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故事（精选12篇）
世人往往急功近利或是奢求硕果，往往忽视达成目标需要在微小的地方加以努力，其结果通常是“小事做不好，大事也不成。”须知“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合抱之木，生于毫米”。自古来有所成就的人物，无不重视平日的积累及细小的处事方式所带来的影响。大发明家爱迪生从不以深知卓见自满，而是时刻收集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素材；一本本小小的笔记本被写得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奇思妙想。这对他的发明工作无疑大有裨益。假设他也如陈蕃一般，以“搞大发明”为由弃“记小事”，那不知电灯发明之日又要晚多少年了。
好高骛远不仅是搞科研的大忌，更是阻碍各项社会工作圆满完成的遮天大石。有的人生活在空想中，就如陶醉在蜂蜜旁的苍蝇，却早已回乏力。他们的一度追求伟大、毫不顾及渺小让他们不得不在垂暮之年大倒苦水；对昔日的大梦想、高追求也只能付诸无尽的叹息。没有绝对的巨，也没有绝对的微。君不见泰山不让土壤，故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方成其深。小，无妨，量多即大；弱，无妨，量多则强。没有一步步的脚踏实地，何来漫漫千里之途？
与好高骛远相反，不少人重视量变对质变的必要作用，在无数看似微小的行动背后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作家雅各布在二战前夕，以一册内含希特勒军队各种情况的军事小刊震撼世界，因为德国境内的军事部署情报是严密封锁的，经雅各布本人透露，他只是坚持对德国报纸上所有有关德军动向的消息加以摘录，并进行分类，最后加以拼凑，获得了希特勒军队军事部署的重要情报。如此般像潮湿门边长出的真菌，恐怕只有雅各布才会细心观察吧。但就是由于这“渺小”的积累造就了对盟军十分有利的军事指导册。
朋友，当你奋力向“成功人生”奔跑时，是否注意到足旁的鹅卵石呢？不要嫌它小，将它们拾起吧！它们会为你砌起直达成功的阶梯！总眼盯着前方不放，小心踏空了。
一、爱情意识的自觉
女冠诗人不同于谨守封建礼教传统而彻底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封建女性, 她们已具备了爱情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 鱼玄机可谓是个中代表。鱼玄机早年曾写一五言律诗《寄飞卿》赠予温庭筠:“阶砌乱蛩鸣, 庭柯烟露清。珍簟凉风著, 瑶琴寄恨生。嵇君懒书札, 底物慰秋情。”从诗中不难发现此时的鱼玄机已是情窦初开, 少女的情怀也已发而为诗了。
与鱼玄机齐名的巴蜀女校书薛涛在当时面对心仪的风流才子, 作笔墨纸砚《四友赞》来含蓄地表达爱慕之情。元稹读后面对如此才华横溢又敢于直露自己的女子更是为其心动, 相见恨晚, 而后成就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如果说鱼玄机和薛涛这两位女冠诗人求爱之行还稍显含蓄蕴藉的话, 那么同为女冠诗人的李季兰可谓是足够赤裸和热烈了。李季兰于溪中泛舟偶遇隐居此地的名士朱放, 当即为其献诗一首, 如此的作风大胆直抒胸臆想必也只有放纵不羁的李季兰能为之了。后来李季兰又对诗人阎伯钧产生好感, 她同样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唐朝的这些女道士们看似遁入空门实际上从未忘却红尘之心, 她们借由道士的安全身份与文人才子们往来唱和, 甚至是共度爱河, 不能不说她们的身上实际上也寄托了当时唐朝女性的爱情理想, 社会在这一时期给予女子部分的包容, 所以女子潜伏于内心的情感之焰也急于迸发。通过这几个特例, 唐朝女性的这种自觉的爱情意识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在爱情观上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自我定位
尽管唐朝女性在爱情观上已有相当的进步和跨越, 具备表达自我的意识。但是她们的进步也只是局限在表面, 并未从内心真正肯定自我的情感价值, 在潜意识里仍是将男性置于至高无上的权位, 而自己依旧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 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自我定位。
薛涛是韦皋所提拔的校书, 因介意薛涛与其他男性的交往, 他将薛涛逐放远地。但薛涛也可谓是聪明剔透, 她在赶往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 总称“十离诗”, 差人送给韦皋。诗中薛涛不惜把自己比作是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 对于自己行为不当而引起主人厌弃一事实在是咎由自取, 无可辨白!从这十离诗中不难发现薛涛的聪慧然更易让人察觉到的乃是她作为一介女流的柔弱凄凉, 无所依傍, 为了使自己免受迫害, 只能降低自己的气节来谄媚示好, 纵然有不同于凡俗女子的勇气与魄力, 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对自己的弱势地位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 对于自己所仰仗的男权也只能保持着刻不容缓的顺从。
率直随性的李季兰亦是如此, 当时是伊人名动京城, 唐太宗召她入京, 可惜此时的李季兰早已不再年轻了, 太宗大失所望, 李季兰更是第一次感到了自卑, 不能以鼎盛之年, 绝世之貌去迎接大唐皇帝的目光是她一生中极大的遗憾, 她写下了极度哀伤的句子“仰愧弹冠上华发, 多惭拂镜理衰容”“桂树不能留野客, 沙鸥出浦谩相逢。”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风流才子所爱的终究是青春貌美的酣畅, 一旦风华不再即便再有才情也只能落得个被人不屑一顾的下场。李季兰深知作为一个女子不能再供男子把赏玩味便是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才会如此感伤绝望吧, 可见即便骄傲如李季兰也同样是将自己的存在感完全寄托在了男子的身上。
