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共8篇）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1

一、宏观税负总水平偏低，影响政府职能的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社会消费行为、gnp增长的波动都有直接关系，政府利用开征、减免或者停征某种税种，提高或者降低有关税目的税率与起征点，以及税前扣除与事后退税等限制或鼓励手段，调节投资规模、消费基金和对外贸易的增长，以抑制社会总需求膨胀刺激有效需求，同时抑制或刺激总供给的变化，并对经济结构产生协调作用。税收作为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器与价格变量调控相配合，可以达到生产与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均衡；适量、合理的税收可以协调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可达到各生产部门劳动者利益的动态均衡，收到社会公平的调控效应。我国宏观税负长期处于低水平徘徊，减弱了国家筹集收入的力度，影响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投入和宏观调控。表现有三：

1、我国税收收入上个世纪下半叶缓慢增长，21世纪开始大幅度快速增长。我国税收收入在经济发展、企业利润增加和税务征管工作等因素综合作用下，1950年一1980年的30年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为61亿元，从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税收收入年均增长为522亿元，在跨入21世纪到XX年的五年间呈现大幅度快速增长的态势，比上年增长数额越来越大，如XX年为2350亿元，XX年为2500亿元，XX年为1831亿元，XX年为3465亿元，XX年为5256亿元。全国税收总规模达到25718亿元。展望未来，我国税收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一是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反映，我国经济增长在2020年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7%-8%左右的速度，为税收增长打下了基础。二是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实际征收率只达到潜在税收能力 的70%-80%，国内有的专家认为1998年只达到50%-60%，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整体征收率在70％左右，还有的认为在80%左右。税收上的跑、冒、滴、漏等空间很大，如果将实际征收率提高20个或30个百分点，我国税收收入即可增加1万亿元或1.5万亿元。

2、目前税收收入对政府财政收入支持力度还不充足，致使国家还需要利用大量的财政赤字和发行债务。其情况，一是以税收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多数年份徘徊在93左右，如1992-XX年分别为94.66, 97.84, 96.43, 93.29,(1996年无数据）、95.80, 93.80,90.13, 93.92, 93.30, 93.29, 92.18。十多年来从未满足政府财政收入100％的需要。二是税收收入占财政支出比重（％）更低一个档次，始终徘徊在80左右，如1991-XX年，分别为88.30, 88.10, 91.70,88．50、88．50、87．0、89．20、85．80、81．0、79．

19、80．94、79．97、81.20。数据显示，还有20％左右的财政支出要政府依靠财政赤字或者发行债务解决，XX-XX年财政赤字和发行债务额（亿元）分别为2491.27和4180.1, 2516.54和4604.0, 3149.51和5679.0, 2934.7和6153．53。3,税收收入占gdp比重（％）是国际上衡量宏观税负水平的通用标准。按国际通例：gdp人均260美元时的低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750美元时，最佳税负水平为20%左右，人均10000美元时的高收入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30％左右。按上述标准衡量，我国人均gdp已达1090美元以上，税负水平理应在20%以上为最佳，但是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几十年来徘徊在10%-17％之间浮动，处于低位逐年有点上升而后又逐年下降再逐年回升的运行中，如1990-XX年分别为13.83, 12.38, 12.29, 10.96, 10.33, 10.18, 13.02,11.06, 11.67, 14.17, 15.67, 16.77, 17.07。从国际比较中得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是低水平的，据《世界竞争力年鉴》4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据。XX年各国税收收入占当年gdp比重（%）最低的是中国香港为9.94、最高的是瑞典为52.94，平均为35左右，其中：发达国家的日本为27.02，美国为28.22、澳大利亚为31.82、加拿大为36.35、英国为37.27、德国为37.99、意大利为42.26、法国45.60;发展中国家一般为20%-26％左右，哥伦比亚为11.57、菲律宾为13.93.泰国为14.98、中国为15.01、印度尼西亚为16.51、印度为16.79,阿根廷为20.99、马来西亚为22.31、韩国为26.20、俄罗斯为26.700。

二、不同产业和行业宏观税负水平差参不齐由于产业与行业情况不同，国家税收政策在一定时期分别采取鼓励政策、限制政策或者中性政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存在着产业行业之间不合理问题

1、从1996-XX年我国三次产业比重（％）与宏观税负比重（％）发展趋势观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从20.4逐年下降为15.6，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2.67近年又上升为3.5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9.5近年又上升为50.9，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13.47近年又上升为18.0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30.1近年上升为33.2，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从12.3逐年上升为15.34。总的趋势是gdp比重只有第一产业是下降的，第二、三产业则均是上升的，而其宏观税负水平三次产业则均是上升的趋势，不过上升速度呈现第一、三产业较慢，第二产业较快的特点，第二产业负担着全国税收收入的56％左右。

2、以XX年为例，当年宏观税负总水平为16.77%，我国第一产业份额占gdp比重为15.3%，而税负份额占比重为4.1%，其宏观税负水平只有4.48%，从数据显示不难看出国家对第一产业的鼓励与照顾。我国第二产业占gdp份额比重为50.4%，其税负份额占比重为55.8%,其宏观税负水平达到18.6%，从中看出第二产业是我国经济和税收的半壁江

山，尤其是工业其税负水平达到19.93%，超额负重运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4.3%，其税负份额比重占38.4%，其宏观税负水平占18.76%，对于这个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关系重大的未来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税收并未充分体现明显地鼓励与支持。

3、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税金及附加占工业增加值比重（%)XX-XX年分别为5.64, 5.48, 5.34, 4.88；按XX年分析：建筑业税金及附加占增加值的比重为16.3%;国家铁路税金占运输总收入的比重为3.25%；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额的比重为0.116%，零售业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额的比重为0.28%;限额以上餐饮业税金及附加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4.68%；国际旅行社税金占全部营业收入的比重为1.34%。再分析一下具体行业的XX年宏观税负水平（％），建筑业为8.76，地质勘查业与水利生产、供应管理业为17.8，交通运输业为10.3，仓储邮电通信业为7.5，批发和零售贸易业、餐饮业为23.9，金融保险业为16.5,社会服务业为12.1等。有的高于总税负水平是可以理解的如餐饮业，有的就不好理解，如地质勘查与水利业宏观税负竟达到17.8。酒税流失严重，每年生产几千万吨，征管不力，浪费粮食跑了税收，还刺激酒业盲目发展，民间有要当县长先办酒厂之说，湖南、广东、四川三省酒厂有1.8万余家。

三、不同经济类型宏观税负水平悬殊过大，基本上是内资重于外资，国有重于民营

1、同行业不同企业，片面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相悖，人为的造成税负畸轻畸重。我国1994年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率为10%，比内资企业负担率低23个百分点，其流转税负担率为4%，比内资企业低3个百分点，1994年后外资企业负担率比内资企业低5个百分点，而且外资企业在工资成本、城市维护建设费、投资方向税、进口设备关税等方面还享有诸多优惠政策，这种政策促使社会上产生大量假合资、假外资，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20%是内资出境后再流入的资本。1997年为128.8亿美元，占当年ml增量的16.8%。据XX年统计，我国内资与外资、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税金及附加占增加值比重情况如下，如工业企业总体上为4.88%，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8.44%，集体企业为2.77%,股份有限公司为4.79%，外商投资企业为2.36%，港澳台投资企业为l.229%；建筑业总体上为16.3%，其中内资为16.25%，国有企业为17.82%，集体企业为15.36%，外商投资企业为20.91%，港澳台投资企业为17.36%;限额以上批发贸易业总体上为0.116%，其中内资为0.117%，国有企业为0.148%，集体企业为0.087%，有限责任公司为0.096%，股份有限公司为0.117%，私营企业为0.090，外商投资企业为0.122%，港澳台投资企业为0.043%;限额以上零售业总体上税金及附加占商品销售收入比重为0.28%，其中内资为0.30%，国有企业为0.36%，集体企业为0.35%，有限责任公司为0.25%，私营企业为0.23%,港澳台投资企业为0.27%；餐饮业总体上税金占营业收入为4.68%，其中：内资为4.98%，国有企业为4.3%，集体企业为4.86%，有限责任公司为4.81%，股份有限公司为4.48%，私营企业为5.3%，外商投资企业为3.9%，港澳台投资企业为4.24%。

2、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规定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为15%,低于发达国家，如比利时为39%、意大利为36%、法国为33.33%、奥地利为34%、西班牙、荷兰为35%、美国为15%-39%累进征收、高于发展中国家，如巴西为15%，马来西亚为28%、韩国为27%、泰国为30%等，也高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的30％和新加坡的24.5%。

3、国有经济国家税收占比重高达50%以上，如1994-1999年分别占全国税收总额的比重（％）为79, 65, 61, 56, 54, 50。由于税收政策的扭曲和改革的滞后，国有企业倒没有享受国民待遇，而非国有与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这样发展下去，很不利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建设与巩固。

