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精神病学

司法精神病学（通用8篇）

司法精神病学 篇1

百科名片

司法精神病学（forensic psychiatry）是临床精神病学的一个分支，涉及与刑事、民事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有关的精神疾病问题，其主要任务是对涉及法律问题又患有或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的当事人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为司法部门和法庭提供专家证词和审理案件的医学依据。

司法鉴定法律能力评定的分类

刑事责任能力

责任能力评定的法律依据《刑法》第18条，其中明确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上明确规定了评定精神病人作案时的责任能力状态必须具有两个要件：一是医学要件，即必须是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二是法学要件，即根据其实施危害行为时精神症状对其辨认和控制能力的影响。关于不能辨认和不能完全辨认的法律定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条规定：“精神病人（包括痴呆病人）如果没有判断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不知其行为后果的，可以认定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因此，评定时首先要明确精神疾病的诊断，并判明其实施危害行为时所处的疾病阶段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综合分析其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作出责任能力评定[1]。

⑴无刑事责任能力

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疾病的发作期且危害行为与精神症状直接相关，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或控制能力，可以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⑵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即患者在实施危害行为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但又因疾病的原因使这些能力有所减弱的，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发病期，但危害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间歇期缓解不全，遗留不同程度后遗症的，在这些情况下实施危害行为，其辨认能力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削弱，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⑶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我国《刑法》规定，间歇期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精神障碍患者如果处于间歇期且无任何后遗症状；或者患者病情完全缓解，社会功能良好，在这些情况下，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应评定为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民事行为能力是民事主体独立地以自己的行为为自己或他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精神障碍患者因涉及其民事法律问题的案例近十年来呈明显的增加趋势。常见的案例涉及患者的婚姻能力，如在离婚案件中患者是否有能力参与离婚诉讼；财产处置及继承能力，如患者是否有能力处置自己的房产或继承其他人的财产；遗嘱能力，如患者生前所立遗嘱是否有效；劳动合同能力，如患者自己提出辞职申请，且被单位采纳辞退，写辞职申请时的行为能力如何等。这些都归属于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范畴[2]。

1.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原则

精神障碍患者，由于受疾病影响，其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使其在民事行为中正确地表达自己意思，并理智地处理自己事物的能力受损，即影响到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依我国《民法》第十三条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行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进行与他的健康状态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因此，对精神障碍患者行为能力评定的总体原则，是精神障碍患者疾病的不同疾病阶段及严重程度，看其是否具有独立判断是非和理智地处理自己事物的能力分别评定为有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但在具体的案件中，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行为能力的评定实际上包含了两类情形，即一般民事行为能力和特定民事行为能力，在这两种行为能力评定中，运用上述原则时，着重点应有所区别。

2.一般民事行为能力

这是指在精神障碍患者尚未涉及某一具体民事行为时，经其利害关系人申请，经法院受理、委托，对其行为能力进行评定，并经法院判决认定宣告。这常见于因患者的家人或家属对患者的遗产可能的处置行为或因监护抚养问题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患者的行为能力做出评定。这实质上是对该精神障碍患者广义的行为能力评定，因为一旦宣告某人为精神障碍患者无行为能力，则将意味着其后的所有“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直至其行为能力恢复。而其行为能力的恢复需要再鉴定、再宣告。所以对此类行为能力的鉴定一定要慎重。

（1）评定原则：根据患者评定时精神障碍所处的阶段、损伤的严重程度、疾病对其一般意志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的一种推定式的行为能力评定。在评定时对其、所患精神障碍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的可能发展状态做出充分的估计，注意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民事权益。一般说来，处于疾病发展阶段或严重阶段评定为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疾病处于缓解不全期阶段（或不完全缓解阶段）为限制行为能力；疾病出于完全缓解阶段为完全行为

能力。

（2）注意事项：在对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一般民事行为能力评定时，在应用上述原则时，需要注意：查清患者目前所处精神障碍的疾病阶段，因为这是推定式判断的重要依据；分析目前疾病症状对整体精神功能的影响，特别是在疾病的发展阶段，因为精神障碍患者即使在疾病的发展阶段，也并非对周围环境中发生的事物都完全丧失辨认和处理能力。有时评为限制行为能力更为有利，有利于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如果该患者涉及具体某一民事行为时，依《民法》十三条规定而再行鉴定，确定此时患者是否能够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3.特定民事行为能力

在精神障碍患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中，大部分属于此类，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已经实施完成的某一民事行为时的行为能力，如生前或现已立的遗嘱或已完成的财产公证，已签约的合同或已提交的辞职报告等；即将进行的某一民事行为能力，如离婚诉讼、出庭作证、财产分割或处置等。

（1）评定原则：此类行为能力评定的特点是针对某一明确的具体的民事行为时的行为能力评定，因此评定时重点是考察患者对这一具体的民事行为是否具有真实的意思表达，即对该事物的判断、理解、处置能力。

（2）注意事项：此类评定时精神障碍患者所处的疾病阶段仅作为分析病情可能对其意思表达影响的参考标准，疾病的阶段不能作为评定某一具体民事行为时的行为能力标准；评定时要对具体的已完成的或即将进行的民事行为作具体分析，查明患者的意思表达是否由于疾病某一症状而影响了其真实的意思表达能力，即影响了他对该民事行为的判断、理解和处置能力，如受到妄想的直接影响，或即使处于疾病缓解阶段，但其处置行为也可能受到其情绪不稳定的影响。

