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议会议纪要(共11篇)
一、概说
在会议过程中,由专门记录人员把会议的组织情况和具体内容如实地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会议记录。
会议记录有“记”与“录”之分。“记”又有详记与略记之别。略记是记会议大要,会议上的重要或主要言论。详记则要求记录的项目必须完备,记录的言论必须详 细完整。若需要留下包括上述内容的会议记录则要靠“录”。“录”有笔录、音录和影像录几种,对会议记录而言,音录、像录通常只是手段,最终还要将录下的内容还原成文字。笔录也常常要借助音录、像录,以之作为记录内容最大限度地再现会议情境的保证。
二、格式
会议记录的格式分为记录头、记录主体、审阅签名三个部分。
记录的内容有:
1.会议名称;
2.会议起讫时间;
3.会议地点;
4.会议主席(主持人)
5.会议出席、列席和缺席情况;
6.会议发言会议。
7.会议各项程序
8.会议主席和记录人员签名
三、要求会议记录的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速度要求,一个是真实性要求。
(一)速度要求。快速是对记录的基本要求。
(二)真实性要求。纪实性是会议记录的重要特征,因此确保真实就成了对记录稿的必然要求。真实的内容、真实的发言者风格,但是为了表达清楚可以适当修改发言人的错误发音或语法缺陷以及过于罗嗦的表达。
真实性要求的具体含义是:
1.准确。不添加,不遗漏,依实而记。
2.清楚。首先是书写要清楚,其次,记录要有条理。
3.突出重点。
会议记录应该突出的重点有:
(1)会议中心议题以及围绕中心议题展开的有关活动;
(2)会议讨论、争论的焦点及其各方的主要见解;
(3)权威人士或代表人物的言论;
(4)会议开始时的定调性言论和结束前的总结性言论;
(5)会议已议决的或议而未决的事项;
(6)对会议产生较大影响的其他言论或活动。
可以结合录音,结合发言人会后访谈校对,对初步记录在会后再次修改。但是,会议记录一旦经主席签字不能再修改!
会议纪要与会议记录的区别
1.性质上,会议纪要是法定行政公文;会议记录是机关、单位内部用于记录会议发言的事务文书。
2.内容上,会议纪要是经过整理加工的会议上达成的一致认识,是会议内容的要点;会议记录是会议发言的原始记录,基本上要做到有言必录。
3.形式上,会议纪要基本上按照行政公文的规范格式;会议记录没有统一的格式,多是各单位自定。
4.发布方式上,会议纪要按公文发文程序发,但没有主送和抄送机关;会议记录仅作为内部资料保存,绝不公开发布。
5.在提炼加工程度上有区别,会议记录,无论详细记录还是摘要记录,都是原始记载,参加会议的人怎么说就怎么记,既不能遗漏重要内容,更不能添枝加叶;纪要则 是在记录的基础上,通过执笔人的分析综合,摘其要点,舍其芜杂,按一定的逻辑顺序,编排加工而成。记录不是文章,只能作文章的原始材料;纪要则是经过抽象思维,加工制作之后形成的文章
会议纪要与会议决议的区别
1.会议纪要是根据会议情况写的要点,是根据会议情况写的要点,起草后,只要有关主管负责人审阅同意就可以定稿;而决议必须经与会者表决,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后,才能生效。
2.一份会议纪要可以同时写不同方面的毫无关联的几项决定,而一个决议只能写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即便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意义重大的宏篇巨制,它的丰富的内容,也是紧紧围绕党的指导方针和路线而展开的,前后左右互相关联,浑然一体。
3.会议纪要的内容可轻可重,可大可小,只要是会议议定了的就要写进去;而决议的内容常常是一个单位或部门、一个地区或系统乃至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4.纪要可以反映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决议则只能反映多数人通过的一种统一的观点。
5.纪要和决议的社会效用也不尽相同。纪要虽然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其中有些条文和要求,侧重于领会和掌握有关精神,更带有引导、指导的性质,决议则是一旦形成,有关方面对各项条款必须严格执行。所以决议具有更强的权威性。
纪要和简报的区别。
1.承担的任务不同。简报只是报告和交流情况,供上下左右参考,对阅读对象没有硬性要求,一般也没有什么约束力。会议纪要则有一定的权威性。它的结论可以指导有关方面统一认识,它列入的议定事项,要求有关方面共同遵守执行,它对特定的阅读对象有一定的指导和制约作用。.简报的编写者在简报中可以对他所写的事件发议论,谈看法,既可肯定,也可否定;会议纪要则必须忠实于会议情况,客观地扼要地叙述会议的内容,不允许编写者在纪要中对其内容进行评论。
3.简报要求文字简短,一般在千字左右,最好不超过两千字;会议纪要则不受文字长短的限制,该短则短,该长则长。有些内容丰富、问题重大的座谈会纪要,洋洋万言也是常见的。
4.会议纪要可以作为一种情况反映,缩写成简报;简报则起不到纪要的作用。
会议记录真实记载会议的情况,客观地反映会议的内容和进程,是重要的原始性的档案材料,它一般不公开。
一、思想政治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从思想方面建设党,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十分注重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要求与必要选择。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是中国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 也是毛泽东思想党建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革命失败以后, 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打击。随着党的工作重心不断向农村革命根据地转移, 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加入共产党, 使得党员队伍构成状况出现了很大变化。据1928年中共六大时数据, 党员中农民占党员总人数的76.6%, 工人只占10.9%。党员成分的这种构成, 在红军中尤为突出。加上旧军队的影响, 一些干部政权观念薄弱, 红军内部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如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因此, 如何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家建设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 便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首次遇到的新课题, 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面临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 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思想上建党”的思想, 实现了建党思想的新突破。实际上他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看到了根据地的党员中农民比重过大, 而且他还提出如果不进行思想教育, 就可能出现错误的趋向。只是这些思想当时还未被大多数人接受。革命实践的发展给予了这一思想强有力的说服力。1929年12月底, 古田会议召开, 通过了《决议》, 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思想上建党”的要求。实践证明, 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现在,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 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 也是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迫切需要。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多元思想相互激荡, 冲击着干部的自律防线。这种形势下, 党员干部一旦思想走偏、政治动摇、信念失守, 就很容易滑落到腐败堕落的深渊。因此, 新形势下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革命本色。