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民主政治

走向民主政治（共8篇）

走向民主政治 篇1

李文壮

本课作为选修I第一单元第一课，《课程标准》要求了解梭伦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认识梭伦改革的必要性。简述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指出改革的基本特点。分析梭伦改革对雅典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因为必修I时对雅典的民主进程已经探究过，所以对本节课的处理就严格地围绕课程标准的要求的三大问题，即梭伦改革的背景、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特点和梭伦改革的影响，来开展教学。又因为是选修课，所以尽量地简单化，使整堂课的线索清晰明了。

实验心理学家赤瑞特拉的心理实验表明：（1）人类获取信息的来源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说明人类获取知识主要来自视听。（2）人们一般能记住自己阅读内容的10%，自己听到内容的20%，自己看到和听到内容的50%，在交流中自己所说内容占70%。这就意味着，在教学中，如果学生既能看到又能听到，再通过交流讨论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信息的保持将大大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基于这一理论，在教学中首先展示希腊文明成果的图片资料并配上雅典奥运会的会歌，满足学生的视听要求，使学生尽可能多的获取和保存信息。播放图片资料，还能起到凝神起兴渲染课堂气氛，创设凝重的历史情景的效果。让学生能够在一个有声有色、图文并茂、生动逼真的教学环境中，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对于本节课所要解决的关于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问题---梭伦改革的背景，以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展开，通过同学之间交流学习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样既完成教学任务又提升学生的能力。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方法效果非常好，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自主探究，并且有一个学习小组以情景表演再现当时梭伦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让同学们在历史的重现中亲身体会梭伦改革的背景，让整个课学教学与学生学习融为一体，合乎新课程改革中所要求的老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

本课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梭伦改革的主要内容，分解为经济领域的措施和政治领域的措施，以表格的形式由各个学习小组继续合作探究，在教材中找出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并分析每项措施所起到的作用，并最终概括出这场改革的特点。对于改革的主要措施同学们都能很快地找出来，但对于每项措施所起的作用及特点在本节课中同学们只探究出一部分内容，老师需要更进一步的引导，如用合适的案例来引导学生得出结论，这是我对本节课处理不够妥当的地方。在此处对于课件的使用节奏掌握的也不是很好，没有留给学生充分的时间来看课件的内容。

本节课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梭伦改革的影响，以体现雅典民主的方式进行，即在课堂上现场召开公民大会，本次公民大会的议题就是评价梭伦改革。因为上本次公开课所用的班级是嘉中高二的重点文科班，所以这次公民大会开的非常成功，既充分体现了民主，又解决了本节课的重点及难点----评价梭伦改革。这一环节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又有效地实现了生生互动。对于梭伦改革的评价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梭伦本人评价；二是梭伦改革的积极作用；三是梭伦改革的局限性。在对梭伦本人进行评价的过程中，体现英雄人物在推动历史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实现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教育。这种情景教学完全符合新课改的要求，但对于梭伦改革的评价的总结不应由老师来总结，而应该让同学们在自主探究中解决问题。

对于本节课的教学总结是由老师和同学们一起来完成，这样有利于构建同学们完整的历史结构。本节课的课后探究设置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今天也提倡民主，想一想，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我们今天的民主有什么区别？二是中国现在也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梭伦改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两个课后探究是对本课的升华，既提升了知识，又懂得学习历史是为了古为今用，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这一环节主要由学生在课后完成，老师在指导学生完成课后探究问题时，同样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走向民主政治 篇2

现代设计风格,区别于传统设计的思维和表现方法, 在当代城市建设中的应用早已屡见不鲜。为何现代风格能在21世纪久盛不衰与它的核心理念———设计面向大众、 形式追随功能有直接的联系。从设计演进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传统设计诞生于等级社会,只为少数人服务; 现代设计则与大众站在一起,服务于更加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

在传统设计的主流下,现代设计这一枝独秀是怎样孕育发展起来的?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前辈的思考。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认为,莫里斯与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和工程技术的进步共同推动了现代运动的发展。莫里斯奠定了现代风格的基础,通过格罗皮乌斯,它的特征最终得到了确立[1]。在这段历史中,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历代艺术家在时代变化潮流中的不懈探索,让设计最终走在了民主的道路上。本文以现代设计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为基础,阐述了现代设计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走进大众生活。

2现代设计风格的发展历程

2. 1文艺复兴时期———傲慢的艺术家

在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家们首先把他们自己视为上等人和伟大的传播者。著名的画家、雕刻家———达·芬奇曾要求艺术家必须同时成为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但绝不是工匠。当时的艺术家受到各阶层人士的追捧。奥地利画家———席勒第一个创造了一种艺术哲学,使得艺术家成为世俗社会中高尚的传教士,并且把艺术家比作国王,认为人类的尊严置于艺术家的掌握之中。当然,这种过度奉承的必然后果就是在19世纪来临时,艺术家开始轻视使用价值和广大公众[1]。

2. 2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设计只为少数人的教育和自由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首的大部分欧洲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1851年,英国女王在伦敦举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产品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0多万人,当时的博览会展览大厅——— “玻璃水晶宫”便是由英国建筑师约瑟夫·派克斯顿设计。

在这次博览会上,几乎所有的展品仍然围绕着上层人士的生活趣味而展开。例如在沉重的纺织机上,配有许多洛可可风格的饰件; 在金属铸就的椅子上,用油漆画了木纹; 在锃亮的银质餐具上花纹繁复……不过可惜的是,在玻璃水晶宫中的展品质量低下、外形丑陋,而且大多采用折中主义的手法,没有统一的风格,远不可比传统手工艺品。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精英阶层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英国评论家———约翰·拉斯金。

2. 3工艺美术运动时期———设计回归民主的视角

2. 3. 1贵族与平民

1851年起,英国的城市人口就已经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 2%[2],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有增无减,工业化时代大众对艺术的需求急剧膨胀,而市场上却没有为大众提供的普通舒适的生活必需品。19世纪60年代英国诗人、 设计师———威廉·莫里斯呼吁: 如果我们无法买到结结实实、普普通通的家具,那么就让我们自己做吧! 于是在1861年,设计师威廉·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与工艺美术工匠们一起,成立了集绘图、雕刻、家具、铁件制造为一体的制造工厂。

莫里斯继承并践行了约翰·拉斯金的理论: 艺术家都应该参与工业品的设计,赋予产品更美的形式; 艺术和技术应该互相结合; 设计应该从自然界汲取营养; 强调设计为大众服务,艺术和技术应该互相结合[3]。威廉·莫里斯不仅是一个设计师、工匠,他还是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他认为艺术不能只为了贵妇的披巾图案、公爵们的银质餐具、奢华府邸与昂贵的地毯。在1877—1894年间, 莫里斯发表了有关艺术和社会问题的35篇演讲,其中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不愿意艺术只为少数人服务,仅仅为了少数人的教育和自由。”此后,一个普通人的住屋再度成为建筑师设计思想的有价值的对象,一把椅子或一个花瓶再度成为艺术家驰骋想象力的用武之地。莫里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发表对艺术的见解和实践,被后人称为 “现代运动之父”。

2. 3. 2机器与艺术

工业革命的胜利导致几个世纪以来盛行的农耕经济遭受巨大变革,农业时代的手工设计形式也随之失去了存在和生长的土壤。而在接下来的一场设计改良运动中,莫里斯致力于复活手工艺,反对机械化生产。他简单化的认为,真正的艺术必须是 “为人民所创造,又为人民服务的,对于创造者和使用者来说都是一种乐趣。”但仅为复活手工艺方面的工作辩护意味着为中世纪原始的社会条件辩护,首先为破坏文艺复兴带来的文明器械而辩护[1]。

莫里斯憎恶现代生产方法的态度在后来的大多数追随者中仍未改变,但机器给社会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终将被艺术家们所发现。对机器的态度改变也发生在莫里斯的两大弟子身上,克兰承认廉价的艺术和手工业几乎是不可能的; 阿希皮也在1910年写道,现代文明建立在机器之上, 任何鼓励和支持艺术的学说,如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现代运动的真正先驱者们是那些从一开始就支持机器艺术的人,这些人把新机器、新材料、新思想推进了新时代。1882年一位颇有声望的工业设计师戴说过: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机器和蒸汽动力、还有众所周知的电气,对于将来的装饰都会起到某些作用。想要抗拒这一事实将是徒劳的,因为公众已经打定主意要机器生产这些东西。” 新时代的艺术需借由机器的 “手”推向大众生活; 机器唯有借艺术之 “思想”,才能赋予产品新的灵魂,走向美。

2. 4新艺术运动时期———设计走向民主

2. 4. 1全领域民主设计

工业革命的胜利推进了城市的发展。英国在1860— 1900年间兴起了城乡住宅复兴运动,1911年英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8. 2%[2]。工业化城市里聚集了更多的人,住宅、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度提升。从 “工艺美术运动”走到 “新艺术运动”,科技在发展,城市也在发展。随着印刷的发达和普及,海报、书籍、包装、商标和各种平面设计,设计所要面对的是大众和现代工业文明下的新生活。

于是人们开始认识到,20世纪的工作不再是建造大教堂,而是大饭店、火车站、公路、市场以及取代贫民窟而兴建的、规划整齐的高楼大厦。人们需要全新的城市生活。倡导机械时代新建筑的圣伊里亚提出: “我们必须建造全新的现代城市,建造一个具有地上和地下建筑以及喧嚣街道的城镇。”正如新艺术运动重要的流派 “维也纳分离派”设计家奥托·瓦格纳在其1895年发表的著作 《现代建筑》中所说: “设计应该集中为现代生活服务,而不是模拟过往的方式和风格,设计是为现代的人服务,而不是为古旧复兴而产生。”在新艺术运动中, “民主思想成为这一艺术运动的基调”[4]。

