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方向探析的论文
摘 要:新常态是在我国化学工业经济发展面临严峻形势下提出来的破解化工产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各种矛盾的一种创新理念。其核心是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研发及可循环经济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在新常态下化工经济的发展更重视资源的整合利用和环境保护。
关键词:新常态 化学工业经济 现状与困境 发展方向新常态下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技术等,并能紧密结合当下的环境,有规划、有步骤的实施化工产业的持续发展,推动我国化学工业经济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高峰。
一、当前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困境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化工生产与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的矛盾不断的加剧,加之国际经济发展的不乐观局势,致使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困境。第一,化工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如煤炭资源、石油资源、水资源等,随着一段时期我国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各种资源面临的严峻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不足,这就加剧了化学工业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第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化学工业的主力处于资源的初加工状态,产品的附加值低、对资源的浪费大、对环境的污染大,这就造成了盈利、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化学工业生产中,较低的附加值难以获得较高的利润,企业就会选择走一条“薄利多销”的经营之道,在生产经营中企业长期的将利润最大化的空间放在降低成本上,却忽视了技术的革新与环境的保护,这种形态下的化学工业经济很难保持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形势。第三,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变,低附加值化工产品的盈利空间越来越小,例如“关税壁垒”政策就严重影响了廉价商品的竞争优势。加之人民币的升值,我国化工企业的利润空间被不断的挤压,这就导致这些化工企业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第四,化工产品严重过剩,除化肥、纯碱等传统化工产品过剩外,一些新兴的化工产品也呈现出市场饱和现象,如机硅这种新型材料,发展初期备受欢迎,现在也出现产品过剩现象,化工产品生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因为内外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则因为产品的技术含量太低,难以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综上所述,化学工业不仅面临着融资成本高、风险大、效益低的困境,其新产品换代慢、生产技术相对滞后也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面对市场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趋势,我国化学工业的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寻找一条特色的发展之路是复兴市场、确保化学工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新常态和化学工业经济发展
事物的发展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和可转变性,当一种事物出现后,它能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它就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反之就会逐渐的消亡,而能适应当时社会情况的事物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表现出种种矛盾,最终矛盾的激化就会使其被另一种新的事物所代替,这其中蕴含着量变到质变,质变到量变的过程。我国化工经济在发展初期处于一个常态状况下,经过快速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知识财富、技术财富、物质财富等,随之也表现出其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的种种不协调,这就使得我国的化学工业经济进入非常态状况,在这种非常态环境中化工经济就会表现众多的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使其恢复到常态环境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是针对于化学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而提出的,对于缓解资源缺乏、环境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矛盾有积极意义,是我国深化改革的体现。在新常态下探讨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有一个理智的头脑,当前的经济形式极为复杂,企业面临的问题差异大、复杂程度深,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统一的解决所用企业的所有问题,因此,要以大局出发,整合资源利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其次,新常态下思考化工经济的持续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将当前形势与未来发展结合起来寻求一条可行的发展之路。一方面,正确、理智的看待国内外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例如我国的煤化工,煤制油、煤制气等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就是我国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优势;而美国的页岩气开发技术的领先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化工产业发展的不足,将化工经济的发展定位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取优补缺大力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技术,促进我国化工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以缓解化学工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另一方面,新常态下研究化学工业的发展要有一定的高度,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已为化学工业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面对当前国际形势是挑战、也是机遇,必须站在较高的位置,向远看,寻求化工经济的长远发展道路。再次,新常态下思考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应将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联系起来,营造一个和谐的、统一的发展环境,以优化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经济新常态下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趋向
新常态下首先应放缓化学工业发展的速度,由快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转变,在放慢中加深化工产业改革的力度,发展实体经济。一方面,放缓化工经济发展的势头,逐渐的破解化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种种矛盾,为化学工业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重新恢复常态,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循环中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经济模式,提高我国化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变以廉价赢得市场的被动局面。其次,坚持走改革、创新之路,当今世界的化学工业依靠的是具有创新性的先进工艺技术,追求产品的个性化、多样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我国的化学工业经济也要改变原有的以资源、廉价成本为经济发展驱动的旧模式,应抓住时代的机遇,大力发展化学工业的核心技术,形成以创新技术为驱动核心的经济形态,才能推进化学工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再次,新常态下我国化学工业经济应向环境友好化工方面发展,减小化工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寻求化学工业经济与环境社会的共同发展之路。一方面,提高对工业三废的治理力度,重视企业工艺、技术的改革和优化,鼓励企业创新,提高新产品的开发和更新,以高附加值赢得化学工业的更大效益,重视化工产品的深加工、精加工,提高我国化工产品的技术含量,使其在国际市场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重视化学工业经济发展中招商引資理念的转变,改变原有的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的理念,应重视招商中化工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提升环境保护在招商引资中的地位,通过政策引导、技术扶持等推动企业对化工产业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提升化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推进我国城镇建设、环境保护与化学工业经济的共同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常态下化学工业经济发展的方向就是放慢脚步,实现共赢,其关键在于化学工业核心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一方面,提高化工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资源的深度开发、合理利用,并能够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为化工经济的循环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利用先进的技术创新化学工业模式,降低化工生产成本、提高化工生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化学工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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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企改革,发展战略,方向研究,策略分析,经济改革
目前还有很多人对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存在着误差, 一些人片面的认为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发展放缓, 这种理解显然太过于简单, 也没有能够真正的意识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中所蕴含的机会和挑战。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速度放缓, 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些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被替代, 而精细化发展方向的企业将会逐渐被市场认可, 并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这给国有企业, 特别是有色金属企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必须要进行改革, 改变以往的思维, 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在新时期下, 企业进入到了发展的新常态, 有色金属企业只有明确自身的改革和发展方向, 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也才可以更好的发挥企业自身的优势, 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自身的贡献。
1 在稳定中求发展
