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精选8篇）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篇1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我国周边的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本文就是对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和外交战略做一些简单分析。

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一、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基本态势

(一)影响地区安全的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不稳定因素增多。近年来,部分地区热点问题呈现出缓和趋势,但局部问题凸显,高危因素和敏感因素增多。朝核问题在六方会谈落实第二阶段行动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朝鲜向六方会谈主席国中国提交了核申报清单,炸毁其宁边核设施的冷却塔,重新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入宁边核设施开展核查工作。朝韩关系转冷,朝鲜半岛呈现紧张态势,双方经济合作受挫,军事形成对峙。伊朗核问题僵局难破,伊朗依然在从事铀浓缩活动,加快铀浓缩进度。美国伊朗舰艇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摩擦。双方还在同一天于海湾地区进行了互相针对对方的军事演习。随着金融危机后续效应释放,亚洲国家经济风险突出,韩国、印尼、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已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泰国民主制弊端进一步暴露,政局稳后有乱,一年内两届政府下台,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持续数月,曼谷国际机场被示威者占领,造成数千旅客滞留,泰经济受到重创。尼泊尔建立共和制后国内局势仍不太平,忠于国王的势力依然存在,联合政府困难重重。

(二)大国关系稳中有变,斗争因素不断增加。中国与大国关系继续保持稳定。中美之间沟通渠道畅通,双方元首已多次会晤,战略经济对话也是多次举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当局的“入联公投”。中俄关系保持平稳高位发展,在汶川地震、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奥运等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事件中,俄均给予了大力支持。中俄在黑瞎子岛举行了国界东段界桩揭幕仪式,至此,两国边界线全部确定。在能源合作方面,中石油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将在俄远东原油管道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共同建设和运营从斯科沃罗季诺经中国边境城市漠河到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中澳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密切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将在政策对话、扩展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开发清洁能源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此同时,大国之间的博弈更加激烈。美国仍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防范两面下注,继续在台湾问题、涉藏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倚重增加,新加坡与美签订了新的军事协定,韩新任总统李明博在战略上力争强化韩美同盟关系。俄美在反导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矛盾突出,俄的战略空间受到美国的挤压,被迫绝地反击。总之,今后一段时期,大国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斗争也会不断增加。

(三)军事竞争日趋激烈,部分热点问题继续升温。近年来,中国周边军事竞争更加复杂尖锐,日趋激烈。美国加速了在东欧地区部署导弹拦截系统的工作,在捷克和波兰建立了反导基地。美国继续推动武器研究和更新,还计划组建“全球打击司令部”,专门负责对洲际导弹和核导弹部队的指挥和管理。为了应对美国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取消裁撤驻科泽利斯克的导弹部队三个团的计划,在俄西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以应对美新的反导设施实施电子压制。俄海军也将参与有关计划,除了试射导弹以外,俄还在乌拉尔、太平洋、波罗的海、地中海等地相继举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并在近15年来首次在大西洋举行军演,向西方展示自己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大国在外空领域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国和俄罗斯再次在日内瓦共同向裁军谈判全体会议为防止外空军事化进行了努力,但美国仍是强烈反对。美国不顾其它国家的担忧和反对,发射导弹摧毁其一颗间谍卫星。各国担心美国此举是测试其新型外空武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允许将外空用于防卫目的的《宇宙基本法》,标志着日本对宇宙开发一直奉行的“非军事”原则已开始松动。同时日本内阁还成立了宇宙开发战略总部。

(四)三股势力威胁继续上升,中国反恐怖形势严峻。近年来,中国周边地区恐怖活动活跃,反恐形势日趋严峻。新疆云南等地多次出现暴恐事件

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概述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我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坚持原则,不失灵活,积极主动地开展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积极推进和谐世界的建设。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和合作的方针加强与世界各国及周边各国的关系,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主张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共对各种挑战,充分发挥中国的外交优势,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日益被公认为解决国际重大问题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稳定和发展了同各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和团结协作,取得了全方位的外交成果。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基本面保持稳定,各领域互利合作持续发展。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发表了《中俄元首北京会晤联合公报》,中俄边界问题已全部解决。中印边界第13次谈判已经举行,中印边界谈判进入实质性前行阶段。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以及各部门、各阶层会晤和磋商频繁,共同推动建设性合作关系取得了新的成果。中国继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联系,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渐入佳境”,中国与东盟现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我国与新兴国家关系更加密切,协调合作不断深入和拓宽,协商机制日趋健全,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坚定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在事关我国核心利益的西藏、台湾等问题上,既毫不动摇地坚持原则,又在具体问题上体现灵活精神,坚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粉碎了“藏独”势力制造国家分裂和破坏北京奥运会的图谋,对一些西方国家借西藏、人权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抓住机遇,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两岸交流与合作稳步展开,逐步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发挥出中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参加有关重大事务的地区和全球性国际会议和对话,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主张和倡议。近年来,中国还积极参与了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达尔富尔等热点问题的解决,积极参与了国际反恐斗争和国际维和行动。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目前有近两千官兵在联合国9个维和任务区和联合国维和部执行任务。对气候变化、环保、能源安全、国际救灾、公共卫生等一系列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中国都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并以自己的切实行动推动有关问题的改善和解决。

(五)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在连续遭受严重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的情况下,中国一方面全民动员大力救灾,一方面克服困难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特奥会,随后又成功主办了第七届亚欧峰会,既展现出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也反映出中国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强有力的组织与工作能力。我国在救灾、举办奥运会和亚欧峰会的卓越表现,受到了世界众口一致的积极评价和热烈赞赏。这些活动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篇2

一、建国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战略

建国前夕, 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比较复杂。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 国外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 因此要想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可谓是困难重重。但这时候, 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的建国初期的外交三项方针为我国的外交活动指明了方向。这三项方针就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正是其中最核心的方针。当然社会主义中国的“一边倒”政策肯定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一边的。这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里面有明确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人民, 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 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

“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的提出不是偶然的, 而是当时中国外交战略的必然选择。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有同源的亲和性。其次, 当时的国际形势逼迫中国与苏联接近。随着二战的结束, 特别是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之后, 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中国大陆的政权, 并成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份子。第三, 中国人民的感情使得我们不能选择资本主义一边。从1840年开始, 中国一直饱受西方列强的侵略,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战, 我们终于将帝国主义势力从中国的领土上赶走了, 这时候马上让中国人民接受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交关系显然是不能接受。

二、20世纪60年代:“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

中苏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迅猛发展对国际社会造成了重大影响, 但在发展的同时中苏之间的分歧也渐渐显现出来。本来中苏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理论方面的, 双方还都进行着一定程度上的克制, 但随着苏联对外推行霸权主义政策, 中苏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件事情上。1958年4月苏联要求与中国共建一部长波电台以利于苏联舰队在太平洋海域的行动, 苏方要求电台的出资由苏方承担大部, 并且电台归苏联所有, 而中方拥有一半的使用权。中方同意双方共同建立电台, 但所有资金必须由中方负责, 而苏方负责提供技术支持, 当然电台归中方所有。当年7月苏方又提出中苏双方在中国建立一支联合舰队, 中国提供港口舰队使用权归中苏双方所有。毛泽东认为建立联合舰队和建立长波电台一样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 因此对于这两个要求都进行了回绝, 这就成为了中苏矛盾爆发的导火索。此后, 苏联单方面, 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很多援助合同并撤走了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和顾问, 这一行为使得中苏之间的矛盾公开化。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同时, 中美关系也没有得到缓解仍处于僵持之中。正是在面对这样紧张而动荡的国际局势下, 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称为了中国共产党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因此, 为了反对来自各方面的霸权主义的干涉, 中国共产党将外交战略调整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 即“打倒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三、20世纪70年代:“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 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 西欧、日本也纷纷拜托美国的束缚快速发展起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仍然在争夺世界霸权, 但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使得向外扩张的势头减弱, 并开始收缩, 苏联趁机加紧向外扩张, 掠夺霸权。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力量上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正是由于这种态势, 使得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更加加快了, 这就对中国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而正在此时, 美国由于国力有所衰弱, 也想通过调整对外政策来抗衡苏联的扩张, 因此, 中美之间开始接近。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和尼克松1972年2月对中国的访问打开了中美外交交流的开始。中美双方在1972年2月28日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 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这也为中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 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1973年2月, 毛泽东提出了团结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思想, 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 这条线所穿过的国家联合起来, 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一大片”国际共同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应该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有效的遏制了苏联扩张的势头, 同时保全了中国的独立自主, 是在当时特定条件下, 中国所做出的外交战略选择。

