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女性创业现状

农村女性创业现状（精选7篇）

农村女性创业现状篇1

在我们走访的46个女性创业点中，30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有5人，占到10.8%，比如伯乐镇，四个创业女性中有两位是大学毕业生;35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9人，占比达到20%;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的创业人员几乎达到75%。

二、镇村女性创业呈现产业多样化

走访的46个样本中，大类分为种、养，种养结合，加工类，电子商务类、医养结合类项目，其中仅养殖和服装加工两项，就占到了近50%

三、现代女性创业意识越来越强。

年轻有文化有阅历的知识女性，在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本之后，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主创业。比如张楼镇的吴蕊，有了孩子后不便再外出务工，就直接组织起来几个人干起了服装加工厂。

四，夫妻共同创业情况多。

夫妻共同创业的占比达到28%，几乎每三个女性创业的案例中就有一个属于夫妻共同创业，夫妻共同创业一般有着明显的分工，即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形式。

五，以县城为分界线，东部乡镇女性创业愿望不强烈，创业典型少。

东部乡镇种植大蒜、蔬菜经济作物多，农忙时间长，家庭收入较西部乡镇高。像东部大镇田集镇，几乎没有发现真正女性创业的典型。

六，镇村女性创业点所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留守妇女。

各创业点的女性务工人员达80%以上，还有众多企业吸纳了70岁以上老年妇女的加入。在服装加工点，农村70岁左右老年妇女人数占比达0.02%，人均月收入500元左右。

关于镇村女性创业的几点思考

成武县妇联朱利静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而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五个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这其中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

针对党的十九大做出的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我们县妇联一班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7月5日，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会上提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开始对我县镇村女性创业和从事的产业情况进行调研走访。通过两个多月对14个镇办区的实地调研，我们县镇村女性创业和从事产业情况具有以下特点：

一，镇村女性创业越来越趋向于年轻化、知识化。在我们走访的46个女性创业点中，30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有5人，占到10.8%，比如伯乐镇，四个创业女性中有两位是大学毕业生;35岁以下，高中以上文化程度9人，占比达到20%;4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的创业人员几乎达到75%。

二，镇村女性创业呈现产业多样化，因地因时因势创业。走访的46个样本中，大类分为种、养，种养结合，加工类，电子商务类、医养结合类项目。实际细分开来，种植包括：苗木、蔬菜、水果、经济类作物，种植类占创业项目的15% ;养殖包括：家畜、家禽、鸟类、虫类养殖类占比达 24% ;种养结合是这次走访发现，农民意识改变最大，向往生态闭环农业的最佳尝试，占比达 4% ;加工类：服装加工是加工类项目的重头戏，占到加工类项目的58%，占到创业项目的 26% 。服装加工类项目收入高，人均月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因时间自由，吸纳年轻女性就业多，并且逐步有取代藤编、手工编织、小电子加工等其他收入低项目的趋势。其余加工类项目有木材加工、电子、箱包、毛绒玩具、鞋帮、防滑带等。医养结合类项目占到4%。

三，现代女性创业意识越来越强。一言不合就创业。通过走访发现，特别是年轻有文化有阅历的知识女性，在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本之后，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自主创业。比如张楼镇的张蕊，有了孩子后不便再外出务工，就直接组织起来几个人干起了服装加工厂。

四，夫妻共同创业情况多。夫妻共同创业的占比达到28%。几乎每三个女性创业的案例中就有一个属于夫妻共同创业，夫妻共同创业一般有着明显的分工，即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形式。

五，以县城为分界线，东部乡镇女性创业愿望不强烈，创业典型少。东部乡镇种植大蒜、蔬菜经济作物多，农忙时间长，家庭收入较西部乡镇高。像东部大镇田集镇，几乎没有发现真正女性创业的典型。

六，镇村女性创业点所吸纳的就业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农村留守妇女。80后90后的农村女性，越来越多的注重家庭教育，为了教育好孩子，她们大多选择了留在家里。接送孩子上学剩余时间，就到附近各就业点做工，挣钱养家、教育孩子两不误，各创业点的女性务工人员达80%以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就业点除了时间自由外，还有众多企业吸纳了70岁以上老年妇女的加入。在服装加工点，农村70岁左右老年妇女人数占比达0.02%，人均月收入500元左右。

时代的发展，为女性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更多镇村女性的创业为助推乡村振兴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镇村女性创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困难。

一，面临资金、土地等一些创业瓶颈。众多女性创业的启动资金都是自有资金。在创业初期，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后续的投入中，体现为资金不够，后劲不足，对于扩大再生产，难度加大。加工类项目具体体现在用地问题上，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后，由于土地性质问题，无法扩张。

二，家人的不理解、不支持。创业就意味着走出家门，无法更多的照顾家庭。特别是因为洽谈业务、扩大销路带来的出差、会客等一些问题，容易遭家族、乡亲的非议。而很多丈夫，对于女性在创业过程中所展现的强势，难以忍受，又因妻子不能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精力而反感。

三，女性创业所选创业项目整体水平低端。种、养类项目，基本上都是普通农产品、畜禽产品或传统经济作物，技术性不强，靠量产带动效益增长。加工类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项目，门楷低，技术含量不高，大多是重复性劳动，项目竞争力差;电子商务大多集中在木材加工、土特产销售领域，形不成大的规模效益，带动性不强;医养结合类项目，为众多创业女性看好，但进入门槛高，资金、技术上有较高的要求。

关于镇村女性的创业情况，针对我们走访过程所发现的问题和看到的不足，我们有如下思考：

一，用足、用好国家关于创业方面的惠民政策。妇联要加大宣传国家关于创业项目的一些扶持政策。并针对不同行业，协调各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进行不同的宣传、服务。尤其是要进一步搞活、提高小额贷款的使用频率，把小额贷款的效益释放到最大化。对由于土地瓶颈而使发展受阻的小微企业，尽量协调供给村头荒、坑塘等一些能够使用的土地。

二，充分发挥县级和镇级创业孵化园的作用，把扶贫车间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对于加工类、电子商务类项目，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要引导她们进园进扶贫车间，尤其是后续服务要及时跟上，以免出现水土不服现象。

三，妇联要牵头成立镇村女性创业组织，让创业的人有集体依附感。创业是一个非常困难、煎熬、艰辛的过程，每个创业的个体在创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迷惘、困惑、痛苦，都有着一肚子的苦水，也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创业经验。为这些创业的人员成立组织，搭建平台，让大家在这个组织里，有依附感有归属感。并通过“讲巾帼创业故事”和电视台联合展播 “巾帼创业”等活动，扩大她们的知名度;通过我们妇联的公众号，网上妇女之家等阵地，做好我们女性创业者的推介。同时，妇联要自身依据职能，及时提供信息，协调八方、搞好服务。