在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放缓, 经济结构开始调整, 企业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逐步转变为以追求增长质量为目标的健康发展模式。这就要求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创新, 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 从高速增长的压力中挣脱出来, 将高速的增长转变为中高速的增长, 提升企业的发展质量, 增强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有色金属企业在发展中也应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不断的提升自身发展质量, 居安思危, 用长远的眼光对待企业经济的发展, 对未来的市场竞争进行正确的判断,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大胆的进行改革和创新, 增强企业自身的整体竞争实力, 促进企业健康和可持续的向前发展。
2 以资本市场推动国有企业的向前发展
社会经济在不断发展, 而且企业改革中的顶层设计中已经深刻的意识到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资本市场通过期权、基金以及风险投资等形式有效的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不仅仅可以使资本的利用效率得到提升, 使企业的公开透明度得到提高, 同时还可以多渠道的实现资本聚集, 最大限度的缓解国有企业发展中的资金压力, 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国有企业发展中利用资本的力量有助于推进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推动企业经济实力的提升。
同时资本市场并购对于企业的重组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对企业经济储量有着很好的整合作用, 有助于实现企业自身的产业升级。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 必然会对企业进行并购, 而资本市场正是有效实现企业并购的重要平台。在实践中, 通过企业并购和整合, 能够很好的提升企业自身的集中度, 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同时还可以很好的提升企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就有色金属企业来讲, 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是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 可以很好的推动有色金属企业改革的进程, 促进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向前发展。
3 政企分开是有效实现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
国企改革最为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 因此在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将政企分开作为突破点, 将改革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实处, 使得国企改革之后的优势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 要想很好的实现政企分开, 政府应该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 即制定好宏观政策, 引导企业向前发展, 为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而企业则应该以市场为导向, 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 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要求。
面对目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国际有色金属市场, 有色金属企业应该加快改革的进程, 实现政企分开, 全身心的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来, 使得有色金属企业不仅仅能够应对来自国内市场的竞争, 同时还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在新常态下, 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为了更好的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针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 国家已经为国企的改革设计出了正确的路线, 同时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有色金属企业是国有企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都有着很好的促进作用。面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有色金属企业应该自觉的进行改革, 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路径, 提升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实现企业在新时期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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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常态;经济责任审计;特征;方向
在当前新形势下,经济责任审计已步入审计新常态,不仅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及机遇,同时还赋予了新的使命,这对经济责任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明确经济责任审计新常态特征,并进一步对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方向进行阐述。
一、经济责任审计的新常态特征
1.新常态概念的提出
“新常态”这一概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主要用于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十八大后我国政治也进入了“新常态”。面对经济和正常的新常态,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需要有效的把握“新常态”的内涵,转变观念,更好的适应新常态。当前有中央对于审计工作高度重视,不仅将审计监督作为什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提出了审计监督全覆盖,审计工作面临着新常态。特别是针对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需要审计对象的全覆盖,在新常态下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使经济责任审计实现高定位、全覆盖、一盘棋、智慧化和多挑战。
二、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的方向
1.以审计结果为主,转向与动机、行为、过程并重
在新常态模式下,我国经济保持稳定的增长状态,作为领导干部,在其一个任期内其付出很难显现出一定的成效和产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任期期间领导干部成果和业绩审计工作中,需要向动机、行为和过程相互并重的审计方向转变。这主要是由于如果单纯的关注审计结果,势必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通过对实施动态的过程进行审查控制,强化对其动机和行为的审计,有利于深化审计结果,客观评价领导干部的业绩和经济责任。
2.以审财务为主,转向与机制、内控、风险并重
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需要以完善的内部控制作为支撑,因此财政收支审计需要确保其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同时还要在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基础上进行内控先审。内控作为一个主动的控制过程,有利于内在风险的防范,是治理体制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在内控审计过程中,需要以内控活动有效性检查作为主线,以风险控制为导向,以此来提高风险控制目标,以治理机制作为开展审计的支撑。在新常态下,作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需要处理好结构型矛盾和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有效完成促改革、稳增长及防风险的核心任务,并进一步落实好管理、执行、经营和提升等多方面的责任,这就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要充分调动起全员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完善内控机制,努力提高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审机制、审内控及审风险来有效的履行好自身的经济责任业绩,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为履行好经济责任奠定良好的基础。
3.以评价会计责任为主,转向与受托责任、角色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重
由于领导干部处于特殊的地位,同时担负着不同的领导责任,作为国家权力、政策制定和执行等方面的代表,对领导干部的责任具有较高的要求。领导干部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角色责任的社会性特征和超越社会的个性属性。而且人们群众也是从对接触领导干部过程中业了解和认识党和国家,这就需要领导干部要正确对自身进行定位,认真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从而使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从心里产生崇拜,提高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这样的职业特点就要求了领导干部会受到社会视觉规范和自身角色的制约,拥有极高的标准,所以,在对领导干部会计责任评价中,就应该对受托、角色以及社会三方面责任加以评价,从以前的以评价会计责任为主,开始转向与受托责任、角色责任及社会责任并重为主的审计。
4.以经济指标评价为主,转向与生态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评价并重
生态指标主要用来评价领导干部在环境质量、生态活力、经济效益及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业绩,环境指标是评价领导干部在环境效应、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治理3个方面的重要依据,主要是通过环境变化的生态学效应和环境物质地球化学循环来对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以此来基础,审查领导干部在污染治理、效益提升及环境质量提升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及应承担的责任。在对领导干部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效果进行评价,则会以社会指标评价为依据。同时,还要与管理、决策相关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等进行综合性评价,以此来对社会发展贡献度、自然资源利用及民生改善等方面的指标评价进行设置。
5.以常规审计为主,转向与政策审计、民生审计并重
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以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解决问题也是当前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指标。在当前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需要以民生审计为主,重视民生资金、民生工程及民生项目等事项的审计,而且需要将关系到国计民生、资金来投入多及影响范围广的重点项目纳入到审计工作中来,关注三公经遇、培训费及会议费等费用支出情况,以此来更好的改进工作作风,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并使审计人员更好的承担起综合评价的责任。
三、结束语
在当前我国经济建设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需要准确对经济责任审计进行定位,进一步对审计方法进行创新,在新常态模式下对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进行不断完善,确保做好经济责任审计,更好地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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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国伟.浅析新常态下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商, 2015-12-16.