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就明确提出:“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建设, 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事实证明, 《决议》中确立的把思想建设放在党建首位的原则, 对于指导当前的思想政治建设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思想政治建设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如何实现“在思想上建党”, 《决议》明确提出了“教育为先”的进行思想政治建设的任务。仔细研读《决议》, 可以看出“教育”一词贯穿全文。思想政治建设就是要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此, 《决议》从根本任务、内容、形式、方法等方面进行部署, 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规划, 实现了思想政治建设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决议》提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 通过正确的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错误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确定了根本任务以后, 《决议》还详细规定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实现形式和基本方法, 以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从内容上看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内容的教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教育, 以及阶级和阶级利益教育。
从形式上看, 《决议》规定了党报、训练班、支部大会等十八种教育形式。在教育方法上, 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都提出了明确的纠正方法。同时, 《决议》还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学法, 包括启发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说话通俗化等等。实践证明, 《决议》的多层次、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会议闭幕后, 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古田会议精神的热潮,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效果, 红四军的力量得到很大加强, 在部队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
时至今日, 《决议》中提出的许多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建设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 坚定党员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二是要对思想政治建设任务、内容和形式进行统筹规划、整体安排, 形成教育的合力。三是善于用科学的方法, 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实现思想政治建设的任务。
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建设
新形势下, 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也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与新任务, 因此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创新和完善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推动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第一, 在学习教育的内容上不断创新。如果说1929年《决议》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 那么当今形势下, 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领导干部的头脑,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因此思想政治建设在内容上的创新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去武装党员领导干部, 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
第二,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断创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革命环境还很艰苦, 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方法受客观环境限制很多。现在, 科技迅猛发展, 世界日新月异,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有了很多变化, 这无疑有利于改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然而, 我们也应看到, 党员的选择更加多样化, 思想更加多元化, 物质化思想不断深入人心,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领地已经不断缩小。这就需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 拓宽教育渠道, 创新教育方法, 丰富教育载体, 采用党员领导干部乐于接受的方式, 于潜移默化中不断提升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党性修养。
第三,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考核评估机制。革命战争时期对《决议》的直接检验方法就是实践。事实也证明, 《决议》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提高革命队伍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新形势下, 实现全面从严治党, 必须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机制,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落到实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督促检查, 把学习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为此, 要坚持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设置考核内容, 合理规划考核指标, 不断完善考核方式, 这样才能使得党的思想教育落到实处。
1929年, 《决议》的通过解决了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难题, 开辟了思想建党的成功之道, 形成了党的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今天, 《决议》中关于思想政治建设的很多思想仍闪烁着熠熠光辉。坚持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就是要把《决议》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制度坚持下来, 创新完善, 从而推动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进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M].人民出版社, 1991.
