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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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自深圳设立职务犯罪侦查局后，关于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地位与作用，或者更深层次地说是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优化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笔者曾在硕士学位论文中探讨过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功能更新，大致构想如下：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归属争论的误区
在我国反腐败结构功能体系中，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理想功能相当强大，不仅对包括村干部在内的所有公务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对职务犯罪中牵涉的部分非公务人员犯罪如行贿罪及与利用职便的公务人员共同犯罪行使侦查权，还对部分公务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犯罪行使机动侦查权。但是，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尤其是出现了非功能与反功能。笔者认为，根本原因还是立法设计的理想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功能的弱化已经引起了反腐败各职能部门之间分力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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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学界在研讨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归属和替代问题时，陷入一个绝对化的误区或者说对象错误。即始终将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一个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来研究，忽略了现行法对职务犯罪范围的设定本身是否合理以及在关于职务犯罪的人为界定范围之内是否具有基于侦查便利的管辖划分必要这两个基础性前提。尽管有学者指出了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侦查案件管辖范围的划分标准的不科学甚至有悖民主和平等价值，但却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调整意见。同时，上述的观点或者将侦查权对监督权的支撑功能混同于侦查权的监督功能，或者将侦查功能与监督功能绝对地对立起来，没有从作为子功能系统的侦查权对整个检察权功能体系的贡献以及与诉讼监督功能和公诉功能之间的互惠性角度对检察机关的侦查权进行反思与重构。
二、职务犯罪侦查权功能更新
关于检察权中侦查功能的更新问题，笔者的设计思路是：（1）以支撑诉讼监督功能为必要并保障支撑的充分有效；（2）对诉讼监督功能和一体化的公诉功能没有直接贡献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按照最有利于侦查的原则划归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3）拥有一定限度的机动侦查权，对民事、行政公诉过程中发现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或直接立案侦查或指挥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应对形势变化产生的新型犯罪，填补侦查权主体多元化可能造成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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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剥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范围的规定》具体规定的职务犯罪大致有55种，即贪污贿赂犯罪12种，渎职犯罪34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犯罪7种。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检察机关行使诉讼监督权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为此，笔者对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设计了以下分配方案：
1、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应当归属公安机关统一侦查。理由是：（1）市场和社会对平等主体的要求，尤其是世贸规则无差别待遇的要求，排斥单纯以身份和财产所有权区分的法律适用不平等。试想，当相邻的两家国有和非国有银行发生同样的收银员侵吞存款或者信贷员收受贷款客户贿赂的案件，尽管最终判决结果从罪名和量刑上进行区别可以用侵犯的客体复杂性不同来解释，但在被法院宣判有罪之前，我们凭什幺法理可以对其中属于“国有”的员工适用“12小时传唤”和“14天刑拘”，而对“非国有”的员工却适用“48小时留置”和“37天刑拘”？（2）公安机关的侦查力量与侦查水平在对付此类犯罪时存在比较优势，譬如专门设立了经侦大队。那幺，出于对担心破案能力的反对意见显然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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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非全面推行“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否则以检察机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根本无法对此类犯罪进行全面的有效打击。（4）断绝检察机关与企业等利益集团之间的权钱交易可能，将有助于保障检察权行使的公正性，有助于防范检察机关内部的腐败，进而有助于检察机关与检察官权威的重塑。尽管交给公安机关侦查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但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总比检察机关自我监督奏效得多。
2、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中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的公务人员实施的职务犯罪，以及其它国家工作人员在协助上述人员行使司法权或行政执法权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仍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理由是：（1）上述侦查管辖范围与法律明确授权的诉讼监督对象范围一致，包括了审判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劳动教养机关和狭义的司法行政机关，并没有放弃法定的监督职责。（2）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权的有关内容，对行政执法机关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等故意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行为中存在的职务犯罪进行查处，是对立案监督功能的必要和充分支撑。同时，也对民事、行政公诉功能提供了支持。（3）以司法活动和行政执法活动的职权主体身份和职权行为进行的双重管辖划分，突出了法治对司法、执法主体与从事其它公务的人员在职业操守要求上的区别。从人和事两方面，为检察机关全面正确履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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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国家强制力和作为解决利益冲突最主要手段的司法权与行政执法权进行监督的基本使命提供了保障。（4）上述双重管辖划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一方面侦查对象所在单位相对固定，而司法和行政执法的职权范围也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从刑法分则中的许多相关罪名本身就明确指向特定的司法和行政执法行为可以直接区别管辖，如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枉法裁判罪等。（5）针对与诉讼监督权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将使得检察权中的监督功能与侦查功能实现最大程度的互惠，即从监督活动中发现职务犯罪线索，通过职务犯罪侦查增强监督效力。（6）管辖案件各类在量上的减少将带来质上的提高，保证将有限的检察资源集中投入到应当且最适宜由检察机关承担的侦查任务中，强化侦查功能进而强化检察权的整体功能。
3、前两类以外的其它职务犯罪由监察机关进行侦查。理由是：（1）监察机关设立的目的和任务原本就是查纠公务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在国家机关体系中具有廉政监督地位。（2）监察机关事实上参与甚至主持了一些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在能力与经验上可以胜任侦查职责。（3）监察机关身居政府之中，具备侦控以行政管理人员和行政管理行为为主要侦查对象的特定职务犯罪的信息优势。（4）将针对违法违纪的监察权升格为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与职务犯罪从违法违纪形态发展为犯罪形态的一般规律相符，打击与预防效果与检察机关负责侦查时相比将呈现增强趋势。（5）赋予监察机关一定范围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以取代“两规”，“两指”等政治手段，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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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反腐败斗争的实际需要又能促进法制化与民主化。
4、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监督机关进行侦查；监督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由上级检察机关进行侦查。自然公正或正义要求不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当然也不会允许自查自纠的侦查行为。
因此交叉侦查势在必行，但如果由同级之间互相侦查，或者有“官官相护”之嫌，或者有分庭对抗之忧。由高位阶的对方上级掌握制约机制也许是最佳选择。
5、检察机关在与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之间出现职务犯罪案件管辖纠纷时具有侦查优先权。因为侦查活动是诉讼活动的启动和起始阶段，而检察机关拥有诉讼监督权。但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和监督机关向上级检察机关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权力。对于因为犯罪竞合、数罪或共同犯罪出现的共同管辖案件，检察机关立案后，认为由公安机关或监督机关侦查更适合的，可以移送管辖。
6、职务犯罪中单位犯罪的管辖参照上述划分。
原本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一分为三，不可避免将出现一些协调上的困难甚至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具体的问题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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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毕竟从理论上进行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只能是“相对合理”。
（二）增补在诉讼监督过程中发现的妨害诉讼犯罪侦查权
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权功能的考虑，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在增补侦查权之前，有必要借鉴一下国外关于检察机关侦查权的立法例。