其他相关法律问题

1.性自我防卫能力

女性精神障碍患者，常容易遭受性侵害。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性自我防卫能力的评定，要结合精神障碍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和其对该性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一般来说，精神障碍处于疾病的发展阶段或严重阶段，评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精神障碍处于不完全缓解期或缓解不完全阶段，要结合性行为事件的过程及患者对该性行为的实质性辨认能力确定其性自我防卫能力，可评定为无性自我防卫能力、性自我防卫能力削弱或有性自我防卫能力；精神障碍处于完全缓解期，对性行为有辨认能力时，评定为有性自我防卫能力。

2.精神损伤

精神障碍患者人身损害赔偿案，近年来在法医精神病鉴定实践中逐年增加。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的起病形式是缓慢隐袭起病，起病没有明显的心理和环境刺激因素，但也有一些

患者是在遭遇外界强烈的心理刺激后，即在一定的生活事件作用下急性或亚急性起病，如打架纠纷、被处罚、惊吓等，这就有可能导致了民事纠纷。即在患者起病后，或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患者的家人或亲属就患者的精神障碍与其生活事件的关系提起人身损害赔偿诉讼。

（1）精神损伤与生活事件：现阶段，对于精神损伤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及精神损伤程度的鉴定尚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相应的法规，因此在法医精神病鉴定实践中关于精神损伤与生活事件的关系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有以因果关系描述为直接因果、间接因果和无因果关系；有以相关关系描述为直接相关、间接相关和无关。在精神障碍与生活事件关系的鉴定中也存在同样不同的描述，而不同的描述可能导致不同的司法审判结果，即产生不同的民事赔偿责任。精神障碍疾病的性质归属是一种原因未明的内因性精神疾病，它不同于应激障碍；有些生活事件的心理刺激性并不强烈，精神障碍的疾病过程中，也缺乏对该生活事件的心理反应色彩，或病愈后回忆当时生活事件也未有强烈的情感体验；虽在强烈的精神刺激因素下起病，但随着疾病的发展，病态的内容与心理刺激因素逐渐失去联系性，精神障碍的症状愈加突出。因此，在现阶段对于生活事件与精神障碍关系的界定上，以诱发因素来描述生活事件与精神障碍的关系较合适。

（2）评定时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要明确查清生活事件即心理刺激前被鉴定人是否完全正常。某些精神障碍患者是缓慢、隐袭起病，开始可能表现为个性改变，学习、工作能力下降，甚至思维上有明确的精神病性症状，不易被当事人觉察。若生活事件前确实完全正常而且该生活事件与该患者的发病有密切的时间联系，可评定为该事件是其精神障碍发病的诱发因素。其次，若生活事件发生时，被鉴定人已处于精神障碍的病程中，要确定该生活事件是否加重了精神障碍病情，除要查明该生活事件与精神障碍病情加重有无密切的时间联系，还要确定其加重的疾病症状的内容与生活事件有无密切的联系，即有无事件的关联性，方可评定该生活事件是否加速了被鉴定人原有精神障碍的发展。

（3）注意事项：评定中要注意区分生活事件的心理刺激因素的强弱，有些是在受到明显而强烈的心理刺激后出现精神障碍，有些刺激因素并不强烈，为一般性的、人们经常遇到的心理刺激因素；有一些看似心理刺激因素的生活事件其实是患者病态行为的结果，是患者对环境适应不良的结果；有些患者在明确的心理刺激因素作用下起病，但距离患者起病时间较远，其生活事件与起病缺乏明确的时间关联。另外，在鉴定中要注意对心理刺激因素进行具体分析，有些是评定某单一的心理刺激因素与精神障碍的起病的关系；有些是评定同时几个互不相关的心理刺激因素与精神障碍起病的关系；还有些是评定同时几个互为的因果关系与精神障碍起病的关系，对于这些，在鉴定实践中我们要有区别对待。

各类精神疾病法律能力的评定

1.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患者违法行为占司法精神病学总数的第一位。一般来讲, 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疾病发作期出现违法行为，且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时，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处于发病期，但作案行为与精神症状不直接相关，或不完全缓解期及残留期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处于稳定缓解状态者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3]。

作案动机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在幻觉妄想即“病理动机”支配下作案评定为无责任能力；现实动机支配下作案一般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有的既有现实因素，又有病理成分，一般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有的作案没有明确动机，如一青年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将路过其门前的一名未曾见过面的小学生一刀杀死，鉴定时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这样做，不明动机事实上是丧失了辨认和控制能力，评定为无责任能力。

行为能力的评定原则和责任能力的评定原则大体上相同。

偏执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病性精神障碍的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及其他相关能力的鉴定可以参照精神分裂症的鉴定原则进行。

心境障碍中抑郁症患者的暴力行为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抑郁症患者可发生所谓的“扩大性自杀”，是由于病人存在强烈的自杀观念，又出于对配偶或子女处境的同情和怜悯，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和不忍心遗弃亲属，因而在自己自杀前杀死亲属而后自杀。在责任能力评定上，具有抑郁妄想综合征的抑郁患者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丧失辨认能力，一般判定无责任能力；而具有焦虑症状（或激越性）的抑郁患者对自己的行为往往具有辨认能力或辨认能力下降，一般应视为有责任能力或限定责任能力。

2.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及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在临床上表现为急性脑病综合征，主要表现为意识障碍，丧失了对自身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出现违法犯罪时，评定为无责任能力。