[2]黄宏, 林仁芳.古田精神[M].人民出版社, 2007.
[摘 要]今年是古田会议胜利召开85周年。重温《古田会议决议》,其实事求是、简洁清晰、自然朴素的文风,对于当前弘扬优良文风,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古田会议决议》;优良文风;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8-0020-02
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会议通过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今天看来,学习借鉴《决议》的好文风,对纠治当下一些材料和文电中存在的空洞冗长、文过饰非、语词造作等不良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决议》重点突出,启示我们行文要紧扣文章主题分析论证,做到主次分明、要言不烦
古田会议是在红四军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严重,但党的领导机关对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当时最紧要的问题就是纠正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重申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规定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决议》紧紧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开门见山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并将其区分为“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组织观点”等八个方面,每一个方面按照“表现——来源——纠正的方法”的逻辑脉络逐次展开,其中又用相当的内容来阐述纠正的方法。从全文篇幅来看,《决议》共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占到整个文献的四分之一,主次明确;从论述的语句来看,采用分层列举的方式,直接、简洁、清楚地阐明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无多余的废话,比如“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等。反观当前,很多材料主题不鲜明,分不清主要与次要,抓不住问题实质,行文逻辑不符合群众的认知习惯,表面看似头头是道,实则经不起推敲,掺杂的水分多,有价值的干货少;还有人错误地认为写得长讲得多、面面俱到,就是重视工作、计划周密、思路清晰;甚至还有的刻意去求对仗、求新意,玩文字游戏,这些都是没有抓住行文重点的做法。要纠治此类重点不突出的现象,就要像《决议》那样,事先弄清楚写材料的背景、意义和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掌握核心要点和关键要素,然后直奔主题,直接对每一个要点展开实质性论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清问题即可,力求做到主次分明、言简意赅、论述贴切。
二、《决议》问题具体,启示我们行文要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做到不绕弯子、不故作高深
《决议》通篇贯穿强烈的“问题意识”,把反思红四军党内客观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担负不起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特别是在关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地位的问题上,敢于坦诚公开,不害怕由于暴露内部问题而影响党和军队的威信,诸如《决议》中写道:有人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红军官兵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一些同志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不同程度地存在;党员加入太随便,等等。除此之外,《决议》还对当时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宣传员成分太差、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等缺点,各部队中官长蛮打士兵,对伤病兵安慰不好、不表示同情的问题等,一一举出具体事例,见人见事,既有客观事实,又有具体分析,足以反映出当时红四军内部面临的问题。联系到今天,许多人起草材料不实事求是,重心大多放在讲述成绩、介绍经验做法上,讲歌功颂德的话多,点内在问题的话少,有的甚至把批评委婉地说成表扬,故意遮盖问题、缩小问题,生怕上级知道问题遭到批评。要纠治行文中此种“问题意识”不强,讲问题大而化之的现象,首要的是要树牢共产党人的政绩观,像当年《决议》起草人和修改人那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对一些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违纪违法问题、社会丑恶现象敢于“亮剑”,不怕脸上无光,不怕得罪人。其次要像《决议》那样,直面矛盾,摆问题客观实在,事实确凿,用语精炼,用具体的人物、事例、数字说话,不要只讲一些原则性的、遮遮掩掩而没有多少用处的废话。
三、《决议》用词直白,启示我们行文要重视运用通俗化语言,做到群众愿意听、听得进去
纵观全文,《决议》没有晦涩难懂的词汇,没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么高深的理论,其中绝大多数是官兵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关心的、常见的,能够听得懂、听得进去的通俗语言。诸如“坐狱”“上门板”、“捆禾草”、“闲杂人”、“卖假膏药”,以及“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等官兵一听就懂的直白语言,话语朴实,生活化、口语化味道浓。如果拿我们党历史上一些重要文献与之相比较的话,《决议》使用的群众化语言,其大众化程度是其它文献难以达到的。所以要使承载思想理念、价值规范的话语转化为广大群众遵循的实践原则,学习掌握群众语言就是一门必修课。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指出:“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并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词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对比当前的一些讲话、文件,动不动就是组织严密、领导重视、工作扎实、成效明显,格式上首先穿靴戴帽,接着一二三娓娓道来,大话套话多,陈词滥调多,模糊性的词语多,读起来、听起来让人乏味、反感。要改变这种现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给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他经常使用一些直朴、简单的大白话、大实话,用富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和浓郁生活气息的话语来表达大思想,如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理想信念缺失,用“打铁还需自身硬”来强调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用“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来讲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等等。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只有重视吸纳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使用口语化、接地气的语言,打破模式化的传统思维,少讲一点言之无物的话,多讲一些触及真情实感的话,才会使文章更有生命力、有吸引力。同时,要针对青年的认知习惯,重视使用流行网络语言,掌控话语权,传播“正能量”。
四、《决议》措施有力,启示我们行文要围绕问题搞调研出台办法,保证理论的指导性、可操作性
