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人的随想
②书籍是平行于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精神世界，它不仅给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更使人们获得了极大的精神自由。作为物质的人，正常人刚生下来是没有任何疾病的，一张白纸，生机盎然，傲对世界。以后就灾病渐起，有一种病就减少一分活动的自由。作为精神的人正好与此相反。他刚一降生时，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迷蒙蒙，怯生生，茫然对世界。于是就识字读书，读一本书就获得一分自由，读的书越多，获得的自由度就越大。哥白尼一生研究日心说，备受教会迫害，到晚年生活困顿，双目失明，举步维艰，但他终于完成了划时代巨著《天体运行》。到去世前一刻，他摸了摸这本刚出版的新书欣然离开了人世。这时，他在天文世界里已获得了最大自由，而且还使后人也不断分享他的自由。
③读书之后还要实践。这里又用到了高尔基的那句话：“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如果你脚下不踏一梯，你的实践又能走出多远呢?古话说：读书明理。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掌握了世界。读书给人最大的智慧。爱因斯坦在伽利略、牛顿之书的基础上，发现相对论，物理世界一下进入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穷读了他之前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一下子就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一个人只有当他借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时，他才能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
④我们作为一个历史长河中的旅人，上船时既得到过前人的赠礼，就该想到也要为下一班乘客留点东西。一个人读懂了世界，吸足了知识，并经过了实践的发展之后，才可能写出属于他自己而又对世界有用的东西。这样他才真正完成了继承与超越的交替，才算尽到历史的责任。写作不是抄书，你得把前人之书糅进自己的实践，得出新的思想，如鲁迅说的吃进草，挤出牛奶与血，这是一种创造。我们不妨把每个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文章或著作，算作他搭乘历史之舟的船票，既然顶了读书人的名，最好就不要做逃票人。这船票自然也轻重不同，含金量不等，像《资本论》或者《红楼梦》，那是怎样一张沉甸甸的票据啊。 (作者梁衡，有删节)
小题1:第①段的主要观点是____________________;第③段阐明了____________________的观点。(2分)
小题2:请具体分析第②段中哥白尼的例子有何作用。(2分)
小题3:第④段画线的句子耐人寻味。请说说句中“草”和“牛奶与血”的含义。(2分)
小题4:文章未删节前，作者在第③段中还提到“读书人最勇敢”，你怎样理解这句话?请结合自己平时的阅读积累进行论述。(3分)
参考答案：
小题1:历史愈久，文明积累愈多，人和书的关系就愈紧密相连 读书之后还要实践(或者：一个人只有借助书籍进入精神世界、洞察万物是。擦能跳出现实的局限，才有了时代和历史的意义。)(每空1分，共2分)
小题1:示例：哥白尼的身体越来越差，生活越来越困难，作为物质的人，他的自由越来越少;但是，因为拥有了《天体运行》艺术，他作为精神的人获得了最大的自由。通过这个事例具体地论述了书籍能使人获得极大的精神自由。(2分，意思对即可)
小题1:前人的书 新思想(每空1分，共2分)
小题1:示例：书中有真理，一个人读书找到了真理，就会变得正直、坚强、执著、勇敢。布鲁诺为了维护日心说，毫不畏惧，被教会烧死在鲜花广场;马寅初即使被批判，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懂得人口科学这个道理。这些人之所以勇敢，就是坚信真理站在自己一边。(3分)
小题1:本题考查议论文每一段的中心论点。概括出每一段的中心意思即可。
小题1:本题考查议论文的论证方法以及论证方法的作用。解答此题的方法：方法+道理，但必须要结合具体的语句分析。
小题1:本题考查文章中重要词语含义的能力。结合上下文的主要内容以及文章中作者的主要观点即可。
