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南湖诗

白居易的南湖诗

白居易的南湖诗 篇1

一、走向闲适

提到白居易, 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名篇《长恨歌》、《琵琶行》等, 他在《白氏长庆集》中, 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作为进士出身的新兴士阶层, 对国家命运有着一种神圣责任, 尤其是面对中唐纷乱的社会现实。从代宗大历七年出生, 至武宗会昌六年离世, 75岁生涯中, 白居易历经唐代九位皇帝。时局混乱动荡, 宦海沉浮, 不仅改变了诗人的命运, 也使其人生志向发生了根本转变。贞元十九年, 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 授周至县尉;元和三年, 授左拾遗, 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四年, 白居易屡陈时政, 请降系囚, 蠲租税, 放宫人等, 上皆从之。故颇遭权倖者之忌;元和十年六月, 主张武力平藩的宰相武元衡被刺杀, 朝野震惊, 白居易以越职言事、有伤名教等故, 贬为江州司马;长庆四年五月, 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大和三年春, 称病, 免归, 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 不复出, 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居洛闲适生活。大和七年, 以病免河南尹, 再授太子宾客分司;大和九年十月, 改授太子少傅, 分司东都;会昌二年, 罢太子少傅, 以刑部尚书致仕。

二、归隐洛阳的缘由

首先是政治原因。这里有别人的前车之鉴, 如王叔文、王伾领导的“永贞革新”失败, 刘禹锡贬于播州、柳宗元贬于连州, 史称“二王八司马”。这次事件给白居易的进取心笼上一道浓重的阴影, 加之宦海沉浮、政治失意所带来的切肤之痛, 尤其是被贬江州, 其人生理想和信念开始动摇, 从达则兼济走向了独善其身, 从积极入世走向了中隐闲适。《重题》云:“宦途自此心长别, 世事从今口不言。”

牛、李两党的相互倾轧, 也使诗人全身远祸, 及早退隐东都。更为恐怖的当然是文宗大和八年的“甘露之变”, 白居易为此曾庆幸自己的明智之举。

其次是佛老思想的影响。文人在政治失意时, 总会在庄禅思想里寻求解脱。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重新思考。正如庄周所言:“忘足, 履之适;忘腰, 带之适;忘是非, 心之适。”元和三年, 诗人任左拾遗时, 有《适意两首》云:“三年作谏官, 复多尸素羞。有酒不得饮, 有山不得游。……人心不过适, 适外复何求?”

再次是身体的原因。诗人身心疲惫, 体弱多病、家事繁重, 厌倦官场琐事。宝历二年, 任苏州刺史。诗人《自叹》云:“岂独年相迫, 兼为病所侵。春来痰气动, 老去嗽声深。”这年五月, 诗人请百日长假, 意即自动提出休官。

最后是诗人对洛阳的特殊情结。

1. 在洛的生活经历。

据《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载, 其祖父“年十七, 明经及第, 解褐授洛阳县主簿”, 青少年时期的白居易就对洛阳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退居洛阳之前, 白居易曾数次途径或居住洛阳。贞元十年, 其父去世。贞元十四年, 白居易移家至洛阳。贞元十六年, 诗人及第后旋即东归, 《及第后归觐留别诸同年》云:“翩翩马蹄疾, 春日归乡情。”诗人已把洛阳视为自己的故乡。他在长安任校书郎时, 经常往来东都, 《东归》云:“残春三百里, 送我归东都。”即使被贬为江州司马时, 他仍念念不忘:“浔阳迁谪地, 洛阳里乱年。烟尘三川上, 炎瘴九江边。乡心坐如此, 秋风仍飒然。”长庆二年, 白居易改任杭州刺史, 西湖迷人景致也未能消解诗人的思洛之情。《酬别周从事》云:“洛下田园久抛掷, 吴中歌酒莫流连。嵩阳云树伊川月, 已校归迟四五年。”

文宗大和元年二月, 白居易除授秘书监。《闲行》云:“五十年来思虑熟, 忙人应未胜闲人。林园傲逸真成贵, 衣食单疏不是贫。专掌图书无过地, 遍寻山水自由身。倘年七十犹强健, 尚得闲行十五春。”表达了向往闲适之心。

2. 洛中山水名园之胜。

洛阳有伊洛之水、嵩岳之峰、龙门山色、天津晓月、铜驼暮雨、金谷春晴等众多名胜。司马光《看花四绝句》云:“洛阳相望尽名园。”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对此更有详细记载。洛中山水和园林风致深深地吸引着诗人, 《履道春居》云:“低风洗池面, 斜日拆花心, 暝助岚阴重, 春添水色深。”《洛下诸客就宅相送偶题西亭》云:“好住旧林泉, 回头一怅然……欲作归云计, 须营种黍田。更容求一郡, 不得亦归田。”这里非常适合文人雅士宴客聚会、饮酒赋诗、坐禅论道等闲适生活。