《决议》中每一部分,首先是提出问题,接着分析问题,最后是明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决议》中说,开会时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出现争论时,一次不能解决的,开二次会议再把是非弄明白;新分子入党要有“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等五个必备条件,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谈话教育;给士兵上政治课要由近及远、由浅入深、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等;个别谈话对象主要针对受了处罚的、伤兵、新兵、俘虏兵、对工作不安的同志,用诚恳的态度和他们说话,每次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等。这些办法具备如此强有力的针对性、可操作性,是为什么?当时在古田会议召开前,毛泽东根据中央来信精神,亲自到部队中召开座谈会,听取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为会议起草了决议案。没有调查与正确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搞调研是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前提。看一看当前机关起草的一些公文,以及个人拟定的一些材料,大多数制定的措施与本单位、本部门结合不紧密,下面的人看过或听过后不知道该如何去办,这又是为什么?其根源就是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深不下去,实不下去,不了解广大群众“生活如何、想着什么、需要什么”。所以,要使文件、决议更好地发挥指导工作、解决问题的作用,相关人员必须走出机关,深入到基层一线,带着问题在火热的群众生活体验中发掘材料,在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从小处细处着手,深刻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使理论真正转化为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
达州市 乡(镇) 村 (社)组
月 日,在村、支两委的召集主持下,我社召开以户为代表的社员大会,应到户,实到户,会上本社社员阅知《林地流转合同》,合同编号为川达州字D0 (以下简称“流转合同”),并通过充分、民主讨论协商,会上有户,占到会户数的 %的同意将本村预计面积亩林地(具体面积详见达州市渠县林业调查设计调查报告),按照 元/亩/50年流转给 有限公司开发经营(含地附着物),并授权代表本社社员与 有限公司签订《林地流转合同》合同编号:川达州字D0 ,兹授权担任此次林地流转工作我社派出的指定流转林地四至界限的群众代表,并同意由本村村委、社协助 有限公司完善林地流转后权属的变更登记手续(如办理林权证),我们自愿履行该合同条款约定的责任、义务和权力。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保建到第三组、第五组讨论点参加讨论,要求市政协委员要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发挥在界别和工作领域的优势,积极参与政协智库建设,共同提升政协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强调政协委员要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严格按照换届工作纪律要求,确保政协换届风清气正,大会选举圆满成功。
市政协委员对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坦诚建言献策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会议决议等草案充分体现了市政协同心同向、改革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委员们表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市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目标任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更好地协调关系、汇聚力量,更好地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为加快打造创新型中心城市,营造团结和谐、开拓奋进的生动局面。
在讨论“两院”工作报告时,委员们认为,“两院”报告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过去5年来我市法院和检察机关的工作情况,客观总结了所取得成绩和经验。同时,也对各自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深刻剖析,并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报告充分体现了求真务实、司法为民的精神。委员们希望,今后五年,“两院”要继续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认真贯彻中央、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过硬队伍建设,全力推进改革创新,全力服务我市经济社会发展。
一、印制六大决议案, 宣传六大决议精神
1929年1月初, 正当湘赣边界斗争越来越红火的时候, 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起了大规模“会剿”。湘赣国民党军压境之消息频频传来, 前委书记毛泽东审时度势, 遂于1929年1月4日, 在井冈山下的宁冈柏路村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团特委、各县县委等负责人。会议首先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决议案。接着研究了如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会剿”, 决定出击赣南, 开辟新的根据地。会后, 前委把六大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 发给部队和地方党组织宣传学习。1月14日, 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挺进, 开始了更加艰苦卓绝、气势宏伟的斗争。部队进军途中, 发布了毛泽东根据六大决议精神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2月下旬, 红四军转战到赣西南的东固根据地。在东固,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部队和地方党员干部会议, 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决议精神, 会议结合本地情况讨论了形势、任务和斗争策略, 统一了认识。3月初, 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赣南首次入闽。3月14日, 红军攻克闽西长汀。部队进城后, 毛泽东依据六大决议精神起草了城市政策和《告商人知识分子书》。为向人民群众昭示中国工农红军性质、宗旨和任务, 毛泽东亲自指导长汀“毛铭新印刷所”为红军部队印制了《中共六大决议案》和《十大政纲》。《十大政纲》是节选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之四。其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也是党和红军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依据。3月20日, 毛泽东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 制订了在赣南、闽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策略。会后, 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 向福建省委和中央作了报告。对于部队宣传贯彻六大决议, 毛泽东在《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 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 现又石印一千本, 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1]56
二、依据六大决议, 建立工农民主政权
红军在解放长汀的第二天, 3月15日在长汀南寨坝召开了群众大会。毛泽东发表了演说, 他宣传了红军宗旨, 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 建立工农革命政权, 实行土地革命。会后, 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各界代表大会。并依据六大《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选举产生了长汀革命委员会, 建立了闽西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在工农民主政权的辖区内, 工农劳动人民翻身解放, 积极参加政权管理, 动员和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革命战争, 沉重打击了反动统治阶级。5月25日, 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由张鼎丞任主席的永定革命委员会成立。6月3日, 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的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1930年3月18日, 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 标志着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
