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分析?（精选4篇）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分析? 篇1

作者：孙敏英

来源：《法制博览》2014年第10期

【摘要】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的未成年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对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西方国家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主要有司法保障模式、专职律师模式和混合模式三种。这一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条文中也有明文规定，东丽区人民检察院立足我国相关法律条文，对在检察阶段引入法律援助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进一步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

一、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含义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为了保证法律赋予的未成年人各项权利的实现，对未成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救济制度。它是国家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也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需要。更是我国人权进步与法制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制度规定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是源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未成年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尤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情况，一旦其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即将受到侵害时，他们往往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权益，因而此时来自社会的法律援助便好比雪中送炭。

（一）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有所规定。西方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模式主要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司法保障模式

这是指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服务而由国家支付费用的模式。这种模式首先由英国设立，其特点是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对政府的独立性较强，但所耗费的政府法律援助经费巨大。2专职律师模式

这是指由政府资助的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法律援助人员进行援助的模式，也称“公职律师模式”。这种模式来自美国的“公职辩护人”制度，其特点是耗费政府法律援助经费较少，但法律援助服务的独立性有时候会受到怀疑。

龙源期刊网 http:// 3混合模式

这种模式介于前两者之间。有的是以司法保障（即私人律师服务）为主，专职律师（也就是所谓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和其他服务（如法学院学生的法律诊所）为辅；有的是以专职律师服务为主，司法保障和其他服务为辅。混合模式可以有助于避免司法保障模式与专职律师模式的缺点，兼具两者的优点。

（二）在我国《法律援助条例》规定了是由政府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人员、社会律师和社会团体等其他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属于混合模式。目前，这种混合模式实际上主要依靠广大社会律师受政府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而提供的义务或准义务性劳动。

三、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的实践情况

为了充分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切实履行未检职责，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按照“捕、诉、防”一体化办案模式的要求，对在检察阶段引入法律援助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12年初，我院未检科主动与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联系、沟通，提出了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工作前置于审查批捕阶段并延续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设想。此提议得到区司法局领导和区援助中心的积极支持。为了使这项工作有序规范地开展，检、司双方于2012年10月正式签定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开展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并进行了实际运作。《规定》把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列为法律援助对象。并详细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受理时间、审查转交过程、审查指派程序和法律援助律师相关权利义务等程序，为促进和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提供了优质的保障。总结起来，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突破：

（一）未成年人法律援助范围“扩展化”，加大未成年被害人保护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将法律援助的范畴限定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并没有涉及未成年被害人。《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我院制定会签的《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开展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将未成年被害人作为了法律援助对象之一，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将其纳入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范围之内。将未成年人被害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并作出强制性规定，是我院法律援助工作的巨大突破，也为相关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

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可以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愿，提高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检察机关在听取被害人就犯罪行为给其生理、心里造成的创伤，是否得到赔偿，是否满意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等方面来全面审查案件，综合评估预测风险，切实防止

龙源期刊网 http:// 被害人及其家属等因案引发缠访、闹访，因处理不当导致矛盾难以调和，事态趋于复杂等情况的发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而实现恢复性司法之意。

（二）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全程化”，各部门联动形成援助合力

针对未成年人诉讼的特点和未成年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要性，东丽区检察院在实践中探索尝试将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工作置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并延续到法院审判阶段，与各相关部门联动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全程化”。

《关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开展法律援助的相关规定》规定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或自收到审查起诉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即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成年被害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公安机关未指定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二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同时规定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当优先审查并作出决定，区法律援助中心在审查批捕阶段的应当在2日内，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应在5日内，就是否提供法律援助回复检察机关。并将确定的律师姓名、联系方式及是否予以法律援助的决定函告人民检察院；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也应当在上述日期内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不予援助的理由，案件承办人应当及时审查不予提供法律援助的理由及相关材料，并经部门负责人审批。

会签文件还规定区检察院在向区法院移送起诉的同时，书面告知区法院审查批捕、起诉阶段担任该案法律援助律师的姓名及联系方式，区法律援助中心应尽量安排该律师继续担任法律援助律师。此举可以保证律师有充裕时间了解未成年人的情况，及时提供法律帮助，更可以使律师在对案件事实十分清楚，对庭审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有力的辩护，进而全程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

（三）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全面化”，听取辩护人意见强化教育挽救

未成年人审查批捕、审查起诉阶段法律援助，为律师参与审前程序相关诉讼活动、检察机关听取法律援助律师就案件事实和证据发表辩护意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有利于检察机关全面客观公正的审查案件。

通过听取法律援助律师辩护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检察机关可以进一步了解掌握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事实和证据，使案件证据得到全面展示，从而作出正确的审查决定。听取援助律师辩护意见过程中，能够使使控辩双方意见得到充分交流，这既有利于律师在审前程序中充分行使辩护权，也促使检察机关对律师所提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和线索进一步查证核实，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还可以发挥辩护权对检察权的制约功能，从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不断改进办案能力，提高执法公信力。

龙源期刊网 http:// 实践探索中发现，很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在审前进行的法律咨询、释理说法等援助活动的同时，客观上参与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感化工作，同样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法律、释法说理的效果。

（四）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规范化”，加强监督抓实援助效果

在实践中，注重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形成机制，使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更加规范，有章可循，强化监督，力求实效。东丽区检察院积极支持、协助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履行职责开展相关工作，从查阅、摘抄、复印法律援助案件的案卷材料，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减免相关费用。在作出是否批准逮捕前，审查起诉终结前，均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并规定已办结的法律援助案件，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应向区检察院提供相关委托书、会见笔录复印件及援助律师出具的辩护意见，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落到实处，加强监督，体现司法公正。目前，我院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扎实推进稳步开展且成效显著。

参考文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分析? 篇2

建议

[摘 要]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本身,而且可以将有关经验适当推广到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还可以为我国普通刑事诉讼量刑程序改革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提供某些借鉴。本调研报告针对北京市24个中级、基层法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情况做深入调研分析,总结出“社会调查报告引入的可选择性”、“社会调查主体的多元化”、“社会调查报告程序的灵活性”、“调查报告样式、内容的多样性”等特点,梳理出社会调查报告实践工作中凸显的“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引入社会调查报告难”、“社会调查主体资源短缺”、“社会调查时间仓促”、“社会调查报告质量有待提升”、“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等五个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社会调查;未成年人;异地委托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法治文明程度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中普遍得到确立。我国少年司法改革中采用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由特定的调查主体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在校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制作出书面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就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本身,而且可以将有关经验适当推广到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还可以为我国普通刑事诉讼量刑程序改革及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提供某些借鉴。

本文拟对北京市24个中级、基层法院开展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概况、特点及问题做深入调研分析,同时结合各地法院的相关实践及北京市的本土资源优势,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对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有所裨益。

一、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概况及特点

(一)摸索阶段(1991年-2001年)