在英国，检察机关仅行使部分刑事侦查权，即根据1987年的《严重欺诈局法》有权直接立案侦查涉嫌500万英镑以上的重大复杂欺诈案件。严重欺诈局设在检察机关内，有权要求任何与商业欺诈案件有关的公民或企业提供相关信息、文件和资料，也有权进入相关机构调查等。继英国之后，新西兰、挪威、乌干达、南非等国也仿效英国成立了由总检察长领导的严重欺诈局。在美国，检察机关直接进行侦查的案件主要包括：特别重大的贪污案、行贿受贿案、警察腐败案、白领犯罪、智能犯罪等。在日本，检察机关主要对部分经济与公司案件、严重偷税与漏税案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案件进行侦查。一些高等检察厅还成立了“特别侦查部”，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侦查工作。在韩国，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犯罪案件，包括智力型犯罪、复杂犯罪和严重的犯罪，如政府官员（四级以上公务员）利用职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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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经济犯罪、毒品犯罪、环境污染犯罪、有组织犯罪、偷税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犯罪等。
联合国大会1990年批准的《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特别指出：“检察官应当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公认的其它罪行的起诉，和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罪行的调查。”可见，检察机关的直接侦查权以职务犯罪为主但并非只针对职务犯罪，也可以针对特定的犯罪类型，具体设定完全根据实际需要。
有鉴于此，根据诉讼监督功能的需要，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对下列案件应当行使侦查权：
1、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妨害司法类罪划归检察机关管辖。有利于在监督司法权行使主体及其职权行为的基础上，对其它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经验表明，诉讼参与人的妨害司法行为往往与司法人员职务犯罪相关联。在侦查其中一类犯罪的过程中可能发现重要的其它犯罪线索，对两类犯罪的侦查都有促进作用。如从伪证罪可能挖掘出法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职务犯罪。从法理上说，也只有通过对诉讼参与人的整体监督，才能将三大诉讼法中关于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落到实处，维护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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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以司法人员或行政执法人员为犯罪对象的人身伤害及侵犯其它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因为对司法人员与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保护也是对司法和行政执法正常秩序的维护，是对诉讼民主、文明、公正的保障，与诉讼监督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能从侦查过程中发现其它妨害司法的普通犯罪或职务犯罪线索。当然，如果确实与身份或职权无关，也可以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如果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为了回避应当交由公安机关侦查。
3、职业律师利用律师职便实施的犯罪案件。这与第一类妨害司法罪存在竞合，但律师利用职便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诉讼活动或司法活动。随着“法曹一元化”在我国的发展，尤其是统一司法资格考试的全面推行，律师将成为法官和检察官队伍中精英的主要人才资源。换句话说，律师作为司法工作者，其职务行为虽不属于公务，但与法官和检察官具有很大的接近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律师的职业操守对诉讼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对于律师在诉讼代理或非诉代理活动中的诈骗、敲诈勒索、受贿、侵占等犯罪行为，由负责诉讼监督的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有助于维护正常的司法秩序和司法职业的廉洁与高尚。
（三）扩充机动侦查权
我国检察机关现有的机动侦查权同样受限于“身份”与“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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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它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经过以上的重组后，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应当作适当的调整和扩充：
1、在民事、行政公诉案件的调查、审查中发现的非属检察机关固定管辖的犯罪案件。如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豆腐渣”工程进行公诉时，直接侦查其中牵涉的非法招投标等犯罪。这样一来，有助于公诉权的统一行使。
2、新出现的犯罪类型。如针对足球“黑哨”事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批捕和起诉。笔者认为从诉讼监督的角度考虑，检察机关对此类新概念犯罪自行侦查更为妥当。
3、基于回避的代位侦查。不宜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不限于职务犯罪案件）以及不宜由监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公安机关领导的家属或子女的犯罪案件等。借此保障侦查程序的合法和结果的公正。如果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亲属实施的检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职务犯罪，同理应当由监察机关替代侦查。
4、基于不作为的代位侦查。立案监督中，对公安机关拒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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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案理由，或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拒不立案，以及虽然立案但搁置不予侦查的案件，经向公安机关正式提出书面纠正违法意见并经上级检察机关向上级公安机关通报后，仍然不予立案或侦查的，经省级检察机关审批同意，取代公安机关行使侦查权。同样，针对监察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参照以上办法执行。
5、基于违法侦查的代位侦查。对于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侦查人员由于刑讯逼供、徇私舞弊、枉法追诉、报复陷害等违法侦查行为构成职务犯罪的原案，即被违法侦查的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对原侦查结论予以撤销并自行组织重新侦查。
6、将原机动侦查的范围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缩小为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重新配置相协调。
参考文献
1、谢志强、王红兵：《机动侦查权浅议》，《检察日报》2002年4月12日。
2、夏邦《中国检察院体制应予取消》，《法学》1997年第7期。
3、田双鄂、余立进：《“国家工作人员”范围辨析》，《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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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报》2002年5月7日。
4、对于现行检察权中以身份区别管辖权的平等价值判断，属于侦查权的微观功能研究范畴。前文引述的夏邦一文关于“遗毒”的指控，笔者认为应当一分为二地理解。指控看似代表了“从身份到契约”（〔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7页）的前进方向，也可以用来批判亚里士多德“正义即不义，不义即正义”正义观，（亚氏的正义观不是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是不同的人应该享有不等的权利，是建立在不平等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是一种不正义基础上的正义。参见李龙主编，前引书，第44页）但由于忽视基于某些职权而形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忽视对特殊犯罪区别侦查所体现的权责统一或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律上的平等，忽视公务人员非职务犯罪的其它刑事犯罪与非公务人员适用同一侦查程序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平等，并不能构成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平等价值的完全否定，但却足以构成部分否定。因为它至少可以引发关于职务犯罪侦查中12小时最长连续传唤期限与其它犯罪侦查中48小时最长连续留置期限，以及公安机关侦查的刑事犯罪最长刑事拘留期限为37天而检察机关侦查的却只有14天的比较反思。
5、参见张雪妲，前引文，第153页。该文认为公安机难以胜任侦破“白领犯罪”对侦查人员谋略和技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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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将国企人员和单位犯罪归属检察机关管辖，在检察经费依靠“皇粮”明显不足的现实条件下，已经成为了反功能，这可能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计划财务装备局承担的《检察机关经费保障机制研究》重点课题组调查研究显示：在检察系统开展教育整顿前的1997年，全系统经费支出85.57亿元中，各种形式的外单位赞助13.9亿元，在发案单位报销4.78亿元。参见中国检察理论研究所编：《检察理论研究成果荟萃》，第129页。在接受了这些维持检察机关“生计”的“杂粮”之后，检察机关能否保证铁面无私遭到了合理的怀疑，这也是启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公正既需要高素质的检察队伍，也需要保障公正的外部环境，并非搞几次运动可以解决的问题。
6、参见梁国庆主编：《国际反贪污贿赂理论与司法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77页。
7、张培田：《检察制度本源刍探》，孙谦、刘立宪主编：《检察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48页。
8、刘立宪、吴孟栓：《国际检察制度发展趋势的把握和分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9、刘兆兴：《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比较》，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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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法评译》1995年第3期；龙宗智：《论检察官侦查的特点和要求》，前引文，第456页。
10、李伦：《国外和港澳台地区检察机关侦查权比较研究》，《国外法制信息》1998年第12期。
11、高克强：《大韩民国检察制度概况》，《国外法制信息》199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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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组,检察部门,侦查权