四、不同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不够公平

1、从三大地区观察。以XX年为例，全国各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05172.3亿元，税收收入为16996.5亿元，全国宏观税负水平为16.16%。其中：东部地区11个省区平均为17.2%，中部地区8个省区平均为8.89%，西部地区12个省区平均为11.46%，从经济发展快与税收相应增加的规律分析，东部地区宏观税负水平高于全国和其他地区是必然的，如发达地区的三市二省宏观税负水平就比较高，北京为42.49%，上海为34.40%，天津为24.08%，广东为21.55%，云南主要由于烟税因素为20.12%。但是，作为贫困的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是值得思考的。

2、从一部分省区对比观察。以贵州这个有名的贫困山区省份与有名的江南鱼米之乡的江苏省相比，XX年贵州省宏观税负水平为14.15%，而江苏省则为12.58%;大西北的陕西为11.81%、新疆为12.43%、宁厦为11.99%。而沿海的福建省只有11.81%，山东省只有8.64%，大平原的河北省只有7.62%，河南省只有7.25%。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因素与不够公平之处。

五、不同群体宏观税负水平差距大，低收入群体重于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重于高收入群体，工薪阶层重于富裕阶层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比例开始仅占gdp0.5%, XX年达到1%，还比不上一个非洲国家，印度与印尼这个比例也为1%强，泰国和墨西哥为2%，匈牙利等东欧国家高于3%，据世界银行统计，所得税占gdp的比重低收入国家为3%，中等收入国家为5%-6%，高收入国家为11.5%,预计XX年我国仅为1.17%左右，与国际上应有的个人所得税水平相差悬殊。我国个人所得税管住了工薪阶层，但是，对新崛起的高收入阶层即人们所说的大款们征收力度太软太弱。据统计，我国个人所得税XX年为1211亿元，其80％以上来自于工薪阶层，可是，我国已经有两、三亿富裕人口，其个人所得税税源达到1000多亿元。另外占总人口8.7％的富裕阶层拥有12万亿元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的60%以上。交纳个人所得税不到税收总额的10%。除了征管因素外还有税率等设计问题，如起征点800元太低，应提高到1500元以上，从而对低收入群体从根本上免征个人所得税，又如最高边际税率为45％太高，如日本1999年从50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2

一个国家的税负水平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去考察, 本文将简要从宏观层面考察我国目前的税收负担水平。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总水平, 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判断一国的宏观税负水平有不同的标准, 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 本文将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简要考察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现状。

1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目前我国宏观税负有大、中、小三种不同的统计口径。通常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小口径宏观税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中口径宏观税负, 这里的财政收入是指包括税收收入在内的预算内财政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 称为大口径宏观税负, 其中政府收入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 还包括了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没有纳入预算内和预算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等, 即它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000000000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由于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存在着一个重要区别, 也就是我国的政府资金成分复杂, 政府收入除税收以外, 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也占很大比重, 常常出现“税小费大”的现象, 造成我国税收的大、中、小三种口径的宏观税负差距很大。实际上, 中、小口径反映的是名义宏观税负, 说明在政府取得的收入中, 财政真正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水平;大口径才全面反映了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 是我国的实际宏观税负。因此, 通过大口径计算判断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性更加客观有效, 也与西方国家的宏观税负最为接近, 便于比较, 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口径是一致的, 主要由税收构成。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培勇教授的观点, 我国2000年的大口径税负就已经达到34.43%, 是小口径税负的2.43倍。2002年, 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的金人庆通过分析得出我国政府收入的比例为:中央财政预算内税收占GDP的比例为15%, 各级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 各种制度外收费占GDP的比例为10%, 大口径税负达到35%的水平, 是小口径宏观税负的2.33倍。如果按这一比例计算, 当前我国的大口径税负应该在50%以上, 不仅远远高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的税负平均水平, 而且高于不少高收入国家。

2从国际横向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世界银行按人均GDP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下等收入国家、中上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1998/l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有关数据, 人均GDP在785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3%左右;人均GDP在786-3125美元左右的中下等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19%左右;人均GDP在3126-9655美元以上的中上等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2%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 最佳的税收负担率应为29%左右。

近年来,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人均GDP水平也不断提升。继2002年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 达到1100美元后, 在短短的4年内于2006年又超过2000美元, 达到201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下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对应这个标准, 我国的最佳宏观税负在19%左右将在满足政府财政能力的同时推动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仅以2004年为例, 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就已达到24.12%, 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5.53个百分点, 也超过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2.53个百分点;中口径宏观税负为20.18%, 超过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平均水平1.59个百分点, 仅较中上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低1.41个百分点;小口径宏观税负为18.49%, 也接近中下等收入国家税负的平均水平。由此看来, 我国的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明显偏高。

3从公共产品供给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从一定意义上说, 税收可以看做是“公共品的价格”。按照利益交换原则, 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合理性的判断必须结合本国公共品的供给状况, 仅仅从收入的角度加以评判无疑是片面的。应当承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所认定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高于40%, 而不少北欧国家的宏观税负更是超过了50%。但同样应当看到, 这些国家财政对公共品的支出规模和质量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然而, 对于我国公共品的供给,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安体富指出, 财政对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不仅投入总量严重不足, 而且财政投入责任主体不合理, 存在财政支出责任的下移问题, 使得我国公共品提供规模和质量都难以保证。而在广大农村地区, 公共品的提供更是严重不足。财政部农业司《公共财政覆盖农村问题研究》课题组认为,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带有特别明显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 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无论是总量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很低。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 但是必须看到, 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的缺失、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公共产品提供主体的错位问题依然大量存在。因此, 从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加以考虑, 我国宏观税负依然偏高。

4从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我国的宏观税负

美国供应学派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弗以“拉弗曲线”形象地表明, 高税率不一定取得高税收, 过高的税率会对经济产生负效应, 抑制生产和工作的热情, 诱发逃避税收的行为, 最终导致低收入。

1983年世界银行专家基思·马斯顿选取21个国家的数据, 运用数量分析方法, 证明了较低的宏观税负有利于经济增长。税负在10.3%-30.9%的区域内, 税负与GDP的增长呈负相关关系, 税负每增加1%, GDP增长速度下降0.36%。10个低税负国家的GDP增长率为7.3%, 10个高税负国家增长率仅为1.6%。税收负担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

相反, 威廉·泰勒1981年通过对49个国家的出口回归分析得出结论, 总税收降低0.39%, 或外贸税收降低1.09%, 经济可增长1%。较低的税负一方面可以促进私人部门的储蓄和投资, 提高总产出, 另一方面导致资源配置向高效率部门转移, 提高资源利用总效益, 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的增长又导致政府财力的增加和公共支出的扩大, 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从世界范围来看, 平均宏观税负水平较高的国家, GDP平均增长比较慢, 并且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比发展中国家的税负水平高。综合以上的分析, 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特别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的偏高将不利于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摘要：分别从大中小三种统计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四个角度考察了我国当前的宏观税负状况。

关键词：宏观税负,大中小三种口径,国际横向比较,公共产品供给,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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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税收负担；宏观税负；税制结构

一、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

宏观税负是指一国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定时期政府税收收入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连年攀升，由1994年的10.96％上升到2006年的20.5％。如果单纯从宏观税率的角度看，我国的税赋在国际上是偏低。但由于我国政府收入中非税收入比重很大，企业税赋可能存在偏重问题。为了更好地分析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现状，现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地区结构上看，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呈东中西部税收全面增长，中西部地区增长快于东部地区。以2005年为例，东部地区税收收入21834亿元，比上年增长19.2％，中部地区收入4817亿元，增长22.4％，西部地区收入4215亿元，增长21.7％，中部地区的税收收入增长速度快于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速度又快于东部地区，与它们各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致。

（二）从行业和产业结构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产业的宏观税负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产业间的税负不平衡，二、三产业的税负上涨，第一产业税负下降。第二产业负担着全国税收收入的56％，其中国有企业的税负水平达到了19.83％。

（三）从不同的税种看，我国税收收入中流转税收入比例过大。大致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0％以上，而在流转税收入总额中，增值税收入又占其60％以上，所得税类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15％左右。总体上看，我国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并不高，纳税人又以法人为主，个人纳税人较少，但由于各种收费、摊派的影响，使纳税人的总体负担不轻。

二、对当前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评价、判断

（一）税制不健全，导致我国税费总体负担过重。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政府的财政收入渠道多、财政收入形式不规范，除了税收收入外，还有国有资产收益、专卖收入、债券收入、货币发行收入、规费收入等。在考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时，除了考虑税收收入外，还应当考虑预算外资金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主要税种的税率水平明显过高。

（二）税收弹性系数过高。通过下表可以看到，我国的税收收入的增长在“十五”期间都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这说明我国的税收处于一种超常规的增长，也从另一角度反应出我国整体负担是过重的。