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基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发展的内在支撑条件和外部需求环境都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在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承担着促进国家区域持续健康发展的战略使命,面临着提质增效升级的战略任务,更蕴含着巨大变革和创新活力。
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在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在保持平稳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发展质量,通过推进经济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推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刻变革,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空间核心,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提升发展质量、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在新形势下,我国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突出体现在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加强、投融资机制不完善、开发合作不足等方面。如何破解这些难题,亟待我们深入思考。
县域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在新常态条件下,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不仅要做好产业方面的文章,还要下大力气促进县域经济绿色转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构建质量更高、结构更优的县域产业体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县域经济发展要适应我国经济阶段性发展特征和运行规律,促进自身 经济发展方式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首先,以新型工业化为依托,加快推进农产品的精深加工、产业化和工业的集聚化,推动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的专业化、服务化,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壮大主导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重点以市场为导向,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游则游,发展一批特色优势突出、功能定位清晰、集聚效应明显、辐射带动力强、财政贡献率高的主导产业,发挥特色竞争优势,同时“有进有退”,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继续化解过剩产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将有潜力的新兴产业加快培育成为主导产业。其次,加快发展县域服务业,特别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发展和应用,挖掘县域信息消费、文化消费、生活消费服务业潜力,切实发挥现代服务经济对县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此外,还要实施县域经济创新驱动战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点围绕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需要,发展智能制造,鼓励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柔性制造、个性化定制、智慧物流等新型制造模式,支持县域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多元创新发展,加快推动县域产业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培育壮大产业竞争新优势。
第二,加快推动县域新型城镇化建设。首先,要促进产城融合,从县域环境资源条件出发,促进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服务业的融合,将产业发展与人口集聚、城镇建设结合起来。其次,要提升县域城镇的承载和服务能力,以现有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为基础,因地制 宜、科学规划,构建合理的乡镇、村体系和村落空间布局,围绕县域城镇居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民生需求,完善基础设施并发展县域服务业,发挥县城和中心镇在市与乡之间的产业、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的衔接功能,优化城镇功能,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发展品质。最后,县域城镇化发展要结合城镇化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征地补偿制度,形成城乡人口公共服务共享机制,形成有利于促进城乡人口迁移转换的体制机制。
作者:李程骅
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要系统认知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着力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新型城镇化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大增长空间。与此同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面向“十三五”及未来一个阶段,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新型城镇化;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15)02-0005-06 十八大确定的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强调要着重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健康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充分认识新型城镇化战略蕴含的巨大机遇和持续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对我国持续推进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培育消费、投资和创新集聚的新增长点,将产生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开启经济发展新空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降低,发展的立足点是提高单位空间和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型城镇化将倒逼产业升级与城市空间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重要抓手。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思维明显不同,那就是在立足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在合理增长速度的维系下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再让速度掩盖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愈积愈多的社会风险。2014年12月1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强调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龙源期刊网 http:// 态”:经济增速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面向2015年和“十三五”期间,“三驾马车”将会更均衡地拉动增长,同时也将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中,发现培育新增长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形成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态势。裴长洪、李程骅:《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升华与实践指导意义》,《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但总体来看,工业化仍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之要义,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城镇与乡村互动进步的现代化之路。
当代中国所走过的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道路,主要是靠快速工业化推进的,在得益于土地和人口两大红利的集中释放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资源与环境的挑战。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长达200—300年的城市化进程相比,当代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是“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这种“压缩型”的城市化模式固然提高了发展效率,但也浓缩了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特别是近年来以交通拥挤、城市水患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为突出特征的“城市病”的集中爆发,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李程骅:《中国城市转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只有彻底改变传统的城市化推进方式,加快实施大中城市与区域联动的转型战略,才有可能系统的地破解这些问题的病症。因此,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必须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主线,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准则下实施产业体系重构、空间布局优化,服务能级提升的战略行动。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加快转变为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就在于城镇化。总体来看,我国当前正处在城镇化加速期。到2013年,虽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城镇人口总量和消费规模均将大幅提升,特别是重点解决好“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由此开启巨大的消费空间,再造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新的强大引擎。