一、检察系统先后有多种侦查架构模式
近期, 我们在开展“侦查职能一体化”专题调研时, 发现全国检察系统的侦查架构存在多种模式, 形式并不统一, 我们现以重庆、盐田模式对比说明问题。
(一) “一般模式”
这是全国检察机关普遍采用的形式, 即检察内部设置四个具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部门。分别是:反贪局及渎职侵权 (含新设反渎职侵权局) 、民事行政、监所检察这四个行政管理互不隶属的业务部门, 依照《刑诉法》规定或根据高检关于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要求, 各施其职。具体分工是:反贪局负责侦查财产型职务犯罪, 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12种案件;渎职侵权检察部门 (含新设反渎职侵权局) 负责侦查渎职侵权类型的职务犯罪, 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42种案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 (简称民行) 直接侦查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 发现的审判人员、执行人员在民事行政裁判、调解、执行中的职务犯罪, 以及相关联的行贿、介绍贿赂犯罪等案件;监所检察部门 (简称监所) 则对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过程中, 发生的司法人员虐待被监管人、私放在押人员、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称“四种案件”) 进行立案侦查, 又对在此其中发生的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初查。
(二) “重庆模式”
重庆地区检察系统从2002年开始至今, 上至重庆市检, 下至各基层 (区、县) 检院, 统一将反贪、渎检、举报中心三部门合并, 成立了名称、侦查 (含举报) 职能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局” (全国第一家) , 下设:侦查处 (科) 、综合预防和举报中心等部门。虽然“侦查局”统一行使原反贪、渎检部门的侦查权, 但“民行、监所”的侦查权则不在“侦查局”之列。故“重庆模式”是将具侦查权的内设部门, 从原四个减少一个, 变成“侦查局、民行、监所”这三个。它为探索检察内部实现侦查权重组, 促进反贪、反渎侦查工作一体化, 作了有益尝试。
(三) “盐田模式”
2002年底, 深圳市盐田区检察院在借鉴“重庆模式”的基础上, 为促成检察内部侦查权重组, 将原反贪局、法纪检察科、控申科 (含举报中心) 合并, 成立了广东省检察系统惟一的“职务犯罪侦查局” (全国第二家) , 下设:侦查科、预防科、控申科 (含举报中心) 。并取消了“民行、监所”原有的侦查权, 交由“侦查科”统一查办检察机关管辖的所有自侦案件, 从而取代了“一般模式”。即将具侦查权的内设部门从原四个减少三个, 致使侦查权只能由“侦查局”单个拥有, 最终实现了检察内部自侦工作职能一体化。而且“侦查局”还创立了“预侦一体化”的办案机制, 即通过侦查科与预防科相互紧密辅助, 形成一种“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侦查方式。
二、“三种模式”的异同
(一) 共同点
“一般模式”与“重庆模式”、“盐田模式”的共同之处, 均凸显出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职能。而“重庆模式” (不含民行与监所) 和“盐田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贪、反渎侦查职能一体化。
(二) 区别
以上三种模式, 侦查职能一体化程度不同:
1.“一般模式”架构中的“反贪、反渎、民行、监所”四个互不隶属的部门, 各自拥有侦查权。而民行又同时拥有两个侦查权, 既可行使反贪侦查权查办贪污贿赂等案件, 又可行使反渎侦查权查办徇私舞弊等案件, 只不过其侦查对象专门针对法院人员;监所拥有的一个侦查权, 只能针对“四种案件”行使反渎侦查权, 但对司法人员贪污贿赂及“四种案件”以外的渎职侵权案件, 只有初查权没有立案侦查权, 如需立案的, 则交由反贪局或渎职侵权检察部门 (含新设反渎职侵权局) 办理。因此, “一般模式”侦查架构中的“反贪、反渎、民行、监所”部门, 容易各自为战, 尚未体现侦查职能一体化。
2.“重庆模式”的职务犯罪侦查局, 其职能仅限于将反贪、反渎两部门的侦查工作一体化, 并不涵盖民行、监所检察部门的侦查权。因此, “民行、监所”在侦查方面, 仍要各自为战。
3.与“重庆模式”有明显区别的“盐田模式”职务犯罪侦查局, 其职能涵盖检察机关有权办理的全部职务犯罪案件, 既可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 又可取代“一般模式”的“民行、监所”侦查权。实际上是将原先“反贪、法纪 (渎检) 、民行、监所”四个侦查权归一, 从中实现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一体化,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侦查权混乱, 有效减少了各自为战现象。对比之下, 笔者认为“盐田模式”的侦查职能一体化程度, 高于“重庆模式”。
三、对职务犯罪侦查局的思考
今年5月下旬, 我们经过调研走访, 深入了解“重庆、盐田职务犯罪侦查局”的运作方式, 深感两地同行勇于创新的精神, 为推动检察体制改革, 的确闯出了一条探索之路。
(一) 职务犯罪侦查局的优势
1.较好地整合了检察内部侦查力量, 有利侦查部门的人事行政、侦查业务管理, 减少政出多头的麻烦。
2.促进检察侦查职能一体化, 使侦查工作更趋专业性。譬如, 职务犯罪侦查局办案人员, 凭借可同步查办反贪、渎职侵权案件“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案优势, 可先易后难从调查渎职问题入手, 有效隐蔽其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真正侦查意图, 进一步提高立案率。
3.减少中间环节, 节省检察工作成本, 最终达到优化检察体制提高侦查效率的目的。
(二) 职务犯罪侦查局遭遇了尴尬
遗憾的是, 对职务犯罪侦查局这一凤毛麟角的新事物, 颇有争议。纵使“职务犯罪侦查局”有优势, 但面临现时的“大气候”, 其“出生略显先天不足”。据了解, 现阶段重庆、盐田检察机关正考虑“职务犯罪侦查局”的去留问题。为何有一定优势的“职务犯罪侦查局”前景堪忧?笔者为此请教过重庆、盐田两地同行, 得出的答案如出一辙, 主要原因:它与检察系统上下级的侦查架构不对应。
现时全国检察系统自上而下, 从高检到地方省、市、区 (县) 共四级检察院的侦查架构, 大多采用“一般模式”。全国范围内只有重庆、盐田等少数检察机关, 采用特殊模式的侦查架构——“职务犯罪侦查局”。况且重庆市检职务犯罪侦查局, 无论在名称上还是在业务指导、管理等方面, 与上级即高检的反贪总局、反渎总局均难以衔接;而“盐田模式”的区级职务犯罪侦查局, 在四级检察院中级别最低, 其侦查架构无论在名称上, 还是在上下级业务管理等方面, 都与高检、广东省检及其直接上级深圳市检的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不对应。故此, “职务犯罪侦查局”在成立时, 客观上就遭遇先天不足的尴尬, 最终导致产生存废之争。
(三) 受到新设反渎职侵权局趋势的冲击
高检现推行将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升格为局, 各地检察机关纷纷响应, 广东省检更提出以“迎接检察第四次辉煌”的指导思想, 敦促辖下检察院尽快成立反渎职侵权局。大势所趋之下, 将促使重庆、盐田职务犯罪侦查局解体分家, 据悉他们已着手恢复反贪局、新设反渎职侵权局的前期工作。今后, “重庆与盐田模式”或成一段回忆, 留于脑海。
四、合理重组侦查权
虽然, “重庆、盐田模式”的职务犯罪侦查局可能消亡, 但它作为检察体制改革的“试水者”, 开拓的新思维, 积累下的宝贵经验, 仍可对现行的反贪局和渎检部门 (含新设反渎职侵权局) 有启发。因现时检察机关的“反贪、渎检、民行、监所”检察部门, 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性质同属职务犯罪;上述又提及“民行、监所”的侦查权, 实际上与反贪局、渎检部门的侦查权部份重叠。所以, 检察内部侦查权, 存在可重组调整的操作空间。
(一) 先厘清“民行、监所”侦查权的由来
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 向来由反贪局、渎检部门行使;《检察院组织法》并无赋予“民行、监所”侦查权;1999年高检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更无明文规定何种案件由“民行、监所”立案侦查。但“民行、监所”何以拥有侦查权?因在2001年, 高检发[2001]16号《关于监所检察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允许“监所”立案侦查前述所提“四种案件”, 并可对司法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案件进行初查。另在2004年, 高检发[2004]21号《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 给予了“民行”有查办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这就是“民行、监所”侦查权与反贪局、渎检部门侦查权部份重叠的由来, 自始“反贪、反渎、民行、监所”四部门的侦查权便不够归一, 产生了侦查工作多头管理、各自为战的现象。
反观“重庆、盐田模式”职务犯罪侦查局, 其内部的行政、业务管理, 基本上自己“搞掂”, 相对减少“内耗”。尤其“盐田模式”, 它将“反贪、渎检、民行、监所”四部门的侦查权实现一体化, 统一由职务犯罪侦查局的侦查科去行使, 确实有效避免侦查工作多头管理、各自为战的现象。笔者感叹“重庆、盐田模式”经验可借鉴, 便缘于此。所以, 对现行的“民行、监所”侦查权, 或有重新调配必要。
(二) 重组侦查权以推动侦查工作一体化
若将高检在2001年之后给予“民行、监所”的侦查权, 重新调整回复2001年之前的状态, 即把二者侦查权对口移交给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 可使检察内部的自侦部门从四个减为二个。今后, 只能由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这两个部门, 专责反腐侦查预防职能。做法是:
1.“民行”可将查办法院人员贪污贿赂、枉法、徇私舞弊等案件的侦查权分别移交反贪局及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
民行在办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过程中, 如发现有法官贪污、挪用以及相关联的行贿、介绍贿赂犯罪等案件线索, 应移交反贪局办理;如发现审判人员、执行人员有民事行政裁判、执行裁判失职、执行裁判滥用职权等职务犯罪线索的, 应移交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办理。
2.“监所”可将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侦查权移交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
对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过程中, 发现司法人员有“四种案件”及其他渎职侵权案件线索的, 应移交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办理。
3.“监所”不再初查贪污贿赂案件。
对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改造过程中, 发现司法人员有贪污贿赂案件线索的, 应移交反贪局查处, 不再进行初查。
(三) 侦查权重组后应强化“预侦一体化”
“盐田模式”职务犯罪侦查局创立的“预侦一体化”, 的确拓宽了我们开展反腐败工作的视野。侦查权经过重组后, “反贪、反渎”部门, 可将“预侦一体化”元素, 注入我院所创的“预防职务犯罪预警机制”之中, 从而增强“预侦一体化”功效。
“预防职务犯罪预警机制”, 是我院于2007年底为贯彻十七大关于“三个更加注重” (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的精神所创建。是指我院反贪、渎检部门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 应根据花都区职务犯罪的原因、特点、变化趋势, 对特定职能部门、系统、行业及特定工作岗位的人员, 开展专题调研, 就制度管理、监督约束、履行职务等方面运用科学预测方法, 分析有否存在影响廉政建设的不利因素、薄弱环节、漏洞, 对某些职务犯罪危机现象, 及时发出确切的警示信号, 敦促相关单位和人员提前了解状况, 尽早采取对策, 防范或消除职务犯罪的发生;必要时, 可约有关人员进行廉政谈话。
因此, 反贪局、反渎职侵权局 (渎检) 侦查人员, 可根据办案需要掩藏侦查意图, 在秘密初查中, 借助预防部门方便公开进行预防工作之利, 通过预防部门配合调取所需资料, 以减少侦查办案的阻力和干扰。
综上所述, 若重组检察内部侦查权, 把全部自侦权分别调整给“反贪、反渎”两部门拥有, 便可最大限度促进侦查职能一体化, 或更有利检察机关“侦查、预防”工作, 取得双丰收。
参考文献
[1]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认真做好查办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意见.