3. 政治的净土、优裕的居处。

洛阳在武则天时期曾作为帝都, 多数是作为陪都, 它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的地位极为重要。朝廷在洛阳特设一套与中央相似的常制性的行政机构——留守和分司。留守主管民兵财政, 负责东都的守备、治安、教化等;分司为留守所辖, 负责行香拜表, 更为清闲。

4. 名士风流之归所。

金谷二十四友, 宋之问、陈子昂、刘希夷、张说、张九龄、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等名流无不留在此留下他们的诗篇佳句;武则天曾在香山石楼宴饮, “赋诗夺锦袍”已是佳话。据韩大强《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一文统计, 仅河南籍作家中, 主要集中在洛阳者, 占三分之一, 可见洛阳在当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圈。

三、居洛的闲适生活

蹇长春《白居易评传》释曰:“闲者, 闲散、清闲;适者, 舒适、安适。闲适, 即闲散、安适之意”。白居易《与元九书》云:“又或退公, 或卧病闲居, 知足保和, 吟玩性情者一百首, 谓之闲适诗……谓之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可见闲适诗是诗人仕途失意, 全身而退, 排遣郁闷, 独善其身, 陶写性灵的本真流露。

白居易一生在洛阳居住长达二十余年, 写了大量的闲适诗。诗人籍此自勉自励、自得自适、自满自足。其内容包括私家园林的安逸生活、诗酒风流的宴饮之欢、游山玩水的林泉之乐、谈禅论道的超然等。

1. 私家园林中的安逸生活

白居易对居住环境向来比较重视,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三载:“所至处必筑居。……在长安有新昌之居, 在洛中有履道之居, 皆有诗以纪胜。……所谓君子之居, 一日必葺者耶。”优雅的居所不仅可以安顿身心, 也是一种名士风流。

长庆四年, 诗人赴洛任太子左庶子分司, 购得履道坊故散骑常侍杨凭故宅, “竹木池馆, 有林泉之致” (《旧唐书·白居易传》) 。诗人悠闲自在, 诗中多写慵散生活, 如《昼卧》、《晏起》、《晚起》、《春寝》、《昼寝》、《睡起晏坐》、《喜闲》、《闲卧有所思》、《初夏闲吟》等。《饱食闲坐》云:“唯此不才叟, 玩慵恋洛阳。饱食不出门, 闲坐不下堂。”《晏起》云:“鸟鸣庭树上, 日照屋檐时。老去慵转极, 寒来起尤迟。”《闲乐》云:“坐安卧稳舆平肩, 倚仗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 曲肱一觉醉中眠。”

2. 纵饮群宴之享乐生活

白居易酷爱饮酒, 据研究者统计, 白诗以“酒”、“饮”为题的约140首, 如《劝我酒》、《劝酒》、《花酒》、《劝饮》、《偶饮》等。《酒功赞》云:“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 不如且饮。”归洛后, 诗人常常“取兴或寄酒, 放情不过诗” (《移家入新宅》) ;看花归来感叹“无因重年少, 何计驻时芳。欲送愁离面, 须倾酒入肠。白头无藉在, 醉倒亦何妨” (《洛城东花下作》) ;闲居时诗人也是醉意朦胧:“闲倾一醆酒, 醉听两声歌” (《闲吟二首》) , “闲将酒壶出, 醉向人家歇” (《洛阳有愚叟》) 。

集宴群游是洛中文人主要的消闲方式之一。白居易在洛交游甚广, 有诗敌酒友刘禹锡, 有高官裴度、李绅、牛僧孺等, 有姻亲皇甫镛, 有同僚崔玄亮、王起等。他们寄情山水, 集会颇频, 宴饮、游赏、赋咏等, 以缓解官场的压力、消解仕途的失意。归洛阳后, 诗人自视为“人间闲散物”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 , 作有《早春晚归》、《春游》、《秋游》、《宿龙潭寺》、《早出晚归》等诗。联句竞诗, 也是常事。开成二年上巳, 白居易与东都留守裴度、河南尹李珏及太子宾客分司刘禹锡等十七人修禊于洛滨。开成三年, 作《醉吟先生传》云:“性嗜酒, 耽琴, 淫诗, 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 彭城刘梦得为诗友, 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会昌五年三月, 于洛阳履道里宅为“七老会”。夏, 又和僧如满、李元爽为“九老图”。

3. 谈禅论道之喜

白居易也常和禅师道士等方外之人交结, 《醉吟先生传》云:“游之外, 栖心释氏, 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有诗《夏日与闲禅师林下避暑》、《神照禅师同宿》等。谈禅悟道之乐常诉诸歌诗, 如《达哉乐天行》、《香山居士写真诗》等。

