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共7篇）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篇1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欧洲土地上，有过一道修筑最为坚固但又最为短命的长城DD德国境内的“柏林墙”。柏林墙在1961年8月13日开始建造，一开始只是铁丝网，后来换成真正的墙。东德称此围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西方国家认为建围墙的目的是不让东德人逃入西柏林。 1990年柏林墙拆除，两德重归统。 今天柏林，仍保留有一小段残墙以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这段残墙伫立在腓特烈大街十字路口的…角，比邻历史上著名的查理检查站，紧挨着查理检查站博物馆的外墙。 查理检查站由美国与其盟国共同设立，是当年东西柏林的关口。“你看，那边再过去，红砖公寓再过去，就是围墙。东柏林，在墙的后面，你去过那个城吗?一个西德老太太曾这样问过三毛(《倾城》)。 查理检查站博物馆离著名的检查站不远。博物馆里陈列着许多昔日柏林墙的资料，也展出了当时一些东德人逃越柏林墙的离奇方法，包括热气球，带秘密隔间的轿车等。十多年后，当初沉痛的历史，却有了一些幽默的元素。严肃的德国人也开始轻松地生活起来。美国德国生活一年后，三毛又转移目标了。她得到一个机会，到美国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于是提着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 三毛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勤工俭学，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上盖了两百枚错误的图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国一年，父母最关心的是她的婚姻DD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坚持要嫁一个自己所爱的人。蓝色芝加哥一提起芝加哥，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公牛队、五大湖、西尔斯大厦，这些美好的`印象已经被人们无数次津津乐道。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位于美国中部密歇根湖与芝加哥河交汇处那片蓝色的湖边。 芝加哥有个别名叫“风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城市的高楼效应，芝加哥整个冬季都被寒冷的风包围着。风从四面来，辨不清方向，是那种立体的、无法抵御的凛冽的风。 芝加哥还有一个别名DD“万国建筑博物馆”。100多年前，芝加哥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大火，几乎把整座城市吞噬。在这之后重建的过程中，设计师们第一次把“经营城市”的理念引入到城市建设中。从供水、供电、污水处理到园林、绿化、城市交通、全都布局有致，至今仍不落后。芝加哥的建筑并不注重外表的华丽。大到曾经世界第一的西尔斯大厦，小到一幢瞳别墅，各种形状新奇、色彩各异的建筑使其成为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同时还十分注重建筑物自身的功能，以人为本，舒适自然，随心所欲乃至最终形成世界建筑学界著名的“芝加哥”学派。 走在密歇根湖边，你会惊叹上帝对美国这片土地的恩赐。密歇根湖、苏必利尔湖、休伦湖、咿利湖和安大略湖这五大湖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区。这里的淡水几乎占，全世界淡水的1/4。历经几百年，湖水未受到污染。深蓝的湖水、清新的空气，成群的海马和一望无际的湖滨大道已经成为芝加哥人最引以自豪的城市象征。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篇2

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历史遗产保护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国际上历史古城的保护工作同样经历了一个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从最初的保护建筑艺术珍品, 如宫殿、教堂、官邸等发展到保护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建筑, 如住宅、作坊等, 到后来开始保护建筑周围的历史环境, 直至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以及整个城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随着经济的复苏, 以及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开始了大规模的拆旧换新建设。在这个过程中, 建筑的质量和街道整体景观虽然得到了改善, 却淡化了城市原有的风格和品味。一些历史文物建筑丧生于拆迁的大刀阔斧下, 即使有部分重要的建筑被保留下来了, 但是其周边环境已经物换景移, 与建筑极不相称了。城市与历史的联系被隔断, 千百年来累积的个性特色也逐渐消失。

城市的个性特色, 实质上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历史文化总体风格在建筑中的凝结和表现。世界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如雅典、罗马、开罗、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规划与建筑始终体现着他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有着明显的民族特色, 到目前为止, 这些特色都被很好地保存并流传下来。

古希腊建筑的各项成就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柱式结构, 这种极具民族文化传统的结构至今都是其建筑中重要的元素和符号。柱式结构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雅典帕特农神庙, 它堪称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完美合体。帕特农神庙是供奉雅典娜女神的最大神殿, 此庙规模宏伟, 主体由46根高达34英尺的大理石柱支撑。古希腊建筑在造型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能考虑视差矫正问题, 即使本来是直线的部分略呈曲线或内倾, 其目的是让建筑看起来更有弹力, 更觉生动。

