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辛亥革命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共8篇）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 篇1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原因、过程、结果和历史意义。结合时代背景综合认识“三民主义”。

2．过程与方法：掌握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运用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理解认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背景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在思想上认识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革命成果来之不易，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预习思考

1分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的背景。

2概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酝酿到高潮的过程。

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容有哪些？为什么说约法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4．作为封建官僚的袁世凯为什么能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说明了什么？

5．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重难诠释

1．三民主义及其评价

①三民主义包含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部分。

A．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两层意思：一是反满，即推翻清政府。反满不是“排满”，是指反对清朝统治者及其特权，非所有满洲人。二是独立，即推翻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王朝，建立“民族的国家”，暗寓了反帝的意愿。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前提，其提出是民族矛盾的反映，它在客观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爱国者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但是，反帝旗帜不鲜明，只把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集中于其代理人满族统治者身上，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B．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有三层含义：一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二是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共和国。三是防止帝制复辟。这一主张不仅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谬论，也打破了推翻清王朝后重建汉人君主政体的观念。民权主义是阶级矛盾尖锐的反映，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愿望。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它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联，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迫切需要解决的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但是它仅要求推翻封建专制政府而不是消灭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反专制是不彻底的。

C．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制。其目的在于消灭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是民权主义的补充和发展。它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希望从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把解决土地所有制与发展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纲领，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农民的同情。但它没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不能调动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②评价：

A．进步性：三民主义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因而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

B．局限性：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制定的革命纲领，它主张民族主义，又不敢明确反对帝国主义；它主张民权，又不敢发动人民，它主张民生，又不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体现，其局限性决定了在三民主义指导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2．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

①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是传统国家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分水岭。建设主权在民的国家，是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的趋势，也是政治近代化的本质特征。

②西方列强的入侵触发了“天朝”深刻的国家危机，又激起先驱者对外部世界和西方国家制度的朦胧向往。经过林则徐、魏源等人的介绍，外国传教士、出使人员和早期改良人士的输导，康、梁、潭、严等维新人士的思想启蒙和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勇敢尝试，议会制、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也。”“民之自由也，天之所畀也。”类似的惊世咳俗之论，猛烈抨击了“朕即国家”、“皇权至上”等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从理论上移植了构建中国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基本框架，初步实现了国家学说的基本框架，初步实现了国家观念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③正是在国家观念更新和国家制度变革的互动中，孙中山以敢为天下先的革命精神，趋利避害的价值尺度，融会中西，继往开来，系统探究国家理论，创立了以三民主义打造近代国家的政治理念，并以“知难行易”为实践指导，百折不挠地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赴汤蹈火。从世界大趋势来看，辛亥革命是顺潮流而动；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孙中山的理论和实践都超越了前人与同辈，将中国近代国家推进到最高水平。

④西方近代的国家学说和政治体制也是五花八门。孙中山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把民族解放、国民革命和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融为一体，完整地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国民国家和社会国家的思想，将革命党人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从而推动了民主革命的不断发展，使救亡图存的运动与政治近代化结合在一起，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文明、富强之路。

3．孙中山为什么让位于袁世凯

①客观原因

第一，辛亥革命以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欢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而此人非袁世凯莫属。武昌起义发动成功，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但是社会动荡，列强环伺；而革命尚未成功，清军尚在眼前。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碗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清政府，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秩序，清除内乱，迅速体育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第二，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成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和欢呼。

第三，列强与资产阶级各阶层一致倾向“拥袁弃孙”。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的江浙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收拾大局的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权，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立宪派看好袁世凯，革命党人也是如此，就连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以及汪精卫等也看好袁世凯。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复杂动荡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

第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由于缺乏经费，时刻面临着军队解散、政府崩溃的危险。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革命党人拥有了半壁江山，但离革命的真正胜利甚为遥远。革命党人要兴师北伐，各级政府机构要正常运转，这都需要大量经费，而当时国穷民困，各地库存空虚，列强又迅速控制了海关税款，使革命党人举步维难。可以说，此时革命党人面临的诸多问题中，财政问题最为突出。孙中山“让位“固然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比较而言，财政困难是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

②主观原因

第一，革命党人对掌握政权缺乏思想准备，以为中华民国建立后，只剩下建立民国的问题了，从而产生功成身退的思想。襟怀虽坦荡，但也反映革命党人没有足够的思想认识，没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政府的准备方案。于是，大权旁落也就成了自然的事。

第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尚不具备管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从同盟会来说，可以说它还不具备领导全国的规模，还不成熟。并且革命党人常年寓居海外，从事的多是些革命暴动和宣传，对于任何管理、组织一个国家，并无实践经验。他们与长期宦海浮游的立宪派和其他新旧官僚相比，明显缺乏政治经验。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本位”思想对孙中山也有很大的影响。“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政治抱负之一。在孙中山看来，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受到的约束，不仅来自《临时约法》，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诺言和誓约，即中国人对政治家持信守约的责求。孙中山让位也与其信守的“民本”思想有关。问题探究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 篇2