四，妇联要加强对现有创业人员的培训，提升创业素质。有计划有步骤，对镇村女性创业进行心理的、家庭的、自身素养的培训;并针对不同行业，结合不同职能部门，请专家教授进行专业技术类培训。同时，本着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和创业氛围浓厚的地市妇联联系，带领大家走出去开阔视野、丰富头脑，让大家在学习中励志，沟通中成为合作伙伴。

农村女性创业现状篇2

一、文献综述

媒介接触行为研究属于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 “选择性理论”影响深远。早在1974年, 卡兹等人就在《个人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一书中, 阐明了人的媒介接触行为是在社会因素与个人的心理因素的驱动下, 形成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这一因果连锁过程, 即“使用与满足”模式, 他“把受众看作特定需求的个人, 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 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后来, 梅罗维茨在媒介接触理论中指出受众的媒介接触程度包括对媒介的了解程度、信任程度与参与程度。他认为“在确定情境界限中, 应把接触信息的机会考虑进去并当作关键因素。”

国内的学者多以农村居民和农村广告市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来分析和考察媒介接触理论与广告媒介传播现象。如陈刚、郭嘉等人的《农村电视受众爱看什么——农村居民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研究, 游富廷的《农村受众广告态度调查与分析——基于三地的实证研究》, 刘仁圣、叶伏华的《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的调查》。陈、郭等人的文章主要从电视媒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居民媒体接触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联动关系, 游的文章侧重分析农村受众对广告的认知态度, 刘、叶的文章集中在农村受众对现代媒体的期待和媒体对农村受众需求的满足层面上的分析, 提出了“媒体传播与农村受众需求出现错位”这一观点, 并据此从多个角度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合理的建议。而专门针对农村女性群体媒介接触行为方面的研究却不多见。因此,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广告媒介接触情况的实证分析, 总结出农村女性受众这一特定群体的广告媒介接触习惯与个性差异。

二、样本描述

1、样本所在地区简介。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 是一个农业大省, 共有14个地市 (州) 、122个县 (区市) 、2362个乡镇。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扶农工作不断加强, 出台了各种惠农、扶农政策, 全省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逐年增加, 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2011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567元, 比上年增长16.8%,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5.2%。2010年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87.46%, 农村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94.41。2010年放映农村公益电影53.68万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转变, 湖南农村居民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接触到各类媒介, 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渗入, 为农村媒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石潭镇位于湘潭县西, 是湘潭县最古老的集镇。该镇经济发达、交通便利, 全镇辖42个行政村、4个居委会、630个村 (居) 民小组, 2万户, 7.03万人, 2006年被列为湖南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所属湘潭县2011年农民人平纯收入为8886元。

水东江镇地处邵东县西南边境, 距县城36公里, 全镇辖51个行政村, 1个居委会, 面积98.7平方公里, 人口5.2万, 是邵东县重要的边贸交易和物资集散地, 是邵东县第一批农民新村建设试点乡镇, 该镇为典型的农业大镇, 村民主要以务农为主。2011年水东江农民人均纯收入7311元。所属的邵东地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478元。

寨阳乡位于湘西北武陵山区吉首市西郊10公里处, 区位优势明显, 总面积88.6平方公里, 辖13个行政村, 44个村民小组, 2476户, 人口1.13万人, 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集居乡, 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5%。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所属吉首地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159元。 (数据来源:各政府网站)

2、样本构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 收回问卷298份, 其中有效问卷293份。所采取的调查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 每个乡镇抽取2个村, 每个村分发调查问卷50份。其中分发到石潭镇共100份, 水东江镇94份, 寨阳乡99份。选取7-50岁以上的农村女性为调查对象, 将他们分为少年 (7-18岁) 20人、青年 (19-29岁) 59人、中年 (30-49) 155人、老年 (50岁以上) 59人。其中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28%, 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8%, 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占24%。收入来源以种植、养殖与做生意为主, 外出务工领取工资的人员占据13.9%比例, 月收入位于801-1500元阶段的占41.6%, 800元以下的人数也比较多, 占36.5%。三个地区的人口多以务农为生, 大部分女性和家中的男性劳动力一起承担家庭重任, 部分女性由于家中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成为支撑家庭的主要力量, 有少数女性选择外出务工, 领取工资。

三、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对广告媒介的接触现状

1、农村女性媒介接触种类。

调查结果表明, 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在传统的四大媒介的拥有量中, 电视的拥有量最高, 达到98.6%, 其次是报纸 (17%) 、杂志 (16%) 、广播 (10.2%) 。电视媒介的拥有量比居第二位的报纸媒体拥有量高出81个百分点。访谈中发现, 三地农村女性虽然订阅报纸和杂志的数量较少, 但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报纸或者杂志的机会还是比较多。随着互联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 农村女性获取信息的渠道得到了拓宽。湖南三地农村电脑 (已连网) 和手机的拥有量分别为39.5%、66.9%。很多年轻家庭, 已经将电脑与手机视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物品。

由于农村女性不像城市女性一样有固定的工作时间, 她们的时间安排较为自由和闲散, 加上农村房屋布局基本上呈分散状态, 因而农村女性之间的人际传播主要是亲戚、邻居之间的相互影响。调查显示, 有66.5%的农村女性喜欢走亲戚、串门子, 83%的女性喜欢跟亲戚、邻居聊天。另外, 我们发现农村女性在群体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赶集现象。调查表明90%的女性在赶集的时候收到过广告传单, 对于集体或者村里面的活动, 有49%的女性表示喜欢参与。 (表1)

2、农村女性媒介接触时间与内容偏好。

在电视媒介的接触中, 农村女性收看电视主要集中在冬季, 其次是夏季。冬季观看电视的集中时间段为18:30-22:00, 夏季观看电视集中时间段为19:30-23:00, 较冬季推迟观看时间为一个小时。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在收看电视的集中时间段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7-18岁的少年女性由于多数为学生, 受学校教学时间安排的影响, 该年龄段收视时间主要集中在18:00-21:00, 她们比较感兴趣的是动漫类和综艺搞笑类节目;19-29岁青年女性的收视时间主要集中在20:00-23:00, 她们热衷于观看综艺娱乐类节目, 例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等;30-49岁的中年女性集中在19:00-22:00, 她们观看电视的结束时间比青年女性早一个小时, 偏向于观看电视剧和情感类节目, 比如湖南都市频道的《寻情记》、《都市一时间》等;而50岁以上的女性主要集中在19:00-21:00, 她们偏向于新闻类和戏曲类节目。农村女性接触广播媒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早间的乡村播报, 接触报纸、杂志等媒介, 在时间上随意性较大。