以法国为代表的哥特式建筑是中世纪欧洲艺术与建筑发展极度辉煌的见证, 是建筑史上的一朵奇葩。哥特式建筑以参天大树为意象, 呈高耸垂直的尖塔状, 给人以灵气和向上飞升的感觉。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品是哥特式教堂, 如法国巴黎圣母院和意大利米兰大教堂等著名建筑。哥特式建筑结构上采用尖券、正券和骨架的方法, 造型上强调高纵的构图、玲珑剔透的雕饰, 使哥特教堂表现出“脱尘超俗”的神圣境界。

这些建筑形态都是人类发展中的心血和经验之果实, 是后代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其进行保护自然是理所应当。不过人们也开始意识到, 除了保护文物建筑之外, 还应保存一些成片的历史街区。因为单就个体的建筑来说, 其价值有限, 并不足以作为文物来保护, 一旦和周围的环境形成整体, 往往就古老生动起来。而且保存历史街区的原貌, 也就是在保存城市的记忆和连续性。鉴于这一点, 英国的历史文化保护法首先提到的是保护包括建筑群体、户外空间、街道形式, 以至古都等群体文物的价值。

英国为了保护“有特殊建筑艺术和历史特征”的街区, 在1967年颁发了《城市文明法》, 从其字面意思“有关市民舒适, 愉悦的法律”即可看出英国人对保护古城和古建筑的态度。他们把保护历史街区、保护历史环境当成使市民精神愉悦、心情舒适的必要条件, 这种认识值得我们深思。现在全英国有保护区约9000个, 许多历史古城有相当多的保护区。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区就有51个保护区, 占了该区面积的70%。爱丁堡有保护区18个, 占了老城面积的90%。通过立法, 英国倡导城市规划部门要按要求制定保护规划, 保护区内的建筑除非经过事先申请, 否则不能任意拆除。区内新建改建要事先报送详细方案, 其设计要符合该地区的风貌特点。法令还规定了不鼓励在这类地区搞各种形式的再开发。由于有这些特殊的保护要求, 所以其他有关建设的法律规定的日照、防火、建筑密度等要求在保护区内可以适当灵活掌握。

与之类似, 日本在保护历史街区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在五六十年代的建设开发中, 日本兴起了“拆旧建新”的风潮, 于是制定了《文化财保存法》, 不过当时只规定保护零星的文物, 没有提到历史街区的概念。到了1975年, 随着大片的历史街区逐渐消殒, 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只影响到人的肌体, 保护历史环境却涉及人的心灵, 而且保护整体的历史老街才能延续文物的价值, 于是修订了《文化财保存法》, 增加了保护“传统建筑群”的内容。现行的法律规定, “传统建筑集中, 与周围环境一体, 形成了历史风貌的地区”应定为“传统建筑群保护地区”加以保护, 先由地方城市规划部门通过城市规划确定保护范围, 然后制定地方的保存条例。国家择其价值较高者定为“重要的传统建筑群保存地区”。

不同于一般的法令的推行方式, 日本的这项文保制度是由市民自下而上推动的, 可以说日本民众对历史环境保护的自觉性是值得称道的。他们认为尊重历史即是尊重人性, 是对当下的认真负责, 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要有文化保护意识, 否则文物一旦遭到损坏, 将再也无法挽回。这项法令可谓事无巨细, 它规定“传统群保存地区”中一切新建、扩建、改建及改变地形地貌、砍树等都要经过批准, 要由城市规划部门做保护规划, 确定保护的对象。要列出详细的保护清单, 包括对构成整体历史风貌的各种要素制定保护整修的计划, 对“传统建筑”进行原样修整, 对非“传统建筑”要进行改建或整饰, 对有些严重影响风貌的要改造或拆除重建。规划还要做出改善基础设施、治理环境、消防安全、旅游、展示、交流、停车等方面的有关措施计划。

历史边缘的遗迹 篇3

面目全非

陆元淳是当时住在西洋楼附近唯一的中国人。这个从外地来到北京讨生活的中国农民，在清末民初的战乱中辗转来到这里，在无人管理的园子里拆房、开荒、种地……在陆元淳之后，陆陆续续有大批从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来的移民来此定居。最终，在来来去去的各色人群的改造下，昔日这片中国最华美的园林，就这样变得面目全非。