（三）经济增量中税收增量的比重较高

税收增量与经济增量的比重称为边际宏观税率。随着我国经济持续的发展，我国税收的增长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甚至是GDP增速的2－3倍，税收增量占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显然是比较重的。

（四）政府收入不规范，在政府收入中，常常出现“税小费大”现象。

我国的税外收费包括三类：一是预算内的专项收费收入，如教育费附加等，这类收入金额很小，不到税收收入的10％；二是预算外收入，包括各项收费、基金、资金、集资、保证金、捐款等多种多样的名目的收入。此类收入约与当年的税收收入总额相差无几；三是制度外收入，多由地方和部门越权擅自设立的收费项目，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多属此类。总之，我国的政府收入中，税小费大的不合理收入分配格局，决定了我们采用大口径的税负衡量标准是科学的。

三、降低宏观税负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

1.对增值税实行转型调整。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对企业购进的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予抵扣，导致了对生产企业的重复征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重，同时对我国的出口企业也非常不利，直接影响了我国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值税转型后，如果税率维持不变的话，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大为减轻，我国的产业结构一定会调整、优化。

2.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据测算，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1％，内资企业为22％，国有大中型企业为30％。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公平竞争，也不符合WTO关于规范税制的要求，应尽快合并两套税制，统一税法。

3.开征新的税种，开辟新的税源。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的要求，适时推出燃油税、环境保护税、社会保障税、物业税、遗产与赠与税等税种，一方面使得税收收入随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又能调节社会需求和经济结构，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更和谐、更公平。

（二）加强税收征管，确保税收收入随经济的增长而增加。推行“金税工程”，创新征管模式，整合信息资源，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管理，降低宏观税负水平，加强税收征收管理，坚持“宽口径，低税率、简税制、严征管”的方针，合理确定和调整我国的税负水平及其结构。

（三）调整政府收入结构，理顺政府内部的财力分配关系。实施费改税，杜绝预算外资金的膨胀。规范各种税收优惠和减免。对一些可以享受优惠和减免的行业、项目和产品，在税法中要明确减免权限的归属和条件，各级政府也应当改变以税收优惠和减免为条件来进行招商引资活动和其它工作的开展。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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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4

查分析

关于市涉外企业地税宏观税负的调查分析2007-12-12 17:24:15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关于市涉外企业地税宏观税负的调查分析关于市涉外企业地税宏观税负的调查分析(2)文章标题：关于市涉外企业地税宏观税负的调查分析

一、——市涉外企业税收基本情况：

（一）登记情况：

2004年我市涉外企业正式登记注册的有217户。其中：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7户、“制造业”103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8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7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8户、“批发和零售业”18户、“住宿和餐饮业”19户、“房地产业”5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4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9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34户、外商投资企业74户。

2005年纳税登记户新增30户，减少34户，为213户。其产业结构：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林牧副渔业”3户；属于第二产业的“采矿业”10户、“制造业”99户、“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2户、“建筑业”24户；属于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户、“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9户、“批发和零售业”21户、“住宿和餐饮业”18户、“房地产业”8户、“租赁和商业服务业”3户、“其他行业”10户。注册类型结构为：内资企业11户、港澳台投资企业126户、外商投资企业75户、外国企业1户。

以上企业直接纳入我分局征管范围的户数：2004年70户，2005年66户。其他均在各县市区由当地税务机关负责

税收征管和入库。

（二）经济税源及入库税收收入：

2004年全市涉外企业实现产值亿。2005年实现产值亿。

2004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万元。其中：纯税收入万元（营业税万元、个人所得税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万元、房产税万元、印花税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万元、土地增值税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万元、城市房地产税万元）、教育费附加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10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万元。

2005年元至12月，我分局共计入库税费万元。其中：纯税收入万元（营业税万元、个人所得税万元、资源税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万元、房产税万元、印花税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182万元、土地增值税万元、车船使用和牌照税万元、城市房地产税万元）、教育费附加万元、文化市场建设费收入5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万元。

重点税源户提供的税收：

2004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万元、移动通信——公司万元、昌盛石化万元；

2005年：新能湖南——发电有限公司万元、移动通信——公司万元、中国联通——公司万元。

二、——市涉外企业宏观税负基本描述：

1.宏观税负基本数据：

（见附表）

2.基本数据比较：

从税收总量比较：

2004：全省GDP为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市GDP为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略低于省市水平。

2005：全省GDP为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全市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我分局负责征管的涉外企业GDP为亿元，税收收入亿元，税负，高于全市水平。

从产业结构比较：

2004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零，全市为零，我分局为。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其中工业建筑业），全市（其中工业建筑业）我分局为（其中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全市为，我分局为。

2005第一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全市为，我分局为；第二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其中工业建筑业），全市（其中工业建筑业），我分局为（其中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税负水平全省为，全市为，我分局为。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分析 篇5

【摘要】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所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在我国由于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单纯用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并不能说明我国的宏观税负问题。

关键字：宏观税负税收负担分析比较

政府总体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既包括“税”，也包括“费”。各种收费、罚款均是依仗国家的职能而实现，具有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特点，其亦用于政府各部门支出，与税收的性质并无区别，尽管其分配过程没有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之中，但其税收意义上的负担却是有形的事实。因此，在这三个口径的税负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

税收收入加上财政收入退库、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这一大口径宏观税负进行比校分析，我国政府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大约在２０％～２５％之间，这一水平已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据财政部不完全统计，截至１９９６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有３４４项，地方收费项目多少不一，最多的省达４７０项，最少的省也有５０多项。全国各类基金项目共计４２１项，其中３７５项基金为省级政府越权设立。１９９６年全国收费、基金收入总额为３６２１．９亿元（不含社会保障基金１０１４．７亿元），扣除纳入预算管理以及取消的收费、基金数额，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４６％。过多的收费侵蚀了税基，特别是在先收费、后征税，税“软”费“硬”的情况下，形成了“费挤税”、费大于税的状况，使税收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下降。同时，收费过多过滥，加重了企业负担，使本已资金短缺的企业雪上加霜，抑制了企 1

业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企业未来纳税能力下降。并且由于税费不分，企业在抵制收费的同时，往往抵制纳税，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从宏观税负绝对量和增速两个方面来看，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处于历史较高水平。在2006年之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呈现出先快速增长，之后呈缓慢增长的发展态势。在2007年，由于财政、税收的大幅增长造成了中国的宏观税负急剧提高。由于中国的税费改革进展缓慢，所以中国宏观税负的增加直接体现了中国的企业和居民税费负担的加重，这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会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在中国物价水平持续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税负过高，难以刺激民间的投资和消费，也会加重企业和居民的负担。2005年《福布斯》发表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称，中国内地的税负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次于法国，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另外，在2007年发表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中国内地的税负仅次于法国和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仍然“稳居”亚洲第一。宏观税负是衡量一国财政收入的相对规模和政府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税收收入占当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反映了一国税收的总体负担水平。在我国，宏观税负的计算方法通常是狭义税收收入与GDP的比重。在OECD标准中，作为分子的税收收入包括狭义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两部分。

在“大财政”标准下，我们采用狭义税收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土地收入之和，作为 “税收负担”指标的分子。由于，预算外收入中的一些税收附加收入具有税收的特点，所以应纳入税收管理。同样地，在“大财政”标准下，由于土地出让金的规模之大，理应纳入税负的计算中，才可以更加清楚地反映我国税负的真实水平。

计算中国宏观税负的不同方法对比：

² 税负指标1=税收收入/GDP；（传统标准）

² 税负指标2=（税收收入+社保收入）/GDP；（OECD标准）

² 税负指标3=（税收收入+社保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收入）/GDP；（“大财政”标准）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不同的标准下，差异显著。由于庞大的土地出让金规模，“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远高于其在OECD标准下的统计结果。以2007年为例，三种标准下的税负水平从低到高依次为18.14%、22.44%和30.01%。“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高于传统标准下的税负水平约65%。可以看出，传统标准下的税负计算方法使得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被严重低估。从变化趋势上看，不同标准下的税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税负水平在1996年达到最低点，此后则持续上升。尤其是“大财政”标准下的税负水平，1999年至2007年的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另外两种衡量标准下其税负水平的增速。

总的说来，我国的税收负担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相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名义宏观税负与实际宏观税负的分化现象：名义税负不高，实际税负过重。造成宏观税负分化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转型期我国政府收入行为和收入格局的不规范。各级政府在组织财政收入过程中过分依赖非税收入方式，预算外收入规模一直很大，且增长迅猛，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难以估计、使用方向难以控制的制度外收入。据保守估计，2006年全国非税收入超过2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0%以上，不仅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15%的比重，也高于发展中国家20%～30%的比重。平新乔教授调研结果显示，2006年仅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保守估计就超过1万亿元。④ 财政部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非税收入总额约为1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的39.8%.其中，中央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11.2%；省及省以下非税收入占本级财政收入的74.8%.⑤ 而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格局看，政府履行职能所需资金大部分依靠税收渠道筹集，非税收入只