1991年最高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1991年《若干规定》)的颁布,可以说是北京市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适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催生剂”。当时,无论是调查报告的主体、方式,还是调查报告的形式等,都处于较为初级、粗浅的摸索阶段,即一般是由法官亲自到未成年人所在家庭、社区、学校、单位进行走访;调查报告也大多以谈话笔录的方式体现。1998年,北京市高级法院与北京市检察院等八家单位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建立相互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明确要求检察机关“在开庭前,应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社会调查……”,法院“要认真审阅控辩双方提供的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犯罪前的平时表现、性格特点、成长环境,进行违法犯罪的主、客观原因等社会调查材料;必要的时候,法院也可以进行调查”,自此,由法官亲自、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情况逐渐减少,个别区县开始尝试由检察机关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进行社会调查。

(二)深入阶段(2001年-2010年)

2001年,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1年《若干规定》),对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适行主体、形式、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借此契机,北京市法院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也走向深入、完善。2003年,丰台法院在全市率先制定出首份有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区域性规范文件一《关于丰台区未成年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的若干规定》;此后,特别是2006年全国法院第五次少年法庭工作会议将“改革和完善社会调查报告制度”作为今后少年法庭工作的一个重点后,全市法院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崇文、门头沟、昌平、石景山、朝阳、海淀、一中院、密云等8个法院相继推出一系列规范文件,实行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工作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实效性日益显现。

综观目前北京市法院实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工作,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社会调查报告引入的可选择性。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将“社会调查”规定为必经程序,而2001年《若干规定》也只是规定“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等情况进行调查,这就意味着,即使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进行社会调查也不违法,加之受到审理期限、未成年人户籍、调查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各级法院对社会调查报告的引入通常具有“可选择”的特点,即一般只选择一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2.社会调查主体的多元化。根据2001年《若干规定》,控辩双方、人民法院委托的有关社会团体组织以及人民法院均可以成为法定的社会调查主体,与之相应,北京市各级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主体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体主要有四种:一是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或教育工作者担任,如丰台法院;二是由人民陪审员担任,如石景山法院;三是由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如一中院、二中院、门头沟、崇文、朝阳、密云、昌平等法院;四是由法官担任,如海淀、宣武、东城、西城等法院。

3.社会调查报告程序的灵活性。由于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关于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对调查启动时间、调查方式等方面的统一、细致规定,因此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工作在具体操作中也是不拘一格,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1)从社会调查启动的时间看,多数是在法院受理案件后、开庭审理前开始启动,但也有个别地区经过多方协调已经将调查启动时间前置到了案件审查起诉甚至侦查阶段,如崇文区要求区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因涉嫌犯罪被审查起诉之日起5日内,由少年起诉组通知2名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工作”;丰台区要求“区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在受理案件后3日内,向社会调查员发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函》”;而海淀区则专就“外埠来京常住的未成年人”要求区公安分局在侦查阶段就应对其“年龄、一贯表现、主要社会关系等基本情况进行审查、核实,收集和整理有关品格证据”。(2)从社会调查的方式看,有的采用书面调查方式,即通过收发信函、发放填写式表格的方式调查;有的则采用当面会谈、实地走访等更为直观的调查方式。还有的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了心理专家,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心理状况进行专业化的调查评估,如东城、房山等法院。(3)从是否质证社会调查报告看,目前多数法院只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一种参考材料附于卷宗中备查,并不在法庭上宣读,或者即便当庭宣读,也不进行法庭质证,只有门头沟、丰台和石景山等少数法院针对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质证,且宣读调查报告的主体一般由法官、人民陪审员、公诉人或专门的社会调查员担任。

4.调查报告样式、内容的多样性。多数调查报告采用日常公文写作要求的报告样式,少数

则采用调查表格或调查笔录等形式。调查报告的内容一般是围绕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文化程度、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展开,有的还将心理评估、非羁押措施风险评估等情况纳入了报告内容,还有的进而就如何量刑、如何进行帮教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社会调查的适用对象有限

目前,全市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开展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对象主要局限于北京籍的未成年人,对于那些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还较少适用。这主要是由于,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要比对北京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甚至财力,且外地未成年人大多缺乏在本地的监管组织,对其进行社会调查通常需要与其原籍的相关组织、人员取得联系,如果社会调查员亲自去外地调查,则既需要相对充裕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数额不菲的差旅经费,而若委托未成年人原籍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或社区矫正组织进行调查,又缺少对这种委托行为的指导性、规范性协作运行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随着人口流动进程的加快,预计在未来的几年,这个比例还将可能攀升,而这将直接影响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整体均衡发展,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量刑的重要参考依据,因而将会间接导致对北京籍及外地户籍未成年人量刑、特别是适用非监禁刑方面的不平衡。

(二)社会调查的主体资源短缺

虽然全市法院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但从社会调查主体的资源储备状况来看,仍显严重不足。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社会调查一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在案多人少、审判任务日益繁重的当下,由审判人员(包括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直接担任社会调查主体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况且,由审判人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与其居中裁判的功能也有失协调,难免会引发公众对审判中立性和调查报告公正性的质疑。其二,虽然有些地区尝试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人员或教育工作者担任社会调查员,但由于他们毕竟是兼职社会调查员,本职工作又比较忙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精力有限、时间不充裕等现实困难,因此,通常仅适合有选择地承担少量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无力承担那些大量、持续、规律性的社会调查报告工作。其三,虽然有些地区尝试由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社会调查员,但目前这种由社区矫正机构开展的社会调查是有户籍地限制的,即只负责对北京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不承担对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因而对于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犯罪比例高达75%以上的北京市而言,实际仍未解决大多数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主体需求。

(三)社会调查的时间仓促

由于社会调查通常启动于法院审理阶段,而刑事案件(特别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审理期限又较为紧张,因此许多法院要求社会调查员须在5日或10日内即提交社会调查报告,而要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调查,往往不仅需要走访家庭、看守所、社区、学校、单位等多个地方,征求亲友、民警、家属及被害人等多方面的意见,还可能需要进行心理评估或鉴定,调查报告完成后,有的还需要先呈报本部门的上级组织,由上级组织负责人签署完审核意见后,才能将调查报告送达社会调查的委托机关,如此庞杂缜密的一套工作,却要限定在5日或10日内完成,这个时限对于针对北京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而言已经比较紧迫,对于那些外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的调查而言就更加仓促了。而这样的结果往往会导致:法院对审限相对紧张的案件可能不会考虑适用社会调查报告,或者即便适用,收到的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流于形式、不尽如人意,参考价值不高。

(四)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定位不清

由于我国目前基本上没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规则,现有的司法解释、文件只是粗略地规定了调查报告的大致内容、使用必要性和参考作用,理论界、实务界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因而全市各级法院在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应否就社会调查报告进行质证”等问题的认识上也众说不一,有的认为调查报告不具有刑事诉讼证据功能,只是法院处理未成年人时的一种参考依据,所以不宜在法庭进行质证;有的则认为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在“由谁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如何认证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否设置专门的社会调查员席”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有待提升