四、白居易闲适诗对后世影响

出处行藏的矛盾, 与古与今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古代仕阶层, 或执着社会, 兼济天下;或淡泊世事, 退隐独善。当现实受挫、理想失落, 如何安顿自己的人生, 选择切实的生活方式, 白居易给后人提供了一条变通可行的方式。正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所论:“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 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 都曾屡屡为人称道, 但相比之下, 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 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状态, 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 所以影响较为深远。”

张为《诗人主客图序》称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 乐天的闲适诗对后世文人的影响, 主要有二:一是“独善、中隐、闲适”的文化心理和生活范式。他在出处进退之间泰然自若的心态, 自由旷达、随缘任运、自适悠然的生活范式, 对后世文人心态产生了深远影响。皮日休《七爱诗·白居易》云:“吾爱白乐天, 逸才生自然。……立身百行足, 为文六艺全。……忘性任诗酒, 寄傲遍林泉。……处世似孤鹤, 遗荣同脱蝉。仕若不得志, 可谓龟镜焉。”诗人直言对白乐天生活方式的仰慕, 其《松陵唱和集》也着意效仿白居易东都唱和的名士风流。

宋代文人对白居易的接受更为普遍, 王禹偁、李昉、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韩琦、邵雍、苏轼等名家先贤都写过效法白居易的诗篇。苏轼常以乐天自比, 其“似出复似处”的仕隐观也是承白居易的“中隐”观发展而来, 只是他更能从容地出入于儒释道三家, 把生活艺术化。

二是通俗化诗风对诗歌发展的影响。白诗追求通俗化, 有力推动了诗歌艺术向下层社会的普及, 高雅的精英文化与世俗的大众文化在此交接、碰撞、融合。这种弃华丽而趋通俗的诗风, 其实是一种新变。故《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论曰:“词至晚唐以来, 以清切婉丽为宗, 至柳永而一变, 如诗家之有白居易。”

白居易的养生诗 篇2

1气功修炼

晨兴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铜炉添早香，纱茏灭残烛。头醒风稍愈，眼饱睡初足。起坐兀无思，叩齿三十六。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在清晨时的一段生活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气功中常见的“叩齿”。叩齿是中医中常见的一种牙齿保健方法。有一种说法叫“叩齿三十六”，就是每天早晚起床睡觉前叩齿三十六下，可以使牙齿坚固，不生牙病，相传这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方法。现代科学认为叩齿能兴奋牙体和牙周组织的神经、血管和细胞，促进了牙体和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其抗病能力。可见，叩齿确实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2饮食起居

偶作二首(节选)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战，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

这首诗中提到了饮食养生中的“粗细搭配”和“饮食适量”。粗细搭配可以增强粮食的营养价值，提高营养吸收率，并能有效预防多种“富贵病”。而饮食的适时适量更加重要，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凡食过多，则结积聚，饮过多，则成疾癖也。食不欲苦饱，苦饱即伤心，伤心即气短、烦闷。善养性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先饥而食，食不过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

3闲适清娱

好听琴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唐诗中闲适清娱的有不少。一方面是唐人活得的确潇洒，另一方面也是闲适清娱时容易做出好诗。这一篇《好听琴》不算多么出彩，但却道出了音乐给人的宁静镇定之感，这也是养生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4防疾养病

戒药(节选)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人们常说“戒烟”、“戒酒”，而在诗词中，白居易开创性地提出了“戒药”。多少帝王寻求仙丹，但是白居易却认为这些丹药，不但误人，而且已经成灾。在诗中劝诫人们不要滥用丹药。联想到现代社会，滥用药物乃是我们健康的一大危害。

5达观自强

自觉二首(其一)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痛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这首诗可以作为养生的总结。前几句描述衰老的表象，后几句表明越是担忧，越容易衰老。最后一句“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道出了养生之道的真谛。外在的各种衰老无法抗拒，但内心对衰老的不畏不忧，开朗豁达才是长寿的良方妙药。

所以多读唐诗吧，既可以滋养身心，又可以汲取养生之道，成为你不畏不忧衰老的信心之源。

(编辑林妙)

诗人白居易的养生诗 篇3

唐诗中养生方面的选题和内容颇多，其中白居易的“养生诗”数量最多，最为全面。下面一起来看看!