三、对真情的渴望兼求之不得的愤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4-0-01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女性几乎都是作为男性附属品出现的，她们的情感需求被抑制被忽略，没有表达的途径甚至没有表达的欲望，但是唐朝就不同了，唐帝国在经济上达到空前的繁荣，思想上也随之开放，社会更是给与了女性前所未有的包容，随之涌现出了一大批卓尔不群风华绝代的女冠诗人，最广为人所知的莫过于鱼玄机、李冶、薛涛等人。这些女冠诗人代表的是唐朝文化女性阶层，以一管而窥全豹，因而可以从一个层面上为唐朝的女性立言。这些诗作，为窥探唐朝女性的婚恋观、感知她们对于爱情的诉求方面提供证据。
一、爱情意识的自觉
女冠诗人不同于谨守封建礼教传统而彻底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封建女性，她们已具备了爱情的自觉意识。在这一点上，鱼玄机可谓是个中代表。鱼玄机早年曾写一五言律诗《寄飞卿》赠予温庭筠：“阶砌乱蛩鸣，庭柯烟露清。珍簟凉风著，瑶琴寄恨生。嵇君懒书札，底物慰秋情。”从诗中不难发现此时的鱼玄机已是情窦初开，少女的情怀也已发而为诗了。
与鱼玄机齐名的巴蜀女校书薛涛在当时面对心仪的风流才子，作笔墨纸砚《四友赞》来含蓄地表达爱慕之情。元稹读后面对如此才华横溢又敢于直露自己的女子更是为其心动，相见恨晚，而后成就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自然也是不在话下。
如果说鱼玄机和薛涛这两位女冠诗人求爱之行还稍显含蓄蕴藉的话，那么同为女冠诗人的李季兰可谓是足够赤裸和热烈了。李季兰于溪中泛舟偶遇隐居此地的名士朱放，当即为其献诗一首，如此的作风大胆直抒胸臆想必也只有放纵不羁的李季兰能为之了。后来李季兰又对诗人阎伯钧产生好感，她同样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唐朝的这些女道士们看似遁入空门实际上从未忘却红尘之心，她们借由道士的安全身份与文人才子们往来唱和，甚至是共度爱河，不能不说她们的身上实际上也寄托了当时唐朝女性的爱情理想，社会在这一时期给予女子部分的包容，所以女子潜伏于内心的情感之焰也急于迸发。通过这几个特例，唐朝女性的这种自觉的爱情意识也就显而易见了。
二、在爱情观上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的自我定位
尽管唐朝女性在爱情观上已有相当的进步和跨越，具备表达自我的意识。但是她们的进步也只是局限在表面，并未从内心真正肯定自我的情感价值，在潜意识里仍是将男性置于至高无上的权位，而自己依旧是低到尘埃里的花朵，始终没有摆脱男性附属品这一自我定位。
薛涛是韦皋所提拔的校书，因介意薛涛与其他男性的交往，他将薛涛逐放远地。但薛涛也可谓是聪明剔透，她在赶往松州的途中写下了十首著名的离别诗，总称“十离诗”，差人送给韦皋。诗中薛涛不惜把自己比作是犬、笔、马、鹦鹉、燕、珠、鱼、鹰、竹、镜；而把韦皋比作是自己所依靠着的主、手、厩、笼、巢、掌、池、臂、亭、台，对于自己行为不当而引起主人厌弃一事实在是咎由自取，无可辨白！从这十离诗中不难发现薛涛的聪慧然更易让人察觉到的乃是她作为一介女流的柔弱凄凉，无所依傍，为了使自己免受迫害，只能降低自己的气节来谄媚示好，纵然有不同于凡俗女子的勇气与魄力，但在关键时刻还是对自己的弱势地位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对于自己所仰仗的男权也只能保持着刻不容缓的顺从。
率直随性的李季兰亦是如此，当时是伊人名动京城，唐太宗召她入京，可惜此时的李季兰早已不再年轻了，太宗大失所望，李季兰更是第一次感到了自卑，不能以鼎盛之年，绝世之貌去迎接大唐皇帝的目光是她一生中极大的遗憾，她写下了极度哀伤的句子“仰愧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谩相逢。”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风流才子所爱的终究是青春貌美的酣畅，一旦风华不再即便再有才情也只能落得个被人不屑一顾的下场。李季兰深知作为一个女子不能再供男子把赏玩味便是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才会如此感伤绝望吧，可见即便骄傲如李季兰也同样是将自己的存在感完全寄托在了男子的身上。
三、对真情的渴望兼求之不得的愤懑
据陈鸿祖《东城老父传》记载，开元间童子贾昌由于善养斗鸡，深得玄宗宠幸，因而“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时人既羡慕又嫉妒，嚯称其为“神鸡童”。
当时京城长安流行的歌谣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其中最突出的是大诗人李白。
唐玄宗天宝初年，时任宫廷翰林的李白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他针对宦官、侍童、斗鸡者仰仗皇帝，豪奢无度、威势逼人的情景，愤而作《古风》加以嘲讽。诗中有：“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这四句写供奉唐玄宗斗鸡侍者的冠服、车盖十分光彩，气焰很高。
李白以“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作该诗的结尾，借用“尧”(明君)和“跖”(恶人)的典故，影射唐玄宗昏庸，慨叹当世君王不辨贤愚，乃至奸人作乱。
果然，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7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6月，叛军破潼关直逼京城长安，唐玄宗被迫率文武百官逃向西南入蜀避乱。
至此，风行20多年的“神鸡童”现象完全结束。