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报告千篇一律,缺乏对调查内容的深入挖掘和剖析;二是报告用语过于生动,感情色彩浓,夸张成分大,影响了报告的客观真实性;三是一些以表格形式体现的调查报告,其中多数指标既简单又带有随意性,加之填表主体大多与被告人有一定利害关系,因而难以保证所填内容的客观性。

三、完善北京市法院适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建议

(一)联合多家部门制定市级统一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细化社会调查报告工作

应该看到,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是一个需要多部门分工合作、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法院一家力量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不可能达到该项工作的最佳预期效果。目前,全国各地已有许多法院与当地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有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如江苏省高级法院与该省司法厅联合制定《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则与合肥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联合出台《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效果都比较理想。而北京市也已有9个法院分别与本地区的综合治理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检察院、司法局等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了有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并初步积累了一定经验,如何将这些已有的呈“条块状”分布的经验、成果有机串联起来,进一步加以科学整合、统一规范,使之上升为市一级的配套工作体系,举全市多方合力协调配合,已经成为最大限度发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有功能的当务之急。因此,建议专门就我市法院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情况向市委政法委或首都综治办做具体报告,争取推动由市委政法委或首都综治办牵头组织其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全市统一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指导意见或实施细则。

(二)设置“多层次互补、专兼职相辅”的社会调查主体

鉴于全市各个地区社会调查主体普遍紧缺,而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特殊区情和资源优势,建议在社会调查主体的设置上不宜搞“一刀切”,应继续坚持现有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要注意吸收更多有益力量,建立起“多层次互补、专兼职相辅”的社会调查主体模式,即既包括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的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又包括专业功底扎实的教师、学者、社会工作者,既可以设立专职的社会调查员,也可以吸纳兼职社会调查员,具体可由各个地区结合本区域的资源优势而确定。关于兼职社会调查员的引进和选任,可以借鉴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

的经验,即由法院委托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募一批热心未成年人公益事业并且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志愿人员担任社会调查员。此外,为不断提高社会调查主体的专业素质,还应当定期开展必要的业务培训和业绩考核工作,以实现社会调查主体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三)前移调查启动时间,探索异地委托调查,逐步提高社会调查报告适用比例

社会调查时间启动过晚,以及无法开展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是导致当前社会调查适用比例较低的两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解决社会调查过晚与案件审限紧张之间的矛盾,保障社会调查在更为充裕的时间内进行得更为细致,建议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尽可能前移到案件的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实际上,从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基本理念分析,我们所称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应仅仅是通常意义上在法庭审理阶段的社会调查,还应包括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的社会调查。关于在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进行社会调查的依据早已有之,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2006年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更为有利的是,北京市的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于2007年还专门出台了《贯彻(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若干意见》,其中第八条进一步规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针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进行社会调查工作,作为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处理案件以及综合分析犯罪情况的参考依据…审查起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再犯可能性做出评价,并写入审查报告中”。实践中,上海市长宁区、秦皇岛市海港区等地均是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即启动社会调查工作;云南盘龙区则在侦查机关决定是否对未成年人取保候审时,就开始要求“合适成年人”提供社会调查报告;而北京市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却大多启动于审理阶段,只有丰台、崇文等极少数区县启动于审查起诉阶段或侦查阶段。因此,建议与市公安、检察机关进一步沟通协调,争取促成全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工作启动时间统一前移至案件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如此,将既能确保社会调查报告的质量,又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在刑事诉讼各阶段的作用,还可以对罪错未成年人有效实现司法分流,减少不必要的刑罚处罚。公安机关还可以充分发挥其特有的公安协作网络优势,有效解决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问题。

探索异地委托调查,主要是为了解决外地户籍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问题。在这方面,既可以依托社区矫正对象异地委托管理的协作网络,也可以借助于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或法律援助组织异地协作的网络平台,通过北京市的社区矫正机构或法律援助部门进行转委托,进而实现对外地未成年人的异地委托调查。此外,江苏省昆山市法院的经验也颇值得我们借鉴,该院通过与河南兰考、上海长宁等外地法院建立委托调查协作关系,目前已成功进行了多例委托调查。建议对近年来全市法院审理的外地未成年犯的户籍分布状况做进一步调查,进而根据调查结果,有针对性地选择若干外地省市的法院,与之合作试点建立异地委托社会调查协作机制,从而使社会调查制度的有益价值惠及更多的外地户籍未成年被告人,进一步彰显少年司法的公平。

(四)统一规范社会调查报告介入诉讼的模式

各个法院对社会调查报告性质认识的不统一,很大程度导致了社会调查报告介入诉讼模式的五花八门、随意松散,这也直接影响到全市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规范性和公信力。我们认为,在目前关于社会调查报告性质尚无权威性定论的情况下,应该先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将实践中一些亟需解决的具体操作问题统一规范起来。也就是说,不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调查报告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品格及可信度,因而是司法机关做出决定或裁判的重要参考因素,也是对未成年人进行有针对性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依据。既然是重要参考因素,就要保证其真实性,因此,应当允许诉讼参与人就此充分发表意见并进行询问。具体到法庭审理中,建议统一规定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设置一个相对独立的听审程序,由社会调查主体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允许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法院可在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和法庭教育的重要参考。此外,关于社会调查员的诉讼地位问题,建议将其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与鉴定人、翻译人员平行的诉讼地位。关于这一点,也可从2009年最高法院新印发的《关于一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和一审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刑事判决书样式》(以下简称《判决书样式》)中找到依据,该文件在“关于样式的说明”中规定: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的,在审理经过段“翻译人员×××”后增加表述为:“翻译人员×××,社会调查员×××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五)规范社会调查方式、调查报告内容及裁判文书中的相关表述

社会调查方式及调查报告内容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调查报告的真卖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规范。关于社会调查的方式,建议树立“以直接接触、实地考察为主,间接书面调查为辅”的基本原则,要求调查员必须通过当面会谈、近距离观察、视频电话等方式进行调查,要亲自会见涉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走访其家属、邻居、老师、同学、同事等,尽可能获取第一手材料。除非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或者以直接方式进行调查可能损害到未成年人利益的,才可考虑进行间接书面调查。同时,在走访会谈时,一般应避免穿制式服装,注意对调查中获知的信息保密,以防止对未成年人名誉及未来发展造成可能的负面影响。关于调查报告的样式及内容,建议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的个人背景情况,另一部分是依据这些背景情况提出的处理建议。同时将形成调查报告的会谈记录、视频资料等依据性材料作为附件一并提交。这种模式既符合国外调查报告内容的基本框架,而且与江苏省、云南盘龙区、福建延平区等国内开展这一工作比较深入的地区的做法也是基本一致的。在调查报告的用语方面,应避免歧视性、侮辱性词语,尽量使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

(六)设立“社会调查基金”,为确保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规范化长效运行提供资金保障