四、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多边外交”的战略及其发展而成的“和谐世界”战略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 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上, 美苏之间的争霸斗争趋于缓和, 渐渐转入僵持状态。美苏之间的实力对比由之前的苏攻美守转为相互平衡、相互制约, 双方都没有实力完全击败对方。正是此时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发生曲折, 虽然美国在同中国建交时同意了中国提出的处理台湾问题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 但对台军售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与此同时, 中苏关系却开始松动。1982年,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讲话。在他的讲话中虽然仍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 但却明确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强调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 并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这个讲话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 并立即给予了回应,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中苏之间的关系慢慢缓和, 并于1982年10月在北京开始了副外长级特使磋商会谈, 这也预示着中苏之间结束了长期的对抗、不对话的局面, 两国关系走向缓和。在中苏、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 世界其他地区的国际关系也发生着变化, 日本、西欧以及东欧等国家都要求摆脱美苏的控制独立自主的进行发展。广大亚非拉国家也蓬勃发展起来, 并希望有一个更安全的国际局势以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使得国内人心思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党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并确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外交战略转向与各国、各种势力的相互交往上。因此, “多边外交”的外交战略被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提了出来。“多边外交”的提出和实行, 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发展。

中国外交战略的变化 篇3

关键词:外交政策变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外交战略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9—0029—02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十四大: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活动的对象当中第三世界国家依然是最重要的。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1]中国把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作为我们外交活动最重要的方面,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要弥补在同美苏关系中相对的弱势。同是霸权主义受害者的第三世界国家是我们的天然盟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同第三世界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立足点,而且可以看出实际上是作为我们对外关系的最重要的对象。“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同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各自国家独立主权上相互支持,在经济、文化方面加强交流。”[2]1993年,江泽民同志说:“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和平和制止战争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一直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军。由于当前的国际格局和我国的战略需要,我们要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要反对的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为。”[3]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在对中国施加压力,希望我们能步苏联、东欧的后尘。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在当时成为我们主要的国际交往对象,我们从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的主要是政治上的支持。

二、十五大和十六大对我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到1997年的十五大,中共中央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对象进行了新的划分。新的划分依然有三个层次,但显然已经不同于原来“三个世界”的划分。新的划分依次是“睦邻友好”、“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自此以后,这三个方面成为我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战略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首次被提高到战略性的高度,而且在十五大报告中这一层次是首先被表述的。对同周边国家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地缘政治的影响。我国同俄罗斯、日本、印度等世界主要大国为邻,搞好同他门的关系至关重要。二是同周边国家,尤其是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交流和地区合作在我国的对外活动当中的重要性日见突出。三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稳定环境,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安定的周边环境。在十四大报告中重点论述的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在十五大报告中是作为第二个层次来表述的。十四大报告没有单独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作为一个方面来阐述,只是提出要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十五大报告则提出了同发达国家发展关系的问题,这是作为第三个层次来论述的。但是在三个层次中,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所用篇幅最多,论述得也最为详细。这说明我们开始明确的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作为我国对外活动一个战略的方面来对待。

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继续保持了十五大报告的三个层次,但是对其各自的战略地位进行了重新确定。其中,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提升到第一个层次也是最重要的层次来表述:“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被作为第二个层次:“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被作为第三个层次:“我们将继续积极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4] 这种变化反映出,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更为深入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外关系有了新经验和新战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问题,因此十六大报告把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明确的作为我国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方面。

实际上,在2001年10月份,江泽民同志就初步提出了中国这一新的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在题为《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中国外交的三个战略布局:第一,“要着眼于世界战略格局运筹大国关系”。这主要是指同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问题。江泽民提出要利用“9·11”事件后的国际形势,运筹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使我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第二,“要着眼于地缘战略态势积极经略周边”。第三,“要着眼于扩展战略空间大力开展多边外交”[5]。

三、十七大的外交新战略

2007年10月的十七大报告,对外关系部份的核心是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报告也进一步延续和明确了十五大以来我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布局。 报告对我国外交战略三个方面各自的战略意义、交往原则和战略目标进行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和阐述:“我们将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我们将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整体战略布局: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十七大明确提出,与发达国家之间是“战略对话”的关系,显然这一“战略关系”是我国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十七大报告还首次在对外政策部份阐述了我国的“开放战略”,将其纳入到外交战略中,成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四、我国外交战略调整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把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提高到最重要的位置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这种调整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务实的现实的选择。我们的开放是要向哪儿开放?虽然要向全世界开放,但主要还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在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尤为重要。实际上,我们对于美国的认识就可以代表我们对发达国家的认识。“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美国仍是我们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它是我们国际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能否稳定往往影响一大片。美国还是我国的出口市场和引进资金、技术以及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来源。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6]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利益攸关者”。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是先进的技术、经验、信息的掌握者,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发达国家的对华投资和技术出口。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主要是政治上的合作,经济上我们处于国际分工的同一层次,某些方面可以互通有无,但是不能提升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竞争能力。

第二,这种调整是中国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客观反映。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达国家成为我们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我们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根据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0%。发达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

第三,从理论上来讲,这是我们对现实的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某种有保留的参与。虽然我们一直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但是,面对难以改变的旧秩序,我们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它。虽然我们不参与这一秩序也可以生存和发展,但是我们无法承受长期游离于这一秩序之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很多西方学者把战后的世界称为“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叫“美国治下的和平”(the Pax of America)。他们认为,这一霸权的特点是,它主要不是靠武力和军事手段来维持统治,而是主要靠国际机制来维持。这些机制既包括各种全球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也包括各种国际条约和国际准则。二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的全球或区域性的机制。美国是这些国际机制的主要创立者和维持者,它也是这些国际机制的主要受益者。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15.

[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74.

[3][6]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12-313.

[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02:690.

[5]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52-355.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篇4

制药工程四班：王旭 学号：122010421 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很喜欢时政方面的东西，所以挺喜欢上课的，也挺喜欢老师你的，虽然还没有学这部分的内容但是凭借我自己的对这方面的热爱和了解加上结合网络的有关内容简单的来谈谈关于我国外交新的战略布局的自己的看法。希望老师不要见笑哦。

首先从我国外交战略的特点来说起。中国自古为强国在唐代宋代外交十分频繁。成为亚洲乃至欧洲所向往的伟大过度。而今的中国在近代风雨以后到现在已经恢复了外交的繁荣景象——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大小国家一律相等，最鲜明的特点是“合作双赢”。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双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喘息创新。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各国利益日益融合，国家之间也许存在许多不同，但合作双赢是最大公约数。中国在自己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的新路，也愿和世界各国一道，再走出一条合作双赢的新路。中国的外交，将在党的领导下，奋力前行，为国家担当，为世界尽责。可见我们的国家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总之中国的外交特点就是：“合作双赢”。

接下来谈谈我们的周边关系以及新型大国关系。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和平发展，局部战争也少了很多，国际经济迅速增长，第三世界以及发展国家也在迅猛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越益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总揽全局。上任一年之内，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访问亚非欧美22国，彰显了元首外交和首脑外交对中国外交战略大布局的统领作用。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先后接待了来自欧盟、亚洲、中东、拉美、非洲几十个国家的政要及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中美国家元首之间进行换届后首次面对面会晤，称为’习奥会’。两方就共同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并为此规划了路线图，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双赢，中美关系早已形成谁也离开谁的战略利益交融格局。此外，中国将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和主要国际力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外交总体布局历来的规矩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中国有三个“巨型邻居”——日本、俄罗斯和印度，中国和三大邻居的关系，分别主导着中国东北西三个方向的战略态势走向。在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外交部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很明确地表明了中方态度。谈到西方实施制裁、卢布大贬值背景下，中方如何与俄罗斯开展合作？王毅表示中俄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影响，也不针对第三方。由于中俄双方建立了牢固的战略互信，且中俄务实合作是因为相互需要，秉持的是互利互赢。中俄双方已经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协议并启动和西线天然气项目合作协议，不断深化双方在金融、油气、核能等领域的合作。在东方战略方向上，维护半岛和平发展，中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方高调接待朴槿惠总统访华，显示了中韩战略关系的积极进展。借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使其重心向东转移之际，中国适时推动西向战略，正好将双方在欧亚大陆博弈的战略空间适度拉开，为我国西部方向的战略经营与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机遇。对待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方表示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同各国一起，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新威胁新挑战。因此中国的外交及以后的发展也是让我们国人看到了希望和前进的方向，增添的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大家都为了我们是中国人而骄傲。

巴西的大国外交战略 篇5

吴志华

【作者简介】吴志华，曾任《人民日报》常驻巴西记者、首席记者，现任人民日报国际部高级编辑。(北京 100733)【关 键 词】巴西/外交政策/大国外交/南美/发展中国家 【参考文献】

