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观后感

抗战的观后感（精选9篇）

抗战的观后感 篇1

在8年抗战中，很多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成了难民。那时候，中国空前的团结。在敌强我弱、武器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只好拿人筑成长城，以空间来换取时间，尽管三分之二国土沦丧，依然坚持抗战。那时候，很多人不仅面临死亡的威胁，还经常忍饥挨饿。

在《我的抗战》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两个情节：

1、李敏，一个十四岁的东北抗联战士，在突围时与敌人相遇，在经过短暂而血腥的战斗之后，很多战士牺牲，部分人伺机冲出，这其中包括李敏。李敏走在前头，后面跟着几个抗联女战士。走着走着，李敏发觉不对劲，在齐膝深的雪中费力转身往后看，发现几个黑点，还发现了敌人的骑兵---后面的战士被俘了。她赶紧躲入一树丛中，往雪里边钻，能钻多深钻多深，这时她已顾不上冷了。敌人上来了，她的心跳到了嗓子眼。还好敌人没有发现她。确信日伪军走远后，她爬了出来。在路上捡到了一只老鼠，她把它放进了口袋里，她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饿的时候只有雪。东北，天黑的早。她忽然听到了狼叫声，并且不是一只，她很害怕，心想，今天晚上估计自己要做狼的美餐了。忽然她想到别人教她的，碰到狼后敲击树可把狼吓走。她拿起树枝使劲敲起树来，狼果然被吓跑了。她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带，烧着了火，将刚才拾的老鼠烤了烤，吃了，她觉得很香。(如果现在你发现在你碗里，有一只老鼠，不仅你吃不下去，原先吃的也会吐出来。)在树林里强捱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个小屋，她跑向那个小屋，想暖和暖和，休息休息，但快到跟前时，一个日本人出来了，她胡乱打了一枪，掉头就跑，敌人没有追上。找了几天，她终于找到了其他的抗联战士，战士们向她迎过来，而她终于支撑不住，晕倒了。

2、一名战士(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叫什么名字都忘了)被日本人俘虏后，敌人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情报，他没有说。最后敌人决定处死他，时间定在1945年8月14日。这一天，首先是他的战友被带了出来，执行了绞刑。他还记得他的战友临走时，对他说，我先走了。轮到他时，那天行刑的喝多了，晚来了一个小时，时间改在了第二天的下午。(处决犯人一般在下午2点到4点。)不知他是以怎样复杂的心情度过的那一天。谁知第二天中午时，太阳旗降下了，日本投降了，战俘都被放了，他获得了新生。以后他把8月15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日本投降后，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中国没有索要赔款。据说是周恩来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责任应由日本政府来负。而如果索要赔款，就会转稼到日本老百姓头上。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很不赞同。日本是由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组成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将它们隔裂。日本兵有几个是贵族子弟?还不都是普通老百姓。不仅应让日本赔，还应该让他赔个倾家荡产，使他永无侵略他国的能力。

抗战的观后感 篇2

一、民族危机下催人奋起的旋律

1.伤心断肠的《松花江上》。《松花江上》是抗战时期久负盛名的《流亡三部曲》中的第一部,1935年张寒晖创作,血泪般的歌声控诉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我东北三省,践踏我国土,蹂躏我同胞,掠夺我资源的侵略罪行。该歌一经传唱,迅速不胫而走。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松花江上》已传遍西安。从张学良到全体东北军官兵,从青年学生到普通民众,听之无不动容泪下,感同身受。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利用了 《松花江上》的影响力,动员东北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不仅有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舆论思想基础。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2]

2.倾诉衷肠的《长城谣》。《长城谣》创作于1937年,由潘子农作词,刘雪庵谱曲。《长城谣》以“万里长城”起兴,将“长城”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作为中国的国家象征,不仅歌颂了祖国大地的富饶,抒发了对沦陷区故乡的思念,也控诉了日寇对我国的蹂躏,倾诉了人民群众流离失所的惨象,还表达了中国人民群众万众一心结成“新长城”,维护祖国的领土完整,“誓赶胡虏出边疆”的愿景。 整首歌曲苍凉悲壮,亲切优美,激发了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 “在武汉演唱《长城谣》进行抗日募捐时,打动了很多人。捐款箱前排起了长龙,连衣不蔽体的难民也捐出了自己仅有的铜元”[3]。

3.激愤悲壮的《嘉陵江上》。《嘉陵江上》是贺绿汀在1939年端木蕻良散文诗的基础上谱曲而成的经典抗战歌谣。此歌以极富艺术感染力和强烈的思想内涵,沉痛地描述了“失去了田舍、家人和牛羊”的同胞,“徘徊在嘉陵江上”,抒发了被日寇侵占而流亡他乡者对故土的深切怀念,“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真挚地表达了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所犯罪行的切齿痛恨。“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同时也坚定表达了誓死收复失地、打回老家的信心和决心。“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从而谱写出又一首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激励人民奋起抗战的“思乡曲”。

从创作时间上看,以上三首抗战经典歌谣产生于1935、1937、 1939年;从创作内容上看,对“抗战救亡”主题的认识和理解一脉相承并逐步深化。由《松花江上》的追问:“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到《长城谣》的愿景:“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再到《嘉陵江上》的信念:“我必须回去,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可以说完成了一个圆满的“轮回”。三首抗战经典歌谣,不仅蕴含着人民群众卫祖国、保家乡的要求,而且反映了人民群众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从抗战初期的悲怆迷惘,到坚持抗战到底的勇气决心,再到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