如前所述,社会调查报告工作需要经常进行查询、联络、走访,以及定期培训指导,也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这些都必然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实践中,资金短缺正是长期困扰、限囿社会调查报告工作进一步推广普及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当看到,今后随着兼职社会调查员的逐渐引入及异地委托调查制度的逐渐推广,我市开展社会调查报告工作的资金投入将需要越来越多。在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开辟资金渠道,否则很难顺利实现社会调查制度的预期效果。建议进一步发挥北京市法院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基金的特有优势,拓展未成年人司法救助基金的用途,在该基金下专设一项“社会调查基金”。同时,从长远规划考虑,由于社会调查本身是―个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所以更为有效的做法还是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由政府职能部门牵头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基金”,使该项基金进一步上升到政府运作的层面,为确保我市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工作规范化、系统化长效运行,提供充足、有力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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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分析 篇3

一、2005年1月—8月期间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统计分析

近年来，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的案件逐渐增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通过对网上报道案件的搜索，对此类案件进行了整理。2005年1月到8月，我们从网上找到了138个案件。在这些案件中：

1、从作案人与受害人之间的亲疏关系来看，未成年人的父亲、亲属或其他熟人进行性侵害的有96个案件，占到案件总数的69.6%；属于陌生人作案的有42件案件，占到案件总数的30.4%，其中：

（1）未成年人亲生父亲、养父、继父或者其他家庭近亲属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共有14件，占总数的10.1%，占到熟识的人的15%。其中，亲生父亲强奸女儿的有5件，养父强奸养女的有2件，继父强奸继女的有3件；叔叔强奸侄女的有2件，外公强奸外孙女的有1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母亲引诱孩子卖淫。

（2）被学校老师、校长性侵害的有15件，占到总数的10.9%，占到熟识的人作案的15.6%。其中，发生在小学的案件有11件，发生在中学的有4件；发生在乡村学校、镇学校的有12件，占到所有教师性侵害案件的80%。

（3）被邻居或其他熟识的人性侵害的有67件，占到总数的48.6%。其中绝大部分是邻居、同村人的性侵害，共有39件，占到熟识的人中的58.2%，其中，发生在乡村、镇中的邻居和同村人的性侵害有25件，发生在城市中的有12件；其他熟识的人还包括同学及其朋友性侵犯的有10件；网友作案的有5件；父亲的同事、好友作案的有2件；单身母亲的同居人作案的有1件；外出打工遭老乡性侵害的有4件；打工妹被老板的儿子强奸的有1件、被老板强奸的有1件；（表）姐逼迫表妹卖淫的有2件；工厂的同事强奸的有1件；未满14岁幼女与“恋人”谈恋爱同居的有2件。

（4）陌生人作案的性侵害案件有42件，占到总数的30.4%，一般持续时间不长。其中，采用尾随跟踪孩子放学或下班、威胁作案的共有13件；以外出找工作诱骗女孩出走强奸的有4件；歹徒深夜闯入农村学校或学校附近学生的租房内猥亵、强奸女学生的有4件；多名少年劫持并轮奸少女的有3件；利用迷信“驱魔”要和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有2件；借口让女孩帮忙找人而强奸的有2件；让他人采用欺骗、强制等手段为自己介绍处女的有2件；罪犯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注意猥亵女童的有2件；假冒记者照相来进行性侵犯有1件；公安副局长强奸嫖宿幼女的有1件；医生以检查身体为名强奸幼女的有1件；自己想外出打工被骗而遭强奸的有1件；打工妹因工伤住院而被陌生人闯入病房强奸的有1件；强奸弱智女孩的有1件；与家人赌气出走被强奸的有1件；旅客强奸所住的宾馆服务员的1件；女童半夜被“不明”老翁抱到村边强奸的有1件；女孩错搭车被司机

强奸的有1件；警察以检查为名将少女带到郊外强奸的有1件。

2、父亲以及其他近亲属对女童进行性侵害的14件案件中，孩子主动报案的有8件，母亲领着女儿报案的有1件，孩子的姑姑报案的有1件，受害女孩的表姐报案的1件，事发后很久邻居发现报案的1件，还有2件比较特殊，1件是外祖父强奸外孙女之后，被孩子的父母杀死，案发之后发现的性侵害情况；另1件是被害的女孩假称遭绑架，骗局被公安机关识破后，发现女孩长期遭受其父的强奸，想以此来拿些钱摆脱父亲的控制。

3、从侵害的时间范围来看，陌生人实施的性侵害行为一般都只是一次；而亲属、熟人和老师性侵害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从一次作案即被发现到持续达10年的都有，尤其是亲属、老师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时间比之其他的侵犯时间都要长，平均在3年左右。

4、从受害的人数来看，陌生人作案的，大部分是1件受害人，但陌生人针对学生作案的4件性侵害案件中，被害人则平均有8名；在熟人进行性侵害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不是一个，少则几个、多则几十个，尤其是老师对学生发生性侵害的，被害人人数都比较多，从1人到43人不等，大部分都不只是1个人，平均被害人的人数是10.8个人。

5、未成年人的父母曾试图以调解的方式私了的有32件，占到案件总数的23.2%，大部分是涉及老师和熟人的性侵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由被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私了的有11件，由加害人或加害人的监护人提出和解私了的有21件。

6、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这类案件有32个，占到23.2%。其中，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10个，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居住地遭受性侵害的有16个，自己在外地打工而遭受性侵害的案件有6个。

7、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不满18周岁）作案的有21例，占到案件总数的15.2%。从加害人的年龄来看，14岁以下作案的有2例，14岁作案的有4例，其余的15例都是14岁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岁和17岁；从受害人的年龄来看，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3岁，4岁、5岁、7岁等等都有，大部分集中在12岁以下，12岁以上被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未成年人一般选择侵害比他年龄小的幼女，这些女童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者同学，在案件过程中，较多的都是几个人结伙作案。

8、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被害人的年龄从3岁到17岁之间，最为集中的年龄段是12-16岁之间，共有案例81件，占到案件总数的58.7%，案例中所有被害人的平均年龄是12.2岁。

9、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性侵害的案件有14件，其中，70岁以上的老

人实施强奸的有6件；60岁——70岁之间的老人强奸的有4件；50岁左右实施强奸的有4件；其中有12件发生在农村。

10、在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之后，怀孕并生下孩子的有4件，其中有1个孩子夭折；其他3件生下的孩子都面临着不知由谁抚养的问题。

二、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特点

1、熟悉的人进行的性侵害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害的最大危险，还是来自于未成年人周围熟识的人。从调查的资料来看，侵害人中数量最多的是亲属和其他认识的人，共有96例，占到所有案件的69.6%。其中，未成年人的亲生父亲、养父、继父或者其他家庭近亲属对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犯的有14个，老师、校长性侵害的有15个，两者总计占到熟识的人作案的30.3%；被邻居或其他熟识的人性侵害的有68个，其中绝大部分是邻居、同村人的性侵害，其他还有网友，同学及同学的朋友，父母的同事、同居人，老乡，打工者的老板等等。