[1]Luiz Felipe Lampreia，“ Diplomacia Brasileira： Palavras Contextos e Razes”，Prefácio，Lacerda Ed，Rio de Janeiro do Brasil，1999.[2]Amado Luiz Cervo & Clodoaldo Bueno，A Politica Externa Brasileira： 1822-1985，Editora tica S.A.So Paulo，1986.[3]Raquel Landim，“ Brasil Faz Concesses Agrícolas aos Andinos”，Valor Econmico，2004-01-08.[4]Serguei Lavrov，“ Em Via de uma Parceria Prática”，Jornal do Brasil，2004-11-22.[5]Denise Chrispim Marim，“ Países Acumulam Atritos Políticos e Comerciais”，O Estado de So Paulo，2004-01-10.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巴西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巴西在继续稳定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传统关系的基础上，更加积极地发展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同拉美邻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以便在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进程中，体现和发挥巴西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为巴西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卢拉政府执政两年来所推行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上展开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活动，是巴西外交新战略的体现，是前政府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国际关系

2004年，巴西政府继续奉行“大国外交”政策，展开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外交活动。卢拉总统先后出访印度和中国，出席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特别会议，在秘鲁主持南美国家共同体成立大会等。同时，巴西先后接待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统卢武铉、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领导人的到访，并与这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合作协定。在2003年就任总统的第1年，卢拉出访27次，足迹遍布全球，其中包括对非洲5国和中东5国的国事访问。卢拉总统就职两年即已出访了35个国家，巴西工商外贸部长则走访了50多个国家。卢拉政府的外交活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巴西大国外交的风范和特点。

一、从“美国化外交”到“大国外交”

巴西是南美大国，其国土面积约占南美洲的48％，其经济实力在南美洲首屈一指。然而，巴西却是南美洲惟一讲葡萄牙语的国家，也是接受非洲黑奴最多、受非洲文化影响最深的南美国家，这在绝大多数以西班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南美国家中显得别具特色。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背景和语言的不同，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巴西与南美邻国往来并不密切，甚至相互之间还存在着隔阂和戒心，巴西在南美洲的政治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

1902年，罗德里格斯·阿尔维斯就任巴西总统后，任命里约·布朗科男爵为巴西外交部长。布朗科是一位学识渊博、卓有远见的外交家，曾任巴西驻巴黎、利物浦的总领事，巴西驻德国公使衔参赞等。19世纪下半叶，美国在美洲大陆崛起，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势力逐步“淡出”美洲。布朗科清醒地看到了这种不可逆转的新趋势，他指出，美国已是美洲最强大的国家，正在成为世界上新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拉美必将落入美国的势力范围，拉美也不可能组成一个能够与美国抗衡的集团。为此，巴西必须搞好与美国的关系，这是保障巴西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必要条件，也是解决巴西同其邻国领土和边界问题的基础。他为巴西制定的外交战略是，“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支持华盛顿的对外政策。”（注：Luiz Felipe Lampreia，“ Diplomacia Brasileira： Palavras Contextos e Razes”，Prefácio，Lacerda Ed，Rio de Janeiro do Brasil，1999.）1905年1月，巴西政府将其驻美国外交机构升格为大使馆，这是巴西第1个驻外大使馆，著名法学家若阿金·纳布科被任命为首任驻美大使。

正是在里约·布朗科制定的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西把“尽可能地”搞好与美国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主动或被动地“与美国结盟”，支持美国在美洲和世界范围内的活动。为此，有人将20世纪的巴西外交称之为“美国化外交”或“美国主义外交”。（注：Amado Luiz Cervo & Clodoaldo Bueno，A Politica Externa Brasileira： 1822-1985，Editora tica S.A.So Paulo，1986，pp.57-67.）巴西通过这种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战略，不仅有效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防范南美邻国的“威胁”，而且从中得到了许多实惠。布朗科在1902～1912年担任巴西外长期间，借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妥善地解决了巴西与10个邻国的领土划界问题，使巴西疆土扩大了90万平方千米。巴西从此没有同邻国发生过边界争端、冲突或战争，为巴西创造了持久的和平环境。一战和二战期间，巴西站在美国一边参战。二战后，巴西积极倡议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泛美主义。冷战时期，巴西又追随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战略下，巴西得到了美国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美国也成为巴西20世纪最大的原材料和食品出口市场。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极格局结束，世界战略力量开始了重新分化和组合。美国利用其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大力推行单边主义，试图建立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新秩序；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则主张世界多极化发展，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同时，由贸易、金融和信息产业带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加深。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为本国产品打开更多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双重的挑战，希望建立一个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将影响巴西今后的发展道路。作为南美最大的国家，巴西只有调整外交战略，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才能在未来的世界新格局中占据主动和重要的地位，才能够在国际事务决策中发挥政治影响力，为国内经济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提供保障。卡多佐总统认为，“时代在改变，我们必须随着时代而改变。”“两极的结束并非有利于一极的形成。在这个多极的世界里，巴西应当是其中的一极。”“巴西是世界大国之一，希望今后能实行一种更有进取性的外交政策。巴西应当跻身于世界政治舞台之中，而不应该在作重大国际决策时被排除在外。”1996年7月，巴西外长兰普雷亚在巴西最高军事学院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卡多佐政府的外交政策。他说：“巴西外交是全方位的、非排他性的。巴西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有着平衡的关系。„„在巴西所发挥的国际作用上，我们努力与其他国家加强和建立伙伴关系。我们愿把这种伙伴关系推进到世界的各个地区，特别是那些最有活力的地区，如亚洲国家。”

在卡多佐总统执政(1995～2002年)的8年中，巴西大力推行“大国外交”和“总统外交”，积极发展与其他拉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协调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修复和增强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特别是着力于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与巴西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强调的谨慎的、低调的、“负责的实用主义”和“非自动结盟”的外交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

那么，在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战略格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西有哪些条件来改变它的“美国化外交”，进而推行“大国外交”呢？ 第一，巴西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巴西已经从20世纪初的“农村—农业社会”进入“城市—工业社会”，有了自己较完备的民族工业体系，现代农业发展迅速。20世纪70年代以后，巴西的GDP一直名列西方国家前10名，成为20世纪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巴西建立和巩固了议会民主制度。政局稳定、经济复苏的新局面增强了巴西人的自信，这种变化自然也会反映到巴西的外交政策上。

第二，来自阿根廷等拉美邻国的安全威胁已消失。90年代初，巴西和阿根廷都表示不再发展核武器，同意相互监督，由此达成互信，并联手建立了南方共同市场。这与20世纪初两国都想争夺地区霸权的形势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第三，巴西对美国的经济依存度下降。20世纪上半叶，巴西对美国出口占其外贸出口总额的30％～56％，从美国的进口占其进口总额的30％。美国还是巴西最大的直接投资国。20世纪末，巴西外贸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贸易伙伴基本形成了美国、欧盟、拉美和亚洲“四足鼎立”的格局。巴西外长兰普雷亚说，“在巴西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和亚洲各占1/5的份额，欧盟和拉美则各占1/3。”（注：Luiz Felipe Lampreia，“ Diplomacia Brasileira： Palavras Contextos e Razes”，Prefácio，Lacerda Ed，Rio de Janeiro do Brasil，1999，p.113，p.116.）此外，巴西的对外贸易已从20世纪初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面向少数几个欧美国家转变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并重、面向全球市场。而且，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巴西对美国出口受到限制。因此，摆在巴西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开拓新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市场自然成为巴西的优先发展目标。

第四，从国际格局来看，一旦美国单边主义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形成，必然对巴西不利。作为拉美的第一大国和最大的消费市场，巴西将受到美国更大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干预的压力，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也将受到影响。可供巴西选择的出路就是与其他发展中大国联合起来，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从而维护本国的利益。

因此，巴西的“大国外交”战略是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和自身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卢拉政府的外交政策是这种外交战略的延伸和发展，并进入一个更加活跃的时期。

笔者以为，巴西推行“大国外交”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发展同南美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二是重点发展同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大国的“新兴大国关系”。前者是巴西“大国外交”的基础和出发点，巴西在这一领域所要发挥的是“领导者”作用；后者是巴西“大国外交”所要依靠的政治力量，巴西是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同盟者”。这两个重点是巴西“大国外交”战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巴西实现其世界大国目标的“两个轮子”。