【设计思路】

建立本课学习内容与前后学习内容间的联系,本课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信息储备间的联系是教学设计的前奏,构建本课学习内容“宏观—中观—微观”的模型架构是教学设计的核心,努力让学生用“跳出来”的视角开始本课学习。

【教学过程】

一、“瞻前顾后”

上课的第一个环节,是让学生将本课内容与前面所学内容,甚至与即将开始的下一节课内容进行联系,使学生感知到历史知识的整体性与相关性。

通过对前后知识的链接,我们能厘清前后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能清楚看到本课内容在本单元中的地位,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链。如下图:

二、“浮想联翩”

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可能孤立存在,他们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我们在生活中会通过不同的形式感受到它们或他们的存在。《辛 亥革命》一课 使学生很快联想到孙中山,想到了南京1912、中山陵、中山路、大总统府等等。这个时候,学生的思维是发散性的,和本课有关的信息都会大量呈现出来。

这一教学环节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认识到知识是 普遍联系的,知识不仅 以文字的 形式存在 于我们的 课本中,也会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让历史走进生活,生活也是教育。

三、建构新知

这是本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布置学生从“宏观”方面概括出本课的主要内容,简明扼要,然后再让学生对每一项内容进行 “中观”分析,弄清楚其 主要层次 有哪些,最后才是让学生从“微观”的角度了解具体的历史史实,形成宏观—中观—微观的学习模式。《辛亥革命》一课逻辑层次清晰,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要知道其来龙去脉。如下图:

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其爆发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教学中就是要使学生将这些因素梳理清楚,形成一个较完整的概念。从革命的必要性到由革命的各种条件因素所汇聚成的可能性,通过一组组图片与史料让学生概括并归纳出其中的要点。

辛亥革命的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从革命的酝酿准备到建立民国及其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发展十分迅猛,结合《辛亥革命形势示意图》,我们就能厘清其基本过程。如下图:

辛亥革命之果是本课的重点也是 难点。辛亥革 命的结局已经明确,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答案与结论,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将不同的风景交给学生自己去欣赏。如下图:

【结语】

基于整体认知的历史课堂教学,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历史知识与规律的认知理解,同时也使学生在整体认知的教与学中,养成了良好思维品质,找到了方法,获得了乐趣,增强了自信,最终达到了“学好历史,我能行”的效果。

摘要：文章以《辛亥革命》一课为例,展现教学过程中基于整体认知的教学设计理念,从“瞻前顾后”到“浮想联翩”到“建构新知”,突出历史知识间的内在逻辑性与整体性,培养与提高学生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思维能力,从而增强历史学习的有效性与生动性。

辛亥革命的“历史书写” 篇3

近年“历史书写”忽然成了流行名词，专业和业余表述中是否使用这一词语，常被作为入流与否的判断。从司马迁到司马光，现在都被冠以“历史书写”的高名了，尽管那意思与孔子修《春秋》的“书法”不同。我自己对此新词，总感觉理解不充分。某次在学术研讨会上请教一位发言中多次使用该词的朋友，结果被其视为“别有用心”，乃正色曰：这是正式场合，是朋友也不能捣乱。其实当此“日日新”的时代，谁也不愿太落伍，我是真心想弄明白。

看了李鸿谷先生《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下引此书只标页码）的大作，终于茅塞顿开，悟出历史确实可以“书写”。

小学时候，作文老师就提醒我们，最简单的句子就是最好的。后来学英语时，老师也这么说。乃悟此或是外来的知识，因为我们中文的“散文”，本由韵文发展而来，句子从来就短，似无须有此提醒。但文法既然西化，这一提醒便很有必要。我自己进入所谓学界后，又多少看了点逻辑书，便总欲表述得周全，不知不觉中句子就长了起来。现在想要返璞归真，常做不到。李书的特点，句中多用逗号，每一分句字数不多，有时少于四五字，多亦不过七八字，超过十字的，就是长句了。这样的书写方式，最符合“简单就好”的要求。

自从高考作文的评分为“公平”而细化，表述的创新，渐有些如入无人之境；标点符号也不再是拘束文字的规范，而成为表现节奏的创新利器。句子可断可不断，时断时不断，也是本书的“书写”特色之一。这从书名就可看出。所谓“国家的中国开始”，相信很多未曾跟上时代的人，是有些不知所云的。与此相类，书中也还有些“半个中国决裂清廷”一样风格的句子，大概也是对常规句法的“穿越”（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特别能体现我们已是怎样一个“创新型国家”。不过，以标点表现节奏，虽出于完全不同的立意，其实甚合古意，或也算是温故知新。

书背的提要说，本书是“以新闻方法写史”。作者想以本书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新闻的方法论能否对历史的发现与叙述有所贡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且两者也是相通的：

历史现场有着各种驳杂的信息，后世研究者与读史人的基本功，则是返回历史现场，寻找、发现并再现其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事实。所谓史实重建，其理路亦在此。但是，重建历史现场的努力，其目标仅仅是还原现场，则远远不够。由现场入手，读史而知史，功用在于能否从现场里寻觅关键证据——促成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要素，由核心要素而深入，则能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所谓的深度新闻报道，其方法即如此，历史研究又何能例外？（4—5页）