1 气功修炼

晨兴

宿鸟动前林，晨光上东屋。铜炉添早香，纱茏灭残烛。头醒风稍愈，眼饱睡初足。起坐兀无思，叩齿三十六。何以解宿斋，一杯云母粥。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在清晨时的一段生活情景，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气功中常见的“叩齿”。叩齿是中医中常见的一种牙齿保健方法。有一种说法叫“叩齿三十六”，就是每天早晚起床睡觉前叩齿三十六下，可以使牙齿坚固，不生牙病，相传这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方法。现代科学认为叩齿能兴奋牙体和牙周组织的神经、血管和细胞，促进了牙体和牙周组织的血液循环，增强其抗病能力。可见，叩齿确实有养生保健的作用。

2 饮食起居

偶作二首(节选)

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卧可致羲皇。日西引杖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战，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唯命觞，

这首诗中提到了饮食养生中的“粗细搭配”和“饮食适量”。粗细搭配可以增强粮食的营养价值，提高营养吸收率，并能有效预防多种“富贵病”。而饮食的适时适量更加重要，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凡食过多，则结积聚，饮过多，则成疾癖也。食不欲苦饱，苦饱即伤心，伤心即气短、烦闷。善养性者，先渴而饮，饮不过多，多则损气，渴则伤血;先饥而食，食不过饱，饱则伤神，饥则伤胃。

3 闲适清娱

好听琴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

唐诗中闲适清娱的有不少。一方面是唐人活得的确潇洒，另一方面也是闲适清娱时容易做出好诗。这一篇《好听琴》不算多么出彩，但却道出了音乐给人的宁静镇定之感，这也是养生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4 防疾养病

戒药(节选)

朝吞太阳精，夕吸秋石髓。徼福反成灾，药误者多矣。以之资嗜欲，又望延甲子。天人阴骘间，亦恐无此理。域中有真道，所说不如此。后身始身存，吾闻诸老氏。

人们常说“戒烟”、“戒酒”，而在诗词中，白居易开创性地提出了“戒药”。多少帝王寻求仙丹，但是白居易却认为这些丹药，不但误人，而且已经成灾。在诗中劝诫人们不要滥用丹药。联想到现代社会，滥用药物乃是我们健康的一大危害。

5 达观自强

自觉二首(其一)

四十未为老，忧伤早衰恶。前岁二毛生，今年一齿落，形骸日损耗，心事同萧索。夜寝与朝餐，其间味亦薄。同岁崔舍人，容光方灼灼。始知年与貌，衰盛随忧乐。畏老老转迫，忧病痛弥缚。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

这首诗可以作为养生的总结。前几句描述衰老的表象，后几句表明越是担忧，越容易衰老。最后一句“不畏复不忧，是除老病药”。道出了养生之道的真谛。外在的各种衰老无法抗拒，但内心对衰老的不畏不忧，开朗豁达才是长寿的良方妙药。

讽喻诗白居易 篇4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唐代白居易《村夜》一诗错误浅析 篇5

关键词：白居易,《村夜》诗,霜草苍苍,切切虫鸣,荞麦花如雪,科学精神

唐代的白居易是我所喜欢的伟大诗人。其《赋得古草原送别》一诗所体现出的语言美、意境美、哲理美、人文美、自然美令我折服, 当然, 我更敬佩诗人为民鼓与呼的胆识。然而, 近读其《村夜》诗:“霜草苍苍虫切切, 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 月明荞麦花如雪。”觉得其部分内容不符合实际, 是不科学的。百度搜索中的“白居易·村夜”词条中, 此诗的译文是这样的:在一片被寒霜打过的灰白色的秋草中, 小虫在窃窃私语, 山村的周围行人绝迹。我独自来到门前眺望田野, 只见皎洁的月光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 满地的荞麦花, 简直就像一片耀眼的白雪。

古往今来, 人们对此诗的评价颇高, 其中也不乏名人名家的点评。像清朝乾隆皇帝御定的《唐宋诗醇》也称赞《村夜》一诗:“一味真朴, 不假妆点, 自具苍老之致, 七绝中之近古者”。就连现在中学的语文老师们也把它作为“一切景语, 皆情语也”之类诗词的典范让学生们吟咏鉴赏。

殊不知, 以上解读看似文美意真、合情合理, 然而却经不起推敲。《礼记·月令》上说:“季秋之月……霜始降……草木黄落……蜇虫咸伏。”意思是说农历九月份的时候, 邻近地面的水汽开始凝结成霜, 草木的叶子变黄纷纷落下, 冬眠的虫子开始钻入地下洞穴中冬眠。据此, 我认为其存在的问题有二, 并从现代科学知识的角度加以分析。

问题一:霜草苍苍的情况下, 不大可能有切切虫鸣

我国地域辽阔, 南北各地气温差距很大。“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这是江南孟冬时节的的物候写照。“北风卷地白草折, 胡天八月即飞雪。”则描绘了塞外仲秋时节的风光。我们平时所讲的二十四节气是以黄河流域的物侯和气候特征为参照依据的。我们常说的霜降一般是在公历每年的10月23日 (农历9月) , “霜降始霜”反映的就是黄河流域的气候特征。这时的中国黄河流域一带出现了初霜 (而同一时期的南方地区平均气温多在16℃左右) , 霜的形成一般在晴天的晚上, 地面散热多而快, 使温度骤然下降到零度以下, 靠近地面的不多的水汽就会凝结在河边、田野、树叶和泥土上, 形成细微的冰针或六角形的霜花。霜降时节, 黄河流域的气温晚间最低在零度或零度以下了。

