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员各项制度(精选8篇)
一、调委会及调解小组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党支部及队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调解组织要教育调解员依法调解本单位发生的民间纠纷,受案率要达到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不得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根据易发生纠纷的特点,做好预防工作,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防患于未然。
四、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倡导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社会公德。
五、积极开展“五好家庭”、“遵纪守法光荣户”、“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六、做好建档工作,一案一登记、一月一汇报制。
调委会工作制度
一、调委会及调解小组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党支部及队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调解组织要教育调解员依法调解本单位发生的民间纠纷,受案率要达到100%,调解成功率不低于90%,不得限制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三、根据易发生纠纷的特点,做好预防工作,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防患于未然。
四、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倡导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社会公德。
五、积极开展“五好家庭”、“遵纪守法光荣户”、“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
六、做好建档工作,一案一登记、一月一汇报制。
七、调查了解并及时掌握每个家庭及其它不安全因素,做到经常分析、研究、及时进行教育,及时化解,使一般纠纷不出单位,重大纠纷及时报告。
八、建立调解登记薄,做到调解有登记,件件有着落,使调解工作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九、调解委员会要经常组织调解人员进行学习有关党的方针、政策、熟悉调解工作。
十、调解人员要经常深入群众,工作要扎实,方法要灵活,头脑要清醒,政策要明确。人民解委员会主要职责
1、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不断加强民事调解组织建设网络化。
2、及时发现,依法调解,妥善处理和疏导矛盾纠纷,减少诉讼,防止矛盾激化,避免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械斗,上方事件的发生。
3、通过民间纠纷调解工作,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居民遵纪法,尊重社会公德,努力减少民间纠纷的发生。
4、搞好矛盾纠纷信息工作,及时将辖区内民间纠纷的发生、发展和调处情况及建议,向和上级主管部门汇报。
矛盾纠纷排查制度
1、各矛盾纠纷调处机构要认真做好排查工作,及时排查处理各类不安定因素;
2、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实行定期排查与不定期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每半月一次对辖区矛盾纠纷进行集中排查,并作好登记上报工作;
3、将排查的不安定因素认真汇总,及时调处,按时上报,重大情况随时上报。
4、做好有关台帐材料的装订统计工作。
矛盾纠纷登记制度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所在单位、家庭住址等。
(二)、发生纠纷的情况。包括发生纠纷的时间、地点、原因、后果以及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和要求等。
(三)、纠纷的调解过程。包括调解纠纷的时间、地点、方式、次数、主持调解人员和参加调解人员的姓名,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收集了哪些证据,以及调解人早对纠纷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等。
(四)、调解结果。调解结果包括调解成立和不成立两种情况。不论哪种情况,均应进行记载。调解成立的,主要记明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员签名或者盖章。调解不成立的,也应该记载不成立的主要原因。
(五)、对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或调解不成功的纠纷应注明移交的有关部门和移交的承办人。
共同调解制度
为使发生在我辖区及附近单位的民间纠纷得到及时、妥善正确的调处,结合单位实际,现制定本制度。
1、不论为主持调解还是协助调解,均应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群众负责的精神,认真对待。
2、积极与有关各方保持联系,进行调查研究,收集纠纷的事实材料;主动采取措施,防止纠纷激化;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达成协议;敦促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
矛盾纠纷调处回访制度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了巩固调解成果,防止纠纷反复,而对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所进行的检查访问制度。
1、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于纠纷调解已达成者或未造成者一律要执行回访制度。特别是对重大疑难纠纷,调解员要定期进行回访。
2、人民调解委员会在纠纷回访过程中,要注意发现、纠正调解工作中的错误,改进工作,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以巩固调解的成果。
3、回访的对象主要是当事人和知情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同时,要注意收集群众的反映,以便全面了解情况。
4、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进行回访时,要了解当事人的思想动态,继续进行法制宣传与道德教育等思想工作,督促双方履行协议。
5、对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并结束调解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动上门回访纠纷当事人,了解矛盾纠纷解决与否及发展动态,劝告当事人冷静、理智、正确对待,依法办事,不可感情用事,扩大纠纷事态,以防止纠纷扩大激化或转化。
6、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每次回访必须有详细的回访纪录并存档。调解工作总结评比制度
1、人民调解工作实行一年两总结制度,半年初步总结,一年全面总结;
2、总结内容是:半年或一年来开展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与估介,调解、预防纠纷的成功经验和典型案例,工作中的教训、失误及其原因,以及今年工作的安排;
3、参加人员为办事处调解委员会及各基层调解委员会成员;
一、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概念界定及特点
调解是由第三人 (调解机构或调解人) 出面对纠纷的双方当事人进行调停说和, 用一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劝导冲突双方, 促使他们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解决纠纷的活动[2]。就时下我国调解制度而言, 主要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种形式。
人民调解是指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 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 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 规劝疏导, 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 平等协商, 自愿达成协议, 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属于民间调解。人民调解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继承法》、《婚姻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均有明确规定。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 法院调解具体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地进行协商, 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3]。由于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这两种调解制度在调解机构、调解性质、调节权的来源、调解的范围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 所以特点差异非常明显。
对于人民调解来说, 人民调解有专门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规定;在调解形式和运用手段上更为灵活多样, 人民调解员可以采用各种生活技巧和手段, 通过各种途径调查事实真相, 可以满足“厌诉”和“惧诉”的纠纷当事人的需要, 减轻人民法院的诉累;人民调解不收取费用, 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但是, 和法院调解相比, 人民调解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人民调解员法律政策和专业水平相对偏低, 难以适应社会变化发展的需要和体现公平公正的目的;调解结果缺乏权威性、确定性和强制力[4]。
相比较而言, 主持法院调解的法官一般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道德, 纠纷当事人对调解结果认同度高;调解程序规范, 保证了调解结果的公平公正;司法调解能彻底化解纠纷, 有效减少当事人的诉累和司法成本;司法调解贯彻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 更能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司法调解作出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当然, 就目前来看法院调解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 即现行民诉法规定调解要遵循“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原则, 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 不利于办案效率的提高和诉讼成本的减少;调审结合的模式往往使同一个法官兼任调解和裁判, 法官为提高办案效率, 规避诉讼风险, 在调解的时候往往忽视“自愿”原则,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 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调解缺乏时限约束, 部分法官为追求调解结果而使纠纷久拖不决, 给当事人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增加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5]。
二、两种调解制度衔接的必要性和难点分析
近年来, 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使民事案件数量剧增, “诉讼爆炸”现象在许多基层法院越来越普遍, 现代民事诉讼制度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如诉讼迟延、法官人数跟不上实践需要、诉讼费用高昂等。于是, 各地纷纷努力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以缓解现有的压力。从本质上看, 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作为行之有效的调解制度, 在同一社会功能和目标下具有各自的优势和特色, 理应在实践中互相协调, 共同解决现实当中的矛盾与问题, 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特别是在目前法院的案件受理数持续上升, 审判系统较为疲惫的背景下, 通过建立两者的有效衔接, 一方面提高社会调解解决纠纷的整体能力, 将会使更多的社会矛盾纠纷在诉讼之前得到解决, 从而减轻审判工作压力, 另一方面法院调解在某些方面的经验, 也可以供人民调解借鉴, 有利于促进共同发展, 达到优势互补。