二、民族抗争下冲锋陷阵的号角

1.振聋发聩的《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的抗战歌曲。1935年5月,在电影《风云儿女》公映后,《义勇军进行曲》立刻引起人们的共鸣,在社会上广为传唱。《义勇军进行曲》仿佛一针强心剂注入中华民族的心脏,激励着中国人民“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高亢激越的旋律,振奋了全体人民的精神,“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这首歌曲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抒发了人民群众抗日救亡的愿望,吹响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号角,“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其时,“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 ‘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都市里自不必说,长沙的湖南婆婆,汉口的湖北车夫,都能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4]。

2.威武酣畅的《大刀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是一首大快人心、 家喻户晓的抗战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原歌副标题为“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词曲作者麦新,这首歌以高亢激昂的旋律,爆发出火山般的爱国热情,给人以强悍的感染力。歌词中“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以盛气凌人的姿态,塑造了中国军人勇猛如虎、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看准那敌人,把它消灭! 把它消灭!”更给人一种一挥而就、杀敌如麻的快意恩仇。歌词中 “冲啊!”“杀!”则最大限度地释放出酣畅淋漓的战斗激情。可以说,《大刀进行曲》集中表现了对日寇刻骨铭心的愤懑与仇恨,以风卷残云、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为中国军队奏响起了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万千中华英雄儿女为保卫祖国去冲锋陷阵。

3.雄伟磅礴的《八路军进行曲》。1939年秋冬之际,诗人公木与作曲家郑律成合作创作了中共军队第一个军歌声乐套曲“八路军大合唱”,其中《八路军进行曲》是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八路军进行曲》以简洁明快、富有朝气的旋律,庄重豪迈、铿锵有力的曲调,塑造了八路军勇往直前、雄壮威武的光辉形象。歌曲从“向前,向前,向前”的进军号召开始,接着唱出“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表现了八路军是一支背负民族希望的正义之师。最后发出:“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着最后的胜利, 向着全国的解放”以排山倒海之势,讴歌了八路军蒸蒸日上、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八路军进行曲》不单成为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象征歌曲,也成为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标志性歌曲。

这些产生于中华民族抗日解放战争的抗战进行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的真实写照。它们以威武雄壮的音调,慷慨激昂的旋律,发出了中华英雄儿女的怒吼,表现出中国军民一往无前、前赴后继的革命勇气,展现了中国军民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鼓舞了万千民众奔赴抗日战场,也激励着前方将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冼星海认为:“我们要让歌声传遍都市和农村,鼓励战士们忠诚抗战,用那雄壮的歌声压倒敌人的炮声。”[5]在各条抗日战线上,这些抗战进行曲转化成中国军民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激发着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念。譬如,在台儿庄战役中,混杂的枪炮声里总有抗战歌谣的号角,中国军队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谣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胜利。

三、全民抗战下浴血奋战的绝唱

1.慷慨激昂的《保卫黄河》。1939年3月,冼星海为光未然的长篇组诗《黄河大合唱》完成谱曲,一部弘扬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与民族精神的音乐史诗孕育而生。作为《黄河大合唱》华丽乐章的主题曲,《保卫黄河》可谓经典中的经典,迅速传遍整个中国。歌曲开头“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不仅隐含了日寇对中国的罪行,暗示了民族危机警报的拉响,也预示了抗日民族战争全面反击的临近。“万山丛中,青纱帐里,抗日英雄、游击健儿,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着“家乡”、“黄河”、 “华北”和“全中国”!通过齐唱、轮唱的演唱方式,“全体音群像一股澎湃的洪流,奔腾向前,一泻千里”[6]。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军民后浪推前浪、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感情,象征了中华民族力量如黄河之水一般浩浩汤汤,滚滚奔腾,也暗喻了中华民族抗日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挫折中奋进,在困难里成长壮大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2.鼓舞人心的《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尾声,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最严峻的时刻。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黎明前的黑暗”时期,西北战地服务团“武装宣传队”的牧虹、卢肃等同志一起创作了小型歌剧 《团结就是力量》,并由他们分别填词、谱曲的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也随即诞生了。《团结就是力量》短小精悍、主题鲜明、简洁有力,“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这首歌在严酷的战争困境中,深深感染了中国军民的革命热情,将无数热血赤子之心紧紧相连,成为鼓舞抗战士气的精神食粮,也为日本侵略者敲响最后的丧钟[7]。

3.面向未来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主张。对此,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在 《解放日报》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时年19岁的曹火星受到社论启发,创作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经典歌谣。歌词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中国走向光明,他抗持抗战六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这首歌唱出了解放区与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普遍心声,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概括。曹火星回忆说:“我写这首歌是动了感情的。抗日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搞民主建设,使人民当家做主。搞土改发展生产,给人民改善生活……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亲眼所见,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对党的深情,我有亲身体会。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局面?没有共产党怎么会有今天?”[8]从此,这首歌随着人民军队抗战胜利与解放战争的步伐而唱遍全中国。后来,毛泽东在原歌上加了“新”字,于是演变成为传唱至今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实际上,这些抗战经典歌谣的创作大多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下,抗战歌谣成为中国民间音乐与民众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开辟了中国民族音乐的新纪元[9]。这些抗战歌谣不仅在艺术上登峰造极,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发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了民族精神的精髓,唱出了抗战精神的最强音,成为时代精神的注音符。抗日战争为抗战歌谣提供了不竭动力,民族精神为抗战歌谣注入了永恒生命力。抗战歌谣广泛汲取了民族的思想感情、历史文化语境,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并在炮火中得到了洗涤和升华。