而我们在田野间听到的会鸣唱的鸣虫, 像蟋蟀、蝈蝈、冬斯、蝼蛄等都属于昆虫。能鸣唱的昆虫都是雄性的。昆虫是变温动物, 外界温度对其生活的影响很大。一般昆虫在5～15℃以上才开始活动, 昆虫的成长发育在25～35℃的条件下最为适应, 温度上升到38～45℃时便进入昏迷, 48～52℃以上则大量死亡。以蟋蟀为例, 蟋蟀分布在全国各地, 一般在夏季8月开始鸣叫, 野生的蟋蟀通常在20℃时鸣叫得最欢, 10月下旬气候转冷时即停止鸣叫。野生的蝈蝈一般在农历的三月十五前后出土, 六月十五日左右长成。白露开始衰老死亡, 霜降前全部死亡。温度在25～30℃之间时蝈蝈最为活跃, 通常会大声放歌, 只要温度低于25℃, 就容易患病及死亡。由以上分析可知, 在降霜的条件下, 气温大约在零度左右时, 作为变温动物的鸣虫, 不大可能会发出切切鸣声。

问题二:霜草苍苍的情况下, 也不会有“荞麦花如雪”

霜草苍苍, 即已变成灰白色的野草显然是经过多次霜打的结果, 那么田边的野草在经历霜冻, 已变成灰白色的情况下, 野田里的荞麦能否独善其身, 安然无恙呢?我们再看一下荞麦生长的温度条件:荞麦是喜温作物, 生育期要求10℃以上积温1100～2100℃, 荞麦生育阶段最适宜的温度是18～22℃, 在开花结实期间, 凉爽的气候和比较温湿的空气有利于产量的提高。当温度低于13℃或高于25℃时, 植株的生育受到明显的抑制, 荞麦的耐寒力弱, 怕霜冻。因此, 栽培荞麦的关键措施之一, 就是根据当地积温情况掌握适宜的播种期, 使荞麦生育期处在温暖的气候条件下, 开花结实处在凉爽的气候环境中, 保证在霜前成熟。可见, 在霜草苍苍的情况下, 田野中的荞麦也不大可能正处于盛花期, 而花开如雪。俗语云:“霜降杀百草。”作为草本植物的荞麦, 在霜降时节没有理由不和其它的野草一样, 枝枯叶落, 日趋衰败的。再者, 从荞麦的生长期来看, 《四时纂要·六月》有“种荞麦”词条上说:“立秋在六月, 即秋前十日种, 立秋在七月, 即秋后十日种。定秋之迟疾, 宜细详之。”荞麦一年中可以多次播种多少收获, 立秋前后的播种在黄河流域应该是最晚的播种时间了。荞麦的的生育期短, 从播种到收获一般只有70到90天。即最晚到霜降时节 (公历10月23 日左右) , 荞麦也该成熟收获了。所以, 霜降时节, 荞麦不大可能生长正盛, 繁花如雪。

此外, 应该说明的是, 《村夜》一诗约写于公元812年, 在此前一年, 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去世, 按唐代封建礼制, 白居易遂罢官丁忧在家守制, 闲居渭村。白居易所居之渭村, 在现在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临近渭河岸边的龙北乡之上太庄及南洼村一带, 渭河流域统属黄河流域, 其物候和气候特征应该是和以上二十四节气所描述的是一致的。

《东坡志林》中有“书戴嵩画牛”的典故, 说的是, 唐朝的大画家戴嵩以画牛著称。他的画牛和韩干的画马同样著名, 合称“韩马戴牛”。四川有个杜处士, 收藏了戴嵩的名作《斗牛图》, 他十分珍视这幅画。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他摊开了书画晒太阳, 有个牧童看见了戴嵩画的牛, 拍手大笑着说:“这张画画的是斗牛啊!斗牛的力量用在角上, 尾巴紧紧地夹在两腿中间。现在, 这幅画上的牛却翘着尾巴在斗, 错了啊!“杜处士笑了笑感到他说的很有道理。有感于古今人士的人云亦云, 也为了避免发生误人子弟之类的事情, 我写了这篇小文, 希望它能够起到指出戴嵩画牛之误的童子所起的作用。

我知道, 就自己的水平而言, 写此文章实在是有点儿孔夫子门前卖弄文章式的自不量力。但细想一下, 如果我们只满足于生活在古圣先贤的影子之下, 我们的文明就只能是墨守成规, 固步自封, 而不会有突破、创新和发扬光大。果真如此, 那才真正是愧对祖先!如果我们说得对, 即使与先贤们的意见相左, 也是对他们的尊重。相信他们泉下有知, 也会对我们颔首称许的。更何况, 大力弘扬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严谨不苟, 不迷信、盲从权威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正是我们新课改的核心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之一。

参考文献

[1]白居易.村夜”词条.