李世民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嫡长子的位置是没法争了，但可以另辟蹊径，从能力、业绩、威望等方面全面超越。于是，李世民私下里学习刻苦，注意自身修为，而且还广交朋友，培植自己的势力。另外，他牢牢掌握了军权，善待手下将领和士兵，对老百姓也很好，在军队和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在唐朝定国后，为稳定局势而进行的六次大规模的征讨活动中，李世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把六次战争的胜利比作足球场上的六个进球，那么，李世民一个人就完成了四个进球，另外还助攻两次。最重要的是，他在最关键的决赛(唐军VS王世充加窦建德联军)当中，打入了制胜一球。在这一仗之后，李世民的威望和势力达到了极致。据说，他回到长安时，受到军民以及皇帝的礼仪招待。
这种情况，让大哥李建成很是担心。当然，李建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这些年更注重把持朝政，而且和一些权臣搞好关系。另外，他给四弟李元吉很多许诺，二人关系很好。关键时刻，确保这个弟弟站在自己这边。基本上，宫里宫外都是李建成的人。之前，李建成考虑到李世民在领军打仗方面的作用，一直隐忍其实力的发展。但现如今，天下基本太平，该解决内部矛盾了。于是，他向老爸李渊建议由四弟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夺取李世民的军权。
李世民虽然连年在外打仗，但并不是对朝内情况一无所知。其实，他早在李建成周围安排了很多“卧底”，对李建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没有沉迷于当时的成绩，更觉得有必要解决自己权力路上的障碍。当了解到李建成的最新动态后，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但到底如何处置这个皇太子呢?李世民手下将士们都很有顾虑，这毕竟是“老板”的亲大哥啊!李世民这时表了态：“有什么计策，你们尽管说，由我来决定是否执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将皇太子及主要同党囚禁起来，不让他们再干预政事。李世民当即反对：“李建成已经鬼迷心窍，囚禁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众将士都明白了“老板”的意思，提出迫使李建成等进宫，但在途中进行截杀的办法。李世民这才同意，但由谁去负责做这个事情，他都不是很放心。于是，他决定由自己亲自来完成这一任务，并带上了对自己最为忠心耿耿的尉迟恭。
事情的进展依计进行。而李世民最担心的一幕也确实出现了。公元626年7月2日晚，玄武门前，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在逃跑时，手下将士都不敢下手，包括这个尉迟恭。“不能让大哥跑掉，否则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就全部白费了”，李世民射出了致命的一箭，正中李建成要害，当场毙命。而尉迟恭也立即解冻，射死了李元吉。
翁承赞工于诗文，著有《谏议集》、《昼锦集》、《宏词·前后集》等，皆佚。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屈指可数。《全唐诗》卷703编其诗为一卷，《全唐诗续拾·新见逸诗附近》收其诗两首，全计近40首。翁承赞的诗作端重典雅、炼字精确，深受后人喜爱和好评。《唐才子传》说：“他诗高妙称是……有诗，以兵火散失，尚存百二十余篇，为一卷，秘书郎孙郃为序云。”
翁承赞从小刻苦读书，后到长安随父苦读四年，于唐乾宁三年(8)在长安应试，考中进士，以第三人被选为探花使。当时他作《擢探花使》(三首)，其三写道：“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称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纻衣惹得牡丹香。”诗人情与景会，意到笔成，不仅活灵活现地描绘了自己高中之后的得意之态，还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得意之情，明朗畅达而又别有情韵。其中第三句“恬淡春风称意忙”与著名诗人孟郊《登科后》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有异曲同工之妙。
翁承赞出仕时，任京兆府参军。他恪尽职守，受到上司器重。这从他后来写的《咏槐花》一诗可见一斑：“雨中装点望中黄，勾引蟑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诗中，“装点”、“勾引”，用词精炼。“马蹄终日为君忙”之句，十分生动反映出他任劳任怨、不辞辛劳的情景。
翁承赞长期在异乡做官，思乡之情自然常常萦绕心头。《寄舍弟承裕员外》一诗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江花岸草晚萋萋，公子王孙思合迷。无主园林饶采伐，忘情鸥鸟恣高低。长江月上鱼翻鬣，荒圃人稀獭印蹄。何事斜阳再回首，休愁离别岘山西。”其中，“无主园林饶采伐，忘情鸥鸟姿高低”、“长江月上鱼番鬣，茺圃人稀獭印蹄”两句以其精妙独到的表达，为后人所称道。
翁承赞继承其父遗风。他在家乡创办了“漆林书堂”，还招聘教师授课。古存福清江阴鳌峰书院的《寄示儿孙》曰：“力学烧丹二十年，辛勤方得遇真仙。便随羽客归三岛，旋听霓裳适九天。得路自能酬造化，立身何必恋林泉。予家药鼎分明在，好把仙方次第传。”
该诗是翁承赞勉励晚辈读书成才的真实写照。此诗笔法委婉：首联写只有持久以恒地“力学烧丹”，才能有“得遇真仙”的出头之日。“二十年”是虚指，比喻时间久长;颔联中的“三岛”指蓬莱、方丈、瀛洲三个仙岛。“霓裳”借代仙乐。大意是：只要学有所成，就能很顺畅地进入神仙世界。颈联是全诗的主旨，采用直白的表达方法，意思是：只要能够得到进身的路径，就可以报答上苍的化育之情;尾联呼应首联，采用含蓄的写法，大意是：我家烧丹的炉鼎明摆在那里，正好把成仙的药方一直传下去。作者以炼丹成仙的道士借喻学业有成、科举有望，希冀子孙后代通过苦学早日成材。此诗写得踌躇满志，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一、唐朝皇帝与马球运动的勃兴