1929年4月8日, 红四军进占了于都县城。4月12日, 在毛泽东指导下, 成立了赣南第一个县级工农革命政权———于都革命委员会。4月中旬, 毛泽东随红四军三纵队来到兴国, 出席了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 并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决议。在兴国, 毛泽东根据六大决议精神起草和制定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明确指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 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中共兴国县委在毛泽东的指导下, 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随着兴国县革命政权的成立, 宁都也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赣南的群众发动起来了, 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基础上, 1931年11月7日,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 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宣布, 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 他们都有权选派代表参加政权管理, 而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则没有参加政权的权利。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以国家形态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开始了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
三、制定土地法, 落实六大决议精神
1929年4月中旬, 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 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毛泽东根据兴国调查及六大决议精神, 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兴国土地法》是在《井冈山土地法》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根据中共六大《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关于没收一切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精神, 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 毛泽东称这是一个原则的更正。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 赣西南党内的一部分人在土地分配方法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部分主张没收地主豪绅及富农剩余土地, 按劳力分配;另一部分主张没收一切土地, 按人口平均分配。不同意见的纷争, 延滞和停顿了党的中心工作。1930年1月下旬, 赣西南特委派人向红四军前委汇报, 请求毛泽东出面解决分歧。2月7日, 毛泽东在赣西南的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南特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 (又称“二七会议”) 。与会者就土地、苏维埃政权、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在此前, 毛泽东曾就土地问题及农村各阶级对土地革命的态度, 多次作过专门的考察。虽然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的主张是根据六大决议的, 但这一办法所带来的一个弊端是引起人口多而劳力少的贫雇农家庭的不满, 进而势必影响这部分人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 这不合目前斗争的需要, 也不利于争取群众。因此, 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目前阶段中是争取群众, 而不是发展生产的时候, 假如失掉了群众, 纵然发展了生产也是空的。反之, 我们争取了群众, 建立了政权, 那时要发展生产是很容易的。”[2]151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 “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 “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 (即《二七土地法》) 。后经实践证明, 这一分配标准确实是公正、合理和切实可行的。
“二七会议”后, 在赣西南的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 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纲领, 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 这有助于我们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3]222我们看到, 毛泽东在贯彻执行六大决议时, 是同本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 使六大决议精神落实到实处。制定的土地政策, 成功实现了对农民群众的政治动员。
四、以六大决议精神建设红军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 1929年3月下旬, 红军在长汀休整期间, 毛泽东组织部队官兵学习了党的六大决议。前委根据中共六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 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 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 并在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 由党代表兼主任。红军政治部的设立, 对加强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部队战斗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9年4月初, 前委收到中央“二月来信”。信中提出要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 散向农村中, 朱、毛离开队伍, 隐匿大的目标……”[1]60针对这种悲观情绪和思想, 4月5日, 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复信, 提出了不同意见。信中依据六大《政治决议案》中最大限度地发展红军以及“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的精神[1]60, 指出这种悲观思想“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这部分同志认为军队只管打仗, “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 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此时则更助长了这种单纯军事观点和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错误倾向的发展。与这些错误倾向的斗争, 它直接关系到我们党能不能建设起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认真总结了红军建军两年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所作出的决议案, 强调了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 使红军的政治工作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其基本的思想, 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 树立无产阶级思想, 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把红军建成无产阶级领导的坚强的人民军队。古田会议后, 部队按决议要求:一是抓紧了士兵的政治训练;二是改进士兵会的组织与工作;三是规定了对士兵管理教育的七条原则;四是加强了军纪教育。在政治宣传方面, 红四军政治部按决议要求编写了士兵讲义, 创办士兵读物;另外是出布告、画册、壁报、政治简报、编唱革命歌谣和戏剧等;加强了对俘虏兵的宣传教育。重要原则的确立和措施的建立, 使部队政治工作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 使红军成为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界限。
六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正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六大还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建立政权联系起来。作为党的六大决议最主要的贯彻者和发展者, 毛泽东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党的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 并正确地解决了六大路线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 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2.