[2]王国维.人间词话.

[3][唐]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4][唐]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5]朱金城.白居易年谱.

白居易的诗真的老妪都能解？ 篇6

三分之一，1000首左右，按照常常去问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说，白乐天的时间真的是太多了！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坛，有这样一位诗人：文艺一点来讲，他是“香山居士”；政治一点来说，他是“江州司马”；后现代一点来论，他还是“诗魔”、“诗王”……他，就是被大家广为熟知的“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作诗讲求通俗浅白，平易近人，宋人惠洪《冷斋夜话》载：“白乐天（白居易的字）每作诗，令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那么，问题来了，白居易的诗老妪真的能解吗？

很多时候，白居易和老妪的典故，常常会被用在以下情况：

假设甲为行家，乙为不懂装懂的家伙。

场景一

甲：你写的这首诗太过直白，不但过于直白，而且过于浅白。

乙：白居易的诗还直白浅白呢，老太婆都能看懂，我这样写有何不妥？

场景二

甲：诗，当然不能“打油”，不能过于浅白直白。大体上，诗歌是含蓄、精炼的语言艺术。

乙：你懂诗词么？白居易的诗那么浅白直白，一点都不含蓄精炼，不然老妪怎么能看得懂？

我真是非常佩服不懂装懂的半灌水们，不自觉把自己放在和白居易一样的水平线上的。

不但是强行把自己的水平提升到和白居易同一水平线上，而且还把“浅白直白”拉低到了最低水平线。

要知道白居易问老妪，老妪听不懂的地方自己就修改，恰恰证明了白居易的水平，根本就没有低到那种写出来的东西，没知识文化的老妪就能懂的地步——唉，也是难为白居易了，要沧海去装小阴沟。

这个典故最早在北宋年间就有记录，如《冷斋夜话》、《孔氏谈苑》都有记录。

那么这两本书都是什么书呢？

《孔氏谈苑》四卷，又名《谈苑》，旧题宋孔平仲撰。本书是一部以记载北宋及前朝政事典章、人物轶闻为主的史料笔记，同时间涉社会风俗和动植物知识，为宋代笔记小说中较有名的一种。

《冷斋夜话》，北宋僧人惠洪（1071-1128）著的小说。是书体例介于笔记与诗话之间，但以论诗为主。论诗多称引元佑诸人，以苏轼、黄庭坚为最。书中多通过引述诗句，提出并阐述一些诗歌理论。

在谈论一件史事之前，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件事的可信度。白居易和老妪的故事，是记载在这种笔记小说里的，可信度有多少？

再来看看记载的东西有多可笑：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 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

首先，“每”字，每其实是常常的意思。

那么，也就是说白乐天的时间真是多，老妪这个托也真是负责。

白居易存诗至少有3000首以上，因为白乐天不可能最开始写诗就让老妪解。假设我们取其三分之一，1000首左右，按照常常去问这个意思，我们只有说，白乐天的时间真的是太多了！

况且在大多数人简单的思考里，白乐天的所有诗都是老妪能解的，翻译过来就是白乐天每写一首诗，都要去强行让老妪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有病啊！

唐末之诗近于俚俗。其实俚俗的诗每个时代有，诗人难免都会有烂作出现，也不会每一篇都是精良的作品。白乐天也一样，秦观也有艳俗之词，辛弃疾也有特俚俗的诗作。

但问题就在于，这些烂作并不能代表其最高水平。

况且就算很直白，白居易的那种直白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别以为白居易能做到，你就能做到，非要把白居易的直白，拉低到打油的水平线。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的这个词，也挺直白，你能写出来？

白居易是倡导写诗百姓能看懂，但这是有前提的：

白居易倡导的只是某类特定内容的诗。比如反映民生实事等题材的诗，要百姓能看懂。这种诗在初期的定位就被白居易定位成了“揭露社会”的宣传稿，当然他就强行做到要百姓明白。

但这不代表全部。

丝纶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来，就是这首，老妪能随便解试试？就说你，能完全看懂吗？能在没有注释、不百度的前提下看懂吗？