两者的衔接不仅有着学理上的合理性, 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也为两种调解制度的现实衔接提供了法律依据。2004年8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23项司法为民具体措施的意见》, 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研究完善衔接诉讼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方式”的工作要求。2004年8月18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04]12号) 中第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有关规定, 为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协助法院从事诉讼调解工作开辟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然而, 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 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两种制度在各自的运行过程中的衔接难点不少、困难重重, 主要体现在调解主体、调解范围、调解制度本身等方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 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但实际上, 现有的人民调解员一般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专业教育, 难以熟练运用法律法规调解纠纷;而且指导调解的观念陈旧, 观念上的差距使当事人对调解人员难以信服, 调解效果自然受到影响;另外, 人民调解员一般都是兼职的,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当地群众的各种往来 (尤其是经济往来) 中难免会对纠纷调解产生不同程度的个人倾向性。这无形之中使调解的公平性受到影响[6]。因此, 人民调解员法律素质的高低和调解的程序的规范与否将直接影响着人民调解的质量, 加上人民调解在组织机制、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不足等原因, 人民调解功能实际不强。因此若大部分民间纠纷在人民调解阶段不能解决, 势必增加法院调解阶段案件的数量。人民调解功能的弱化将直接导致两种调解制度衔接中出现调解功能悬殊、不均衡, 更谈不上两者共同发展、优势互补。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 包括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公民与经济组织、管理部门的有关人身、财产权益方面的矛盾纠纷, 如果双方自愿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进行调解。相比较而言, 法院调解的范围非常广泛, 一般来讲, 凡属于民事权益争议性质、存在调解可能的案件, 人民法院均可以用调解方式解决。法院调解原则适用于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审判程序的全过程。但是, 由于两种调解制度在工作范围上的模糊设置, 加上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对诉讼权威的盲目迷信, 容易导致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过小, 发挥不了应有的功能, 很多矛盾纠纷最后还是要依靠法院调解, 加重了人民法院负担。因此, 在现阶段拓宽人民调解范围, 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 解决民事纠纷, 势在必行。
调解制度自身的特点也使得两种制度在衔接上出现问题, 这主要体现在程序衔接、效力衔接和救济途径衔接等方面。在程序上, 人民调解的失效后的纠纷案件, 应进入法院调解阶段。但是, 在立案原则、是否适用简易程序、是否优先审执等程序方面衔接不好, 对于人民调解后的案件, 很多基层法院没有优先审执行, 导致积案件太多;在效力方面, 由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区矛盾调解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 一方当事人违约, 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 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 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 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在救济途径方面, 由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对构建和谐社会途径认识偏差等原因, 存在着“重调解、轻诉讼”的现象, 由此导致普遍地对人民调解期望甚高。但是, 现实中出现过许多人民调解不够规范、调解协议内容违法、给当事人甚至国家、集体的利益带来损失的案例。虽然人民调解协商的内容要经过法院的审查, 但对受害方这方面的救济途径是缺失的, 使两种制度的运行缺少了本应有的衔接点。
三、实现两种调解制度有效衔接的对策
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两者间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 有必要进一步发挥两者的优势, 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 达到两者的有效衔接。如果能够通过设置科学的、合理的相关机制加以有效的衔接, 克服单一制度运行的不足, 那么就会在法律的公正和效益这两种价值取向中找到真正最佳的平衡点, 兼顾效益与公平。
在两种调解制度的运行过程中, 人民调解的功能和权威性相对较弱, 这使得两者的互动往往加重了法院调解的负担。因此, 首先应强化人民调解的功能, 当前需要重点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可以实现调解人员的衔接和联动
这主要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在专业法律知识上的优势, 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 建立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制度, 切实提高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同时, 探索组建以退休法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政法机关人员为主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壮大人民调解的队伍, 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行政机关要主动学习、吸收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经验, 注意工作人员调解能力的培养, 必要时可借助法院和人民调解组织比较成熟的培训体系。
(二) 要进一步扩大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
人民调解的范围一般是婚姻、家庭、邻里、赔偿等常见性、多发性纠纷。实践证明, 这已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应加以拓宽。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一般民事纠纷, 诸如婚姻、家庭、析产、继承、赡养、扶养、抚育、债务、赔偿、房屋、宅基地、土地、山林、水利、承包、租赁、相邻、农机俱等; (2) 民事违法行为所引起的纠纷, 这种违法行为轻微, 未违反治安管理, 更未构成犯罪; (3) 违反社会公共道德引起的纠纷。这类纠纷既不违法, 也无权利义务争议;但却有很大危害性, 极易激化和转化; (4) 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 例如, 侮辱、诽谤、损害名誉、虐待、干涉婚姻自由等[7]。这些行为就其性质来说, 当然属于刑事范畴;但由于情节显著轻微, 法律也有特别规定, 此类案件如果涉讼, 人民法院也可调解。因此, 如果当事人不自诉或者自诉后又撤诉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对之进行调解。需要注意的是, 人民调解的例外, 即不宜进行调解的案件应当是:涉及人身身份关系和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案件, 如离婚和收养关系纠纷中, 人民调解委员会只能调解和好, 不能调解离婚或解除收养关系, 人民法院对此类纠纷不宜确认其法律效力[8]。
其次, 可以以基层民调网络为依托, 实现调解组织机构的衔接和联动。一是在基层人民法院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调解工作指导办公室的基础上, 加强组织机构间的互动, 以强化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 如有违背法律的,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这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人民法院在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时应重点对调解协议是否规范、调解程序是否符合要求、调解依据是否充分进行指导, 帮助人民调解委员会维护正常的工作秩序。同时, 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案件中, 对于部分诉讼标的少、责任比较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 可以先交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以减少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二是在有关机关探索建立新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培育新型的人民调解机构。随着传统单位组织的解体、变迁, 新的组织形态正在形成, 政府应因势利导在各种类型的社团、社区、行业、协会中建立相应的人民调解机构, 使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结合, 依托社团、社区、行业、协会的各种资源,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作用, 形成工作合力, 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
最后, 就两种制度本身而言, 可以加强三个方面的考虑。
1. 建立就近立案制度。
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的案件, 当事人要求诉讼的, 应就近在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适用简易程序制度。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的案件, 一般应适用简易程序;优先审执制度。对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成的案件, 法院应当优先审理与执行, 巩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成果。矛盾纠纷经法院作出裁决后, 人民调解组织应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执行或善后工作, 防止矛盾的反复。
2. 在效力衔接方面, 主要指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一定的确定性、权威性和执行性。
凡经法院审查合法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即与法院生效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初步的设想是, 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 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 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 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 该调解书即具有法院调解书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
3. 要保障调解制度健康运行, 设立调解救济程序是不可或缺的。
将人民调解违反法定程序;调解协议内容违法或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假借达成调解协议谋求非法利益等情况列入法院再审的事由之中, 同时在人民调解中强化法院的指导作用, 引入并加强司法审查机制, 完善人民调解的救济制度[9]。
摘要: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是我国现阶段行之有效的两种调解制度, 实现这两种制度的有效衔接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从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基本概念出发, 分析两种制度在实际运行中衔接的难点问题, 并提出了有效对策。
关键词: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衔接,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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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桂明, 宋英辉.诉讼法与律师制度[M].法律出版社, 2001.