书不厚，至少比我想象的要薄。以前读过其中文剧本的某一版（为拍电影而送审的），那是戴自己的文笔，幽默无处不在，不无一些苦涩，仍带几分轻松；没有《围城》那样尖刻，看上去并非有意为之，仿佛与生俱来，不经意中带出厚重的中西文化积淀和乡土气息。当我听说此书在翻译时，估计文风会变，曾向某位颇识各界高人的朋友建议，将戴的中文剧本作为附录，也让观众了解一下原作的风采。但这恐怕和我很多自以为是的建议一样，也都像一阵清风，缥缈入云中了。
翻译也是创作。这次的文笔，更多是译者的，而且是习惯了进出于外文和中文之间的那种特殊的“外国文学”文笔（这方面另一个例子是我们翻译的外国影片对白，尤其是以前的经典电影，你不能不叹服译者的文字功底及其运用的巧妙，但那感觉虽非中国，却像出自一国，即“外国”）。中译本的文字其实甚好，就是没有多少戴思杰的风格，尤其人物的对话，有点像个体户忽然进了政协，操国语作政委腔，很多似乎不言自明的诙谐，皆流失于无意之间。
据说有位著名导演以为，戴思杰拍的电影总像雾里看花。用今日的流行语说，这话其实说得很“到位”。不过在那人看来，这是一个负面的缺陷，而我却以为是一个正面的长处。我甚至怀疑，对戴思杰而言，这恐怕还是一种有意无意之间的追求。雾里看花当然有些模糊朦胧，然而朦胧也许正是魅力之所在。视其为缺陷者大概重写实，而且是西方式的那种讲透视按比例的写实；视其为长处者或重写意，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意到神在，不妨飘逸空灵；恍惚渺茫间，又几番秋雨春风。
有一个英文词fiction，以前多译为“小说”，如今常被译为“虚构”，窃以为或译作“创作”更好。盖“虚构”的中文字义总让人产生“无中生有”之感，而“创作”则既可凭虚凌空，也并不排斥其“源自生活”。自以为善文学又讲究写实的胡适即曾说，“做梦也要经验作底子”，开后来提倡写实主义之风。但“写实”若被认知得太过直观，则或与“创作”背道而驰。其实即使要描写现实，也仍不妨写意，给创作更多发挥的余地。
雾里看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距离感（因雾的存在，感觉的距离又超过实在的距离）。作者是用非母语创作，为了扬长避短，“所以决定选一段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经历来做素材，讲一个自己最熟悉的故事”（自序）。这样在距离感中创作，又在创作中维系着距离感；想象和记忆互竞，又彼此覆盖；想要不似雾里看花，或许也欲罢不能了。读者亦不妨稍留距离，远观而不必近玩之。
学中国近代史的，其实很羡慕能有这样的距离感。陈寅恪曾说，他不做近代史主要是“认真做，就要动感情”，会导致看问题不客观。陈先生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其祖其父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必写的人物，他所谓的“动感情”当然有具体的意思在。但近代中国实在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即使常人研究，直面不如意的历史现实，与研究古代史（特别是汉唐）者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也只能在表述中尽量保持冷静，甚至冷酷。不习惯这样表述的读者，感觉像雾里看花，也说不定。听说有些研究汉唐者号称患了抑郁症，其实应该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更容易有病吧。
但为了距离而调适，也是相当危险的。作者在自序中讲了一个“很悲哀的故事”：一位希腊裔的法国名作家说的法语就像另一个人的声音，连自己的母亲也没听出来；他则希望“自己的母亲还能听出她的儿子的声音”，即使是“用法文讲的故事”。当这法文又变成中文时，说他母语的那些人还听得出是国人的声音吗？
作者旅居巴黎二十余年，仍做着中国人，有着双重甚至多重的距离感。在西方各文化中，拉丁文化最接近中华文化，其中意大利和法国又更近之；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嗜饮食”，曾被梁启超痛斥为中国读书人的一大弊端。我个人比较能接受拉丁文化和斯拉夫文化的小说，因为里面常常有着“嗜饮食”的描述，使人感觉亲切。在巴黎吃火锅和吃奶酪（有文化的个体户和媒体人多称“芝士”）下酒，都是有饮有食有话说，那感觉虽不尽同，总也相通吧。