[2]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广州市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初查审判人员职务犯罪线索的办案规定.
第一局由于录像原因暂且只能得到NOA做T拿下手枪局的消息。
第二局NOA投入3人溜中路，1人往阁楼方向试探消息。由于MlBR在ec0中，因此只有专心致志的坚守A区，虽然都蹲得难受但也没办法，英雄气短啊。这时NOA果断的转投A区怀抱，此时流淌在巴西人血中自由的因子驱使他们前压中路(也可能是腿蹲麻了)。被走阁楼的NOA.paddy押后听声辩人，逮了个正着，奈何一寸长一寸强，MBR群狼斗不过猛虎3换1，灰头土脸地缩回A区。而NOA回身运枪走B迅速埋雷，这局没有悬念的让NOA拿到了。(图1 paddy押后)
继续,NOA像上一局开局试探,MBR像上一局一样专心守A区又像上一局一样前压遭遇战，又一样的2换1。MlBR像上一局一样缩回A区，而NOA则同样上B去埋雷，打打空枪，造造声势，如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赢了又1分。
第四局，NOA还是老样子，而MlBR的cogu起狙击独守B区。NOA此时从三个方向突击A区，围之剿之，MIBR队员则无所是从，A区沦陷。cogu从中路姗姗来迟，真正的狙击本色ORe shot， ORe kill …and bekilled。送了NOA.hpx见一份面礼了。
第五局，MIBR起沙鹰传统的23防守。而NOA则貌似没有新意的开局，继续试探进攻A区。但MBR可能因为前几局受挫的经验，转头去堵B区，留下短命的fnxTRONDAAAAAAAA幽怨孤独守望阁楼(omg，他怎么不再多几个A？)2 headshots。M旧R则4人帮冲出中路救场，为反恐大旗而全部牺牲。(图2图3fnx headshot)
M旧R终于攒好钱了起了枪，只等报仇复仇了NOA，zoicn10自杀式袭击换来宝贵的消息,于是乎NOA嗖的转走A区,而MlBR竟然踱步探险阁楼。看来又打算放弃这一局了,不过有幸杀掉前来探险的NOA ave。
接下来这一局NOA则被恐怖分子必胜nferno的信念所毒害抑或是自信爆棚?没有去侦查直接走中路压A区，妄图靠气势拿下这局。MIBR则做足功夫，人梯上墙防守，NOA则完全受制于MBR，首尾不顾，完败。(图4 blt爬墙)
吃一堑长一智，NOA终于明白打仗要靠信息而不是想当然，只有侦查试探才能得到有效消息。得知B区暂时可以被占领，涌了过去。只有Cogu依然单枪赴会，奈何没有关二爷的气质，绞杀倒霉role后，草草回家
Cogu有了长枪AWP壮胆，单守B区，Bruno则不但乱扔危险品更依靠看危险品刷屏。我们要坚决抵制这种行为保障我们的网络环境的文明！新队员bit穿爆hpx头盔，HPX的hp真的 只有X位了……(图5bruno刷屏图6 7bit穿头)
到了第十局，NOA rush B区拼下2人后，部署好站位，只等c4绽放烟花了。反攻中BIT扔蛋扔的兴起被乱枪打死……
华丽的分割线
经过前几局的反反复复M旧R从被NOA牵着领带走到追着NOA走，吃透了NOA貌似不变的战术，此后则再也没有让NOA在上半局拿到一分。
Bit上房顶防守，MIBR张开口袋，只等请君入瓮了。貌似服务器出了些问题卡了几十秒，fnxTRONDAAAAAAAA这次没有能充当TERMlNATOR终结战斗，只能把胜利交给时间女神了……NOA hpx says：LOLNICE ROUND……看来中国电信网通还不是传说的那么烂么，可以向国际看齐了，至少不会卡上10几秒……玩笑话，不过如果中国网路条件能够再好点，那么中国电子竞技水平会更上一层的。 (图8bit上墙)
第十二局了NOA没钱，只好野猪冲锋B区，便宜了Cogu和B runo。(图9-图12cugo的v4)
NOA继续着上一局的不自信和头脑发热，被fnxTRONDAAAAAAAA连穿带扫lv5(图13—图15 fnxlv5)
十四局和最后一局我已经看不下去了……这时候NOA的败象已经展现出来了，如果中场不调整的话，恐怕凶多吉少。
下半时第一局精彩啊，MlBR并没有过多的和NOA交锋而是玩起了心理战。Cogu上梯牵制NOA当然免不了枪弹的伺候，而其余队员则速度冲A区。cogu吸引火力后，MBR迅速经过警察基地合影留念奔向B区下雷，撒好渔网，只等余下的小鱼撞网了。
接下来这两局是工业社会欺负农业社会的典型代表NOA只能憋屈着以己之短枪对敌之长枪窝在家里，可是窝在那里能孵出个金凤凰捏？
第四局了，MIBR松懈了不过更像中了邪，钻入死胡同使劲往hpx撞啊撞啊的awp 串串香啊
第五局MIBR主打A区，不知不觉fnxTRONDAAAAAAA的flag已经到7了，于是想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寻声追步跟着hpx无奈刚一出门被hpx漂亮的一甩awp戳死了
第六局没什么好说的MIBR携威风之气再下一城。
一晃眼快到了赛点了MIBR 4人走阁楼1人试探B区。那个1人就是屡屡拯救团队于水火的的孤单英雄cugO像极了007中的金枪客，可惜又被hpx打死了……4个人像憋蓄了很久的忍得很长时间的……长江水决堤了一样，喷了出去埋雷卡位，还有被hpx的Bwp戳死都一气呵成……！
下面继续接着上一局的混乱，不过好歹MIBR拿下了这局
这第九局又到了赛点了，MIBR 扔smoke蛋 封锁上中路很有气势的说，不过被围剿了。看来做人要低调，做事要冷静啊，4—5个蛋一起飞谁不知道你的意图啊，是不？
终于最后一局了，喝口水先，战场上只见烟雾蛋与闪光蛋齐飞枪声与惨叫声并起，警察与土匪共舞，MIBR完成了赛点。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叶 青 万世界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是一国诉讼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辩护权无疑可以从外部制约、监督侦查权，促使侦查权法治化、规范化运行，从而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刑事司法的民主与公正性。
一、辩护权对侦查权制约的理论基础
(一)权力监督理论
侦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同样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侦查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有权力的各种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强制性、扩张性、侵犯性以及腐蚀性。侦查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当其扩张到突破其原有的界限和范围时，就会发生异化，使权力的行使结果与权力设计初衷相违背，最后不但没有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且极有可能不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并在侦查阶段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可以对侦查权予以有效的监督，促使侦查权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二)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是国家诉讼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人权保障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每个人在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之前都被推定为无罪，都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在侦查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容易滥用自己手中的侦查权，任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对财产进行强制性处分。辩护权是对抗侦查权的有力武器。
(三)控、辩平等理论
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只有平等，才能全面收集证据，更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律师的参与，是强化犯罪嫌疑人防御权的根本制度。只有律师的帮助，才使得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很大程度的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可以有效限制侦查权的扩张，增强辩方的力量，实现控、辩平等。
(四)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是指“要在法律程序本身或者法律实施活动过程本身得到实现的法律价值，它与程序所要形成的结果无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形式实现。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参与到侦查程序中，通过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活动的主体性和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运行现状
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很好地衔接，在关于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存在冲突，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仍十分有限，律师辩护权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此可见，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二)会见难
根据新《律师法》第33条，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规定，只是恢复到了1997年前的法律所规定的状态而已，但司法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仍难以保障。
(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虚化
《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规定律师只有在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才有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案件发生后最重要的就是收集证据，以防证据的灭失、毁损。但是侦查阶段律师无调查取证权，也无证据保全请求权，这就直接造成其后续防御性辩护活动的“虚置”。
(四)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不到位
法律规定侦查阶段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如果律师私自调查取证，不仅其所得证据之合法性受到质疑，而且自身安全还会受到威胁。《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伪证罪”，《刑事诉讼法》第38条规定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应追究法律责任。由于法律规定、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的不信任以及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权，侦查机关便可以对律师任意追诉。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件进行分析，错案率近50%。
三、完善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的若干建议
(一)宪法层面赋予犯罪嫌疑人以辩护权