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生活,产生新的功能需求,实用艺术和纯艺术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在1890—1910年的近20年时间里,包括建筑、家具、服装、平面设计、书籍插图以及雕塑和绘画等,几乎涉及所有的艺术领域都面临新时代风格的挑战。新艺术运动把更多的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本身而非仅仅是绘画和雕塑,使设计艺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2. 4. 2机器联合艺术

在工艺美术运动中,如果说还对机器艺术犹豫不决的话,新艺术运动就是在机器艺术和新材料的探索与发展中大放异彩。

1899—1900年,德意志工场联合会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出了一套只需40英镑的公寓; 1905—1906年,他们展出了第一批用机器制造的家具, 并夸耀自己是以机器生产的精神开发家具的新风格; 1910年,第一批 “单元”家具展出,广受好评; 1912年德意志工场联合会成功地解决了各部件的标准化问题。德意志制造联盟的成立标志着从个别试验走向创建为社会普遍承认的一种新风格迈开了最重要的一步。也让艺术开始从少数人的理想中真正走向民主大众需求。

然而,机器为生产带来的种种好处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叹的同时,机器艺术却难以进入大众审美。1914年在科隆举行的德意志联盟的年会上,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被提出: 既然机器艺术,作为手工艺之外的一项艺术表现手段,并不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将来的工作重点该放在什么地方[1]? 在这个时期,机器与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仍然是艺术家们思考的问题,现代风格正是在这三者之间的矛盾与机遇中不断探索前进的步伐。

2. 4. 3求真务实的艺术探索

工业革命给城市带来优势,也带来的更多的环境、社会问题。新艺术运动时期的艺术探索朝着多个方向发展, 可以说是在曲折中前进。

在这场运动中,画家比建筑师更早走一步。艺术家们开始走向象征主义的潮流,强调借由艺术创作表达自身对社会问题的感知。新艺术运动中的后起之秀———建筑师, 在这场求真务实的艺术探索中走得更远。新的设计手法、 新的材料、机器的利用等都得到施展。新的厂房、停车场、火车站、公共住宅开始成为建筑师们驰骋艺术的舞台,形式与功能的矛盾在装饰艺术的改革中获得了新的平衡。赖特、范德维尔德、瓦格纳、路斯都表现出受英国简洁明快而舒适的工业艺术的激励,拉斯金和莫里斯的思想仍旧是装饰艺术全盘更新的种籽。但此时,沙利文却走向了另一端。在1892年,沙利文提出: “如果我们能够在若干年内抑制自己不去采用装饰,以便使我们的思想专注于创造不借助于装饰外衣,而取得形式秀丽完美的建筑物, 那将大大有益于我们的美学成就。”斯特奇特在 《建筑实录》中也写道: “如果建筑师能把建筑师、建筑构架以及材料的使用作为建筑效果的仅有来源,那么一种新的、有价值的风格也许就诞生了。”路斯认为,从造型中发现美而不依赖装饰获得美,这是人类所企求的目标。

在新艺术运动时期,装饰艺术面临更大的市场、更短的时间、更少的花费。沙利文相信,机器是达到一种新型美的促进因素,并提出有机装饰的理念。而穆特修斯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向现代艺术家提出完美而纯粹的实用价值是新时代的要求。建筑在形式和功能上的改革思想与探索奠定了现代运动的基础。

新艺术运动得到很多人的推崇,并在不同文化领域展开,其核心就是对简洁和真实的渴求。走向更简单的装饰,走向更真实的大众需求。虽然新艺术运动在表现形式和手法上最终无法超脱历史的桎梏,但在思想上以超人的勇气不断革新,最终让设计真正走向民主的道路。

3结论

现代运动从孕育到发生经过漫长的历程,一直到今天形成以大众为服务宗旨的现代设计风格。中国处于和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现代设计的风格还需要继续探索。以景观设计为例,在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业迅速退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农耕技术及农耕文明中孕育的关于生存和土地监护的、日常的、乡土的景观艺术也随之衰落。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中国兴起了一场 “城市化妆运动”,随后一场席卷全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这些都使中国的大地景观面临严峻的危机: 生态完整性的破坏,文化归属感的丧失,历史遗产的消失[5]。

21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如同塞进了18世纪工业革命后轰隆的机器里,以高速运转的方式日夜兼程的前进着,生产出来的景观一味地追求各种形式美学而陷入功能瓶颈。 城市化本该是一个契机,就如同工业革命一般,在高速发展中给人们更绿色、更精明、更健康、更幸福的生活。艺术脱离了大众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景观脱离了大众就成了城市中的 “无人荒源”。

艺术已经告别为少数人服务的中世纪或更早的时代了,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长在更广阔的土壤中,必须反映当地社会生活,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艺术与大众就如同水与舟,艺术不能只为艺术家而存在,而是来自生活的提炼,来源于大众的需求与创造。

现代设计走过如此漫长艰辛的历程,最终走向大众与民主的设计理念应当成为21世纪中国现代设计的借鉴: 设计唯有走向人民,走向民主与自由,才会找到生存的土壤。

摘要：现代运动从孕育到发生经过漫长的历程,现代设计风格正是在现代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传统设计诞生于等级社会,是从为少数人服务开始;现代设计则与大众站在一起,依靠服务于民主自由的社会生活而发展壮大。如今艺术已经告别为少数人服务的中世纪或更早的时代,步入与大众就如同水与舟的新时代。艺术不能只为艺术家或资本家少数人而存在,设计应当来自对生活的提炼,来源于大众的需求与创造。文章从现代设计的诞生和发展历史为基础,阐述了现代设计如何从贵族走向平民,从纯手工走向机械化大生产,如何走向民主,走进大众生活。

走向民主的技术 篇3

关键词：哈贝马斯；技术；民主；公共领域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165(2009)02-0032-06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化统治问题，正是因为技术异化为了统治的工具，才造成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社会和单向度的思想的出现。因而，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两个人共同的夙愿，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与艺术联姻的拯救途径，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建立一种关于技术的民主对话机制才可能走出技术化统治的困境。

一、技术与艺术的联姻

尽管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但他认为，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美学和人道的条件下，一种替代现有科学技术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可能的，它们将打破现有的科学技术的统治逻辑，成为拯救人类和自然的新生力量。

马尔库塞认为，虽然科学技术在发达工业社会已成为统治工具，要拯救这种危机，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和技术，他指出：“依靠其自身的方法和概念，科学已经规划和创立起这样一个领域，即对自然的统治依然同对人的统治相联结的领域——它们的联结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域而言是必不可免的。……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么，在也许有助于上述必然联结的进步方向上的变化就会影响到科学的结构——科学的谋划。它那没有丧失合理特征的假说，将在一种根本不同的经验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中得到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科学将获得根本不同的自然概念，并确认根本不同的事实。这一合理的社会推翻了理性的观念。”马尔库塞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的制度框架并不能决定科技进步的速度、方向和功能，反之，在独立的科技进步过程中，制度框架是可以替代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认为当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社会制度的变革是可能的。因此，马尔库塞认为，这种新科学技术是为革命的理论服务的，同样，革命的理论应承担起这种新科学技术的纲领。他指出：“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的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的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经变成破坏性政治的工具。”

新科学技术该如何产生呢?在马尔库塞看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是和理性的变革密切相关，因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异化与理性的工具化有必然联系的，所以，新科学技术的产生首先必须使理性摆脱工具理性而恢复否定性和批判性。他写道：“技术进步的这种新方向将是既定方向的突变，即不仅是流行(科学和技术)合理性的量的渐进，而且更确切地说是流行合理性的突变，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新观念的突现。”

马尔库塞将新科学技术的确立寄托在科学、技术、形而上学(哲学)和艺术的结合上。在他看来，首先，科学、艺术和哲学之间存在着原始的联系。科学曾包含审美理性、自由、想象和幻想。科学曾沉迷于各种可能性的合理化，它玩弄过这些可能性，即解放——一种更高真理——的可能性。其次，技术与艺术具有姻亲关系，像技术一样，艺术也通过反对现存领域，并在现存领域中创造了一种思想和实践的领域。但是，由于后来科学技术理性取得了统治地位，科学、技术、哲学和艺术便被分离了。“统治的合理性不是使科学理性和艺术理性分离开来，就是把艺术结合进统治领域从而否证艺术理性。”

那么，科学技术、艺术、哲学该如何结合呢?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将技术理性推向了极端，达到了它的终点，进一步的发展将导致一个质的飞跃，即呈现出一种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那时，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的特征不存在了，科学技术将对“生活艺术”开放，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便会结合到一起。他这样论述道：“在有步骤地将自己规定为政治事业的过程中，科学和技术将超过它们曾因其中立而从属于政治的那个阶段，并反对它们作为政治工具的专门功用。因为，对终极因的技术再规定和技术控制，是摆脱了妨碍满足人的需要并发展人的才能的特殊利益之后对(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建设、开发和利用。换言之，它是人作为人的合理事业，是人类的合理事业。因此，技术可以对理性和自由的不成熟状况提供历史的矫正，据此，人在以压迫为基础的自我持续的生产能力的进步中，可以成为自由的并保留自由。就技术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发展程度而言，矫正决非技术进步本身的结果。它牵涉到政治的变革。”在这段话中，还隐含着另外一层意思，即马尔库塞不认为技术自身的发展存在内在的逻辑，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根据政治需要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下面这段话中表露得更加明显：“摆脱剥削特征后的技术合理性愈是对社会生产起决定作用，它就愈是依赖于政治方向——依赖于集体的努力以争取和平生存并实现自由的个人为自己设立的目标。”