既然这就是新闻方法，与史学的确没什么两样。作者并云：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的路径，即“回归历史现场，寻找现场里丰富而未必为人所知的细节”。针对历史作品“被讥为碎片化”的流行说法，作者明言其“就从碎片着手，去完成一个丰富性的过程”（264页）。对于这样的史学见解，个人也心有戚戚焉。尤其他指出了历史事实本是“复杂甚或矛盾的各种”，这是很多崇尚简明扼要的史家一向不重视的。

至于进一步“建立历史逻辑的框架，并据此提供历史解释”，则更是很多史学从业者渐已淡忘的要素了。而本书作者则明确了他想要“理解并为历史提供解释”（19页）。据作者说，所谓新闻方法，即“理解并解释任何事件或事实，需要三个维度里予以考察：冲突、人物与舞台”（5页），而他又特别赞赏读史的“格局”。

在作者看来，“晚清故事，跌宕起伏，恍如过山车。若无纲领性把握，各种历史事件，皆如碎片，难免散落一地，无可收拾，亦无法结构性认识”（14页）。记得杨国强兄曾慨叹清季士人的思绪，“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不好收拾。本书的意思，若识得格局，有了纲领性的把握，就可以收拾散落一地的碎片了。这可是不低的抱负，而作者也以能识历史舞台的格局而自诩。

本书的主体是辛亥革命，作者以为，“历史事件中的各色人等种种行为，其来有自”；所谓历史舞台，“其变化没有那些戏剧性事件醒目，但却是种种事件积累而成”。重要的是“真正深入历史”，以“把握其间脉络”，才有可能“认清舞台格局”。要理解辛亥何以巨变，“必须拉开足够距离”，对晚清七十年的走向，有基本的认识。甚至“如果欲究慈禧对清一朝意味着什么，我们须再度拉开时空距离，来认识清一朝君主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力”（6、29页）。

孟子早就说过，“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然而何为观“澜”之“术”？《文心雕龙》的提示，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后来蒙文通将此落实，以为任何学问史事，皆“百年积之”，而后“一朝偶致”，故其讨论历史事件，总是往前推一二百年以上。梁启超也主张，“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他自己研究“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便把宋元明三代六百年作为“前头的时代”。可知这本是一些高段史家提倡的取向，惜曲高和寡，今日史学中人多就事论事，少见追随，却在新闻界还有知音，实在难得！

受钱穆影响，本书认为，“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52页）。在上述三要素中，作者对人物情有独钟。他虽也引用梁启超所谓二十四史皆“家谱”的早年说法（其实梁氏后来观念已变），但仍提出，“如果不深入家族史亦即‘家谱’，我们又如何得识中国历史之真相？问题只是，读史与述史者，有无穿越家族传奇与恩怨之能力。由人事纠缠进至制度结构，继而进入环境变迁，由三者之关联尤其是相互作用而稍得史识”（29页）。

在作者看来，历史本是“那些活生生的人创造的”。用新闻手段书写历史，最当关注的就是“在历史现场里，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如何创造”（264页）。故本书特别强调，若失去了“促成传统中国进入现代国家的那些核心人物”，则“历史将无可论与叙”。换言之，历史必须以人为本，也只能以人为本，并尽量展现出活生生的能动状态。自从梁启超的家谱说流传以来，这样透辟的见解，在史学界已久违了。不意在新闻方法中尚存，能不让我们这些历史学人再三赞叹！

nlc202309040109

的确，这就是一本以人为本的书。全书除绪论外凡七章，其中五章的题目都以人物为核心，其余两章，看似说事，其实也是以人说事，不过是以新闻方法“记录这场冲突中的人与事”而已。作者选择的最主要人物，依次为孙中山、康有为和袁世凯。在其具体的论述中，则也侧重慈禧太后、摄政王载沣以及革命党一边的宋教仁。难得的是，一般历史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很少使用末代皇帝溥仪的回忆，而本书则特为引用。尽管那时宣统皇帝实在年幼，后来的回忆录也是在特殊的氛围中写出，不免说些言不由衷的话，然而有些家庭的观感，仍是别处无法得见的。

本书对不少人物的把握，以及通过人物认识相关史事，大体不错，并时有所见。例如，书中说孙中山与留学生这一新兴团体的合流，使“革命力量得知识分子之助，由边缘而核心，超越从前”（16页），基本把握到了历史的主线——尽管当年读书人对革命党的提升主要不是什么留学生，而更多是适在日本的章太炎、刘师培一类菁英读书人。其余倾向于革命的留学生本非什么人物，他们能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康、梁论战，其地位才从nobady变成了somebody，大大上了一台阶。

书中关于戊戌变法转折前“袁世凯的三十个小时”的辨析，可以说捕捉到了史学论述的新进展。在“轻易为袁世凯开脱，不智”的判断下，得出“袁世凯做了什么，目前仍是谜”的结论（84页），甚有分寸。而作者一再惋惜张之洞改革地位的被埋没（100、106、108页），尽管其所本的论述尚多误会，仍表现出难得的眼光，已超过了目前史学界流行的认知。