二、巴西与其他南美国家的关系

实现南美国家的“地缘一体化”，是巴西“拉美睦邻外交”的集中体现，其进程就是以南共市为核心向外延伸，最终建立一个将南美国家联成一片的经济实体。兰普雷亚1995年4月在陪同卡多佐总统出访美国时明确指出，“南共市现在是我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和美国。毫无疑问，它也是我们走向南美一体化的第一步，是南美地区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挑战所作出的合情合理和影响深远的回应。南共市增强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加强了我们同邻国现有的贸易联系，扩大了我们的经济规模。”（注：Luiz Felipe Lampreia，“ Diplomacia Brasileira： Palavras Contextos e Razes”，Prefácio，Lacerda Ed，Rio de Janeiro do Brasil，1999，p.113，p.116.）

1994年12月17日，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4国在巴西的黑金城签署议定书，决定建立南共市关税联盟，并从1995年1月1日起实行对外共同关税。10年后，当4国首脑于2004年12月17日再次聚会黑金城时，南共市已有了智利、秘鲁、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6个联系国，形成了“4+6模式”，扩大了南共市的地域范围和影响力，为南美国家共同体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南共市还与南部非洲关税联盟(由南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5国组成)和印度签署了关税优惠协议，相互给予近千种产品的关税减免优惠；南共市正在与埃及、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等国家和区域组织谈判关税优惠和贸易协议。南共市还加强了内部的协调机制，如建立常设代表机制，设立“结构性差别补偿基金”，为经济实力较弱的成员国提供融资帮助，以及在2006年12月31日前建立南共市议会以加强彼此间的政治和外交协调能力，等等。

南共市为巴西改善和加强同南美邻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巴西融入拉美国家、建立拉美经济和政治联盟铺平了道路。正是在南共市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巴西提出了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构想。卡多佐总统于1999年倡议举行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得到南美国家的积极响应。2000年9月，第一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在巴西利亚举行。这次会议发表的决议指出，南共市和安共体将相互开放市场，以便构筑一个涵盖整个南美洲的共同市场。2002年，第二届南美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卢拉政府执政后，继续把建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作为重大外交任务。2004年10月，南共市和安共体在乌拉圭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2月，南美国家共同体如期在秘鲁的库斯科成立，这个共同体由南共市4国、安共体5国以及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等共12个南美国家组成，成员国的国土面积总计为1700万平方千米，GDP总额达9700亿美元，人口为3.6亿，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南共市的发展和深化，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成立是巴西大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成果。虽然其他南美国家对这个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看法，如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国家元首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各国对如何协调南美共同体与南共市、安共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想法，然而，南美国家共同体的成立确认了巴西在南美洲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笔者以为，巴西取得这些成果与其近年来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近年来巴西通过对拉美国家的外交斡旋，在南美国家中逐渐树立了威望。巴西曾成功地调解巴拉圭的军事政变，调解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冲突，妥善解决秘鲁与厄瓜多尔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军事冲突，等等。在这些外交活动中，巴西充分展示了它的外交能力。2004年1月美洲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召开之前，美国报纸大肆渲染拉美地区出现了一股“左倾化”和“反美”趋势。卢拉利用与美国总统布什会谈的时机，“断然否认在拉美地区存在一个反美运动”，他还强调，“查韦斯总统不可能把委内瑞拉变成一个恐怖主义国家，变成一个洗钱的国家或者为恐怖分子提供假证件的国家。”巴西的公正立场得到了拉美国家的赞赏。

(2)巴西改变了多年来对邻国漠不关心的态度，开始向较为贫穷的邻国提供资金和贸易上的帮助。巴西《时代》周刊发表的报道说，作为卢拉政府外交政策的“金融手臂”，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银行制定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南美大陆一体化的计划，即对南美24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3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注：Isabel Clemente，“ Soy Loco por Ti，América”，poca，2003-12-29.），其中包括支持玻利维亚修建一条经巴西领土出口其天然气的管道建设项目；与秘鲁共同投资建设巴西—秘鲁公路，以打通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通道等。2004年2月4日，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智利4国的代表签署了修复4国间铁路运输网的意向书。根据这个意向书，4国将联手修复从巴西圣保罗桑托斯港通往智利安托法加斯塔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全长7000千米，可将货物运往太平洋沿岸港口，有利于对亚洲国家的出口。这条铁路也称为“两洋铁路”，打通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陆地联系，沿途国家的大豆、化工产品和矿产品将通过这条通道运往大西洋或太平洋。（注：Alexandra Penhalver，“ Recuperao de Ferrovia Ligará Brasil ao Chile”，O Estado de So Paulo，2004-02-05.）

在贸易方面，巴西决定购买阿根廷的小麦、玻利维亚的天然气和委内瑞拉的石油，而过去巴西大多是从南美以外的国家进口这些产品的。为促使南共市与安共体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巴西在与安共体的农产品贸易谈判中作出较大让步。哥伦比亚也是拉美重要的产糖国和糖出口国，它担心结成自由贸易区后，巴西的糖出口对其构成威胁。为了消除哥伦比亚的顾虑，巴西决定不将蔗糖列入自由贸易的产品目录。巴西还同意安共体对牛肉和鸡肉实行进口配额管理。巴西的让步显然是有其政治考虑的。一些专家认为，巴西放宽对安共体的贸易要求，主要目的是阻止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渗透（注：Raquel Landim，“ Brasil Faz Concesses Agrícolas aos Andinos”，Valor Econmico，2004-01-08.）。巴西还加大了对邻国的投资。据统计，最近10年，巴西已逐渐成为阿根廷的主要投资国之一。2002年，阿根廷遇到经济危机时，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企业纷纷撤资，而巴西企业却在继续投资。1994年以来，巴西企业在阿根廷的投资累计达37.3亿美元（注：Coluna Economia，“ País é um Dos Principais Investidores da Argêntina”，O Estado de So Paulo，2004-12-27.）。

(3)巴西在事关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在美洲国家组织内，巴西旗帜鲜明地对美国提出的一些有损于拉美国家主权、干涉拉美国家内政的举措表示异议，得到了拉美邻国的尊重。在2004年美洲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巴西明确表示，不同意动用军队开展缉毒和反恐、把军队变成一支警察部队的做法。巴西的立场实际上是反对将拉美国家的军队置于美国的反恐战略之下。2004年年初，美国国务院批评“委与古结成联盟将对拉美的民主造成不稳定”，美国安全事务助理赖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查韦斯在拉美没有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认为委内瑞拉因支持古巴政权而导致同哥伦比亚的关系恶化等。巴西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美国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好的”。（注：Denise Chrispim Marim，“ Países Acumulam Atritos Políticos e Comerciais”，O Estado de So Paulo，2004-01-10.）在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上，美国提出将反腐败列入该组织的原则之一，主张对卷入腐败丑闻的国家进行惩办，甚至将其排斥在美洲国家组织之外。巴西则表示，认定一个国家是否属于腐败国家的标准并不确定，而且美洲国家组织已有民主条款，可以动用该条款对有关国家进行制裁，从而婉拒了美国的建议。巴西的立场得到了拉美国家的信任和支持，挫败了美国企图控制拉美国家的图谋。对此，《纽约时报》在2004年发表的一篇年终报道说，“美洲已不是过去的美洲。这一地区的国家在很长时期里都被视为‘听话和值得信赖的盟友’，现在它们都公开表示不同的意见，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公开表示不同的看法，一些国家认为这是仇视它们的国家利益。”（注：Chistopher Marquis，“ America Latina no Teme Mais EUA”，The New York Times，2004-01-09.）

(4)巴西努力维护和推动南共市的发展，为建立南美国家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南共市建立10年来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94～1998年，南共市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1999～2004年，南共市经历了巴西和阿根廷的两次经济危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波动较大，贸易争端特别是巴西同阿根廷之间的贸易争端不断，显露出南共市自身的某些弱点。但是，巴西依然把南共市的发展列为外交的核心，积极与阿根廷进行磋商。两年来，南共市不仅没有后退，而且在艰难的环境下得到了发展。一是成员国间的贸易有所增长，建立了一些协调机制，如设立了南共市常设代表委员会，并请阿根廷前总统杜阿尔德出任委员会主席。二是继智利、秘鲁和玻利维亚之后，2004年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也相继成为联系国。另外，墨西哥也表示有兴趣成为新的联系成员国。三是巴西在其外交活动中注意发挥南共市的集体作用。2004年卢拉总统访问印度时，特意邀请杜阿尔德随同出访。这种随访的意义在于，它表明巴西的确是在关心本地区的自由贸易，并将南共市其他成员国也带入到它同“新伙伴”国家的谈判中来。

上述外交活动表明，巴西关心和维护本地区的民主和政治稳定，愿意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愿意在国际事务中为本地区争取更多的利益，从而得到了邻国的支持。这种互信的建立对于发挥巴西的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有利于巴西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