是税收收入的补充形式。例如，2004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收入2 040.7亿加元，其中税收收入1 681.1亿加元，占本级政府收入的82.7%；社会保障金收入219.6亿加元，占10.7%；政府间转移支付收入6.2亿加元，占0.3%；非税收入127.8亿加元，占6.3%；而在美国，从政府总体来看（不考虑政府的级次），非税收入的比重大致只占政府财政收入的10%左右，而且大多集中在地方政府。⑥ 因此，只有将政府税外收费纳入分析范畴，才能准确把握中国转型期税收负担的真实水平及其内部结构特征。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6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同年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 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正式提上我国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侧重点将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偏移。这一重大转向有望迎来中国经济实质性突破和转折。本文将从中国经济现状、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原理、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及措施等方面分析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一、经济发展原有动力已逐步失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促使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转化带来的制度红利；廉价劳动力、高消耗低产出等粗放式生产形成的成本优势；加入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然而这些动力已逐步失效，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陷入疲软，全球需求断崖式下跌，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本系统性上升，劳动力供给萎缩，工资持续上涨；环境污染严重，治污成本迅速上升；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导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这些问题都在不断加重要素成本负担。2015年以来，央行已5次降息降准，采取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超过2万亿，但经济颓势难改。

1、有些行业产品出现了供给侧结构性矛盾问题，即供过于求，价格机制失灵。如钢材、煤炭、建材等，出现了价格持续下降和产能过剩现象。首先是工业品价格连续45个月下降。据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15年7月初，煤炭价格下降到140元每吨，仅7分钱一斤； 钢材价格降到2000元每吨，8月份继续降到1800元每吨，每斤钢材仅0.9元。有的媒体评论“钢材卖出了白菜价”。其次是产能过剩现象严重。房地产业、钢材和煤炭等行业出现了许多库存。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国际经济低迷，出口受阻的因素；也有国内需求不足因素。

2、服务业产品存在供给侧不足问题。虽然总体上消费、物流、医疗、健康等服务行业的比重在增长，然而出国旅游热和购物热现象也在持续升温。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显示，我国出境游人数和购买力已连续3年居世界第一，2015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次预计将实现16%的增长，首次突破1.2亿，出境消费将达1.1万亿元，其中购物仍是出境游最大消费，最热门出境目的地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意大利等，半数以上都是著名的“购物胜地”。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天猫国际一些国外知名卖场开场一两个小时就突破1000万元。在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地的品牌实体店、免税店，挤满了来自中国的“国际扫客”，名牌手表、名牌衣服等很多热门商品被抢断货，很多商家不得不对中国游客限购。近两年美国、日本、英国、泰国等多国纷纷对华放宽签证政策，出境旅游和消费越来越热，每年实现两位数增幅。百姓手中有钱，为了提高生活品质，出国旅游是极为正常的现象。然而，出国狂购是不正常现象，折射出消费者对国内同类产品的供给水平和供给质量的信心不足。这种供需错配，内需外流的现象体现了仅仅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

二、供给侧的经济学原理

供给经济学，诞生于19世纪初，代表人物有萨伊、罗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万尼斯基、诺尔曼•图尔和保罗•罗伯茨。重要理论包括萨伊定律、巴萨效应(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拉弗曲线。供给学派相信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供给管理，反对凯恩斯主义刺激总需求的政策。供给学派的学者相信，减税可以激发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和刺激企业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可以增加就业量，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税率降低，但政府税收因税基扩大反而可能增加。为保证减税效果，供给学派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币值，极力反对通货膨胀。（1）萨伊定律

诞生于19世纪初的“萨依定律”核心思想是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经济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为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只要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就不会创造“无效供给”(产能过剩)。萨伊的逻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生产的目的是与其他生产者进行交换，以获得自己需要的产品来消费，要想换回自己需要的产品，就要使自己生产的产品满足别人的需求，只要市场上有供给，就自动存在一种相应的需求。因此，处在社会分工体系的各个生产者，都既是供给者，同时也是需求者。定律强调市场能够自动出清，生产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2）巴萨效应

1964年被首次提出的巴萨效应(即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在经济增长率越高的国家，工资实际增长率也越高，实际汇率的上升也越快的现象。当贸易产品部门(制造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时，该部门的工资增长率也会提高。国内无论哪个产业，工资水平都有平均化的趋势，所以尽管非贸易部门(服务业)生产效率提高并不大，但是其他行业工资也会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涨。（3）拉弗曲线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该曲线表明，政府税收额随着税率的升高呈倒 U型变化，当税率为0时,政

府税收额为0，随着税率的升高，政府税收额一开始是增加的，但当税率升高到一定值时，高税率削弱人们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从而削弱税基，导致税收额下降.当税率为100%时，生产活动停止，政府税收额为0。

其基本含义是，税收并不是随着税率的增高在增高，当税率高过一定点后，税收的总额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还会下降。决定税收的因素，不仅要看税率的高低，也要看征税的基础即经济主体收入的大小。过高的税率会削弱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积极性，当税收达到100%时，企业只有微利甚至无利，就会造成无人愿意投资和工作，政府税收也将降为零。

供给学派的学者相信，减税可以激发人们更加勤奋地工作和刺激企业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从而可以增加就业量，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税率降低，但政府税收因税基扩大反而可能增加。为保证减税效果，供给学派在货币政策上主张稳定币值，极力反对通货膨胀。

三、供给侧改革的提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论述的最先提出，可以追溯到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习近平同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改革，就是按照市场导向的要求来规范政府的权力，意在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改革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具体的说，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不是扩张经济总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是从生产端着手，通过解放生产力，合理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的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实现产业的创新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水平。

四、我国供给侧改革措施及意义

针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角度，可以有三大举措：

1、“去库存、补短板”：广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升级将成为消化过剩产能，保障原材料产业稳步发展的投资亮点。经过多年来的刚性投资和建设，我国大中城市及城市群的基础设施系统建设基本饱和，近两年进入了转型期，因此出现了煤炭、钢材和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现象。然而，与城市相比，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为城乡差异的存在，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据统计，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5%，伴随城市化扩大出现了诸多城市病，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的交通、环境、治安等方面的管理压力不断增大。因此按照“十三五”期间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的构想，大力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交通网络、农田水利灌溉设施、村镇规划等，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将有可能成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和今后五年国家调控经济健康稳定增长的亮点。广大农村地区在三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实施期间，已经得到诸多实惠，基本实现了通电、通水、通路，农村小型超市网络基本形成。但是与城市便捷的基础设施相比，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系统显得非常脆弱和滞后，急需升级换代。各级政府有序加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更新升级的好处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各种工程建设将很快消化掉现在煤炭、钢材等原料工业的大量库存，并盘活和带动这些产业的稳定发展。第二是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将逐步实现城乡互联互通和互补发展效应，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扩大乡村旅游的发展。第三为各种产业群的布局提供更多选择，为房地产业的合理开发布局提供新的空间，为人口合理流向城郊和适宜居住的乡村提供了基础，缓解城市压力。第四通过融资模式，2、“降成本、补短板”：逐步打造中国的质量意识，挽回流失消费者群体

最近10多年来，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提高，从而带动了国外旅游热，人们走出国门后发现了境外成熟的购物体系，奢侈品消费随之开始，从而形成境外购物热。现代网络技术和物流体系的发展更加剧了国外购物热的趋势，从而导致国内潜在消费者的流失。

有效防止消费者流失的途径就是，引进诸如美国的“奥特莱斯”等欧美日直销连锁企业落户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或者旅游地区，确保这类企业的进货渠道、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与母公司一致，仅仅是把连锁店的地点设置在中国，相当于沃尔玛、家乐福等超市在中国开设的连锁店一样，从而变国外购物热为国内购物热，推动服务业继续向前发展。在国外购物，由于审美观等原因，国人所购买的高档消费品中，相当一部分国外品牌商品是中国工厂加工生产的，等于消费者买了很多出口转内销的“中国制造”商品。如果类似的购物商业城就设在国内，一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达到价格的优势；二是出国旅游者可以专注于欣赏当地的自然风景和特色文化，无需花钱花时间大包小包从千万里之外运回来；三是各级政府的税收将实现新的来源；四是这些企业的引入将新增就业机会，解决就业压力；五是把“狼”引进来，产生鲶鱼效应，倒逼国内销售业学习国外销售企业的产品质量意识和销售理念，提高国内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六是促进国内企业学习如何构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诚信体系。