马球运动在唐代的兴起, 可追溯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据唐朝御史中丞封演撰写《封氏闻见记》考证,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责令在全军推广马球运动, 此举主要是为了抵御突厥骑兵的侵犯, 通过马球运动加强大唐的骑兵训练, 提高官兵骑马作战的技能。据《新唐书·兵志》记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 马增至七十万六千。”军队在各地修筑的马球场地很多, 有的可容纳上万士兵住宿。太宗以后的历代皇帝也都重视马球运动所具有的军事训练的特殊意义和作用。他们不但崇尚马球运动, 而且亲自参与其中。唐中宗李显就是唐代马球运动的典型参与者。他身为一朝天子, 多次率领文武百官, 亲临梨园亭球场观看马球赛。据记载:“景龙中, 吐蕃遣使迎金城公主, 中宗于梨园亭子赐观打球。”这是一场由吐蕃球队与唐代宫廷球队举行的一次马球对抗赛。球赛最终结果, 以临淄王李隆基、嗣虢王李邕、驸马杨慎交、琥延秀为一方的唐代球队获胜。“中宗甚悦, 赐强明绢数百段, 学士沈佺期、武平一等至皆献诗。”唐中宗亲临球场观赛, 反映了他对马球运动的喜好。
天宝六年 (747) , 62岁的唐玄宗仍然兴趣勃勃地在骊山球场与羽林军将士一起策马挥杖进行马球比赛。当时礼泉县尉阎宽撰写了一篇《温汤御球赋》, 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唐玄宗亲自参加这次军队马球比赛直到日暮时分才结束的热烈场面, 描写唐玄宗在比赛中“志气超神, 眉目胜画, 地抵卫哗, 山灵捧靶。众沸渭以纷纭, 独雍容而闲暇。”《温汤御球赋》记述唐玄宗下诏说:“武由是存, 义不可舍, 倾徒习于禁中, 今将示天下。”诏令充分肯定马球运动所具有国防和治安的双重意义:“兹艺精炼, 古来罕见:宇今斯成, 伐谋足擅。可以震叠戎狄, 康宁宇县。”军队中除了日常性的马球活动之外, 每年还利用冬闲时节, 在临憧组织军士举行大规模的马球表演, 以此作为全国性的示范。蔡孚作《打球篇》一诗, 序言说:“打球者, 以练武士, 知有材也。”指出:“共道用兵如断蔗, 俱能走马入长楸。”马球赛的马为精选的“騄骥”、“紫骝”。球似“奔星乱下”, 杖似“初月飞来”。唐玄宗亲临现场“薄暮汉宫愉乐罢, 还归尧室晓垂旎。”唐代学者李溶《松窗杂录》云:“上好马, 击球, 内厩所饲者, 意犹未甚适”, 皇帝因此诏令精通《马经》的人索求骏马, 以备军队将士进行马球赛时骑乘。
唐代的宫廷马球热也波及皇亲国戚、朝廷显贵。唐中宗的驸马杨慎交、唐德宗时的司徒兼中书令李晟、唐文宗时的户部尚书王源中等, 都喜好打马球, 而且显名于时。他们分别在靖茶坊、永崇坊、太平坊各自的住宅区内自筑球场。唐德宗贞元十五年, 韩愈在徐州任节度使推官, 张建封任节度使, 韩愈劝张建封身为节度使不要只顾打马球, 要制定关系朝廷安危的良谋, 对盘踞在淮西对抗中央的彰武叛军吴少诚进行讨伐。张建封故作《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回答韩愈。“仆本修文持笔者, 今来率领红旌下。不能无事习蛇矛, 闲就平场学使马。军中伎痒浇智材, 竞驰骏逸随我来。……儒生疑我新发狂, 武夫爱我生雄光。……韩生讶我为斯艺, 劝我徐驱作安计。不知戎事竟何成, 且愧吾人一言惠。”张建封说他本是捉笔弄文之人, 可是后来成为举旗率军之将。为了战胜敌人, 他有暇之时, 苦练骑马打球, 既练兵技, 又锻炼身体。做完解释以后, 他感谢韩愈的建议, 并准备发兵讨贼。在唐代宿卫两宫的禁军和左右神策军的将士中, 有许多球技精湛的马球高手。他们经常陪同皇帝打球, 或者为皇帝作精彩的马球表演, 受到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例如唐武宗李炎在位时, 高骄原本只是神策军士, 以善击球而补为军将, 后累官至淮南节度使, 成为专制一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二、晚唐诸帝与马球运动的衰落
唐玄宗以后, 宫廷马球仍然炽盛, 唐穆宗李恒、唐敬宗李湛、唐宣宗李忱、唐僖宗李儇都是马球迷。李儇还曾经说过:“若开马球进士选, 我当为状元。”他在逃亡期间, 也不忘身带马球。唐昭宗李晔也是嗜球成癖的皇帝。皇宫中麟德殿、清思殿、中和殿、雍和殿以及西内苑、神策军驻地都有供皇帝使用的球场。解放后, 在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曾出土了一块刻有“含元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的“奠基石”。这表明唐文宗李昂在位时 (827-840) 曾在修含元殿的同时, 修建了一个马球场。但玄宗以后的皇帝热衷于马球, 已不再出于政治上的诉求。自玄宗时期, 宦官争权乱政, 为了攫取权力, 宦官变着法子让皇帝沉浸在声色犬马之中, 使其终日嬉戏于马球, 政务荒废。宦官擅权, 拥有对皇帝、皇位的生、杀、废、立大权。历史中从宪宗起至哀帝十个皇帝中的八个都是由宦官拥立的。在《新唐书·宦官传》中六朝宦官元老仇士良以其在朝中擅权经验告诫其他宦官, 要攫取权力对待皇帝必须“盛鹰马, 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 极侈糜, 使悦不知息”。上述穆宗、敬宗、宣宗、懿宗、僖宗皇帝皆为宦官拥立, 这些皇帝在马球嬉戏中就“悦不知息”, 而不思治国。马球运动彻底变成了宫廷游戏。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元气大伤, 随后的130多年里, 战乱频繁, 唐王朝可谓是风雨飘摇。战争造成政治动荡, 经济入不敷出, 虽然马球在宫廷和军队中时有进行, 但已不是昔日张扬士气、炫耀国威的恢弘比赛了, 只是战争间歇中的小憩娱乐和宫廷中的游戏, 其规模与声势是“日渐凌夷”, 而且总是与昏庸国君的“玩物丧志”相联系。有鉴于此, 后来的王者则把马球看做一种奢侈和亡国的活动, 不加以提倡, 以至于马球运动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消亡。
参考文献
[1]李金梅.中国马球史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198-206.