就在陆元淳们在此安居了十几年后，又有一大批异乡人涌入圆明园。那是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战乱，这片无人管理的山林，成为来自华东、华北附近的饥民的“乐土”。王国安一家就是抗战期间搬进圆明园的。1950年代，新中国实行户籍制度，王国安和移民们才在这片园子里拥有了合法的身份。圆明园成为行政村后，王国安还当过30多年的生产队队长，他目睹了圆明园长达半个世纪的变化历程。

最先变化的是通往圆明园的御道。尽管圆明园已毁，但直至50年代初，从西直门通往圆明园的御道依然保存。这条风姿绰约的御道出西直门经高梁桥，在魏公村与两侧垂柳曳地的白颐路相汇，直入西郊苑囿。50年代，白颐路的石块被拆下用于修建天安门广场，道路两旁的柳树也被砍下，替换成了杨树。

1956年以后，园林局征购了圆明园中非稻田的全部耕地，进行了大规模绿化。到1961年，园内植树72万株。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的百姓涌进这里，圆明园一时人多地少，于是生产队把政府征购走且大量植树的土地又要了回去。人们除了种稻米、养鱼，还办起了公社一级的马场、猪场、鸡场、鸭场。那时候的圆明园村干净整齐，甚至没人往地上乱扔一片纸。如果不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这派世外桃源的景象还会继续下去。

“文革”期间，北京海淀周围各大院校的师生都到圆明园改造世界观来了。圆明园里除了学农的稻田，还有学工的工厂、学军的射击场。在这里，北大师生曾有改造 “绿满轩”和“畅和堂”两座岛屿的“壮举”：在生产队的指挥下，几十位北大教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用大绳和撬棍，把山石拉下水中，然后再把岛上的土全部垫入水中，造出了一块面积并不大的农田。

1970年，全民“备战备荒”时，人们不仅拆除了数千米的园墙和湖岸上的石材，建筑基址也被连根拔起，统统拉走去修防空洞。人们一次拉走582车石料，一次拆掉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株树木。圆明园遗址的围墙被拆得一干二净，建筑基址被掘地三尺，山头被平掉十分之四，外单位侵占掉土地十分之一。防空洞刚建好，“农业学大寨”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兴起。从1975年到1977年，厂房和生活区用地就砍光了90%的林地，60年代初种下的几十万株林木万劫不复。

惊蛰年代

圆明园这一百来年里，皇帝退出、强盗进来，强盗退出、农民进来。到了1970年代，大学师生退出、海淀机修厂进入，民房退出、打靶场进入，板车拉出去、汽车开进来。那些年，圆明园的福海中甚至建了个气象站。

1975年，学者王道成为了给颐和园管理处写《颐和园》一书，申请进圆明园考察相关的情况。那个夏天，他和《颐和园》编写组的两位同仁，坐车来到圆明园东区的一个门口，下车步行。他们走进圆明园，入眼的是茂盛的庄稼，一处处农田，一间间民房。王道成站在一处田梗上，这里早年是福海，他的脑子里浮现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次年，圆明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又过了一年，诗人来了。北京六建工人赵振开和从白洋淀插队返京不久的姜世伟走进园子。以他们创刊不久的诗刊《今天》的名义，在废墟上组织诗歌朗诵会。他们在这里赋诗饮酒、思索辩论。多年后，人们再提到这两位废墟上的启蒙者时，称他们北岛、芒克。

朦胧派诗人挑选的诵诗地点是一片荒地。这批“文革”结束后最先脱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方话语体系的先觉者，跨越了后“文革”时期的“伤痕文学”，一步进入“废墟”的境界——整个社会尚处在废墟状态。他们选中这片“废墟”还具有历史意义:圆明园毁于中华帝国与现代工业文明冲突、崩塌的时代，这个曾是中华无尚荣光的园子，既是古老文明伴随腐朽帝国毁灭的标志，又是中西方文化猛烈撞击的陨坑。由于北岛的到来，这片废墟上盘旋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这时代觉醒的号角。