当然，白居易的总体风格算是很白的。但这就不代表他已经白到了浅俗，白到了人人能懂的水平。

看看白居易的那些能代表他水平的代表作，从语感、到内容、到技法，哪个是常人能及的？这和俚俗扯得到半点关系？

如果说“水面初平云脚低”也算浅白俚俗，那么贺知章、杜牧、李白等等等等，是不是都能算到俚俗浅白里面去？

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错误就是：

把能解当成了评判诗好坏的标准，且很多时候当作唯一标准。

这其中的漏洞太明显了。

如果真是这样，人人都按照白居易的方法，雇一个老妪天天听你读诗，然后改，改到老妪能懂为止，人人都能成为白居易这样的大诗人？可能吗？

别忘了，诗歌在看重内容的同时，还有诗歌的其余美学性质。这包括语感上的美，音乐上的美等等。

比如“水面初平云脚低”，说“水面初平云脚矮”，意思也一样，如果老妪都能解，就能证明这两句的艺术造诣一样么？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造成误会。就是因为白居易的诗对于对诗歌深入了解的人而言，读过大量篇幅的人而言，真的挺没难度的。也许就造成了白居易的诗老妪都能懂的假象，这就是以己度人、以点带面了。

如果真有白居易和老妪的史事，白居易这样做，根本就不是一件有利于己身和艺术的好事。所以，如果说老妪能解这事儿是真的，就丝毫不能证明白居易的水平有多高，反而只能证明这事儿拉低了白居易的水准。

最后提醒大家，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对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保持敬畏，对于来自于这个领域的一些奇闻保持怀疑态度。别一天到晚觉得自己挺有发言权了，别把一些有的没的当作评论和写作的准则。

白居易诗《井底引银瓶》赏析 篇7

《井底引银瓶》

序：止淫奔也①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②。

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

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③。

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④。

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⑤。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⑥。

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⑦。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⑧。

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⑨。

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

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⑩。

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⑪。

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

白居易的南湖诗 篇8

关键词：白居易 谢灵运 思想共鸣 “六义” 功利性

“白居易对谢灵运山水诗有所评述。他在《与元九书》中曾批评晋宋丧失了《诗经》‘六义，而‘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他在《读谢灵运诗》却说：‘吾闻达士道，穷通顺冥数。通乃朝廷来，穷即江湖去。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因知康乐作，不独在章句。”[1]很显然，与其他诗人相比白居易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态度是不同的，而且这些言论都发表于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之时。

笔者试从分析谢灵运的山水诗入手，探讨谢诗本身是否有白氏所谓的“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

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位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他的写景诗体现出重写实、“尚巧似”的特点，在写法上对山水诗有开创之功。据统计：“灵运诗歌现存93篇（不包括存目诗，组诗按一篇计），其中山水诗44首，所占比例约为48%。若剔除六首四言酬答诗以及十八篇乐府诗歌，仅剩五言诗约70首。在这70首诗中，山水诗就达65%的比例。当时还没有诗人能做到这一点。”[2]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创作于被贬官之时，他一生被贬两次，第一次是出为永嘉太守，然后隐居始宁。第二次出为临川内史。其中以出为永嘉太守之时创作最丰，共创作了22首山水诗，占其山水诗的一半。在这样的写作背景下创作的诗歌难免带点牢骚气，如《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白石岩下径行田》等。现代学者也多指责其山水诗具有“有句无篇”、“堆砌辞藻”、“诗的结尾拖上了一条玄言的尾巴”[3]等特点。

简要分析的谢灵运的诗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上按照“叙述——写景——议论”的结构模式，各个部分相对独立，思想感情的寄托大都体现在结尾的议论部分，也有少量体现在叙述部分，诗歌的结尾往往带有议论兼抒情的成分。

（二）谢灵运的山水诗以写景部分为主体，但写景部分是独立的，与后面的议论部分没有必然联系，写景部分往往只注重写实，能达到情景交融的极少，这也是谢灵运诗歌受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由于山水诗是作者被贬之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此除写景部分外，作者大都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主要隐含了对现实的不满和自己才高无知音赏识的孤独感，与现实联系不紧密，没有具体批判现实的成分，更谈不上白居易所提倡的“美刺”，但却有感情寄托。

下面，我们再着重分析白居易对谢灵运山水诗不同态度的原因。

（一）从产生两种态度的背景来看，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作为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宣言，不仅具有鲜明的文学主张，更重要的是排除异己、达到了独树一帜的目的。从他所倡导的“六义”出发，对伟大的作家如屈原、陶潜、谢灵运、李白等进行了批判，甚至对平时创作的榜样杜甫也不无批判之词。白居易“对六朝以来某些脱离现实、绮靡颓废的文风及其影响作了坚决的否定，这种态度显然很偏激。”[4]《与谢灵运书》首先从谢灵运山水诗的背景着手，“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考虑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在被贬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之时所作，这与白居易写这首诗时被贬江州司马的背景极为相似，他们都把这种郁闷的心情寄托于大自然，借以排遣自己的愤懑，如白居易的《舟中雨夜》是作者被贬江州途中所作，诗中“暗、冷、病”三字奠定了江州山水诗歌的基调。再如《百花亭晚望夜归》继其之后再造愁境：“鬓毛遇病双如雪，心绪逢秋一似灰”[5]。相似的遭遇和思想，也会使白居易产生思想上的共鸣，这也是白居易赞美谢灵运的一个原因。