[3]江伟.民事诉讼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4][5]鲁振纲.试论人民法院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衔接[J].辽宁法治研究, 2008 (4) .
[6]李亚峰.论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及完善[J].太原大学学报, 2007 (3) .
[7][8]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效力衔接问题的理论探讨.[EB/OL]http://www.dx.gansu.gov.cn/sfyy/1djh/webinfo/2008/05/1211446059664273.htm.
[关键词]人民调解;问题;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权利意识蓬勃兴起的社会,也是一个公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天然存在利益差异和对立[1]。为了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展开多种形式的利益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农村旧有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各种由利益博弈引起的利益纷争不断,社会矛盾丛生。
农村人民调解被视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尤其是在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突发性社会事件增多的背景下,人民调解在排除农村民间纠纷,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服务的一项优良制度,是解纷息争、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有效制度,是适应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强大和旺盛的生命力[2]。
一、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一)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农村民间纠纷上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首先,人民调解程序简单、形式灵活,贴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是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纠纷解决机制,易于被农村社会所接受;其次,人民调解没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调解活动展开的时间地点灵活多变,在厘清事件原委后,纠纷往往在数小时内就能得到解决,解决纠纷具有高效性;再次,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一种为民服务机构,一般进行民间纠纷调解是不收费的,比起法律诉讼,不必花费昂贵的律师费与诉讼费[3],因而,运用人民调解解决纠纷成本低廉;最后,人民调解是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协商,避免了诉讼活动的对抗性,对当事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损害较少,有利于日后各方正常交往,和谐相处。
在农村地区,人民调解能够以较小的物质代价和人际关系代价合理高效地解决民间纠纷,弥补了诉讼在社会控制方面的缺陷。大力推行人民调解制度,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法制化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民调解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民间纠纷调解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并形成了独特的纠纷调解文化。现行人民调解是由我国传统民间纠纷调解机制继承和发展而来,它适应了农村“熟人社会”纠纷解决的需要,迎合了“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的民族传统心理。在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农村,人民调解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必然会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
(三) 法律承认人民调解制度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人民调解的合法地位,是人民调解制度最高的法律依据。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从人民调解的组织制度、工作原則、人员选拔、经费支持等方面予以规制,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详细指导。另外,《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均对人民调解有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制度的地位得到了法律的承认。
二、对我国现行农村人民调解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立法的欠缺
虽然我国宪法、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都对人民调解制度予以规定,确立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法律地位。但是它们对人民调解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没有一部专门的《人民调解法》对人民调解进行全面的指导。这种局面的形成,跟我国目前“依法治国”的观念有关。很大程度上,“依法治国”被狭隘地理解为“依诉讼治国”,过分强调诉讼在定分止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忽视了纠纷民间调解的积极功能。其实,人民调解活动的最根本依据仍然是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利用调解解决民间纠纷并不与依法治国的原则相冲突;相反,在调解过程中,人民群众可以对法律形成更加深刻直观的认识,这对有效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推进农村法制化建设进程,具有积极意义。
(二)缺乏经费支持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由村民委员会解决。”但是,经过新一轮的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被取消,各种费用的摊派也被明令禁止,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社会自治组织,已几乎无任何经济来源。因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并未得到保障。
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矛盾复杂多变,人民调解员的工作量大、难度高,主持调解工作不得不占用大量劳动时间并付出较大精力。然而,人民调解员并没有相应的编制,国家也未出台相关的误工补贴办法。把人民调解员置于单纯的“奉献者”的地位,无益于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在较为激烈的民间纠纷或突发事件中(如村民械斗),人民调解员深入现场进行调解是要冒巨大风险的,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么,如果人民调解员在调解此类纠纷中受伤,医疗费用该由谁承担?如果殉职,其家属能否得到相应的赔偿或补偿?这些都需要相关制度予以明确。
(三)人民调解员的素质不能适应调解工作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间纠纷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的特点,调解员素质低下成为影响纠纷调解效果的重要因素[4]。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内容的复杂性,要求人民调解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现实中,农村人民调解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自身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比较困难;农村公共文化事业建设落后,不具备对调解员进行集中培训的场所、经费。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始终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部分调解员思想素质不过硬,在主持纠纷调解工作时徇私舞弊、偏袒一方,影响了人民调解员在群众中的形象,降低了群众对纠纷调解的信任程度。人民调解员的业务素质、思想素质亟待提高。
三、对完善农村人民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一)加强立法
制度的建设离不开法律的确认和规制。现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一些基本的配套措施也未加以考量。鉴于人民调解工作的实际规模和成效,在我国解决民事争议的各种法定途径、程序乃至司法制度和体系中,人民调解的地位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以科学界定并提高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从而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的法制与社会功能[5]。因而,应尽快促成《人民调解法》的出台,以专门法的形式就人民调解进行详细规制,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
(二)健全保障机制
首先要解决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问题。地方政府财政应承担人民调解委员会日常运作的经费,解决人民调解员的误工补贴,为人民调解提供物质支持。其次,要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由政府统一为人民调解员置办人身意外保险,建立医药费用报销制度,并对因公殉职的人民调解员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免除人民调解员调解社会纠纷的后顾之忧;为偏远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方便人民调解员及时赶赴纠纷现场进行调解;设立专项资金,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
(三)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素质
人民调解员是推进人民调解制度建设和发展的生力军。提高人民调解员队伍的素质,是做好农村社会纠纷调解工作的需要,也是农村法制建设的需要。
提高人民调解员素质,首先要做好人民调解员选拔工作。随着人民调解范围的扩大,文化程度尤其是法律素质将成为人民调解员任职资格的重要条件[6]。因而,被選拔的人民调解员,不仅要品行刚正,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声誉,而且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法律知识。另外,人民调解员的选拔可以与当前盛行的大学生村官的选拔结合起来。大学生村官具备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选任部分大学生村官担任人民调解员,能很快改观人民调解员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的现状。
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是调解民间纠纷的根本性依据,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培训,提高其法律水平,对利用人民调解合理合法地解决民间纠纷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应创办法律培训学校,定期组织人民调解员进行集中的法律知识培训。在培训时,应为参加培训的人民调解员提供食宿,并可适当补贴其因培训带来的误工损失,提高其参与法律培训的积极性;培训的内容应以在调解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为主,讲解方式深入浅出,易于人民调解员掌握;在培训过程中应加强交流,对调解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有借鉴意义的经验进行积极推广。
基层人民法院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人民调解工作的完善,需要法院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基层人民法院应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加强联系,开展多种形式的业务指导活动,比如举行座谈会,开展专题培训,组织旁听庭审等等,以及时了解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现状,帮助人民调解员提高业务素质。
(四)改进人民调解的工作思路
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应“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坚持民间纠纷排查制度与专项治理制度的有机结合”[7]。人民调解员应经常深入群众,及时掌握群众动态,对农民不懂的法律问题及时解释,对农民不理解的政策及时宣传,对群众中出现的纠纷隐患及时排查,将社会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调解过程中,应加大对当事人各方的说服和教育,向他们宣传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的意识,引导他们遵纪守法、合法维权;同时加强对当事人的思想教育,鼓励他们遵守社会公德,理性处理邻里纠纷。调解与教育的双管齐下,才能真正从思想根源上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对立。
四、结束语
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间纠纷解决制度,长期以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基层群众自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农村社会转型、社会矛盾交织的新时期,应在农村继续大力推行并完善人民调解制度,提倡运用调解解决民间纠纷,尽量将社会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实现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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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陶舒亚.论人民调解制度[J].现代法学,1999-6,20(3).
