单位，孔子学院要依靠政府资金的投入；但孔子学院又不受制于政府，孔子学院总部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而各孔子学院也可以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其次，孔子学院提供给大众的准公共产品指：①面向社会各界人事，开展汉语教学：有针对社会人士提供的属于非学历教育的专门技能的汉语培训，例如开设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留华预备、岗前辅导、考前培训等）和翻译、旅游、商务、金融、中医等技能的汉语课程。也有专门针对学生开设的与国内院校相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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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例分析

接的中文学历教育课程。②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汉语教师培训包括大、中、小学的中文教师。提供的汉语教师资源指“长城汉语”多媒体课件及总部授权使用的汉语教材、辅导材料、音像材料和网络课程的使用权。③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业务：即实施汉语水平考试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的认证考试。④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如可以提供赴华留学咨询，开放图书资料信息查询服务等。⑤开展当代中国研究。如开展学术活动和提供讲座等。

综观各地孔子学院，它们已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办学模式，除采取多媒体网络教学外，还开设了商务、旅游、医学等专业汉语班，开展了各项文化活动，如播放中国影视，举办中文竞赛、讲座等。在教学方法上，目前孔子学院的教学主要以面授为主，汉办提出教学方法要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2006年5月15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合办了全球第一家专门从事网络汉语教学的孔子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孔子学院，它也是全球第一家开设网络高中汉语课程的教学机构。在教学内容上，孔子学院的教学重点是推广汉语言，并以语言为价值观念的载体，传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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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例分析

分析

一、可汗学院与孔子学院的比较

（一）相同点：

都属于教育类非营利组织，主要为大众提供教育类的准公共产品，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不向出资人和组织人员进行利益分配，向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成员以外的社会需要救助人群提供教育服务。

（二）不同点：

1、创立者：可汗学院由私人创立，创立者是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资金来源主要是私人捐助；孔子学院由国家汉语推广办公室承办，由政府投入资金，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广泛采用中外合作办学形式。

2、教学对象：可汗学院为各个年龄的在校学生提供课程；孔子学院的教学对象则是汉语文化爱好者。

3、教学内容：可汗学院的教学内容是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孔子学院的教学重点是推广汉语言，并以语言为价值观念的载体，传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4、教学方法：可汗学院利用网络影片进行授课，小课程制，循序渐进；孔子学院主要以面授为主，目前在推动教学方法从纸质教材、面授为主向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多媒体网络教学为主转变。

二、可汗学院对孔子学院的借鉴意义

（一）针对知识本身进行帮助

孔子学院主要致力于推广汉语言，并以语言为价值观念的载体，传达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但汉语对于外国人来说，学习难度大，学习资源不丰富，因此孔子学院目前的授课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个人学习知识困难和知识获取困难的局面。

可汗学院的课程短小，每节课只讲授一个知识点，听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听，又有精良的翻译团队进行翻译，让一些晦涩的知识变得好懂。并且可汗学院的课程中有不少是针对基础教育的知识，更能对处于基础教育时期的学生做一个知识上良好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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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汉语讲授和学习的技巧，使汉语更为“通俗易学”，可以借鉴可汗学院的短小课程，将知识点嚼碎嚼烂，将难以理解的知识点进行简单化，同时加强对基础汉语的教学。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

可汗学院不同于一般的远程教育，它可以和传统课堂结合起来。学生可以先看视频，做在线练习，掌握基本的知识点，老师在课堂上可以专门答疑、组织讨论、进行探索活动等。这种教学模式非常符合“素质教育”中倡导的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是学习过程的引导者和监督者的原则。可汗学院为“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行性，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来说是一场颠覆。

因此，在转变教学方法的过程中，孔子学院可以借鉴可汗学院的模式，充分发掘网络课程的潜力，广泛运用，并和传统课堂结合起来。

（三）灵活的志愿者管理

可汗学院的志愿者主要从事的是课程的翻译工作，主要通过柔性管理的手段来吸引和管理志愿者，除了在官网上会挂出志愿者的照片和简介，以显示组织对这些志愿者的认同外，也会定期组织一些志愿者的交流活动，加强志愿者对于组织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支持。志愿者在志愿活动中不仅自己能够提高翻译水平，并且能够帮助课程的推广，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