据资料记载：唐朝“历经二百八十九年，计受灾达四百九十三次。有旱灾一百二十五次，水灾一百十五次，风灾六十三次，地震五十二次，雹灾三十七次，蝗灾三十四次，霜雪二十七次，歉饥二十四次，疫灾十六次。”可谓无灾不年，无年不灾。仅据《两唐书·五行志》统计，在唐代近三百年间，因水灾一次死亡就达两万余人，损失千人或万人以上的重大灾害就有十余次以上。这些无妄之灾都给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在巨大在自然灾害面前，由于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仅凭借个体的力量显然难以保障其生产生活的顺利进行。为此，自唐初以来，官府就不断完善各种救灾机构、制度和法令，从而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临时性救灾遣使
唐初，统治者吸取隋短命而亡的教训，竭力缓和社会矛盾，实施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对于大规模的灾难大都派遣使者勘察灾情，并且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救济措施。据《唐大诏令集》卷116载，“自汉魏以来，水灾之处，必遣人巡问以安集之，国朝因其制焉，亦命近臣抚恤。”贞观八年（634年）正月，太宗遣使，“分行四方，延问疾苦”。据《新唐书》卷116载：“垂拱中，历司属卿。山东饥，诏为巡抚赈给使”，朝廷任命王及善为赈灾专员。可见，在唐睿宗时期，朝廷已经正式设立救灾使职了，到了玄宗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救灾使职。据资料显示：唐代，朝廷共设职遣使赈济多达76次，尤其是太宗和玄宗时期。可见，遣使救灾在唐代重大灾难的赈恤方面承担着一定的作用。
唐代不仅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并且派遣到地方的救灾官员多是三省或御史台的大臣，在玄宗时期还有位高权重的宦官，可见朝廷对于地方救灾的重视。因此，设置灾后临时性的救灾使职就成为了唐代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设常平仓与义仓
唐建国之初，就沿用了“常平仓”政策，在春荒秋熟季节，平价买进谷物，荒年再平价卖出。这一方面是为了调节农商矛盾，抑制商人投机，更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持农业生产者的相对稳定，并且设置了常平监官，通过管理常平仓以达到“公私具济，家给人足，抑制兼并，宜通壅滞。”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在主要的产粮区“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八州，设置了常平仓，以调节粮价。后来永徽元年（650年），又在京城东、西二市各设常平仓。开元二年（713年）六月，敕“关内、陇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扬、夔、绵、益、彭、蜀、汉、剑、茂等州，并置常平仓”。开元天宝时期（742年-756年）常平仓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全国普遍置仓。据《新唐书·食货志》载：“仁君在上，则海内无饿殍之人，盖以虑得其宜，制得其道，致入致歉乏之外，设备于灾沴之前耳。魏用平粜之法，汉置常平之仓，隋氏之制，始创社仓，终于开皇，人不饥馑，除赈给给百姓外，一切不得贷便支用，每遇灾荒，即以赈给，沴则随事借贷，不饥则录事分颁。富不至侈，贫不至饥，农不至伤，籴不至贵，一举而数美具，可不务乎？”
由此可以看出：唐人对于常平仓在社会保障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唐代统治者对常平仓的设置和管理比前代更加重视。除了大量设仓外，官府还扩大常平之法，赈贷给农民耕牛和种子等，内容涉及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据《通典》卷十二《常平义仓》记载，天宝八年（750年）全国常平仓贮粮为四百六十万二千二百二十石（一石约60公斤），平均每州万余石。朝廷有丰厚的仓本，对于调节粮价，保障农民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起着重大的作用。
义仓始于隋。由贞观二年（639年）戴胄上“请建义仓疏”之后，唐代正式设置义仓。《旧唐书·食货志》叙述置仓经过说：“贞观二年四月，尚书左丞相戴胄上言曰：‘……今请自王公以下，爱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至秋熟，准其见在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为立义仓。若年谷不登，百姓饥馑，当所州县，随便取给。’”太宗曰：“……理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议立条制。”户部尚书韩仲良奏：“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其粟麦粳稻之属，各依土地，贮之州县，以备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县，始置义仓，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
此后，“民间寄纳与官”的义仓就在朝廷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赈恤的责任。直至唐末，尽管义仓储谷时有盈虚，高宗以后义仓谷的用途还有不小变化，但义仓始终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间社会保障
以唐朝这样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单纯依靠官府的保障显然是不够的。要想达到社会的需求，非官府性的社会保障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悲田养病坊”是唐代的一种对穷苦病人收留救治的机构，初创于武则天长安年间。悲田依据佛典的解释，意指施贫，主要收留老人、穷困和残疾、无家可归及无以为生的人。虽然经营悲田坊属于慈善事业，须耗资金，但因其经费皆来自善男信女的捐献，对寺院而言往往仍有盈余。所以，寺院也乐于设立。
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大臣宋璟奏称：“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今骤聚无名之人，著收利之便，实恐逋逃为薮，隐没成奸。若子路于卫，出私财为粥，以饲贫者，孔子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此分付其家。”由于宋璟等人的奏请，朝廷即任悲田养病使对其管理。唐懿宗执政后使之更加系统化，不但有执行机构，而且有了监督的机构及法律的保障。
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发动废佛，于是悲田养病坊处于无人管理状态。以后，大臣李德裕《论两京及诸道悲田坊状》曰：“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管。必恐病贫无告，转致困穷。臣等商量，缘悲田出释教，并望更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子录事者年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他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三二顷，以充粥饭。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与，置本收利，最为稳便。若可如此方圆，不在更望给田之限，各委长吏处置。讫闻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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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听取李德裕的建议，令“有名行谨信，为乡闾所称者”管理。后来病坊不仅推广到民间，而且范围也由两京地区发展到全国各州镇，成为定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福利机构。
对社会保障进行完善
为了增强社会保障能力，除了专门设立有针对的社会保障外，朝廷还通过颁布诸多行政法令来作为以上社会保障机构的补充。