马尔库塞对于新科学技术将带给人类和自然的解放坚信不疑。他认为，新科学技术除了带给人类物质上的满足以外，还将带给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景，正义、自由和人性的观念都将在新科学技术下获得它们本真的真理性和道德心。同时，艺术与技术联姻后，艺术的技术合理性将具有美学的还原特征，到那时，征服自然意味着减少人对自然的暴行，土壤的耕作不同于浪费性的开发，开辟森林本质上也不同于大规模的砍伐森林。总之，科学、技术、艺术和哲学的结合一旦产生了新的科学技术，“技术的逻各斯就将开放出一个根本不同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

从马尔库塞对“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对科学技术态度的根本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已经异化为统治工具，执行意识形态功能，因此，科学技术的中立性不再适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技术可以不受社会制度的限制，科学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制度框架可以替代，技术可以成为解放人类的新力量。这种“摇摆不定”受到了哈贝马斯的批判。

二、走向民主的技术

对于马尔库塞提出的“新科学技术理论”，哈贝马斯持反对态度。他认为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中技术化社会的概念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马尔库塞懂得，生产和解构的技术力量，进入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权力的制度联系中，……另一方面，他则认为，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似乎具有无所不包的力量——技术本身成为一种生产关系”。哈贝马斯认为，模棱两可的原因在于马尔库塞否认了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将技术等同

于生产关系，从而也就使技术丧失了纯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捍卫技术的纯洁性，反对蔑视它的十足的猜疑。很清楚，技术的纯洁性就在于，人类的再生产和延续受工具的、全部目的理性行动的条件的制约。所以，历史上能够改变的不是技术的结构，而只是技术支配力能达到的有效范围，只要原本的人类始终是有组织的”。因而，“马尔库塞对技术的否定和新的科学观念，按照他自己的标准，是抽象的。对科学和技术的制度化进步来说，从它们的结构上来判断，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看不到一种功能上具有同等价值的选择”。另外，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的“新科学技术理论”的出发点——由目的理性行动规则和成套技术手段构成前进中的技术系统，自身将成为工业先进社会的制度框架是值得怀疑的。既然马克库塞接受了这个出发点，就意味着他相信政治统治能转化为技术支配的形式，承认技术支配政治统治的形式，也就等于马尔库塞把原本批判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作为了其“新科学技术理论”的依据。而这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下去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显然是行不通的。

基于对马尔库塞新科学技术理论的批判，哈贝马斯提出了解决技术化统治的另一途径，他说：“我认为，应该从分析的层面上，把一个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或者社会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似乎包括在社会系统的制度框架中)和前进中的技术系统加以区分。”作出这样的区分后，哈贝马斯面对的问题是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的关系协调问题。因为，制度框架长时期的结构变化(只要是这些变化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是在被动地适应前进中的技术系统的形式中完成的，制度框架的结构变化，不是有计划的、目的理性的和后果受到监督的行动的结果，而是自然发展的产物；当遵循着目的理性的技术规则的技术系统进化速度长期快于制度框架结构变化的速度时，技术系统就会把制度框架的历史文化因素消解掉。“把社会生活世界形成的制度吸收到前进中的技术系统中的理性化，废除了统治系统和文化系统的历史关系，那些既能疏导欲望的满足，又同时拒绝欲望的满足，但也由于内在化的强制的反思而使自由得以可能的规范，现在被通过诱惑的外部控制所代替。这些规范是起作用的；与这些规范相比较，反思似乎软弱无力，因为反思对按照目的理性建立起来的自我保存的系统不起作用”。反思的缺失就会造成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断裂，从而致使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偏离生活实践的意愿。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重建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协调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如何对技术进步和社会的生活世界之间今天仍然处于自发状态的关系进行反思以及把这种关系置于理性争论的控制之下”。对此，哈贝马斯提出：“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对于这样的讨论进行的策略，哈贝马斯基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提出了重塑技术与民主对话的关系，将技术放在民主对话的实践哲学的坐标系中加以理解的解决方法。他说：“现在，我想用政治意志形成的坐标系再一次重新阐明(技术进步与社会的生活世界)这个问题。下面，我想把‘技术理解为对对象化过程的科学上合理的支配。因此，我说的系统是研究和技术与经济和行政管理赖以构成一种反馈关系的系统。其次，我想把‘民主理解为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形式，而普遍的和公开的交往涉及的是这样一个实践问题：在人们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扩大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和愿意彼此生活在一起。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技术和民主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适用于从事生产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确切地讲，就是要进行一种政治上能够将社会使用技术的能力同生活实践的意愿合理地联系起来的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一方面引导政治家按照技术规则纠正他们传统的、想当然的满足自身利益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也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从而合理控制和发展技术知识。

这种对话如何实现呢?哈贝马斯认为，这就要创造一种政治意志，此种政治意志并不仅仅是政治家共同体的决定，而是受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的原则制约。那么，普遍的和自由的讨论在什么范围内进行?又如何进行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讨论需要在政治、科学和社会三者间进行。这就涉及到两个条件：

条件一：要实现科学的民主化。

科学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哈贝马斯密切关注的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通过技术向各个领域渗透的过程中以自身的模式同化渗透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民主实践的政治亦被科学化了。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从而合理处理好科学与政治的关系。

关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哈贝马斯考察了历史上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决定论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马克斯·韦伯，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霍布斯。这种模式将专家的职能与政治家的职能严格地区分开来，技术官吏统治与政治领袖集团是对抗的关系，专家依附于政治家。政治家使用技术知识，但是其活动不能合理地进行自我论证，政治活动是在具有竞争性的价值法则和信仰力量之间做出决断的，信仰力量缺乏令人信服的论据，并总是拒绝对事情进行使人感到亲切的讨论。第二种模式是技术统治论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从圣西门追溯到培根。在这种模式中，专家依附于政治家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了，政治家成了对有科学知识的人所作的决断的执行人。在具有此种模式的国家中，政治家实际上只是从事一种虚幻的决断活动，至多像一个尚不完善的统治的合理化的漏洞的填补者。国家也不再使用暴力来实施原则上无法论证的、仅仅代表决断者的利益的机器，而是成为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三种模式是实用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杜威。在此种模式中，批判关系的更换取代了专家的职能和政治家的职能之间的严格区分，专家既不像在技术统治论模式中那样成了实事服从于必然规律，并且只能在只用假想做决断的政治家面前独立行使权力的人；政治家也不像决定论模式假想的那样，在有说服力的合理化的实践领域之外，仍然保留着一个特权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实践问题都必须由意志活动来决断。相反，专家和政治家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可能的和必要的：“科学家们向作出决断的行政当局‘提供建议，反过来，政治家们按照实际需要给科学家们‘交付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从明显的视野中产生的新技术和新战略的发展，将受到需求和这些需求的历史的既定解释，即价值系统的控制；另一方面，这些反映在价值系统中的社会利益将通过检查满足这些社会利益的技术可能性和战略手段加以控制。这样，一部分社会利益被认可，一部分被否定，即这些社会利益或者

得到明确表达和新的阐释，或者失去它们的意识形态上神化了的和具有约束力的性质。”[3]102

哈贝马斯认为，在上述三种模式中，决定论的模式使科学与政治处于对立，技术统治论的模式则损害了民主，而只有第三种模式，即实用主义模式才与民主相关。当然，实用主义模式也存在不足之处，即“实用主义模式忽视的仅仅是把科学信息可靠地转化为实践的日常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以及反之，从实际问题的前后联系中把实践的日常语言反过来转化为技术成果和战略成果的专业语言的逻辑特性和社会前提。”这就是说，实用主义可能会把科学的规则混淆为实践的意识，从而陷入到实证主义的局限性中或者拒绝让科学接受自我反思的批判。所以，不能把实用主义的模式不假思索地应用于现代大众民主政体中的政治意志形成上，而必须充分考虑到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转化问题以及科学和公众舆论的关系问题，即公共领域的形成问题。

条件二：要为技术与政治的民主对话的实现在政治、科学和社会范围内创造一个公共领域。

此公共领域相当于在国家和社会间开辟了一个缓冲地带。这是一个保证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民主对话的领域，它使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合理的张力之中：一方面，通过公共领域可以将社会生活的需求和意志传递到国家的政治系统，并影响到相应的决策；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意志也可以通过公共领域影响到广大社会公众。这样，科学技术就可以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和平等的民主对话而渗透到公民的实践意识中，从而具有了政治意志启蒙的作用，从而使科学与政治之间的转化通过公众舆论这个中介得以发生，科学因此获得了反思的维度，政治也具有了科学化的倾向。

但是由于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在行使着意识形态的功能，国家利用科学技术及其成果控制着舆论的导向，从而使公共领域成为了国家执行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扭曲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并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局面主要存在四个障碍：首先是制度的局限性。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和政治的公众社会的衰落，抬高技术问题，排除实践问题等做法成为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而破坏了自由交往和对话机制。其次，军事的保密规定封锁了信息的自由流通，堵塞了科学信息自由地流入社会。再次，官僚主义的封锁破坏了科学和公众社会两者间的交往渠道。最后，国家间的竞争压力使得彼此间不信任，解决问题不是通过对话，往往是通过经济、科技和军事威慑，从而阻碍了科学和政治间的交往。面对上面四个障碍，哈贝马斯认为，开放社会的纲领首先是要求科学信息的自由交往。