孔子学院主要通过“汉语教师志愿者项目”招募志愿者，由国家汉办根据国外用人机构对志愿者的需求向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或教育部直属院校发布关于协助选派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函，委托其组织有关单位进行汉语教师志愿者的报名和初选工作。志愿者派出前须接受综合能力培训和拓展训练。培训结束后，由国家汉办统一组织对志愿者进行考试，考试合格者由国家汉办颁发《汉语教师志愿者资格证书》。

相比较而言，孔子学院的志愿者素质较高，但数量少，供不应求。孔子学院可以借鉴可汗学院的志愿者招募方式，在从中国选派高质量志愿者的同时，在当地招聘中国留学生或汉语文化爱好者作为志愿者。同时，在管理方法上，采用更多的柔性管理手段，增强志愿者对孔子学院及其活动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孔子学院学习心得[定稿] 篇5

2018年5月31日总行组织我们第六批到常州孔子学院学习，从前几批同事那了解到一点信息，要吃素、要没收手机、要封闭式管理，当时心里对孔子学院充满了好奇。

到达常州后，学习就开始了，我们每个人穿着统一的宽松的唐装，被分成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礼、义、廉、耻、恕十三个组，老师宣读孔子学院院规，吃饭、上课、休息都必须按规定来执行，真是应了古话“无规矩不成方圆”。

通过4天的学习，让我对《弟子规》有了新的认识。

第一做人要懂得感恩。《弟子规》第一章就是入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都是告诉我们百善孝为先，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对父母、对长辈、对领导、对同事、对朋友要真诚相待，要怀感激之心。

第二育儿要懂得方法。将加人，先问已，已不欲，即速已。要求孩子学习时，自己有没有在学习，如果自己做不到，就不能给孩子做好的榜样，就不以说服于人，自己要严格以身作则。第三工作要不怕困难。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做事情不要匆忙，匆忙就容易出错。做事时不要害怕困难，也不要轻视和草率。现在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大，我们遇到问题要多思考，想办法，要不怕困难，迎难而上。

孔子学院英文简介 篇6

关键词：全球竞争,文化转向,孔子学院,转型发展

在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中, 权力存在着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制度权力、知识权力、规范权力等不同纬度。自1990年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全球竞争焦点转向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的趋势越加明朗。其后,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1992年 )、弗朗西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1993年)、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1999年)、吉登斯的《失控的世界》(2001年)等书籍相继向全球释放着秩序重整的信号,其显著的特点是将“文化权力”置于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全球竞争战略中给予高度重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达了一个思想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重构的见解,“在全世界, 人们正在根据文化来重新界定自己的认同”[1], 尽管非议颇多, 但毋庸置疑的是文化与文明等“软力量”已毫无争议地在国际权力竞争中占据了更为显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为国际社会制定国家文化战略提供了依据。西方发达国家立足“本土”与“国际”双重视野,纷纷调整文化战略以适应国际文化竞争态势。不同的是,在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中,中国文化战略的实现还面临着美国战略重心不断东移所带来的另一重现实考量。这正是孔子学院在2004年成立的国际环境。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与孔子学院

适应全球文化竞争与“重心东移”的形势,文化“走出去”成为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高层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首次明确了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和任务,并提出把“走出去”作为实现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举措[2],其后,中国文化国际战略一直处于探索和完善过程中, 直到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战略布局才基本完成,其中包括“五位一体”战略举措,即:以“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格局的形成为目标,重点实施“创新对外宣传方式方法”“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人文交流机制”“建立面向外国青年的文化交流机制”五个方面的重大工程,至此,我国基本形成全球文化权力竞争的国家战略。

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基本确立,汉学大众化传播体系初步建立。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文件、“指导性”政策与“专门性”文件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文件包括《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以及《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政策;专门性文件方面,从《关于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若干意见》到加入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从“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的更名、《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的制定和修改到《孔子学院发展规划2012—2020》等,为包括孔子学院战略部署提供了专门性指导。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我国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国家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并实施了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实施)、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 (2009年实施)、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 (2010年实施)、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设立)为主体的五个国家重大项目。五个重大项目通过出版资助、翻译资助和渠道建设必将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文化走出去”战略从提出到基本完善并付诸实施,一以贯之地体现了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国家行动和越发明朗的文化战略与文化自觉。