一、司法确认制度的含义
司法确认制度是指对于涉及到的民事权利义务的纠纷,经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经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签字盖章后,或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之后,如果双方认为有必要,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的制度。
二、司法确认制度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
按照颁布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 3.《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三、司法确认程序 2
(一)管辖
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由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派出的法庭管辖。
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
双流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的调解,由双流人民法庭管辖
(二)程序的启动
1.前提——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对民事纠纷调解后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协议。2.启动——当事人申请。
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
特别注意:不得委托代理人。3.申请的时间
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3
4.立案条件
必须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法院提出申请。
(三)不予受理的情形
1.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或者不属于接受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2.确认身份关系的; 3.确认收养关系的; 4.确认婚姻关系的。
(四)人民法院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情形 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2.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3.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 4.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 5.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
6.调解组织、调解员强迫调解或者有其他严重违反职业道德准则的行为的;
7.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五)司法确认决定书的效力
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四、司法确认的费用 4
不收取任何费用!
五、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意义和作用
对人民调解组织达成的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必须确保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协议在程序上合法,其内容不违反相应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人民调解协议因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这无疑对调解组织及调解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而具有强制执行力,是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最直接的肯定,可以提高人民调解组织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维护人民调解员的公正形象。对当事人而言,通过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然后申请司法确认,不但省钱,而却省时,避免了不必要的诉累,也能达到强制执行的目的。
司法确认申请书格式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 因 纠纷,于 年 月 日经(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1.2.3.(写明调解协议内容,或者将调解协议作为附件)
现请求开阳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述协议予以确认。
申请人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此致 开阳县人民法院
附:……(人民调解协议书及有关证明材料)
申请人×××(签章)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人民法院
确认决定书(决定确认用)
(××××)调确字第××号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 年 月日受理了申请人关于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本院依法指定审判人员审查此案,现已审查完毕。
申请人 因 纠纷,于 年 月 日经(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了如下调解协议:
(写明调解协议内容)。
本院现依法确认上述协议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自觉履行义务。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本决定书自即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年 月 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人民法院
受理通知书(受理司法确认申请用)
(××××)调确字第××号
(申请人):
你请求本院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已收到。经审查,你的申请符合条件,本院决定受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请人应当积极配合本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如实回答问题;
二、在本院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前,申请人有权撤回司法确认申请;
三、如果本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果本院决定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就相关纠纷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四、其他: 7
年 月 日
(院印)×××人民法院
不予确认决定书(决定不予确认用)
(××××)调确字第××号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申请人:(申请人的姓名或名称等基本情况)
本院于 年 月日受理了申请人关于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本院依法指定审判人员审查此案,现已审查完毕。
经审查,申请人 于 年 月 日关于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因(写明不予确认理由),不符合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的条件。据此,本院作出如下决定:
对申请人 于 年月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效力不予确认。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就相关纠纷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审判员