脑器质性精神疾病、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也表现为慢性脑病综合征和精神病性症状，表现类精神分裂症、抑郁状态、类躁狂状态，达到精神病性程度，如果作案行为与精神疾病直接相关时，评定为无责任能力，程度较轻的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表现为人格改变者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部分从轻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表现为智能障碍者参照精神发育迟滞评定责任能力。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常见形式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急性酒精中毒后由于出现意识障碍，辨认和控制能力均受到损害，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普通醉酒状态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因为在饮酒前被鉴定人就应预见饮酒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复杂性醉酒一般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酒精中毒性脑病、酒中毒性妄想症、酒中毒性幻觉症等，由于其病情达到精神病性程度，参照精神分裂症鉴定原则进行评定，一般评定为无责任能力和无行为能力。

3.精神发育迟滞

精神发育迟滞在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中居第二位，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容易接受暗示和教唆而犯罪，也容易受到人身侵害。女性患者常因被强奸或诱奸而要求鉴定其行为能力和性防卫能力，以明确施加侵害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一般参照智商结果予以评定。智商在34 分以下者为无责任能力，35～49 分者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智商在50～69 分者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行为能力评定原则大体相同。应该指出的是，智商测定不应是我们评定责任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唯一依据，应结合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综合评定。

4.人格障碍和性心理障碍

狭义的人格障碍指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缺乏正常的道德伦理观念，行为具有冲动性，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生物学研究发现这类人的大脑成熟延迟，皮层警觉性低下，脑电节律变慢，表明脑功能不良。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仍有充分的辨认能力；而且人格障碍的程度越严重，反社会性就越强，对社会危害性越大，医疗措施难以奏效，必须给予强制性处罚措施，一般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对曾有脑部疾病病史和脑损伤病史、脑电图或脑影像学检查有明显异常者，可以酌情评定为有（部分）责任能力，但应严格掌握。

司法精神病学 篇2

关键词：伪装,司法精神病,司法鉴定

精神病可以分为司法精神病和医学精神病, 精神疾病的伪装又称为诈病, 是指以欺骗为企图, 故意地模仿疾病或夸大疾病的一种症状。伪装精神病并不是真正的精神疾病, 它通常表现为为了达到一个明确的目标而有意识的伪装成为精神病人。

一、司法精神病现有问题

(一) 司法精神病易于伪装

精神病因为多为主观性质的症状, 并且其表现症状易于模仿, 伪装者可以表现的语无伦次, 答非所问, 有时候还可以表现为极其荒谬的程度, 这种情况如果不认真观察, 很难发现端倪。①

有的诈病者, 为了使鉴定者承认其为精神病患者, 他们常常会特别愿意描述自己的症状, 见到鉴定人员, 喋喋不休的叙述自己所幻想的事物, 夸大症状的表现, 有时会表演的极为卖力, 表现的比真正的精神病人要夸张很多, 然而因为精神病的行为各异, 这些表现通常要一个主观的判断, 仅通过外在表现的判断有一定的难度。因此, 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过程中, 伪装的精神病较为常见。

伪装精神病其实并不少见, 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许多士兵在军队中伪装成精神病人, 其大多为了逃避服兵役而进行伪装。伪装精神病的目的其实各不相同, 如果不了解此人的状况, 很难掌握其伪装的真正目的。②

(二) 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困难

1. 侦查机关鉴定难度高

侦查机关鉴定疑患精神病存在一定的困难, 通常, 侦查机关往往负责整个案件的侦查工作, 由于工作量大, 任务重, 对于疑似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 侦查机关处理的时间往往不是特别充足, 即使时间充足, 由于对于如何收集、如何调查、确认后如何处理并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 侦查机关往往也很难做到精准的鉴定, 而且司法精神病的鉴定也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关于精神病方面的知识, 这对于侦查机关鉴定精神病案件又提高了一个难度。

2. 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准确结论

有些司法精神病的伪装者, 白天行为异常, 而到了晚间自己独处一室时, 或者没有其他人监视时才会停止表演, 恢复正常。做司法精神病鉴定时, 被鉴定者心理往往有很强的反鉴定意识, 即使让其单独处于一室, 他或许会猜测到有摄像头而一直进行表演, 只有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发现破绽, 这给鉴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3. 诈病者自身方面的因素增加了鉴定难度

有些司法精神病伪装者, 当其犯罪之后, 为了伪装成精神病患者, 利用其之前头部受过伤或者做过手术这一特点, 佯装出大脑受过损伤而引发的幻觉症状的精神病患者, 当鉴定人员给该伪装者进行检查时确实能发现头部有过创伤, 鉴定工作就需要更加谨慎, 因为鉴定人往往会因为其受伤的事实而作出错误的判断。③如某县供销社的主任王某, 由于14年前参军, 在一次战斗中头部受过伤, 参加工作后, 由于贪污公款被调查, 随即王某对外宣称其之前的头伤引发的头痛复发, 时常会幻听, 并且很多事都记不清了。对王某这样的诈病者进行检查, 其头部受伤的事实会增加鉴定工作的难度, 往往鉴定者会因为其头部有受伤这个事实而者更加相信其是真的患有精神疾病。④

有的诈病者自身学习并且接触过精神病学的有关知识, 作为一个对精神病有相关了解的人来说, 其更知道精神病患者的表现状态, 倘若接触过精神病人, 也易于模仿。还有的伪装者不配合鉴定人员的工作, 甚至是反抗, 不配合鉴定人员的检查, 这样也增加了鉴定的难度。