语言与教育输出的诸如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方面的功能决定了它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然也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创领导全球之能力的教育:国际教育和外语教育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等文件将语言教育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和“世界领袖”培养置于同样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对外文化和教育”是其对外政策的第三支柱,有效调动了政府、社会和民间三重力量参与国际文化传播,联邦外交部、各州政府、教会、工会、体育协会、各政党作为政府力量在文化权力角逐中发挥着顶层设计功能,学术交流中心、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对外关系协会等民间组织执行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绝大部分任务,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等中介机构也都执行这方面的使命[3]。而在法国,语言输出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首要政策工具和政策基石。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文化关系总司司长雅克·德布邦·比塞就宣称,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全球推广法语,直到今天,推广法语仍是法国对外文化政策的核心[4]。

孔子学院是全球竞争形势变迁的国家战略缩影,适应了语言与教育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文化权利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早在1991年, 季羡林先生就在其《21世纪 :东方文化的时代》一书中预言 :“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5]。诚然,经历了十年的探索式发展,孔子学院在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规模扩张和渐次展开的质量提升动作初步见证了自身的成长和东方文化品牌的形成,但是,也招致了来自国内外的广泛质疑。英国文化协会负责人马丁·戴维森惊讶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方式上“宣传”:“中国人非常清楚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想改变外界对中国的看法,用正面的宣传来对抗负面的宣传。他们用的是‘宣传’这个词。”[6]西班牙《对外政策》杂志对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新文化外交”评论道:“中国近年来发起的文化外交‘魅力攻势’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一切迹象表明,中国要达到欧洲和美国的声誉和软实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7]江村等人提出了孔子学院“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有效推广”问题[8]。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宽则对孔子学院“在不自觉中有可能适应并强化了后殖民批评所说的‘东方主义’模式”表述隐忧[9]。

应该说上述质疑反思了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启示性,然而又都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事物螺旋式上升的阶段性。单从国际知名语言和文化输出机构建立的历史来看,法国法语联盟建于1883年,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于1934年, 德国歌德学院创办于1951年,即便是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1991)距今也有25年的历史了。相比之下,孔子学院2004年创办至今也仅有十年历程,摈弃“数字崇拜”的嫌疑,十年里在122个国家建立起的445所孔子学院和680个孔子课堂[10]的全球布局及其引发的全球范围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至少让“中华文化”这个迟到的世界文化成员跻身于“国际文化占位”领域。而2013年孔子学院发展史上最显著的系列变革似乎也昭示了转型的趋势:1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颁布实施了针对汉语教师、志愿者的“五个文件”, 标志着经历了十年探索和积累,孔子学院国内汉语师资队伍建设走向成熟;“支持外国高校设立汉语师范专业”举措的推出,则标志着“师资本土化开发”的开始,是孔子学院从“跨国教育”迈向“国际汉语教学”的重要步骤。2教学资源方面,修订了《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开发了《国际汉语教材编写指南》(简称《指南》)网络平台,两者在孔子学院教材和文化资源开发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前者在弱化“语言本体知识”教学的同时,突出国际汉语教学的“实用性”;《指南》网络平台则依托大数据和数字处理技术,自动生成汉语教学和学习需要的讲义和教辅资料,是各种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和重大突破,将有效解决适用教材紧缺对孔子学院教学质量提升的制约问题。3数字化建设方面, 2013年正式上线了数字图书馆、数字教学案例库,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已开设包括“学习”“考试”“文化”“在线图书馆”“教学资源”“汉语桥”“教材编写指南”在内的7个频道 ,极大地丰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 ,为汉学大众化奠定了基础。4开发了针对国外高端群体的“孔子新汉学计划”与“青年领袖”项目,开启了“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标志着孔子学院办学路线更加自觉。对孔子学院十年磨砺,许嘉璐指出:“孔子学院事业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第二阶段开始了”[11]。

二、转型的新课题:转向哪里

转型发展势在必然,然而怎么转型?转向哪里?这些都因复杂的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经济等因素的杂糅和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 而变得难以一言以蔽之。在这方面,国际文化传播战略研究具有参考价值。针对中国文化、国家形象的国际误读,倪宁认为“究其原因,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缺乏全方位、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战略”。对此,黄会林、漆谦则提出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文化、美国文化的“第三极文化”推广战略;在传播什么样的文化方面,郭可从受众的角度提出“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展示目前我们真实的甚至可能有点缺点的文化现状”的观点。在怎样传播的策略方面,张昆提出“整合传播”策略,认为“国家形象的传播不能仅仅依赖于官方的主流媒介,非主流媒体、非专业性的媒体、文化交流、旅游、体育比赛、影视剧等,都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渠道。”杨金海则提出文化走出去需处理好“五大关系”,即“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 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1学界较早的实证研究在谋划孔子学院的文化版图时也提出, 应在“淡化官方色彩”“丰富传播手段”“塑造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推介中国传统文化和介绍当代中国为主”等方面有所作为[12]。得益于此,笔者主张在坚持“全球视野,本土行动”原则的基础上,以“大文化”观重新梳理孔子学院在“ 做什么”与“ 怎么做”方面的顶层设计。