3、农村女性媒介接触频率。

从农村女性对各类媒介的接触频率来看, 电视媒体的接触频率最高, 有91%的受众表示每天至少会收看一次电视。在观看电视节目遇到广告时, 44%的人选择继续收看。经常阅读报纸的人为23%, 26%的女性会经常阅读杂志。她们接触广播的频率比较低, 而经常收听广播的人仅为8%, 虽然湖南省农村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达到了87.46%, 但很多村广播实际上基本停用了。调查结果显示, 经常上网的农村女性数量达到32.7%, 并且有18.7%的农村女性表示会点击并阅读网络广告, 58.7%的女性接收过手机广告, 只有27%的女性会选择阅读或接听手机广告。

4、农村女性接触广告信息的主要来源与观看广告的目的。

湖南三地农村女性接触广告信息主要来源于电视广告 (95%) , 其次是手机广告 (36%) 、网络广告 (33%) 、报纸广告 (27%) 、杂志广告 (25%) 、广播广告 (14%) 、墙体广告 (14%) 。在观看广告的主要目的方面, 三地农村女性存在较大差异。石潭镇有23%的农村女性主要是为了获取有效的商品信息, 而水东江镇与寨阳乡农村女性仅有5%是为了获取有效的商品信息, 她们中多数人是为了打发时间, 其中有部分人是为了享受乐趣。

5、农村女性对各种媒介类型广告的信任程度。

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对商业广告的整体评价为“一般”, 偏向于较不信任。在“很不信任”与“较不信任”两项中排名第一的为网络广告, 占了65%, 其次是电视广告, 占60%。其中信任程度相对较高的是广播广告, 信任人数也只达到20%的比例, 其次是报纸广告, 信任人数为8%。根据笔者与调查对象的访谈, 对商业广告产生不信任的原因有二个方面:一是某些产品的广告效果与实际效果不相符合, 二是因受亲友、邻居的负面影响而造成一种对广告传播媒介的不信任。

另外, 农村女性对于人际传播的信任程度也处于“一般”, 偏向于较不信任。其中对推销员与商店老板的介绍最不信任。但是, 对于技术人员与村干部的推荐, 农村女性是比较信任的, 在“很信任”与“较信任”两项中排名第一的是对技术人员的信任, 占据了41%的比例, 其次是对村干部的信任, 占31%。

6、农村女性对各种媒介类型广告的关注程度。

湖南三地农村女性最关注的五种广告类型分别是日常生活用品广告 (73%) 、农产品广告 (37%) 、家用电器广告 (31.7%) , 化妆品广告 (31.7%) 与服装类广告 (31%) , 但对各种广告类型的偏好程度不相同, 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见表2) :对日常生活用品广告与农产品广告关注程度最高的是吉首寨阳乡农村女性, 其中对农产品广告的关注度高于石潭镇三倍, 在家用电器、食品饮料与医疗保健服务方面, 石潭镇与水东江镇农村女性对其广告关注度要明显高于寨阳乡农村女性。在对服装类广告的偏好程度上, 三地情况差异不大。

四、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广告媒体接触的共性与差异性

1、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广告媒介接触的共性。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 我们发现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在广告媒介接触行为方面存在四个共同点:一是在广告媒介类型接触方面表现出相对的集中与单一。在湖南农村地区, 与城市相比, 农村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相对落后, 特别是西部地区, 农村媒介市场的开发力度不大。从整体来说, 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化, 依山而居、一户一楼, 一家一院的传统型居住特征明显, 因而群聚场所较少, 对外交流活动较少。一些媒介基础设施比较简陋, 配套不全, 农村女性接触的广告媒介主要集中在电视媒体, 其它传统媒体的接触显得并不频繁。另外, 农村女性接触广播的频率较低, 除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其它村广播站已经基本上没有了。这种媒体传播现状与当前农村受众的信息需求出现了明显错位。二是农村女性在广告媒体接触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季节性与阶段性。例如在电视媒体的接触中, 受到农业生产时间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农村女性收看电视主要集中在冬季, 其次是夏季。三是农村女性对不同大众媒介的信任程度较低, 而对有知识、有权威、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技术人员与村干部等人群比较信服, 并乐于接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四是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 在三地农村女性受众中, 39.5%的电脑拥有率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网络媒体不仅仅是作为农村媒介市场中的“星星之火”而存在, 它正以强大的即时性与互动性赢得了广大农村女性的喜爱, 互联网络已经成为她们沟通交流与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

2、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广告媒介接触的差异。

湖南三地农村女性在广告媒介接触方面的差异体现在:一是受众对广告信息需求的差异。受众是基于信息需求、娱乐需求、生理需求、社会关系需求等来进行媒介接触的, 这些需求影响着受众的媒介选择、注意、理解与偏好。三地中经济欠发达的吉首市寨阳乡的农村女性, 她们对农产品广告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它两个地区。湘潭县石潭镇和邵东县水东江镇农村女性则对食品饮料与医疗保健品广告关注程度较高。二是对广告认知存在差异。吉首市寨阳乡仅有4.7%的农村女性观看广告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有效的商品信息, 25%的农村女性观看广告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在经济较发达的石潭镇, 有21%农村女性在接触广告媒介的动机上, 表现出很强的获取信息获得知识的倾向。三是在人际传播中, 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女性, 她们接触到的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要少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女性, 但是她们在走亲戚串门子以及与邻居、亲友聊天等人际传播方面的活跃度, 明显高于经济发达地区。

五、相关建议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 为进一步帮助企业与广告媒体、广告公司制定出更适合广大农村女性受众的广告媒介策略, 特提出如下建议:

1、为了更好地开发与规范农村广告市场, 作为广告管理者, 政府必须加强广告法规建设, 规范广告管理制度, 为消费者提供意见反馈渠道, 充分发挥地方媒体监督作用, 为广大农村地区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广告环境。防止和杜绝虚假、违法广告的产生, 从整体上保证广告信息的可信度, 减少广告对农村女性的负面影响, 积极发挥广告在传播信息、服务社会等方面的作用。