4. 边缘界限难界定

一个精神病患者往往是从精神正常过度到精神不正常, 再通过治疗可以抑制精神疾病, 到接近正常的精神状态, 如果用线图表示, 我们可以画出一条围绕直线的波浪线, 但是这个波浪线在与直线交接状态又很难界定是精神正常还是非正常。当一个犯罪嫌疑人处于精神病和正常精神的过度阶段, 也就是波浪线与直线交接处, 我们该认定这个阶段是精神正常还是非正常, 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

(三) 司法精神病鉴定意见适用的问题

1. 对法官提出更高的要求

司法精神病不同于医学精神病, 医学精神病由临床医生来作出结论, 而司法精神病往往由法官来评断。这一评断不仅涉及临床医学方面的问题, 而且涉及法学方面的知识, 要求法官在审阅精神病鉴定意见时要判断这个结论是否符合司法精神病的特征, 只有达到法律规定的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时才符合司法精神病。但是伪装的司法精神病, 法官要判断其是否符合司法精神病, 仅凭专家下定结论的临床精神病是不够的, 法官还需要评断这种情况是否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行为能力, 然而这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 完全取决于法官的心证。

2. 有些地区一般只要提鉴定申请, 至少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司法精神病是从医学精神病发展演变而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靠医学精神病的鉴定结果来下结论的, 往往经过一些临床专家下的结论会直接应用到司法结论中。然而, 由于医学精神病和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标准不同, 医学精神病的鉴定很可能会导致司法精神病结论出现错误。医学精神病坚持“疑病从有”的原则, 往往是临床专家根据长期观察、通过病史研究后认为其有患病可能, 而司法精神病却坚持“疑病从无”原则, 因为被鉴定者是否符合精神病关乎到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受到的法律制裁的不同, 所以司法精神病比医学精神病要谨慎的多。

正因为这个情况, 大多司法精神病伪装者请医学精神病的专家进行检查和鉴定, 专家们凭借医学经验得出了可能患有医学精神病的结论, 这种专家的意见往往会误导法官的判断。当法学出身的法官看到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时, 受专业限制的法官很难从医学上进行反驳, 而且精神病的鉴定结论, 往往会运用一些医学专用术语, 法官读起来可能不如医学专业的人更能了解其真实含义, 所以出现了很多地区, 一般提出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就会得出至少是不能完全辨认或者控制自己的行为能力。这样一来, 法律的公正性就有待考量了。

二、宏观上对现有状况进行改善

(一) 从立法上对伪装精神病人进行处罚

之所以有很多犯罪嫌疑人伪装精神病人, 就是因为精神病人犯罪会得到适度的减轻或免除处罚。如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 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 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 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 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但是, 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点, 现在的法律对于查出假装司法精神病的人, 只能按原先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对其定罪, 这样就使得一些人产生了侥幸心理, 他们认为不提出精神病的鉴定申请貌似没有维护自己辩护的权利。其实我们可以加大立法程度, 单独规定一则法条, 对伪装精神病人的犯罪嫌疑人进行适度处罚, 可以根据其减免刑罚的程度上作一个裁量, 不单要承担应用的责任, 还要额外承受一定的法律制裁, 从立法角度来杜绝伪装精神病的情况。

(二) 细化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完善鉴定机构的鉴定过程

可以单独成立司法精神病的鉴定机构, 专门鉴定司法精神病的犯罪嫌疑人, 培养专业的司法精神病的鉴定人员, 这些人员需要取得鉴定执业资格的人士, 符合国家规定的鉴定人员的资质要求, 但是还需要对他们进行专业精神病的培训, 让其大量接触司法精神病的鉴定工作, 得出最专业的结论。但是鉴定机构在出具的鉴定书中要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尽量做到通俗易懂。可以成立一个最终的审核办公室, 专门审核鉴定结论, 对于没有用通俗语言的地方进行修改, 对于必须使用专业术语的地方做上标注, 或者可以附页解释, 力求做到让评断者明白, 这样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尽量不受医学知识的限制, 结合案情, 对于伪装精神病的人, 进行全面考察, 从而可以公正的审判。

(三) 引进国外的受审能力, 防止诈病者蒙混过关

受审能力的概念最先出现于英国普通法中“审判那些不知道法庭辩护本质的被告人是不公正的”一说, 是指刑事被告人参加庭审, 接受审判的能力。而我国对于司法精神病人的评判, 大多取决于诉讼行为能力, 只评断其辨认或者控制能力两个方面。然而, 许多法治国家已经正式运用了受审能力的评断标准, 甚至将其延伸至刑事诉讼法的整个阶段, 相比之下, 我国的“诉讼行为能力”过于笼统, 不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的细节处。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受审能力来进行审案, 我们在审案的过程中, 遇到司法精神病的伪装者, 可以中止案件的审理, 等待其精神恢复正常时, 再继续进行案件的审理工作, 这样就避免了诈病者规避法庭审理、不配合审理工作的情况, 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决定是否应当让其承担法律责任。这样一来, 既能保护真正精神病患者的权利, 又能防止精神病伪装者蒙混过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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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学 篇3

精神发育迟滞病人因其智力低下，较正常人群更易受到侵害或侵害别人，常涉及法律，由公安机关要求作司法精神医学的鉴定。现将我院近5年来开展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以下简称鉴定）的64例女性精神发育迟滞案例分析如下：

1 一般资料

1.1 年龄 13-56岁，平均30.2岁。年龄分布：小于20岁10例，占15.6℅；21岁-30岁34例，占53.1℅；31岁-40岁13例，占20.4℅；41岁-50岁5例，占7.8℅；50岁以上2例，占3.1℅。