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养老问题。如贞观四年（641年），唐太宗即颁布了养老诏书，要求“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以上，并孝子旌表门闾者，并宜节级，赐物以申飨宴”。唐王朝一方面在官僚阶层中实行致仕制度，对年老退休者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如“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八月，诏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宜准致仕例，给以半禄。”可见退休的官员平时可获得他们俸禄的一半。对于社会上其他的大多数老年人，唐政府采取免除徭役和版授高年等方式，给予他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保障。如当时规定：“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九十，给二人，百岁，三人。”又如唐宪宗（806年）时：“元和元年正月诏天下百姓赐米帛羊酒，十四年册尊号大赦，委中书门下选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版赐有差。”朝廷不仅颁布诏令敬老、养老，同时还在病坊之中专门收养孤寡、贫苦的老人，确保他们能够平安、幸福地度过晚年。
对于妇幼等一些弱势群体，唐代也采取一定的形式给予保障。如当时的妇女免除徭役等负担，而且妇女在孕期触犯法律时，往往要减刑或缓期执行。某些年龄段的老人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如“妇人及流徒，枷而不杻（古代的一种刑具，手铐之类）”，另“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对囚徒行刑的程度也有限制：“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量不得过二百”。生活上，“诸囚应请给衣食医药，而不请给，及应听家人入视而不听，应脱去枷，而未脱去者杖六十，以故死者徒一年”。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对妇幼等群体在人身安全方面所做的保障。
另在“理丧恤葬”方面，皇帝也屡次下诏制定相应政策。如：唐武德三年（620年）六月，诏：“元元无辜，堕于涂炭，转死沟渠，暴骨中原，宗党沦亡，邑居散逸，……宜令州县官司，所在巡行，掩骼埋胔。”贞观二年（639年）四月也曾下诏“掩埋露骸”；永淳元年六月（682年），“关中初雨，麦苗涝损，后旱，京兆、岐、陇螟蝗食苗并尽，加以民多疫疠，死者枕藉于路，诏所在官司埋瘗”。天宝元年（742年）三月敕曰：“如闻江左百姓之间，或家遭疾疫，因此致死，皆弃之中野，无复安葬。……其先未葬者，即勒令本家收葬，如或无亲族，及行客身亡者，抑所在村邻，相共埋瘗。无令暴露。”至德年间，唐肃宗颁布《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对于阵亡将士“悉收骸骨，埋葬致祭”，并且“优恤其妻子”和慰问阵亡将士的家属。宝应年间“或岁时不稔，道馑相望，枯骨转尸，多未埋瘗。……其京内外应有旧骸骨，宜令京兆府，即勾当收拾埋瘗，仍令中使，与所由计会致祭”。
总而言之，唐代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维系唐王朝近三百年的历史作用。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此时社会保障体系还只是一种基于社会救助层面的社会保障，但即使是不完善的，也帮助中国历史出现了几个少有的盛世局面。
编辑：陈威
他的一名下属做事总是丢三落四，马马虎虎。有一次，竟然忘记了李日知亲口交代的重要任务。这让平时不爱生气的李日知生气了，他早就想整治一下衙门里的懒散作风了。于是，他叫人拿来板子，剥了那个主管的衣服，把所有的令史都喊来，准备当众打他的板子。正要行刑，李日知忽然又改变了主意，他上前扶起主管，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本要打你一顿板子，又担心天下人说你这家伙真行，能把李日知惹火，连李日知都打你。人家就不拿你当人了，你老婆孩子也不尊重你了。”大家听了这番话，都叹服不已，觉得再犯错误自己都不好意思面对李大人了。
李日知的心肠柔软是天生的，但你若把这种柔软当作一种软弱，那就大错特错了。
武则天天授年间，李日知在刑部担任司刑丞。那个时候法律很严酷，官员们都以狠为能，李日知却一如既往地宽和，他从来不胡乱定案，不随意冤枉人。他曾经复核过一个案件，免除了嫌犯的死罪，结果上报到大理寺卿胡元礼那里，立刻被驳了回来。胡元礼的性情极为残忍刻薄，加之武则天都关注这个案子，他秉承武后的意思，欲置此人于死地。谁知李日知在进一步审核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更改判决。案子在两人之间往来再三，谁都不肯退步。
胡元礼大怒，毕竟他是李日知的上司，并且有皇帝的旨意，于是派大理寺的长史对李日知说：“只要我胡元礼在，这个人就别想活。”李日知淡淡地对来人说：“也请你转告胡大人，只要有我李日知在，这个人就判不了死刑!”
两人僵持不下，只能将两份判决一起上报，由皇帝定夺，武则天此时也冷静了下来，不肯屈服的李日知笑到了最后。
这件事让人们对李日知有了新的认识，原来他不止柔软，还可以很强硬，不管面对的是上司，还是皇亲国戚。
唐睿宗时，安乐公主大兴土木，建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府邸。建成之后，太上皇中宗带着睿宗和文武大臣一起前往祝贺。宴会上，中宗让大家写诗文纪念这桩盛事。群臣自能领会太上皇的心思，都搜肠刮肚，使出浑身解数，极尽赞美之辞。在一片谄媚声中，李日知也献上了自己的诗文，不同的是，他的诗没有皆大欢喜的颂扬，有的只是充满忧思的劝诫，他在结尾处写道：“所愿暂思居者逸，莫使时称作者劳。”意思是说，希望大家想想自己的安逸，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百姓辛苦劳作的结果!
很显然，李日知为欢乐的宴会增添了一抹阴云，许多人听后都冒出了冷汗。因为安乐公主虽然有美艳的外表，但却不是一个温柔的小佳人，她的野心可与太平公主相比，曾要求中宗封她为“皇太女”，做女皇是她的理想;她的手段不比武则天软，因为没有满足她的欲望，她竟然痛下杀手，毒死了十分疼爱自己的父亲唐中宗。这么一个人，谁敢得罪?李日知可谓不识时务，连睿宗皇帝对他这位姑姑也畏惧三分，事后他抹着汗对李日知说：“虽朕亦不敢谏，非公挺直，何能尔?”即使是我也不敢加以劝谏，如果不是你的正直，怎么能做到呢?
学校日期：
课题：年级：主讲人：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唐朝对外海路交通路线、大都会和市舶使；唐朝和朝鲜的交往；唐和日本的往来以及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唐和印度的友好往来及其玄奘对唐印交往的重大作用。
2、能力培养目标：
（1）通过分析唐和亚洲、欧洲等国的来往出现的历史条件，培养学生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能力。
（2）通过联系世界史讲唐与朝鲜、日本、印度、波斯等国的关系，培养学生综合中外历史知识的能力。
二、重难点
1、重点：唐朝对外交往的条件，唐和朝鲜、日本的交往
2、难点：唐对外交往的条件和对各国的影响。
三、主要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时数
1、教学方法：提问法、讲解法
2、教学时数：1 课时
四、教学过程
（一）导入
同学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在上课前老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
（提问）同学们，你们见过和服吗？和服与中国哪一个朝代的服饰相似？
（众答：略）
出示和服图片
对，和服与中国唐朝的服饰很相似。它是日本人根据中国唐装改装来的。除此之外，日本国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书法艺术、生活习俗以及道德都与中国很相似。为何日本文化与唐朝文化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呢？唐朝的对外关系又如何呢？想知道答案就和老师一起来学习第五课吧！
（板书）第五课唐朝的对外关系
同学们，回顾前面几课我们学习的内容，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上都高度发达。特别是开元盛世时，唐朝的繁荣达到顶峰。那么，同学们来总结一下唐朝对外交往所具备的条件有哪些？
众答略
你们总结的都很哈，老师带着大家来综合一下。
（板书）
一、唐朝对外交往的条件
1、国家的安定统一。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时期。特别是唐朝时期，疆土的辽阔（结合唐朝地图讲解），政治的清明、军事的强大等使得唐朝安定统一。
2、经济文化的繁荣。经济方面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如制瓷业、造纸业、纺织业以及长安等大都市的商业发达。文化方面唐诗、舞曲、绘画、书法、医学等也高度发达。
中国古人的头发，一般用皂角来洗，早期润发素用“泽兰子”熬煮出的油。这东西不但润发还可以当灯油用。小姑娘们不慎靠近火烛会怎样?顷刻满头大火。一头红发会让金毛谢逊都艳羡不已。犬概隋朝的时候开始用粟汁保养，至明朝熹宗皇上的乳母客氏开发出新产品：用宫女唾沫润发，据说每周一润，这莫非是“周润发”名字的采历?