2、针对农村女性在人际传播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活跃性与特殊性, 企业应该为广大农村女性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在注重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 进行品牌形象与企业形象的塑造。通过口碑营销的影响力努力提高企业与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为进一步拓展农村市场奠定基础。针对农村女性对电视媒介的偏好与高接触度, 可以适当增加电视广告的投放量, 特别是在湖南本土特色电视频道上投放广告。针对农村中迅速壮大的网络媒体受众, 应充分发挥网络广告信息传播快、交互能力强的优势, 帮助企业进行战略营销规划。

3、对于广告公司来说, 应努力提高广告创意与制作水平, 针对农村女性文化程度不高的实际, 制作出容易理解、信息传达明确、形式新颖的广告作品。针对农村女性对专家、技术人员与村干部的信任, 可以为其免费发放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杂志或报纸, 将农产品知识介绍与科技推广结合起来, 真正做到服务于民。针对农村女性广告媒介接触时间的季节性与集中性特点, 帮助企业制定出恰当的广告媒介策略。

4、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 农村女性受众的广告媒介素养有待提高, 她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广告的作用与功能尚缺欠全面、正确的认识。因此, 对于广大农村女性受众来说, 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平与媒介素养, 从广告媒介的接触中获取有效的商品信息, 以满足其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吴文虎.传播学概论[M].武汉:武汉学出版社, 2000年4月第1版[2]吴文虎.传播学概论[M].武汉:武汉学出版社, 2000年4月第1版

[3]刘仁圣, 叶伏华.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调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 (10) [3]刘仁圣, 叶伏华.江西农村三地传播状况调查[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 (10)

农村女性创业现状篇3

关键词：农村妇女；已婚女性；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5-0129-07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两性就业差距逐渐缩减，现阶段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女性发挥的重要作用日渐凸显。长久以来，农村已婚女性的角色仅限于家庭范围内，主要承担家务劳动和农业生产，这种格局的形成来自于家庭决策和分工。新家庭经济学中将家庭作为单一的决策单位，家庭中各成员均基于家庭整体效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劳动力的供给。当女性的劳动收益低于男性时，女性更多地选择将劳动时间分配到家庭中，从而逐渐形成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互补性模式[1]。新经济迁移理论则在家庭决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为保证家庭福利最大化，贫困的家庭会将更多的劳动力要素投入到外出就业中，以增加家庭的整体收益[2]。我国现阶段二元结构依旧存在，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已婚女性进入非农劳动市场，不仅从劳动力要素供给层面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3]，同时对提高家庭整体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4]。此外，农村已婚女性传统的留守方式，造成与配偶长期的分居生活，也会严重影响女性心理和生理健康[5]。改变已婚女性的就业结构，是提高女性自身人力资源价值，缩小两性工资差异，提高女性家庭地位，保证家庭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国内外已有文献来看，农村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的就业选择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根据是否非农就业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其中包括影响因素研究以及留守女性心理和婚姻问题研究，如任晓静对河南省254个农村已婚妇女从事农业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6]，发现当地经济发展、耕地面积和年龄较大等都会导致妇女选择农业生产，而对父母和孩子的照料也是女性留守家中的主要原因[7，8]，并且留守妇女面临着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身心健康等诸多方面困境[9]；二是已婚女性非农就业问题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探讨上，涉及到人力资本、家庭收入、配偶工作等多方面，但得到的结果却存在一定差异。而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研究集中在某一个地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数据较为陈旧，多为2010年前的调研数据；未考虑到不同工作地点的影响等。鉴于此，本文利用2012年全国7省区的农户调研数据对农村已婚妇女就业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二元Logit及MLogit模型对其从事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特别关注了家庭中不同教育阶段孩子个数以及配偶工作地点的影响，以期得到更为有意义的研究结论，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二、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由国家林业局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与，在全国大范围进行的实地走访调研，其中包括了四川、江西、河北、陕西、山东、广西、安徽7个省区。调研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首先，在确定的案例省中选取2～4个案例县；接下来每个案例县内随机选取6个乡镇，并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3个村；最后，在每个村中利用随机抽样法选取15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形式采用入户面对面采访式问卷调查，其中调查问卷分为农户层次和村镇层次，内容涉及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生计行为、劳动力时间分配等信息。本文选取了农户家庭中存在已婚女性的样本，并对信息缺失的农户数据进行剔除，最终选取2 118个有效样本农户信息，其中四川573户、江西489户、河北359户、陕西309户、山东96户、广西160户、安徽132户。

（二）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对农村已婚女性就业现状做以统计性分析并测算样本组内相关系数。在此基础上，对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集群化处理的二元Logit回归，并对家庭中不同教育阶段孩子个数的影响进行细化。最后，利用MLogit模型对农村已婚女性就业地区的选择因素进行测算。

在某一相同范围内的群体，其个体之间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组内相关性。组内相关性越高，新增加的个体提供的独特信息越少，会导致误差项中存在不可观测的组内相关效应，标准误出现偏误，影响显著性的判断[10]。组内相关程度一般由组内相关系数（ICC）表征。ICC最早由生物统计学家Harris提出[11]，Bartko开始将其运用于社会学[12]，测量并评价信度的大小。ICC的计算公式为[14]：

上式中：N为分组的个数，M为样本数的平方，nj 为第j组样本数的平方，F为方差分析的F统计量。当ICC的值不低于0.1时，我们认为存在组内相关性，需要在已有模型上进一步采取集群效应方法（Cluster Effect）。

在处理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时，由于将是否参与非农就业设置为因变量，且无相对应的标准正态分布，因此选用Logit模型更为有效[10]；在农村已婚妇女就业地区选择的影响因素处理中，个体面临5种不同的选择，因此需要利用多项Logit模型（MLogit）进行回归。本文中，将“工作地点为村内”作为参照方案，令其相应系数β为0，从而家庭中已婚女性i选择方案j的概率为[14]：

（三）主要变量设置

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将解释变量分为五个部分，包括人力资本变量、配偶工作情况变量、家庭基本特征变量、经济状况变量及外部环境变量。人力资本变量中除去年龄、民族等常用变量，还增加了“是否为户主”的变量。由于劳动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户主又是家庭决策的主体[15]，因此若所考察的已婚女性为户主，则会对其就业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同样，女性的配偶对其行为的影响也较为显著[16]，故加入配偶从事行业和地点变量。家庭特征变量中则主要考察孩子与老人对女性工作选择的影响，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孩子和老人对已婚女性外出务工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17]；此外，土地对已婚女性同样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6]，故加入了当年的耕地经营面积变量。上一年的消费水平和收入对劳动力决策会有重要影响[18]，同时本文认为相对收入的影响要大于绝对收入的影响[2]，因此利用村级收入数据计算了农户在村级层面上的相对经济地位。外部环境变量中的地区地形以及路面硬化变量亦对非农就业选择具有影响[19]，相关数据均来自村级调查问卷。变量定义及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三、数据分析结果