(一)输出内容:语言教育基础上的“大文化”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语言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础性作用。鉴于此,二战后语言与教育输出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全球文化占位的有力工具。美国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马歇尔计划”“第四点计划”《对外援助法》以及“富布赖特计划”“国际访问者”“和平志愿者”等教育与文化交流项目将美国英语推广到全球;伴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和国力衰退,法国忧虑于英-美语长驱直入对其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的冲击,因而通过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推动包括法兰西学院、法语联盟等语言与教育组织积极开展以语言输出为基础的文化外交。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抢滩语言势力范围的行动见证了语言与教育输出在全球文化博弈中的重要性。目前,英国文化委员会拥有230家海外分支机构、138家教学中心, 法国法语联盟则在13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140个法语联盟分部,德国歌德学院在76个国家设立了128所分院, 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在23个国家设立38所分院。不仅如此,语言因素还是当今世界诸多区域性组织创设的重要动因。自1986年“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成立以来,“荷语会谈”“西班牙语国家高峰会议”“突厥语国家高峰会议”“葡语联盟”纷纷创设。尽管这些跨国语言区域有着复杂的创设动因,但其显著的特征是对语言工具属性的跨区域运用。

然而,就一国的全球文化竞争力建设而言,作为工具的语言又显然具有局限性。现代语言学揭示,语言与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即特定的语言并不总是跟特定的文化相对应。”[13]正是出于对此的认识,“输出什么”的论争一直伴随着孔子学院发展的十年。早在孔子学院成立之初,季羡林先生就提出“中国孔子学院的建立,不要只学语言。”王岳川也指出,“现有的孔子学院作为国外的中文学校,更注重语言教学,有些忽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如果仅仅是在外国教汉语,意义就太狭隘了。”[14]李宇明则从中国国际话语权战略的角度历史地审视了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指出:“百余年来,中国因语言国情所定,一直侧重于从显性工具的角度规划语言。”并呼吁“当此之时,当此之世,语言规划在继续关注语言工具职能的同时,要更多关注语言的文化职能。”[15]应该说,上述针对孔子学院阶段性特征的体认预示了转型发展的方向, 那就是接下来要转变到以汉语为根基,以文化介绍为主的阶段。当然,转型期内涵式发展的种种行动表明孔子学院总部充分注意到了“语言”作为文化的有限性,在其修订版《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国外汉语教学“五级目标和内容”的每一部分都明确了“文化意识”的培养目标,并对其实现途径以“文化知识”“文化理解”“跨文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等子系统加以规范[16],并通过《汉语教学话题和内容建议表》对包括语言与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与技术、政治历史与地理、价值观念等13个子项目的统筹,将“大文化”观贯彻于国外汉语教学之中,而这正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需要更加注重的内容。

超越“语言工具观”导向的文化输出模式有着深刻的国际权力竞争转向的背景。当前,在全球化催生的全球文化博弈中,以本土文化产业为后盾的包括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影视作品、艺术展演等为载体的价值观输出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重要方式。仅就亚洲的日本与韩国而言,固守“语言输出”阵地,抢占“文化输出”制高点的动作,就显示出这一倾向。得益于音像制品方面的文化输出,“韩流经济”2012年首次出现了8550万美元的顺差 ,其国际文化市场占有率也从20世90年代中期的不到1% 上升到2011年的5%[17]。鉴于成立于1972年的“国际交流基金”因偏重语言教育在推广日本文化方面的有限性,近年来,日本以建设“文化超级大国”为目标,竭力发展以动漫、电子游戏、时装、饮食、茶道、插花、歌舞伎、日本料理等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产业。2013年安倍政府又以高于往年10倍的财政投入大力推进“以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国际战略”,在全球开设“日本屋”,以进一步增强日本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18]。在这一趋势下,世界各国语言观念和语言政策也正悄悄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这趋势与国际权力竞争互为因果、互为动因,催生了语言教育输出基础上的“大文化”输出模式的勃兴。