隋唐口红
隋唐时代的口红不是明清那样一张红纸用嘴咬，它是用牛骨髓牛油豬油石蜡加香料搅拌成泥，灌进竹管里，再挤出一条一条切断，按寸卖。
“胭脂”原来是“烟支”
“胭脂”，它也叫过“焉支”、“烟支”、“鲜支”‘、“燕支”、“燕脂”……据说古代胭脂的产地是匈奴境内的焉支山，有说最初的胭脂是取自这座山上红色的矿物质制成，更被认可的说法是山上特产的“焉支花”，将花捣碎取汁液晒成粉就成了，用时调和水。若将胭脂粉加上油脂则凝结成块，就是另一种产品——口红。
洗尽铅华
“洗尽铅华”的意思就是卸妆，这个“铅”不是比喻，中国面妆粉底最初材质就是铅，《博物志》说殷纣王曾烧铅锡做粉涂抹在脸上，美白效果惨绝人寰。肤色具有强烈的金属感和未来感，双日圆睁就是成蛋超人。也许是铅容易氧化变黑的缘故，上午光彩照人下午就黯然失色，晚上就变非洲友人了。
米粉面妆
《齐民要术》记栽了米粉面妆的制作流程：将大米泡软磨成浆，用纱布过滤后使米汁沉淀，晾晒后成粉。再重复一次得块状粉团，刮去表层粗糙颗粒后就是精细粉末了，加入丁香花粉末做香料，这就是古代的香粉。这里有个小误会，所谓珍珠粉并不是珍珠研磨而成，它是取紫茉莉种子内仁，研磨蒸熟制粉。
七月初七夜涂指甲
美甲是采凤仙花，晒半干后扣知了壳、杏仁、明矾一起捣成红花泥，据说在七月初七夜里涂抹的话几个月都是完整的。若不然。过几天指甲油就斑驳脱落得像世界地图一样东一块西一块。
八字眉与蛾眉
最初古代姑娘们把柳树枝烧煳后做成眉笔，虽自然环保但附着力不够，手一抹满脸黑道活像斑马。后改用矿石“黛”。古人猛，把眼眉剃光用黛石代眉毛。隋唐时期宫里流行“八字眉”，真的是在眼眉处画个粗黑的‘八’字，所以唐朝姑娘们个个长的“囧”样。再说“蛾眉”，就是指眉毛像蚕蛾触须细长而弯曲，把眉毛全拔掉，用眉笔在靠近额中的地方描出两条短眉。如想看实景可查周《簪花仕女图》。
晒伤妆
一、王维的总体画风
数百年来, 由于《明史》中关于王维的伪画论在画史学界甚嚣尘上, 有关王维真实画风的争论从未停歇过。北宋时期, 文人画成型崛起, 与有着正统代表的院体画分庭抗礼。明朝时, 文人画在与院体画的争斗中落入下风, 被迫调整整顿。以董其昌为代表的画家们为继承和发扬文人画温雅娴静的风格, 以对抗吴、浙画派, 提出南、北宗之分。宋明时期文人画在崛起与抗争的过程中, 自觉或不自觉地需要树立一个英雄般的权威, 王维即是他们看中的对象。王维在唐朝时期虽有不少画作, 但在当时并未被归入画家行列, 他的文化身份始终是“诗人”。王维死后, 其画作被文人画派奉为神品, 被隆重推出, 王维本人也被封为“南宗之主”。这一戏剧化的过程, 难免增加了对王维真实画风客观考究的难度。
苏轼曾把王维和李思训的画作相提并论。在苏轼看来, 李思训青绿山水的画风流派与王维的画作并无太大差异。在《陆俨山集》中有一段对一幅唐画做鉴定的描写。文字中透露出鉴赏的人们有对画作作者究竟是谁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王维和李昭道。这幅唐画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陆俨山集》中的文字记载反映出王维的山水画的确与青绿山水画有着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明代金石学家、收藏家、绘画鉴赏大师都穆在他的《寓意编》中明确指出王维的山水画属于青绿山水流派。有关王维山水画青绿着色风格的文字记载甚多, 但关于王维水墨作品的记载以及王维画作的水墨画派的评论却鲜有记载。明代詹景凤所著的《东图元览》提到过, 王维的《精能图》是一幅长约5丈的水墨画。但该画作并未有款印和题记, 很难判断是否为王维的真迹[1]。
总之,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 王维的山水画虽不能完全确定属于青绿山水画风, 但也难脱与青绿山水的关系。在董其昌看来, 王维的山水画一改中唐以前重色平涂的风格与习惯, 创造性地采用渲染的手法, 注重勾勒出布景层次的深浅幻化。王维的画风总体上与写实风格渐行渐远, 转而对意境尤为讲究, 凸显作品的精神内涵。
二、王维绘画的特征
据史料记载, 李思训及吴道子的画作曾是王维的临摹和学习对象。《唐朝名画录》中言及王维画作中山水松石的线条勾勒都极像吴道子的风格, 只是神韵方面有王维自己的特色。《历代名画记》中张彦远评价王维画作时称, 在李思训青绿山水重视色彩与写意水墨山水重视线条之间, 王维选择了综合型的绘画技法, 即“渲淡之法”。所谓渲淡, 是指墨加水之后所发生的一种层次变化, 它可以改变山石的结构层面, 使山石线条与颜色的界限变得模糊, 增强了画作的表现张力和艺术效果, 同时画作的内涵意境更加玄妙。王维“渲淡之法”的运用开启了唐代水墨画的先河, 也是对青绿山水画的一种创新, 因而在中国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王维破墨作画, 轻于色彩也是他绘画特征之一。还是在《历代名画记》中, 张彦远说他曾经亲见王维破墨作山水画。所谓破墨山水, 就是运用墨的深浅渲染替代青绿山水中运用具体颜色描绘山石的做法。墨的颗粒感比水彩的颗粒感更细、更小, 且墨与水彩颜料相比, 有不粘笔的优势, 可以细腻地展现出画作的笔触效果。再有, 墨的层次感更加丰富, 能不断叠加显出更多的层次。王维的《雪溪图》就是他破墨山水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雪溪图》所描绘的是雪后山溪江岸的别样景致。近处亭榭篱栏、小桥流水;中景小舟泛于江上, 岸边有孩童追赶嬉戏;远处皑皑雪山直入云霄。此佳作充分体现了王维古雅浑厚的水墨功力。雪山下用淡墨渲染, 逐层破墨, 显出五色五层效果;江水采用远近不同的淡墨稍染, 使实景中单调如一的江水在画纸上疏朗有致、层次鲜明, 显出雪后寒江的无比清澈。王维的破墨作画雅致天成、意蕴独出, 完美展现了诗人王维的绘画才华[2]。