最常见、最突出的公司内斗往往是控制权之争。会议室是控制权争夺的主战场。在股东会或董事会上,各方通过投票分配董事会席位和管理层职位,进行争夺。但这并非唯一战场。投票大战之后,可能硝烟再起。第二战场在法庭。在投票上败下阵来的一方很可能启动诉讼,请求法院推翻股东会或者董事会的决议。
通过诉讼推翻不公正的公司决议,实质上是国家机制对经济生活中的自治机制的一种干预和矫正。但法官的干预是有限度的。他们的审查范围仅限于决议的合法性,而不考虑决议在商业上是否正确。
公司法第22条规定了“问题决议”的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如果股东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决议自始无效。如果原告起诉,法院就会认定决议无法律效力。二是,如果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决议并不当然无效。只有当异议股东在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起诉请求法院撤销决议时,法院才会考虑决议在程序上是否合法、内容上是否符合章程,进而决定是否撤销该决议。
上述条文是公司法于2005年修订时新增的条款。修订生效实施以后,各地法院受理的关于公司决议的纠纷显著增加。很多法院碰到这类难题。比如杭州市上城区法院审理的一个案子。A公司只有王、周两名股东,各占50%股份。2006年A公司取得了一块国有土地使用权。2007年A公司的一份股东会决议指出:A公司设立B公司,上述土地使用权转移至B公司。决议上有王、周二股东的签名。但法院通过司法鉴定查明,王的签名是周伪造的。王请求法院判决该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却犯了难:伪造签名究竟是公司法第22条的哪种情形呢?首先,决议内容谈不上违法,也说不上违反章程;其次,股东似乎并未召开会议,也就谈不上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法。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涉案股东会决议内容不违法,王股东请求法院宣告决议无效不符合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2008]上民二初字第1076号)。王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虽然承认该股东会决议没有体现股东的集体意思,但认为,该决议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无法依据公司法对其效力作出判断!故对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08]浙杭商终字第520号)。
想必没学过法律的人凭常识也会提出质疑:本来不存在的决议为什么不能撤销或者宣告无效呢?——是啊,我也觉得奇怪。难道这就是学过法律和没学法律的区别?
当然不是。北京朝阳区法院在审理一宗股东伪造其他股东签名转让人家股份的案子时,就毫不客气地判决涉案股东会决议无效([2009]朝民初字第22485号)。不过,且慢鼓掌,宣告本不存在的决议无效,在逻辑上还是有问题的。就好像你和一个人并未订立合同,而法院却判你们之间合同无效。其次,该判决在法律上援引第22条为依据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决议内容是转让股份,并不违法。
也许有人会说,反正结果是公正的,管他怎么论证呢!对不起,这里还是需要较点真儿。判决结果的论证过程必须遵循法律方法和形式逻辑,否则司法裁判权就太容易被滥用了——也许这才是学过法律和没学法律的区别吧。
那么,怎样处理才是既符合法的形式和概念,又尊重人之常理和常情呢?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是组织成员的多方法律行为。伪造他人签名而炮制的决议,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决议——换言之,当事人并未形成决议,或者说决议本来就不存在、没有成立。决议是否有效、是否可撤销,是法律问题,而成立与否则是事实问题。上面两个案子都犯了用裁判法律问题的规则审查事实问题的毛病。
美联储公布1月利率决议会议纪要,显示货币政策委员会内部对未来政策存在分歧。多数委员承认资产购买计划确实对稳定金融市场和刺激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部分委员指出,进一步资产购买可能导致经济不稳定和提高未来通胀风险,许多委员对进一步资产购买的潜在成本表示担忧,所以部分委员建议应该准备好改变资产购买的速度,资产购买计划应该随著经济前景的改变而改变。会议纪要暗示美国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可能会早于市场预期,这导致美元大幅走强,风险资产和贵金属受此影响大幅回落
万元成员大会决议
农业银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和本社章程,****社于2017年2月21日召开成员大会,出席本次成员大会的成员有:***、***、*** 本次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1、大会同意***作社法人代表鲁顺来向农行***请“三农惠民农户贷”贷款玖拾万元整,期限一年,用于合作社周转资金,并保证按期偿还贷款本息。
2、还款来源:***作社经营销售收入。
3、若法定代表人***时偿还贷款,本合作社全体成员愿意承担还款本息责任。
法定代表人(股东)签字:
合作社成员签字:
***作社
欧盟向塑料袋宣战
为了降低塑料袋这种有害环境的一次性产品的使用量,欧盟国家未来可以对其征税,或者彻底禁用。此外,欧盟各国还制定了严控塑料袋的具体目标,计划到2025年,欧盟公民每人每年塑料袋的平均使用量控制在40个以内。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是176个。
结实、可多次使用的塑料袋和包装果蔬的超薄塑料袋不在限制范围,这项计划将在欧盟相关文件出台后20天内生效。在欧盟严控塑料袋决议的执行方式上,德国政府正在考虑收取塑料袋专门费。这样的措施更方便管理,也更自愿。联邦环保局建议,对商场和服装店的塑料袋收取费用而不是免费发放。在欧盟的计划最终落实前,德国联邦环境部还将与环保团体、消费者团体、各联邦州以及相关的经济部门,就减少塑料袋的使用进一步对话。目前,零售业已经发出了积极合作的信号。