从上面技术与政治民主对话的两个条件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是寄望于未来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和交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科学技术、政治和社会之间能形成一种对话机制，这种机制则是在依靠公众舆论的公共领域内运行的。为此，他认为，要满足上面的设想，就应做到以下两点：一是科学家、技术专家发挥他们既是专家又是公民的双重角色，要求他们要超越科学技术，并对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实践成果进行反思，就他们的研究实践所产生的政治影响进行讨论和争论，并将这种讨论和争论诉诸于公众舆论，纳入相互交往的人们的语言财富中。二是科学技术专家、公众和政治家之间要自由、平等、民主地对话，从而共同决定哪些科学技术上可用的知识应该被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知识。那么，政治家、科学技术专家和公众如何保证自身在对话中的决定不被私利左右而具有公平性呢?哈贝马斯认为，这要借助于商谈伦理学的“普遍化”原则，即道德、伦理规则来源于人们的约定，人们共同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是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并能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的。

三、两点评论

从实践的角度看，兴起于美国，在丹麦得以制度化，当今风靡于欧洲的“共识会议”，实际上就是哈巴马斯所提倡的商谈伦理学的现实模式，此种模式对科技风险持有一种建构论的观点，赋予了专家与公众在面对科技风险问题时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但是，由于共识会议仅仅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势必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正如美国学者加沙诺夫曾提出的，共识会议至少存在以下四个重要问题：过早达成共识(有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而过早形成共识的可能)，虚假共识(有对参与者实行限制而形成共识的可能)，由不合适的参与者形成的共识(有理应加入的参与者并未参与而形成共识的可能)，暂时的共识(只在某一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暂时性的共识，随着影响因素、价值观、知识等发生变化，这种共识就可能丧失了合理性)。可以说，共识会议所面对的问题也是哈贝马斯力图通过商谈伦理学建立公共领域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共识只不过是在有限的范围、有限的时间内，由有限的成员进行的讨论，这意味着，力图想通过协商来达成真正的、完全的共识是不可能的。对于哈贝马斯通过对话可以取得共识的观点，利奥塔则从语言游戏的角度给予了否定。利奥塔认为首先，哈贝马斯的共识理论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所有对话者都会赞同那些对所有语言游戏都普遍有效的规则或元规定。但是，从语言游戏的异质性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规则或元规定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多样性的特点。其次，哈贝马斯是假设了对话的目的是达成共识。但是，在科学语用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共识只是讨论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讨论的目的。“更确切地说，讨论的目的是误构。”由于误构包含着双重目标——规则的异质性和追求分歧，所以哈贝马斯所坚信的如下信仰正在消失：“人类作为集合的(普遍的)主体通过调节所有语言游戏中允许使用的‘招数来追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个陈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它对这一解放所作的贡献。”

综上所述，虽然哈贝马斯提倡的通过商谈伦理建立的公共领域不会像他所说那样的完全解决技术化统治问题，但是，作为一种积极的对待和处理科学技术、政治、公众与社会四者关系的一条进路，还是有很多方面值得借鉴。

参考文献：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51-152，

[2]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3]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郭官义，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

[4]刘兵，江洋，日本公众理解科学实践的一个案例：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共识会议”[J]，科普研究，2006(01)：41-46，23，

如何分析中国未来政治走向 篇4

有一句话我始终是拍相信的，几乎当成真理：只有深刻了解历史的人，方能了解现在，只有了解历史和现在的人，才能准确判断未来。我们不妨按此思路，分析一下中国未来政治走向。先说中国政治史大的方面，大的朝代变化如夏、商、周、秦、汉、三国、晋、五代十国、南北朝、隋、唐、元、明、清、民国等，我们从中能看出什么呢？原来所谓发展规律、生产力决定论等成了胡说八道，王朝的兴衰跟生产力、发展规律并无多大关系，主要看政治是否腐败。历史不单发展，也可倒退，一场战争下来，人口锐减，耕地荒废，工商凋零，吃穿住困难，就是证明。历史不是生产力发达、社会富足文明就战无不胜，决定胜负的是织织程度、武装程度、领导水平。如宋、明两朝灭亡，不是亡于生产力低下，而是内亡于腐败，重商重文、轻武力、轻组织；外亡于有组织严密、武装牙齿的蒙古、八旗民族国家。再如现代国、共两党逐鹿天下，国民党拥有的生产力和经济武器层面无不超过*，而*靠的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领导廉洁、政策得当、路线正确，领袖英明得了天下。事实上是一心发财致富而不思看守，最终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罢了，中国正在走这条路而不知。朝代历史有长有短，朝代有

长如周八百年，有短如隋二十几年。朝代长短未见是因为生产力、经济文化是否发达，实为政治是否腐败所致。隋朝生产力、经济、文化远胜过周朝，然而成短命鬼，实为扬广昏庸无道所致。国家、民族分裂、灭亡是屡见不鲜的，并非中华民族将永远如日中天、兴旺下去。南北朝、五代十国一分裂就是几百年，蒙古族、满族一统治就是几百年，中国的被殖民化、亡国灭种危险是始终存在的。中国政治史小的方面，就是王位的更替。当皇帝时间有长短，政绩有优劣，喜恶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统一的，无一例外，就是谁当皇帝都要重新洗牌，重认敌我友，扬长避短。中国历史上的新皇帝一登基，往往出一着重拳，叫大赦天下。何谓大赦天下？说穿了主要就是解放政敌；因何要解放政敌？为的是缓和矛盾，培育新朝政治基础。凡不懂大赦天下类手段的，决非一流政治家。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高手，上任伊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解放政敌，最大限度建立统一战线，解放老干部，给权、给钱、给房、给正名；解放地富反坏右，摘帽、平反、落实政策；把知识分子拉过来，诱以官、名、利、禄；利用农民小生产习惯，给农民分地；给工人长工资，等等，结果是举国上下欢呼叫好，有几个人知道邓小平是用毛泽东的家底送人情呢！月圆而亏、物极必反的道理，也是一流政治家都明白的道理。事物都有生死过程，有生死条件。聪明政治家都知道顺势而为，力求政治生命长一些，凡逆潮流而动的必然灭亡。什么千秋万代不变色，什么一百年不动摇，都是伪理论，世界上没那回事！始皇帝想建万世基业，结果如何？二十几年就垮了。毛泽东英明神武，红色江山并没保住。有人老想不动摇，结果一定会动摇，这才是规律！那朝那代政治家是不变的？一个没有。穿衣服老穿一样，再好，也有烦的时候，所以要换新的，没新的换旧的心里也舒服；天天吃龙虾是不行的，要吃土豆、白菜，否则不舒服；天天住大都市，也六神无主，到农村草房休息片刻也能放松一下。至于那些天天穿破衣服，天天吃土豆、白菜，天天住草房的人更想变一下，那有不变的道理？顺民心、得民心也是历代政治家要长久生存必须做到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以为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中国老祖宗的民字老被强奸，真假难辩了。民的本意就是指靠出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无权力又无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包括当官的和拥有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一类。可有些政治白痴了解民意把民的内含扩大了，把靠权力为生的官和靠生产资料为生的富人也当成民，结果一调查民

意，往往问当官的和有钱的感觉如何，结果是当官的一定喊首长好，有钱的一定说舒服极了，这种大好形势的民意一定是假的、靠不住的。政策好不好，要调查劳动者才能真正知道。当然，懂辩证法的政治家也可做反向推定，当官喊万岁，富人喊好得很，结果一定是人民群众骂娘，说遭得很，那一天当官的和有钱的叫苦，倒可印证百姓可能日子不错。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主流最差劲，国家和人民花钱供他们上学，结果全无真知实见，一齐和外国人攻击自己的老祖宗，其实老祖宗并不像他们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就政治制度来说也并非无制约制度，设左右承相制、谏官制等就是例子。谏官魏征死了，唐太宗李世民痛哭自已失去一面镜子，李世民是深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现代许多当家人连祖宗都不如，喜阳不喜阴，喜拍不喜批，搞个表什么的自吹自擂，完全是在演戏。中国古代政治家很多人还知道文治和武治相结合的，一味迷信镇压的是少数。孔夫子地位被抬得那么高，为什么？为的是以德治天下，为的是精神文明。中国古代社会的产权也是明析的，天下一切都是皇家的，所以对敢于贪污受贿的官吏处理是极其残酷的，不像现在，财产不明，大家都可做窃贼。次说一下外国。外国的月亮，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月亮是否一直圆呢？答案是

否定的。外国改朝换代、亡国灭种的事比中国不差。中国的政治特点外国也有，只不过表现形式有别罢了。就拿近代最令中国右派倾心的美国来说，所谓两党制、轮流坐庄，都是随民意变化的。你掌权往东走，我上来往西走，反反复复，起了很好的平衡作用。他们的政策经常变，没什么不动摇之说，既使宪法，也可用修正案方式增加、改动。美国类民主制国家社会制度不怎么样，但政治制度是较完善的，可以避免摔大跟头。不像专制国家，为了张王李赵面子，高举这高举那，一条道走到黑，到了悬崖边了还不停步，叫人民当陪葬品。有许多人，特别是右派，总以为西方强大是因为搞资本主义和民主制，表现得很无知。拿英国为例，能有今天的富，靠的是武力掠夺。小小英国殖民地有多少？小的不算，光算大的就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多厉害！自由贸易赚钱，哄傻子罢了。英国为何要发动鸦片战争？是因为和大清国贸易逆差赔惨了！英国是用武力解决的亏空。现在许多中国人做梦，想走资本主义致富强国，你那里有殖民地？除非你走新帝国主义道路，步希特勒后尘，试一下运气，不上天堂，就下地狱。现在的中国如何呢？新中国成立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讲，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毛泽东与邓小平分别领导了世界新社会主义