龙源期刊网 http://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着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消费不足、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土地、农民工及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种政策的全面纠偏,将直接和间接地推动现代服务经济增长。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的改革方向看,随着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社会养老服务产业体系的建立,将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敢于消费,追求高质量的消费将成为新趋势、新动向。农民的市民化、城镇居民住房的结构性升级,由此带来城镇的住房需求空间将会进一步打开。依据《新型城镇化规划纲要(2014—2020年)》设定的我国总体上实现60%的城镇化率目标,假如未来有30%的新增城镇人口买房,就可新增3000万套的住房需求,由此带来关联消费产品与服务需求的持续增长,并带来流通渠道、商业业态以及消费理念与行为的变化,将全面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参见《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启动》,《经济参考报》,2014年7月23日第1版。与此对应,新型城镇化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向社会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公共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内需和促进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产业发展和人口增加,在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还将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扩大农产品消费市场,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和农产品品牌化经营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平台。
新型城镇化在全面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又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方面。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会使更多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化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在促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的同时,也将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开启城镇化的巨量投资空间。李程骅:《新型城镇化开启巨大发展空间》,《人民日报》,2015年3月10日第7版。
当今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彼此相辅相成: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信息化具有后发优势,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新型城镇化搭建的载体和平台,在系统地承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空间,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新的“四化”同步,将开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的高质量的投资增长空间。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将带动基础设施、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的大提速,包括交通设施、电力、通信、燃气、自来水、污水处理和生态修复等,多个行业的建设投入极为可观。当前,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也是投资和消费的新平台、新增长点。前不久,针对即将实施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国家财政部曾有一个大概的测算,在未来七年间,我国新型城镇化基础建设,至少需要投入42万亿元。参见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的讲话,国家财政部网站2014年3月20日刊载。另一方面,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四化”融合,必须坚持高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对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要有直接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改写,这就要求城镇化必须坚持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均衡化,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化力量介入的“真金白银”的直接投资。对此,国家统计局曾有测算:自2001年以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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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城镇化营造创新驱动的新机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速的降低,即从过去服从于赶超目标的需要、追求超高速的增长,转向保持平衡稳定、提质增效的中高速增长,还是经济系统中的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化,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一种均衡状态,包括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推进方式的服务业发展、城市与区域的现代化进程,都将进入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常态化诉求。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是规划我国产业发展尤其是服务业的改革、创新和发展的基本纲领,那么顺应经济“新常态”、把握产业升级与新型城镇化、城市转型的互动性,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创新驱动的作用,促进服务业增长率持续提高、结构优化以及主要城市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经济体系,从而为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系统的动力机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集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革、生活水平的提高,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三次产业的联动、社会分工的细化,生产性服务需求的扩大等所带来的创新要素集聚和知识传播扩散,将进一步增强城市与区域的创新活力,全面开启城镇化的创新空间。新型城镇化将带来服务业的大发展和创新要素的集聚,将充分释放城市、区域与国家的创新活力。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服务业是就业的最大容纳器,也是创新的载体。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尚未到达50%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2014年,一产占国内生产总值92%,二产增加值比重42.6%,三产48.2%。,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53%的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如何让这种“潜力”和“红利”形成有机的转化和互动,让城镇化、城市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挑战。经济新常态下,政府不能再与民争利,直接作为竞争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切实履行政府制定规划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营造制度环境的重要职责。推进城镇化,必须摈弃过去大拆大建的思路,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等,这些系统性的举措,将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公用设施投资运营,促进城镇化投资的持续增长和健康运转,延长服务业的产业链。
龙源期刊网 http:// 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下的经济转型与城市转型,最根本的动力是持续的创新,创新就必须打破固化的利益格局,就必须告别对传统的路径依赖。当前,各地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政策,已经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了系统的安排,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已经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巨大的市场能量正在加快释放。刚刚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列为试点地区,鼓励试点地区从自身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化机制体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体系和创新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富有特色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伴随着试点城市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以及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的重点突破,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5到10年的新型城镇化将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消费空间、投资空间和具有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创新空间。