文化功能转向意味着要渐次释放孔子学院在“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信息咨询”方面的“桥梁”“纽带”作用 ,将其建成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文化交流平台”。这个平台承载着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 无论是“文化输出三大战役”(王岳川,2011)、“百千万系列工程”(洪晓楠 ,2014),还是“一体两翼” (许嘉璐,2014),都因文化传播的跨国实践,而与以“融进去”为旨归的国外受众战略、传播渠道战略之间存在复杂的纠葛。鉴于此,全面实施、深化拓展《孔子学院章程》的“业务范围”,包括开展以现代传播技术为依托的、“面向社会各界人士”的、本土化的“大文化”输出,是孔子学院转型发展的国际教育课题,更是一个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家话语权建设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课题。

(二)目标受众:从精英到精英与大众的结合

与输出内容相适应, 目标受众的调整也迫在眉睫。创建初期,孔子学院锁定关键国家和重点群体的精英化路线,适应了全球占位和规模发展的阶段性需求, 最大化地激活了有限资源的市场效应和社会效应。作为一个难以量化的指标,相关数据和国外媒体报道及民间的态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孔子学院精英路线取得的全球影响力。陈静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上半年,全球汉语学习者达1亿多人,汉语被40多个国家纳入本国的国民教育。英国政府要求所有中学在2015年之前开设汉语课。仿照法国,泰国制定的外语教学计划将汉语作为全国中小学的必修课。在美国,汉语已成为第三外语。近年来,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战略在国外精英阶层中引发的“中国文化霸权”论则间接折射出十年规模化发展产生的全球影响。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担忧颇具“威胁论”色彩,他认为,崛起后的中国必将导致西方文明的终结,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得不按照中国文化理念进行重组,并最终形成“中国文化霸权”主导下的人类文明格局[19]。关于国外主流媒体对孔子学院汉语教学与文化传播态度的实证分析则揭示了国外精英的矛盾心态。刘毅研究了《纽约时报》十年来涉及孔子学院的报道后发现,持消极倾向的报道最多(35.3%),其次为中立性报道(31.4%)和积极性报道(27.5%)[20]。数据表明,尽管消极报道最多,但并未形成一边倒的批评态度。这种矛盾心态在两年前《孔子学院的海外镜像———基于国外媒体报道而对孔子学院运作情况的考察》(林雪,2012)中也得到证实。相关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孔子学院十年发展在国外精英群体中产生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转型时期, 孔子学院面临新的内外部发展环境。首先,各国文化权力竞争手段更趋多样化。除传统的跨国教育、文化交流和艺术展演等方式之外,音像制品、电子游戏、跨国旅游、网络外交已成为各国文化权力竞争的新手段。这些具有大众传播特征的文化输出方式, 必然带动文化传播受众由精英向大众的扩散。其次,汉学大众化的内外部条件基本成熟。孔子学院全球布局基本完成,初步形成包括“纲领性”“指导性”与“专门性”三个层面的文化“走出去”政策体系,汉学大众化的传播格局基本形成, 形成了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企业带动为主体的“国际汉语传播”“传媒走出去”“文化艺术走出去”“学术走出去”和“企业走出去”的五大文化传播序列,立体地涵盖了文化权力要素的方方面面。从我国对外文化关系建设和孔子学院自身建设来看。我国已与149个国家签订了文化交流与合作协定,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计划;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合作关系[21]。良好的对外文化关系为孔子学院开展国际文化传播提供了外部条件。近年来,孔子学院管理机构日益完善、建设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的提速,适应了“大数据时代”海外汉学大众化的需要。

办学路线转向“精英与大众”,意味着孔子学院在继续关注国外精英群体的同时,更加关注国外大众群体。关注精英群体是因为这个群体在一国观点、态度的形成中发挥着“意见领袖”的作用。现实中,“意见领袖”往往是指政府、社团的负责人、领袖、报刊主编、评论家、学者、教育家等各类社会名流,他们掌握着各个国家的话语主导权, 对所在国形成对中国的观点、态度和评价起到引导和主导作用[22]。美国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就明确了“关键区域的政府和人民”作为文化输出的重中之重[23]。然而,网络时代的民众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当下Web2.0技术在全球的普及,推特、微博、脸谱等社交网络平台大量涌现,将公共空间从现实世界延伸至虚拟世界,这一趋势对各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克林顿政府就强调要用21世纪的方式来解决21世纪的问题,并直言“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24]奥巴马政府更是积极倡导利用所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展对外交流,称其为“21世纪的治国方略”。他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远远超出了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活动, 而成为政府之间、人民之间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交流[25]。可见,网络技术高度发达、大众文化发展较为充分的西方国家,民间话语并未完全淹没于主流声音。因此,在关注“意见领袖”的基础上 ,更加关注国外普通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 将其作为汉学大众化时期的国外民众基础,因为他们是中国文化“融进去”的“草根”,是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民间基础,是网络外交时代中国文化国际运作能力的关键。