不过，对人物的理解和认识，有时真需要看人说话。例如，康有为本是一位学涉中西而眼观八方之人，又有过俗所谓“发神经”的经历，其感觉与常人或异，而又容易“跟着感觉走”。对这样的人，似不宜总以小算计的眼光看他。不幸这是一个“博弈”词语流行的时代，仿佛不算计一下别人就没本事；所以书中的康有为，也不时在衡断当时的权贵，而择其有权有势者亲近之。我不敢说康有为没有这一面，但这可能更多映照出今日的世风，以及作者自身所受时代的影响。观康有为一生的著述行谊，还真不像一个喜好小算计之人，更不是一个工于小算计的人。

阅读此书，触动我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即社会的历史知识与历史专业的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念头，产生于多次与其他领域的学者进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对话，发现很多其他学科的一流学者，其历史知识基本来自中学课本；另一些已对历史本身产生了学术兴趣的学者，也常产生一些想象力特别丰富的见解，为史学同人所不敢想不敢言。我也不时在想，那些非历史专业的人，甚至史学范围里不在同一专业的人，他们平常都看什么样的史学论著呢？

本书的作者显然看了不少与这段历史相关的书，书的最后一章似乎就是介绍他写此书时所读书籍的感触。从其正式的引用可知，作者对晚清历史的基本观念，就建塑在其所提到的三本教科书（即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以及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三位作者皆已作古）之上。其余各书提供的，大体都是一些修正和补充。作者最喜引用各书的推测、评价和感慨，颇可见其选择的眼光。

就我而言，那几十本书有的仅是多年前曾寓目，有的则从未读过。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原来世间早有这许多惊人之语，顿生大开眼界之感；亦颇叹过去读书不认真，错过了不少灼见。更发现了“阅读”本身的重要——读者对书，真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本书所言：对于历史，“你有什么样的视野与格局，便能接近多少‘真相’”（262页）。我的进一步领悟是，有些专业书籍，也像通俗读物一样打动着读者，并让有心的读者记住了这些相似之处。

本书很多精彩的见解表明，好几十年前写出的教科书，似不比现在的教科书差。如果这样，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前的教科书写得实在好，无需怎么修订；二是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没什么进展。对于前者，至少没写教科书的人或愿承认；对于后者，曾在或正在这一领域里“打拼”的人，显然不同意，而且会“不高兴”。

套用前段时间流行的话，即使“不高兴”，也且慢“说不”。还有第三种可能，即研究虽也有进展，但并未充分反映在新的教科书中。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几十年的研究确有进展，这些新的认识还应当改写成非专业学者甚或非学者愿意也能够参考的形式。专业学者若自说自话，“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怨不得一统之外仍有百舸争流。

作者是认真思考问题的，且时有所见。其最具启发的见解，是指出了孙中山的《革命方略》，在进入“宪法之治”前，有历时九年的“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而清廷的预备立宪，最初也是定为九年。过去多表扬孙中山而指责慈禧太后，然而“两相比较，对真实中国国情的理解，是否也包含在双方都选择的九年的培育期里呢”？更值得反思的是，两个九年培育期的选项，“皆被历史之轮轻轻掠过，无影无形。或赞或抑，皆无可言”（156页）。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睿见。清末民初主编《东方杂志》的杜亚泉早就指出，“改革政体、实行立宪”，本是清末革命运动的最终目标。实际的结果是，革命转换了国体，却未能实质性地改变政体；故民国建立，“革命之伟业虽成，而立宪之前途尚远”。我想，造成此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时人心目中的“宪法之治”非泛指而为特指，指向的是一种全新的外在制度；而要实施这一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新体制，没有一定时间的“预备”，确实难以成形。

本书作者的本职工作也与当年的杜亚泉相类，在认识历史方面，新闻学的眼光确不逊色。作者曾说，新闻角度的“历史写作，史料都有，找书总是容易的”。可知在新闻视角里，写历史的书就是“史料”。由于“史料俱在”，成果众多，“按新闻从业者的角度观察，即信息已经极其丰富”，接下来的，一是“对你阅读能力的考验”，二是“如何寻找叙述结构”（264-265页）。

当然，在历史书里做新闻，正如在档案里做田野，长处在于眼光，短处亦然。当所据“史料”多为早年的教科书时，不仅“阅读能力”，其“叙述结构”也面临着考验。作者知道，“仅仅以权力争夺而观历史，过于菲薄”（19页）。本书的解决之道，一是走向细节，构建一个丰富性的过程；一是走向结构，形成框架性的历史认识。然而细节本非教科书所侧重，则结构便在无意之中成了叙述的源头活水。

nlc202309040109

几十年前，史学还洋溢着科学成就影响下的乐观和悲观。受其影响，本书也一则曰“人口与土地之关系，又为传统王朝更替之基本规律”（7页）；再则曰“土地与人口之关系，实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王朝轮回’的历史自然之演进”（33页）。在此认识基础上，书中有不少关于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在不长的时间里大量增长的描述，且皆有精准的数据支持。特别是那时人口猛增耕地还减少，给人印象特别深刻，仿佛中国人突然改成了一日一餐（作者引用的数字说，十九世纪人均耕地仅一亩八分，而租地耕种者可能留下的粮食每亩仅1.05石，则人均粮食不足2石）。