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创新驱动之路,关键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城镇化,必然失去核心驱动力,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风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要义就是要实现产业城镇的融合发展,以产业化支持城镇化,以城镇化推动产业化。但是,新型城镇化的产业支撑,无论是内容和形态都已经发生变化,传统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需要升级甚至“腾笼换鸟”,只有在新的产业革命背景下来推进生产体系和产业供应链的重构,强化新产业体系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动力,创造产业集群的新型生态,才能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新要求。尤其是要注重融入互联网思维,把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低碳化与城镇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与智慧城市建设、城市服务功能的提升,进行有机融合。把产业结构的转型、产业集群的重构,落实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支撑的智慧城市建设上,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让基于新型城镇化的产业集群,特别是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企业“按需生产”,彻底走出产能过剩的怪圈,从而培育出系统支撑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新生态和新的治理结构、新的空间。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不应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应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定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我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主要靠现代服务业的引领,必须在准入门槛、税收政策上有大的突破,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上放松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不仅可以提升城市能级,还能通过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实现从“管住人”到“服务人”发展理念的转变,城市创新发展,必须在人的现代化上加大力度,一方面引进一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才,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同时可根据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实施人性化的户籍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强化所有城市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幸福城市”、“和谐城市”的建设。
三、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转型的路径选择
龙源期刊网 http:// 中国城镇化率提高的同时,伴随着创新型、服务型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批中国城市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的节点位置,对世界经济的主要行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因此,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经济转型推进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是顺应经济“新常态”的新趋势、新要求,如期实现我国基本现代化目标的战略选择。
首先,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国际化的理念,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系统推进城市发展方式的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应在两个层面得到实施,一是全面提升整体的城镇化率,没有城镇化的基础,就不可能有区域和国家的现代化;二是加快主要城市的转型发展的步伐,构建与世界城市体系对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内城市网络。因此,国家层面对于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顶层设计”,既要确定创新驱动、集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战略方向,同时也要制订差别化的城市转型战略,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能级水平的城市提供对应的国际、国内标杆,以整体提升中国城市的转型效率。中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格局已形成了国家级中心城市、区域中心城市、地区性城市等多种层级,这些城市由于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实力和服务能级的差别,城市的发展定位不同,也就不可能选择同一种实施的路径。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国内城市必须放弃过去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发展定势,从原来粗放式、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彻底转变成低消耗、低排放和高质量的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的从投资驱动到创新驱动、从被动追随到主动引领的战略转型路径。
快速城镇化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抢占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制高点。特别是“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推进,会加速提升国际金融、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强化城市、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基于国家利益的新型价值链,全面提升我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装备制造业的水平。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镇产业空间新秩序。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了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龙源期刊网 http:// 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李程骅:《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求是》,2012年第14期。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
再者,强化区域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战略导向,促进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和小城镇构成参差有致的协同发展体系。
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尤其要强调的是,我国的新型城市化战略必须继续实施大城市带动战略,只不过这种带动不再是传统产业的低水平转移、城市空间发展的“摊大饼”,而是通过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实现功能升级,在都市圈、城市群和区域发展中发挥创新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的带动与辐射作用,形成产业、金融、交通和高端就业等构成的有机的网络化体系,从而形成集中型的均衡、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资源共享和要素流动,破解大城市因为优质公共资源过度集中而加剧的“城市病”。
面向“十三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还必须与“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推进,实行前瞻性的呼应与互动,为“一带一路”大战略注入新的内涵,全面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和质量。而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对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城市转型以及社会文化的转型,已经起到了战略引领作用。应对新常态下的经济转型和城市转型,必须大力度推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城镇治理方式的变革。要站在现代服务业构建的全球价值链、世界城市体系的平台上,以打造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新优势的战略行动入手,倒逼国内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深化改革,实践国家层面的“以开放促改革”、“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的基本战略思路,在法治经济、贸易规则、金融政策和人才进出等“软环境”方面,加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在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前提下,要加快推进经济的“去行政化”,尤其是产业政策的“去地方政府化”,强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法治建设。要通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多层次的“造血”通道。要根据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现实状况,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通过权责关系的划分,进一步调动各层级政府的动力。要针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要素集聚的特点和规律,实施对应的人口政策。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无不来源于人才、人才资本,大城市不能无限大,但如何