年 月 日
(院印)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为进一步提高团场人民调解员综合素质,加大调处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力度,促进团场灾后重建各项建设的平稳顺利进行,现根据兵、师文件精神和团场领导指示,结合本团场实际,现拟定在全团人民调解员中拟聘任若干名首席人民调解员,特制定七十三团首席人民调解员选聘和考核工作制度如下:
一、选聘条件
1、熟悉本辖区情况,有熟悉调解民间纠纷工作经验两年及以上;
2、思想政治坚定,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具有一定群众工作基础的团场基层人民调解员;
3、为人公正、办事公道,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和公益活动;
4、能够遵守人民调解有关工作规则、程序和制度。
二、选聘程序及要求
1、本团首席人民调解员选聘工作由团场司法所负责推荐初审,由农四师司法局审定选聘和备案。
2、选聘出的首席人民调解员经农四师司法局培训后颁发聘书、徽章,做到执证上岗。
3、首席人民调解员在执行调解职务时,必须依法秉公调解,并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不得以驻司法所工作人员身份从事调解工作。自觉遵守人民调解工作纪律,认真履行人民调解工作职责;首席人民调解员在执行人民调解任务时,应当
佩戴“首席人民调解员”专用徽章。
4、首席人民调解员任期二年,任期届满经考核合格后可以续聘;对能够完成首席人民调解员工作任务的人民调解员,履行选聘程序后,可以适时选聘为首席人民调解员。
5、各调解委员会应当对选聘出的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照片、姓名、性别、年龄、职务、所在单位及通讯联系方式等
三、首席人民调解员职责待遇
(一)职责及要求
首席人民调解员在团司法所的组织指导下开展工作。首席人民调解员应当直接面对群众、扎根基层,依法秉公调解,自觉遵守人民调解工作纪律,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认真履行人民调解工作职责。
1、遵守人民调解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纪律;
2、根据指派和委托主持调解矛盾纠纷;
3、及时发现、掌握、反映各类纠纷信息、社情民意和动态,并及时做好纠纷信息的报送工作;
4、在司法所的组织下,参与对本辖区人民调解员的专业培训工作;
5、检查和督促生效协议的履行、回访和归档。
6、主持调解辖区内的疑难、复杂矛盾纠纷或承担指派的人民调解任务,指导帮助辖区内人民调解员开展调解工作,及时向
所在镇街和上级部门报告倾向性、苗头性矛盾纠纷情况,做好辖区内人民调解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讲解工作。
7、每年口头调解不少于12件,并能够按照兵团统一的人民调解工作台账中的简易登记内容登记齐备;立卷调解的矛盾纠纷每年不少于8件,且调解程序、内容规范合法,文书格式符合要求、要素齐全,调解卷宗制作规范;调解成功率、履行率达到98%以上,群众满意,社会反响好。
(二)待遇
1.对于完成任务的首席人民调解员年终一次性给予500元以上的办案补贴
2.农四师司法局每年择机择时组织专门对首席人民调解员的业务培训;
3.对成绩突出的首席人民调解员,适时进行表彰奖励。
四、考核办法
对首席人民调解员实行季度考核制度。考核内容:人民调解工作业绩(具体内容为纠纷受理、调处情况)、遵守人民调解工作纪律以及出勤的情况。首席人民调解员的考核及日常考核由团司法所具体操作。
首席人民调解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聘任单位应予解聘:
(一)在履行职务中,因工作严重失职在职工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或者因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1、例会制度
调委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总结交流工作,研究布置下工作,年会由调解委员会主任召集。每半年召开一次工作例会,主要是交流工作中好的做法,查找工作中薄弱环节,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特点,会诊重大疑难纠纷。
2、学习、培训制度
建立人民调解员岗前培训、在职培训、培训制度。岗前培训主要是帮助选聘的人民调解员学习、掌握各专业知识、人民调解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和方法,使人民调解员具备人民调解工作的基本业务素质和要求。
3、考核制度
调委会对岗位人员进行考核。考核采取考核、半年考核和平时考核相结合。考核的内容主要是政治、专业学习,调解成功率、协议签订率等。
4、登记制度
当事人书面申请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填写《人民调解申请书》;口头申请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填写《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对于排查中主动发现的、群众反映的或者有关部门移送的民间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主动进行调解。对于不属于受理范围的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告知当事人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统计制度
调解委员要全面、及时地对人民调解工作情况进行登记和统计。人民调解员调解每一件纠纷,都应当填写《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登记单》。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按期填写《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案件汇总登记表》,按规定时间向司法行政机关报送《人民调解组织队伍经费保障情况统计表》、《人民调解案件情况统计表》。
6、回访制度
调解委员会对已调结的纠纷适时进行回访,及时掌握协议执行情况和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并填写《人民调解回访记录》。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应当督促其履行。发现人民调解协议内容不当的,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再次进行调解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7、案例讨论制度
发生重大、复杂专业纠纷,由调解委员会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案情分析会,由调委会集体拿出分析意见,供调解员参考、讨论、协商,达成共识后形成调处意见。
8、档案管理制度
1 相关背景
1.1 医患纠纷形势严峻
近年来,随着上海市门诊就诊人次和出院人数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医患纠纷数量和赔偿金额也不断攀升。而且,严重扰乱医疗机构秩序和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极端事件也时有发生。据保守估计,上海市2010年医患纠纷总量达到7万~9万件,对社会稳定和医院医疗秩序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2 医患自行协商弊端凸显
2002年由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医患纠纷的解决归纳为三条途径,分别是自行协商、行政调处和司法途径。后两条途径需要经过医疗事故鉴定等程序,相对公平,但一方面耗时较长患方拖不起,另一方面医院愿意对存在缺陷的医疗事件“花钱买太平”,快速了断,导致目前80%以上的纠纷通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自行协商,虽然有方便快速的优点,但公平性的缺失是其致命缺点。对患者来说,医疗和法律专业知识的欠缺导致其在协商中处于劣势;对医院来说,一旦患方把事情“闹大”或者媒体介入,医院就相当被动,常常不得不签“城下之盟”。
1.3 原有“第三方”机制有名无实