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从宪法结构来看，被告人的辩护权规定在“国家机构”一编，而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编，国家宪法只承认审判阶段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重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辩护权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国家人权的重要体现，它理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所以应在宪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编中明确规定，被指控有犯罪的人在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均享有辩护权。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其与《律师法》相衔接
刑事诉讼中只存在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每个诉讼参与人都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介入侦查程序的，律师只要接受被控告人的委托介入诉讼，无论在什么诉讼阶段介入，他在本质上都是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他只属于“辩护人”这一种诉讼参与人。
(三)赋予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知情权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有获得律师帮助权，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根本无法在第一时间享受此权，甚至其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还有律师帮助权。所以对绝大多数不懂法律的犯罪嫌疑人来说，其并不知道自己在何时享有何种权利，自己为何根据何法被采取了何种强制措施，从而导致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难以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除了少数例外情形，对于遭到逮捕或拘留或受指控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有义务迅速告知其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了保证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对于无力聘请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国家有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时，其通过讯问所得的讯问笔录无效，即不可以在后续程序中被用作指控其犯罪的证据。
(四)赋予律师讯问在场权
应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在场权。律师在场可以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加强辩方的力量，且也利于防止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况发生。律师在场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规定：
(1)在场程序。侦查机关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均应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则侦查机关的讯问应立即中止，待辩护律师到场后再行讯问，讯问过程中律师应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讯问结束后，由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如果犯罪嫌疑人放弃律师在场的权利，应有犯罪嫌疑人的书面声明。
(2)在场律师的权利和义务。在场律师有提供法律咨询权、对侦查机关讯问的异议权和对讯问笔录的签字权。在场律师还应承担不得干扰正常讯问的义务、对讯问笔录上关于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有保守秘密等义务。
(3)权利救济。对于讯问过程中在场律师的异议，侦查机关有当场作出书面说明的义务。对侦查机关的答复不服的，在场律师可以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7日内对申诉作出书面处理。侦查机关没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其所作的讯问笔录无效。讯问笔录上没有律师签字的或者在律师不在场时没有犯罪嫌疑人放弃聘请律师在场的权利的书面说明的，讯问笔录亦无效。
(4)律师在场权的例外。对于紧急情形、涉及国家秘密、恐怖组织犯罪、毒品犯罪、集团犯罪等案件，采取律师在场会妨碍侦查的，可不允许律师在场。但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时应履行告知义务，并书面说明不允许律师在场的理由。讯问过程应全程录音录像。
(五)会见权的完善
(1)由于赋予了律师在场权，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时间上就不会有冲突了，但在会见时间上应明确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之时起至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之时的期限，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长时间羁押。不可对律师会见次数加以限制。
(2)律师凭“三证”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予配合，及时安排会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会见地点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性措施的地方，如看守所、取保候审地或监视居住地。应明确从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到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安排会见的时间，以防止无故拖延，给律师会见带来困难。
(3)为了消除犯罪嫌疑人思想上的顾虑，防止侦查人员或看守所人员的干扰和阻挠，从而更好地保障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交流与协商，立法上应明确不被监听包括不被电子监听，但不排除看守所人员为了监管场所和人员的安全有权在场，其应当在视线范围以内、听力范围以外的距离在场监管。
(4)在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律师全程录音、录像或拍照，一方面有利于收集与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作为辩护证据或提出申诉代理控告的依据，另一方面可以保护律师自身安全。
(5)针对特殊案件，在会见上应有所限制，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必须经侦查机关批准;对于恐怖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重大走私犯罪等案件，应根据案件性质和影响，由法律对会见次数、时机作出限制。
(6)侦查机关或看守所应依法保障律师会见权不受侵犯，并不得向律师了解会见内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发现其翻供或证人翻证时，有权及时约见侦查机关进行沟通，由律师向侦查机关提出意见，侦查机关应及时予以书面回复。法律应对律师会见权受到侵犯时的救济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或看守所通过监听所获得的证据一律无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如果得知其欲越狱、自杀或有重大检举揭发事项时，有义务及时报告侦查机关或看守所。
(六)赋予律师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阅卷权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帮助和辩护有重大意义。对阅卷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1)阅卷时间应以律师介入时间为起点，阅卷地点应在侦查机关内部专设的阅卷室，并有侦查人员陪同，阅卷后，律师和侦查机关应在证明阅卷的文书上签字。阅卷次数应不受限制。
(2)为了保护被害人和证人的人身安全，防止干扰被害人和证人作证的情况发生，在阅卷范围上应所有限制。律师阅卷的范围包括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犯罪嫌疑人口供、搜查勘验检查笔录以及实物证据等，对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辩护律师无权查阅。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阅卷范围内的材料。
(3)辩护律师首先向侦查机关提出阅卷申请，侦查机关不同意阅卷或拖延时间的，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应在限期内作出书面答复。对于侵犯律师阅卷权而得的证据或行为，辩护律师提出的，法院在审判时应予以排除或宣告无效。
调查取证权是被追诉方的一项“天然性权利”，没有调查取证权，辩方就丧失了防御的基础。辩护律师参与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对于发现事实、保证犯罪嫌疑人接受公正审判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赋予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以调查取证权，一方面律师有自行调查取证的权利，另一方面应赋予律师以调查取证申请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规定：
(1)为了使侦查机关及时控制犯罪，防止辩护律师过度干扰侦查，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有所限制：律师不得自行或者委托其他机构和人员对罪案现场进行勘验和提取物证;在侦查机关向被害人进行调查、询问前，律师不得调查、询问被害人。
(2)辩护律师提出调查取证或证据保全申请的，侦查机关应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审查，作出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侦查机关进行调查或证据保全时，律师有在场权。对于侦查机关不同意申请的决定，辩护律师有权向同级检察机关提出申诉。
(3)删除《刑法》第306条，修改《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以切实保障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从法律上保障控、辩双方享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法律利益。
四、结语
刑事侦查中的杀人案件，主要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案件，即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杀人案件种类繁多，情况复杂多样，但总的来说杀人案件一般都具有下列特点： A.多有预谋准备过程。B.有尸体或伤残者存在。
C.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较多。
D.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往往存在较深的矛盾冲突。
故此，对于杀人案件而言，我们也就可以通过它的这些特点来展开案件的侦查。
『案件的侦查步骤』
第一步：认真仔细的做好现场勘查（解读现场）
就通常而言，杀人案件的侦查都是从现场勘查开始的。所以，搞好现场勘查是侦破案件的关键。
Ⅰ 认真勘验尸体现场（以尸体为中心，全面的对现场进行勘验，注意对各种痕迹、物证的发现和提取，并认真的进行分析）：
1、凶犯的手印、脚印、破坏工具痕迹、交通工具痕迹，以及抵抗搏斗痕迹等。