危害海洋生物
塑料垃圾危害范围甚大,海洋和海洋生物也深受其害。塑料袋垃圾的来源主要是船运和渔业,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塑料垃圾需要450年才会自行降解,而且在降解的过程中还会释放毒素。
塑料袋对很多海洋生物构成了威胁。比如,海龟会将其误认为是自己最爱吃的水母而去吞食,其结果会造成窒息;海鸟和海豹会将小块儿的塑料垃圾吞进胃里,这种饱胀感最终会使它们活活饿死。此外,还有一些海洋生物被塑料垃圾缠住而无法解脱,最终会在痛苦中死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塑料垃圾会分解为细微颗粒,继续危害环境。这是因为塑料垃圾会吸附杀虫剂进入食物链,通过鱼类和海产品最终影响人类的健康。根据一份最新公布的报告,2010年全世界共产生了2.75亿吨的塑料垃圾。
(www.spiegel.de)
一、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非诉救济的必要性
(一) 公司营利性目标的要求
公司为实现其营利性目标, 在进行商业活动时, 需要尽可能地提高效率、节约成本。股东大会决议作出公司各项重大的经营决策, 如果这些经营决策动辄因为股东大会存在瑕疵而被撤销, 那么, 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况且, 一项决议被撤销后, 公司还需重新召开股东大会作出新的决议, 这就很可能使公司错失大好商机, 也不利于公司的运营与发展。此外, 撤销股东大会决议需要进行诉讼, 而诉讼的过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等到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判决作出之时, 该决议的内容可能早已实施了, 此时再溯及既往地否定其效力, 就会使公司承担的诉讼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非常高昂。
(二) 维护决议安定性的要求
股东大会决议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不仅影响作出该决议的股东的利益, 还会对公司利益以及信赖该决议与公司发生法律关系的其他主体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 较之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 股东大会决议的安定性要求更高, 一旦股东大会的决议被撤销, 则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将受到影响, 交易的安全及社会的稳定就将无法保障。
(三) 公司自治原则的要求
公司法在本质上属于私法, 处理公司事务首先应当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参与股东大会并按照出资比例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作出股东大会决议是股东的权利。股东大会决议的当事人是股东, 他们对于如何行使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具有最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法官永远不可能代替股东而成为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因此, 若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可以通过无需法院参与的其他非诉救济方式得到救济, 那么, 就更能保障公司的自治性。
二、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非诉救济的方式
(一) 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参与决议
根据现行《公司法》的规定, 当股东大会决议的作出违反法律和章程规定的相关程序时, 股东可以提起决议撤销之诉。这一规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股东的出席会议、参与讨论及表决的机会。股东全体如果愿意通过出席股东大会参与决议的方式来放弃其程序利益, 那么, 法律就没有理由否认其效力, 即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参与决议可以治愈在召集程序上存在瑕疵的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
从国外立法例上看, 不少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中都规定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瑕疵治愈问题。《法国商事公司法》第159条第2款规定“一切未依法召集的会议均可以撤销, 但全体股东出席了或者由他人代理出席了会议的, 撤销之诉不予受理。”英美公司法也认可股东大会决议瑕疵可因全体股东出席并同意而得以治愈。我国《公司法》第38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理解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瑕疵可因全体股东的同意得以治愈。但《公司法》对于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召集程序上的瑕疵, 没有类似的规定。笔者认为, 基于同样的法理, 应当肯定股份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瑕疵也可因全体股东的同意得以治愈。
但是, 并非所有召集程序的瑕疵都可因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参与决议而被治愈, 若召集权主体存在瑕疵, 全体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参与决议并不能治愈这一瑕疵。因为一旦规定召集权主体的瑕疵可因全体股东出席而被治愈, 那么, 公司内部各个机关之间的相互独立与制衡就得不到保证, 公司分别设置法人机关的意义也将不复存在。《公司法》之所以将召集股东大会的权限赋予董事会, 是因为董事会的职能使得其最了解公司的业务、最知道何时有召集股东大会的必要性。若允许股东任意跳过董事会而自行召集股东大会, 就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使得立法目的落空,