（一）统计性分析

我们将样本农户中已婚女性主要从事行业及地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分布结果见表2。样本中农业与农林牧兼业的比例达到了总体的85.93%，说明农村已婚女性依旧以农业生产作为主要活动。

非农行业中工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分布较为平均，而文教卫生相对人数较少，特别是省外人数为0，这可能是由于女性仍是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而选择行业，文教卫生行业相对收入较少，且对文化程度要求较高；此外，农村对文教卫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相应的机构建设，就业机会不如其他非农行业。

从行业地区分布来看，村内仍是已婚女性的主要选择，其次是省外。村内的女性主要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而从事非农活动的则更多的选择省外作为就业地区。整体来看，不足10%的女性选择乡外作为工作地点，说明大多数的女性还是倾向能够兼顾事业与家庭。

（二）组内相关系数ICC计算

由于农户在村级范围内的互通较为频繁，可能出现一致性的几率更高，因此本文以村级为单位进行分组来计算组内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2011、2012年家庭非农收入和耕地面积均呈现组内相关，总收入和农业收入的ICC值则在2012年大于0.1，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精准性，防止推断出现显著性偏误，我们仍需在回归基础上进行集群效应处理，并将集群效应固定在村级水平上。

（三）二元Logit回归结果

以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为因变量，利用二元Logit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其中模型1、2、3分别为无处理、稳健处理、集群化处理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在模型3的基础上测算了几率比（见表4）。从模型1、2、3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回归系数无变化，但标准误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结果发生显著性变化，说明集群化处理的必要性，若不加以考虑，会导致结果出现偏误。此外，本文还利用STATA11.0对模型进行了正确预测的百分比检验，检验结果正确率为88.44%，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

结合模型4、5结果可以看出：

1.人力资本变量中，年龄每增加1岁，参加非农就业的几率比会降低3.7%，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可能则是汉族的0.41倍，这说明年龄越大、少数民族的女性，其非农就业的倾向会减弱。若女性为户主，则其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更高，说明在家庭中户主的决定权依旧占主导地位。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女性选择非农就业的几率会增加6.8%，因此在就业过程中，教育依旧是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

2.配偶工作情况中的两个解释变量分别在1%、10%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正向影响。其中，配偶从事非农工作的家庭，其已婚女性更容易选择非农行业就业；而配偶工作地点离村距离程度每增加1单位（由村内到乡内过渡为一个单位，以此类推），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几率将增加12.3%。这体现出了“夫唱妇随”的传统家庭行为观念，也是现代农村已婚女性对自我婚姻的一种保护方式。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孩子个数按教育程度进行细分，以观测其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程度，主要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孩子个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已婚女性的影响程度逐渐减弱，并由负向影响逐渐向正向转变，其中仅学龄前儿童个数对已婚女性的非农选择具有显著负影响。当学龄前儿童个数每增加1个，已婚女性选择非农就业的几率降低34.1%；当家庭中孩子进入中学阶段后，其对母亲非农择业的影响开始起到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说明随着孩子年龄的增加，其对母亲的束缚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四）MLogit回归结果

根据农村已婚女性的就业地点进行分类，以村内为参照方案，进行MLogit模型非线性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模型准R2为0.284，此外，我们对“无关方案的独立性”假定（即IIA假定）进行豪斯曼检验[20]，检验结果表明均不会拒绝IIA的原假设，并且若去掉参照方案，以剩余方案中观测值最多的方案作为参照方案的检验结果，同样也不能拒绝IIA假设。因此，我们认为模型的设定是准确的。

从回归结果来看：年龄越大的已婚女性越不太可能选择去本村以外工作；给定其他变量，少数民族的已婚女性不太可能选择去省外就业；相对应地，作为家庭户主的已婚女性则更倾向于选择省外工作；

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集中在乡外县内。配偶从事非农行业的已婚女性，其工作地点更有可能选择在乡镇以内，而不太可能将省外作为工作地点；随着配偶工作地点距离村内越远，已婚女性的选择乡外到省外的可能性也逐渐增大。家庭中随着老人个数的增加，已婚女性选择省外作为工作地点的倾向性越大，对省内的选择则并不显著；而随着孩子总个数的增加，女性不太可能选择本村以外的工作点工作。

在此基础上，我们同样针对配偶工作地点以及家庭中孩子个数进行细化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从配偶工作地点与已婚女性工作地点选择的回归中我们可以发现，同一地区的匹配度最高。配偶工作地点与已婚女性工作地点相同时，其变量的影响为正向，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对于家庭中孩子的个数变量，我们依旧按照其受教育程度进行分类。学龄前儿童个数越多，已婚女性越不可能选择省外工作；而高中以上孩子个数多的已婚女性则更愿意到省外进行工作；其他情况下，已婚女性还是更有可能留在村中工作。

四、结论

本文针对我国7省区2 118个农村已婚女性样本，利用二元Logit和MLogit模型对其就业现状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家庭孩子个数和配偶工作地点进行了分类研究，研究结论具体表现为：

1.农村已婚女性依旧以从事农业或农林牧兼业为主，从事非农行业的女性也依旧存在能够将家庭与事业兼顾的意愿。

2.无论是进入非农劳动市场，还是工作地区的选择，耕地对女性的束缚依旧存在。

3.家庭中孩子数量对女性的影响已经开始有所减弱，从回归结果来看，孩子的抚养问题对已婚女性而言还是最重要的，使妇女不得不放弃非农工作或减少非农劳动时间来照料孩子，反而孩子长大后的教育问题并不能成为束缚女性留在孩子身边的主要原因，多数已婚女性将已经上学的孩子寄托给家中老人，这也是有老人的家庭，女性容易选择非农行业，并且不在乎工作地点距离远近现象的原因所在。此外，现在农村中的老人多数虽然年龄达到60岁，但是却依旧从事农业劳动，并且愿意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任务。随着孩子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已婚女性反而更愿意离开本村到外地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孩子的抚养及教育成本不断提高，迫使已婚女性积极地从事非农工作以增加家庭的总体收入。

4.配偶的工作对已婚女性具有较大牵引作用。就是否参与非农就业而言，丈夫从事非农就业后，会获得一定的经验与就业信息，因此农村已婚女性在非农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就会降低，因而更愿意进入非农劳动市场；就工作地点而言，农村已婚女性与其配偶的匹配度极高，一方面与丈夫同一地点工作，可以节约交通、住房等生活成本；另一方面，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上，妇女与丈夫相互帮扶，更有利于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的健康发展，婚姻的稳定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证。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发展乡镇企业，增强当地非农产业部门的雇佣吸收能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及创业等平台，鼓励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特别是重视乡镇或村内文教卫生业的发展，这样不仅能够解决孩子的教育问题，同时也为女性提供了适合其个体发展的就业机会。（2）女性留守农地现象，本质上维持了土地细碎化经营的局面，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生产，因此需要完善土地的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规模化生产，释放女性劳动力。（3）社区服务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方面需要对已婚女性进行心理上的辅导，另一方面需要为已婚女性提供一定基础教育和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高其文化素质和从业技能，加大其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提高经济地位。

参考文献：

[1]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 Economic Journal，1965，75：493-517.