和新资本主义的两大潮流。文化革 命领导了整个世界左翼潮流?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看来，是一次新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谁胜谁负问题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但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摧毁资产阶级经济基础，摧毁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摧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且要彻底建立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彻底建立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句话，就是要彻底向旧世界告别，向新世界前进。文化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峰，又仅深刻影响了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全世界，领导了整个世界的左翼思潮。同样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右派政变等多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断，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中国从左翼顶峰向右翼顶峰冲刺。改革开放领导了整个世界右翼潮流。一九七八年发生在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世界性的新资本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在思想上公开宣布剥削、压迫有理，利已主义光荣，发财光荣，......；在政治上信奉......主义，无情清洗反对派，剥夺......，实行高度集权，......；在经济上极力削弱国有制，取消各种福利，反对计划经济，强行市场经济，实行最不人道的劳动制度，强行私有制，利润高于一切。改革开放后的政策完全逆文化革命而动，逆.....而动，给国际共产主义以最深刻的冲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归根到底，是受到了中国新资本主义的鼓舞。中国新资本主义的野蛮竞争力，还给了欧美发达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政党以沉重打击，相反，欧美发达国家的右翼政党却从中受益，欧美国家纷纷倒退，非国有化、非福利化政策有增无减。在中国新资本主义和美国新帝国主义共同影响下，整个世界重新陷入资本主义的泥潭。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右倾影响了整个世界。通过前述，我们可以断言，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确领导了世界进步与反动的左右两大潮流。中国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思潮的出现，说明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无论将来世界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中国注定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主角，成为世界的中心。当前中国的左翼和右翼的斗争命运，必将决定全人类的命运；而左派重新回到历史的潮头，才是整个世界的光明所在。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光明的新中国，正在迅速退化成.....中国，组织严密、朝气蓬勃、廉洁自律、政令畅通的执政集团正在向......转化，政治、经济、文化一边倒，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正在......，整个社会健康状况严重......，各种矛盾正在激化，整个中国面临......的选择，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真实现状。事实正在雄辩地证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是光明，...的资本主义路线给中国带来的是.....。那么，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还有什么难以判断的呢？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家来说，面临三种选择三种命运。

第一种是死亡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视改革开放以走完历史周期，问题成堆，以成强弓之未，不顾全国多数人的强烈反对，硬着头皮将改革开放路线走下去，自取灭亡，成他人恂葬品。第二种是保守疗法。

放慢或叫停改革开放，维持现状，寻求平衡，放慢死亡速度，在任期内不出大乱，安全退出政坛，浪费了千载难逢的英雄用武机遇。第三种是积极进取方略。

必须明白，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奋斗、失败，再奋斗，再失败，不断探索的历史，是看到了光明的历史。中国新社会主义和新资本主义思潮的出现，说明了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经历了高山与低谷，白天与黑夜的完整过程，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经验教训。无论将来世界走向光明还是走向黑暗，中国注定成为决定世界历史命运的主角，成为世界的中心。天降大任安有不取之理？欲达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首先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重新认识建国后的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实事求事地进行扬弃，为我所用。中国历史证明，朝代兴亡是随时可能的，做为一国领袖要格外慎重，懂得民心向背才是真正的势，顺势而为就是顺民心而为。要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阴阳平衡的道理，要有谏官制、副报告制；要懂大赦天下之必要，要懂调整政策是常态，不调整是办不到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其次，认真决策道路、路线问题。改革开放无疑是破产了，不能再走下去，这是一定的。问题是下一步朝哪里去？一步回到毛泽东路线上？不现实，那只是个方向；搞颜色革命，更不行，那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亡国灭种的极右之路；剩下的就是先废除新自由主义政策，搞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古今结合、中外结合的社会资本主义了，经过一定阶段，最后目标是逐步消灭资本，建立全新的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回到毛泽东追求的道路上来。中国势必将走上短暂的社会资本主义道

走向民主政治 篇5

教学目标：

● 知识与能力

1.理解自立的含义。

2.了解自立的表现和必要性，知道自立的方法和途径。

● 过程与方法

培养学生合作探究的活动能力，初步形成自我管理意识。

●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的自立意识，增强学生生活、学习的自立能力。

教学重难点：

“自立人生少年始”，这一部分的结论是本框的重点。讲清自立的含义是本课的基础。因此，要注重通过事例揭示出人类的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从依赖走向自立的过程。对于学生自立能力的培养则是本框的难点，需要教师通过设置一些活动，引导学生探究自立应从哪些方面着手，从而为第二框“告别依赖走向自立”作准备。

教学方法：

问题教学法、事例分析法、情感体验教学法

教学设计：

(一)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教师：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两条生活的道路供你选择：一条路看起来舒适而安逸，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无所追求，到头来一事无成;另一条路漫长而崎岖，有无数的激流险滩，需要的是拼搏、奋斗，但是走出困境，迎来的却是一片光明。这条路的入口写着：自立自强。同学们，你们会选择哪条路呢?

引出课题：

板书：第三课 走向自立人生

一、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二)师生互动讲新课

板书：1.自立人生少年始

【学生活动】 小测试：你自立能力强吗

在做这个测试时，千万不可将孤立和自立混淆起来。下面来看看你有多大勇气吧!

请选择是与否：

1、如某人突然邀你去外出，你立即答“可以”或“不行”吗?

2、选衣服时，一看是否合适穿，二看是否时髦吗?

3、在某些争论中很难说服别人吗?

4、避免和那些你不喜欢的人在一块儿吗?

5、无论口头还是行动，人们都表达对你的敬佩之情吗?

6、你常因做事出色而获好评吗?

7、如果自认是某种不公正的受害者，喜欢把冤屈说出来吗?

8、喜欢做些小变动，如挪家具、变发型吗?

9、别人抢先读你的信，你也无所谓吗?

10、你父母的结合很幸福吗?

11、脾气好或坏时，自己能感觉出来吗?

12、和生人谈话时很少先开口吗?

13、不想和某人换换位置吗?

14、有自己的风格吗?

15、常用下面理由为自己开脱吗?“大家都是这样的。”

答案：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会对1、2、4、5、6、7、8、10、11、13、和14题作肯定回答;对3、6、9、12、15作否定回答。每答对一题得2分，共30分。

结果：28——30分者：你的胆量很大，以致别人感到不安。不必将生活看得如此严峻，应该放松一下。

20——26分者：比较热心。脑子里常想着独立，对向往的东西一般都能得到，有灵活性，这有助于使你成为创造者。

8——18分者：即使很想自立，也得接受别人的帮助，有时甚至完全依赖别人。

0——8分者：毫无胆量可言，甚至对自己都不信任。

从同学们的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具有很强的自立能力，或者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不具备自立能力。

板书：2、人生需自立

学生回答下面的问题：

1.如果你独自在家，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吗?

2.你上学、放学用父母接送吗?

3.你做作业时是独立完成还是一碰到难题就请教别人或者干脆抄别人的作业?

这些问题说起来都是一些日常小事，但它们却是一个人自立能力最基本的体现。如

果这些小事都做不好，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更不用说去创造属于自己的事业了。

举例(一)：

刚考进浙江大学的一名女学生，在妈妈陪同下到学校报到注册，又同妈妈为她挂上蚊帐，铺好床单，买好饭菜票。妈妈要走了，女儿拉着妈妈的手怎么也不肯放，做妈妈的千交代、万叮嘱，一百个不放心。

果然，妈妈刚离校，麻烦事就来了。傍晚，女学生到学校的浴室去洗澡，等全身淋湿后，才突然想起没带洗涤用品和替换的`衣服(平时都是由妈妈事先替她放置好的)。她既不知道怎么洗下去，又想不出擦干身子的办法，只好在浴室里嚎啕大哭。

小辩论：联系教材上的材料，以如下两种观点进行辩论。

父母应当支付子女上大学的费用 VS 父母不应当支付子女上大学的费用

总结出：我们不仅在生活学习方面学会自理，还要在很多方面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思维去判断，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立，总是在外界环境的逼迫下或他人的指使下行事，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能发挥自己特有的能力去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不能自己选择成长的道路，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策略，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那么作为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愿望、理想和能力也就荡然无存了。这样，作为人的自我的基本元素都没有了，自我也就没有了。所以缺乏自立性的人，把命运交给他人主宰的人，依附于他人和时尚的人，实际上正是在毁灭自我，扼杀自己。

课堂小结：

板书设计：

第三课 走向自立人生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1.自立人生少年始

(1)自立的含义、

(2)自立的表现

2..人生需自立

(1)自立的重要性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篇6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高一历史必修第一册）

【教学内容】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第二单元第5课“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教材分析】

本节是本单元第一课,本课从希腊文明的摇篮、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三个方面来阐述，实际也就是讲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度的建立、初步发展及最终的确立。《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这一节内容作了这的要求：“知道希腊雅典民主政治的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目标：了解以雅典为代表的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度的产生发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历史作用和影响；

2、过程和方法目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启发式教学等多种方式逐步引导学生对本课进行深入地了解，学会独立自主地思考问题，并能和同学合作进行探索性研究；