中国人生活的俭朴是举世闻名的，但可以少吃多生，还不怎么生病（否则人口也增长不了多少），总觉得与一般的“人类”太不一样。蒋廷黻曾说，中国的文人往往“多特识而少常识”。在现代学科的体制下，学者有意无意之间，又常以所学专业的“特识”来否定“常识”。与上述相类的不少“数字化思考”，便最容易征服那些崇拜“科学”的“尽信书”者；他们死记硬背了特定的书本“特识”，不仅忘却了“常识”，也不知还有其他书本的“特识”。

若从科学观史，本书所借鉴的科学史论，或更多是“社会科学”，而忽视了“自然科学”——在明代后期，即清代人口大增之前，已有番薯（红薯）、番麦（玉米）和洋芋（马铃薯）的引进。任何哺乳动物都很难在减少摄入的情形下扩大再生产，遑论成倍数的再生产；不论什么人种，若不增添这许多吃的，还能成倍数增长，稍具常识者皆难接受（或许某些“社会科学家”可以接受，正常的“自然科学家”便只能“跌破眼镜”，并对其“社会科学”同人的想象力佩服不已）。

新闻素来是偏向标新立异的，今日的新闻尤其具有穿越特色。在新闻方法中浸润久了，再加上现在人人都生怕不“科学”，或许易受这类“数字化思考”的影响。我猜作者引用这些论述，或不过是对既存科学史论略表敬意，以示新闻方法的科学性而已。好在本书不以此为重，这样的背景性疏忽，尚不至于影响全书的论断。因为作者似乎并不认为清末的鼎革有多“传统”，他特别强调了“对于清一朝，更关键的因素是环境变迁”——列强的“外部挤压”给中国造成的结构失衡，这个作者眼中的“变量”，几乎改变了一切。

在我看来，帝国主义的入侵，的确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变化。本书对此有很清楚的把握，注意到“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大臣选择，无论慈禧还是光绪，都需小心探测洋人之意”（13页）。看到权势转移的征兆，是非常敏锐的观察。不过，后面接着说庚子后“慈禧终于臣伏列强了，她决定的清廷未来之方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若论清亡，此刻已亡。之后，清廷只不过是赔偿列强的‘代理人’而已”（14页）。虽有所本，还是说得口滑了些。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确是清廷上谕的原话。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便将其翻译成“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与国’”。但这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王开玺先生六年前就撰文指出，此上谕针对着庚子赔款的中外谈判，从上下文看，意思是要谈判大臣“以最小的代价，以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来‘结与国之欢心’”。

这一解读大体不差。其实也不必是什么“新解”，当年的读书人应皆明白，否则早已“举国哗然”了。尽管王先生也说：“本文的‘新解’并不从根本上影响史学界关于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走狗与工具的传统评价。”似乎他仍赞同上述“传统评价”，其实当然不是，否则何需写此文章？大概王先生的“新解”尚未被写进教科书，导致这一“传统评价”为本书所采纳。可知在书本里做新闻，不易。

进入“辛亥革命现场”后，本书着重论述了“三种倾覆清廷的政治力量”，即：一、“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二、“士绅集团的立宪派”；三、“袁世凯与军人集团”（5页）。这大体是延续李剑农的见解，不过李剑农对袁世凯一派的界定，始称“实力派”，更多则称“军阀官僚派”；而本书作者似更“尚武”，遂删去了“官僚”，仅剩下军人组团。这多少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清季之人便少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假如当年确有所谓“立宪派”，在那时很多人眼里，立宪的主要推手袁世凯就应是最重要的成员，而不是另一个“军人集团”的代表。

其实，我一向对“立宪派”的用法有些保留，因为太多的人被涵盖在这一标签之下了。本书也注意到“立宪派”其实“分国内与海外两支”，已经比很多当下的历史学者高明。但当年的立宪本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革政进程，要说国内“立宪派”的支柱，那就是从慈禧太后到摄政王的领导核心。至少慈禧太后深恨着国外“立宪派”的康、梁，其余倾向立宪的朝野臣民，对此心里也都明镜儿似的，他们恐不愿与逋逃之人化为同派（假如愿意，清廷的宽容就真为世间少有了）。

那时的人际关系相当曲折，曾为改革大员草拟奏折的梁启超，就是一位被很多后人列为“立宪派”，又被很多当时的“立宪派”所排挤的人。

附带说，本书一则曰“代表传统文人集团的‘立宪派’”，再则曰“由传统中国士绅构成的‘立宪派’”（2页）。这样的表述，在那些被倚重的教科书中似不存在，或许作者只是信手拈来，借以修饰。但有些新闻学不重视的字眼，历史学却很看重。当年的“文人”和“士人”，实不能同日而语。如果起昔人于地下，那些被我们列入此派的人知道这原是一个“传统文人集团”，相信多数人会退出。又假如“立宪派”是由“传统士绅构成”，当年不怎么传统的、现代的或趋新的“士绅”，又划在哪一派？而被不少人视为“顽固派”或“保守派”的那些士人，是不够“传统”，还是“前传统”？试学学本书的表述风格：一个或许不经意的修饰，几十年的研究付之东流。