（二）我们从白居易对谢灵运评价的语言本身入手，《读谢灵运诗》中主要的观点体现在：“岂唯玩景物，亦欲摅心素。往往即事中，未能忘兴谕”这两句话上。通过以上对谢诗的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岂唯玩景物, 亦欲摅心素”这句话，问题主要在于如何理解“未能忘兴谕”中“兴谕”的含义。白居易强调“风”、“雅”反映现实的传统，在《与元九书中》说：“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情，纬之以五言。”又在《读张籍古乐府》中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注空文。”由此可见“六义”的精神实质主要是“风雅比兴”。白居易讲的“六义”是指内容即“风雅”与“艺术形式”比兴的完美结合，但由于他过分强调“风雅”即把诗歌看成是反映现实的工具，忽视了“比兴”的艺术价值，加上诗歌语言的通俗性，就不免被后人指责为“浅露直白”。白居易按照严格的诗歌理论界定的“六义”，是从诗歌创作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而言，从谢灵运山水诗的实际创作来看是不符合这样的标准的。而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对其大加赞赏，很显然“风雅比兴”的界定标准又有所变化，诗中提到的“兴谕”是仅从内容上说的，这里的“兴”主要指的是由物引起的感兴，他在其山水诗中多处提到，如“秋牵兴暂吟”（《闲咏》），“心兴逐境发”（《秋游平泉,赠韦处士、闲禅师》）[6]等。“兴谕”更强调的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寄托，从对谢灵运诗歌的分析来看，这在其山水诗中是有所体现的。总之，由于白居易对严格意义上的“风雅比兴”的标准宽泛化，其对谢灵运山水诗的不同态度也在情理之中。

（三）从白居易山水诗的艺术审美和其诗歌的实际创作角度来分析，《与元九书》更强调诗歌的功利性，白居易一百七十多首讽喻诗大胆发挥了诗歌的“美刺”作用，山水诗的创作数量少而且艺术上也不够成熟，因为他并不把主要心思放在山水诗上，他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兴《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讽喻诗主要是对现实的反映，其中也有少量的景物描写，如《云居寺孤桐》、《京兆府新载莲》、《答友问》、《秋池二首》、《放鹰》等，这些诗以景物比兴开始，然后转入人事，抒发感慨。这些诗虽也运用比兴手法，但景物只是为表现现实内容服务的，具有功利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在《与元九书》中批评谢灵运“多溺于山水”也是正常的。

白居易后期诗歌创作以闲适诗（这里主要指山水诗）为主，更注重诗歌的艺术美，因此是无功利的，这部分诗更能体现其文学价值。白居易批评谢灵运“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对于谢眺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也予以否定，指责它“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而忽视了山水诗的审美价值。而在实际山水诗的创作中，白居易很重视诗歌的形式美，一些诗歌也是“歌山水嘲风月”的。他的不少山水诗句如“余霞数片绮,新月一张弓”（《秋寄微之十二韵》），“鸟飞千白点，日汲半红轮”（《彭蠡湖晚归》）[7]与谢眺的名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如出一辙。

综上所述，白居易从“六义”的审美标准出发对谢灵运山水诗持否定态度，而在《读谢灵运》中对谢灵运山水诗大加赞赏，可以看出其包括创作题材、审美趣味，思想内容等一系列的变化。不仅可以对谢灵运的山水诗有一定的认识，还可以对白居易的创作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造成两种态度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从白居易本人来讲，对谢灵运山水诗的态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而有所变化，一个人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白居易与谢灵运的遭遇极为相似。他们都把写作山水诗作为感情发泄的对象，这其中蕴含着不满、郁闷、孤独寂寞等十分复杂的心情，一个人政治热情高涨之时，整天悠游山水之间是无奈、令人失望的事情，然而这失望不是绝望，此时的他们都没有因为被贬谪而退出政治舞台，儒家思想无法彻底根除，不能因为他们多抒发了一点牢骚思想就消极的加以否定，他们的思想都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所以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的时候产生了心灵的共鸣。白居易前期大量讽喻诗的创作，是作为谏官的一种职责，其诗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被贬江州司马后大量的写景诗，更能体现文学审美特性，因此更倾向无功利性。他所说的“六义”在讽喻诗中也有所的体现，但随着“六义”在概念上的宽泛化，逐渐演变为一种思想感情的寄托。另外，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尽管人们对他毁誉不一，但对后代大多数山水诗作家都有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白居易的山水诗也不例外，所以白居易在诗中谈及谢灵运，并大加赞赏也是正常的。以上分析应该是造成白居易对谢灵运山水诗的两种态度的主要原因。

注释：

[1]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11月版。

[2]李雁：《谢灵运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

[3]蹇长春：《白居易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4]郭绍虞：《历代文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6]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7]胡大雷：《谢灵运，鲍照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