《抗战音乐史》读后感 篇3

关键词：抗战音乐史 音乐家

正值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国上下沉浸在纪念胜利的号角声和《黄河大合唱》等歌声的日子里，一本既具翔实史料价值，又具可读性和研究性的史学著作《抗战音乐史》问世了。该书的出版发行，是我国音乐界、音乐史学界的一件幸事，也是年近八旬的陈志昂先生在晚年对中国音乐事业的又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義的贡献。它为我们研究和学习抗日战争时期我国革命音乐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革命文艺传统，发展我国现代音乐艺术，具有深刻而现实的意义。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灾难的万丈深渊，同时也燃起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火焰。战争与时代的结合，音乐艺术与抗战的融汇，更新了音乐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抗战音乐艺术呈现出鲜明的时效性、大众性、激昂性等崭新的美学特征。正是因为抗战的内容才使音乐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空前紧密，广大音乐工作者开始与以往较为陌生的工、农兵和劳动群众接触，团结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鲜明旗帜下，开赴战区和农村，用铿锵有力的音符和跳动激昂的节奏鼓舞人们奋勇抗日，掀起了切合广大民众审美能力和适应武装群众与抗日宣传的形势需要的以救亡音乐为主旋律的战时音乐艺术创作的高潮。从此，歌声成为激励人们走向战场，勇敢杀敌的号角。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指引下，艺术创作者们开始了音乐史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先后出版了大量具有研读性和教育性的音乐史学著作，如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汪毓和教授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等史学著作，近年来又相继出现了各类不同的专题音乐史，如凌瑞兰教授的《东北现代音乐史》、乌兰杰教授的《蒙古族音乐史》等，但将抗战时期的抗战音乐作为一个专题来单独进行论述的音乐史学著作，陈志昂先生的《抗战音乐史》还属首例。陈志昂先生悉心研读史料，勇于吸取史学成果，认真清理和分析各家史观，编写出了这部《抗战音乐史》，为我们更深入、具体的了解中国抗战音乐史提供了一份翔实的音乐史料，使新时期的莘莘学子能够全面系统的认识发生在抗战年代的抗战专题音乐发展史，从中吸取知识和力量，得到应有的历史启迪。

《抗战音乐史》全书共分为八章。前有“绪论”后有“后记”，中间附有插图，洋洋洒洒29万字。从抗战前期的爱国歌曲到救亡歌曲和救亡歌咏运动；从抗战初期的音乐到解放区时期的音乐；从国统区的音乐到沦陷区的音乐，全书以不同时段和不同区域作为切入点，以不同视角突出音乐家和音乐作品两条主线，紧握时代特征和当时社会思潮与音乐艺术互动融合的逻辑脉络，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将中国抗战时期15年的抗战音乐创作风雨历程，或浓妆、或淡抹，勾勒出一幅中国抗日战争音乐史的斑斓画卷。细读此书，笔者认为此书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在历史的叙述中，以抗战歌曲的创作为中心，突出音乐家和音乐作品这两条主线。

音乐史是一部音乐的历史，在记录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就应以音乐作品为主要描述对象，而音乐家作为音乐作品的主要创作者，音乐史中就理所当然的突出“人”这一因素。《抗战音乐史》正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记载和论述了抗战前后各个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域涌现出的音乐家及其作品。从《抗战音乐史》的目录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作者将抗战音乐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从抗战前期的爱国歌曲到救亡歌咏运动蓬勃展开时期。在这一阶段，作者重点论述了影响最大的聂耳的生平和创作经历，并以聂耳为中心，介绍了聂耳的战友和追随者，如任光、沙梅、麦新、孙慎等音乐工作者的经历与创作成果。可以说这一阶段为“聂耳阶段”。第二阶段（第三章）是抗战爆发后，抗战歌声到处飞扬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作者重点论述了在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冼星海的生平与作品，介绍了诸如赵元任、夏之秋、吴伯超等音乐家的创作经历与抗战歌曲。可以称这一阶段为“星海阶段”。第三阶段（第四、五、六章）为解放区的音乐时期，这一阶段介绍了郑律成、马可、王莘等不同区域的音乐工作者及其音乐作品。第四阶段（ 第六、七章）为国统区的音乐和沦陷区的音乐时期，这一阶段作者也简要的介绍了马思聪、李凌、赵沨等音乐人和《荆轲》《秋子》等音乐作品。

不仅如此，作者还在书中为诸如聂耳、冼星海、郑律成等中国乐坛的风云人物立了小传，将黄自、刘雪庵、吕骥等影响了两代人的作曲家的生平、思想、创作、影响作了详细的介绍。以音乐作品为例，《抗战音乐史》著对具有里程碑式的作品如清唱剧《长恨歌》、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新歌剧《白毛女》等着以重墨，详细品评。如冼星海的合唱曲《黄河大合唱》，对于这部在战火中诞生的享誉海内外的一部雄伟的民族音乐史诗，《抗战音乐史》对其产生背景、流传过程、作品影响、群众反映等逐一进行详细叙述，对其九个乐章的题材、体裁、和声运用、节拍变化和表演形式等都作了详细的分析，不仅如此，作者还在其中加入了不少学者的评论和自己对作品的认识和理解，并配有插图，将一部全面的、完整的《黄河大合唱》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能够更深刻的体会到《黄河大合唱》在艺术上的精雕细镂，更透彻的感受到这部独具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宏伟之作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雄伟的气魄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二是客观描述与客观评价相结合。