1.2 民族 64例均系汉族，与本地区是汉族人口居住区有关。

1.3 婚姻 已婚28例，未婚32例，离异4例。

1.4 文化程度 文盲18例，占28.1℅；小学34例，占53.1℅；初中12例，占18.8℅，小学以下文化占81.2℅。

1.5 职业 无业15例，农民35例，工人3例，学生5例，打工6例。城市以无业，农村以农民占大多数。

1.6 既往史 有脑炎病史8例，高热抽搐史4例，癫痫史5例，头部外伤史6例，余既往史无异常。

1.7 家族史 母亲有精神病史8例，父亲或母亲智力低下者12例，余家族史无异常。

2 实验室检查资料

2.1 脑电图 轻度异常10例，中度异常5例，其他均为正常脑电图。

2.2 CT 异常者7例，余均为大致正常或正常CT。

2.3 韦氏成人智力测验 智商< 35者5例占7.8℅，智商在35－49之间者18例占28.1℅，智商在50－69之间者41例占64.1℅，最低智商为22，最高为68，平均智商为49.6。

2.4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个性调查表 其中Sc分值高于60分者12例，占18.8℅，说明相当一部分精神发育迟滞病人伴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症状。

2.5 临床诊断 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根据病史，精神状况检查，智商测定，结合实际年龄和存在行为适应上的缺陷，分轻、中、重三级同，其中轻度精神发育迟滞40例，中度精神发育迟滞20例，重度精神发育迟滞4例。

3 鉴定案由情况

被强奸案38例占59.4℅，参与盗窃6例占9.4℅，纵火3例占4.7℅，严重扰乱治安2例占3.1℅、余为民事行为能力、劳动能力鉴定。

4 结论分析

本文对64例女性精神发育迟滞司法鉴定案例进行了分析，其中受害者46例，占71.9℅，受害者有以下几个特点：1、多为青春期女性，其中有个别年幼女孩；2、智能有缺陷，是非判断能力低，易上当受骗或易冲动；3、性意识低下性自卫能力差或无；4、被奸诱时的态度基本为被动服从；5、受害经过受智能低下影响大多叙述不清；6、被奸污后仅有2例主动告发，大多数人因行为异常，甚至受孕后才被发现。7、部分患者由于智商水平与社会适应能力不相称，智能各成分发育不平衡，易引起鉴定人对智能缺陷程度与性防卫能力评定的分歧[1]。

其中被告12例，余为劳动能力鉴定，被告者的特点为：1、基本上为轻或中度精神发育迟滞；2、偷窃者作案动机幼稚，简单，不考虑后果，行为往往带有冲动性；3、纵火者多为报复性，攻击性，这与智能缺陷，易与现实发生冲突有关；4、扰乱社会治安者多为别人唆使，易冲动；5、全为单独作案[2]；6、多数被鉴定病人在不同程度上保留对行为的辩认和控制能力，因此多评定为限制责任能力，部分轻度病人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

本组案件中无论刑事或民事案件均以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者多，占总数的93.7%，说明轻、中度智力障碍者为构成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又一主体，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人群较普通人群的犯罪行为发生率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能最重要，其他诸如冲动、暗示性、剥削、取悦也是病人卷入犯罪的重要因素，与普通人群相比，精神发育迟滞病人的犯罪更易被发现，其一旦被拘捕，可能更易于坦白交代[3]。对于精神发育迟滞患者在犯罪时，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时目前也尚无统一标准，尤其是对轻、中度精神发育迟滞的责任能力评定分歧较大。国内大多对精神发育迟滞的责任能力评定既要考虑其智力缺陷的程度，又要同时考虑社会适应能力、作案动机、预谋及自我保护等社会心理因素[4]，故在评定其是否具有性防卫能力或责任能力时应慎重对之。

参考文献：

[1] 王小平.104例侵害案例性防卫能力相关因素分析[J] .“第八屆司法精神病会议论文集”.

[2] 陈道滋,等.精神发育迟滞司法鉴定36例分析[J].江西精神医学，1994，1：29

[3]（英）Gelder,M.;（英）Mayou,R.;（英）Cowen,P.a著：牛津精神病学（中文版刘协和等译），2004：867

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篇4

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向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资格：

(一)取得国家高等医学院校精神卫生专业或者医疗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综合 医院精神病科连续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5年以上，在精神病专科医 院或者综合医院精神科再连续参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5年以上，并取得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务任职资格;

(二)取得国家高等医学院校精神卫生专业或者医疗专业专科学历，具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 精神病科连续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7年以上，在精神病专科医院或 者综合医院精神科再连续参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工作5年以上，并 取得精神科副主任医师以上职务任职资格。

第十四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资格申请人，经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审核，报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府批准后，由盛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颁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精神疾 病司法鉴定人资格证书》：

(一)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

(二)在二级以上精神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级综合医院的精神科任职;

(三)医德高尚，遵纪守法;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五)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批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人资格：

(一)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条件;

(二)发生医疗事故未满五年;

(三)服刑期间;

学习邹碧华精神,传递司法正能量 篇5

“人民的好法官”邹碧华生前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积极投身司法事业26年。2014年12月10日，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终年47岁。他的英年早逝，大家为之扼腕，追忆缅怀不绝。“法官当如邹碧华”、“燃灯者邹碧华”各种赞誉纷至沓来。