当然，或许后面这些人不被纳入，是因为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中。作者的定位很清楚，既然论述革命，则“清廷”这一革命的对象就不必是重点——它已“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不适而被抛弃”；即使对上述三力量而言，“清廷存亡与否，也都是为着应对现代化挑战的附属条件”（19页）。简言之，有了格局眼光的后见之明，被倾覆的“清廷”，只是“现场”的配角。

nlc202309040109

然而，“清廷”的界定可宽可窄，那许多宗室亲贵与百官，与这三派的关联如何？他们即使是配角，或也是故事中必不可少的。不过这确实不怪本书作者，当年的教科书，多以“革命派”为论述主线，就是“立宪派”和“军人集团”，也都仅是配角；本书将其升格为主角，已是一大突破了。

大体上，本书并非写给专业学人看的。作者的领悟力非凡，其所看之书和看书的倾向，则有些不可恭维。以其所据之书，而能有很多不凡的见解，确已难能可贵。最主要的是，作者写书的基本态度，乃是“放下斗争心态，尝试着去与历史和解”（19页）。比起那些想要“拷问”历史或至少“拷问”史料的人，真有霄壤之别。窃以为这是治史最重要的基本态度，所有习史学者都应参考，甚至学习。

学问从来都是相通的；甚至学与非学之间，也是相通的。我们实不必太看重什么新闻学与史学的区分。且两者确有一共性，即都要讲故事，还不能离真实太远。今日新闻的故事讲得如何，且待他人评说。史学本是最需要讲故事也最适合于讲故事的，但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确实没有多少“可读性”，不能让老百姓喜欢，同时离真实也未必就有多近，还大有提高的空间。

另一方面，正所谓习惯成自然。一件事做久了，也有一些惯性的思维模式，不知不觉之间，便会显露出来。“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对于作者，便只是“一个小小的疑问”。全书二十余万字，除去名为“那些人，这些书”的读书笔记，以及名为“革命的民国逻辑”实则陈述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大概也就十五万字。作者对于这一小小疑问“竟衍生出如此篇幅”，以及“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指其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皆颇为感慨（270页）。

这些大概都是新闻学的标准。对于史家来说，“辛亥革命何以发生”这个问题实在够大，可能几代人都难以回答。要认识辛亥革命并讲述其故事，几个月的时间，十几万字的篇幅，绝对属于超凡绝俗之流，已入言简意赅之境。套用新闻学老前辈杜亚泉的话说，辛亥鼎革，实乃“五千年以来之大变”。史家言此，常有五千年的重负在身，触处皆感桎梏；而新闻学的好处，则没有那么沉重的压力，故思想较能解放，思路也更活络。

那些连历史剧也要挑剔的史学从业者，或会对本书的严谨程度不甚满意。然而讲故事也有说事与说理之别，正如作画有写真与写意之分。前者只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后者便可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同样读那些历史教科书，本书作者展现的想象力，可谓丰富。读书当读其佳处。对于本书灵动之笔触，意会足矣。如作者所言，“弄清楚一段历史，实为一个漫长的过程”。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之路，还修远着呢。史家能自振作，写出足以让人借鉴的作品，才是学术建设的正道。

（《国家的中国开始：一场革命》，李鸿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零一二年版，29.00元）

高中历史工业革命知识点 篇4

(1)科学和技术紧密结合。

(2)速度快，范围广，规模大，多国同时进行。

(3)一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交叉进行。

(4)经济结构：从重工业开始。

2.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

1.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政治保障)

2.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经济基础)

3.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技术条件)

4.市场的扩大(市场条件)

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异同点：

1、相同点：

(1)两次科技革命都受到本国政府的重视，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

(2)都引起社会关系的巨变。第一次科技革命导致两大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国家机构开始和垄断组织结合;

(3)都对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影响。第一次科技革命，形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局面;第二次科技革命，形成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

(4)从经济上看，都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

2、不同点：

(1)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主要是劳动者，他们凭借经验或技能取得许多成果，这些发明成果都是生产经验的总结;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起者多是科学家和工程师，各种发明无一不是在精确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

(2)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英国，约半个世纪后才在各国真正展开;第二次科技革命则是多源的。

高中历史第一次工业革命教案设计 篇5

英国工业革命影响 难点 工业革命及其影响。 教学策略与 设计说明 引导学生读图、阅读，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工业革命过程中各环节相互的连带关系，培养学生比较、判断推理能力。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学意图 导入新课 前面我们学习了欧美国家的巨变这个单元的三方面的变：一是文艺复兴，是思想领域的巨变;二是新航路的开辟，这个是地理发现方面的巨变;三是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是政治方面的巨变。

