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息化的悖论

企业信息化的悖论（精选7篇）

企业信息化的悖论篇1

一、建立的设想：提供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

二、实际应用：

1、重硬件轻软件，应用平台不健全，从而使系统应用一开始就出现缺口；

2、学习培训：

A：普遍缺少强化训练、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B：职工轮训流于形式、实际效果差。

3、网络安全：

A：强调绝对安全，使不同的信息系统形成孤岛，难以进行有机的联系；

B：另一种倾向是完全不顾安全问题，没有备份、防毒、放入侵意识，至出现问题为时已晚。

4、控制无益上网：

A：消极方式：

 限时方式

 限网站方式

B：积极方式

 建立应用平台：如OA、ERP、CRM等

 开辟学习园地：

 联建数字化图书馆：

企业信息化的悖论篇2

一、新闻悖论概述

新闻悖论, 简单来讲, 就是新闻存在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新闻的真实性。一方面来讲, 新闻的一大特征就是真实性, 要求新闻报道是真实可信的;另一方面, 从新闻本性来看, 它是新闻工作者通过自身 (或他人) 的经验, 进行一系列的逻辑推理, 最终通过多种方式来形成新闻, 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逻辑推理的真实, 所以难免会存在一些不真实的因素。所以, 新闻报道就存在矛盾性的一面。第二, 新闻价值上的矛盾性。即随着时间的改变, 新闻价值存在自我否定的矛盾关系, 比如意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等。比如人们一开始创造一些新闻理念规范, 在当时看来比较合理且具有价值, 但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之前的那些新闻理念规范会变成无价值、不合理的东西。本文主要是从新闻的真实性角度来分析其与日常信息推理的真是逻辑之间的关系。

二、新闻悖论与日常信息推理的真实逻辑

新闻的真实性, 从其本质来看, 主要是关于人们对世界各种现象的“是”与“真”的一种拷问, 需要解答某件事 (或某个人) “是什么”以及“是不是”这两个方面的判断、归纳。

(一) 新闻报道的“证实”

一般来讲, 新闻工作者为了有效满足受众对新闻的“求真”需求, 有时候需要对这个“是”做一个比较精确的判断。比如某篇新闻报道《清洁工任劳任怨19年全年365天无休》中, 就对某个清洁工的工作进行精确地定量。新闻工作者在新闻采写的过程中, 为了保证新闻的新颖, 需要选取一些“典型事实”或者是“典型人物”作为素材, 同时还要求新闻工作者选取那些有个性的材料, 即“典型材料”来证实文中的观点。从形式逻辑角度来看, 大多典型新闻报道, 其创新的一面仅仅是在新闻的感性材料方面, 在“质”上做出了规定, 却没有突破在“量”上的不完全性。从表面上来看, 它似乎做到了“以质胜量”, 取得了突破和创新。但实际上, 这些新闻报道却没有量上的必要支持, 所以最终形成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方面存在一些缺陷。

根据上文叙述可知, 在新闻报道中, 对于新闻的归纳, 大多是基于现实中局部的、个别的发现, 然后在此基础上向整体的、一般的方向做出推测。因此, 新闻报道就保证不了绝对的真实, 这就给受众的新闻“证伪”提供了理论空间。

(二) 受众的“证伪”

所谓证伪, 它是波普 (Popper) 的一个术语, 指的是人们运用相关的案例, 对某种理论进行反驳, 认为存在“伪”的一面。比如上文那篇关于清洁工的报道, 受众就以清洁工的“探亲、生病”等事情为依据, 推翻其19年无休的工作状态, 认为这篇报道有违常理, 存在不真实的一面。在波普看来, 从逻辑角度来看, “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究其原因, 是因为对于一个全称判断来讲, 纵使有很多的事实来支撑, 但不可能穷尽所有。

从思维角度来看, 证伪大多采用的是演绎逻辑的方法。从新闻的形式来看, 其标题、导语均属于归纳性部分, 新闻主体则是属于新闻证实的起点。但是, 新闻证伪则是从标题部分开始, 成为证伪的大前提, 然后提出小前提 (即反例) , 最后提出大前提的结论。

因此, 在大多数情况, 新闻前提的信息存在不完全的一面, 受众就会从中找一个反例, 质疑新闻的真实性。

(三) 证实和证伪之间的内在关系

既然新闻归纳存在不真实的一面, 那是不是说新闻报道有些“过度”?其实不然, 因为新闻具有无数个不确定性, 新闻工作者在采访的过程中, 不可能完全掌握信息, 所以在相关信息缺乏的前提下, 只有通过已掌握的信息, 再加上自己 (或他人) 的经验进行猜测, 这个过程就称为“缺省推理”。

缺省推理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常识推理。这里以上篇报道为例, 新闻工作者报道清洁工19年无休息, 不可能完全掌握其19年的出勤情况, 所以只有根据“一般情况”来推理, 将一些例外情况 (探亲、生病等) 自动忽略, 最终得到“一般结论”。第二, 容错推理。既然新闻工作者在得出结论时, 是在一种信息不完全的状况下得出的推理结论, 那么就会容许“错误知识”的存在。那么当新闻工作者发现错误之后, 就会对之前的结论进行更正, 采用“几乎19年无休息”这样的结论。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新闻悖论中, 既表现为新闻真实性上的矛盾, 同时又表现在价值功能上的矛盾。在新闻真实性矛盾中, 新闻报道大多站在“证实”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而受众则是在“证伪”的角度上进行反驳。正是这两种思维的存在, 才促使新闻从不断发现错误, 更正错误, 通过多种协调措施, 走上新闻的“求真”之路, 有效提高新闻的真实度。

摘要：新闻, 指的是电台、互联网、报纸等媒体所传播出来的各种信息, 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 (比如文字、图像、视频) 向人们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从新闻产生的那一天开始, 从其本性来看, 它没有绝对的真实, 而是一种经验真实以及逻辑真实 (推理证实) 的结合物。本文从新闻悖论角度出发, 重点分析了新闻悖论与日常信息推理的真实逻辑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闻悖论,逻辑,日常信息推理

参考文献

[1]胡华涛.论新闻悖论与日常信息推理的真实逻辑[J].新闻界, 2013 (22) :37-40.