3、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读史使人明智”，让当代的中学生能够放眼世界，不仅了然本国历史，更要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渊源有所了解，在开拓眼界的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反思。

【重点难点】

1、重点：伯利克里时期的民主政治； 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

依据：伯利克里的改革进一步发展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把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这是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势，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表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雅典民主政治的核心是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原则上公民都有权利决定和管理国家大事，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

突破方法：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课文，根据课文内容来了解以上重点内容。

2、难点：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实质和历史作用。依据：之所以称为难点，因为是在课文中没明文写的内容，却是它基于课文内容，要求学生对本课内容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对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是对历史知识点的深入理解与探究，更能培养学生分析思考能力。

突破方法：在对古代希腊地理特点及时代背景的基础上，结合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和伯利克里改革的相关内容，思考本课的难点。

【教法学法】

1、教法：采用口授的方法进行启发式教学与探究型教学，运用多媒体课件和板书，结合相关图片以及三次主要改革的主要内容来授课；

2、学法：自主学习、小组讨论与探究学习相结合，首先是学生独产思考课堂问题，再是分组讨论，最后对问题进行解答并提出相关探究性课题。

【教学过程】（30分钟）【导入新课】（3分钟）

采用“创设意境，导入新课”的方法，向学生展示当今民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权利。提出问题：①这些民主权利说明了什么及这些民主权利的意义②这些民主权利最早出现的时间及其背景是什么 本节课主要学习“古代希腊民主政治”，首先就要提古代希腊独特的地理位臵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城邦民主制度的建立。自公元前6世纪初，执政官梭伦推行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经公元前6世纪末，执政官克里斯提尼继续进行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起来；到公元前5世纪，在将军伯利克里担任首席将军期间，雅典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接下来的课我们就要共同探讨研究雅典民主的产生的背景及其过程和影响。【讲授新课】（23分钟）

一、希腊文明的摇篮（5分钟）

1、古希腊文明的发源。

自然地理环境并不能直接决定希腊城邦制度的性质，但对希腊文明的发展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轫和兴盛是以海洋为依托。航海和海外贸易的条件得天独厚。为城邦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2、“城邦”或“城市国家”的特征。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出现了两百多个小国，即城邦。古希腊城邦的基本特征是小国寡民和独立自主。城邦的自治权利或多或少属于各邦公民。所谓城邦公民，并非指全体成年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身份、有权利参加公民大会的男性成员。

【教师提问】地理环境与古希腊城邦的形成有什么关系?

【学生回答】【教师解答】希腊东邻爱琴海，海岸线崎岖，天然良港众多，海岛星罗棋布。希腊半岛上山峦起伏，山势陡峭，很难翻越，形成一个个地理上相互隔绝的小单位。半岛山多平原少，土地贫瘠，农业耕作条件先天不足。其有限的陆地被山岭分割小块，无法形成地理上的政治中心，不适合统一国家的形成，却有利于一系列独立自治的城邦国家的形成。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8分钟）

背景：由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雅典许多平民因债务而受到氏族贵族的奴役，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剥削、压迫和独揽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成为斗争双方的仲裁人，并以立法者身分实行了广泛改革。

1、梭伦改革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成为斗争双方的仲裁人，并以立法者身分实行了广泛改革。

内容：建立财产等级制；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四百人议事会，建立公民陪审法庭，废除债奴制。

意义：改革动摇了旧氏族贵族世袭特权，保障了公民的民主权利，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

2、克里斯提尼改革

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担任首席执政官，以与平民合作的态度进行改革。

内容：建立十个地区部落；建立五百人议事会；建立十将军委员会；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

意义：这次改革基本铲除了旧氏族贵族的政治特权，公民参政权空前扩大，雅典的民主政治确立起来。

三、雅典民主的“黄金时代”(8分钟)伯利克里改革

内容：（1）扩大公民参政范围：除十将军外，一切官职向所有等级的男性公民开放，执政官用抽签法产生；（2）改革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内政外交等重大问题，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并有发言权和表决权；（3）改革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构成和权限：五百人会议的成员通过抽签从10个部落中各选50人参加，分组轮流执政，负责召集公民大会等事务；（4）提高陪审法庭的权力和地位：陪审法庭是国家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由10个部落从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选举组成，每部落各选600人；（5）扩大十将军委员会的权力：最高的政府官员十将军由公民大会举手选出，十将军委员会统率军队，参与政治，首席将军执掌国家军政大权；（6）制定“公职津贴”制度：为参政公民发放工资和津贴；（7）鼓励公民接受政治教育和文化熏陶，向公民发放“观剧津贴”，等等。

意义：与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相比，伯利克里改革进一步发展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度，把古代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推向顶峰。

【教师提问】评价伯利克里改革的实质？ 【学生回答】【教师解答】伯利克里改革实质：为缓和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之间的矛盾，维护奴隶主的利益。雅典民主只是“成年男性公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教师提问】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 【学生回答】【教师解答】全体公民是统治者，参与政治，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法律至上。但实质上，雅典民主政治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真正能够享受到城邦民主的人毕竟是少数。

四、雅典民主的实质（2分钟）

意义：雅典民主政治追求的理想是全体公民参政，全体公民都是统治者。公民集体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公民集体内部相对平等。雅典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为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民主氛围创造的空间，使雅典在精神文化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局限：雅典民主仅限于占城邦人口小部分的男性公民。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却是遥不可及。【教师提问】简述雅典民主的局限性及其后果。

【学生回答】【教师解答】雅典民主仅限于占城邦人口小部分的男性公民。对妇女、外邦人、广大奴隶而言，民主却是遥不可及。雅典民主是小国寡民的产物。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的隐患。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最终，被北部的马其顿王国所灭。辉煌一时的希腊民主制度，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中。【课外延伸】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曾断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说：“男子生来就属上等，女子则属下等，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请讨论处于同一时代，但相隔万里，彼此隔绝的两大思想家，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为什么会如此接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课堂总结】（3分钟）

本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并对古代希腊历史上的三次改革的内容及影响有所了解，认识到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确立。而本课的难点则是“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实质和历史作用”，这是在熟悉课文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因此，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对本课进行复习，深入探究这样总结的依据。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激烈斗争中，通过梭伦改革产生的，至伯利克里时代达到全盛，雅典奴隶制下公民的民主，是建立在奴隶用血汗创造的物质文明之上的民主。这种奴隶主民主政治，是充分调动了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古希腊文明的发展，给人类留下了许多灿烂的瑰宝。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现代民主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任何制度都有其局限性。雅典民主政治是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且是具有资格参与公民大会的成年男子的民主政治。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是小国寡民下的产物，过于泛滥的直接民主，成为政治腐败，社会**的隐患。狭隘的城邦体制，最终无法容纳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而这种政治制度也最终导致了希腊日渐衰弱最终被马其顿王国所灭。

【所需教材及资源】

1、教材：（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 1（必修）》

2、网络资源：

百度：http:///

【板书设计】

副板书：民主政治，城邦，小国寡民，陶片放逐法，【布臵作业】（1分钟）

1、雅典民主政体是怎样产生的？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2、雅典民主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启示?

让高中思想政治课堂走向精彩 篇7

一、创设问题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在新课程理念下,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将课程内容与生活实际积极联系起来, 为学生创设合理的教学情境, 进而活跃课堂气氛, 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创设教学情境的过程中, 应该积极注重问题情境的创设, 通过生活实际内容的教学情境, 一方面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另一方面能促进学生的积极思考和探究, 实现了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例如, 在学习“经济常识中的价值规律”一节的时候, 可以在课堂中设置一个生动的菜市场, 让学生在菜市场中深刻体会价格规律的内容, 从而提高思想政治课堂的趣味性。

二、运用时事信息, 提高学生获取知识的能力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的思想政治常识是整个思想政治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培养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修养是思想政治学科的重要目标。但是, 因为思想政治常识的思想政治性和理论性比较强, 如果教师按照教学照本宣科地进行讲解, 很难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 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可以利用新闻时事信息以及简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关注时事、获取社会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合理引导和组织,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在高中思想政治课堂中, 要想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打造精彩的思想政治课堂, 教师一定要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 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合理组织, 做好引导工作, 尽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时候, 要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1) 营销气氛适度原则。 (2) 因势利导原则。总之, 在合理引导和组织课堂活动的过程中, 教师应该及时关注学生的接受状况和学习状况, 并采取积极的策略进行调整, 只有这样, 才能促进精彩课堂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 篇8

托克维尔区分的这两个维度是：民主—社会（见托克维尔手稿：《民主是社会的一种存在方式》，《民主在美国》，édition E. Nolla, Paris, Vrin, 1990, t. II, p.38)和民主—政治体制。托克维尔的直觉意识是：不能再像卢梭那样，把民主仅仅视为人民主权的政治制度。不过托克维尔的看法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第三篇和第四篇）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找到线索。这一直觉意识服务于双重目标：一是理解现代人构成的、与国家分离的公民社会的民情、信仰和理想；二是回应“各类权威的绞杀”(见一八四四年在议会演讲的草稿：《在各类权威对社会、对各等级进行绞杀之后，没有某种权威就不能维系精神和道德世界》(CE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 vol. III-2,p.551）这一令人焦虑在现代世界中，家庭、教会、社会生活和代议制国家都有表现。