(三)渠道建设:从小众化到大众化

依托课堂教学为主渠道的语言与教育输出,以特定范围内的特定群体为受众,具有明显的“小众化”特点;就孔子学院目前开辟的汉语桥、夏令营、参观旅游、留学生计划/项目、节庆活动等特色渠道而言,也显然带有零散化的不足。转型时期孔子学院的重新布局,需要重组各种文化传播渠道,实现全媒体覆盖。这就意味着在继续重视传统渠道建设的同时,特别要及时跟踪大众传播技术前沿,充分发挥以网络技术为基础、兼容了书籍、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功能和媒介内容的大众传媒在功能整合和内容整合中的作用。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改变着国际传播环境,3G技术使电视传播与网络传播几乎实现了无缝对接,“台网融通”为传统电视开辟了一个多元化的传播新渠道;Wi Fi的全球应用及4G网络的渐次推广,正在推动“媒介融合”走向深入。

适应网络时代国际文化权力竞争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拓进的步伐,西方国家纷纷转向网络阵地。近年来,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屡次强调,网络是美国海外宣传的最重要阵地, 美国将争夺网络空间主导权。美国还曾利用You Tube、Twitter等网站创意成功策划了诸如“全球民主短片竞赛”“全球Twitter大赛”等一系列活动,旨在通过网络新媒体吸引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参与,在全球推行其文化和价值观。2009年奥巴马就职后的首次访华策划的“博客吹风会”,也是美国拓展新媒体传播的成功案例。如今,利用互联网、新媒体开展国际文化传播,已成为继教育与文化交流、国际信息项目、意识形态较量之后新的文化输出形式,成为公共外交和政府外交的补充手段。它以国外普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作为受众,成为了解、告知、接触和说服国外大众的重要媒体。此外,欧盟委员会于2010年3月公布的旨在指引欧洲发展的“欧洲2020战略”提出了面向教育的“流动的青年计划”和面向数字社会的“欧洲数字化议程”。日本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大国”的目标后 ,于1996年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2014年推出了“酷日本战略”,都将其国际战略与互联网发展结合起来。时至网络时代,从语言与教育输出到各类文化产品, 包括影视作品、报刊、广告、广播等纷纷触网,给目标国的文化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在现实层面上,以打造“综合文化交流平台”为目标的大众化传播渠道建设,需要结合目标国网络建设的实际,综合考虑以下操作路径。首先是如何与所在国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借船出海”的目的。在这方面,我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广播公司(BBC)合作,制作播出《美丽的中国》《敦煌》等纪录片的实践具有典范意义。其次是如何与所在国有影响力的营销渠道联合,以开辟网络建设、远程教育、广播、电影、电视、艺术展等大众传媒为载体的综合文化传播渠道。再次是如何与所在国网站合作,以实现现有文献资料数字化,并提供这些历史材料的永久性访问权。目前,“网络孔子学院”“广播孔子学院”“电视孔子学院”“教材编写指南平台”等数字化建设刚刚起步,线下资源的线上整合仍是未来“综合文化交流平台”建设的需要破解的难题。最后,大众传播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关注国外大众的“期待视野”,在把握国外受众的接受心理方面,邀请国外专家参与节目制作和栏目策划不失为“内容中国化、形式本土化”的良策。

三、转型发展:给我们带来什么

转型发展为孔子学院提出的新课题,无论是输出内容的“大文化”、目标受众的精英与大众的结合,还是渠道建设对大众传播的诉求, 都因教育、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缠绕而变得极其复杂。如果把“孔子学院”比作即将驶向远方的“文化航母”,那么在起航前,我们需要审慎分析: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将展现怎样的文化图景? 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复杂的问题整体上归结为“输出什么”和“怎样输出”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而这艘文化航母所能够展现的中国文化国际竞争力面貌也将更加清晰和明朗。

(一)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

“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当代中国国际地位变化引发的中国文化影响力变化的概念。前者指世界文化版图中中国影响力式微的现象,后者则是一种相反的文化运动。历史地审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不难发现,那些曾经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圈拥趸者。