这就是圆明园慢慢在中国人记忆里惊蜇的那个年代，诗人思其废，学者恨其荒。

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家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画家村在媒体以及读者的眼里成为了文化标杆，“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包涵了文化复兴的宏愿”。圆明园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媒体上的各种争论，逐渐成为一个热词，时不时地被热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

历史遗迹调查报告 篇4

老人是当今社会的一面镜子，历史则是一门科学。如要尊重历史，首先尊重老人。尊重老人与尊重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行动，我们应该从老人身上吸取更多关于革命历史的事情，通过采访老人可以让我们知史、明史。具访谈信息显示，大多数老年人对烈士陵园的历史还是比较了解的，百分之八十九的老人能讲出烈士陵园的大概发展历程，百分之十的人甚至参加过烈士陵园的兴建过程，见证了陵园的风雨历程，而只有少部分来自外省的老人对陵园的历史了解较少，但表示对陵园所纪念的革命先烈事迹或多或少有所认识。

陵园近年来新增了一些供老年人锻炼的设施，也建了一些给小孩娱乐的场所，对于在陵园中新建这些富含娱乐性的设备，基本上所有老年人都表示这样做不会削弱烈士陵园爱国教育基地这个主题，相反，教育与娱乐相得益彰，通过这些适当娱乐措施更能吸引人到此参观，有了这些措施，就像一位姓赖的老人家所说的：“现在陵园越来越好啦。”

我们还就广州烈士陵园和黄花岗烈士陵园让被采访者作了比较，结果显示，九成的人更愿意到广州烈士陵园，理由如下：1、黄花岗那边相对隐蔽，交通不及广州烈士陵园方便。2、黄花岗的管理欠妥，甚至存在赌博现象，而广州烈士陵园的活动丰富，以舞蹈、太极等有益活动为主，管理较好。3、广州烈士陵园的绿化好，面积较大。不少人还是特意从其他地方一早过去锻炼身体的，已是退休了的余老师告诉我们，他去过好几个公园，就广州烈士陵园给她印象最好。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篇5

一、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

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不断成熟, 将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到复原和保护古建遗址领域已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当前, 以保护历史古建等文化遗产为目标的计算机虚拟现实系统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它不但可以起到复原、保护遗迹、民俗文化等功能, 还可以促进相关历史文化转化成为文化产业资源, 利用网络等数字平台展现辉煌历史, 更好的宣传和推广地理人文。

1.1提高文物的展出率和效果

许多考古发掘中发掘的珍贵物品因不易保存而不能与公众见面, 只能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加以保存。运用技术手段可以将文物制作成各种类型的数字影像来生动展示文物的原貌。虚拟现实技术还提供了脱离文物原件而表现其本身的重量、触感等非视觉感受的技术参数。随着网络的普及, 通过网络将虚拟现实技术整合的这些文物资源向社会传播, 可以更好提高知名度而丝毫不会影响到文物本身的安全。减少游客对文物实体的关注度, 有效地减少文物面临的保护压力。

1.2提高文物保护技术手段

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 在文物当中存在大量的易损文物, 这些文物都容易出现脆化、脱色、剥落等现象, 即便人工修复后仍难长期用于反复研究。利用虚拟技术, 我们可以预先展现文物修复后的影像, 即为文物修复做参考又可以多角度展示文物, 从而使文物实体保存在更加严密的环境中, 有利于文物寿命的延长和考古人员的研究。对于大型因故无法迁移保护的遗址, 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全面记录下当时的地貌、环境、位置关系等详细参数, 便于资料的保存和考古人员研究。

1.3传承民间文化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 其中民间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 许多民间文化面临失传, 后继无人。时代的变迁, 多元文化的冲击, 少有人愿意忍受寂寞、学艺传承。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保存和传承民间文化, 使后人可以了解和研习到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古建筑工艺和古制作流程进行可视化呈现,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 让这些即将消失的技艺得以传承。使后代可以更好的了解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

二、虚拟现实与文化遗址开发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配合现有遗址文物的展览介绍、单个物品介绍、以及巡游式演示, 辅助原有的柜箱式展示。可以更加生动、全面的让观众了该展品的具体情况, 这种数字式的方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的信息获取行为。还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向公众展示平日无法轻易看到的馆藏珍贵文物。同时, 它可以采用了多种文化展示手段, 如考古培训、实验考古、历史文化活动、多媒体演示等, 使游客从被动的受众成为主动的参与者。