邹碧华去世后，习近平指出邹碧华同志是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敢于担当的好干部。他崇法尚德，践行党的宗旨、捍卫公平正义，特别是在司法改革中，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中宣部追授其“时代楷模”荣誉称号；最高人民法院追授其“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中共上海市委追授他“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

他有一种什么精神，一种什么特质，让法官、律师、同事甚至普通老百姓如此尊敬他，爱戴他？

那是因为他坚定信念，忠于职守；那是因为他司法为民，心系百姓；那是因为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那是因为他博学多才，知行合一；那是因为他家国情怀，重情重义。

坚定信念，坚守信仰。邹碧华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一名法官，有崇高的法治信仰。因为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信仰，他不迷失自己的方向，不惧怕任何困难，为推进司法改革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甘当改革事业的“燃灯者”。

司法为民，心系百姓。他出生并生长在江西农村，对民生疾苦有着切身的体会，对社情民意有着深刻的了解。他在长宁法院当院长时，有群众反映打了36个电话都没找到法官，于是他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设立了法院小总机，解决群众联系法官难的问题。还是在长宁法院工作期间，坚持每周一次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登门开导上访户，亲自帮助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这点滴细心工作，化解了矛盾，赢得了百姓的赞誉，也提高了百姓对司法的信心。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按照中央部署，上海作为司法改革的首批试点单位，要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要面对的是“险滩”和“硬骨头”。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没有任何样板可学习，但邹碧华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毅然担任了上海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带领上海司法改革团队夜以继日的研究改革方案，精心组织论证，在上海全市召开了30多场座谈会，梳理了5大类100多个问题，研究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院管理及法官职业保障制度，前后历经34稿研究制订了《上海法院司法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将案件大数据、案件权重测算法与工作量可视化展示等方法与手段综合运用到司法改革之中。在司法改革培训会议前夜，他还一口气赶出了200多页的PPT，为的是说服更多人理解和支持司法改革。作为司法改革航船的奋楫者，他奋力突破，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他“一点一点往前拱着改革”，不怕得罪人，不惧“背着黑锅前行”，他有不计个人得失，“功成不必在我”的担当。

博学多才，知行合一。邹碧华在高院分管过研究室、刑事审判庭、少年审判庭、信息管理处、审管办等多个部门，每一个科室的工作性质和业务要求不同，特别是对于自己不熟悉、不精通的业务，他都刻苦专研，为了做好上海高院信息化建设三年规 1

划，仅“大数据”一个专题就先后读完了近50本书籍，推动上海高院信息化建设再上新台阶，也走在了全国法院的前列，甚至走在世界的前列。邹碧华学习能力强，做到知行合一。结合审判工作实践，推出了《群众接待场景65例》；先后主编或撰写了《公司法疑难问题解析》、《中国法官助理改革研究》、《中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等十余部著作，尤其是《要件审判九步法》，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法院很多一线法官的“教科书”；作为上海法官学院兼职教师和高校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他积极传播先进的法治理念，不管工作多么繁忙都坚持给学生讲课；他尊重律师，主导推出《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推动律师诉讼服务平台建设，深受广大律师好评。

家国情怀，重情重义。邹碧华是人们眼中的好儿子、好老公、好父亲。作为儿子，他孝顺父母，博士毕业后，把江西老家的父母接到上海来住，还专门为老父亲准备一个独立空间做“版画工作室”，时常买些小礼物送给父母；作为老公，他温柔体贴，甘愿当妻子的“拐杖”，出门他总会握住妻子的手，提醒哪里有台阶；作为父亲，他注重教育，用心地寻找适合儿子的教育方式。受他影响，儿子也很少抱怨，即使遇到负面信息也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他爱好摄影，喜欢唱歌。正是这种真性情，才让生逢中国法治建设求新求变年代的邹碧华，激发起对司法事业的无限热忱，让他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能够坦然面对，保持着火一样的激情。

面对如此高大的精神巨人，面对如此雄壮的精神丰碑，作为初入司法机关未来将走向法官岗位的我，无疑，这是一笔的无价精神财富。法官当做邹碧华，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时刻以“邹碧华精神”警醒自己，警醒自己坚定信念，坚守信仰；时刻以“邹碧华精神”鞭策自己，鞭策自己司法为民，心系百姓。时刻以“邹碧华精神”激励自己，激励自己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博学多思，知行合一；时刻以“邹碧华精神”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家国情怀，重情重义。

论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及价值定位 篇6

司法独立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对抗王权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一项宪法性规范，它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司法运行的内在逻辑要求，“含有完善法律调整的合理技术成分”。（1）经过二百多年的实践，司法独立原则不仅被实行“三权分立”制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也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认同，并演变成为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法治原则。

在我国，对司法独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近年来，随着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法学界对于司法独立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逐渐形成了司法独立是社会主义法治基本原则的共识。但是，现行立法有关“独立审判”的相应规定尚欠具体和完备；学术界对于司法独立的内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定位的理解还很不明确，以致对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内涵及其制度保障等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有必要对司法独立的相关理论问题作深入研究，以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并对其价值进行正确定位。笔者不揣浅陋，就此发表几点拙见。

一、司法职能和特点

正确把握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应当从司法职能和特点入手。在理论上，对“司法”一词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常的观点认为，司法是一个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概念，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审判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及违宪案件的专门活动。在我国，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和检察院。本文在特定意义上也是传统意义上使用“司法”一词，即把司法的主体限定为法院。