2、杀人凶器。（要注意在犯罪现场以及现场周围仔细寻找，发现后，不要随意触摸。涉枪案件，还必须设法找到弹头和弹壳）
3、血迹。
4、凶犯的衣着和用品。（主要是指凶犯在作案过程中遗留在现场的物证）
5、尸体附着物。Ⅱ 仔细地检验尸体：
1、衣着检验。
2、尸表的一般检验。
3、检验尸体现象。
4、尸体各部检验。另：尸体解剖检验。Ⅲ 深入开展调查访问：
1、发现案件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当时现场的情况、后来现场是否发生变动、以及变动的情况和原因；发案后，有哪些人到过现场，他们的言行表现如何。
2、死者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政治态度、经济情况、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与人是否有私仇或者婚姻、恋爱纠纷，家庭成员之间是否和睦，死者的性格特点和思想作风，有无奸情关系和自杀因素，以及平时生活起居规律等。
3、死者在发案前的活动情况，当时的行动去向，是否有人搭伴，携带何种财物，有无反常表现。
4、在发案时间内，是否有人听到撕打、呼救的声音或看到有人进出过现场，发现什么可疑情况。
5、对于谋财杀人的案件，应详细了解损失财物的名称、种类、数量、体积、重量、价值、新旧程度、特征，以及这些财物原来的存放、保管的情况等。
6、死者家属、亲友和周围群众有关案情的分析议论，诸如是自杀还是他杀或病死，哪些人有行凶杀人的嫌疑以及其根据。
7、如果被害者受重伤，应立即进行抢救，并设法询问其姓名、住址，遇害经过，凶犯的姓名、住址、面貌特征，使用什么交通工具，以及在搏斗过程中凶犯是否受伤，等等。
8、弄清凶器和其他现场遗留物的用途及来源，即查询这些东西是属于死者本人的还是他人的，是现场上原来就有的，还是凶犯作案时带到现场上的，还应进一步查明该凶器或遗留物生产制作的地区、单位和销售使用的范围。
9、若系无名尸体，应组织现场周围和有关地区的群众对尸体进行辨认、及时查明死者身份。
第二步：分析案情，确定侦查范围
杀人案件的案情分析，应以辨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切忌过于进行主观臆断。对现场勘验、尸体或伤痕检验、调查访问所获得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Ⅰ 判明致死的原因
犯罪分子行凶杀人后，为了掩盖罪行，逃避惩罚，往往伪造现场，制造假象。所以，侦破凶杀案件，首先必须查明死亡原因，判明案件性质。Ⅱ 推断作案时间 杀人案件的作案时间，主要包括凶手行凶杀人的时间、被害人死亡的时间和杀人后凶犯在现场上逗留的时间等等。Ⅲ 确定杀人地点
犯罪分子杀人后，为了逃脱罪责，常常采用移尸、匿尸或毁尸灭迹等手法，伪造现场，掩人耳目。在实践中，只有正确地确定杀人地点，才能顺利的发现犯罪痕迹物证，进而对犯罪分子作案的方法、手段和活动情况等作出正确的推断，而且有时还可能直接找到作案的犯罪分子。
Ⅳ 判断杀人的方法和凶器
简言之，就是要我们在解读犯罪现场时，弄清楚“用什么杀？怎样杀？” Ⅴ 判断凶犯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 判断凶犯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研究凶犯是否熟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有奸情、私仇及其他特殊关系。据此，可以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Ⅵ 判断杀人的动机
根据杀人动机，不仅可以判明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而且从杀人的因果关系着手，往往能够迅速排出犯罪嫌疑人。Ⅶ 推断凶犯的人数
作案人数通常是根据杀人的手段和尸体上有几种凶器所造成的伤痕，以及移尸的路线和距离，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的数量和种类，被抢或被盗走财物的数量、体积、重量等情况来判断。
最后，在综合以上各种情况、因素的基础上复原案件实施过程，从而展开案件的侦破。
侦查杀人案件的一般方法（策略）
一、调查摸底，排查犯罪嫌疑人
二、搜集证据，证实犯罪
三、采取措施，查缉犯罪嫌疑人
『途径策略』
杀人案件的侦破工作通常是在现场勘验和分析研究案情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其侦破的途径策略通常有如下几点：
一、从犯罪人遗留的痕迹物证入手开展侦查
二、从犯罪人的人身特征（形象）入手开展侦查
三、（针对某些因果关系不突出的）从查证有前科劣迹的人员入手开展侦查 如：某些强奸杀人案件和盗窃杀人案件等。
四、从查证案件发生的因果关系入手开展侦查
五、从赃款赃物的控制入手开展侦查
六、从犯罪人的职业特征入手开展侦查
七、从犯罪人的反常表现等情况入手开展侦查
『案件的取证过程』（证实犯罪的关键环节：重点犯罪嫌疑人的取证证实）1.查证（重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的可能性
2.收集、审查犯罪人或现场凶器等物品上的血迹及其他物证痕迹 3.辨认（对人、对现场的遗留物品）
4.各种刑事技术鉴定（工具、伤痕、枪弹、毒物、手印、脚印、毛发及其他现场遗留物品的各种相关鉴定等）
注：对重点犯罪嫌疑人的取证往往涉及到秘密侦查工作，涉及内容如下： 1.秘密搜查；
2.秘密提取相关物证；
3.秘密辨认、鉴定所提取的相关物证； 4.跟踪监视；
电话、摄像头、电子邮件、微博，这些记录人们日常行踪和隐私的信息平台的背后，可能还有一只“眼睛”——技术侦查。对于长期依赖口供的公安机关和反贪部门而言，这些“电子眼”技术究竟是“利剑”，还是“包袱”？对于期待社会和谐的普通大众而言，它们究竟是“福音”，还是“隐患”？当今社会已是科技时代，具有隐秘性、信息性、科技性的技术侦查，给我们带来了在隐私社会中如何防范“技术迷信”、保障公民权利的难题。
———— 草案规定 ————
我国于2000年加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5年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它们都规定缔约国在打击相关犯罪时可以使用“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等技术侦查措施。这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而言是一种国际环境的压力。
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至今的这15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科技大进步的15年。这次草案增加技术侦查作为一节，反映了刑事诉讼法日益走向科技时代。全国人大在草案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变化，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同时，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滥用。侦查特殊类型的犯罪允许技术侦查
草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以及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草案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电子数据，将作为“电子证据”或“科技证据”被采纳。电子数据，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或者说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
侦查人员和相关人员有保密义务
为保障人权，草案规定，侦查人员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于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信息和事实材料，应当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
予以保密。———— 专家说法 ————
针对我国非常严峻的“贪官外逃”现象以及日益攀升的“网络钓鱼”等诈骗案件，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侦查获得证据，控制犯罪嫌疑人？电话监听等方式在国外侦查犯罪中已经比较普遍，为什么我国刑事诉讼法现在才试图规定呢？
早期的技术侦查手段
在我国有关“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中，当时甚至采纳的半军事化的称谓，即“技术侦察措施”。该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察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对此作了扩大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根据有关解释，这些“技术侦察措施”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作为侦查犯罪最主要依据的基本法——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规定。
在实践中，自80年代晚期也开始使用测谎仪为侦查人员提供线索并协助办案。在一些非常重大的贪污贿赂案件中，检察机关经过审批程序也在公安机关协助下使用上述手段。
技术侦查为何边缘化
许多“技术侦察手段”在贪官外逃等案为什么会“失灵”呢？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教授领衔的课题组，通过各地调研发现，它们多限于国家安全和特别重大的一些案件，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适用率并不高。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上述“技术侦察手段”，反而出于人权保障考虑，要求办案机关在立案以前不得采取强制措施，在初查阶段不得适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及涉及财产权的强制性措施。其次，对于这些“技术侦察手段”，检察机关基本上处于一种“商请”、“借用”的状态，并主要由公安机关协助执行；在规范不详尽的情况下，它们担心一旦在执行中不慎重，可能侵犯公民基本权利。许多检察官认为：“与其惹来一身麻烦，不如不用。”
严重依赖口供的无奈和弊端
对于办案人员而言，技术侦查边缘化，“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桌办案”，确是满腹无奈和心酸。当前许多犯罪都呈现隐蔽化、组织化、智能化、复合化，甚至国际化趋势。类似四川移动高管李某外逃案一样，由于缺乏技术侦查，办案机关很难发现和收集嫌疑人涉嫌犯罪的实物证据，也很难发现其出逃的“计谋”和“路线”等。有检察官称：“有时只能看着贪官所乘坐的飞机在头上飞过去„„”侦查盗用网络信息的“网络钓鱼”这类犯罪，尤其是跨国情形的，没有先进的技术侦查，很难收集到相关证据。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应用研究中心奚玮研究员认为，对于缺乏证据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侦查机关来说，不敢用、不能用技术侦查无疑是一个制度“瓶颈”，也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口供办案或者寻求其他机关协助。
在专家建议稿中，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刑事诉讼法学泰斗陈光中主张，技术侦查手段的法制化，既有利于加强其程序控制从而保障人权，也有利于追诉机关更好地利用这些手段控制犯罪，指控犯罪。
———— 立法建言 ————
技术侦查是“双刃剑”：可能是犯罪分子的“克星”，也可能是公民权利的“灾难”。在使用上稍有不慎，它们可能会严重侵犯相对人的人身、财产、隐私，乃至尊严。在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法国等国家，都有刑事诉讼法专门章节或特别法案规定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用来打击一些重大、复杂犯罪，同时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完善我国技术侦查，关键要坚持四个法制化原则。
重罪大案原则：不宜“大炮轰蚊子”