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孩子面临的性侵害的威胁中，负有保护职责的老师、家长以及孩子的其他长辈占有相当的比例。为何会有这样的结果？如果从犯罪成本的角度来看，亲属长辈、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对孩子拥有广泛管教的权利，甚至是惩罚的权利；而未成年人本身并没有任何自立的条件，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心理上，都是依赖自己的父母、老师。对他们而言，这些熟悉的人就像天空一样在保护着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父母、其他长辈或者老师利用自己的优势对孩子进行性侵害（在亲属实施的性侵害案件中，都利用了长辈的权威进行威胁、恐吓；在老师的性侵害案件中，只有一个案件中没有表明这种身份；其他案件中，老师、校长都利用职权、强调自己的权威，以使受害的孩子不敢告诉他人），孩子会陷于恐惧之中，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摆脱这种恐惧；传统的服从式教育也让她们习惯于顺从、不反抗；而实施犯罪的成年人，却相当有把握阻止孩子说出这些罪行。很多女童对于性侵害与家长、老师、亲朋好友平时的爱抚和关照有什么本质区别都不知道，就更不用说去报案了。可以说，相对其他的性犯罪，对未成年人、尤其是对性没有了解的儿童进行犯罪，成本可以说是很低的。

这种亲密的长辈对孩子犯下的罪过，其影响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创痛。如此亲密的人竟然会对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那从孩子的眼中来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这种怀疑，以及周围环境可能对儿童，尤其是女童的歧视的氛围，都使得孩子的成长很有可能偏离正常的轨道。

在调查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教师对孩子的性侵犯，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乡村学校或者镇学校，共有12例，占到教师性侵犯案例的80%。而且，在陌生人作案的案件中，歹徒深夜闯入乡村学校或学校附近学生的租房内猥亵、强奸女学生的也有4个案件，学校的安全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乡村学校由于地处偏僻、物质

匮乏，孩子们对性的了解相对更少，娱乐活动也不丰富，学校管理相对而言更加松散一些。很多学校连老师的工资都无法按时发放，就更别说改善学校的环境了。人才向城市的流动，使教师的素质相对较差，有不少学校几十年没有变化，这也产生了性犯罪的诱因。

预防这种犯罪的发生，就要对孩子普及正确的性知识。老师和父母要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体的发育状况，以及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碰的；告诉她们不要与成年男性单独在一起；遇到侵害时怎样保护自己，让孩子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和常识。从统计数字可以看出，被害人最为集中的年龄段是12-16岁之间，平均被害年龄是12.2岁；发生在小学的案件有11个，发生在中学的有4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正是生理上开始发生变化、性意识朦胧出现的时期，因此，对孩子的性教育最好能在这一时期进行。而且，对于未成年女性如何抗暴御辱的教育也非常重要，但目前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应该加强这些内容的教育。同时，对孩子的父母普及这些知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要让他们了解防止孩子遇到危险的一般预防知识，比如应当正确的教给孩子性知识和自我保护，避免将孩子单独留在家里等；在孩子遭受性侵害之后，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找父母，要让父母明白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孩子身上，怎样去正确的面对，鼓励孩子说出来，保护孩子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包括犯罪的伤害、周围舆论的偏见以及追究犯罪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伤害。

2、打工者孩子遭受性侵害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被害人随父母外出打工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或者自己在外地打工的这类性侵害案件有32个，占到了全部案件的23.2%，这个比例不容忽视。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他们的子女的安全问题、教育问题都隐藏着危险。如果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在家乡往往是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长辈的年龄较大，精力不足，不能周全的照顾孩子，更别说对孩子进行教育了。这样的案例共有16个，在一个案例中，孩子深夜被一个陌生人抱到村边的草剁上强奸，而就在隔壁屋子睡觉的奶奶竟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即使跟随父母到城市打工，孩子也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在父母身边仍然遭到侵害的有10个案件，打工的男青年常常用零食、零钱或者玩具来引诱邻近居住的其他打工者的孩子，对其进行性侵害。这些打工者的生活一般都非常辛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没有时间来看管孩子。而且，打工者无论是居住环境还是精神状态都比较差，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电视、报纸、网络在性方面的不适当宣传，对这些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许多男性打工者正处于青壮年时期，没结婚的，到城市打工后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对象；而结婚的却没有妻子在身边，婚姻生活很不正常，这种状况使得他们发生性侵犯的可能性较大；另

一个方面，打工者的孩子的教育、安全得不到保障，打工子女学校数量上就很少，而其自身的设施和老师素质都没有保障，有些甚至还不如家乡的教育质量好，老师也缺乏对孩子进行性知识教育和保护的条件和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性侵犯的威胁无疑更大。

而有些年仅十几岁就在城市里打工的孩子，他们出门在外，又没有父母的照顾，一般只能依靠带她们进城来的老乡，或者招工的老板。但是，对她们实施性侵害的，恰恰是他们熟识的老乡和老板。在这些案例中，有一个是12岁的女童在县城的饭店当服务员，被隔壁饭店的打工者强奸；还有的则是被老板的儿子强奸，或者老板以不给工资为要挟而强奸。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应尽可能给打工者提供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包括获得报酬的权利、合理休息权、子女受教育机会等。其次，应当重视打工者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健康、丰富，关心他们的婚姻家庭，让打工者感受到城市给他们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温暖。对于童工，政府应当加大查处力度，尽可能使儿童接受教育而不是外出打工。

3、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的案件比例不小

在这些性侵害案例中，未成年人作案的有21件，占到案件总数的15.2%。这些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是未成年人。从加害人的年龄来看，14岁以下作案的有2例，14岁作案的有4件，其余的都是14岁以上作案的，大部分集中在16岁和17岁；从受害人的年龄来看，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3岁，12岁以上遭遇性侵害的案件有4件，大部分集中在12岁以下。未成年人一般选择侵害比他年龄小的幼女，这些女童往往是他们的邻居或者同学，在案件过程中，较多的都是几个人结伙作案。

从加害人的背景调查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少年都有不良行为。很多都辍学在外、在校的学生也是成绩很差，有的家庭不和睦或者父母离异、无人细心照顾，有的除了强奸之外，还有盗窃、抢劫等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承认看过色情录像带或者上过色情网站，有的作案竟然完全是按照录像上的或者网站上的内容来实施。在一个案件中，15岁的少年看了淫秽录像后，照录像的内容，先后9次强奸同村6名幼女。

可以看出，实施性侵害的少年都存在性早熟的现象，而性早熟95%以上来自环境刺激，其中语言、文化环境的影响最不容忽视。现在各种媒体对性的过度渲染，以及网络上的各种色情网站，都使孩子容易受到不良的诱导。一旦性意识强烈的孩子形成生理上的性早熟，或者性早熟的孩子形成心理性意识时，将比一般孩子更容易发生“危险”。因此，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性教育是当前一个重要的任务。