[2] Stark O， Taylor J E. Migration Incentives，Migration Types：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J].Economic Journal， 1991，101（408）：1 631-1 178.

[3] 张乃丽，刘俊丽. 日本女性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研究[J]. 日本学刊，2015（3）：120-139.

[4] 石智雷，余驰. 家庭禀赋、人力资本与城乡女性就业流动研究——来自湖北省的城乡调查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1（12）：81-90.

[5] 吴惠芳，叶敬忠.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20.

[6] 任晓静. 农村已婚妇女农业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254个样本的调查[J]. 农业技术经济，2009（5）：12-17.

[7] 张川川.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2011（5）：29-35.

[8] 刘岚，董晓媛，陈功，等. 照料父母对我国农村已婚妇女劳动时间分配的影响[J]. 世界经济文汇，2010（5）：1-15.

[9] 张原.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劳动供给模型及其家庭福利效应[J]. 农业经济问题，2011（5）：39-47.

[10] Greenwald B C A. General Analysis of the Bias in the Estimated Standard Errors of Least Squares Coefficient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83，22（3）：322-338.

[11] Harris J A. Pearl and Jennings on Assortative Conjugation in the Protozoa[J]. Science，1912，35（906）：740-741.

[12] Bartko J J.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s a Measure of Reliability[J]. Psychological Reports，1966，19（1）：3-11.

[13] Liu C，Mullan K，Liu H. The Estimation of Long Term Impacts of Chinas Key Priority Forestry Programs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s[J]. Journal of Forest Economics，2014，20：267-285.

[14]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 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70.

[15] Mincer J，Polachek S. Family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Earnings of Women[M]. [S.L.].UMI， 1974：76-110.

[16] 方黎明，谢远涛.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村已婚男女非农就业[J]. 财经研究，2013（08）：122-132.

[17] 程明望，潘烜.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94-99.

[18] Stiglitz J E. Selected Works of Joseph E. Stiglitz Volume II- Information and Economic Analysis[M].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468-469.

[19] 陈宗胜，周云波，任国强.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6（5）：4-18.

[20] Hausman J D. McFadden. Specification Tests for the Multinomial Logit Model[J]. Econometrica，1984（52）：1 219-1 240.

Abstract：Using 2118 rural married women sample survey data of 7 provinces in 2012， we measur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ural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job content and the choices of employment areas. Moreover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spouses work place were classified and discussed particularly. The measurement method binary Logit Model and MLogit Model were used to consider the rural married women force participation with cluster effect.The study finds that private capital has significant effect for marri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non-agricultural labor market as usual. Furthermore，the number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 stages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will of married women engaging i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location. Among them，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for women giving up jobs is still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supporting phase. Besides， spouses working places are highly matched with married womens choices.The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policy proposals to promote rural married womens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适合农村女性创业赚钱项目篇4

像是煎饼果子、烤冷面等等这些小吃。回忆小时候，或者复古电视剧里总有吆喝声，比如糖葫芦喽等等，很有年代感的一种回忆，但现在不同了，不用吆喝了可能会有部分在街上卖馒头的喊上那么两声。像煎饼果子这类食物小孩子们其实会很爱吃，城市里有超市，农村自然也有集市，一趟集市下来，可以卖出去好多份哪!

其实挣钱的门路有很多，同样适合农村女性们做的还有很多，像小卖部，首饰品礼品店这些小生意，可以挣钱还不累，相对其他小生意来说还算悠闲，所以，如果有感兴趣的农村女性朋友们，趁现在做这些的还不多，赶紧去行动吧!

五个低成本农村女性创业项目篇5

很多年轻人对缝缝补补的生活已经生疏，一些人对于衣服坏了拉链、裂开了小口等一些小毛病而发愁。而且，现在服装市场上，老年人的服装、过胖或者过瘦人的服装，大多都穿上不合身。所以，在农村开一家能为农民量体裁衣或者做些缝缝补补的活的裁缝店，生意会红旺。

二、手工绣品店

近年来流行复古潮,中装很受欢迎,刺绣也成为时尚热点。可租一间小门面,开一家手工绣品店。启动资金不高，绣品的花色要丰富、树木、花卉、人物、动物都会受欢迎。

三、特色小吃店

如果有吃苦城耐劳品质，手中不需要很多的启动资金，可以考虑在城里闹市或乡镇集市上开一家特色小吃店，经营的的食品要符合当地人的饮食习惯。购置桌椅及餐具厨具各项投资加在一起，10000元左右即可。

四、手工制品

因为现在农村大部分的青年人都在城里打工，手工制品特别适合老人、妇女等，在闲时完全可以组织他们加工制作花篮、玉米皮坐垫、麦秸帽子、等工艺品，产品虽小，手工制品作为小本致富项目，赚钱很多。

五、综合信息中介

这个行业，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并不陌生了，信息化的时代，给人们带来的便利是无处不在的，房屋租赁信息、招聘求职信息、二手车信息等等，方方面面来服务人们的生活，可以说这个年代里人们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农村女性创业现状篇6

依靠“乡村—城市(镇)”外生转移模式,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工转移就业。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以创业带动就业”缓解中国农村就业问题的现实性[1]。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工创业,2007-2012年六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明确提出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和以往相比,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多的优势,不但懂得了技术,开阔了视野,为创业企业的发展奠定了根基,还会吸引其他企业的聚集,形成集群;返乡农民除了农业开发、从事工商服务业以外,还有不少从事了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促进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返乡创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动力,因而只有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以返乡农民工为主体,以创业为路径,才能真正将其与新农村建设有效结合,起到促进新农村建设的作用。面对城市失业的压力,大批农民工被迫选择返乡,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对于返乡创业带动农民工自身就业转移及促进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大多学者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低、创业环境不好、关系网络不具备等。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中央提出的政策主张,但学术界鲜有涉及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新农村建设相互机制的探讨,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1 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框架构建