陈先生站在对作品客观负责的思想高度，以当代人实事求是、开放的思维方式，对抗战音乐作品及其作者进行了客观描述，并对不同学者对一部作品的评价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在述评音乐家时，紧紧抓住音乐作品本体为核心，通过对音乐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入情入理的音乐学分析，给音乐家以客观、科学的历史评价。例如作者在论述沙梅的作品时，对沙梅所作的《打回东北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首歌是一首构思新颖的二部合唱，中段高音部申诉性的长音与低声部宣叙性的断音形成对比性的复调结构颇有效果，对语言的声调节奏处理也适当，并引用了刘雪庵的话“有威力，有生气”。但作者同时也客观地指出沙梅对于节奏的处理并不是总是样样恰当，像《你问我的家乡吗》和《自由中国》的节奏就大有问题，最后作者总结说：“总之，沙梅自有其历史的成就，但我们不必为贤者讳，掩盖他的不足之处。”（《抗战音乐史》第66页）。又如作者在评价吕骥时，先对吕骥在抗战年代较为突出的音乐作品《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了评价，认为这首作品不仅延续了音乐家刚健雄壮的气概，同时又融入了宏伟庄严的气象，将颂歌与进行曲恰到好处的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风格。而后又品评了他在抗战时期所创作的具有民族风味的抒情歌曲，如《大丹河》《开荒》《高粱叶子青又青》等。这些歌曲都显示了吕骥向民间音乐学习，向陕西民歌学习的努力与收获。但是，虽然他对民间音乐十分重视，在陕北民间音乐的科学研究方面下过不少功夫，却始终未能自由的运用陕北民间音乐的语言进行创作。掌握和使用运用的能力因人而异，是不能强求一律的。这种情况也不独吕骥为然。（《抗战音乐史》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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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尊重他人学术成果，文中明确注明文字出处，不仅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也彰显了作者学术严谨和求真创新的人格魅力。

陈先生既是音乐家又是评论家，所以从该书的每一个章节的标题到文章笔触都显现出音乐评论家热情洋溢的气质和理性的思考。我们知道凡署“著”的出版物，都應是个人独立研究、具有创见性的成果。我们在写作中引用、转述他人成果时，都应标明所引文字的来源、出处。而现今的许多作者在著书时不加注释，只是在书末开列一个“主要参考书目”，并不在行文中对此加以说明，这就造成将别人研究后写出的文字算在自己的著作名下的事实。但陈先生并不如此，凡是在他书中出现的其他学者说过的话、写过的字，作者都详细地在该句后面标明作者和出处。例如：作者在评述有关陈田鹤音乐作品的一般特点时，引了“陈田鹤在作品中更重视作品的意蕴的深邃和歌唱与伴奏做线条性的复调结合”，紧接着在括号中标明“汪毓和：《20世纪华人音乐创作概观》，见《回首百年》第16页”。又如：作者在论述华中地区的专业化合唱队伍时说虽然由于条件所限，声部不一定十分均匀，主要是女声较少，以致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而当时“刚满10岁的童声小鬼吕其明等也参加了女声部” 演唱《黄河大合唱》。随即作者将引号中的文字用括号明确标明其出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260页）”。像这样的标注在书中只要有引文的地方都可清晰地看到。这既方便了他人查找核对，又证明了自己引文来源的可靠与准确；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原著者的尊重、不抄袭他人成果，尊重他人的高尚品格，更体现了作者站在客观史料和对他人观点分析的基础上，经过独立辩证思考，遵循起码的学术规范，得出富有新意结论的创新精神。

《抗战音乐史》的特点当然不仅仅是以上几点，它的丰富史料和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客观、独到的音乐学述评，以及充满思辨精神的理论分析、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丰富性都是《抗战音乐史》值得欣赏的地方。但是古语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抗战音乐史》也并非十全十美，如前所述作者对各时期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进行了客观独到的音乐学分析，但遗憾的是书中缺少了供读者阅读的谱例，尽管作者对这些作品加以有详有略的评说，但对于没有接触过这些作品，一时又找不到谱例的读者来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甚是一件憾事。另外，他对许多音乐家在不同的章节有重复的论述，从目录就可以看出，例如冼星海就分别在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的第四节，以大量文字加以论述；吕骥分别在第二章的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三节、第四章的第三节论述；任光分别在第二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五章的第四节论述。除此以外还有像张曙、刘雪庵、江定仙、赵元任等作家都有重复论述。读来让人有重复累赘之感。

以上几点笔者冒昧提出，仅供陈先生参考。

抗战时期的抗战音乐是植根于民间的肥沃土壤之上，在抗战的时代风雨浇灌下成长起来的，在整个抗战运动中起到了其他文艺运动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整个中国音乐史的一翼，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先锋文艺”，是中国革命音乐的历史起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不可磨灭的功勋。风雨兼程之后，中国的音乐史学研究必将在更为开放和宽阔的环境中，走向更加多元、更加丰富的繁荣之路。加以时日，我们再回首中国音乐史的发展，《抗战音乐史》当是一笔可贵的史学文献。

抗战的观后感 篇4

9月3日上午，我们全家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

老丈人是退伍军人，有很重的军人情结。儿子六六，一岁半前从没让他看过电视。今天破天荒的让老丈人抱着儿子看完整个阅兵式。

儿子看着看着就开始模仿正步走。老丈人笑说，以后让六六去当兵好不好?我说好啊，老爸你以后多教教六六，教他正步教他打枪，咱们家的军人传统就让他继承!