3、“去产能、补短板”：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环境治理，支持环保产业。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导致了我国部分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重大举措之一，要在部分产能过剩的条件下，按照市场规律和环保法律法规，继续淘汰部分落后的、不适应市场发展的产业，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最大限度减少环境污染。其次，要培育和支持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快环境的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多元投融资模式，鼓励和扶持一批专业环境治理的研究机构和环保公司。这类环保企业的作用一是可以提高污染治理效率和专业化水平，促进环境服务业有效发展，还国人一个空气清新、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二是变过去的环境破坏性GDP为今后的建设性绿色GDP，环保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是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点；四是盘活社会闲散资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染治理，使其投入国家和社会的实体建设，而不是陷入虚拟经济的炒作中。

四、持续扩大减税力度，并辅之以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来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 税收作为收入分配的一种方式，是由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征收相应部分，再由政府决定其使用方式。合理的税负是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民生基础设施的必要手段。但如果税负过高，就造成了各生产要素报酬过度偏离其贡献，严重抑制了各要素的投入积极性。目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高度复杂，国际经济复苏乏力，国内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的三驾马车调控手段的边际效能已经很低，处于供给老化阶段的行业越来越多，新供给形成虽已初现端倪，但是距离能够支撑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还有相当距离，高税负的供给约束作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复苏进程。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放松供给约束，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促进新供给尽快形成规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合理扩大减税规模，大力解除供给约束，充分释放生产要素的供给热情，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必然选择。应当考虑在未来数年内持续扩大减税力度，并辅之以相应规模的国债发行来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7

重庆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以及全国近10年来的宏观税负水平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重庆市宏观税负水平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不仅远远落后于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还落后于全国平均税负水平。

单位:%

注:本表数据来自《全国税务统计》2006年,《2006中国税收季度报告》。

同为直辖市,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状况?这种差距是否正常?可否利用区域间宏观税负的差异来反映不同地区征管水平的高低?

二、造成区域间宏观税负差异的因素分析

(一)区域间税收转移的影响

目前,财税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们普遍认为,税收存在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并且,这种转移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正是这种转移造成了地区间宏观税负的巨大差异。

1. 税收转移的原因和类型(1)

(1)企业跨区经营带来的税收转移。企业生产经营场所横跨两个或两个以上区域,由于现行分税制没有明确规范的区域横向税收分配办法,一旦出现横向税收分配矛盾纠纷,需要两个区域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解决,协商不成,需要上级政府仲裁。如果两区域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等,谈判结果还能基本保证比较客观公平;假如两个区域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相差较大,一个区域经济发达,一个区域经济落后,经济落后区域的政府可能就是弱势,横向税收分配一般倾向于经济发达区域,就会带来一定的税收转移问题。

(2)总分支机构分布多个区域,由于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不科学,导致税收向总部所在地集中。总分支机构也是跨区经营的一种形式,总部是管理机构所在地,分支机构是生产经营地。具体又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母子公司型总分支机构,子公司是独立法人,独立核算。如果不合并纳税,只存在关联交易,可以利用转让定价,使企业缴纳的税收跨区域转移;如果合并纳税,就可能由于制度原因,使企业缴纳的税收跨区域转移。另一种是总分公司型,分公司是非独立法人,企业汇总纳税,税收在各分公司所在区域之间分配。分配合理,不产生税收转移,分配不合理,造成税收转移。中国现行税法是按属地原则确定纳税地点,国家税务总局以许多单行文件方式规定一些集团公司可以在总机构所在地合并缴纳某一种税(多数为企业所得税、也有营业税、增值税等)。按照现行税收管理体制,集中汇缴企业所得税60%入中央金库,40%入总机构所在地地方金库。很明显,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总机构所在地的区域政府得到了税收转移收入,税收由分支机构所在地区域政府向总机构所在地区政府转移。类似的还有营业税的集中汇缴,铁道部门、各银行总行、各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汇缴营业税,虽然为中央税,但增长部分,存在地方分成,地方分成部分就留给了总机构所在地地方政府。

上述形式造成的税收转移,使横向税收分配向经济发达城市倾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达城市,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较西部地区完善,这就吸引投资者纷纷到东部投资,将总部设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按照总分支机构可以经批准集中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使分支机构所在地的税收向总机构集中。总机构所在地税收移入,分支机构所在地税收移出,造成总机构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高于分支机构所在区域。这样,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和交通地理位置的不便,重庆多为分支机构所在地,成为税收移出的区域;而北京、上海、天津便成为税收移入的地区。

(3)增值税税制设计不合理,造成税收转移。第一,增值税税率差异导致税收向发达地区转移。增值税的基本税率是13%和17%,由于重庆等西部经济主要是资源经济,是以采掘业、农副产品初加工为主,其产品大多适用13%的低档税率。资源加工的发达地区的产品多按17%征收,在销售额不变的条件下,发达地区要多征收4%。由于增值税属价外税,纳税人交税多少与盈亏无关,因此,西部企业按13%征税,既没有提高企业利润,又没有增加当地财政收入。不难看出,国家对西部这些行业的税收照顾,其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这些行业本身,也不是这些行业所在地的政府,而是以这些行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所在地政府,其政府实现的税收无形之中比西部多4%。第二,总部经济现象使增值税向发达地区集中。目前,西部经济除了采掘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外,主要是商业流通企业,经营的商品多为发达地区生产,经营方式一般采取直销经营、总代理、总经销等,并大多采取产销同价,按销售返利润等营销方式,其价格受生产加工地企业控制。这些企业往往从管理、核算、政府优惠政策等因素考虑,将增值额大多留在了总部,使西部的商贸流通企业增值额几乎为零。约占50%以上的商贸流通企业为零微税负企业,使西部的税收无形之中向经济发达的生产加工地积聚,西部成为发达地区的经济殖民地。

(4)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市场管理体制不规范,造成了税收由资源提供地向资源利用地转移。中国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已由市场机制决定,但是仍有少部分初级产品的价格由政府定价,政府对这些产品的定价过低,然而,当它们作为原料进入下一个环节,比如原油经过加工变为成品油或进入消费环节后价格又由市场决定,其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增加几倍甚至几十倍,结果是部分税收利益由资源性产品输出地转移到资源利用地,使税收由资源提供地,向资源利用地转移;由初级产品提供地,向产成品生产地转移。中国的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其产业也主要是原材料的初加工行业,东部地区是资源利用地和能源消耗地。

以上几种税收转移方式,都是税收主要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如重庆等西部区域向北京、上海、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转移。

2. 估算区域间税收转移量

以上是定性分析,具体的判断和计算方法,目前理论界常用的有比重差分法、离散系数法、经济平均含税量分析法。这三种方法的原理相似,均是根据经济决定税收的基本原理,考察区域税收总量所占比重与区域经济总量所占比重是否一致。如果两者一致,说明经济与税收统一,不存在税收转移;如果有差异,则说明存在税收转移。用区域税收收入总量所占比重减去经济总量所占比重,差为正表示该区域为税收移入;差为负表示该区域为税收移出。靳万军等分别运用比重差分法、离散系数法证明了“东部经济发达沿海省份,税收收入所占比重高于经济所占比重,税收收入为净移入区域,特别是京、沪;西部经济欠发达省份包括重庆,税收所占比重低于经济所占比重,税收为净移出区域”。

我们将根据经济平均含税量分析法来具体计算重庆、北京、上海、天津这四个直辖市的税收转移量。税收来源于经济,税源即经济税源,一切税收归根到底是由经济提供的,经济构成了税收的最终来源基础(或称最终税基)。同样规模的经济,理论上应提供相同的税收收入,换句话说,同样的经济规模,应分得相同的税收收入。

式中:为Bi为i区域背离数,Ti,为i区域的税收收入,Gi为i区域的GDP。

从公式中可以看出,某区域应分得的税收收入等于该区域经济量乘以全国平均宏观税负;也等于该区域经济量占全国的比重乘以全国的税收收入。前一个公式表明该区域经济量按平均税负应分得的税收收入;后一公式表明税收收入理论上可以按各区域经济量所占份额分配。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同样经济规模下,应该提供同样的税收收入的前提假设下,根据某区域经济量占全国的比重乘以全国的税收收入计算应得税收收入,然后再用实际税收收入减去应得税收收入,得出税收转移量,数据为负,表明该地税收为净转出;数据为正,表明该地税收为净转入。当然,这个计算方法也存在不足之处,必须在以下三个假设前提成立的基础上才能运用于分析税收转移。首先,各区域相应GDP必须准确可靠;其次,各区域税收收入必须按照现行税法足额征收;再次,同样GDP提供同样税收的假设必须合理。如果这三个前提有一项不真实,必然影响我们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具体分析这三个前提:第一,各区域GDP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目前还没有比这更有权威的部门提供的数据可以利用,也是目前各区域经济量数据的惟一来源;第二,按照各区域的税收征管水平,足额征收目前还做不到,但是各区域之间的税收征管水平差距也不是很大,所以可以近似认为第二个前提成立;第三,GDP提供同样税收收入,由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有差别,而各产业税率是有差别的,所以,区域GDP有的含税量高一些,有的含税量低一些,但全国平均水平应该差别不大,分析出来的总体趋势不会有大的错误。因此我们可以用上述方法做粗略估算。根据上述方法,我们计算出1999-2006年重庆市、北京、上海、天津的税收转移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注:(1)数据为负数,表明税收为净转出;数据为正,表明税收为净转入。(2)本表数据根据《全国税务统计年鉴2005》计算得到。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9年到2006年,重庆市的税收全部为净移出,累计净移出量为876亿,占同期税收总量的45%。也就是说,重庆市将近一半的本地税收被通过上述各种因素转移到重庆区域外。而同时期,北京、上海、天津全部表现为税收的净转入地,其中,上海净转入量最大,7年累计转入量为11029亿,占同期税收总量的57%;北京排在第二位,7年累计转入8361亿,占同期税收总量的62%;天津转入量也不小,7年累计转入2113亿,占同期税收总量的40%。可见,税收从重庆等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严重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使根据现行方法计算出来的重庆等欠发达地区的宏观税负水平严重小于其真实水平。