1.1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机制

(1)农民工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提升,为返乡创业奠定基础。返乡创业农民工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具有较高文化知识,基本掌握了一技之长,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创业经验和社会资本,在自己创业过程中,可以与原来的企业老板和客户保持多种形式的联系,拥有相对优越的创业资源。

(2)中西部发展环境的改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重视农民工群体,将返乡农民工创业作为招商引资措施的一部分,不断提出多种优惠措施鼓励农民工积极返乡创业,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针对农民工的配套政策。据统计,2010年国家预算将进一步增加对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固定资产投入,投资规模资金达到36691.0亿元。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产业结构调整是农民工返乡的直接因素。受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农民工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生产要求提高的趋势,因而返乡成为必然。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渐深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下岗人员显著增多,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为了保护本地人口而对外来农民工设置了种种限制。

(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拉动。自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的颁布,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热潮,农村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小城镇建设步伐逐渐加快,农民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村环境得到了大力改善,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工返乡的积极性。

通过以上分析,农民工之所以返乡创业因素众多,但主要受城市产业结构升级造成就业压力、中西部地区发展环境的改善、自身素养的提高自我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业氛围创业优惠政策等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机制图1所示。

1.2创业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

1.2.1 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作用

(1)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返乡创业农民工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政府支持下,依托进城务工所掌握的各种资源与家乡的各种资源整合条件,从事特色规模化种植业、畜禽和水产养殖业及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创办工商企业、从事现代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有利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拓展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空间。

(2)返乡创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一是返乡创业农民工传播先进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提升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水平,有效地推动新农村民主政治建设[2];二是返乡创业农民工有些进入村委会任职担任领导职务,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改善了农村社区政治环境。

(3)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善。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的加快推进,一定程度能够把市场经济意识或文化在农村广泛传播。另农民工返乡创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促使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价值观等“回流”,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注入了新活力,扩展了农民收入来源提高了农民居民收入。

(4)返乡创业传播现代文明促进乡风文明建设。返乡创业农民工积极投入各项公益事业中,成为改善农村村貌和农民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力量。农民工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崭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有助于形成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崭新内涵[3]。

(5)返乡创业有利于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要求低,能够吸纳大量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发了农村的人力资源,培育造就了一批企业家、新型产业工人和新型农民;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成为以工促农、反哺农业的重要载体。

(6)返乡创业有利于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农民工返乡创业,必将整合自身物力人力财力,同时通过带动效应、示范效应等,带动身边人创业,进而形成企业群,提升农村城镇的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活跃市场经济主体,成为推动城镇化步伐的有效路径。

1.2.2 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

(1)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健全返乡创业体制机制。中央为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妥善解决和处理乡村债务问题等方面逐渐深化,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推动的各项综合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富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不断加强创业环境建设,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2)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返乡创业产业支撑。现代农业的大力发展,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奠定了产业基础。而且许多返乡创业农民利用在务工城市中获取的经验、见识和专业技术,抓住农业产业链条向前和向后延伸及产业加速中西部转移的机遇,积极发展为农业企业服务的配件配套企业,实现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合理分工,促进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

(3)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强化返乡创业的吸引力。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快速推进,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理财观念也不断发生转变,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增收的新亮点。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由2000年的702.30元增加至2010年的2431.05元,转移性收入由2000年的78.81元增加至2010年的452.92元,增加了374.11元。

(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返乡创业物质条件。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的初始环节,更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重要物质基础,其中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投资的增加,形成了一些支柱农业产业化支柱企业,农村基础设施的增加改善了创业企业生产条件。据统计,2010年我国农村总投资为36691亿元,比2000年6695.9亿元增加29995.1亿元。

1.3 创业与新农村建设耦合演进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新农村建设存在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关系,一是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促进农村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管理民主,促进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善,传播现代文明促进农村乡风文明建设,有利于解决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和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二是新农村建设的加快推进,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平台,健全返乡创业体制机制,强化返乡创业产业支撑,强化返乡创业吸引力度,改善返乡创业物质条件等,相互关系如图2所示。

2 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现状

2.1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状

(1)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加快,对新农村建设贡献不断加大。上世纪80年代后就有农民工陆续返乡,拉开了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序幕;新世纪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异常活跃。自2000年以来,我国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数量以年均增长7%的速度发展[4]。韩俊等对3026名回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返乡创业农民工2000年之后占65.4%,而且2/3的返乡创业者是在近年实现的[5]。返乡农民工用自己的汗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添砖加瓦,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已经完全融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6]。返乡农民工的创业符合了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创业行业多为非农行业,且大量农民工企业创立时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保持了与发达城市一定的联系,对社会贡献持续扩大。

(2)创业企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自主创新能力弱。创业企业主要从事如特色种植养殖业、加工业、小型工矿企业、餐饮业等,据统计第一产业占28%,第二产业占30%,第三产业占32%,其他约为10%,企业形式以个体和私营为主,企业规模较小。由于农民工自身素养、专业技能、管理水平较低,所创企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而农村大量廉价劳动力正好与企业产品低附加值、高同质性相符合,在产品的研发以及技术创新上存在严重的滞后情况。同时返乡农民工的创业资金来源单一,多为在外务工所得,少有政府或信贷部门的资助[7]。缺乏资金资助,使农民工无力自主研究甚至引进高新生产技术,简单模仿、粗放发展严重。

(3)中青年男性更具有创业意识,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返乡创业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农村地区平均的文化程度,具有初中学历的占20%,高中学历的占到了60%,大专及以上学历占20%,进城务工多年,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和技能培训,有的积累了丰富的财会知识和企业管理经验,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视野眼光比以前自然开阔,为返乡创业打下了坚实基础。《深圳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38.2%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未来一年中能够创业当老板,只有1%愿意回农村务农,而且大多为中年男性[8]。刘珍玉的调查得到类似结论,男性占58.6%,女性只占41.4%,20~25岁之间占到67%[9]。

(4)返乡创业区域差异明显,西部创业率相比东中部稍高。我国整体农民工返乡创业增长趋势比较明显,但东、中、西部仍有较大区域差异。一般认为,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创业条件较为优越,而且与外界接触较为便利,因此创业率应该相对中西部较高,但事实恰恰相反,东部返乡创业现象并不突出,无论是总体创业率还是返乡创业率,西部相对东中部都居首。黄振华(2011)通过调查指出,总体创业率西部地区达到7.0%,中部地区其次为5.2%,东部地区仅为1.0%,返乡创业率水平西部地区达到35.4%,中部地区达到24.2%,东部地区仅为11.3%[10]。同时返乡创业企业在产业分布上有较大差别,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研究课题组(2009)调查显示,在中西部地区回乡创业者中有13.1%从事第一产业,东部地区这个比例是23%。而中西部地区从事第三产业的创业者占总人数的51.3%,东部地区这个比例是40.6%[11]。