说完，老丈人突然严肃起来，我可是认真的。我看着他答道：“我也是认真的。”没有你们军人的守护，哪有我们的太平日子啊。刚才的英模方队不就是我们对军队精神的一种继承吗?看六六有模有样的，说不定哪天他也能从******前正步走过啊。老丈人听着就高兴起来，立马开始尝试和六六沟通怎么走正步。

观抗战电影的观后感作文800字 篇5

故事以李宗仁来到徐州为开头，全社会大为关注，体现出全国抗日热情之高，宗仁激昂地演讲和蒋中正亲临徐州并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表明国民党当局急切需要一场胜仗来鼓舞士气，该心愿很快会在台儿庄实现了。

在这部剧中，其战争之惨烈，伤亡之严重，在向我们诉说先烈的壮烈事迹的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今天的幸福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以下有三个镜头:在一个阵地上，川军的一个整编师的兵力几乎打光了(六七千人哪!)，只剩下一名重伤员、一名通讯员和他们的师长，伤员对师长说:“师座，我不想当俘虏。”他指了指师长的枪说“帮帮我。”师长听后感到内心强烈震荡，他含着泪用他那颤抖的手握着枪帮他结束了生命，也满足了伤员最后的愿望。他又让通讯员去发封急电(电台在后方)又将他珍藏多年的怀表赠予通讯员作纪念。只留下他孤身一人对抗百名日军，当敌人冲上阵地时，他冷静地吸了支烟，然后从容自杀。他的灵位前有一面千疮百孔的锦旗:“天府子弟，抗日报国。”和一把蒋中正亲自奉上的宝剑。

一名长官见七八名士兵用担架抬着一具尸体便问道:“站住，你们抬得什么人?”打头的一位士兵回答:“是我们营长。”“你们营还剩下多少人?”“就我们几个了。”(800人哪!)只见他们有的头部受伤，有的互相搀扶，有的失去胳膊……长官见状说:“你们下去好好养伤吧。”众人答谢，一瘸一拐的走向后方。长官望向战场，叹了口气。

敢死队向日军占领的阵地冲去，一阵激烈的枪战开始了，经过殊死搏斗，最后敢死队占领了阵地，原本几十人的队伍只剩五六人，通往阵地的道路排满了日军和敢死队员的尸体。一名队员正展开一面青天白日遍地红旗时，一名受重伤未死的日军军官枪击中了那名队员的右手，其身后的队友们开枪射杀了日军军官并帮助他展开旗帜，象征阵地夺回。之后，我方凭着敢死队突击的战术奇迹般的夺回了全部阵地，打了场胜仗，了解了老蒋的愿望，使李宗仁一战成名，大大提升了抗日士气。

76年后的今天人民安居乐业，大家生活幸福安康，有些人已经忘记了76年前的一场战役中所发生的故事，也有的人不在注意它的意义，但大家要想想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要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面对东边军国主义复苏的日本正野心勃勃盯着中国，南边还有那个在南海叫嚣不止的菲律宾(你们也不想想越南的下场?)和在身后为他们撑腰的老大--美国，我们如果没有坚固的国防技术和雄厚的经济资本可以吗?答案很明确:不可能。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知识去建设国防，提升经济水平，只有如此，历史才能不会重演!

我的抗战读后感 篇6

一、谁胜了

8年抗战期间，日军死亡约为44万人，国军死亡400多万人，共军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以游击战为主，伤亡很少。也就是说，10条国军命才能弄死一个日本人。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没有苏联红军出兵，没有美国人投下原子弹，这场战争8年能结束吗?即便如此，算一个体面的胜利者吗?

二、日本为什么要打中国

分两面层面，上层和下层。上层：日本天皇裕仁和希特勒想瓜分世界，原计划在中东汇合。因此，不仅打中国，中南亚各国也打，美国也打。现在来看，显然是痴人梦想。 下层：他们认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灵魂会得到拯救，为天皇去征服一个劣等民族是神圣使命。

三、黄埔出军官

在我的印象里，国民的高级军官都出自黄埔，事实并非如此。抗战时期，黄埔军校在全国开设了九所分校，其主要是培养排连级指挥员的。淞沪会战，自1937年7月至11月，有1万名黄埔学生战死。1942年3月入缅到1945年缅北、滇西反攻胜利结束，5700多名黄埔学生长眠于异国它乡。

四、地下工作者做什么工作

地下工作者是打入敌人内部长期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特殊工作人员，称为第二条战线。中共党员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传送文件“,比如延安整风运动的文件，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在敌人的枪口下，冒着生命危险要做这样的工作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五、审判公正吗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对25名战犯进行了判决，但其中没有日本天皇裕仁。理由是：那时候苏联已成为一大势力，美国政府想控制日本，就把天皇留下。冈村宁次本来也要被审判的，但他在华北时对八路军的情况特别了解，国民党政府把他留下做了参谋。所谓公正审判，也有不公正的政治因素。

六、抗战期间国家如何运作

抗战时期，重庆的国民政府是合法的政府，另外还有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还有日本人扶持的沈阳的满洲国政府和南京的汪精卫国民政府。满洲国政府没有军队，国民政府有国军，甘宁边区政府有共军，汪精卫国民政府有伪军。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发展生产和外部援助。国军合法得到的援助最多。