(二)经济结构的影响

1. 产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结构是税源结构的基础,它决定了税收收入的规模。一定的产业结构规定了社会总产品的物质内容,税源结构及税收收入的规模必然受制于产业结构所能提供的活动范围。因此,税源结构和税收收入的规模必须建立在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它不可能超越产业结构所提供的物质基础。

宏观税负表明的是某地区经济产出中税收的含量。我们可把宏观税负的计算公式做如下分解:

公式(2)中,P代表宏观税负,Ti(其中i=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税收。Gi(其中i=1,2,3)分别代表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中的税收含量,即产业宏观税负,表明了这三个产业对税收的贡献;表明了产业结构。称为产业税负拉动率,分别表明第一、二、三个产业对宏观税负的贡献。显然,税收含量高的产业占的比重越高,宏观税负就越高;反之,则较低。这样,通过公式(2),宏观税负的成因就与产业结构的变动联结起来。

单位:%

注:本表根据《2006中国税收季度报告》第26页“2006年分地区主要税种收入情况”提供数据计算。

我们把重庆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数据分别用公式(2)计算,计算结果详见表3——表7。

从计算结果来看,可以发现有如下特征:第一,无论是重庆市、北京市、上海市,还是天津市以及全国,第一产业对税收的贡献率几乎为零,这是由于现行农业优惠政策形成的,属于正常现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某地的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越高,就会拖累当地的宏观税负水平。这几个城市中,北京、上海、天津第一产业的比重均在3%以下,对宏观税负的拖累比较小。重庆市第一产业比重高达两位数,并且比全国平均数据还要高,这说明了重庆市是一个农业占有相当高比重的直辖市,它更像一个农村省份,而不是像北京、上海、天津那样的有着发达的二三产业的现代化城市。

第二,北京、上海、天津不仅二三产业的税负水平远远高于重庆市,并且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也远远高于重庆市。或者说,正是由于高产业结构和高产业税负导致他们的总体宏观税负水平远远高于重庆市。产业的税负水平高可能是由于税收转移、经济运行质量好、征管水平高等因素形成,但是,以二、三产业为重的产业结构必然带来宏观税负的高水平。因此,产业结构的低下是重庆市宏观税负远低于其他三个直辖市的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无论是重庆市的产业结构特征,还是产业对应的税负都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比如,重庆市第二产业的税负处于14%-17%之间,全国二产业的税负在18%-21%之间;重庆市三产业的税负在10%以下,全国三产业税负在14%-17%之间。重庆市的2006年的产业结构是12.3%:43%:44.7%,全国2006年的产业结构是11.8%:48.7%:39.5%。

综上所述,重庆市宏观税负远低于京、津、沪,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与其产业结构状况是相配比的。

2. 行业结构的影响

行业结构是比产业结构更为细致的一种划分。仅仅分析产业结构不足以揭示重庆市宏观税负水平远低于京、津、沪的原因。由于行业门类众多,我们也不可能对每一个行业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将首先分析税种结构,然后选择主要税源进行行业分析。

重庆市、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的税种结构如表8所示。

表8显示出我国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北京已经形成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种结构,这既可能与北京的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也可能与所得税的汇总缴纳制度有关。由于北京是众多大机构、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可以看出这种总部经济现象给北京税制结构带来的好处。上海、天津不仅有着较高的所得税比重,并且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占的比重相当高,这说明上海、天津有着优良的港口地理位置,说明全国许多地区都是利用上海和天津作为进口货物的入关港口。与之相比,重庆市呈现出经济落后、又无便利交通地理位置的地区的税制状况,其流转税比重高达66%,所得税仅有17%,海关代征进口税只有5%,流转税中又以增值税为重。并且,这种税制结构比全国总体税制结构还要差。在同京、津、沪以及全国比较的情况下,重庆市的税制结构呈现出与其宏观税负水平相适应的状态。

由于重庆市的主要税种是增值税,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重庆市增值税的税源结构进行分析。

单位:%

注:本表根据重庆市国家税务局《增值税企业类型表2006年度》提供数据计算得出.

表9清楚地显示出重庆市增值税税源结构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进口货物增值税占的比重较小,不足以抵减出口退税,增值税主要来源于国内增值税。然而,同期北京海关代征进口税是重庆的12倍,天津是重庆的20倍,上海是重庆的48倍(2)。也就是说,重庆经济的外向性很弱,远不能与京、津、沪相比,其增值税主要来源于国内产业。第二,国内增值税中又以制造业为主体,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中的汽车行业成为重点行业,一个汽车行业每年产生的增值税占重庆市整个增值税的7%,占重庆市全年工商税收的2.7%。其次是批发零售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也就是说,重庆市的主体税源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并且呈现出以汽车行业为主的单一税源结构。

3. 所有制结构的影响

所有制结构主要指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各自所占的份额。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现阶段非国有、非公有的一种形态,主体是个体私营经济,同时包含港澳台商及外商合资合作经济。它具有产权清晰、自担风险、机制灵活、适应市场的内在动力和广泛吸纳民间资本,推进资本社会化的突出优势;它也能使更多的自然人转变为创业的主体,在创造财富中获得财富,在创造价值中实现价值,促进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得到竞相迸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一般说来,一个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占的比重越高,这个地区的经济就越有活力,经济效益就越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强,税收增长也就越具有后劲和动力。

重庆市的非公有制经济在直辖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1997年26%的比重上升到了53%,税收贡献也达到了半壁江山。但是,与京、津、沪三大直辖市非公有制经济高达85%以上的比重相比,还有着很远的距离(详见表10)。这也是重庆宏观税负低于京、津、沪的重要原因之一。

单位:%

注:本表来自《辉煌历程1997-2007重庆直辖十周年经济发展巡礼》第50页“表5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指标”中的数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编,重庆出版社出版。

4. 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

除了在产业、行业以及所有制结构上远落后于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重庆市还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结构特征。表11是重庆市区域经济税收结构特征。

注:本表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07》第454页的数据计算得到。由于取得数据的困难,本表的税收指按一般预算收入口径计算的地方级税收收入,宏观税负也按此口径计算。

重庆市面积为8.24万平方公里,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面积总和的2.4倍,人口有3000多万,但是主城区常住人口仅为600万人,其余约2500万人分布在农村和一些小城市。2006年11月,重庆提出了“一圈两翼”发展战略。重庆市共有40个区县,“一圈”即“一小时经济圈”指以重庆主城区特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区域,主要包括主城九区,以及潼南、合川、铜梁、大足、荣昌、永川、双桥、璧山、江津、綦江、万盛、南川、涪陵、长寿等共23个区县,这一区域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目前常住人口达1600万人,接近全市的60%,其中城镇人口接近1000万人,城镇化率接近60%,2006年GDP为2710亿元,占全市的78%,是重庆的经济主体和产业聚集区;渝东北是三峡重庆库区的大部分,有11个区县,以万州区为中心;渝东南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有6个区县,以黔江区为中心。两翼都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生态环境复杂恶劣,土地发展的适应性低,都以农业为主,更多的要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重任。其中,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不但移民问题集中,还存在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黔江少数民族集中,少数民族经济特色突出。所以,重庆最大的市情就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大库区的格局。这种格局也决定了重庆市的区域税收结构特征:税收集中在“一小时经济圈”的区域内产生,“两翼”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但由于经济的落后,单位GDP带来的税收产出少,使得整个重庆的宏观税负受到影响。这种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大库区的格局也是重庆市宏观税负远低于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经济运行质量的影响

在经济规模一定的情况下,经济运行质量越高,一定的投入生产出的增加值和利润的价值就越多,企业缴纳的增值税和所得税的增长速度就越快,宏观税负水平就越高。如果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运行质量下降,宏观税负也将相应下降。