三、巴西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

加强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是巴西“大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1月27日，卢拉总统在新德里出席巴西—印度企业界主办的“可持续发展研讨会”时，对巴西为何要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21世纪应当成为像印度、俄罗斯、巴西、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世纪。这些国家曾经被大型贸易集团视为二等公民。„„发达国家不会伸手来救我们，我们也不能继续哭泣下去。„„我们要利用自己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注：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Brasil-ndia-Desenvolvimento Sustentável： Perspectivas e Possibilidades”.http：

//ea Viagens no Fim da Semana“，O Estado de So Paulo，2003-11-10.）巴西圣保罗大学前沿科学院客座教授、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员保罗·巴蒂斯塔认为，“巴西的外交政策就是努力加强与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加强南南合作，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使现有的国际组织更具有代表性，更加独立于发达国家。„„我们同南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我们同被世界体系边缘化的大国如印度、中国、南非和俄罗斯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关系已具有了经济分量并不断增加。„„巴西外交政策的目标是使巴西外贸结构多元化。巴西想利用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关系来增强我们在WTO、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其他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注：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 A Aliana Brasil-ndia“，Folha de So Paulo，2004-01-29.）

但是，卢拉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一些人的反对，特别是受到国内工业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卢拉政府过多地从政治角度来处理贸易问题，不注意保护本国企业利益；卢拉政府强调南南合作却忽视发展与欧洲和美国传统的经贸关系。圣保罗州工业联合会甚至批评政府轻率地承认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样将导致中国产品大量进入巴西，对巴西工业造成损害。另外，他们还批评卢拉政府对安共体给予过多的优惠，等等。巴西专栏记者若奥·内托发表评论说，“在卢拉总统4年执政期的上半段，巴西政府最大的政绩是在经济领域。„„遗憾的是，经济政策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没有反映到卢拉政府的对外政策上。„„我们对中国作出了不可想像的让步，但并没有给我们换来什么。我们以南共市的名义承受了阿根廷不断采取的贸易保护壁垒，我们对此却没有要求回报。我们减免了非洲国家的债务，非洲国家也没有作出回报。我们在同美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中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我们却没有利用这些机会来同美国人和欧洲人达成有利的协定。”（注：Joo Mello Neto，” Brasil Vai Salvar o Mundo? “，O Estado de So Paulo，2004-12-17.）

对此，卢拉政府反驳说，政府不能仅仅关注企业界的利益，政府需要从全社会的利益出发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阿莫林姆外长强调，发展同南方国家的关系对巴西是有利的。他举例说，2004年前9个月，巴西与南美国家的贸易比2003年同期增长了61％，其中巴西的出口额为1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0亿美元。“我们正在改善我们的地理贸易”，巴西外贸委员会执行秘书马里奥说，“巴西每年同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贸易额约占巴西外贸总额的60％。我们怎么会对此不管不问呢？”（注：Clóvis Rossi，” Empresários Aumentam Crítica a Itamaraty"，Folha de So Paulo，2004-11-28.）

2005年是卢拉执政的第3年。据巴西报纸报道，卢拉总统将继续大力推行其“大国外交”战略，计划出访的国家至少有13个。2月，卢拉总统对圭亚那和苏里南进行了访问，这两个国家是卢拉此前没有到访过的南美国家。显然，卢拉此行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巴西在南美国家的影响力，凸显巴西“地区大国”的作用。5月23～28日，卢拉总统对日本和韩国进行了国事访问，此行主要目的是与日本协调“4国集团”在联合国“入常”问题上的立场，争取韩国对巴西“入常”的支持，同时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亚洲资本到巴西投资和发展双边贸易。

最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5月在巴西利亚召开了首届南美—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这是巴西2005年外交活动的重头戏。巴西积极倡导召开这样一次跨地区的首脑会议，除了吸引中东和北非国家投资南美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建设、扩大南美国家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贸易联系外，更重要的是检验和体现巴西在新组建的南美国家共同体中的主导作用。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篇6

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

——学习总书记关于外交战略的重要论述

孙精武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成功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向世界传递大量正面信息，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总体认识，增进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解支持，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提振了党心民心军心。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

主张和平、反对侵略，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其基本要义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同时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

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这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就有“和为贵”“崇信修睦”“协和万邦”等宝贵思想。可以说，追求和平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之一。自秦汉以来，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先辈们在对外战略方面基本上都采取守势，主要是守土防御，即使进攻也是以守为攻，目的是保境安民。然而，我们这样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却深受列强欺凌，外国势力在中国境内横行霸道，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惨绝人寰的深重苦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不懈奋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推翻“三座大山”，拥有了建设自己国家、创造美好生活的和平环境。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国情的唯一选择。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必须集中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始终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始终需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如果战火纷飞、战乱不已，我国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总书记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战略高度看待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问题，强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坚持和平发展，也是基于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局势的科学判断。当今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国际力量对比此消彼长，朝着相对均衡的方向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上升，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处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我国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特别是当前阶段，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极为复杂，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和平发展之路坎坷不平。国际环境越是复杂多变，我们越要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信心。只有始终不渝坚持和平发展，才能把握和运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奋斗目标继续迈进。总书记说，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这确实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里话。

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但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有前提、有原则、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这些话掷地有声，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中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和不可动摇的决心。

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都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都是不得冲击和触犯的战略底线。触及底线就是侵犯。近代以后的中国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国家和民族核心利益的底线一再退缩。今天的中国，国力增强，民心凝聚，远非当年受尽欺凌、一盘散沙的旧中国。今天的中国军队，实力强大、众志成城，是一支现代化的威武之师，亦远非当年的北洋水师。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军事威胁。中国发展壮大，带给世界的是更多机遇而不是威胁。现在，有些国家片面解读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以为中国为了求发展会降低原则和底线，因而屡屡制造事端、进行挑衅。西方一些人则给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扣上“强硬”等帽子，极力渲染“中国威胁论”。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们一如既往坚持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中国家定位，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始终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方针，力避成为国际矛盾的焦点，防止陷入冲突对抗的漩涡。但我们决不把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利益割裂开来，决不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在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能退让，该合作的合作，该斗争的斗争，一切以国家核心利益为依归。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善于管控危机，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和平是必须共同来维护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也都应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能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那一套。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和平发展道路才能真正走得通、走得远。

世界历史表明，维护和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从来都是以实力为基础的。离开实力的和平是靠不住的，没有实力作后盾的国家核心利益是难以维护甚至维护不了的。对中国来说，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得越好，就越有条件把握机遇、化解挑战，也就越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所以，总书记强调，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国家更加富强，使人民更加富裕，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当前，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合作共赢成为大国之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彼此关系的最大公约数。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和“合作共赢”等战略思想。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各国人民一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思想，提出了“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应该共同享受安全保障”的鲜明主张。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明确提出了推动建设“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主张。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又提出了“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张。这些论述和新提法，展示出一种全球性思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

总书记倡导的“合作共赢”，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推动实现和衷共济、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才能切实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有效应对各种全球重大危机和挑战。唯有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才能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避免一些国家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从根本上维护好各国利益，确保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合作共赢”新理念，顺应了各国相互依存日益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的时代潮流，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心愿，昭示了全球化发展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思维和新思路，也展现了中国政府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积极负责任大国形象。

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国关系关乎世界和平与全球战略稳定，在我国总体外交布局中处于关键地位。美国是影响我国和平发展的最大外部因素，对美关系攸关我外交大局。总书记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庄园会晤”时，牢牢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就涉及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精辟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就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这不仅有利于中美关系长远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我国在大国关系新一轮调整互动中的主动有利地位，对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国家处理相互关系、对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中国外交战略论文 篇7

新中国成立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生存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了禁运、武力封锁、经济制裁等方式威胁着新中国的生存。苏联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援, 新中国外交就是如此起步。

对于新中国最基本的外交策略, 毛泽东同志早在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就提出来, 即是一边倒、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国在建国之初就完全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这个外交政策在冷战时期是十分正确的, “一边倒”可以依靠苏联的力量抗击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 很好地巩固了国家新生政权。但是在“一边倒”外交战略并没有将中国仅仅拘束在苏阵营中。“1953年底, 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 周恩来首次提出按照‘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随后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 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6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关系逐渐破裂, 在国际上面临着苏联和美国两方面的威胁。此时中国外交实际上既反美又反苏, 并在1962年、1964年分别爆发了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苏珍宝岛冲突等热战。在1963年, 时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出访了亚非13国, 提出了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 广交了一批“穷朋友”, 并为我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打下基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与我国“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我国不断推进与西方国家的关系。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 中美两国在上海签订了《上海公报》, 随后即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1978年与日本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另一方面的是, 中苏矛盾不断加深并愈发不可修复, 我国在1979年与苏联支持下的越南爆发了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维护了国家安全。