龙源期刊网 http:// 执行人才落户政策、优化人才结构,确实考验城市决策部门的智慧。毕竟,对创新型企业和人才的吸引、集聚,是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保障。
作者: 邓聿文 | 发表时间:2015.03.16 刊发于总2101期《中国经营报》[评论]版
2015年是一个具有标签意义的年份。它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结构调整的紧要之年。这诸多“之年”碰到一块,说明了2015年的不同寻常,其实正是新常态的表现。那么,在新常态下,当几千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聚集北京,召开两会,共商国是,部署一年发展,人们能够从政府工作报告和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中读出什么新变化?
经济仍是重中之重
经济是中国两会的主题。对于2015年的中国经济,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表述的: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凸显,今年面临的困难可能比去年还要大。去年经济增长7.4%,首次低于年初预定目标。今年这一目标定为7%,足以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困难有充分预估,两会前央行的再次降息也显示了这点。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告别高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但对于中国经济能否保证中高速增长的问题,学界其实并不乐观,很多人忧虑经济的问题不是强身而是保命,有可能较长时间锁定在中低速增长的路径中。一些学者最近发文表示,中国去年较为平稳乐观的经济数据存在两个“看不懂”:平减指数与CPI、PPI的关系出现了显著背离,发电、运力和货币这三个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最强的指标与实际经济增速背离。如果按照消费与工业物价走势,以及电力、运输和货币所表现出的经济运行态势,去年的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可能已经“破5”,现价增长率更可能在去年四季度已经进入负值。假如这种看法是真实的,7%的经济增长目标其实不低,不经过努力很难达到。
当然,既是新常态,经济发展的方式也要跟着改变。即使是保增长,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只是大上项目,尤其是上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必须在保增长的同时,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为此,需要进行程度更深、领域更广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行力度更大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遏制国企大扩张;围绕实体经济进行深层次的金融体制改革,消除引爆地方债务危机的燃点;扎实进行投资体制改革,提高投资效率;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遏制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蔓延;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来克服经济下行压力。这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推动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2015年,中国经济必须保增长和促改革同步推进,才能真正体现新常态之特质。
改革须向纵深挺进
改革是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是“拦路虎”,不深化改革,就难以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对此,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去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啃了不少硬骨头,今年仍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兼顾,真抓实干,在牵动全局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增强发展新动能。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经位居全球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但也积累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有些矛盾和问题并未因国力增强而有所改善乃被克服,相反,进一步恶化,如贫富分化加剧;资源环境被严重破坏;经济结构失衡,转型升级缓慢;社会结构的固化与碎片化;主流意识形态缺乏解释力;腐败的弥漫性蔓延,政府信用恶化;权力失控,法制松弛,滥用专政工具等等。上述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可以因蛋糕做大,收入增长而被暂时遮蔽或不显突出,但在金融危机后的近二三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剧烈,债务问题凸显,影响财政、就业和公共服务,留给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不多,若它们迟迟得不到缓解,中国将极可能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鉴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加上人口庞大,如果走不出这个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堪忧,用执政党的话说,很可能“亡党亡国”。而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依靠进一步深化改革。
去年实施的重点改革,包括简政放权,财税、预算、税收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能源、交通、环保、通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以及科技资金管理、考试招生、户籍改革、公务员车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等,应该说,取得的成效还是不错的。像公务员车改,十几年来屡次试点,但总是在原地踏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也是多年来无法突破,这两项改革均被认为涉及既得利益,但去年在中央力推下,都有了进展。
2015年的改革,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将继续把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作为重头戏,在投融资体制、价格、财税、金融、国企、户籍、土地等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让人民从改革中受益。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新常态下的改革,必须围绕治理现代化来进行,只有这样,才是中国需要的“新”改革。为此,在实施上述改革的同时,还需要推进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因为从中国的情况看,越往后,经济改革受政治的羁绊越大。事实上,一些经济改革举措从形式而言属于经济改革,但就其所起作用及内容而言,却是政治改革之一种,如预算改革。故而,经济改革最终要成功,必然触及政治和社会改革。
经济改革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治改革的重点是要建立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分权和制衡机制;社会改革的目标则是建立社会自治,推进社会民主,解决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三者合力,形成一种广泛的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法治开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今后十年部署的任务,而2015年则是开局之年,这个“局”开得好不好,代表委员的履职情况如何,两会是一个检验。
两高报告不用说,政府工作报告也多处涉及到依法治国。即使是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看起来和依法治国关系不大,但其实大有关系。国家的规划和预算安排能不能按照法定程序,依法进行,直接关乎依法治国的质量。
在中国的政治设计中,人大是立法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立法的质量如何,能否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司法公正,是衡量真假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今年的人代会有一项重要议程,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作为“管法的法”,《立法法》在颁行的15年里,影响了国家的立法宗旨、程序乃至效果。单单根据《立法法》中“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这一条,就废除了严重损害公民权利的收容遣送制度、劳动教养制度。
这次《立法法》修改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二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将原来只对40多个城市的立法权扩大到全部280多个地级市,并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作了进一步细化。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立法法》修正草案也将明确税种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此外,引人关注的还有,无法律依据,地方规章不得减损公民权利之规定。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城市治理上,动辄用限号、限行、限购等方式,来限制公民合法权益,引起社会很大意见,如果这条通过,将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是一大限制。
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两会前,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改革65条,提出要设立巡回法庭、跨行政区划法院、知识产权法院;禁止让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穿着识别服、马甲、囚服等具有监管机构标识的服装出庭受审,强化人权保障;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等措施,这些改革有的正在落实,它们着眼于提高法院特别是审判的独立性,有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中国的依法治国是一个长过程,在2月召开的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学习班上,中央提出了抓“关键少数”的提法。“关键少数”一般指的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党政一把手,因为他们掌控着巨大的权力和资源,其法治意识如何,能否做到依法行政,带头遵守法律,成为治国理政的法治“模范”,对依法治国,带动全社会落实法治,形成运用法治监督领导干部用权的新常态,非常关键。然而,这“关键少数”能不能包括非官员代表委员,大体说来,这上千名的非官员代表委员是社会精英,他们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比起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来,多得多,如果他们能够利用其影响力,真正行使法律赋予代表委员的职责,中国的法治状况将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反腐任重道远