重庆市的历史背景决定了其经济运行质量远不能与有着良好经济基础的京、津、沪相比。重庆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国防科研生产基地,有较强的产业基础,在全国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重庆有39个,资产存量大、配套加工能力强是重庆工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但是,直辖之初的重庆欠发达的大城市和较落后的大农村并存,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十分突出,经济“家底”相当薄弱,人口3000多万,是北京、上海的一倍多,人均GDP还不及北京和上海的一半。三峡库区百万移民,366万贫困人口的脱贫,生态环境保护,老工业基地的改造,重庆的这“四大任务”同时又是四大难题。从1994年起,重庆国有工业企业开始陷入亏损的局面,1996-2000年,重庆工业连续四年出现大面积的亏损,1997年全市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超过60%,1998年全市2034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为1006户,亏损面为49.46%,其中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高达63.29%。多年计划经济形成的矛盾和问题,在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的转折阶段集中爆发,造成全市工业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效益低下;经济增长点的培育还不能适应发展的要求;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滞后,随着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直辖初年,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巨大差距。工业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产品适应市场的能力不强,多数产品供大于求。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重庆工业存在“三高三低”:一是传统产业和产品比重高,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比重低。以冶金、机械、兵器为代表的重工业在重庆工业中所占比重超过70%。结构不合理导致重庆市工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低。二是国有经济比重高,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低。在工业经济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国有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三是主城及周边地区工业化水平较高,三峡库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水平低。重庆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工业化进程步调不一。直辖之后,重庆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仍然远不能和京、津、沪相比。

GDP中的“营业盈余”指常驻单位创造的增加值扣除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后的余额,代表了全社会经济效益的总水平,相当于全社会的“利润”,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表明了每一元地区生产总值产生的利润量,我们把这个比重称为某地区的宏观盈利率。经过计算,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及全国平均水平的宏观盈利率的数据如表12所示。

单位:%

注:本表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6》地区生产总值项目构成表提供的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和营业盈余数据计算,其中全国平均数根据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和营业盈余加总数据计算。

从表中可以看出,直辖之后重庆市的宏观盈利率虽然在不断提高,从2000年到2005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上升幅度达到66%超过了北京、上海和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其基础水平低,重庆市的宏观盈利率仍比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平均数据低。盈利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单位GDP中税收含量的高低。因此,重庆市经济基础的薄弱是重庆市宏观税负低于北京、上海、天津以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征管水平的影响

单位:%

注:本表为计算表,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5),重庆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没有征收管理,税法规定的法定税负是不能自动达到的。在理论税负既定的情况下,征管水平高,就会有较高的宏观税负,征管水平低,宏观税负也随之下降。

分析征管水平和经济结构对宏观税负形成的影响,可以使用如下公式近似替代:

公式(3)中表示总体税负,表示分量税负拉动率。其中,表示分量税收的税负,Ti(i=1,2!n)表示各分量税收,Bti=(i=1,2Λn)表示各分量税收对应的税基,具体地说:“两税”对应税基为工业GDP与商业GDP之和,营业税对应税基为建筑业GDP加上扣除商业GDP之后的第三产业GDP之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应税基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利税前总额,个人所得税对应税基为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这种分量税负由于采用了税收分量与其对应的税基相比,其反映出来的税收负担是比宏观税负更接近税收负担内涵的指标,能更客观地描述实际税负的高低,同时,它的高低直接表明了征管水平的高低。表示各税收分量对应税基占GDP的比重,反映税基结构或经济结构的影响。即税负拉动率受分量税负与税基结构的共同影响,或者说受征管水平与经济结构的共同影响,而各分量税负拉动率之和为总体税负。这样,总体税负便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是征管水平的高低,征管水平越高,分量税负就越高,则总体税负越高,反之则越低;二是受经济结构的影响,当经济结构出现变动,即当税负较高的分量对应的分量税基占GDP比重提高时,总体税负提高,而当较低税负的分量对应的分量税基占GDP比重提高时,总体税负下降。所以,结构状况,包括征管水平和经济结构,决定了宏观税负的水平和变动趋势。

根据公式(3),对重庆市宏观税负水平、各分量税负水平、各分量税基结构以及分量税负拉动率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3所示。

从表13可看出,增值税、消费税这两税对应的税基在GDP的比重中虽然保持较高水平,但已经呈现略微下降的趋势,而“两税”的税负水平却不断上升,远超过其经济结构变动带来的影响,说明“两税”的税收征管水平在不断上升,这使得“两税”的税负拉动率仍然保持了上升趋势且对宏观税负的形成具有重要贡献,1999年以前,“两税”的税负拉动率对宏观税负形成的影响保持在57%以上,之后略有所下降,但仍没有低于54%。

营业税对应的税基在GDP中的比重与“两税”对应税基相反,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营业税税负也呈稳定上升的情况下,导致营业税税负拉动率逐年上升,对宏观税负形成的贡献也逐步上升,从1996年的16%上升到了2004年的20%。说明经济结构的变动对营业税的增长有利,税务机关的征管水平也很稳定。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对应的税基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说明重庆市企业经济效益不断改善;而税负水平有所下降,说明对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力度有所减弱,导致其税负拉动率呈现先降后升之趋势,对宏观税负形成的贡献呈现出同样规律,总体水平保持在10%以下。

个人所得税对应税基占GDP的比重稳步上升,其税负水平也呈现出同样的规律,说明重庆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改善,人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导致其税负拉动率不断上升,对宏观税负的影响也从3%不断上升至8%以上的水平。

其他税收的税负拉动率变动不大,对宏观税负的影响维持在8%以下的水平。

我们进一步分析宏观税负变动的结构成因。宏观税负变动受分量税负变动和分量税基变动影响。公式如下:

公式(4)表明宏观税负变动等于各分量税负拉动率变动之和。其中,各分量税负拉动率的变动又等于分量税负变动与对应税基结构变动的共同影响。

稳定时,分量税负的变动,也就是征管水平的变动对分量税负拉动率变动带来的影响;表示当分量税负不变,即征管水平保持稳定时,经济结构的变动对分量税负拉动率变动带来的影响。

根据公式(4),对重庆市宏观税负变动成因的计算如表14所示。

单位:%

注:本表为计算表,数据来源于《重庆统计年鉴》(2005),重庆市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出版社。

从表14可以看出,税负变动对宏观税负的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个别年份影响较小外,其他年份均处于70%以上的水平。这说明,重庆市宏观税负的提升主要是征管水平的提升形成的,受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较弱。

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全国平均税负水平的上升主要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好转,而重庆市主要取决于税务征收机关的努力。因此,征管水平不是引起重庆宏观税负水平远低于京、津、沪地区的主要原因。

三、基本结论与启示

(一)重庆市宏观税负偏低的根源在于税收的转移、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经济基础的薄弱和经济效益的低下,与征管水平无关。这说明重庆市宏观税负远低于京、津、沪,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状况是正常的,无论是其产业结构、税种结构、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经济运行质量都呈现出与之相配比的状态。所以,不能因为重庆市宏观税负的偏低而诋毁重庆市税收征管人员的努力,本文的研究证明了重庆市税收征管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宏观税负是一个反映税收与经济关系的综合指标,征管水平仅仅是影响宏观税负的一个因素,只有当其他因素相同时,宏观税负水平才能反映出区域间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宏观税负与征管水平间的关系可用公式(5)反映:

式中ΔP/GDP代表宏观税负的变动量,ΔTi=(i=1,2...5)分别代表由于税收转移、经济结构变动、经济效益变动、重大税收政策变动以及征管水平变动引起的税收变动量,用这五个因素引起的税收变动总量去除以GDP,得到某区域宏观税负的变动量。如果我们能得到前四个因素引起的税收变动量的准确数据,利用上述公式建立回归数学模型,可以计算出征管水平对某区域税收的影响。利用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对全国各个省市排队,以此发现各地征管水平的高低,并能有针对性地对征管水平较差的地区加强管理。可是,从目前的数据统计状况看,要想作到这点,还不具备可能性。比如说,税收在区域间转移的准确数据很难计算出来,前文的计算只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如果用于这个数学模型的计算,将和其余几个因素存在重复交叉,不能用于对征管水平的准确计算。所以,宏观税负水平仅仅是一个地区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通过宏观税负水平来反映某地区的征管水平只有在相当严格的前提条件下才能成立,这个严格的条件是指其他四个因素相同。如果忽视前提条件,用宏观税负水平这个指标来对各个地区排队,以此来反映各地征管水平高低的做法是偏颇的,有失公正的。