案件中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于很早就露出端倪的儿童的不良行

为，我们应该如何矫治？目前法律提到的矫正未成年人的机构就是“工读学校”，从有关法律的规定来看，工读学校是义务教育的特殊形式，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矫治的责任，未成年人到工读学校上学，应当由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部门批准。然而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工读学校出现了萎缩现象。由于工读学校收费受限，一些学校就采取建工厂的方法，让学生边学习边劳动，只能依靠孩子的干活才能继续学校的正常运转。在很多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中，一个城市才有一所工读学校，其他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工读学校的萎缩，以及入学时的“家长、学校、公安三方同意”的条件，使已经沾染了不良行为的孩子，得不到应有的矫治。即使现在有的省份规定了，不允许学校开除尚在九年义务教育年限内的学生，但由于普通学校没有对不良行为进行特殊矫治的功能，结果往往是其他学生受到了不良少年的影响，而这些少年也没有变好，甚至有的学校只是名义上让他们上学，实际上却不管不问，反而放纵了他们的不良倾向的发展。因此，加强工读学校势在必行，当然，应当改变现有的这种只是限制自由的管理模式，为少年的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

4、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实施的性犯罪

从调查的案件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对未成年女性进行性侵害的案件共有14个。其中，70岁以上的老人实施强奸的有6个；60岁—70岁之间的老人强奸的有4个；50岁左右强奸的有4个；其中有12件发生在农村。在这类性侵犯案件中，犯罪人一般都是儿童的邻居、同村人或老师（只有一个例外，女童被不知名的老翁抱到村边强奸），往往利用儿童比较单纯的心理，以给零花钱、糖果等为诱饵或以关心学习、同情家庭遭遇等为借口，或采取威胁、恐吓等手段对儿童进行性侵害。

这种案件大部分发生在农村，这种现象和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有很大关系。农村老人常常随子女生活，子女不在一起的，老人就少有机会在一起；另一方面，丧偶未娶或终身未娶的老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也有自己的生理需求，但有的受经济条件所限，无钱结婚或再娶；有的虽然具备经济条件，但受着旧思想的束缚，担心子女的反对和周围邻居的谈论，不敢或不能再婚。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在加上小孩子往往容易控制，有的老人就对周围的女童实施性侵害。

5、受到性侵害后未成年女性生下的孩子由谁来抚养

在138个被报道的案例中，虽然只有4件案件中受害女孩遭到性侵害后怀孕并生下孩子，而且其中有1个夭折。但是，在未成年女性遭受性侵害之后，这却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并予以认真考虑的问题。在这3个案件中，女孩和其生下的孩子都面临着很大的生活困难。女孩自己就是未成年人，还需要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照顾，而生下的孩子更是需要抚育。就这3个案件的情况来看，有1个是由女

孩自己来照顾（案发时女孩已满16岁），但也是靠乡亲和好心人临时性的捐助；其他2个案件中，均没有提到孩子的抚养问题。我们可以想见，对于女孩的父母或亲戚，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物质上，对这种被强奸后生下的孩子不会乐意的去照顾；而加害人因为受到刑事处罚，也不可能让他承担抚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考虑对这些孩子启用国家监护制度。

三、程序上对未成年人的救济及问题

1、报案难

在发生了性侵害之后，如何正确的面对这种现实？哪些人可以帮助孩子？应当有什么样的补救措施？这些都是最急迫的问题。然而，对问题的回答却并不令人满意。当孩子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很多父母却选择了隐瞒，他们认为这是很丢脸的事情。由于我国传统的“处女”情结还很有影响，尤其是在比较闭塞的乡村，女孩失去贞节，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是有了“缺陷”的女孩子，背后的指手划脚使女孩和其亲属不得不承受犯罪之外的沉重压力。一位父亲就无奈的说：“女儿家出现这样的事情，毕竟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尤其在农村，谁敢自己往外面说啊？而且，说了也白说。女儿被人糟蹋了，痛的是你自己心头的肉！” 还有一位家长，她的女儿在学校遭到性侵害后，说：“我不敢再跟学校闹了，问题解决不了，反倒闹得谁都知道了，怎么办？”在一个案件中，女孩遭到不良少年的强奸，但受害者在遭受犯罪的侵害后，还不得不忍受同学和邻居的背后议论，无奈之下去了另一个地方读书。在案例中可以看到，在遭遇到性侵害之后，很多女孩会变的自闭，不愿与他人交往，除了犯罪本身的影响外，社会氛围的不宽容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舆论的不公平对待，原本就使报案较难；而当加害人是亲友时，告发的难度就更大了。有些人认为，孩子受到家人或熟人的奸污，虽然严重触犯了“禁忌”，但不能算是犯罪，而且这种“乱伦”的事情最好是接受补偿后隐瞒了事。有时，受害女孩会受到家庭成员的压力，迫使她三缄其口，否则，女孩则会成为家里的罪人，这种案件中报案率就更低。在一个父亲强奸女儿的案件中，全家人就此事召开了家庭会议，到场的家人均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并提议，只要父亲肯当面认错，孩子和她的母亲也就原谅他了；另一个同样的案件中，为“捞出”犯罪的爸爸，孩子的姑姑和其他家人竟然指使被害的孩子翻证，试图把这个案子瞒下来。

如果案件中被害人不只一个，即使有些父母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其他的父母仍然坚持不报案；或者，在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进行侦查的过程中，也不配合，不做笔录；有些案件中，所有受害人的父母竟然出奇一致的保持沉默，直到侵害人因为其他罪行被逮捕后才供出强奸案件；更多的情形是，父母和侵害人私了，因为私了不成或其他原因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提出过私了的案件总共有32个，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熟人犯罪的案件中，而且由被害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出的

就有11个，这种在法律之外解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的意识可见有多强烈。

2、报案难，立案也并不容易

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发生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受到侵害的人数比较多。从侵害的持续时间来看，亲属、熟人和老师性侵犯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从一次作案即被发现到持续达10年的都有，其中，亲属、老师对未成年人性侵犯的时间比之其他的侵犯时间相对更长，平均在3年左右；从侵害的人数来看，被害人数多也是此类案件的特点，被害人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尤其是老师对学生实施性侵害的，往往被害人人数都比较多，从1人到43人不等，平均被害人的人数是10.8人。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案件中，平均就有10个孩子成为受害人。这个特点说明了，对这类案件的敏感度以及侦查手段方面，却应该提高。