七、战争漠视生命吗

抗战初期的“三厅”文艺团体 篇7

关键词：“三厅”,抗敌演剧队第九队,孩子剧团,歌咏

“三厅”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简称“三厅”) 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政权机关。1938年4月1日在武汉成立, 武汉沦陷后, “三厅”辗转南撤到桂林, 在桂林经过自主改组后西迁重庆, 1940年秋, 在国民党地破坏和迫害下被迫改组, 旋即结束。第三厅是宣传厅, 掌管宣传事宜。虽工作不限于搞文艺工作, 但它却领导了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运动, 也因此对于国统区的抗战音乐运动的开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中以在武汉期间的成绩最为卓著。武汉的救亡歌咏运动的高潮就是在“三厅”举办的各宣传活动中产生的, “三厅”广大的音乐工作者们在武汉时期也为中国抗战音乐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即对抗战初期“三厅”文艺团体的初步研究, 并论述“三厅”文艺团体在历史上的贡献。

在抗战初期, 武汉云集了“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等一、二百个群众团体”[1]和300多个歌咏团体, 也是因为有这些团体的积极响应, 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 “三厅”掀起了武汉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是民间组织, 不仅经费困难, 而且没有政治上的保证, 在宣传工作中常受到国民党的滋扰甚至是迫害。尤其是随着战事的不利发展, 迫害也益发嚣张。直至在1938年8月, 国民党强行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社三个团体, 作出“公然违背民族团结、违背抗战利益、违背民族利益的举动”。

对于这些抗日的青年, 党是十分关心的。在中共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 陆续地将一些抗日青年送往延安。并且在“三厅”成立之初, 周恩来同志就曾高瞻远瞩地考虑应将汇集到武汉的各地抗日青年和民众团体、演剧队、宣传队等组织起来, 以“三厅”的名义成立演剧队和宣传队。经过与国民党的周旋、斗争, 最终在9月初“三厅”陆续成立了10个演剧队、4个宣传队, 再在加上原隶属的“孩子剧团”, 组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的烽火文艺兵。

这些队伍自成立起, 就利用一切艺术形式, 包括演剧、歌咏、美术、文字等, 进行抗日的宣传活动, 为抗战文艺发展和抗战文艺宣传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关于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情况

抗敌演剧队第九队是“三厅”文艺队伍中的一支, 相对与其他以“演剧为主”、“歌咏为辅”的演剧队, “九队”的文艺宣传与音乐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抗战初期的武汉是一个歌咏之城, 三镇至少有300多个的歌咏队, 许多歌咏团体都由专业音乐家如冼星海、张曙、任光、江定仙、沙梅、王云阶、盛家伦、林路等亲临指导, 因此进步很快, 有的已具有较专业的演唱水平。演剧九队就是有这些歌咏队员组成的。1938年8月, “三厅”原本计划筹建4个抗敌歌咏队, 由音乐工作人员冼星海、张曙、任光、林路等负责招考队员, 队员来源多为进步的歌咏团体如海星、青救等。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 抗敌歌咏队未能成立, 后“三厅”对于坚决留下的队员坐了如下安排:一、一部分输送到延安;二、分发各演剧队充实歌咏力量;三、原“抗敌演剧队第九队”的队员集体到延安了, 由歌咏队顶其番号。因此, “九队”是具有较高歌咏水平的演剧队。

“九队”拥有较完备的声乐声部组合, 在武汉时曾演出过《在太行山上》、《洪波曲》、《祖国的孩子们》、《做棉衣》、《丈夫去当兵》、《赶豺狼》、《日落西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歌曲, 还演唱了难度较大的四部合唱《抗敌歌》、《旗正飘飘》、《热血》、《歌八百壮士》, 以及李抱枕填词的意大利歌曲《我可爱的大中华》等。“九队”队员余雷、徐炜等还多次在音乐会和广播节目中进行独唱演出。

在音乐家冼星海、张曙, 戏剧家万籁天、舒强的指导下, “九队”也成长成为一支优秀的为抗战服务的演剧队。曾在冼星海亲自带领下于1938年9月到阳罗、金口一带举行了成功的汇演, 节目即包括拿手的歌咏, 也包括演剧, 并向群众教唱抗日歌咏、出壁报等, 进行了各种抗战宣传工作——这些都是“三厅”文艺兵所应具备的综合素质, 也是“调动一切手段为抗战服务”口号的实践。

二、关于孩子剧团的情况

在“三厅”浩浩荡荡的文艺队伍中, 还有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们, 他们就是蜚声中外的孩子剧团。他们最初是来自上海战区孩子, 原是由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儿童艺术团体。成立于1937年9月3日, 领导人吴新稼。上海沦陷前夕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来到武汉, 并在周恩来等同志的关怀下, 加入了“三厅”, 在保卫大武汉的音乐宣传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三厅”文艺宣传活动中最闪亮一部分。

孩子剧团是最早加入“三厅”的文艺团体之一, 因此参加了抗战初期的“三厅”在武汉举行的大部分文艺宣传活动:在“抗战扩大宣传周”, 他们参加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万人大合唱”、“水陆火炬歌咏大游行”、歌咏日的歌咏游行和歌咏音乐会;在“雪耻兵役宣传周”, 他们在难民所、茶馆、轮渡上进行宣传, 并深入到农村去工作, 参加了“五四”和“五九”的歌咏大会;在“抗战周年宣传周”, 参加了分区的戏剧、歌咏演出, 街头宣传和献金及献金音乐大会, 参加了“纪念聂耳音乐会”;以及“节运”、“募寒衣”、“征集卅十万封慰问信”等宣传工作。他们幼小的身影闪现在街头、码头、茶馆、舞台、游行队伍, 闪现在城市、农村、医院、难民所、工厂, 他们演戏、歌唱、演讲、放“西洋镜”、“卖梨膏糖”、写标语、出壁报、访问工人和农民、慰问和应送伤兵……无论在哪, 他们都是最引人注目和最感人的团体。在这样的锻炼中他们成为了武汉孩子的中心, 中国孩子们的象征。