(二) 公司追认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德国民法规定对于自己所作的无效行为或可撤销行为的承认, 称为追认。那么, 公司对于自己作出的存在瑕疵的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 也应当可以通过重新作出一项无瑕疵的决议的方式来确认其效力。也就是说, 当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存在可撤销原因时, 有召集权的主体可以积极行使权利召开股东大会, 以新的决议对前决议进行确认, 从而使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的瑕疵得到修复。正因为新决议是在内容或程序上不存在任何瑕疵的公司意思, 所以能够确认前一可撤销的决议的效力。
以追认的方式肯定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效力, 一方面, 可以起到同提起撤销之诉相似的效果, 即能够终止对有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的争执;另一方面, 又及时作出了有效的决议, 避免了公司法律关系因撤销瑕疵决议而处于不稳定状态, 使得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三) 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 指的是在特定的情形下, 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持反对意见的股东所享有的一种要求公司以合理公平的价格收购自己股份的权利。我国《公司法》在第75条、第143条中肯定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购请求权, 但将其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 只有存在第75条或143条中所列举的情形时, 异议股东才可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也就是说, 在我国, 若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是第75条或第143条中所列举的几类事项, 那么, 无论该股东大会决议是否存在瑕疵, 异议股东都可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而退出公司。若股东大会决议的内容超出上述两法条所列举的事项之外, 那么, 即使该股东大会决议存在瑕疵, 异议股东依然没有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权利。
但是, 为保证股东大会决议的安定性, 在部分国家的法律实践中, 若公司的小股东因反对大股东的决议, 尤其是违反章程的决议, 而向法院起诉时, 法官往往责令公司以公平价格购买小股东所持股份的价值, 使小股东顺利退出公司。因此, 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是对少数异议股东利益保护的一种有效机制, 也是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救济手段。
笔者认为, 我国也应该借鉴国外的做法, 扩大现行《公司法》中可以适用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的情形, 在股东大会决议存在可撤销事由时, 也应允许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因为, 股东大会决议存在可撤销事由时, 往往影响的是股东将来的利益, 而不是对其既存利益的侵害, 因此, 如果异议股东愿意通过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而退出公司, 则其利益实际上也就不会因股东大会的瑕疵决议而受到侵害, 也就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来对其进行救济。对于公司而言, 一旦其购买了异议股东的股份, 其股东大会作出的可撤销的决议就将不会因为这些股东提起撤销之诉而导致无效, 公司即可顺利地依此决议开展经营活动。同样地, 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可信赖此决议与公司开展各项法律活动。总之, 在股东大会决议存在可撤销事由时, 允许异议股东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而退出公司, 对于股东、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有利的。
三、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非诉救济与诉讼救济的协调
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非诉讼救济同诉讼救济的关系, 应该定位于前者优先于后者而适用。这是保障公司与外部第三人之间法律关系稳定性的要求, 也是充分尊重股东意思自治、尽量减少司法干预的要求。
但是, 任何一项非诉救济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其救济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 当通过非诉救济方式无法对可撤销的股东大会决议进行救济时, 股东就需通过提起撤销决议之诉来救济其利益。因此, 可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的非诉救济方式并不能够取代诉讼救济的方式, 只有二者相互配合, 才能既维护股东利益, 又保障公司顺利进行经营活动, 实现其营利性目标。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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