现代科技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被称为万能技术的“DNA鉴定”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可能酿成错案。监听等技术侦查存在“误听”也不奇怪。美国在“911事件”后的《爱国者法案》曾扩大监听并为此遭受广泛批评。
在适用范围上，草案中“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容易成为“口袋”，应该附加对这类特殊情形的特殊审批程序。在操作中，还应坚持大案标准，具体可通过案情复杂程度、涉案数额、可能判处刑罚等综合界定，不宜“大炮轰蚊子”。必要性原则：防范“需要”的滥用
在适用条件上，草案中“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表述过于笼统，应贯彻必要性原则。在启动条件上可限定为：不适用该手段难以收集证据、达到侦查目的；侦查
部门必须经过初步的调查或侦查，掌握一定数量的线索和证据，证实嫌疑人具有确实的犯罪意图或者是正在实施犯罪，或该特定人员确实与案件有关。在结束条件上可限定为：收集到必要证据，达到适用强制措施的证据条件。
合法性原则：禁止超越法律之门
适用技术侦查应强调程序的法定性，同时明确程序违法的相关制裁规则和救济机制，尤其是确立犯罪嫌疑人的异议权和民事赔偿请求权。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应该专门拟定一条款，如同死刑案件中证据规定。“家是每个人的城堡”，不能以技术侦查的名义超越法律之门，侵犯公民隐私。在英国“窃听门”事件中，本应属于侦查措施的监听被其他部门滥用，其酿成的危机就是一个警醒。协同性原则：不宜“单打独斗”
适用技术侦查，必须在配套资金、科技装备、信息数据库和专门人才等方面有所保障。同时，我国电信、银行、出入境管理、服务业等机构，也应完善相关信息服务机制，实现与技术侦查的协同配合。对待测谎技术等技术侦查措施，不能迷信，不能强求，而应在明确其只是提供侦查线索前提下，迅速、及时收集其他证据，获得其他机构的支持。
“贪官外逃”案：技术侦查滞后
-案件回放
2010年3月，四川移动公司高管李某擅自离职，不知去向。据查，其可能取道香港潜逃到了加拿大。此前，国家审计署派小组进驻四川移动，并约见李某等谈话。根据报道，李某出逃之前有长达五年的“布局”，并陆续秘密地转走4.2亿元不明资产。许多老百姓抱怨，对李某这类贪腐时间长、多次遭遇举报的官员应该用监听等手段侦查其犯罪、预防其外逃。
“网络钓鱼”案：比电信诈骗更疯狂
2011年7月，江苏省昆山市某玩具公司报案称，有人盗用该公司电子邮箱向海外客户发送邮件，谎称公司原银行账号因故停用，让客户将货款汇至一香港的银行账号上。公司客户被诈骗货款3万余美元。相比电话、短信等诈骗而言，“网络钓鱼”在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诈骗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等让受骗者“上钩”，使他们泄露信用卡号、账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财务数据。
英国“窃听门”：挑战隐私的底限
2011年7月8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将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即将关张的《世界新闻报》的一系列“窃听”丑闻进行调查。
检察院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据的实际在于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权的行使主体为什么是检察院?其他主体为什么不适合侦查职务犯罪行为?
1.1 从权利制约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现代宪政本着权力制约权力的考虑设计出三权分立的体制, 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监督。对于职务犯罪进行侦查应属于行政权, 应是由相应的行政机关来行使, 在我国, 这类行政机关主要有检察院和公安部门两个, 在对犯罪行为的侦查上, 公安机关与检察院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公安机关对于一切违法犯罪活动都有侦查的权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检察院属于一种特殊的权利监督机关, 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下检察机关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的手段, 除了在诉讼领域里提出抗诉外, 仅限于对职务犯罪的侦查。
1.2 从职务犯罪特点的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职务犯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犯罪主体多为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其社会关系复杂, 取证困难, 且证据很容易受到大人物的影响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公安机关的职权广泛,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如果由公安机关行使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则导致实体不公的几率就很大, 检察机关在行政权力中处于较高的地位, 其职权也相对单一, 没有公安机关那么“复杂”, 更适合对职务犯罪进行侦查。
1.3 从检察院行使职权的角度看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
检察院对于职务犯罪的监督具有天然的优势, 首先, 它属于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在我国的权利体系中处于与政府平行的地位, 而本身属于政府机关的公安机关很难摆脱官员权利的干扰;其次, 检察院的另一项主要职能是提起公诉, 这与诉讼程序具有的直接的联系, 这是其他党政机关都不具有的, 职务犯罪由于犯罪主体的社会能量大, 往往在进入诉讼程序前对自身的罪行采取各种措施进行掩藏, 其隐蔽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强, 由于检察院具有提起公诉的权力和职能, 能够在侦查后立即提起诉讼, 保证对职务犯罪打击的时效性;最后,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 检察院一直从事法律监督职能, 对于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经验丰富, 具有比较优势。
2 检察院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的程序
对于一项制度的程序问题可以说数不胜数, 程序是此还是彼要考量双方的力量均衡和公平正义的理念,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重实体, 轻程序”的现象正在逐步改善, 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和力量平衡正逐步加强, 但仍存在着许多程序制度的盲区和缺陷, 笔者将从以下几点加以浅析:
2.1 关于沉默权的问题
沉默权源于无罪推定原则, 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 犯罪嫌疑人在未进行庭审程序被宣告有罪前都是无罪的, 因此, 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 其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 犯罪嫌疑人无举证义务, 当然在面对公诉机关的提问时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虽然职务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点, 犯罪证据较为隐蔽, 且容易受官员权力的影响, 但这种绝对的否定沉默权的做法仍然不可取, 这是对个人自由的完全剥夺, 应当效仿西方国家, 在承认沉默权的前提下设置各种限制, 例如在职务犯罪中如果不能对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进行合理的解释法官就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结论。
2.2 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
律师是专业的法律职业者, 即使是身居要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并不能熟知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 在其成为犯罪嫌疑人时, 相对于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检察机关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 为了平衡这种弱势, 赋予其在适当的时候聘用律师显得十分重要。
(1) 确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 将律师介入侦查阶段落到实处。
我国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这修改了以前刑诉的规定, 将律师介入权提前到侦查阶段, 是我国法制的一大进步, 但我们应该看到, 在司法实践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阻碍律师介入案件侦查程序的情况经常存在。因此, 规范执行刑诉法的规定, 保证律师及时介入侦查程序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2) 确立讯问期间律师在场权。
(3)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取证权。
职务犯罪一般涉及社会关系较为复杂, 对于涉案的证人为了明哲保身往往会采取躲避的态度, 从刑诉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证人不同意的情况下, 律师没有通过其他途径进行取证的权利, 实质上使犯罪嫌疑人一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虽然我国有强制证人作证的规定, 但现实的情况往往事与愿违, 证人的出庭率很低, 遇到职务犯罪就更不愿出头露面, 律师没有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就可以想象其取证之难, 因此, 在律师取证制度设计上应当考虑这些情况, 赋予律师秘密取证的权利。
2.3 关于证人制度
我国的证人制度一直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一方面法律规定证人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 证人的人身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但另一方面对于证人违反作证义务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和程序设计, 对证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也没有程序性的规定, 这就导致我国证人作证率很低的现象。如前所述, 对于职务犯罪由于其涉及社会关系极其复杂, 牵扯的利益纠葛纷繁, 证人就更不愿意蹚浑水。针对这种现象, 应从以下方面完善程序设计:
(1) 建立证人经济补偿和证人保护制度。
从经济角度考虑, 证人作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其付出时间和精力参与庭审过程本身就没有获利可言, 处于一种注定的亏损状态。我国的法律制度对证人的补偿和保护明显不足, 常常在证人证明完成后草草打发,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法律对证人权利保障的漠视才使得许多证人不敢作证。