除此之外, 王维绘画作品中的线条还具有浓厚的书法意境。《历代名画记》中评价王维画作的线条为“笔迹劲爽”。所谓劲爽的线条既不同于吴道子人物画线条的刚猛雄壮, 也不同于李思训精细刻画之风, 而是变化随意、自然曲折, 于不经意间落笔天成。例如王维的《万山积雪图》和《雪溪图》中的线条既不强劲也不虚飘, 劲力中有松弛, 自然中有刚强。这样的劲爽笔迹线条颇有书法风范, 是后世山水画家以书法笔法作画的开端。
总之, 王维绘画的特征即是以墨代色、以书为形。凭借这样高超的绘画技艺与脱俗的创新理念, 诗人王维被誉为水墨至尊、文人画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王维绘画中的禅境
王维善于将禅宗思想与他的诗画融合在一起, 他的诗朴素平实, 意境深远, 他的绘画风格飘逸, 用墨沉稳, 内涵深刻, 意境清幽, 在广阔天地间勾勒出属于他的一方田地。他将禅宗的空灵意境融入到他的绘画中, 并体现出大自然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
王维自幼深受佛教影响, 虔诚笃信佛教, 佛教中禅宗思想对王维的诗画有着深远的影响。禅家提倡淡泊, 只有远离世俗纷争才能够进入禅境。王维的田园诗风格淳朴, 以空、寂、静为美, 呈现出独特的纯净世界, 读起来让人感觉内心宁静, 而“静”正是王维在隐居生活中追求的精神境界。在佛教中, “禅”也被理解为“静虑”。佛教中的“禅”与人们常说的“静”在精神上有共通之处。人们只有在内心宁静的状态下才能够写出更加贴近自然的诗篇。王维不仅能够将“禅”运用到诗中, 其画作也深受佛教禅宗思想影响, 时常透露着空与静的禅境。他还善于用淡雅的笔墨和悠远的意境构造和谐静美的画面。在画作《雪溪图》中, 白雪、凋木、冰河、茅屋构成了一幅寂静、清幽的山村景象, 也表现出作者超脱世俗, 淡泊高远的精神境界[3]。
王维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 他的田园诗中经常使用“白”、“青”等词语描述颜色, 他的画作在着色上也以素净淡雅为主, 凸显淡泊悠远的意境。王维将禅宗思想运用到他的诗歌与绘画中, 使他的诗画作品呈现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忘我之境。王维为了在画中表现出空、静的禅宗思想, 提出“水墨为上”的创作理念, 并开创“破墨山水”的画法。在王维的作品《辋川图》中运用水墨技巧描绘了幽静山林、亭台楼阁与水上轻舟相互映衬的景象, 呈现出一幅层次分明、静谧悠远、超凡脱俗的美妙画面, 使人在身心上能够享受到审美的愉悦。另外, 王维在画作《袁安卧雪图》中, 将芭蕉与雪置于同一画面也别有一番禅味, 因此“雪中芭蕉”被视为禅画的典型代表。芭蕉在佛教中代表脆弱和不坚定, 王维将芭蕉置于雪中也间接表达了他舍弃世俗的功名利禄, 旨在追求精神升华的心境。宋代科学家沈括也曾评价王维的《袁安卧雪图》将雪与芭蕉融为一体, 是超脱俗世之作。
总之, 王维将佛教禅宗思想融入他的绘画中, 是禅画的代表人物之一。禅宗思想追求一种空、静的境界, 而王维的水墨山水画也体现出了他淡泊名利、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王维绘画中的禅境对后世文人画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在绘画中结合禅宗思想所表现出的空灵、悠远的意境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
综上所述, 王维融通古今画风、自成一派地开启了人文画的萌芽阶段, 其画作凸显以墨代色、以书为形的特征, 绘画中又具有空灵深幽的禅境, 这一切都表明“诗佛”王维不仅诗歌造诣高深, 而且具有惊艳无比的绘画才华, 可谓诗画双绝[4]。
摘要：王维不仅以诗歌创作闻名, 而且在音乐、绘画等方面也颇具造诣, 可谓多才多艺。本文将就诗人王维在绘画方面的才华阐发其微妙之处, 以期展现这位“诗佛”更加多面、立体的形象。
关键词：王维,绘画
参考文献
[1]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中国美术出版社, 1963.
[3]宗白华.美学的散步[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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