下面我们来学习欧美国家的另外一方面的巨变，即第一次工业革命，来看看这个经济领域的革命给欧美国家乃至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巨变。 师生共同回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1640-1688，确立资产阶级统治，成为工业革命的大前提

采用衔接式导入， 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一、工业革命的曙光

什么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最先开始于哪个国家? 学生根据自己预习的情况回答老师的问题。

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分析。

这个问题通过学生的预习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主要是帮助学生将知识进行归类，整理。

可以提问学生，检查预习情况。学生回答，最先开始于英国。如果学生不懂“工业革命”，可提示：我们学习完了再来探讨、归纳这个问题。

可以趁势提问：工业革命为什么最先开始于英国呢?教师评价学生的回答，之后出示演示工业革命最先在英国发生的几个原因。劳动力、市场、资源、资本、技术。可以强调，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资产阶级统治是工业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二、解放双手的变革

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

展示欧洲的旧式织布机，

让学生了解识记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和凯伊发明飞梭的史实。

根据学生的回答强调，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纺纱机是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并提示，工业革命是首先从棉纺织业开始的。认识珍妮机。强调是手摇的。

2、瓦特改进蒸汽机。

下面我们来看看瓦特是怎样改进蒸汽机的吧。提示：

他是在棉纺织业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情况下吸收前人的成果面制成的蒸汽机。蒸汽机可不是他发明的噢，是另有其人呢。

展示瓦特制造的第一台改良的蒸汽机图片。学生回答后教师提示并归纳，重点强调蒸汽机的优越性：效率远超畜力和水力，且不受地区和季节的限制。

强调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运用于纺织、采矿、运输等部门，使社会生产开始进入“蒸汽时代”。蒸汽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

要求学生正确书写“蒸汽”两字。

学生思考：18世纪英国棉纺织业有哪些重大发明，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联系?然后作答。

学生说说所知道的瓦特小时候的故事。

回答：你知道蒸汽机的工作原理吗?比起人类原来使用过的原动力来，它有哪些优越性? 直观展示棉纺织业的一系列发明，重点强调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这是历史联系实际的一个好机会，以史为鉴使人聪明嘛。

训练能力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基础知识的掌握。 三、铁路时代的到来 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和改进也是由于蒸汽机的应用推动的作用下面进行的。

补充问题：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请结合课文说明。

提示工业革命结束的时间英国是19世纪40年代，法美德俄等国是在60-80年代。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 篇6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差，英法联军的病死率远高于阵亡率。英国的南丁格尔主动申请，志愿担任战地护士。她改善了战地医院的卫生状况，对伤病员进行了悉心的护理，使得伤病员的死亡率在半年内就降到2%，被誉为“提灯天使”。战后，南丁格尔在伦敦创办了世界第一所护士学校，建立起近代的护理制度。

1854年冬，英法舰队与俄国舰队在黑海展开激战。忽然，黑海上狂风大作，英法联军几乎全军覆没。事后，法国作战部要求巴黎天文台台长勒佛里埃研究这次风暴的来龙去脉。他写信给各国的天文、气象工作者，向他们收集风暴前后当地的天气情报。通过认真分析、推理和判断这些资料，他终于查明了风暴的移动路径。此后，他建议组织气象站网，用电报迅速把观测资料集中到一个地方，分析绘制成天气图。1856年，法国建立了全球第一个正式的天气预报服务系统。

关于近代俄国和日本的改革，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A	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暴露了农奴制的弊端
B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
C	俄国和日本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全盘西化
D	改革使俄国和日本都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考查方向】

近代俄国和日本的改革

【解析】

本题考查近代俄国和日本的改革的相关史实。

C项，日本明治维新中政府提倡学习欧美的资本主义文明，盖洋楼、吃西餐、穿西服、改变传统发型，社会生活西方化。而俄国农奴制改革侧重于政治经济改革，并且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并未在社会生活方面全盘西化。

本题要求选择说法不正确的一项。

A项.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加剧了俄国内部的经济社会危机，暴露了农奴制的弊端，激化了俄国社会的矛盾，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使沙皇的统治陷入危机。故正确。

B项.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摆脱了殖民危机，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大大增强，成为亚洲唯一的民族独立国家。故正确。

C项. 正确答案

D项. 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日俄两国均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故正确。