其实戴思杰成名甚早，八十年代中期就曾以短片《高山庙》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青年导演奖，应该是中国人最早“进入”三大电影节视野的。后来的长片《牛棚》也颇获好评，可惜国内未曾放映。从那以后，他便时常出入外国文艺界的上流社会，不时需要身着燕尾服与人握手行礼。见过戴思杰的人可以设想，一个身躯颇不伟岸的光头（或长发人）着燕尾服游走于竹竿般的“佳丽”之间，时常还要行面颊礼，应很能考验人的想象力。当然，更艰辛的，可能还是捕捉镜头的摄影记者。
虽然在巴黎过着可以整夜喝酒吃四川火锅这样“穷欢乐”的好日子，不知怎么，戴思杰忽然有了写小说的念头。小说他以前也不是没写过（当然是用中文），发表了的好像不多。在这个读图时代，很多人可能会更愿意弃文从影吧。但不要忘了他是“一代文学青年”中的一个，就像他自己说的：“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一样对文学如此崇拜和倾倒呢。”文学是这些人的世界，今昔之感，中西之分，就像什么歌中所唱，都变得像雾、像云、又像风，缥缈又朦胧。
译者以为是所谓异国情调取悦了外国读者，也许，然而未必；我们不要轻看了外国读者，尤其最先欣赏此书的法国读者。对一个“嗜饮食”的民族而言，异国情调最多也只能到浅尝辄止的程度，难以产生洛阳纸贵的效果。譬如我们四川人，真正欣赏的还是回锅肉、粉蒸肉、白片肉一类，至于海鲜等物，即使用“川味”烹调，也不过更多出现在看重档次的宴席中，对雅俗食者而言，皆到不了众皆认可的程度。
其实人总有通性，是人的故事就能感人。
而人与书的故事就更能感动一些特殊的群体。一本书可以畅销是一事，能得许多书评人的青睐，固然也可以从雅俗共赏一面看，或许还有一个附带的助力——在读网时代，还有人这样钟情地讲述“书”的故事，恐怕也是其感人的一个因素。小说中正是“书”改变了读书（听也是读）的人，也重申了“读书”行为的魔力，能不让人心动！
中国传统最重读书，在某种程度上，孔子就是想树立一种精神或思想上的“贵族”来取代原有的世袭贵族，而以“读书”这一具有特定涵义的行为方式来规范和支撑这新的“贵族”。孟子充分承认经济的支配性影响，以为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但却强调“读书”这一方式可能提高人的主体性，至少改变人对经济的依赖，故唯一可以“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就是读书的士人。
戴思杰和他的法国读者当然未必像这样认知“读书”行为，即使在中国，上述重要观念在物质兴起后的近代也已逐渐式微，渐至不为人解、不为人知了。然而，从法国电影人对好莱坞的持续抵制和法国政府对此的政策性支持看，与中国人一样“嗜饮食”的法兰西民族对那些可以形塑和改变人的想象力的各种因素，恐怕都相当看重。喜欢读书的人当然也会欣赏看重“书”的小说，他们又恰是所谓购书族的主体，这本小说能够畅销，应该有这方面的因素吧。
据说美国很多中学和一些大学已经把这本书列入指定参考书范围，这里当然不排除日益关注文化多元性的美国人对“异国情调”的青睐，但我总隐约感觉到一些大、中学老师看重的很可能是“书”能改变读书人这一“通识”，因为今日最爱网络的大概就是中学生和大学生，而在教学和指定阅读中最受网络冲击的也就是这些中学和大学的老师。
译者预测，法兰西文化诱惑中国乡土文化的主题满足了“法国读者的虚荣心”，也会吸引中国读者。似乎不见得如此，有些评论人恰相反。今日有些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人，总关注巴尔扎克的国籍，但当年的文学青年或更倾向世界主义，至少不那么民族主义。那时的人或也不免“崇洋媚外”，但倾向世界主义的“崇洋媚外”与倾向民族主义的“崇洋媚外”不甚相同——在那一代读者的眼里，小说就是小说，感人的小说是因其本身感人，而不必是其产地（以及生产者）有魅力或有威力。就像“困难年代”的古巴糖，颜色虽与国产白糖稍异，品质也稍逊一筹，人们仍趋之若鹜，不因其产地而增减对糖的爱憎。译者与作者有着相近的人生经历，应该是在“知天命”的年龄段，或已不那么了解怀抱民族主义而又“崇洋媚外”的新一代了。
虽然是雾里看花，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而言，小说又非常“贴近生活”。里面对各种人物心态行为的描写，虽偶带夸张，皆栩栩如生。即使只有几段文字的人物，如“四眼”的作家母亲，也都如见其人。这或许就是所谓功力了。写意就要有意，包括人情世故。不知世故，何以创作生存于社会中的人；洞晓世故，仍存童心，或即所谓“文学青年”乎？而他们也在文学里永远年轻，和文学一样永远年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