为了分担医疗风险,有效应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后可能出现的患方索赔事件大量增长的情况,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公立医院参加由中国人保财险(PICC)承保的医疗责任保险。按照最初的制度设计,医院和医务人员参保后,由保险公司的理赔部门直接和患者就医疗赔偿进行协商,并直接赔付给患方,把医疗纠纷引出医院。但由于对医患纠纷复杂程度预估不足、制度设计不完善和从业人员专业水平限制,远未达到将纠纷引出医院的初衷,医责险成为保险公司不盈利、医院不满意、患者不认可的“鸡肋”险种。
1.4 已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
上海市普陀区、浦东新区均在2006年开始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至今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为全市推广这项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全国范围看,所谓的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已经有了宁波模式、北京模式、合肥模式、山西模式等近十种不同组织和运行模式,可谓百花齐放[1]。从世界经验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是一种被各国普遍采用的医患纠纷解决途径。据统计美国目前85%的医患纠纷通过ADR方式解决[2]。
2 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特点
2.1 权威性
本市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由市委和市政府统一部署,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卫生、公安、保险监管、办医主体等相关部门参与,形成了以政府信用为支撑的工作体系,体现了市政府全力化解医患纠纷的决心和信心。
2.2 中立性
医患纠纷调解机构设置在司法部门而不是卫生部门,改变了过去医疗事故处理中卫生行政部门、卫生监督部门、医学会与医疗机构“一家亲”的局面,对保持其中立地位和建立患方的信任将起到积极作用。
2.3 可操作性
除了市政府的总纲性质的《若干意见》以外,还同时发布了《上海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实施办法》以及包括受理登记、工作报告、专家咨询、保密、回避、回访等全流程的操作制度,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到了“应有尽有”。
2.4 可持续性
对市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办公室和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办公室、委员会的建立均给予足够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为保障制度的执行力和可持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纵观全国,政策保障力度是最大的。除了日常人员经费,每个案件另外给调解办案人员500元补贴,这对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2.5 自愿性
不少地方为了保证医患调解的案源,或者说为了达到将医患纠纷引出医院的目的,要求达到一定索赔数额的医患纠纷必须到调解机构解决,医患双方不得自行协商。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遵循了《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要求,坚持医患双方自愿调解原则,不强制特别是不强制患方走人民调解途径。
2.6 专业性
参照医疗事故专家鉴定的程序,对索赔金额超过10万元或者重大、复杂、疑难的医疗事件,医调委将征询专家意见。与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由临床专家和法医组成不同,人民调解专家库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和心理咨询师组成,除了提供医学和法律咨询,还将对部分患者家属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其偏执情绪,增加达成调解协议的可能性。
2.7 公益性
与民事诉讼要收取诉讼费、医疗事故处理要收取鉴定费不同,上海此次出台的制度,不论是案件调解还是专家咨询等所有环节,都不向医患双方收取任何费用,这也是吸引医患双方走人民调解途径的重要因素。
3 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问题
3.1 如何让患方树立对人民调解的信任
正如前文所说,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坚持了自愿原则。国人常有“冤有头债有主”的传统观念,要让患方自愿到第三方接受调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上海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实质上是以政府信用作保障,但要真正获得患方的信任,一方面要通过媒体的宣传让老百姓对这项制度多了解,另一方面遇到纠纷时需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多引导。更重要的是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过程公开,结果公开,让患方逐渐认识到在医院大吵大闹,不如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协商,用高效、公正的结果逐步赢得患方的信任。
3.2 如何平衡情、理、法
与诉讼的对抗性不同,人民调解的最终目的不是分清是非责任,而是双方达成妥协。但是让对立双方达成妥协,需要调解人员很高的技巧。于情,同情弱者;于理,斟酌采纳专家意见;于法,选择适当的法律条文。调解过程中情理法的平衡时刻考验着调解人员的智慧。对于医疗过错明显,责任分明的医患纠纷,院方一般会按照规定进行赔偿。难以处理的情况往往是,患方人财两空,医方却无明显过错,这是由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质决定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动员医院进行适当补偿外,还应当通过民政部门或者社会团体的救助给患方一定的经济支持,以化解纠纷。
3.3 如何让医责险对接人民调解
拿到调解协议确定的补偿款,看起来只是一个操作程序问题,但也是能否最终了结纠纷的重要一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不论医院是否参加了医责险,先由医方垫付补偿款项,再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虽然保证了患方及时得到赔款,但对医院来说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和服务。作者认为,应当让保险公司相关人员直接参与人民调解的过程,认为符合保险条款的,作为医调委、医方、患方之外的第四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认可,并直接向患方支付赔偿费用。这样,大大简化了理赔手续,缩短了理赔时间,医院权益得到了保障。
3.4 如何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足够的外部支持
领导重视、舆论支持、政策配套是上海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优势。医院普遍担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患方不配合,不愿意到医调委解决纠纷,仍滞留在医院该如何处理。此时,公安机关的支持就显得尤为必要。对严重扰乱医疗秩序的患者和家属,采取必要措施,引导医患纠纷到院外解决,是对人民调解工作最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张云林,张杏玲.北京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援助及探讨[J].中国医院,2009,13(2):2-6.
要说这人民调解员,日常生活中可能想不起他们,只有在出现纠纷的时候他们才会适时出现。比警察亲和,比法律讲人情,调解员介于法与情之间,为老百姓谋和谐。工作内容全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儿,鸡毛蒜皮陈芝麻烂谷子,一到他们手中还真能给分出个青红皂白。