(三)提高重庆市宏观税负水平的途径

1.有赖于税制和地方政府间税收横向分配制度的完善。首先,在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间理顺税收初次分配关系,在税收的初次分配环节建立起规范的税收分配办法,不再产生税收与税源的背离。其次,完善所得税的汇总缴纳办法,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后即将实行的法人所得税,将使税收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更为突出,应该配套设计一套补充办法,使企业产生的所得税能够按照属地原则的要求在地方政府间合理分配。再次,不断完善增值税,减少增值税的多档税率,减少由此带来的税收转移。

2.有赖于重庆市经济状况的彻底好转。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希望的过程。重庆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传统的国有工业经济还占据着主体地位。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存在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并且,三峡库区移民只能说完成了移民的第一步,相信之后还有第二步,第三步。最终,库区近千万人口,绝大多数必须离开,到城里发展。移民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目前已经出现了移民回流问题。库区的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一种拖累。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也是原先四川省的贫困地区,贫苦人口大量存在,脱贫的任务非常艰巨。重庆最大的市情就是大城市带大农村和大库区的格局。所以,从本质上讲,重庆更类似于一个农村省份,根本不能和有着发达经济基础的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相提并论。重庆应该有着自己的发展思路。目前,中央已经批准重庆成为城乡统筹实验区,这是非常符合重庆市情况的一种举措。重庆市将根据“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发展经济:把“一圈”作为产业发展核心任务,加快构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同时,加快建设以重庆主城特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尽快形成强大的集聚辐射功能。同时带动“两翼”发展:一是通过“一圈”的发展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反哺“一圈”,并吸纳“两翼”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安居,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到2020年将带动“两翼”累计转移就业400万人。二是加快发展两翼城镇群,扩大城市容量,加强城市带动能力,打造大马拉大车或者说最终形成大马拉小车的结构,加速重庆发展。按照这个构想,到2020年,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内将形成1个特大城市、5个大城市、7个中等城市、若干小城市的城市体系。以此为核心,带动渝东北、渝东南两翼生态区的发展,形成中国西部的强力增长极。毫无疑问,随着重庆市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的逐步好转,重庆市的宏观税负水平也必将随之逐步提高。

摘要：重庆市宏观税负水平低于京、津、沪、也落后于全国平均税负水平,为此本文重点对造成区域间税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重庆市,宏观税负,偏低,分析

参考文献

[1]舒启明,刘新利.税收特征的结构解析.税务研究,2005(7).

[2]郭庆旺,吕冰洋.十年税制运行的基本特征.税务研究,2004(11).

我国税负的宏观分析 篇8

关键词：股价指数 影响因素 计量分析 多元回归

一、引言

自从1990 年上海交易所成立以来，股票市场就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迅猛发展，以强劲的势头飞速追赶发达国家。迄今为止，中国的股票市场在筹资融资、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股票市场20多年的发展道路充满了曲折坎坷，但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证券市场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中不可或缺的资本市场之一。宏观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股票市场也渐渐成为了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相对于成熟的股票市场，我国股市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政策管束严格、股价不稳定、波动大等。这些问题往往会使政府难以有效把握股市脉搏，也使投资者无所适从。而这就需要我们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影响股价波动的主要原因，以便于国家进行有效的調整与改革，也能使投资者据此分析股价走势，减少操作的盲目性，使投资更加准确与理性。

股价指数是衡量股票市场总体价格水平及其变动趋势的尺度，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状态的灵敏信号。因此研究股票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股价与经济增长变化的规律，无论对于政府监管、上市公司还是机构、个人投资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国内不少学者探讨过股票价格指数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李惠男，和付晓梅（2001）认为股价指数的波动与经济增长的总体趋势同步，与货币政策之间也有着内在关联性。周海燕（2005）则从实证的角度论证了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利率、商品价格指数和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因素与股价的波动存在的关系。而张培源（2013）认为宏观经济周期是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具有重要影响的风险因子，同时，股市的运行也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能动反作用。但在中短期也并不能排除股市周期与经济周期背离的可能性。

在诸多文献中，大部分只是在理论层面阐述股价指数的影响因素，近年来才开始对股价指数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先理论分析后实证研究的方法，使分析更全面和完善。在分析中，本文将结合文献提出过的影响因素，并新加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因素，量化分析影响股价指数的宏观因素。

三、理论分析

通过阅读文献及综合分析，本文认为影响股价指数的宏观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货币政策以及国家的投资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进行衡量。GDP增长，意味着总体经济不断成长，上市公司的利润上升，股息和红利也随之增长，企业经营状况得到改善，投资风险减小，这将会为投资者传递积极的信号，从而推动股价指数上扬。因此我们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应与股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居民消费水平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进行衡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和紧缩的程度。CPI如果涨幅迅速，意味着货币在贬值，央行就会采取加息的政策来抑制这种波动，这使得居民的消费成本增大，居民的投资水平相应降低。因此我们认为，居民消费水平（CPI）应与股价指数呈负相关关系。

货币政策采用货币供应量（M1）与无风险利率进行衡量。货币供应量（M1）增加，流通中的现金增加，企业筹资所需的成本降低，预期收益增加，使得股指上扬。因此我们认为，货币供应量（M1）与股价指数呈正相关关系。

无风险利率降低，企业的利息支出减少，盈利增加。站在投资者的角度看，利率的降低使货币的持有成本减小，居民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促使股价上涨。因此我们认为，无风险利率与股价指数呈负相关关系。

国家投资规模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衡量。一般认为，投资增速加快会拉动整体经济快速增长，能提振股市。但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给整体经济带来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不高、效益不好、且不可持续。这样则会给股市未来行情埋下隐患。因此我们认为，固定资产投资额与股价指数的关系通过理论分析还不能确定。

四、数据来源及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以1999—2014年作为样本区间，使用年度数据（取各月数据的平均值），选取上证综指作为被解释变量（Y），解释变量有：国内生产总值（X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2），货币流通量（X3），人民币对美元汇率（X4），固定资产投资额（X5）。变量数据均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的分析软件为EViews7.2。应用回归方法将上述五个指标与上证综指联系起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β5lnX5+μi

（三）模型结果

将数据导入EViews软件进行OLS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

五、实证分析

（一）多重共线性检验

采用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方法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见表2。一般认为，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大于0.8时存在多重共线性。

由矩阵可看出，X3与X1、X5间的相关系数非常大，说明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相关系数大表示X3提供的信息可由X1或X5解释，对模型中可由其他解释变量解释的变量进行剔除，通过比较，将模型中的X3剔除，多重共线性得到解决。

（二）异方差检验

采用怀特（White）检验对回归模型进行异方差检验。由检验结果并查表知，因此认为该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

（三）自相关检验

采用Breusch-Godfrey检验（LM检验）对回归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LM=3.8978，p值为0.8058，因此认为该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

（四） 最终模型

将变量X3剔除后进行OLS分析得到最终回归结果，见表3。

六、分析与总结

（一） 模型结果分析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进行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在样本区间内，国内生产总值（GDP）对上证指数的影响是显著的，呈正相关，验证了之前的理论分析，同时也符合经济规律。GDP上升，代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各企业经营状况好，股利分红增加，人们预期经济形势上涨，股指上扬。

无风险利率对上证综合指数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呈负相关。从模型可以看出，无风险利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上证综合指数将减小0.53个百分点。利率的波动间接反映了经济的波动，也会影响企业的利息支付，继而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故对股指有显著性的影响。验证了提出的假设，也符合经济意义。

在第三部分的理論分析中，我们没有能够确定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上证综指的影响。但最终的模型显示，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上证综指的影响是显著的，且呈负相关。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增加1亿元，股价指数减少3.2。这说明我国的投资可能存在增长过快，导致经济发展不稳定、质量不高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对股指产生了抑制作用。

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这一指标，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就不再显著了，且系数为正，与假设恰好相反。这说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上证综指存在一定的影响，但居民的投资信心并没有因物价的上涨而受到抑制。

（二）总结

综上所述，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无风险利率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对上证综合指数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由于货币供应量（M1）的影响可由国内生产总值替代，也可认为其对上证综指有显著性影响。这些指标都是衡量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因此宏观经济因素对股市的影响是投资者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宏观经济变量影响股票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二者相辅相成。股票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有时股票市场的走势也可能会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相背离，所以中国股票市场还需完善和发展，才能在宏观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的理论分析以及模型的建立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理论基础过于简单，中国的股市情况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政策的影响，不能完全由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解释，因此拟合程度未达到预期。但另一方面还是找出了显著影响股价指数的因素，对股市的观测及投资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惠男，付晓梅.对股价指数变动因素的几点思考[J].学术交流，2001（1）

[2]周海燕.我国股价指数波动及其宏观影响因素分析[D].重庆：重庆大学，2005

[3]张培源.中国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3

[4]张鹏.宏观经济因素对股票价格指数影响的实证分析——于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J].投资与创业，2012（11）

[5]余硕源.股票市场的发展现状及未来[D].广东：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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