安全保证权是完善证人制度的关键关节, 证人出庭作证如果没有生命安全的保证, 其愿意冒险的几率很小。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仅仅规定了对于打击报复证人作证的行为给予惩罚, 这种规定是违背人性的, 安全感的保障核心在于预防而不在于时候惩罚, 所以应当建立强有力的证人保护制度, 必要时贴身保护或更换住处。对于证人的经济补偿也是十分重要的, 如上所述, 证人天然的处于一种亏损状态, 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补偿, 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证人很难尽自己的义务。我国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涉及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 这是远远不够的, 应当参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标准进行赔偿, 对于一些重大暴力型犯罪的证人应当提供其移居或移民的经济保障。
(2) 建立污点证人制度。
污点证人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与司法人员合作, 揭露自己及他人全部犯罪事实并作为证人指认他人以换得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的一项证据制度。这是针对该类犯罪具有较高隐蔽性而采取的法律措施。
职务犯罪具有隐蔽性强的特点, 以贪污罪为例, 行贿人员行贿目的在于获得不正当的利益, 其自身往往会成为行贿罪的犯罪主体, 因此, 在行贿时会选择较为隐蔽的场所, 多数行贿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两人在场, 无其他证人和证据。行贿人如果作为证人揭露对方受贿的事实就意味着自己承认了行贿的事实。因此, 有必要建立特殊的制度来打破这种牢固的犯罪隐藏关系。
英美法系国家当中, 很多规定了“污点证人制度”, 以此来对付日益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及贪污贿赂等隐蔽性强的犯罪, 以达到利用较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社会控制的目的。我国本着“违法必究”的方针政策似乎还没有此类制度的规定, 但对于日益严重的职务犯罪等隐秘性较强、证据单一的犯罪, 规定较为完备的“污点证人”制度是司法实践不得以而又必须进行的选择, 否则, 对于此类案件将会处于无证据可查的窘境。
摘要：职务犯罪的主体具有特殊性, 即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 其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侦查此类犯罪时侦查主体和程序具有突出的特点。据此, 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依据和程序两方面入手, 浅析检察院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几个特殊问题。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权,依据,程序
参考文献
[1]左德起.职务犯罪侦查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 2004.
[2]詹复亮.职务犯罪新论[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9.
[关键词]
一、合法性原则
检察侦查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或检察官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法定权力,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行使该权力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检察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应当坚持合法性原则,这是法治的基本要义。坚持这一原则,首先要遵守宪法,牢固树立宪法的崇高地位和权威。近年来,我国关于检察权行使的法律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集中表现为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的出台。该法律和司法解释吸收了许多体现现代科学、民主原则的程序制度和规则,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也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法治时间不长,以及受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条件限制,我国有关检察权行使的法律制度尚不够完善,在检察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宪法中公民的自由权利条款因缺乏足够的程序保障而未能充分实现,人权保障与国际通行标准尚有距离。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应牢固坚持以宪法为根据,严格执行程序法的要求,人性化办案,决不侵犯涉案人员的自由权利。
二、公正原则
公正即公平与正义,是法的最终价值目标,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最高理念。正如罗尔斯所认为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她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她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作为人类活动的首要价值,真理和正义是决不妥协的。”[1]一般认为,法的正义分为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两方面。实体正义是正义的起点也是归宿,程序正义是正义的过程也是保证。就行使检察侦查权来说,确保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这就是实体公正;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侦查工作,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但客观公正的办案结果需要严格的程序来保证。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一方面要开阔思路,深挖根源,力求将案情弄个水落石出,确保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另一方面,又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切不可一味为了探寻案件真相而发生诸如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践踏人权的事件。这才是行使检察侦查权公正原则的应有之义。
三、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
依法独立,是指司法机关或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只服从法律[2]。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都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落实到职务犯罪侦查中,就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侦查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原则包括:(1)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必须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2)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依法”与“独立”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只有“依法”才能“独立”,“依法”是“独立”的前提;另一方面,也只有“独立”才能真正“依法”,“独立”是“依法”的保证。
贯彻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首先要依法侦查。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权思想严重,民主传统缺乏、法制地位低下,这些都必然给人们打下或深或浅的历史烙印,因而难免出现少数领导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情况。职务犯罪的特殊性特别需要侦查工作敢于严格执法,秉公办案,真正做到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屈从于任何权势和压力。其次,在“依法”的前提下,要独立行使侦查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司法公正,而没有司法公正,司法就失去其作为法律价值显示器的功能,法律就失去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无从谈起。
四、诉讼经济原则
诉讼经济原则,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进行侦查活动的又一重要原则。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要正确贯彻诉讼经济原则,必须充分认识该原则的重要作用。坚持该原则,不但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有效地预防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利于人权保护:诉讼经济原则对有罪和无罪的人,都具有人权保护的作用。对有罪的人来说,诉讼经济原则要求节约诉讼手段,可以避免司法机关对其采取不适当的强制措施,从而可以有效的保护其人身和财产权利;对无罪的人来说,诉讼经济原则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可以使无罪的人及时地从诉讼活动中得到解脱,避免其权利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甚至被侵犯,从而达到维护其合法权利的目的。
诉讼经济原则与效率、公正具有密切的联系,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侦查权过程中应处理好效率与公正的关系,在保证案件公正的前提下,强调效率,提高效率。“兵贵神速”、“以快制胜”既是用兵之策、也是侦查之策。在侦查活动中,时间是个重要的概念,侦查机关与犯罪分子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争夺时间。早一分钟,侦查机关就多一分破案的可能,犯罪分子就少一分逃避法律追究的希望。犯罪分子作案后,往往要串供,订立攻守同盟,隐匿转移赃款赃物。职务犯罪的物证、书证一般在犯罪分子管理控制之下,他们毁灭证据、制造假证相当容易,而且一旦风吹草动,就会凭借其智商、地位和社会关系,迅速编织起一张反侦查的网以对抗侦查,有的甚至携款逃跑。随着时过境迁,不少证据会失真或毁灭,如证人回忆趋向模糊;有关会议记录、银行存款的原始存单、宾馆住宿的记载、电信部门的通话记录等原始凭证会被销毁;犯罪现场(如刑讯逼供案)会被破坏等等。职务犯罪一般不会自动暴露,作案与发案之间的时间差本来就比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要长。这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尽早地去发现线索,以缩短这种时间差,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发现线索后更加抓紧时间,以弥补较长的时间差所带来的证据损失。同时,对于犯罪嫌疑人己经羁押的案件,迅速及时地查清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犯罪事實,也是更好保护犯罪嫌疑人人权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
[2]邓思清.检察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