北京市现有入民调解组织7602个,人民调解员9万多人,每年调解矛盾纠纷在10万件以上,防止矛盾激化3000件左右。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人民调解员这个不起眼的群体.对维护首都的和谐稳定起7多么重要的作用。
这四位调解员来自首都的各个城区,都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闯入本次“十大人民调解员”评选的前20名,正在向“十佳”冲刺。他们的故事其实是首都许多老百姓的故事,家长里短,谁都有矫情的时候,我们在钦佩调解员们的辛苦和敬业时,是否更应该假设一下,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又会怎样应对?
和谐社会是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目标,而不仅仅是拿着微薄工资甚至零报酬的人民调解员们的义务。
连艳:法律是我最有力的武器
在一群普通公务员中,连律师的简历尤为打眼——硕士研究生毕业,赴国外进修多年,1986年从事律师工作以来,办理了大量案件并为多家跨国公司、投资银行、大型国有企业聘为法律顾问,拥有深厚的法学基础知识和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曾获司法部“全国优秀律师”的光荣称号。现任贝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2005年受聘于全国首家以解决物业纠纷的专业调解组织——东城区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担任首席调解员。
众所周知,调解员的工作非常琐碎,手里有那么多“意义重大”的案件亟待处理,怎么有时间操心业主和物业之间那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
在连律师看来,调解员这项公益工作为她构筑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化解了很多纠纷,也在实践的过程中掌握了第一手物业纠纷的资料。在从事调解工作的一年中,经她之手调解的案例近百个,几乎全部成功。连律师说这是她的幸运,而当事人却心服口服地说这要归因于连律师出众的学识和人格魅力。
连律师的工作原则第一条就是:对照法律,分清是非。看似简单的程序却有相当的复杂性,首先就是对法的认知和熟识。连律师辖区内有些外国公司,跟他们打交道就需要把相关法条逐一搬出,这对专业律师来讲也是不小的工作。
其次,对某些人要适当地灵活处理。2006年6月21日,家住某小区的残疾人李先生夫妇到物业调解委员会找到连艳,申请解决楼下旅馆噪音扰民问题。噪音扰民本不属于物业纠纷调解委员的受理范围,但是考虑到当事人的特殊情况,连艳耐心地接待了他们。原来,李先生居住的楼层地下室被物业公司改造为旅店,店主将排污水泵直接安装在李先生家下面,排污水泵运转时产生的噪音致使患有失眠症的李先生夫妇难以休息。为此,李先生多次找到有关部门,但是问题无法解决,无奈找到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
连艳经调查发现,根据相关民法规定,李先生家的噪音程度不能构成“扰民”,如果李先生采取诉讼很可能得不到保护。考虑到李先生的实际困难,连艳先后3次找到物业公司及店主进行沟通,经反复说服劝导,店主表示每月支付200元给李先生作为补偿,并在10日内采取降噪措施,并保证21时~7时不使用污水泵,双方对连艳的调解表示满意。
连艳补充说这个案例是因为李先生属弱势群体,才予以特殊照顾,从法律的专业角度来看也许不够规范。但是对噪音的承受度本来就因人而异,法律给予了硬性指标,连艳作为调解员对法律作了人性的注解。这也是调解员跟强制执行机构的不同。
但也会遇到调解双方拒不让步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连艳会进一步动用自己的专业武器,为百姓讨说法。
业主梁女士与小区物业签订了存车合同,不久自己价值3937元的新电动车在居住的小区存车处丢失,小区存车处已承包给社区服务中心,物业公司拒不承担赔偿责任,社区服务中心表示最多支付500元的赔偿金额,这与梁女士要求最低赔偿1000元出入较大,于是三方就赔偿问题互不相让,事情拖了一年也无法解决。连律师经调查发现:存车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物业公司态度消极,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并有意推脱责任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连律师向物业公司讲明法律,建议其接受调解,按照存车合同规定履行赔偿义务,但是物业公司拒不接受调解,也不履行赔偿,态度十分强硬。为了维护梁女士的合法权益,连律师分别到派出所和存车处调取相关证据,并向梁女士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之后,梁女士放弃了当初的上访举动,一纸诉状把物业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很快判决小区物业公司和社区服务中心赔偿梁女士丢失自行车损失款3200元。判决后,梁女士非常感谢连律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物业公司和社区服务中心也十分后悔,当初没有听从连律师的调解建议,不但丢了面子,搞僵了和业主的关系,还多赔偿2200元。
“我们要用正当的途径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这才是物业纠纷能够最终解决的正确方法。
调解员出现的地方往往怒火丛生,但是连艳的出现往往能起到很好的镇定作用,这与她可信的形象不无关系,文雅、知性气质的外表带有一种威慑的力量。连艳说她其实很希望自己的助手等年轻人多介入到调解员的工作中,可是年轻人往往压不住场,同一句话经她口说出来会有很不同的效果。既然如此,老律师更要身先士卒,于是常常进行一两个小时的电话沟通,不知道多少次讲电话到深夜12点多……
对连艳来说,这份繁重的工作只是一项公益事业,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但是她付出的精力却是金钱无法计算的。一年多以来,连艳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了约10万字的第一手调研数据,为东城区物业纠纷调解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成功做法。他们将所有调解过程装订成册,提供给政府作物业立法的重要参考。
连艳感慨地说:“中国物业立法需要太多努力了,首先业主委员会在法律上无诉讼地位,我们作为第一线人员,迫切需要可操作性强的物业法规的出台。另外这个评选活动的举行对我个人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对调解员这个群体却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提高社会知名度、信服度,对调解员今后的工作有很大好处。”
杨雅娜:民族团结是第一
杨雅娜是宣武区牛街街道牛街西里一区社区居委会主任,从事调解工作已有7年。因为西里一区社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共有13个民族,其中回族占27%,“民族团结”成了她这7年来工作的主题。
2005年11月下旬,社区有位
住10层的居民把自己家的暖气进行了改造。没想到在供暖的时候,从9层到1层家家顺着墙往外漏水。当楼下的住家找到10层的高女士时,她不但不承认是自家的原因,还不允许维保人员进家维修。得知此情况后,杨雅娜立即赶到现场,只见楼下的人们个个义愤填膺,要求立即停止为高女士家供暖。经耐心的劝导,情绪激愤的高女士开始有些松动,同意维保人员进屋查明原因。但第二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高女士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跳楼。
杨雅娜闻讯赶到楼下,看到高女士一条腿跨在阳台外面大声嚷嚷:“给我开开暖气,不然我就跳下去!”原来1~9层的住户看问题解决不了,联合把该家的暖气给关了。在人命关天的时刻,杨雅娜跑到10层,同时作高女士爱人和1~9层过激住户的工作。面对牢骚、谩骂、争议,她毫不退缩,在她的感召下,房主把家门打开了,暖气开通了。这时高女士的身体已经冻得有些僵硬了,杨雅娜死死抱住高女士的身体往回拖,自己的腿撞在一个硬物上却全然不顾,把人抱回了房间。高女士由于情绪过激昏迷过去,杨雅娜刚组织大家将她送往医院,又得知楼下8层见跳楼威胁能解决问题,也要跳楼为自家讨说法。杨雅娜马不停蹄地开始了8层的说服工作,为了一个暖气管道,翻来覆去折腾到天亮。
接下来连续三个晚上,杨雅娜放弃照顾上学的儿子和倒班工作的爱人陪着高女士,因维修暖气不通,她就把自己家的电暖气搬到高家用,又为高女士上学的女儿买来食品。通过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和真心感召,高女士终于被感动了,配合物业及维保人员解决了相关事宜,使她家及1~9层住户的问题都得到了合理解决,过上一个温暖的冬天。