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析 篇7

一、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形成

自中国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很多贤臣之士都加入了维新派, 维新派的形成敲醒了很大一批中国人, 包括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很多贤臣之士, 他们是维新思想的首创者, 他们首先提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 奋力抵抗外寇、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主张。在早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封建士大夫和洋务集团分化出来的, 这代表了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把维新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时期, 他们运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我国形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与思想, 用来指导维新变法。在1890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籍, 《新学伪经考》严厉地抨击了封建正统思想; 用《孔子改制考》一书对自身的整治思想进行宣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和维新思想形成于同一时期, 两种思想经过不断的斗争, 最终革命派思想取得了上风。孙中山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教育, 开阔了自身的眼界, 他向往西方文明, 对清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在1894年, 孙中山对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改革思想, 但是李鸿章没有接受他的思想, 自此起孙中山决定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别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左右翼两派的代表派别。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很多成员都出身大地主和官僚世家, 他们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 和满清权贵有很大的联系。维新派融合了经世之学和西学思想对维新进行大力的宣传, 希望能够建立起西学的政治体制, 但是他们不能反对君主专制, 因此, 在很多程度上受到了封建伦理的限制, 虽然如此, 他们宣称尊君行为, 目的是借助皇帝的权利来取得变法的伟大胜利。革命派很多都是出身于中小层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家庭, 没有和上层权贵联系的机会,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思想开阔, 反清政革命的态度非常坚定。两者在思想上是相互影响, 在论战的前期, 维新派思想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到了后期, 革命派思想主导了整个全局。

二、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

( 一)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维新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维新派首领完全依靠一个手中并没有实际大权的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光绪皇帝。维新派主观意识的幻想, 统治阶层能够靠自身的自觉性来实现全局的改革。在变法进行的初期,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形式上对变法非常支持, 但是如果变法对他们有危机, 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对抗措施, 对维新派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 皇帝有维新派想要的权利, 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碍, 变法的胜利还不是非常明朗。另外, 整个统治集团有旧体制进行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变法触碰了他们的利益, 便会对变法进行破坏。运动最终失败, 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对清政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革新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他们没有认识到改革是需要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团体和环境是不能取得运动成功的。

( 二)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

革命派在对清政府的认识上根本不需要认识, 因为他们已经不对清政府抱任何的幻想。完全没有忠君这种观念, 就在维新派首领利用“公车上书”之见和清政府进行和平方式改革时, 革命派首领组织了“兴中会”, 会议坚决进行革命, 坚决推翻清政府的独裁专制。革命派依靠资产阶级左派和民众对他们的支持, 整编了自己的革命队伍, 开始了和清政府的斗争。革命派在斗争的过程中非常关注百姓的苦楚, 革命活动已经进行时, 参考民众的意见和争取支持。所以, 这在很大程度上比维新派有更好的民众基础, 这也是革命派能够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一个原因。虽然革命派发起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 但是后来革命派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国家, 愿望最终没有得到实现。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非常强大, 最终革命失败。

两种运动的失败原因从客观原因分析不难看出, 他们之所以失败都有一个致命伤, 就是都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和长久的思想启蒙,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 在他们还没有让全国人民缓过神来, 就已经失败了。

三、结束语

在很大程度上维新运动中政策和思想的宣传都给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很大的思想基础, 提供了非常大的经验, 这才使辛亥革命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辛亥革命举着民主共和的大旗, 虽然失败, 但是它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 时代的不断变迁,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给后人留下的永远是一个非常神秘而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些伟大而神秘的历史真相成了后人进行研究的探讨的对象, 是历史研究学家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我国历史研究学家对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中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在一些方面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需要更深一层的进行挖掘。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些高的要求。本文主要阐述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历史。

关键词：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历史分析

参考文献

[1]刘奎杰, 王公伟.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与分析[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9, (03) :60-62.

[2]魏祥奇.辛亥革命与广东画坛[D].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 (02) :54-55.

[3]宋银桂.湖南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历史渊源——兼评《近三十年来湖南保路运动与辛亥革命研究综述》[J].上海商学院学报, 2011, (03) :24.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历史人物 篇8

（1900-1928），大埔西河下黄砂村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6月，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军事。次年6月返广东，任广东区团委书记。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海、陆丰地委书记。1927年后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策划了三次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0月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当选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主任。同年4月在海陆丰领导东江武装暴动中被捕，惨遭杀害，时年28岁。

罗明

（1901-1987），大埔平原岩霞村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闽粤赣省委书记等职。1932年春闽粤赣省委改为福建省委，任福建省委书记。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被撤销省委书记的职务。参加长征途中，被派遣留在贵阳，后多次被捕。出狱后回乡任百侯中学代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务委员等职。

贺遵道

（1900-1931），大埔古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任中共汕头市委秘书。1927年8月参与领导大埔高陂暴动后任中共大埔县委书记。1929年6月任东江特委常委。1930年调中共广东省委任巡视员。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就义。

罗欣然

（1903-1931），古野培美村宫前人。1925年弃学从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参加领导高陂暴动，参与组织七县秋收年关斗争和丰顺大暴动。1930年5月，当选为东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东江）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8岁。

张恨秋

（1905-1935），大埔西河人，1927年秋从马来亚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大埔县西河区委书记。1929年后先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第二纵队政委兼纵委书记等职。1933年任中共上海市区委书记。1935年被日军杀害，牺牲时年仅30岁。

丘宗海

（1906-1931），大埔洲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工农革命军第16团党代表。1930年曾先后任中共大埔县委、饶和埔县委书记、闽粤赣边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1931年3月牺牲。

李明光

（1906-1933），古野鹤山（古西）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参加中共大埔县委的领导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闽西，任中共闽西特委等职。1932年春，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任连城县委书记。1933年5月在保卫连城的战斗中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