司法是国家的一项古老的职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有法律就有司法，没有司法就没有法律。在古代社会，司法具有明显的社会自治性色彩，它一般是由共同体首领主持，或者由地方长官兼理（或至少掌握最后决定权），并且都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广泛参与下进行的。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司法才逐渐变成由专职人员组成的国家专门机构从事的.审判活动。现代国家的司法制度普遍保留的陪审制度，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司法本身原有的社会参与特征。

司法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中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现代意义的司法是一个以法院审判为核心，包括基本功能与法院相同的仲裁、调解、行政裁判、司法审查、国际审判等解决纠纷机制在内的一个开放性的体系。（2）司法的构成要素，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争议双方当事人、居间裁判者、法律规则、纠纷事实、交涉过程和裁决。其中争议双方当事人与居间裁判者所构成的“三边关系”，可以说是司法区别于立法、行政和守法等现象最为典型的特征。“从起源上讲，所有司法正是那些有了纠纷的当事人寻找一个双方均能接受的第三方来根据是非曲直而加以裁判；中立是裁判者的最基本的要求。”（3）我们长期以来习惯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社会形态角度对司法现象和司法职能进行考察和研究，强调司法作为专政手段的作用，认为司法的基本职能就是为阶级统治服务。这一传统的法学观念，不能正确反映司法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重要功能作用及其法律调整规律，不利于建立体现民主政治要求的有效运行的司法机制。

从司法的起源、演变及其构成要素入手，可以将司法职能概括为：解纷止争，维护和恢复秩序，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1、司法的本质是居中裁判；2、司法是被动性的活动，先有纠纷和告诉，才启动司法机制；3、司法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4、司法是判断性活动，它依据既定法律规则，明断是非曲直；5、司法决定是终极性的，对争端的解决具有最高的权威。

二、司法独立的精神实质

司法的职能、本质和特征，决定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法治原则，是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确立起来的，它渊源于孟德斯

司法精神病学 篇7

抓法律服务第一要务, 促科学发展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刻阐述了法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作用, 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 为司法行政工作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服务发展, 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责任所系、价值所在, 必须准确把握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在促进科学发展上有新作为。

一是着力推动法律服务向经济建设的各领域、市场经济的各环节、社会事业的各方面拓展延伸。重点围绕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借重首都资源、培育现代产业体系、新型城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事关“打造京津联动发展桥头堡、京津冀城市群重要支点”这一宝坻总体发展战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组织人员深入调研, 为各级各部门超前提供法律咨询、法律建议和法律审核等服务, 帮助构建法律“防护墙”, 提高服务发展的针对性。

二是着力推动工作重心由事后法律维权向事前风险防范转变。以推行法律顾问制度为抓手, 把更多精力放到做好招投标、租赁、产权转让等公证业务, 以及经营风险评估、融资引资、兼并重组等法律咨询上, 为企业预防和减少经济纠纷、规避市场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服务。目前, 宝坻区在建立区政府法律顾问团的基础上, 正在各街镇、村居和园区、企业有序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其中24个街镇均与律师签订了法律顾问合同。

三是着力推动法制宣传向广覆盖、深层次迈进。紧紧围绕工作中心谋划和开展法制宣传, 推进法制宣传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注重抓住重点, 分类施教, 针对领导干部、一般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不同对象, 分别采取授课式、宣讲式、引导式、案例式等方法, 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带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 从而实现政府依法管理、企业依法经营。工作中, 宝坻区在全区范围启动了领导干部任前法律考试工作, 有力提升了各级依法行政、依法执政、依法决策能力。

抓法律援助体系建设, 促司法惠民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深刻阐述了法律援助质和量的辩证关系, 揭示了法律援助工作发展的基本规律, 并对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围绕落实好总书记的指示要求, 一是扩大法律援助范围。重点推动建立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标准动态调整机制, 及时将更多与民生权益保护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 将覆盖人群逐步拓展至低收入群体, 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的困难群众。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群众的需要, 与时俱进地加强区法律服务中心建设, 强化法律援助功能, 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法律服务需求, 推动实现全民共享。

二是提高法律援助质量。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服务行为, 细化服务标准, 完善服务流程, 加强对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服务者的教育管理, 严格执业纪律, 提高法律援助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水平。建立科学高效的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 严格办案资质条件, 推广组建专业团队, 提高办案质量。加强案件质量管理, 严格实行案件质量评估, 完善办案质量监督和管理机制。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加大违法违纪行为处理力度, 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三是夯实法律援助基层基础。重点推动法律援助触角向镇村延伸, 方便广大基层群众获得公共法律服务。目前, 宝坻24个街镇司法所全部完成创建工作, 分别建立了“法律服务超市”, 开通了“一站式”法律服务, 进入“法律服务超市”的群众, 既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各类法律书籍, 也可以自由选择法律专业人士进行一对一的法律咨询。在建成485个“司法工作室”的基础上, 继续在全区推广“司法工作室”建设, 更好地推进便民、利民。

抓法律维稳作用发挥, 促社会和谐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对进一步做好社区矫正、人民调解等工作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必须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进一步发挥好法律对维护安全稳定的“稳压器”、“减压阀”、“保险拴”作用, 着力维护社会安全和谐稳定。

首先, 在社区矫正工作上, 坚持从实际出发, 充分考虑社区建设、社会资源和工作力量等方面实际情况,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确保社区矫正切实可控、平稳运行。切实提高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适应性帮扶工作水平, 有效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重点理顺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建立和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 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指导管理, 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协同配合, 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增强社区矫正合力;认真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积极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教育矫正工作模式, 准确掌握表现情况和劳动技能、就业意向等情况, 将社区服刑人员改造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人, 促进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司法精神病学 篇8