腐败不停,打虎不已,反腐是新一届班子施政最突出的特征,也是执政党最得民心的举措。3月2日,军方一次性打包公布了十多名副军级以上高级将领的腐败情况。紧接着,3月4日,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落马,这显示中纪委并不因为两会举行而推迟打虎进度。
对反腐,政府工作报告是这样指出的: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乱作为,一些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腐败现象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要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紧紧扎住制度围栏,坚决打掉寻租空间,努力铲除腐败土壤,始终保持反腐高压态势,对腐败分子零容忍、严查处。对腐败行为,无论出现在领导机关,还是发生在群众身边,都必须严加惩治。
十八大后的中国反腐,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第五代领导人赢得了巨大声誉,但从目前来看,腐败状况还非常严峻,反腐要深入面临着阻力。一是尚有很多领域的腐败黑幕没有揭开或者刚刚揭开一点,例如,前不久中央巡视组对第一批央企巡视意见的反馈让外界看到,央企的腐败不亚于官场。包括央企在内,中国的国企有上万家,加上金融机构,这一大块的腐败还只是撕开一个小角。除此外,学校、科研机构、文化领域的腐败尚未触及。可见,反腐任务还非常繁重。二是反腐从治标到治本的过渡,能否建立一套与法治相衔接的预防腐败体系。针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腐败存量,开展疾风暴雨式的反腐是必要的,至少在未来几年里,这种反腐方式还不能退出,但客观而言,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需要在大规模反腐后,适时推进制度反腐。这当然不是说,目前的反腐没有进行制度建设,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加强了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和统领。
反腐的制度建设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一切公权力和政府行为的,包括公民参与、信息公开、预算民主、简政放权等,就此而言,它已经超越了反腐范畴,但对遏制腐败有预防作用;狭义的制度建设是针对腐败行为和反腐机构的,它包括重组反腐机构,加强中纪委对反腐的主导地位和相对党委的独立性,强化办案过程的公开和透明,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及利益回避机制等。
当前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进展。去年新修了预算法,规定政府所有收入都要纳入全口径预算,加大了对政府的预算约束。刑法修订也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的惩处力度,还建立了国际追逃网络,加强反腐的国际合作。另外,进一步规范了对裸官的管理,官员财产申报也强化了抽检环节。中央深改组会议最近还通过了上海试点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办企业,以遏制涉及官员亲属的裙带腐败行为。
执政党的强力反腐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着。从一开始,这轮反腐就有着明确思路,即先治标后治本,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惩戒、教育、预防的“三位一体”,使官员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尽管如此,同腐败官员的较量还任重道远,要使反腐不出现反复,在加强执政党内部反腐力度和制度革新的同时,需要开放外部对权力和腐败的监督,调动公民反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用外部多元主义去遏制政府权力腐败。
环境问题格外被关注
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在近年的两会上,环境问题愈来愈受到代表委员的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要说政府不重视那是假的,五大建设中就有一个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四段集中进行阐述,表示要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生态环保贵在行动、成在坚持,一定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然而,环境污染和破坏并未因为政府的重视而有很大改善,相反,一些方面程度还在加重,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该阶段客观上会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可能是人类工业化的一个发展规律,至少在当下人类尚没有找出一条没有污染的发展之路,不承认这点不行。二是保护环境的法规没有得到认真执行和落实。中国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普遍存在,但在环保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环保部门由以前的副部级升格为部级,成为内阁的一个机构,可在各政府部门中,一向是个弱势部门。当然,环保立法自身漏洞也很多,例如,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严重滞后于今天的现实。所以如此,乃在于长期以来以GDP为政绩的考核体系,以及地区之间的竞争,追求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地方政府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地区之间的竞争又加剧了这一倾向。
不论富贵与贫困,环境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在经历过多次大面积的雾霾后,全民的环境意识和权益被激活,环境开始成为一个公共话题与政治问题,这些年因环境破坏引起的群体事件已越来越多,政府也真正意识到不解决环境不行。所以在去年,重新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环保法,强化了政府责任,明确环境保护工作的考核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对政府及其有关负责人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完善了环境保护的管理制度,重在源头管理和过程管理;集中解决环保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环保部门可以对污染企业实行日罚。值得一提的是,新的环保法还规定了环境信息的公开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参与制度和诉讼制度,允许环保组织对企业进行公益诉讼,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它将开启公民环境参与之门。
政府工作报告除表示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外,还提出要采取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措施。
从其他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来看,要改善环境,一方面是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改变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模式和管理方式,做到决策透明化和阳光化;另一方面是严格环境立法,启动公民环境参与,形成环境参与的强大公民行动。如此才能还公众一个美丽家园。
让权力不再任性
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执政党和政府。事实上,对一个垄断社会关键权力和资源的政府来说,无论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反腐败以及社会治理,都和它有关。而某些政府部门的问题,则是有权太任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用了一定篇幅,从四个方面谈了如何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即要坚持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坚持创新管理,强化服务,着力提高政府效能;坚持依法用权,倡俭治奢,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切实做到勤政为民,把中国政府建设成一个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句话,成为一个现代政府。这就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说,政府要“大道至简,有权勿任性”;换言之,政府不应将简单的事情弄得太复杂,太复杂了,权力就会任性,但这需要为权力划定清晰边界,精简政府职能。
尽管技术的发展为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提供了高效手段,但是,中国政府本质上还不是一个现代政府。因为现代政府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权由法定,依法行政、依法用权,没有对权力的高度自觉,权大于法,权力在使用过程中就会任性,怎么方便怎么来,怎么有利怎么来,从而,公民的各项权利势必会遭到权力及其使用者的侵犯。
要使政府成为一个廉洁高效具有公信力的良善政府,就须按照治理现代化要求对政府予以改造,首先对政府应限权,把政府打造成一个有限政府。政府并非管得越多越好,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政府的效率是建立在只管该管的事情基础上,而非眉毛胡子一把抓,大事小事全揽在手,事情管得多,就需要相应的权力去支撑,否则,有责无权,事情不可能做好。而赋予政府过多过大权力,又必然会带来腐败后果。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腐败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权力寻租。