此外,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 还可以开发虚拟旅游。它是实景旅游的一个补充, 能够分担实景旅游给景区开来的保护压力, 满足人们能够深入参观大型景区, 体会古老文化的愿望。同时这种方式也可以起到宣传历史遗迹, 提高客流人数和知名度的作用。

三、古迹历史文化复原的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的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修缮保护起到促进作用。需要采用一系列数字化的复原方案, 如非接触测量技术、三维成像技术, 经过实地摄影、数据采集、三维动画合成, 虚拟文物建筑影像的三维模型, 利用3D虚拟现实技术将修缮保护工程方案制作成一套全面、具体、准确、生动的修缮过程互动演示片, 对历史文化古建筑的保护、更新、延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针对不同情况的复原古迹有以下几种方案:单个物品三维高精度复原展示 (可360度、缩放等人性化旋转观看文物) 、遗址墓葬的古景点虚拟复原 (可游历式观看遗址) 、古代地貌、古生物、生活环境、生活场景复原、古代器具变迁复原等。

无论是哪种方案的实施, 都需要进行策划、实地采取信息、美工设计、程序设计、整合打包等几个过程。是一个需要有美工人员和程序人员共同协作完成的过程。需要用到的软件大致为:三维软件 (Maya、3DMax、XSI等主流三维制作软件) 、平面绘图软件 (Adobe Photoshop、Pinter) 、引擎平台 (Virtool、Quest3D、vga、Unity3d、Unrel等主流引擎) 以及相应的编程程序。软件的使用还需根据项目需求在实际定夺。

四、结束语

虚拟现实应用于遗址和古建筑领域才刚刚起步, 虽然此项技术的发展十分迅猛, 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 但同时也存在着许许多多尚未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尚未克服的技术障碍, 这些都有待于虚拟现实技术工作者与历史文化遗迹文物的保护人员的精诚合作和协力创新。将这一技术更好的辅助于历史遗迹文物的保护和开发。

摘要：虚拟现实技术引入到历史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中, 可更加直观展示复原结果, 利于文物的保存和反复的研究, 利于信息的传播。基于这些优点, 对于虚拟现实技术如何应用到保护和开发历史遗迹的研究十分必要。同时也更便于传播和发扬这些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

关键词：虚拟现实,文物保护,遗址开发

参考文献

[1]冯梅, 吕水生.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J].河南科技.2011 (19)

南锣鼓巷社区的历史文化遗迹 篇6

南锣鼓巷59号有一座大门，当地居民称其为“洪家大门”，为洪承畴的家祠。65号院是其旧宅。民国时期，59号成为古人类研究专家、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的住所。

南锣鼓巷西侧的八条胡同

前鼓楼苑胡同在明代是大兴“养济院”所在地，是收养孤老的地方，因此，此条胡同在明代称为“孤老胡同”。清代，“孤老”被讹音为“鼓楼”，再加此胡同位于鼓楼的前面，胡同名称也改为“前鼓楼院”，取“鼓楼前方院子”的含义。清末，“前鼓楼院”又改名为“前鼓楼苑”。7号是东北军张作相的副官宋寿山的旧居，现为“七号院”西餐厅。该院坐北朝南，三进院落。

黑芝麻胡同在明代称“何纸马胡同”，取自胡同内一户制造纸马的何姓人家。纸马旧指版印的神像，俗称神马儿。清代以后，胡同被讹音为“黑芝麻胡同”。13号是清朝京城“四大财主”之一、荣禄的叔父奎俊的故居，西为住宅，东为花园。民国时期，13号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顾孟余的宅第。14号是著名学者启功的旧居。1920年，启功迁居到此，一直居住到1957年。

沙井胡同原名“沙家胡同”，清宣统时期改名为“沙井胡同”。15号为三进四合院，是清光绪朝大臣奎俊的前宅。大门内有影壁，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二进院有过厅五间，三进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保存完好。

景阳胡同在明代称“宣家井胡同”，清代称“井儿胡同”，1965年改为今名。胡同西段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私宅“可园”的爬山廊，景观非常丰富，是难得的幽静之所。