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以后并不就立即立案，而是在立案之前要审查涉嫌犯罪的基本事实材料，能够证明所报的案件可能涉嫌犯罪，公安机关才立案。但是在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中，这样的标准却并不适合。因为当孩子受到伤害后，她不知道要保存证据以及怎样保存证据，也不知道哪些是证据。而有些孩子因为年龄太小，遇到性侵害这种事情，都不知道这是对她的犯罪。在一个案例中，当事后问起孩子老师是如何侵犯她的时候，她说自己当时并不知道老师在做什么，“以为在做俯卧撑”；还有的孩子对发生的事情全然不懂，当母亲问孩子的内裤怎么脏了的时候，孩子只说“是一个盖房子的叔叔小便在自己的裤子上的”。孩子就连这种行为的性质都不知道，更理解不了犯罪、权利、救济、保存证据等等是什么意思，而且，这类案件发生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第三者在场，也就不可能让其他人来作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孩子来提供证据显然是不现实的，对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也是不公平的。还有一点是，案件的加害人，往往都和受害人有一定联系，老师、家长以及其他亲属，就是孩子生活范围内最重要的人，假如发生了对孩子的侵害行为，小孩会害怕，因为父母、老师就是生活中自己能依靠的全部，如果去报案了，他们会怎么处罚自己？如果他们不在了，自己该找什么人去？基于各种考虑，即使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也可能不敢报案。而在这种案件中，孩子的保护人出于各种考虑，也可能不报案。在调查的这些案例中，父亲或近亲属长辈对女孩性侵害的（共有14个），除了一个案件中是母亲领着女儿报案的以外，其他都是孩子自己（有8个），或事发后很久才了解情况的孩子的姑姑、表姐、邻居等报的案。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孩子或者家属、邻居来提供基本的证据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类案件当中，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就应当立即进入立案程序，依靠国家的力量来侦查案件，而不能等孩子提供证据。要加强立案程序中侦查机关的力量，从而加大对这类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也就增加了对孩子性侵犯的犯罪成本，以此来减少这种犯罪。而如果按照现有的立案

标准，无疑会既放纵了罪犯，又对本来已经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在调查的一个案例中，5岁女童遭到猥亵后，其家人8天才报案，公安机关称，时间过久，导致证据无法固定，嫌疑人又始终否认有猥亵行为，因而事实无法查清，不予立案；在受害女童的父母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后，经过调查，检察机关也认为没有认定犯罪嫌疑的有力证据，因此维持了不予立案的决定。而被害人的父母拖延8天之久才报案，是因为侵害人是他们家的熟人，刚开始想私了，后来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才报案。

3、这类性侵犯的案件，取证很困难

这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案件，被害者年幼无知，自己并不知道保护证据，而这类案件往往是时隔很久才被发现，证据早已灭失；从法律规定来看，只要行为人的生殖器接触了幼女的生殖器就构成奸淫幼女罪的既遂。但是，奸淫幼女行为一般不会有第三人在场，显然没有人证；多数犯罪嫌疑人又利用与女童熟悉，施加其对女童的权威，以哄骗和威胁等手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种情形下，犯罪过程中没有暴力行为，没有衣服被撕破或者身上的抓痕等证据；而幼女处女膜完整，没有精液等遗留物。公安机关靠什么来认定？能只靠幼女的陈述吗？幼女的陈述能不能作与成年被害人的陈述具有同样的效力？《刑事诉讼法》中判断证人能力的规定是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被害的未成年人是否能够辨别是非，尤其是不满14周岁的女童，能否说清楚是谁侵害自己、怎样侵害自己？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办案人员都认为，10岁以下幼童的陈述不能作为证言。在一个案例中，两名5岁的女童告诉家长有一个中年男子摸了“尿尿的地方”，并且到晚上一直感到“有点疼”，父母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但是警察认为，幼童证词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医院的诊断表明孩子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又没有目击证人，因而决定不予立案。但是，在这类案件中，由于案情本身的隐蔽性和迟延性，不应该如此忽视儿童的证言。《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的参与权，这种参与权在司法程序中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儿童的意见可以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并不排斥儿童证言，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着对儿童证言的怀疑态度，这种做法是应当改变的。

4、取证时要避免“二次伤害”

由于孩子的证词在此类案件中很重要，取证也就不可避免。但是，在询问孩子时，应当尽量采取有些国家普遍推行的“一次成像”的做法。也就是说，为了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再受到伤害，孩子就不应该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连续不断地追问受害的情形，第一次询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而且孩子不用直接出庭作证。在接受调查中，还应当由家长、教师或其他孩子熟悉的人陪伴，以克服孩子的不适和恐惧感。

这种“一次成像”或叫做“一站式”做法，是防止未成年人在诉讼中遭受“二

次伤害”的有效办法。当孩子遭遇到不幸后，心灵上已备受摧残。如果在追究犯罪的过程中，还要忍受公安机关的反复询问，检察机关的反复核实和法庭的调查，就可能使孩子一次次地被迫回忆不愿回忆的过去，心理上经受的痛苦和煎熬可想而知。尤其当她们不得不与加害者对簿公堂的时候，由于性侵害行为发生在两人之间，在场的惟一证人只有受害的女童自己，很可能受到加害方的反咬一口，说她撒谎，在作伪证。例如，一个案件的被告人就“拒不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一口咬定阿群（受害女童）脑子不清楚，报警人天黑看错了，所以误认了自己。”即使父母在场，强大的精神压力也会使女孩难以承受；要是法庭认为证据不足，被告人被无罪开释，这对她们幼小的心灵更是一次重创。从现有的案例来看，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在对未成年人询问时，都采用的是笔录方式，孩子就不得不一次次的接受询问，应当改变现有做法。

除此之外，在办理案件或取证的时候，还要注意保护孩子的隐私权。当这类案件发生以后，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不应当采取很张扬的方式，否则大张旗鼓的调查，就把被害人的隐私暴露给了周围的人，而这种事情本来就是让女孩子觉得很丢脸的事。周边舆论的影响，会使这个孩子无法立足。因此，在调查犯罪时，必须时刻注意保障孩子的隐私权和名誉权。

5、对受害者的赔偿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法律援助工作实践分析? 篇4

谈以和谐审判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的意义

作者

陈宝军

在刑事审判中发现，未成年犯罪在整个犯罪数量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既有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未成年人心理不成熟因素的影响。

从未成年所犯的罪名来看多是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等，由于未成年具有好奇、冲动的特点，做事不计后果，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都比较严重，要么属于刑法中的严重情节要么造成被害人重伤，所以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都应当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这些未成年人大多正在读书，如果一旦把这些未成年判处有期徒刑，就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法院解决纠纷不仅要注重“案结”更要注重“事了”，即要寻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面对这种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和谐审判的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做到既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又维护了被告人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社会和谐。

在审判阶段引入刑事和解就是我们采取的一项重要的举措，我们既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形式也要引用和探索刑事和解的实质，所谓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定义具有以下基本内涵：