明治维新前后, 有两种教育体系并存于日本:寺子屋和汉学塾,两者都以中国经典作品研习作为教学内容,是日本教育史上中国文化最受尊崇的时期。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脱亚入欧”,再加上甲午海战滋生的民族主义,汉学遭受空前冷遇。二战后,日本“脱亚入美”,日本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政策采取“对内实行单语制”“对外奉行实用主义”, 汉语教学被完全排除在日本中小学的全部阶段[26]。尽管汉语教学在二战后日本大学中开始实施,但仍是“第二外语”,且受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影响较大。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 治中解放 出来 , 在美国的 强力干预 下 ,1945—1965年的20年间,朝鲜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去中国化”运动,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从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消灭汉字”, 禁止在课堂和学校教科书中使用汉字。可见,朝鲜的“去中国化”运动深受美国的影响。1945年后,韩国把学习、使用和精通朝鲜语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再加上朝鲜战争后,东北亚军事对抗的存在,韩国国内也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去中国化”运动,直到1992年中韩建交。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的国家(76.5%),加上长期的英国殖民历史 ,语言问题、文化问题和种族问题是这个殖民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其中英语和汉语的角逐在1950年后导致华文学校的衰落和英文学校的繁荣, 开始了近代新加坡“去中国化”的漫长历史。作为汉语国际推广的重镇,东南亚各国的汉语教育也大致经历了二战后受挫的历史命运。据有关数据,1937年马来西亚华文学校的学生人数8.6万余人, 缅甸在日本占领前的1942年华人学校达300多所,1941年菲律宾的华校126所,在校生达2.1万余人。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其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 印尼的汉语教学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泰国于1957年下令禁止一切汉语教学,缅甸于1966年将华文学校收归国有,柬埔寨在1970年封闭所有华校[27]。应该说世界文化版图中的“去中国化”浪潮兴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伴随着近现代中国国力衰微导致的文化影响力下降是其根本原因。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以来 , 我国综合国力的累积效应,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是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一股“再中国化”的浪潮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逐渐兴起。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文化战略的深入发展所推动的“再中国化”浪潮也初见端倪。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共同的儒家文化观,近年来,韩国国内掀起了被称为“汉风”的“再中国化”浪潮。2004年底世界上第一个中国孔子学院和亚洲第一个中国文化中心在韩国首都首尔挂牌。目前韩国每天新出版10多本关于 中国的书 籍 , 专门播放 中国节目 的HAOTV、CHINATV和中华TV等电视台大量涌现。据统计, 韩国120所大学均设有中文系,每年的中文专业毕业生约有3000多人。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11万人中, 其中7万名考生是韩国人[28]。在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至今,出现了两次“汉学热”,一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次是新世纪以来。据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日本783所大学中开设公共汉语课的大学约700所,选修汉语的学生约16万人[29]。目前,日本是学习汉语人数最多的国家。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也在20世纪90年代后纷纷将汉语教育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 ,即便是在未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汉语教学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随着国际汉语热的持续发酵、汉语的经济性日益凸显,孔子学院的转型发展必将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内刺激中国文化的复兴。

(二)从“研究中国”到“中国研究”

姑且将“研究中国”与“中国研究”看作两种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模式, 这两种模式因研究立场、主客定位、研究取向等的差异而易于导致对“中国性”建构的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研究中国”是一个以“他者”立场和视角、以“中国”为研究客体的话语方式,带有鲜明的赛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色彩,即西方在研究非西方世界时,以一种“地位优越”的姿态将非西方根据自己的立场设定为落后的“他者”。如果说“研究中国”形成了西方观察中国社会的一种方式和传统,那么这种方式和传统所产生的不良影响显然不在于是否有中国学者加入这一论域,也不可能在于其理论观点在中国的传播状况,而在于它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假设与西方经验的逻辑基础,注定这一传统或西方理论在解释中国经验时的有效性悬置。长期以来,西方都以一种封闭的“东方主义”式的论述错误地再现中国情境以巩固自我。新近,美国学者丹尼尔·F.武科维奇在其所著的《中国与东方主义:西方的知识生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书(2012年)中,对西方的“东方主义”展开了审慎的观察,并以“汉学东方主义”的概念描述了“东方主义”的新形态。在“汉学东方主义”看来,“中国处于迟疑不决但不可避免地与‘我们’西方变得相同的进程中:即变得开放、开明、现代、自由。换言之,‘中国’被认为正在变得总体上与西方等同。”这里,武科维奇所要揭示的“汉学东方主义”的核心在于,将过去和当前的中国看做与理性、自由、民主的西方相对立的存在。显然,从赛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到武科维奇所揭露的“汉学东方主义”,一以贯之的话语方式主导的有关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关注的并非历史的真相和现实的变迁,而是其预设的优势地位,“中国观察者(或专家)的地位优越性,致使中国或有关中国的事情决不能通过挑战广为接受的思想范畴来获取优势地位。”[30]显然,在西方理论的视野下中国已成为不同于西方的、与理论逻辑不相适应的“悖论社会”。