帽儿胡同2号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秘密电台隐蔽地，负责人赵振民。1949年1月，傅作义在东单广场修建了临时飞机场，企图飞离北平。解放军在城外用炮火轰炸飞机场，命中率很低。地下电台及时获取情报，将落弹点汇报给平津前线指挥部，东单机场被彻底摧毁，傅作义南逃的计划落空。5号院据传是清末重臣荣禄的一处府邸。7号、9号、11号院是清末大学士文煜的宅园，7号是马号，9号是“可园”，11号是正宅。文煜是钱庄存款大户，家财大多存在胡雪岩的“胡庆余堂”，后来胡雪岩犯事，文煜成为胡庆余堂的最大债权人，并接管了“胡庆余堂”。冯国璋当上北洋政府代总统后，从文家手中买下7号、9号、11号院，并收购了邻近的13号、15号，修建了一所庞大的豪宅。冯国璋死后，冯的家人将13号、15号租给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朱家溍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日军占领北平以后，冯家将房宅全部卖给了当时的伪军司令张兰峰。21号原是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文昌帝君庙。文昌帝君，即传说中的文曲星，掌管人间功名、禄位的神仙。文昌帝君庙原有山门、前殿、中殿、后配殿、东跨院等建筑，已荡然无存，其旧址现为帽儿胡同小学。35号、37号原为清宣统皇后婉容之父荣源的承恩公府。婉容由此宅出嫁入宫。婉容之名是其父根据《洛神赋》中“宛如游龙”所起，容有谐音，通龙。1930年，朱家溍随父亲由帽儿胡同13号、15号迁至婉容旧宅居住。45号院原为明代北镇抚司所在地，清代，这里先成为刑部的会同馆，后变为步军统领衙门。

雨儿胡同在明代称“雨笼胡同”，清代改为“雨儿胡同”，沿用至今。11号至15号曾是清买办兼北海公园董事会会长董叔平的旧宅。建国后，13号院成为国画大师齐白石居所。齐白石在此居住了不足三个月便离开了人世。31号、33号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分别是罗荣桓元帅和粟裕大将的住所。

蓑衣胡同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是因地理位置在雨儿胡同以南，故称“蓑衣胡同”，取防雨之意；二是因胡同内原有“裟衣寺”，常被讹传为“蓑衣寺”，胡同因寺而得名。2号是现代画家溥任的故居。

福祥胡同因“福祥寺”而得名。“福祥寺”，始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一武姓太监为明英宗祝寿，舍弃自家的宅院修建了寺院。清雍正二年（1724），锡乎图克图使节来京朝拜，购买“福祥寺”为驻京行馆，将其改为喇嘛庙，更名为“宏仁寺”。“宏仁寺”包括山门、前殿、中殿、后殿。今25号是“福祥寺”旧址，现仅存中殿。11号院是奉系将领王树常的故居。

南锣鼓巷东侧的八条胡同

菊儿胡同在明代称“局儿胡同”，清乾隆时期改称“桔儿胡同”，后谐音为“菊儿胡同”。3号、5号、7号是清代光绪朝大臣荣禄的出生地和府第。3号是祠堂，5号是住宅，7号是花园。荣禄之女嫁给了醇亲王载沣，生有一子，名溥仪，即后来的末代皇帝。解放后，7号曾做过阿富汗大使馆。33号是圆恩寺旧址。41号是清代的“宏德禅林”旧址，据说庙里的开山和尚是清代某位皇帝的替僧。

后圆恩寺胡同因位于圆恩寺之北而得名。7号院原是清末庆亲王奕劻次子的宅第。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来京庆祝抗战胜利，7号院成为蒋介石的行辕。新中国成立后，7号院曾作为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现为对外协会友好宾馆。13号院是茅盾故居。20号是清代“镶黄旗官学”旧址，现为黑芝麻胡同小学。28号是万庆当铺旧址。此外，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民主党派人士施复亮都曾先后在此胡同居住。