【关键词】辨认及控制能力；责任能力；司法精神鉴定；差异

【中图分类号】D919.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3-0322-01

为了比较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控制能力两者的区别，我们采用比较实验，同时不同的部门还要进行相应的调查和研究，结合不同的观点和理论，给出相应准确的结论。

一辨认及控制能力的和责任能力概念

在我国，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区别。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不同的定义。下面我们就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

1、辨认及控制能力

辨认和控制能力是构成刑事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日常的刑事案件中，当发现一个人具备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便要求个人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当一个人不具备辨认及控制能力的时候，个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法律中，辨认能力又称为认识的能力，是指对某种行为的認识能力。在刑法中，认识自己的某种行为对社会产生的危害程度的能力，因此，在法律中，辨认能力是控制能力的基础，但是在理解的过程中，两者是不同的，控制能力又称意志能力，或者在认识行为的基础上，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方向、自己的行为等不同方面的能力。当一个人具备这种能力的时候，当触犯法律的时候，就已经触犯刑法了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一个人的社会知识或者智力到了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同时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对自己的行动有判断和控制的能力。到了一定的年龄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意味着就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因为这种能力受到周围环境的限制，包括精神、智力等不同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辨认及控制能力是责任能力的基础。

2、责任能力

在我国刑法中，对责任能力是这样判断的，行为人控制和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刑法的判断中，责任能力是构成行为人承担责任和构成犯罪必须的条件，行为人具备控制和辨别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样的，当行为人不具备责任能力，当实施了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之后，也不构成犯罪活动的主体，不需要追究主要的刑事责任，同时刑事责任也相应的减轻。

二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区别

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是不同的，下面我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实际的案例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可以同时出现。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

在日常的刑法判断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着一定的联系。下面我们就刑事案件中的责任能力进行具体的分析。在刑事案件中，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等这些外界的因素都会对责任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判断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要综合一些不同的因素进行考虑。但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比如一些精神疾病等对人的一些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即对人的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会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对精神病人进行认证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精神疾病对人的控制和辨认能力的影响。但是在日常刑事案件中，有的人会在正常的状态下去冒充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人，从而逃过法律的制裁。因此，在一些刑事案件判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采用一些有效的措施，对精神病人进行准确的判断，保证法律的严谨和公正。

下面，我们就责任能力、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进行了解。所谓的责任能力是指自然行为人对自己行动的控制能力和辨别的能力。控制能力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某种行为或者不实施某种行为的能力。所谓的辨认能力是指行为人认识自己的特定行为的结果、性质的能力。在刑法的量刑中，我们要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量刑方法。

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进行判断的时候，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和责任的程度应该怎样进行界定？一般来说，当对行为人进行界定的时候，我们需要结合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或者责任能力是否丧失，另一方面，行为人是否达到刑事的责任。当行为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同时，没有精神病史，我们就认为该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反过来说，当行为人没有达到法定的年龄的时候，不管行为人是否有精神病史，都没有刑事责任。

在一些刑事案件中，当我们需要对行为人的责任进行判断的时候，有时候责任能力需要一定的增加或减少，要根据一些实际的情况进行判断。因此，在判断行为人责任能力的时候，当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进行有没有责任能力的判断。当遇到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接着我们需要对行为人患有的精神疾病对行为人的行为有没有一定的影响进行判断。当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对行为人的判断结果为无责任能力的时候，同时除了医学专家的判断之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还要审核精神疾病的种类及严重程度。因为精神疾病的轻重程度对责任能力的判断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在精神疾病判断的过程中，在对精神疾病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间歇式精神疾病的问题，因为间歇式精神疾病的行为人有正常的时候，当发生一些刑事案件的时候，我们应该判断行为人当时的精神状态，然后做出判断。

三案例分析

在一些日常的刑事案件中，我们需要结合一些案例才能具体分析一下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设计了下面的实验，结合某地区近两年的情况，我们把不同的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在进行对比的时候，我们要设置对照组，保证实验设计的有意义。在案件的分析中，我们需要采用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综合进行对比，保证实验的综合效果。在实验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对300多位司法界人士进行走访和调查，了解在司法过程中容易遇到的问题，大部分人的观点为两者有一定的联系，在刑法中，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又存在着区别。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和联系。

在对责任人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对行为人的精神状态进行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行为人的控制能力及辨别能力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当对刑事案件进行判断的时候，我们要根据行为人的实际情况，同时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结语：

综合两者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在日常的司法鉴定中有一定的区别，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从而保证刑事案件中量刑的准确性。辨认及控制能力和责任能力有一定的区别，但是也有一定的联系。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时候，不同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参考文献

[1]高北陵，李学武，李毅，王轶，胡峰.实质性辨认能力与刑法学中的辨认能力之差异探讨[J].中国法医学杂志，2012（06）

[2]李学武，高北陵，胡峰，吴超，张华，关亚军，赖武，李毅，王轶，吴冬凌，操小兰. 辨认和控制能力与责任能力司法精神鉴定差异的调查[J].法医学杂志，2013（04）

[3]李毅，高北陵，胡峰，李学武，王轶，吴冬凌.辨认和控制能力精神医学评定量表的初步编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01）

[4]张爱艳."精神病"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J].政法论丛，2011（03）

[5]张兵建.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之认定[J].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