由于孩子剧团为抗战所作的杰出贡献, 他们逐渐成为了大武汉孩子们的中心, 甚至成为了中国抗战时期孩子们的象征。在党和“三厅”的领导下, 孩子剧团在1938年7月19日, 发起“儿童星期座谈会”, 将其他的孩子团体和学生们团结在一起, 共同研讨武汉儿童抗日救亡工作。参加团体有“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七七少年剧团”、“中华海员流亡儿童团”、“抗救儿童救国团”、“抗战儿童读者会”、“抗战建国剧团”、“青救儿童先锋队”、“青救儿童剧团”、“儿童保育会”、“铸抗儿童歌剧队”、“中国童子军岳武穆队”、“新安旅行团”等。在孩子剧团的领导下, 曾在武汉第九小学召开了多次座谈会, 探讨了关于战时儿童自救和为抗战服务等问题, 并且领导武汉各界儿童举行了各种宣传活动。歌咏音乐活动包括:7月28日下午4时, 在中山公园体育场举行了“儿童露天歌咏大会”。节目分全体合唱, 各团体分唱, 教师名家演唱三部分, 参加儿童有500余人, 这是武汉之“空前创举”, 也是中国之空前创举。这种团结各界儿童“集体歌咏”的表演形式, 在以后的抗战岁月中也被进一步的发展, 是孩子剧团为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7月30日下午4时, 在中山路民教馆举行“儿童联合歌咏大会”, 参加儿童有100余人, 除有全体合唱和各团体分唱外, 还有连环合唱——《保卫大武汉》、《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中国民族不会亡》, 并现场向听众教唱抗战歌曲《打倒日本》;8月8日晚, 在大智门苗圃平民新村举行“保卫大武汉宣传晚会”, 参加者300余人, 游艺节目达11项之多;8月22—24日在兴横街广场进行“街头宣传”。

在不断的宣传中, 孩子剧团的文艺表演也日益成熟, 因此他们也是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孩子剧团原本只是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 但特定的历史使他们成为担负着救国重任的抗战文艺工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得到长者的无限关爱, “三厅”众多的文艺家们都成为他们的老师。单就音乐而言, 由冼星海教孩子们乐理、视唱、指挥;张曙教声乐和发声;沙梅教音乐基础知识等。戏剧和舞蹈等也都有艺术家的亲自教导。因此, 孩子剧团的成员们得天独厚地吸收着新文艺的知识, 也自然成为了中国新文艺、新音乐的传播者和传承者, 为不仅能很好的为抗战服务, 也为日后成为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将文艺送上战场

在抗战初期, 文艺界就提出“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以及文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口号, 欲将文化的触角推进到农村和战区, 尤其是战区, 来服务于抗战。但是由于广大的士兵多为文盲, 因此以表演为主的文艺节目, 就格外的重要。尤其是演剧和歌咏。“三厅”的抗敌剧团就是最早深入战区的国统区的文艺团体。

抗敌剧团原为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三、四队, 撤至南京时合并为抗敌剧团, 经党中央同意加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至“三厅”成立后, 改属由“三厅”领导。当台儿庄告捷的消息传到武汉后, 抗敌剧团奉“三厅”命令, 赴前线慰问演出。1938年4月17日出发, 5月中旬徐州被包围后, 曾数次企图在津浦北段突围未果, 后转辗迂回自鲁南、皖北、苏西北等敌军后方, 终于7月9日安然抵汉。这是文艺界首次奔赴前线的行动, 也是文艺界“为自由中国而奋斗”的最坚决的体现。其中, 艺术家赵曙在这次突围中牺牲, 是“文化界第一个死于敌人枪弹下的英勇战士”。

1938年9月初, “三厅”的文艺团体组建完成后, 周恩来同志亲自制定了各队分赴战区前线的计划和行动路线, 将文艺的触角深入到了抗战前沿和后方。此次派遣涉及地域十分广泛, 几乎覆盖了我国东、西、南方的各个重镇要地。东至江浙、江淮一带, 向下可以贯穿至福建;西至陕甘, 可与陕北根据地文艺发展相呼应;南至广西, 并且可纵深到缅甸一带。派遣路线几乎整个大后方和部分前线, 这样规模的的文艺队伍的派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虽然由于战争等的原因, 各队完成情况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的足迹还是基本跨越了中国的西南各省及缅甸等周边国家。

“三厅”的文艺兵正是新音乐运动的工作者, 他们所到之处留下的不仅仅是几首歌曲, 而是新音乐、新文化的种子。此外这些“三厅”的文艺兵, 并不仅仅是在作文艺的汇演, 而是坚定的战士, 他们承担着宣传抗日的重担。在中华民族的最危难时期, 要抵抗强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只有号召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 以人民战争来击溃强悍的敌人。而文艺正是激动人民、发动大众的最有利的武器。散布在各地的文艺宣传者无疑就是这重任的承担和执行者。他们在进行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抗战文艺宣传和文艺发展的中坚力量。