前圆恩寺胡同因胡同内的“圆恩寺”而得名。“圆恩寺”始建于元至元年间，后多次重修。5号是“圆恩寺”旧址，现仅存东厢房。著名华侨陈嘉庚曾在圆恩寺居住。陈嘉庚，新加坡华侨，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1921年，陈嘉庚创办了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厦门大学。毛泽东曾赞誉陈嘉庚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秦老胡同在明代称秦家胡同，盖因胡同内有一秦姓人家居住，清代改为今名。9号是关帝庙，现仅存大殿。18号是多贝子府，多贝子是清乾隆皇帝的女儿和敬公主的后裔，1940至1944年期间在此居住。19号、21号为北京地区典型的并列四合院。35号院原为晚清内务府大臣察哈拉氏明善府第的花园部分，名为“绮园”。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述，“内务府世家，数代为总管大臣者，有明元甫善，世称明索者。”索家的后代为曾崇，因曾崇的女儿为末代皇后婉容的姨妈，因此民间流传着此宅是“皇后的姥姥家”的说法。此外，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曾在此胡同居住。1916年至1924年，朱益藩受小朝廷之邀，出任上书房师傅，教授溥仪汉文，兼做“御医”。在溥仪的诸位老师中，朱益藩的地位和影响仅次于陈宝琛。

北兵马司胡同因元代设有“北城兵马司”而得名。胡同内的“涵珍园”餐厅即是兵马司将军府旧址。17号曾是清代大学士灵桂的府邸。清末民初，灵桂府成为赵尔巽的私宅。赵尔巽，清末汉军正蓝旗人，曾任清朝东三省总督。民国后，赵尔巽任清史馆馆长，负责主编《清史稿》。17号现为中央戏剧学院校区的一部分。

东棉花胡同15号院原是清末广州将军凤山的宅第。1911年，凤山受命调往广东，弹压革命党人。10月25日，进入广州城，在仓前街“成记洋货号”商店门口，被从天而降的三枚重磅炸弹当场炸死。策划此起暗杀行动的是南洋华侨周之贞，以及革命青年李沛基、李应生等人。据说，爆炸的现场留下了几十具尸体，焦黑难辨，凤山的小妾根据鼻烟壶才认出了凤山的尸体。39号是中央戏剧学院，原为北洋政府时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故居。

板厂胡同在清乾隆年间称“板肠胡同”，光绪年间改为今名。19號院是北京胡同中罕见的“穿堂门”建筑风格。“穿堂门”由南至北将板厂胡同与东棉花胡同相连，其四合院的独特风貌体现了元、明时期院内胡同套胡同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朝鲜大使馆曾设在19号院内。30号、34号原是清嘉庆皇帝的三女儿庄敬和硕公主的公主府。清嘉庆十六年（1811）三月，庄敬和硕公主去世，葬于今天的公主坟。庄敬和硕公主无子，立僧格林沁为嗣，僧格林沁后来晋封僧王，于是，公主府变成了僧王府。自1934年至2003年，朱熹的第25世孙朱家溍除了抗日战争时期住在四川外，其他时间一直居住在僧王府34号院。朱家溍，浙江萧山人，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职于故宫博物院。袁世凯称帝后，一度下令把紫禁城太和殿的宝座换成了西式靠背座椅。解放后，朱家溍在紫禁城的库房内发现了宝座的残件，经过一年多的修复，恢复了宝座的原貌，重新陈列在太和殿。

炒豆胡同63号、65号是清庄敬和硕公主“公主府”的一部分，后为僧格林沁“僧王府”的一部分。

柏林墙,历史的遗迹 篇7

一、佛子山镇旅游资源现状

佛子山镇地处大洪山余脉,丘陵地貌,地势北高南低,距天门城区23公里。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具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农林特色产品种类繁多,自然景观奇特绚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以佛祖山命名的佛子山镇具有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的独特优势。

(一)山川生态资源。佛祖山群落坐北向南,呈东西走向,位于佛子山镇北边,绵延数十里,由佛子山、金杯山、团山、朴船山、龙尾山等五座山峰连成,整个山体面积931.9公顷,最高海拔192米,五峰首尾相倚,状如玉如意。佛祖山群落散布的历史文化遗迹众多,沿山有十多公里的花卉苗木景观带,山上有众多珍稀鸟类栖息,山下湖塘繁多,生态环境绝佳。