2.2 二元结构使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诸多困难

(1)资本积累不足,缺乏足够的创业资金。创业资金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进城务工所得相对于创业初期所需巨额资金来说显得很是单薄。加之返乡农民工收入的大部分用于保障性储蓄,一般是为子女成家立业做准备,或者作为今后的养老疾病费用,他们真正计划用于创业的资金是相当有限的[12]。同时还存在当地政府对创业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农村融资渠道不畅通等问题。

(2)自身素养低,创业后劲不足。农民工整体综合素质、文化水平较低,大多只有中、小学文化,视野狭隘,不能满足农村创业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缺乏正规的职业和技能培训,农民职业技术的培训体系亟待完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缺乏系统计划和组织体系,有些地方为了完成上级任务,绝大多数都未认真组织实施,形式上的短期培训脱离用工实际,许多农民工并未真正掌握或者根本没学到相应技能。

(3)缺少优惠政策,相关扶持政策不到位。返乡农民工创业会遇到更多的困难,比如工商、银行、劳动、农业等。现行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审批环节多、各种限制多、成本高的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创业与城市居民的创业待遇不平,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等[13]。我国各级政府虽然很重视农民工返乡创业,制定出了若干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措施,但大多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同时也只是重点创业前的引进,而对返乡创业过程中及创业后存在的问题缺少关注和扶持,缺乏可持续发展机制。

(4)创业环境有待完善,信息条件受制约。政府部门服务意识欠缺,在落实优惠政策过程中,相关部门和个人服务意识不到位,存在吃拿卡要、推诿拖延办事等不正之风。硬件设施不完善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成本高,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和城镇的路、水、电、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对返乡创业项目的吸纳力和承载力有限[14]。落后的信息设备使农民工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信息变化,盲目性比较大,弱化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加企业发展风险减少利润空间。

(5)创办的企业技术含量和组织化程度低。返乡农民工所创办的企业往往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或是城市淘汰的高消耗高污染企业,对农村的容易造成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没有引起地方政府高度重视,他们甚至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而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农民工返乡缺乏组织化,缺乏专门的组织对其有针对性地开发管理,各自为战,甚至存在恶性竞争。

3 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健全创业制度建设

一是按照新农村建设及返乡创业农民工现实要求,成立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并确定发展与推广执行主体,负责工作的组织协调,农业部门、发改部门、工信部门等部门负责各自相应的工作,各省区及市县建设领导和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评估评价制度,组织开展规划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价,建立政策绩效实施监督机制,强化对政策、项目等实施过程的监督,加强对规划文件等实施的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三是立足农村发展实际,逐步完善部门职责,理顺部门关系,健全跨部门协调机制,消除制约创业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健全完善行政审批、资源配置、公共服务、效能监察“四位一体”的综合性政府服务平台。

3.2 尊重创业自主性,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各省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措施,围绕创业企业发展目标和重点,认真兑现国家和各级政府已经出台的各项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财税、土地、投融资等优惠政策。二是制定完善专项政策,加快研究制定地方配套法规体系,加快出台各省区甚至各市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发展政策》和实施细则,尽快完善市场准入机制,促进创业企业产品在来源、品种、贸易、运输等方式途径多样化。三是争取国家专项资金支持,在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每年安排一定规模,支持创业企业的发展,在税收政策方面对新办企业采取前几年免除征税,对能够尽快形成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产业项目给予一定额度的贷款贴息和补助,对经济效益不佳的企业实行降低税率或免征。

3.3 创新农村金融机制,扩大创业企业资金渠道

一是建立有效的信用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业务和交易机制,壮大地方性金融机构实力,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关于金融支持创业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创业投融资平台建设,引导金融机构集中信贷资源,开拓新的信贷增长点,向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行信贷倾斜,优先支持重点创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信贷资金配套工作。三是加强地方政府与银行的沟通协作,建立健全政银企会商机制,大力推进银企合作,积极向银行推荐具有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还贷能力强的重点项目,扶持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

3.4 加强对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农民工整体素质

一是建立健全各级教学机构和管理机构,建立农民工培训管理部门,并配备相关人员,更好地在培训规划、培训经费、人员等方面保障对农民工技能培训问题进行协调。二是充分发挥当地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创业人才培养,在普通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设置创业专业,鼓励科研机构、企业与高校联合建立创业人才培养基地,采用订单培养、定向招生、委托培训等方式,重点培养一批创业企业急需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高素质产业工人。三是重视引进优秀人才,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失地农民、库区移民等开展免费信息化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注重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

3.5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

一是加强硬环境建设,主要包括道路、供水、供电、卫生、通讯等,规划建设当地农民工返乡创业园或创业一条街,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形成了特色产业板块。二是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企业信息传递与服务中心,有效连接农村与城市,保证及时准确地传递农村与城市的供求信息,保证创业企业产品的适销对路。三是统筹安排创业用地,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使用权自由转让、承租和买卖的土地交易市场,挖掘土地产权交易的变革空间,鼓励利用闲置土地、厂房、镇村边角地、农村撤并的中小学校舍、荒山、荒滩进行创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返乡创业基地。

3.6 加强宣传力度,建立返乡创业激励机制

一是加强教育,提高意识,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对象、不同重点进行差别化教育,普遍进行创业企业基本内容教育,将农民工返乡创业理念和知识纳入基础教育内容,确定若干宣传教育示范社区或村镇,落实不同示范内容,开展试验试点。二是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与人才贡献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充分激活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动力。通过竞争激励机制开展公平竞争,实现农民工在岗位、创业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优化配置;根据创业企业对农村就业的贡献度和行业的需求,实行待遇分配上的倾斜;通过给优秀创业农工授予荣誉、表彰方式和示范带动效应,影响潜在创业农民工。

摘要：本文首先指出农民工返乡创业与新农村建设相互机制探讨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然后勾画出包括社会资本提升、中西部发展环境改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机制。从农民工返乡创业对新农村建设促进作用和新农村建设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两方面,分析创业与新农村建设互动关系。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现状进行剖析,指出了自身资本积累不足、缺少优惠政策、创业环境有待完善等主要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从组织领导、政策保障、融资渠道、农民工素质、发展环境、宣传力度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