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建设应对“研究中国”保持警惕,同时,大力推进“中国研究”,真正确立中国学术文化的自主性,避免读着“洋书”了解中国的情景。鉴于此,“中国研究”是以自我立场对自我的全新审视和把握,是一个话语自觉与自决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确立的表征。从“研究中国”向“中国研究”的转向,意味着从被动言说到主动言说和话语输出的转型,这正是“中国研究”的精神主旨。在这种知识生产策略之下,政府规划和国内学界的努力不可或缺。把学术走出去作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成纳入政府规划在当前尤为必要和重要, 学术走出去能妥善回应外部关切,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基本国情、价值观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国家形象,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学界的努力应坚持中国主位的立场,既以理论对话又以增进国际社会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简言之,“中国研究”旨在确立大国的话语生产方式。

当然,“中国研究”还要正视一个庞大的海外军团及作为后备力量的青年学者。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10年,国外共有中国研究机构185家,知名汉学学者1570多人,且主要集中在美、日、德、意、英、韩等国家1, 这些机构和人员是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第一接受者,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但由于缺乏中国作为主体的问题意识,这些机构和人员在国外强大的学术传统的影响下, 很可能难以超越既定的预设和框架,其所谓中国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向国内的延伸,很容易沦为“冷淡的冷战战斗士”“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傅高义,2004)。因此,在现实的意义上,增进这个群体特别是青年学者对作为客体的中国的直接接触,无疑是一个长远的战略考量。某种程度上,本土知识背景使他们成为“中国声音”的国际代言人,并且形成一股强力影响西方学界全面分析、阐释当下中国文化现状的有生力量。正是在这个层面上,2013年“新孔子学院计划”的实施无疑是对国外“中国研究 ”的积极回应,它对中国声音的传播也终将在孔子学院未来发展中渐次深化。

(三)从“走出去”到“融进去”

在现实的层面上,文化走出去只是一国文化战略的手段,融进去继而实现文化占位、外交支持和理念博弈才是后冷战时代国际权力竞争的目标。人类文明交流史表明,文化输出的背后其实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交流,即“世界之争表象在‘利益’、在‘势力’,而本质则在‘思想’、在‘文化’。”[31]因此,一种文化要“融进去”才能深入异质文明的内部神经。

然而,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方教育与文化交流的历史表明,思想价值观传播的最大特点是潜移默化的、非显著性的,而它一旦确立起在异文化领域的地位,其影响又将是持久的、稳定的。美国著名的国际文化交流专家伦纳德·R·沙斯曼曾总结道,“文化交流,然后政治变化,是经过很多年在这些国家社会中发生作用的”,“我们无法弄清楚文化在其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我们深信它是其中一个因素”[32]。中国文化融进去还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那就是西方近500年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而且这一运动在全球化的今天仍在延续扩散。这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压力,也是最大的外部动力:遭致外来文化“主导”和“殖民”的巨大威胁,换句话说,融进去面临重重困难。就文化市场占位而言,尽管通过十年的努力,我国基本扭转了文化贸易的逆差,但对国际文化市场规则的突破、创新和超越仍将在一定时期内考验着我国政府的智慧。

当然,“融进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更是一个必然结果,它取决于国际权力竞争转型的实现和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国家战略。21世纪以来,世界重心的东移和全球实力向新兴国家倾斜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国际权力竞争从硬实力向软实力地转型,倒逼式地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舆论的前沿。从理论上看,任何既定的文化结构和中心都是人类行为的后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累积效应, 在为中国话语输出提供全方位的强大支撑的同时,也为在“异文化”间传播中国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在全球化、信息革命,“历史终结”“文明冲突”“文化霸权”, 非传统安全以及“软实力”等后冷战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并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新面貌的今天,孔子学院不仅是中国话语体系建构软着陆的举措,更是向世界发出的和平实现“权力转移”的信号,而依靠自身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融进去, 正是当年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的关键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正是基于对中国文化融进去的判断,而会成为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共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