一、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按照传统刑罚观，刑罚的根据主要有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报应刑论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刑罚就是对犯罪分子做坏事的一种报应，目的刑论强调刑罚的主要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统一，即使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人承担刑事责任，防止其以后重新犯罪和防止那些尚未犯罪的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不管是报应刑论还是目的刑论都可归纳为刑罚裁量和刑罚执行这两个方面。而刑事和解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刑罚方式，它是以传统的刑罚为基础，吸纳了新的方式，例如在我们在实践中发现有的被告人家庭条件不好，通过协商确定，被告人给受害人种植、收割庄稼，帮受害人做房子等等方式。通过社会矫正来取代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这些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置的一种方式。

二、刑事和解是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既然案件移送到了法院，大部分案件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和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基本上确定了被告人有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被告人自愿认罪，可以更容易的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

笔者认为，在审判阶段更有利于刑事和解，理由是不管是侦查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它们都是站在被告人的对立面，尽量最大可能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法官是公正的化身，法官不偏不倚的地位决定了能够中立的对待被告人和检察机关，在被告人和被害人心中树立了公正的信念。同时由法官作为中间人主持刑事和解也体现了司法在处理纷争中的作用，有利于平衡被告人、被害人和国家的利益和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刑事和解中的作用只是做被告人、被害人的思想工作，释明法律规定与利害关系，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自愿合法的基础上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法官不得使用胁迫、诱导的方式迫使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在实践中主要通过“圆桌审判”、被害人叙说的方式促使和解协议的达成。具体法官该怎么做还有待于理论界和法律实务界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刑事和解协议，使被害人得到物质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使被告人得到被害人及其家人的原谅从而得到轻缓化处理。美国犯罪学家约翰•R•戈姆在《刑事和解程序：一个实践和理论架构的考察》一文中提出“叙说理论”（Narrative Theory），叙说理论认为，被害人叙说是一种有效的心里治疗方式，被害人在法官的主持下，在和解的过程中向被告人和法

官讲述被害的经历，能够降低其恐惧和焦虑，而且还能在思想上教育加害人，使其认识到自己所造成的损害，能够时刻的体会到自己行为的严重后果，从而使其真诚的认错、觉悟，不再犯罪，积极赔偿被害人，有利于实现恢复正义。

四、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的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所谓轻缓化，是指法官对犯罪人的判处比一般情况轻的刑罚，主要表现在“轻”和“缓”上，“轻”强调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缓”强调积极使用缓刑。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第18条提出，对于轻微犯罪等，主观恶性小、人身危险性不大，有悔改表现，被告人认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尽可能地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另外对于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应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发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案件，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从以上可以看出，对符合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告人轻缓化处理是有现实依据的。需要指出的是，法官在对刑事和解的被告人进行轻缓化处理的过程中必须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进行裁量，例如我国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除了具有减轻情节之外，笔者认为法官不应超过法律规定的底限，即法官不能判决二年有期徒刑更不能判决一年有期徒刑，这时要使被告人得到轻缓化处理法官可以通过判决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的方式判决，从而使被告人与被害人服判，也可以防止检察院抗诉。

当然，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所以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幅度以下作出判决。笔者主要从受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视角来讨论以和谐审判方式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义。

首先，刑事和解对受害人的意义。对于被害人来说，通过刑事和解不但可以确保其实质利益，而且还能弥补精神上的损害，有助于被害人之再社会化。

首先，刑事和解能最大限度的使受害人获得物质赔偿。受害人所遭受到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虽然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制度，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并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被告人被判刑后，自认为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进行民事赔偿，根本就没有赔偿的意愿，从而拒绝经济赔偿责任的承担就成为一种合理化的选择。

而刑事和解就解决了这一问题，刑事和解要求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由于未成年犯罪人是否对被害人实行赔偿或者是否致力于赔偿将影响到对其的实体处理，所以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赔偿方面往往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刑事和解协议是由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而不是强行的司法判决，这样一方面未成年人犯及其法定代理人会积极的履行赔偿；另一方面，受害人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恢复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通过国家对犯罪人的刑罚处罚，被害人的报应情感得到一定的满足，愤怒情绪得到一定的宣泄。

但是，对于其造成的心理障碍确实无法得到修复的，其实被害人不仅需要物质上的恢复还需要心灵上的恢复，而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和解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圆桌会议”下，在融洽的氛围中采用叙说、赔礼道歉等方式使受害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恢复。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新回归社会。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以及在他们双方的亲属、老师参与下，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相对和平的氛围中达成和解协议，使双方当事人重归于好，当然就有利于被害人与未成年犯罪人及其他朋友、同学重新建立友情，有利于重归社会。

其次，刑事和解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有利于使未成年犯罪人得到轻缓处理，特别是避免受到重刑罚的处理。在传统的刑罚中，未成年犯一旦被判有期徒刑关押在监狱或者看守所或者未成年管教所就会产生种种问题，例如，有的未成年犯罪人之间会交叉感染，不但没有达到改造的目的反而学会了一些犯罪的“本领”；有的未成年人因刑罚处罚，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刑满释放后重新犯罪报复社会。在刑事和解中，未成年犯罪人通过接受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和相关人员的谴责，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诚谢罪、悔悟，以及赔偿或者其他物质补偿的行为或者通过缓刑的方式来承担刑事择，从而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轻缓化处理，特别是免受严

重刑罚的处理。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更好的感化、教育未成年犯罪人。在传统刑事处理模式中，教育功能是通过刑罚实现的，是一种强制教育；而在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中，则是以对话交流来实现教育的。一方面，刑事和解融洽的环境使加害人消除了一些误解和歧视；另一方面，未成年犯罪人与被害人就犯罪影响进行讨论，使犯罪人更加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严重后果，以及给他人带来痛苦的程度，在促使其真诚的悔悟方面具有更好的效果。再次，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重归社会。

刑罚的目的论者认为刑罚是国家为了排除犯罪者，保卫社会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包括将不能改善者与社会隔离，对有改善可能者进行教育、改造，使之作为善良的社会人能够复归社会。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教授所言，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罪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罪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惟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有必要的刑罚，一切足矣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刑事和解能尽量减少涉入刑事诉讼，尽量避免羁押的理念，有利于未成年犯罪重返社会，控制与预防重新犯罪，是其再社会化的一个新途径。

再次，刑事和解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首先，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当前司法工作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总结长期以来打击犯罪、预防犯罪的经验而得出的重要结论，其基本要求就是，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对未成年犯罪人毕竟要以教育为主，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刑事和解就体现在“该宽则宽”的一面。

其次，刑事和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两个永恒主题，也是司法的核心价值所在，“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这句法谚告诉我们人民法院处理案件要提高司法效率。在司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完成诉讼任务,就必须高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刑事和解的突出优点就在于可以极大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双方当事人家庭条件都不好的情况，对被害人医药费的赔偿的判决就可能成为空判，这样被害人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赔偿，而刑事和解是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家人就会想尽一切办法积极主动的赔

偿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所以说刑事和解有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再次，刑事和解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是贯彻“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举措，进而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针对未成年犯罪人如果过分强调法律的惩罚功能而忽视法律的教育功能，可能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产生，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