自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 扩张势头开始减弱, 我国也不再像70年代那样面临着苏联极强的威胁。邓小平复出后, 我国外交战略开始调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我国调整后的外交战略已经露出轮廓———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并定下了我国外交战略的指导方针: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90年代苏联解体,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迫切的需要调整外交战略。在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外交战略的基础上, 进一步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我国外交战略目标之一, 并保持指导方针不变。

虽然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战略总体上是成功而富有成果的, 但我国外交总是被动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外交战略发生明显转变是在2000年左右, 从被动更多地转向主动。

二、新时期我国外交战略

我国虽然在2001年加入了WTO, 但十五年的谈判却十分艰辛曲折, 被迫作出了巨大的让步。在2000年前后, 我国主动提出要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上海合作组织, 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巨大进步与我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决心。新世纪伊始, 我国外交战略逐渐由韬光养晦转为有所作为, 但韬光养晦仍是主导。

我国外交战略真正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的是在2010年前后。我国海洋领土争端已经困扰我国数十年, 在韬光养晦的指导方针下, 我国在外交上更多的是“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做法处理海洋领土争端。但在最新一轮海洋领土角力之中, 我国的外交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

(一) 南海黄岩岛争端

2012年南海领土争端到了一个高发期。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抓扣中国渔民, 去除岛上有关中国的标志, 申请国际仲裁, 给黄岩岛改名……黄岩岛事件发生后的一个多月来, 菲律宾不断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 制造事端激化事态。但是菲律宾等来的不是我国以往惯常的冷处理, 而是等来了我国外交部就黄岩岛事件向菲方提出的前所未有的严正交涉, 2012年5月7日,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约见菲律宾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蔡福炯时称“中方做好应对菲方扩大事态各种准备”, 并呼吁菲方“希望菲方不要误判形势, 不要不计后果地推动黄岩岛事态升级”。这是自黄岩岛事件发生以来第三次对菲利宾做出的表态, 措辞之严厉、表态之明确超过前两次。同时, 国防部长梁光烈“军方的行动要根据国家外交的需要”。此番对外举动, 与曾经之乎者也的乏味表态形成鲜明对比。对于黄岩岛事件我国外交发言言辞柔中带刚, 领土争端立场明确, 并且有所言既有所为, 为维护我国周边环境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外交手段, 中国也在经济上通过限制菲律宾农产品入境、呼吁国人暂停到菲律宾旅游等方式狠狠地敲打了菲律宾, 使得菲律宾不得不基于我国强大的外交经济压力而缓和下来, 黄岩岛事件的媒体舆论也偃旗息鼓。但是, 舆论停息了并不代表我国的国家力量退出黄岩岛。通过我国国家海监、渔政等部门的努力, 黄岩岛已在我国的实际控制之下, 这已被菲律宾官方所承认。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海洋领土争端更多地转向积极作为, 利用外交手段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南海宵小对我国领土的掠夺, 并在合适的时机夺回控制权, 这样的处理是非常明智而恰当的。

(二) 钓鱼岛事件

中日钓鱼岛争端由来已久, 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 使得钓鱼岛在2012年显得更不平静。针对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购岛”动作, 我国政府作出了严正声明:“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 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 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 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遗憾的是, 日本并没有正确看待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 仍然一意孤行地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人民保卫领土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2012年9月10日, 日本政府正式“购岛”, 中国政府则针锋相对地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 并在随后发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海洋环境预报, 组织中国海监开展钓鱼岛领海基线巡航, 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对峙。为了配合海监在钓鱼岛海域的巡航, 我国政府于9月16日决定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 主张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 从中国领海基线量起超过200海里。这份大陆架划界案是对日本一系列“购岛”动作的强有力回击。

2012年12月13日, 我国组织海监编队及飞机队钓鱼岛领海内进行海空联合维权巡航行动, 日本政府迅速起飞F-15J战斗机进行拦截, 并且日本防相小野寺五典在2013年1月15日首次明确表示, 如果中方飞机进入钓鱼岛“日本领空”, 且警告无果, 日方将可向中方飞机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面对日本政府如此狂妄的挑衅, 我国政府回以更猛烈的回击, 2013年2月18日, “中国海监50”等3艘船组成编队进入钓鱼岛领海巡航, 最近距离钓鱼岛0.8海里。

面对日本政府窃取我国神圣领土的无耻行为, 我国政府利用外交手段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 控制事态发展, 防止事态过度升级, 避免中日擦枪走火。同时我国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公然否定二战后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行径, 通过占领国际道德的制高点, 以获得国际上的支持。除了外交手段, 我国海上执法维权机构在钓鱼岛海域不断组织维权巡航, 以已成事实的对峙状态迫使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议, 达到我国政府所希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总之, 我国在这次钓鱼岛“购岛”风波中, 外交言辞强硬、折冲樽俎, 通过巡航、公布领海基线、发布天气预报等积极作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 一改我国以往只停留在外交辞令层面上的尴尬局面, 极大地激发了我国国民的爱国热情。这是日本政府始料不及的。

(三) 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是东亚的火药桶, 随时有引爆的可能, 而朝鲜核问题更是整个火药桶的导火索。朝鲜分别在06年、09年进行了两次核试验, 在2013年2月12日, 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的反对强行进行第三次核试验, 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不明朗。中国作为朝鲜的陆上邻国和传统盟友, 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的态度却与之前十分不同。依照惯例, 中国对此发表了第三次的声明。而这第三次声明对照前两次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即在最后一段“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呼吁各方冷静应对,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解决半岛无核化问题”中删除了前两次声明的最后一句话“中国将继续不懈地为此做出努力”。可见我国已经彻底放弃将朝鲜拉回六方会谈的圆桌上来。面对不断升级的朝核危机和变动的地缘政治, 中国对朝鲜的外交政策也在悄然发生转变。就在核试验当天, 外交部长杨洁篪紧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 就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提出严正交涉。如此迅速的召见, 实属罕见。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 一致表决通过新的决议, 对朝鲜近期第三次进行核试验之举予以严词谴责, 并出台新的制裁举措, 以进一步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及弹道导弹项目, 及其核扩散能力。面对国际社会如此严厉的制裁, 朝鲜更是悍然废除《朝鲜停战协议》, 切断韩朝直线电话等板门店联络渠道。如何解决朝核问题, 将考验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国的外交智慧和能力。

三、总结及对未来我国外交战略的展望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建立在经济实力之上的。在二十世纪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欠账太多, 必须奋起直追。韬光养晦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国经济上的崛起已经无可阻挡, 并且我国海外的利益已经深深融入到经济命脉之中, 以韬光养晦为主导的外交战略可能已经不能很好地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由韬光养晦转为积极作为迫在眉睫。

军事实力是外交的后盾, 积极作为的外交战略需要我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2008年我国海军开赴亚丁湾进行护航, 2012年我国首艘航母公开亮相等正式我国军事实力快速上升的表现, 我国以积极作为主导的外交战略是具有经济与军事双重基础的。

美国在2012年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 我国在未来十年面对的国际环境将会更加恶劣。面对各种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 我国绝不会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再退让。在南海领土问题上, 我国更多会采取“黄岩岛模式”, 通过外交上的施压、高压政策以及经济上的打压, 迫使南海宵小放弃对我国海洋领土的侵占。对于那些顽固的流氓国家, 我国应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 通过经济、军事渗透等手段, 获得对岛屿的实际控制。在东海与日本的纠纷中, 外交上要控制好事态升级, 保持大局上的对峙状态, 避免擦枪走火, 当我国综合实力到了完全超越日本的时候, 东海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保护海外利益上, 我国应坚持海军的护航行动, 并尽量争取在印度洋获得一个港口作为海军的补给基地。在陆地上我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 如上海合作组织, 稳定我国边境地区, 打通我国到中东的陆上能源生命线。同时对朝鲜施以适度的压力, 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 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六十四年,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年轻的共和国的外交之路也是风雨兼程。回顾我国外交六十年, 无论是其中的辉煌还是失策, 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反思的。没有过往一步一步踏实的脚印, 就没有今天我国外交所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本文简略回顾我国二十一世纪以前的外交历程, 并着重以黄岩岛、钓鱼岛以及朝核问题三个例子分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外交战略的转变, 最后简单分析我国未来的外交战略。