(二)佛教文化。据康熙《天门县志》、《天门县地名志》(1982年版)、新编《天门县志》(1989年版)记载: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佛祖山即建有庙宇,明代鼎盛时期,佛祖山周边建有庙宇、道观、书院200多座,至民国初年大部分毁于战火。又载,相传佛祖释迦牟尼佛看中江汉平原北部群山竞秀,瑞气缭绕,认定是块福地,特踏祥云下界光临此地。他睁开慧眼一看,到处荒山穷壤,水枯田裂,百姓贫苦不堪,不觉慈心大发,口念"阿弥佗佛",左手一点,金光闪处,成了一座金杯山(又称子弟山);再一点,清泉漫涌,汇成陆羽泉;右手一挥,形成一座宝塔山(又称状元山、团山);双手一挥,使群峰耸立,绿水环绕,佛祖宝座位于群山环抱的主峰山腰,其山叫做佛祖山。佛祖释迦牟尼佛驻足此地收徒布教,弘扬佛教文化。禅宗六祖慧能继承衣钵,在此建庙传教,并与师兄神秀斗法,引来万名僧徒云集,留下了佛祖庙、墨玉宝座、佛祖踏脚石等遗迹和许多动人的传说,成为佛教信徒寻根祭祖的圣地。佛祖山下现供奉有卧佛像及诸佛菩萨像,前来朝拜的四方信徒络绎不绝,不定期还会在这里举办一些法会。主要的佛教历史文化遗迹尚未恢复。

(三)陆羽茶文化。据史料记载,公元746年,陆羽到佛子山镇的火门山邹夫子处求学四年。读书之余,陆羽常为邹夫子煮茶烹茗,研习茶道。在佛子山镇火门山发展茶园600亩,于去年产出首批“竟陵春”茶,可供游人观摩茶园并品茶。金杯山上修缮的陆子读书处、陆羽泉、陆羽亭、陆羽祠等遗迹,游人可探寻。

(四)王侯将相历史传说。佛祖山山腰有古战壕,东南坡有元帅台。金杯山上有汉光武帝憩息的溱手岗。龙尾山上有老虎洞、虎啸岗,传说楚国令尹子文降生于此洞,老虎以虎奶喂之,后子文成就一番大事业。现在老虎洞处建有瓦房两间,供奉有诸神仙大士形象,前来爬山观瞻者众多,其他遗迹游人未多见。

(五)石家河文化资源。近年国家和省市考古学家在该镇龚家大湾、雷八家以及石河镇的土城等地发掘出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骨器和蚌器,以及殷商时期的铜矛、箭簇、铜鼎等物,被中国考古研究所命名为“石家河文化”。并在毗邻佛子山镇的石河镇区建有“石家河考古遗址公园”。

二、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产品档次低。旅游开发水平不高,游览者不广不多,游、娱、购一条龙服务的产业链条尚未形成。如楚国令尹子文降生的“老虎洞”建有瓦房两间,供奉诸路神仙大士形象,看护的老人以卖香火钱抓收入。

(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通往旅游景区行路难的问题依然存在,旅游开发仍处于起步阶段。如佛祖山下供奉有卧佛及诸佛菩萨,前来朝拜的四方信徒络绎不绝,还会不定期在此举办法会,但生活配套设施不完善,游客如厕都存问题。金杯山上早年修缮的陆子读书处、陆羽泉、陆羽亭、陆羽祠等遗迹被杂树、野草遮蔽,未得到维护管理。前来爬山观瞻者众多,其他遗迹游人未多见。

(三)旅游开发项目风险大。旅游开发项目投入大,见效慢,存教大的投资风险。曾有投资方投资建设佛祖山宗教文化旅游项目,由于种种原因,只做出总体规划,无实质性项目开工。相关遗留问题未解决,还影响到新的投资企业进入该镇开发旅游项目。

三、解决方案

(一)组建旅游开发专班。将该镇文化旅游开发纳入到市旅游开发的“一盘棋”中。协商妥处与旧有公司签订的合同,让有实力的企业来开发休闲旅游观光项目。

(二)做好旅游资源保护和规划。强化对旅游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品位做好旅游规划编制工作。充分挖掘、整合各类旅游资源,重点建设开发好佛祖山佛教文化遗址、陆羽茶文化遗址、湖泊旅游项目及其他历史文化遗址,大力发展观光采摘园等。

(三)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抓好旅游景区道路建设、绿化工程和相关配套设施。建好该镇沿山的旅游公路,开通旅游线路观光巴士,完善服务设施,降低旅游开发公司投资成本。

(四)完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配套政策。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好相关环境保护政策、投资开发政策、信贷政策、经济扶持政策、税收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开发等政策,为起步中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