目前,对政府限权,除了用法律明确规制政府的权力外,另一方面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去年中国政府共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47项,其中,关系投资创业创新和就业的有160多项,涉及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业务活动有70多项,有力地激发了市场和企业的活力,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今年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安排,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针对公民和法人的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简化注册资本登记,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中国正处在一个发展并向现代化社会迈进的过程中,所谓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主要是指要减少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尚未改变的、对市场或社会过多介入的事项,让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少受政府不必要的管制,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事务和命运。当权力在制度约束下不再任性了,政府自身才能建设好,中国也就不会犯大的颠覆性错误。一切重在落实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要狠抓落实。任何雄心勃勃的计划、规划和设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去执行,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空中楼阁而已。从这个角度说,强调制度的执行力,是如何都不为过的。
中国的很多事情,不在于没有设想,而在于执行不力,宏图早已画好,但因为各种原因,最后都虎头蛇尾。不只计划是这样,立法、制度、政策、规章甚至领导人的命令也难逃这个宿命。所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后,中央一再强调,一分规划,九分落实,担心的就是这么好的东西落实不了。特别是在当前反腐态势下,一些官员抱着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积极去落实中央已有部署,对此,两会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再次提出了“最后一公里”问题,不能让事情阻断在这“最后一公里”上,这说的仍是执行和落实问题。
两会一定程度上是贯彻落实的会议。大的规划都已制定好,方向已经明确,真正要两会出台的政策措施不会很多,两会只要把发展蓝图或者施政纲领,在代表委员讨论和审议其可行性后,再分解部署,一件件把它们落实下去。尤其是今年的两会,两个主要的决定在去年都已出台,今年的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对此,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精神面貌要有新状态。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责,狠抓贯彻落实,创造性开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总之,要坚持主动作为,狠抓落实。这是基于过去历次的教训。
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规划作出后,如何落实就成为攸关成败的大问题。改革和法治是鸟之两翼和车之两轮,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说,前者是动力,后者是保障,如果不能将两个决定的规划和部署一条条贯彻落实,就不可能完成改革任务,建设法治国家,当然也就无法实现中国梦了。事实上,党和政府的战斗力就体现在执行党和国家的法律制度、保证国家的战略部署能够得到落实上。
2014年12月15日, 第三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工业在北京举行。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 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研究员张世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史丹等出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淑莲, 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贺燕丽,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工张伯旭等先后作主题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高校以及企业界代表参会。论坛围绕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工业转型升级、区域和企业发展等议题开展研讨, 努力打造一个政府、学术界、企业共同交流的高层次平台, 促进最新信息和前沿知识共享。论坛上还发布了《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
当前,在国家新常态发展的新理念下,建筑行业居于环境污染严重行列之一。建筑业每年造成的能源消耗达到全国的30%之多,如何降低建筑业的能源消耗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首要问题之一,节能的室内设计也趋向必然。生态设计恰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当前生态设计在我国刚刚起步,生态室内设计的理论缺乏、系统不完善等都阻碍了生态室内设计快速发展。本文结合生态室内设计的发展现状,对生态室内设计的理论、发展及对策进行简要论述。
生态室内设计的理论探究
1.生态室内设计的考虑因素
(1)人文因素。生态室内设计不仅受到周围自然生态的环境因素影响,当地的人文特色,乡土人情也是生态室内设计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北京的香山饭店,由国际著名美藉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一座融中园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四星级酒店。他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
(2)美学元素。生态室内环境设计讲究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其中在审美角度来讲,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人们对于生态室内设计的要求是可以表达人们的文化诉求、审美意境的表达等。生态室内设计的自然与人融合的审美体现在设计的各个细节上,例如在色彩运用方面,也多采用自然色调,装饰选择上多采用植物、动态流水效果、花鸟鱼等自然“材料”,使人的视、听、嗅、触、味都能感受到设计中蕴含的自然理念,让人仿佛置身大自然中。
2.生态室内设计的指导思想
一是保证生态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节约能源、简约实用、科学设计都是有效的方法,避免当代室内设计中奢华浪费的观点,合理利用有效空间,减少装饰材料的使用,节约稀有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室内的通风、采光可利用与自然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共享周围的环境资源。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谐,在生态室内环境设计中,人为因素非常重要,生态室内设计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要对人的关怀、人的基本需求都体现在生态室内设计中,同时真正要达到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
3.生态室内设计的基本措施
(1)绿色装修材料。生态室内设计应该采用绿色环保的装修材料。这些材料在生产和使用的过程中都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而且也不会对环境造成太大的污染,例如无毒涂料,再生壁纸等等。
(2)生态型室内设计方法。从视觉上拓展空间,增加空间的分层设计,合理高效的利用空间资源,多采用自然采光,自然通风效应来提高室内设计的舒适感,将生态室内设计的效果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包括整体的建筑环境以及外部的自然环境。
(3)发展绿色高科技。生态室内设计还应该多采用绿色科技,例如利用植物的废气吸收特性,来清洁空气中的甲醛和多余的二氧化碳等气体,营造一个良好的室内空气循环系统,同时植物还可以起到装饰的作用。
生态室内设计的分析
生态室内设计的空间设计相比传统的室内空间设计,更加突出了以人为本、人为主导的设计思想。生态室内设计的空间设计是多层面的设计,包括空间大小的规划,多个空间位置的组合,空间形态的设计与整体性还有空间的色彩搭配,这些都是为了突出空间设计给人的整体性,突出设计中的生态原则。生态设计的空间设计不仅要在视觉上有延展性,视野开拓,而且还要保证使用者的心理健康,保证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的特性,真正体现出生态室内设计的独特与魅力。
生态室内设计中,空气环境是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的一个设计元素。一般室内的空气污染多来源于室外污染的传入、室内吸烟、烹饪油烟以及建筑装饰材料释放的空气污染物。一般生态室内设计会选择周围空气质量较好的地段,多采用绿色环保材料,降低甚至杜绝装饰材料带来的室内污染,良好的自然通风系统的设计,通过所处地段的风向研究,设计自然的通风渠道,还可以通过增加室内高度的方法使室内空气流通增加,减少对人体造成的憋闷感,针对油烟可以将厨房的格局和空间位置做合理、科学地优化和调整。
生态室内设计的发展策略
1.生态室内设计的相关政策影响
生态室内住宅设计的全面发展,不能仅靠业界的设计师努力、科技新材料的发展就可以实现的,在我国的地理、政治环境下,生态室内设计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支持,要尽快制定一些业内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如绿色环保材料的生产标准,生态室内设计的标准等,设立相关的监管部门,同时配套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顺应国内能源市场的发展,才能达到室内设计的传统向生态化转型,进一步刺激国家经济发展,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才能达到双赢目标,真正促使生态室内设计快速、健康推进。
2.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民众作为生态室内设计的消费主体,要帮助其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政府要向民众提倡生态消费的理念,推进生态消费模式化,这种模式是有节制的消费,提倡环保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提倡不与其他人在物质方面攀比,杜绝无所顾忌的消费心理。因民众基数的庞大,过度消费会给环境带来非常巨大的压力,要将能源与环保的意识深入民众当中去,切实提高起每个人的环保、生态、低碳的新意识。
在人们的意识中树立环保意识,人类的各项活动不仅要利用自然资源创造价值,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真正使绿色生态室内设计成为民众的主流要求,全方位的体现绿色环保,高度体现室内设计的必然趋势,使得室内设计的可持续发展特性为广大民众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健康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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