关键词：外交发言,黄岩岛,钓鱼岛,朝核问题,战略

参考文献

[1]张蕴玲:《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003页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 (1975——1997) 》, 第242页

站在新起点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篇8

【关键词】中国外交 战略思维 战略布局 战略理论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4）01-0001-13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内政外交的新起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下简称“新领导”）在外交战略方面以延续和继承为主，如独立自主的战略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营造现代化建设和平环境的战略目标，以及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途径等。但与此同时，新领导根据内外形势的发展，在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特点鲜明和内涵丰富的调整：细化战略定位，更新战略思维，坚持战略定力，加强战略主动、运筹战略布局和发展战略理论等。展望未来10年，中国外交战略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和提高执行能力，对中国外交的指导将更加进取、务实和有效，并在应对挑战和克服困难中继续发展。

一、外交战略调整的内外动因

（一）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要求新领导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随着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政治稳定，中国的国际地位全方位提升。在经济方面，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1.23万亿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8.26万亿美元，世界排名也从第6位跃居第2位，中国发展道路成为西方模式之外的另一选择。中国已是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主要成员，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并在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应对挑战中与相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在文教体卫方面，中国和世界更加紧密相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标志着中国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大国意识普遍提高，国际社会不仅认可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二）国际形势的重大挑战要求新领导及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一是西方从借重中国走出金融和经济危机转为从体制和机制上约束中国。当前，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欧洲也渡过了欧元和欧债的“病危期”，西方开始淡化二十国集团的主要经济平台作用，低看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对中国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压力。

二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催化下，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了新困难。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争端把中国拖入“当事国”的境地，制约了中国在地区政治安全问题上的主导性和主动性。而且，在“经济上要中国”和“安全上防中国”的双重悖论下，中国原有以经济合作牵引中国—东盟关系的作用趋弱。此外，中日两大邻国发生更加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中国和朝鲜、缅甸等国关系也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

三是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三年来，埃及政局动荡不已，利比亚战争后遗症严重，叙利亚内战前景不明，地区国家宗教内部以及宗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矛盾尖锐，等等。西亚北非形势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到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中国能源安全和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

四是多国政府外交因内顾为主而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抬头，新媒体和社会组织影响不断提升。多国政府外交政策呈内顾倾向，减少了对外妥协可能，有时还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国内视线，从而增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复杂性。

（三）国内外政府换届新政季节要求新领导综合和动态地调整中国外交战略

在当前世界维持基本和平的环境下，主要国家政府任期两届10年左右成为政治常态；而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大潮的环境下，各国内外战略和政策调整不断提速。2012—2013年期间，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朝鲜和中国等因政府换届而纷纷提出新的执政纲领，形成了外交战略和政策调整的集聚效应。此外，在国内国际问题相互转化的条件下，中国外交必须及时对国内各种诉求作出反应，如加快经济转型和深化体制改革，协调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关系，平衡国内示强要求和国际惧强心理，加强舆论监督和引导，达到内外统筹兼顾的目的。中国作为当代最主要的新兴大国，需要向世界昭示发展道路和国际作用；面对时代潮流和历史责任，新领导怀着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自然要进行战略和政策创新，在内政外交上“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

二、战略定位和任务

中国学者蔡拓教授认为，国际定位“通常是指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确认。” 英国学者巴里·布赞指出，国际定位在观念结构中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问题。身份一方面是自我认同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国际关系进程的一部分。 根据作者的研究，一国在全球的战略定位就是它对本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全球事务中实现其战略目标能力的总体评估。

准确定位有利于明确国家的属性和就战略目标与途径达成国内共识。党的八大对中国的定位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及中国“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争取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好合作关系。”党的十三大系统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四大后，中国就把自己的定位从“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演变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利于凝聚党内和国内关于国家基本状况和基本任务的共识，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际环境。

当前，国内外在中国战略定位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中国近年来对自身进行了“多重复合的战略定位”：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仍是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还不是全球性大国。近年来，中国学界大多数把中国定位为新兴大国。新领导接班以来，官方文件避免使用“新兴大国”而更多使用“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大国”。例如，习近平主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李克强总理2013年5月21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上的演讲用的都是“新兴经济体”。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强调“当代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 事实也正是如此，同以往中国大国外交的重点是和各大国的双边、多边关系相比，现在是以全球大国的身份和视野规划外交，无论在外交战略和实践中都显出大国外交的理念、意识、气度、章法和处置。

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中国在定位问题上还需要处理好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的关系。中国目前把世界各国主要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在国际社会，还有多种国家划分方法。美欧把世界各国划分为民主国家、威权国家和独裁国家或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中东国家把世界各国划分为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尽管世界上对国家有多种划分，但越来越多的意见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国家乃至超级大国。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大国，利益遍及全球每个角落。”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指出：中国是个崛起的大国。“一种看法是，中国会静悄悄地变得强大，扩大影响力，不会欺负人。另一种看法是，中国会显示力量，威逼所有人。”“我认为他们会选择第一种做法，但同时也会显示力量。” 中国学者牛新春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应当追求全球性经济大国的国际定位，以节省战略资源，缓解崛起过程中的冲击力。” 美国学者沈大伟在分析了中国当前在全球外交、全球治理、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后指出，中国尽管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但仅仅成功地成为全球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全球大国。

三、战略思维和定力

战略思维是指思维主体（个人或集团）对事关全局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谋划（分析、综合、判断、预见和决策）的思维过程。一国的外交战略思维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文化等系统以及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国家与自然的复合系统和复杂过程，外交战略思维既有假设，也对国家外交结果有明确的预期。 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要求加强战略思维，但新领导在中国外交上再次重申加强战略思维具有以下特殊意义：

（一）加强战略思维和主动规划

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新领导兼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10年外交方向和近期外交任务等长中短期需要，全面、系统和长远规划中国外交。新领导接班不久，就于2013年1月29日进行第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门研究中国外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加强战略思维”。 新领导对中国外交的界定远远超出传统的内涵，不仅重视传统的“高政治”外交，也重视非传统的“低政治”外交，对政府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军事外交、人文外交、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加强了集中统筹，运用综合外交手段实现外交目标。同时，各部门和各地方的外交外事也开始注意综合与统筹，在融入国家总体外交中实现共赢。

新领导认为，在综合国力日益增长的条件下，要变“反应式”外交为“主动筹划型”外交，从战略高度规划和统筹中国外交。2013年是中国外交新政的开局之年，新领导对全年出访进行了战略性规划。3月，习近平出任国家主席后首访俄罗斯，突出俄对华的战略依托地位，并以此调动了美国提议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的积极互动又带动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形成建设性的连锁反应。此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出访时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印缅孟和中巴横贯南北东西的南亚通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战略设想等。此外，新领导还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理念，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区命运共同体”方向引领当代国际关系，以“包容互鉴”和“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外关系，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规范中美关系，以“真、实、亲、诚”四字箴言提升中非关系，以“亲、诚、惠、容”四字理念指导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

（二）强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

新领导就任以来，“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已成为国内外观察中国外交思维的两大看点。所谓“战略定力”，指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同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看待发展过程中的顺利与挫折。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形势的挑战部分明显增加，中美在亚太互动中的竞争性上升，中日关系因安倍内阁的一意孤行而持续恶化，中国和菲律宾围绕黄岩岛的海洋权益矛盾深化。在此背景下，新领导强调战略定力，全面和科学分析形势，提出要坚持基本战略目标，从容应对挑战。通过一年来的各种努力，中国不仅基本稳定了周边形势，还推进了和俄罗斯、中亚国家、韩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周边国家的关系。

“底线思维”在一般意义上就是风险思维，但在中国外交上还兼指妥协的下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春指出：做决策、办事情，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 一年来，中国外交上的底线思维包含三重涵义。一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不能只看到有利的一面，而应增加忧患意识，做到有备无患。二是向矛盾对方明确划线，防止对方误读误判。中国在钓鱼岛和黄岩岛划出底线，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还有效地阻遏了某些国家可能的挑衅。三是防范和管理危机。中国不仅在周边面临世界上最复杂的邻国关系，还在其他地区面临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底线思维是有效的危机管理指导思想。

定力和底线两者的结合，既明确了中国既定的战略目标和途径，也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对外关系的上限与下限，增加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一年来，新领导就是在复杂纷繁和扑朔迷离的内外环境下，按照既定的部署和方向，抓住主要目标不放，趋利避害，逐步推进中国外交。