这种关于现代人的民主的见解，其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首先应该理解，民主—社会隐藏着一种不同于国家的权力，它通常与后者（如议会、行政机构、政党等政治制度）处于竞争状态；其次，民主制的“思想权威”的源泉和场域是民主—社会，而不是国家、国王、贵族阶级或精英代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西耶斯，在他看来，议会是确定公意的场所，是民族的政治代表，这是因为议会是政治专家组成的。西耶斯表明的是一种政治职业化的立场)。按托克维尔的说法，这种思想权威来自公众，公众在公民社会内部自我表达，表达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公共舆论，这是民主国家中一种非制度化的新型权力。

由此还引出其他的推论，它们深刻改造了既定观念。例如，不可把民主等同于自由。民主—社会可以与政治专制主义的国家相容，而且，民主—社会凸显了与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主义的矛盾。民主有可能在最上层是专制主义，但在底层盛行民主风俗。这种错位会导致革命或暴动：我们可以想想今日的马格里布。另一方面，与法国的重大传统相悖的是，政治权力不是社会存在的“原因”。代表这一传统的不仅有绝对君主制的构想者（如博须埃），甚至还有雅各宾派的唯意志论革命者。可以回想圣鞠斯特的说法：“立法者掌握未来。”随着民主制的扩展，社会将成为政治权威的来源：应该将美国式的“自下而上”的建构逻辑（社区、县、弗吉尼亚州或新英格兰、最后是“一出于多”的联邦国家），与法国“自上而下”的民族建构及国家权威建构逻辑进行对比。美国存在真正的民主制，因为到处都存在市镇自治，而法国的民主是从构想出来的，因为一切都来自上面。在法国人那里，国家是社会的创造者（拿破仑）(见本人的报告：《行政国家和自由主义：法国的历史》，Fondation pour l’Innovation politique,2009〔下载地址：www.fondapol.org〕)。最后，我对托克维尔的评论的主旨可以浓缩在这一观念中：他有一个总括性的解释原则，即在美国，“社会行动是自发的、自为的”(这个说法见托克维尔的旅行笔记，但它没有出现在《民主在美国》中〔第一卷第四章：论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我们后文还将对这个说法进行探讨）。在法国，人们将长期把自由主义和民主对立起来（左派的观点尤其如此），但美国不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考察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相互竞争甚至斗争的三个领域：去中央集权化、舆论之中的新权威和经济消费领域。民主观念在三个领域内的实践原则如下：一、人民散布在地方性的社区权威中，这是其拥有全面权力的根基。托克维尔改造了主权观念：当社会权力“分散化”（托克维尔的说法）时，便酝酿出全面的权威。二、民主制有自己的信仰和宗教：舆论。一个新的“思想权威”诞生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它的先知和受排斥者（异议分子）。三、“物质享乐”（托克维尔的用语），或以当下的术语来说，消费，既是民主制的推进器（个人状况的平等化），也给民主制带来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物质平等的激情既能激发自由，但有时也会使自由陷入瘫痪，从而有利于统治者。

总之，民主既是政治的，也是道德的、宗教的、社会的、经济的。在托克维尔看来，如果将一个维度与另一个维度分离、弱化或强调一方，都不能理解“人民主权”包含的全部内容。即使这全部内容都存在，那也不能说它们都是和谐的，恰恰相反！因此应该协助民主更好地认识自己，这就是托克维尔公开宣称的目标，他认为民主既充满威胁，也让人放心，既粗俗平庸，也能产生“卓越”的事物。有些人认为，这种看法不过是一个不愿随自己的阶级一起消亡的贵族知识分子的梦想。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人们对待《民主在美国》的态度十分傲慢，然而，当今世界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应验了他的见解。

我想对上述三点做进一步的阐发。

一、国家超验论的民主化：地方权力是人民主权的根基

我们要研究的重要篇章是《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第四章和第五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克维尔对法国遗产的思考，也就是对法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以天主教高卢教会为基础的绝对君主制）的思考。对于这一思考，我称之为“超验论的民主化”（démocralisation de la transcendance）。在我看来，这一思考受到了拉梅内那本轰动一时的《论宗教冷漠》（一八一七）的启发。拉梅内教士是极端的天主教保王派（即博纳尔和迈斯特的学派），他曾提出所谓的“权威的社会途径”。权威是社会性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徒构成的社会，信徒通过“普遍理性”或“常识”来认识存在于福音书、贮存于教会之中的真理，教会的首脑是罗马教皇，他是普世的真理守卫者。在拉梅内（他后来两次受到罗马的谴责）看来，教会既不外在于、也不高于信徒群体——即天主教的人民，教会与这一群体是合一的。信徒群体在逐步迈向天主教真理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统一得益于对集体信仰权威的服从，教皇只是这一权威的人格化表征和守护者。

显然，拉梅内是将教皇的权威类比于法国君主的权威，前者的基础是信徒的认可，而君主作为全体人民的首脑则凝结着民族精神或法国人的“共识”。

托克维尔深谙天主教君主派的话语，他认为在美国看到了类似于“超验论的民主化”的状况：国家、行政、权力、指挥权和政治决策都是直接来源于美国人民。而在法国，国家是外在于社会的，国家据有人民主权，以“人民的名义”说话，唯有国家能认识和界定公共利益。法国式的精英观念在西耶斯阐发的代议制理论中表现得很清楚：民族唯有通过其代表才存在，民族的意志只能通过代议机构来表达。另外，西耶斯将代议制政府（唯一合法的现代政府）与民主对立起来，认为后者只适合于没有劳动分工、没有身份明确的精英阶层的小型社会。在西耶斯看来，政治是、并且应该是专业人士的事务。公民把政治活动委托给专家们：在法国，这种观念至今仍然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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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这两章，托克维尔是怎样论述美国的呢？他评论说，有些国家的主权是外在于社会机体的（如在法国），有些国家的权力是由各群体、国家以及社会来分享的（如封建制度）。但美国呢？

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社会的行动是自发自为的。权力只存在于社会内部⋯⋯可以说是人民自己治理自身事务⋯⋯人民主宰美国的政治世界，正如上帝主宰宇宙一样。(《民主在美国》第一卷出版于一八三五年，文中标为DA I,版本为加利马尔参考本〔两卷〕一九六一年，DA II 指一八四○年问世的第二卷。故此标为DA I, p.56, Gallimard。我们同样还参考了弗朗索瓦·孚雷作序的Garnier-Flammarion袖珍版，两卷本，一九八一年，此处标为DA I, p.119—120,GF)

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认为不存在外在于社会的权力，这与主权理论（博丹、霍布斯、卢梭是其代表）恰成对立。这就意味着，作为公民社会的“人民”与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没有什么区分：这是个相当新颖的见解，因为法国的传统总是把私人的和公共的、普遍的和个别的、卢梭所谓的作为个人利益承载者的人和作为“公意”持有者的公民严格区分开来。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上帝的类比（可能巧妙地引用了拉梅内）。这个上帝是人民—上帝，他不是超验的，他统治着这个他身处其中的世界，统治着他自身。这样的人民通过市镇（township）“散布”到社会之中。而且，正是从社区之中产生了启示，这启示就是人民主权的原则和“信条”。

美国革命爆发了。人民主权的信条来自社区，主导着政府⋯⋯它成为万法之法。社会内部也发生了一场几乎同样迅速的转变。继承法终于打破了地方影响力。(DA I, p.55, Gallimard, p.118, GF)

我们还应注意到政治与公民社会的平行和交汇：在国家中，人民成为主权者，因为在社区中，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已经默默地成为主权者；在社会中同样如此，因为由于遗产的分割继承，人民拒绝了占有土地和奴隶的贵族制。人民—上帝在家庭中、在政治大会上统治，这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遥远的、受人敬畏的、无所不知的主权者（如法国的国家），而是因为主权就体现在社会的所有层次上，一切都应服从平等的法则，主权在每个社区大会上都要表达自己的意志：上帝是内在的，而不是超验的。上帝在街头交谈中，在地方协会中，在市政府中，在当时实行直接民主制中而非选举产生的市政会议上发言。

对美国的社区制度，托克维尔再次强调“人民主权原则体现在英属美国人的所有政治制度中”。他赋予这个原则以首要的含义，并称这部著作的其余部分将导出其另外的含义。

我们先看首要的含义：人民主权可以推出这样的看法：“每个个体都构成主权之中平等的一分子。”这就意味着，既然每个人都是“其个人利益的唯一的、最佳的裁决者”，他就能将自己公开的合法的利益与社會的要求进行比照。然而，社区“只是一个个人一般的个体”，它也可以同其他的社区进行自我比照，可以同它所从属的国家做比照，同国家的代表大会做比照。当联邦的某个州的立法者决定某件事时，社区可以审查立法者是否有这样的权利，它可以服从，但它保留对法律实施的监控权，立法者表决通过创办一所学校，社区负责建设、筹资和领导工作。个人—社区是人民—上帝的细胞，它在利用外部资助时仍保持独立自治。托克维尔还说，社区的收税官分摊并征收税赋，负责投资监控工作：

在法国，是国家收税官征收社区税赋；在美国，是社区收税官征收国家税赋。因此在我们这里，中央政府向社区派出代理人；在美国则是社区向政府派出公职人员。(DAI, p.65, Gallimard, p.130, GF）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的民主是想象出来的，虽然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来民主化的民情在发展中，但法国的民主不是去中央集权化的，市长由中央政府任命，精英们“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法律，而“公务员担保法”（波拿巴一七九九年宪法）则防止他们在普通法庭前出庭，其案件的审理留给“行政司法机构”，即省和国家的行政法院，这个司法机构防止国家受社会的侵害。美国的民主是实在的，因为人民主权的推论应用在选举制和联邦制中和社会民情中：每个“个体”（个人、家庭和社区）都对自己的选择负责，都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个体利益，只要它懂得如何同时有益于共同体。这就是美国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我们这里不拟对此进行探讨，但在托克维尔眼里，美国的这种功利主义与自由和民主是协调的。人人都服务于别人，因为这会让我们受益，这种利益如荣誉、尊重、社会交往、金钱、社会关系的连续性。