因为回族特殊的风俗习惯,在猪肉问题上杨雅娜没少费心。在她管辖的社区附近有很多施工单位,聚集了大量外地农民工,他们的伙食质量本就不高,全靠肥肉增加营养。杨雅娜带领工作人员进到每一个工地做工作,要求尽量改吃鸡肉。工地换个工头都要重新宣传,唯恐在猪肉身上发生问题。每逢回族的开斋节,他们专请阿訇作讲座,宣传如何尊重回民。还举行每年一度的“激情洋溢民族情”主题晚会,为平日里锁在高层楼中的住户提供认识、了解的机会。
在他们的宣传下,社区出了不少积极分子,一发现有猪肉的味道就立刻报告给居委会,杨雅娜的原则是“老百姓的事儿不能过夜”,早晚都要把工作做到位。即使这样上心,也有不少伤心的时候。
有一次,因维修管道电梯暂停使用,一住户在下楼梯时被人打了一闷棍,杨雅娜赶到现场时“110”警察已经赶到,受伤住户情绪非常激动,指着杨雅娜破口大骂,责问:“你是干吗吃的?”杨雅娜百般劝解,“110”已经介入,这已经是治安事件,超出了她权力范围。没想到受伤住户找来几个男青年,作势要打杨雅娜,杨被其他同事护送离开现场。事后同事们都开玩笑说,调委会应该上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做调解工作7年,杨雅娜听到太多扬言报复的威胁,她爽朗地说:“我胆儿大,不怕!”但也坦承很多次被气得直哆嗦,再问她几年如一日从事调解工作的缘由,她笑着说:“我喜欢这工作,每解决一件事儿感觉很开心,我只想用心去温暖自己的居民。”
张宝森:平凡心做平凡事
退休之前,张宝森从事企业营销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社区推荐到朝阳区潘家园地区治安和民间纠纷联合调解室做专职调解员。从2005年6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同事共调解各类民间纠纷385起,接受调解千余人次,成功率90%以上。
张宝森调解的第一起纠纷,是一对高级知识分子夫妻离婚后户口迁移和孩子抚养费的问题。孩子在美国出生,不习惯北京的干燥气候,由姥姥姥爷带去海南住了4个月,男方以这期间没有探视到孩子为由,拒绝支付抚养费。男方虽是律师,却在居住地情绪激动地大喊大叫,干扰到街坊四邻的生活,影响非常恶劣。张宝森认真分析了双方的心理感受后,多次分别找他们进行了设身处地的谈话,更是提醒身为律师的男方:探视跟抚养费是两个问题,不能以此为借口拒绝履行义务。经过反复沟通,双方终于签订了协议,男方还当场支付了拖欠的抚养费1.3万元,女方也同意男方正常探视孩子。经过回访,双方已经相安无事,一起旷日持久的民事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
潘家园地区的古玩城是古董商人的必争之地,因店铺租赁引发的纠纷时常出现。在张宝森接手的纠纷中,就有一起尤为棘手,牵扯到多方关系。两方合租的门面由于争抢生意发生纠纷,甚至造成流血事件,打人的一方还是军人,被打的人甚至要闹到军委,派出所介入一个多月后仍没有转机。双方都依仗自己有理,拒不让步。张宝森接手后将利弊关系一一阐明,因古玩城规定如有打架事件应将当事人清除出市场,若想继续经营,必须作出让步。一来二去,历时三个多月,在张宝森的不懈努力之下,以一方补偿8万元,另一方退出终结纠纷。
在300多起调解案例中,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位妇女和超市之间的纠纷。离婚后变得破罐破摔的中年妇女,因形象太过邋遢,被保安错认为是进超市盗窃的小偷,这个妇女在派出所披头散发,又吵又闹,甚至要走极端。张宝森把她请进门后,先请她坐下,给她倒了一杯水,又很客气地递到她手中,这名妇女的气儿渐渐消了。在张宝森的努力下,调解顺利成功,那家超市进行了赔偿,并向这位妇女道歉,至此,纠纷有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张宝森没有忘记解决妇女的心理问题,细心地开解、劝导她,让她明白穿戴整齐注意仪表也是对别人的尊重。没想到几天后,这位妇女上大学的女儿,专门请了假来到民事调解办公室,满含热泪地对张宝森说:“多年来,无论在街道、社会上,甚至在家里,我妈妈从来都没受到过别人的尊重。您是第一个对她这么关心的人,是您使她重新得到了人应有的尊严。我谢谢您,叔叔。”说完,深深地给张宝森鞠了一躬。
过了些日子,张宝森回访时发现,那位妇女形象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整个人干净清爽了许多,在街道摆了个卖饮料的小摊,基本能自食其力了,她女儿也申请了助学金。妇女说她以前之所以那样的形象,不过是为了让街坊邻居们能同情她母女,现在她彻底想明白了。通过解决纠纷,还对本人产生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这件纠纷让张宝森觉得分外有意义。
也许是性别优势,张宝森在工作过程中没有受到过任何威胁,这也与他礼貌周全的工作方式分不开。虽然今年53岁的他生活中是个急脾气,交谈中那份持重沉稳却给人强烈的信任感,同时也让人怀疑他爱打抱不平的“鲁莽”习惯。
“用平常心做好平凡事儿。”如此简单的追求,却无几人能。
刘和霞:就是爱上了这份工作
在2000年通过竞聘成为一名社区人民调解员之前,刘和霞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下岗职工。6年中,由于工作踏实肯干,调解工作业绩突出,她曾三次被评为西城区区级优秀人民调解员。截至目前,她已成功调解纠纷900余件,纠纷总标额达120余万元,部分案例被《京华时报》《党支部生活》等多家媒体报道,成功案例《争房记》《有话好好说》《如厕纠纷》等还在北京电视台“法律进行时”“现场说法”节目中播出。“刘大姐”的亲切称呼也成了社区的招牌。
10年前,辖区内的苏女士因车祸去世,却留下了一段无休无止的房产纠纷。由于苏女士名下的三居室在此前因各种原因几经过户,且家庭内部协议说法不一,苏女士的丈夫焦先生与苏母及其他子女间产生纠纷。苏母和儿子一纸诉状将焦先生告上法庭,官司一打就是几年,焦先生虽然胜诉但无法回家居住,执行法官都挠了头,事情就这样一拖再拖。了解到情况后,刘和霞来到苏母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告其儿子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并稳定了苏母的情绪。另一方面,也给焦先生做起了长久的思想工作,劝其珍惜这份亲情。焦先生被打动,撤回了已提交法院的强制执行申请状。
刘和霞利用好几个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往返于纠纷双方之间,经多次调解双方终于同意坐到一起,最终达成了协议,并制定了调解协议书。焦先生给苏母生活补助费3万元,苏母给焦先生腾出房子。十几年的房产纠纷“刘大姐”用一个“情”字就解决了,避免了诉争,濒临激化的亲情又得以平复。通过这次纠纷的调解刘和霞发现:和解比法律更有效。她于是更增加了对工作的信心与热爱。
有一次,一对聋哑人夫妇因为院中搭建棚子的事儿与邻居孙家发生纠纷,两家几乎水火不容。刘和霞接手调解后首先察看现场,发现棚子确实影响了残疾人夫妇的出行安全。于是她找到了孙某劝其尽可能拆掉小棚,保证邻居的出行安全,同时通过街道司法所请来办事处城建干部一同协调。由于残疾人夫妇与孙某积怨颇深,且交流起来有困难,刘和霞自己请了一位手语老师并买了教程自学了部分手语,帮助两家之间进行沟通。最后双方发现只是因为语言不能沟通,使得他们造成了一些误解。刘和霞通过几次手语谈心,很快解开了双方心里的“疙瘩”,老邻居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刘和霞至今还在学习手语,虽然只遇到这一对聋哑夫妇,在她看来多掌握一项沟通的技能也是工作的需要。
刘和霞说自己就是特爱管闲事儿的人,特别是做了这份工作,管闲事儿更成了日常习惯。就在采访她的前一天,正骑自行车的她在马路上看见两位公交车司机开斗气车,一位司机索性将车横在二环路上,眼看要造成交通堵塞。刘和霞忍不住了,上去对司机说:“小伙子,家人都等着你回家吃饭呢,这样开车多危险……”这一搭话给了爱面子的小伙子一个台阶下,避免了一场危险的交通事故。司机小伙省过闷儿来赶紧给刘和霞道了谢。刘和霞乐于将这些生活中的小摩擦一一化解,看到怒气变和气,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当然有时也会遇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情况,一方非常积极促成和解,另一方态度消极,不给调解员介入的机会。遇到这种情况,刘和霞也有绝招——写信。虽然这“绝招”成功率很高,往往不仅能改变当事人的态度,还能很快促成和解,但是具体操作起来却很有难度。在遣词造句上,必须严格注意态度和口气,另外,成文之后可以造成证据,所以严谨的斟字酌句是必需的。这让自认水平不高的刘和霞经常很犯难。但最让她犯难的还是自己的孩子并不支持她的工作。
体态略胖的刘和霞有高血压,情绪激动对身体很危险,而她看到那些不懂法的人老替他们着急,“那得吃多少亏啊?”所以平时她也非常注意提高自身的法律知识。每逢法院想参考她们的调解案例,刘和霞总是亲自将资料送过去,借机跟法官交流调解是否得当、合法,如果有司法介入的调解,刘和霞一定跟踪到底。
用她的话说:“我是真心热爱这份工作,是把它当作自个儿最大的乐趣来做的。”有这样的热情,怎能不让人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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