四、战略布局和途径

（一）确定战略布局的优先次序

新领导全面梳理复杂纷繁的外交问题，调整了战略布局，并基本确定了战略优先次序。新领导在延续前任国别领域并重新布局的同时，进一步调整大国关系的理念和经略周边的思想，先后推进了“新型大国关系”和召开了共和国历史上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中国更加突出营造周边和平发展环境和促进与世界既成大国、传统大国、发展中大国和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双边层面，中国重点加强同俄罗斯和美国等大国以及主要邻国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中国主要从加强经济和安全机制与缓和权益冲突两方面改善周边环境。在全球层面，中国继续推进国际体系改革，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

在领域外交方面，中国更加重视非传统外交的建章立制问题。当前，从气候变化到能源安全、从防疫抗灾到水资源等领域问题日益突出，但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机制建设却严重滞后。为此，新领导把制度和规范建设视为领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全球和地区多边外交中，提倡以同舟共济、互重互鉴、合作共赢等新理念指导各国的行为规范，特别重视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审视现有机制，分别予以维持（如国际法领域的国际法院制度）、发展（如安全领域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如金融领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和创新（如从各国国情出发推进气候治理的均衡发展以及合作应对相关风险）等。为了弥补当前全球治理的不足和滞后，中国还通过地区或群体途径促进全球范围的合作，加强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提升清迈金融协定，筹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国—东盟的金融合作机制，重视外空、网络和极地等新公域秩序等。

（二）邻国优先和首脑驱动的周边外交战略

中国周边的邻国有二三十个，存在历史遗留和现实增生两大类问题。新领导提升了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改变过去平均安排高访的习惯做法，将周边列为首脑外交的重点。从2013年3月起，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出访都是从邻国开始，两人还先后出席了上合组织峰会（9月）、APEC峰会（10月）和东亚峰会（10月）等重要地区合作论坛。2013年，中国通过高层互访和多边场合的双边会晤基本实现了和周边国家领导人直接互动的全覆盖。此外，中国还发展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老挝、柬埔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了与印度、巴基斯坦、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等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启动了中国—东盟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遏止了中国和一些邻国在海洋领土和权益争端的恶化趋势，促进了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两者建设性的互动与转化等。

（三）理念、重点和务实三举并重的大国战略

大国是中国外交的“关键”。中国把俄罗斯列为最重要的战略依托，两国具有战略互信并相互支持，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更是最好的一组大国关系。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

中美关系是中国最重要也是困难的双边关系。在当前的国内外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都努力解决双边的实际问题和争取当前实惠，从而获得国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更多支持，但作为两个主要全球大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具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和发展规划。中国新领导以“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带动两国关系超越传统的“修昔底德陷阱”，共同不搞对抗，争取相互尊重，促进合作共赢。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经济互利、两军关系、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了建设性互动。如果说中美两军交往在现阶段还是象征意义居多，那么双方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为突破口，以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为抓手，正在实质性地推动双方的经贸关系。

虽然当前新型大国关系的重点是中美关系，但中国的“大国”范围更为广泛，因为“推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各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合作共赢，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运筹大国关系的重要理念。” 中国正在推动与欧盟和欧洲大国以及金砖国家的关系，发展与地区大国（即“中等国家”）的关系。中国还在不搞“两国集团”的前提下，照顾广大中小国家的利益与关切，使中国外交的大国关系成为撬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杠杆。

（四）以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为特点的发展中国家外交战略

中国历来自视为发展中国家，但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重经济轻政治、重近利轻大义和重取轻予的倾向，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交流和共识也呈下降趋势。有鉴于此，新领导多次强调要政经并举和利义兼顾，有时甚至要义先于利。在新的利义观指导下，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战略性投入，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道义为先，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在具体外交政策上，中国加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和协调，争取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合作，加强在投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惠民工程等方面的合作，并准备推出一批标志性合作项目。

五、战略的深化和发展

（一）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继续延伸和充实

中国是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大国，中国外交战略也处于不断延伸、扩充的历史性发展阶段。中国外交战略本身的制定、发展、完善和落实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外交全球战略涵盖全球、领域、区域、国家、社会等各个方面，中国在制定相关战略方面任务艰巨但经验有限。而且，外交战略又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需在后者框架下筹划运行，形成整体有机互动。此外，中国外交战略又同世界各国外交战略具有互动和联动关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继续提升，中国外交战略同国际社会的交集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对中国来说，首先要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高政治”传统外交领域制定出完整的战略并付诸实施。但是，中国还要更加关注非传统外交议题的战略擘划和设计。非传统外交议题大多是当代急迫的全球性议题，但规范、规则、法律等建设严重滞后。中国作为全球大国，负有在全球性议题上“拿主意”和“定议题”的责任，中国因而需要在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防疫抗灾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及早做出战略性决策，争取进入全球性议题的国际决策核心层，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发挥更富建设性的战略性引领作用。

（二）中国外交战略需要深度实践探索

外交战略和外交实践密切相关，外交战略在实践中发展并接受检验。中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逐步超越狭隘的短期利益思维，不断探索长远和全面的战略利益，并努力达到新的综合平衡。为此，中国必须以“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气魄和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在中国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进行深度探索。诚然，中国在调整历年来坚持的外交战略原则方面需要谨慎行事，但可以多做些战略性探索，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和提高认识，在条件成熟时提出和实施新的战略原则。

在现阶段的探索中，中国是否可以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对友好国家治国理政的参谋咨询作用；在坚持“不在外驻军”原则的前提下更加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及双边军事安全合作；在坚持“不当头”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同主要大国、金砖国家以及一些重要的战略伙伴邻国共商大计和主动谋划；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增加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的安全磋商和军事合作的内涵。

（三）中国外交战略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战略中已经并还将遇到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战略目标上，中国应否建立更具世界意义和更加系统化的理论的问题。中国自2003年提出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的理论以来，先后于2005年和2011年两度发表和平发展道路的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理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国不仅需要确立本国的和平发展战略目标，而且还要超越西方的泛和平主义，建构国际社会共同的和平理论体系，提出人类和地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途径，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在战略合作方面，中国应否建构战略伙伴的体系化理论问题。中国坚持“不结盟”原则，并把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列为最高级别的战略合作。中国自1993年与巴西建立第一个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已与四分之一强的建交国（近50个）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实际作用尚不完全明确，在战争与和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推进国际体系改革方面有时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中国要从战争与和平的高度研究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问题，尤为重要的是要界定战略伙伴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内涵，研究其作用，探索其网络化的可能性，还要从避免全球和地区集团性对抗的角度研究战略伙伴关系在国际军事安全合作中的作用。

在战略理论上，中国应否逐步调整一些理念和观点。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正在部分地改变着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已经主动让渡了部分主权。此外，西方对国家主权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观念和采取新的措施，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问题概莫能外。不干涉内政、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和海外驻军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有关主权的实践和理论也有发展。2008年，中国海军开始在亚丁湾进行反海盗护航，2011年中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利比亚大撤离。中国学者王逸舟提出中国应推行“创造性干预”外交，认为“‘创造性介入’是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一种取向。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逐步从一种利益主要集中于所在地区的区域性大国转变成为全球性大国，中国越来越多地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国际事务中，中国必须要对国际事务发出自己的声音，超越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低调不介入’的态度。” 另一位中国学者沈丁立也建议在朝鲜核问题上，中国不妨建设性干预。东北亚地区的稳定关键在于中国。中国应该塑造朝鲜半岛的稳定，加强与朝鲜的沟通。让它感到安全的同时，要施加足够的影响力。 在国内外形势迅速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国内围绕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辩论正日趋活跃和热烈。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指出：“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 我们在思考、探索、制定和落实中国外交战略时，其实更应如此。展望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内外环境，我们更要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互动。首先，中国外交战略要同中国的大战略更加紧密结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外交将继续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主要任务。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和国际地位持续提高，国家外交战略要体现更大的能动性，要更加主动地促进国家发展，做到内政外交的建设性互动。其次，中国外交战略需要巩固和深化国内支持基础。考虑到今后国家将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趋势，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外交战略的全过程中需要更多地倾听、采纳和反馈于各类行为体，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国际化和外交意识的教育，重视舆论的理性引导和有效宣传，特别是不要过度提升群众对中国外交能力和成效的期待。再次，中国外交战略制订和发展需要在更加动态的思维框架下进行。中国在制订和落实外交战略时需要避免线性思维，要以全球大国的视野，动态地前瞻外部反应，设想多种多套预案。中国在推出重大外交战略和政策时，要加强前期宣传和事先沟通，准备配套政策措施和宣传材料，因为事先准备的代价远小于事后补救。最后，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学界要有充分和紧迫的历史使命感。我们要在外交黄金时期以更丰富的实践和更充分的理论自信与自觉，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中努力建构和发展中国的战略学，并以此丰富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收稿日期：2013-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