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极具利害关系的无私精神尽管十分虚伪（尤其是在一个清教民族中），但它必将成为未来民主制的道德观。作为一个具有詹森主义倾向的贵族，他并不喜欢这样，但他了解它的力量。从这个观点来看，“力量”同样在于社会，而不是首先在于国家。

二、根本的民主信仰：民意是人们信赖的主权者

享有主权的个人是人民主权信条的一个推论，个人自认为与所有其他人是平等的；但这对个人思想和集体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平等在每个人心中唤起自己评判一切事务的欲望”（DA II, I, 10, p.46, Gallimard, p.53, GF）。实际上，民主制的平等规范倾向于实现思想方面的平等：你们的看法并不高于我的，我是和你们一样出色的评判者，每个人都会这么说，这就引出了普选权；托克维尔写道，所有试图维持等级制的纳税选举制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但是，虽说个人在自己眼中如此受重视，但应该承认，一个人民—社会、一个集体也应有同样受尊重的价值。如果只承认平等和主权同等的个人，我们就看不到社会。因此“论民主人民信仰的主要来源”（DA II, I, 2）一章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没有共同的思想就没有共同的行动，没有共同的行动，人虽然还能存在，但不构成社会整体⋯⋯社会若要存在⋯⋯所有公民的思想应始终通过某些重要观念团结凝聚起来；除非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时常从同样的源泉中提取观念、除非每个人都同意接受一定数量的现成信念，否则就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DA II, I, 2, p.16, Gallimard, p.15,GF)

请注意语言的力度：“所有人的思想”，“始终”⋯⋯民主制并不嘲弄确立集体联系的事物！民主制有一种思想的、精神的、意识形态的权威形态。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自认为是拥有主权的公民，如果民主制像人们习惯说的那样“就是自由”，这种权威形态如何可能呢？

这是平等的效应，精神平等的信仰的效应：少数人或个别人会说，他们或他无法独自反对多数，如果多数已经呈现在他面前（如在民意调查或全民公决中），如果多数派人数很多的话。然而，如果所有人在思想上都是平等的，当数百万人的看法都一样时，很可能他们是对的⋯⋯正如笛卡儿说的，如果人们不认为“常识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见解”的话，那就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制。

托克维尔认为，对公众的尊重是集体见解的假定的源泉，它与个人对多数的敬畏一起缔造出一种十分强大的倾向：在公开的多数派面前，拥有主权的个人觉得被逼放弃自己的主权。在民主制中，“可以预见，对公众意见的信任将成为某种宗教，多数派就是这一宗教的先知”。

因此，拉梅内所谓的“常识”和“权威的社会途径”从教会移植到了民主社会中，尤其是美国的民主社会中。但仍然存在教会和宗教方面的事物：这就是托克维尔提到的“某种宗教”。我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指出，托克维尔在这一章提到了“权威的保有者”（即多数派和公众,参阅《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根源》，127—131页)；这个词曾经并仍然被用于天主教会：从古代以来、自基督创立他的宗教以来，教会就是真理和信仰的保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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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认为，对思想自由而言，没有什么比当时美国的民主更缺少宽容的了。美国是个很强调习俗的国度。但是，人们看不到任何有具体形态的专制者：现有的压力是所有人对每个人的压力，因为每个人都惧怕所有人（虽然他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此托克维尔称为“多数暴政”。

概而言之，这就是现代民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集体意见始终在塑造个人意见，不过个人意见也是集体意见的来源。民主—社会通过强大的社会“力量”使每个人感觉到它的存在，这一力量同时又是每个人协同构成的利维坦。这种民主利维坦内在于社会整体又超越于它。

当然，思想力量也表现在对统治者和国家的关系中。公众舆论的至上地位，就是人民通过社会途径表达的主权意志。当今的社会关系网，如Twitter和Facebook，似乎是对托克维尔直观意识的一种新回应。

要想摆脱这种景象，只能不相信它：不相信多数派，不相信集体，甚至怀疑民主的价值。但这样的道路是危险的，它会将我们置于被歧视、受排斥的境地。托克维尔提出的补救方案是让民主制变得更自由，增加各种可能的选择以便多数铁律能够松弛一些，具体措施如：赋予少数派权利，为个人的司法救助提供方便，以结社自由来促进各种形态的“局部社会”(正如人们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说的那样，但该术语当时带有贬义)的发展。

三、作为热衷于物质利益的民主制

托克维尔既是道德学家（十七世纪法国人的气质），也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是最早明确地把物质享乐的研究与作为人民政治主权的民主制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之一。孟德斯鸠曾说过，“商业是平等人的活动”。托克维尔对这个简短说法做了长篇发挥：经商、致富、商品和利润消费是从民主制平等中导出的一种激情。“对福利的喜好构成民主时代不可磨灭的突出特点。”(DA II, I, 5,《在美国，宗教如何服务于民主的天性》，p.33, Gallimard, p.35, GF)

然而，不是所有对平等的追求都必然是民主体制下的事实：像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一样，托克维尔也认为，专制者可能照顾到平等（奴役状态下的平等）。但在民主制的平等之中，就是说，在每个人都表现为与其他所有人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市场联系侵入所有领域的体制中，托克维尔看到了自由带来的演变历程。《民主在美国》下篇第二部分第十四章对这个历程做了精彩的简述。

实际上，自由是个充满矛盾的循环过程。首先，自由是追求物质消费和普遍市場化的制度的基础：

民主时代的人们要成为自由的人，以便更方便地取得物质享乐，对这种享乐的追求人们乐此不疲。(DA II, II, 14,《美国人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如何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p.146, Gallimard, p.175, GF)

在这一点上，民主制社会偏离了贵族制崇尚的价值观，如荣誉、伟大、忠诚，因为贵族阶级不认为“物质享乐”是生活的目标。再者，追求经济成就、物质满足和与他人平等化的欲望（这是物质追求的无形的发动器），会让人忘却优先目标：维护政治自由。社会自由和自由政府的捍卫者们可能专注于私人享乐，从而忘记公共利益，并投靠“崭露头角的头领”，如果这个头领知道如何保障他们的秩序、既得利益和表面看来不断增长的消费的话。

当托克维尔描述自由与奴役这一循环时，他预感到了法国的危险：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他复述了《民主在美国》中的文字（导言，几乎一字不差），他认为第二帝国很好地说明了政治自由与物质福利之间的演变关系，而法国社会则接受了这个演变，而且接受了平等的保障（拿破仑三世恢复了男子普选权）。

因此，“物质享乐”的民主制中始终存在公民非政治化的危险：“行使政治职责在他们看来让人恼火，因为它分散了从事实业（就是追求利润的活动）的精力。”追求物质利益的个人自认为这符合自己的个人利益，但实际上，这为他们利益的毁灭敞开了道路。

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人知道，“他们的主要事务是由他们自己（我着重强调这一点）来确保政府能允许他们获取期望中的利益”(DA II, p.148, Gallimard, p.178, GF）。因此，虽说美国人的公民精神是功利主义的，即上文强调的“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但这种功利主义是清晰的、自省的、明智的：分权制衡使得在制度层面上可以限制那些试图麻痹人民的野心家。

结论

在政治领域内，美国人“由自己”来设立政府，这个事实与下述论点是一致的：在美国，“社会的行动是自发的、自为的”。两种民主（社会的和政治权力的）可以结合起来，相互维持，虽然它们也会相互斗争。

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在西方民主制中看到两个现象，这两个现象正在不断拉大政治世界和社会领域的距离，甚至有让二者分离的危险。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公民社会表达出各种逻辑（如性别的、宗教的、文化的和地域的身份认同）和通常独立于专业党派和选举制的理想，以致要酝酿出一场政治危机。可以说，政治合法性更多体现在社会运动中，而不是在选举中。另一方面，贸易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抹去了民族国家的棱角，我们看到了超民族现象的产生，它以水平的方式把各个“想象的共同体”联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新的合法性超越了传统的国家—议会的范畴。人们从互联网吸收的追随者比党派忠诚招引的追随者还要多。但是，即使政党开始适应互联网时代，它们也并不见得会取得成功，这个事实似乎证明，政党制度自身正在丧失合法性。

我们可以思考，我们时代的这一重大现象是否是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的断裂，或曰它们的对话是否经常中断？民主—社会正处于完全无序的扩张中，民主—政治权力很少与动荡的、多元的、通常狂暴的世界打交道，而这个世界却是它要领导的。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民主观念本身，这正是托克维尔对我们的启迪所在。一方面，公民对合法性的评判（针对法律和政府）已经成为重大主题，在某些时刻，这一主题由于重要的舆论现象而变得多样化；另一方面，与西耶斯期待中的政治专家的权力相对立的是，人们可能希望出现另一类型的权力，它更贴近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的期待，更适应其流动性。托克维尔认为，在美国，倾听社会呼声的角色是律师、法官和各种法律人士。这种争议性质的司法民主模式似乎应该推广开来，包括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在法国，司法只是一种“权威”而不是权力，而且这一权威是服从于行政机构的。

因此，当前的民主—社会似乎应该召唤别的公民身份，制度设置也应有所创造，以适应世界化公民社会的急剧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