结语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是离不开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的。“三厅”的文艺队伍是由周恩来同志策划组建和具体领导的, 队伍成立后, 不仅在艺术上得到提高, 而且也武装了思想。周恩来同志为青年们作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其中贯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思想, 并谈到了艺术民族化、大众化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对队员们的话“象火把一样, 照亮了演剧队员前进的道路, 象革命的种子, 深深埋在这些青年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结果。”[2]此外, 各团队都有秘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担任管理工作。因此, 从政治上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国统区的宣传斗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斗争中的重要战略部署。

“三厅”文艺团体的历史贡献也是音乐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以上“三厅”的文艺队伍, 虽有不同的冠名, 但所担负的任务是基本相同的, 即应用一切文艺的手段来进行抗战的宣传。在文艺宣传中, 音乐是是最能感动心灵、刺激人情感, 尤其是歌咏, 它具有着先天的优势。歌曲一向是抒发人情感的重要形式, 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号召的、斗争的、愤恨的、安慰的语言, 通过抑扬的曲调、统一的节奏, 整齐的从众人口中唱出, 具有着无比的力量;歌曲较之其他艺术形式普及性更强, 因为明确的语言更容易让群众理解, 流畅的旋律便于群众记忆;此外, 伟大的时代, 也产生伟大的音乐, 抗日战争时期, 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受难期, 但也是奋发和革新的时机, 伴随着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爆发了伟大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也诞生了众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歌曲等优秀的抗战音乐作品。也正如在新时代的中国诞生了那么多歌颂新生活、歌颂祖国的爱国歌曲, 也再没有比“爱国歌曲大家唱”全国歌咏活动, 更能体现我们对于幸福生活的赞美, 对母亲祖国60华诞的庆贺, 对于伟大祖国的热爱!以歌咏为武器, 也是由于抗战时期的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抗日战争中, 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难关头, 在艰难的岁月中, 一切进行艺术行为的物质条件都难以保障, 而歌咏, 它不需任何的外在条件, 只要有人就可以很快地传播。因此, 歌咏是“三厅”文艺工作者的重要宣传武器, 也是救亡运动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

“三厅”演剧队、宣传队和孩子剧团,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一直是深入在前线和后方城乡, “进行了艰苦卓绝、出生入死”的宣传工作, 更难得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环境下, 他们都遵循党的领导, 坚守革命信念, 以歌咏、演剧为武器, 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注释

1[1]阳翰笙.风雨五十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64.

抗战胜利观后感 篇8

向阳办赤水小学六年级

吴文迪

9月4日上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北京隆重举行。我和爸爸妈妈一起观看了大阅兵。

此次阅兵共有27个装备方队，按照作战体系要求编组，包括地面突击、防空反导、海上攻击、战略打击、信息支援、后装保障等模块，由陆军、海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和四总部直属部队联合编成，展示的武器装备均为国产主战装备，84%是首次亮相，充分展示我军建设的新发展、新成就、新面貌。10个空中梯队，包括空中护旗方队、领队机梯队、预警指挥机梯队、轰炸机梯队、歼击机梯队、海军舰载机梯队、海上巡逻机梯队、加受油机梯队、直升机梯队，涵盖了我军现有先进作战和保障机种。

看了大阅兵，我思绪万千： 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走上血腥的战场。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张张不平等的旧条约，使中国变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肥羊。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使辉煌的圆明园变成了一片废墟。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抗战英雄们为了中华人民过上了现在的生活，抛头颅，洒热血，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帝国主义。使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

我们要将国耻牢牢的铭记在心中奋发图强，为新世纪复兴做贡献，我们要更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国做更多的奉献。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观后感

向阳办赤水小学六年级

王圆梦

今天是9月3日，今天早上十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

我在电视上观看了这次阅兵式。这次创造了六个首次：首次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举行阅兵；首次邀请外国军队代表参加分列式；首次组织抗战老兵包括国民党老兵参阅；首次编组英模部队方队受阅；首次按作战体系编排装备方队；首次由将军担任领队。

在阅兵式上我们不仅看到了由步兵组成的方队，还看到了由坦克车、火箭车、信息指挥车、核弹车组成的方队，也看到了由空军飞机组成的方队的表演，看完庆典后，我为我们国家军队的强大而感到很自豪。

这次以抗战胜利为主题的阅兵式同时也提醒着中国人民不要忘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烧丶杀、抢、掠，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时刻提醒着我们：战争的阴影依旧存在，落后就要挨打，只有我们自已变强大了才会受到别的国家的重视和尊重，也提醒我们，中国的强大和我们现在的幸福是由三千五百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高二抗战纪念日阅兵观后感的作文 篇9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要凝聚中国力量，为了共同梦想努力奋斗。抗日战争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正是有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汇集起夺取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我们要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心，捍卫人类尊严和历史正义，维护国家主权和世界和平，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崭新的未来，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勿忘“昨天”，勿忘那曾经的伤痛;勿忘“昨天”，牢记那可贵的觉醒;勿忘“昨天”，把握那难得的坚毅;勿忘“昨天”，继承那令人敬仰的中国魂。但勿忘“昨天”，不是让我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和骄傲中不知前进的方向，勿忘“昨天”，是为了让我们正视今天，是为了让我们挑战明天，是为了让我们将“昨天”胜利的辉煌重现……

短短的一天一晃而过，但这一天却让我收获了许多，思索了许多，也成长了许多。或许平日的我们并不会将那段难忘的历史特意拿出来宣扬一番，但只要我们将那个七十年前的日子熔入到自己的脑海，它便能像警钟一样时时鞭策我们保持警醒、踏实前进，让我们的后代在将来的某个日子里骄傲的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有着无数个荣耀的‘昨天’，我们还要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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