[2]胡华涛.霍布斯式新闻推理的逻辑、运用及其规制[J].国际新闻界, 2011 (05) :51-56.

[3]李成伟, 彭勤科, 徐涛.基于信息推理的网络新闻在线评论情绪分类[J].中文信息学报, 2009 (05) :75-79.

传统企业转型面对的悖论与矛盾篇3

必须要踏准互联网时代的节拍

企业就是时代的。所谓“时代性”是指，只有赶上了时代的节拍，企业才可能做起来。所以，在企业的字典里没有“成功”这两个字。有人说，“台风来了，猪都会飞”就是这个意思。海尔能有今天的一点成绩，就是踏准了传统时代的节拍，但现在能不能踏准互联网时代的节拍，还是个未知数。

有一次，国外一家媒体采访我，问我如何看百年企业。我说，所有百年企业都是多次自杀重生、涅槃的结果。所以，企业要做到百年很难。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时代就像这条河，每天在不断变化，用昨天成功的办法做今天的事肯定不行。

《桃花扇》结尾中的《哀江南》也有一句类似表达，“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在互联网时代，“楼塌”得非常密集。柯达，百年老企业，美国文化的象征，塌了；摩托罗拉的全球第一很快就被诺基亚取代，而诺基亚还没有坐稳第一的宝座，就被苹果取而代之。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踏准时代的节拍。踏准时代节拍不是指有时代的技术，尽管技术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这个时代的观念。

而互联网时代主要的特征有三点：

1.零距离。

过去，厂家销售好不好，广告很重要。

有一次我跟中央电视台台长开玩笑说，你们赚钱太容易了，播一次广告，可能我们一辆奥迪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所有用户都可以直接和厂家联系，网上所有产品都可以知道，所有价格都可以比较。简言之，就是德鲁克的判断，“互联网消除了距离”。消费者能够很便利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这使得个性化定制的价值日益凸显，而大规模制造的“零区别”就行不通了。

2.分布式。

资源不是集中在某处，而是全球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它颠覆了法约尔的内部职能再平衡主张。因为，你不需要内部平衡，而是要全球平衡。

3.去中心化。

每个人都说我是中心，谁都可以发布意见成为“主播”，每个人都是中心。它颠覆了科层制。去中心化的实质就是去领导。员工掌握的信息不比你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海尔把中层都要去掉。查尔斯·汉迪有个比喻，“中间层好比是一群烤熟的鹅”，因为没有神经，不能把市场的情况反映进来。

美国人保罗·纽恩斯、拉里·唐斯写的《大爆炸式创新》指出，现在的创新，不像过去，是在原来基础上的继续递进式的演进，而是彻底的破坏性创新，彻底的颠覆性创新，也即“大爆炸式创新”，它有三大特征：

第一，无可遵循的战略。现在用的战略过去找不到，必须自己创新。

第二，无法控制的增长。过去的增长是，今年增长10%，明年争取增长12%，现在是倍速增长，也即“荷塘效应”——荷叶在池塘里面每天增长一倍。去年，马云到海尔来，他对说我现在根本不去想“增长”了；当时，网上交易额已经到了一万亿元，而全球实体店能够做到一万亿元的只有沃尔玛。马云说，增长是倍速的增长，非常非常快。为什么？这个网太大了，涵盖全球。过去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因为你的覆盖太少了。

第三，无法阻挡的发展。不仅是这一块业务，整个业务的发展都可以非常非常大。

此外，两位作者还指出，如果你抓住了一次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必须赶快找下一次，否则你自己会被颠覆。

试错：战略、组织与薪酬

海尔的战略怎么变？从原来的科层制——上级下达命令、下级执行转变为以用户为中心的人单合一。“人”就是员工，“单”就是用户，“合一”也就是要内部员工和用户连接起来，给客户创造价值越大得到越多，创造越小得到越小；如果不能够创造价值，就应该离开。

美国人格哈拉杰达基在《系统思维》中提到，组织转换有三个模式：从无思想的机械模式到单一思想的生物模式，最终变成复杂的、多思想的文化模式。援引到企业，“无思想的机械模式”就是工业化初期；“单一思想的生物模式”的企业就是一个人，老总非常厉害，带领这个组织就没有问题；如果老总不行，组织也不行；现在是多思想的文化模式，所有人都有思想，给他一个机会、一个空间，都可以发展，不一定需要其他人指挥。

海尔的员工如果看到市场机会，可以不再听上面领导的，可以自己出来创业。只要你有用户，其他的资源也未必要在海尔内部，代工、设计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洽谈。现在用户都在网上，可以直接交互。我们的口号是“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超值我分享”。

我们提出了“企业即人，人即企业”，意思是为所有人搭建一个创业平台，把海尔做小，小企业在市场上成长，变成大的企业。小企业根据用户需求，不断地创新，不断地改造，在迭代中实现引领。传统时代的产品开发是“瀑布式开发”，时间长，不可逆，出了问题相互推诿，研发指责采购，采购归咎制造，制造对销售不满。迭代开发是一边开发一边与用户交互，实际是一个用户参与的试错过程，正如硅谷有一句话，“如果你推出的第一代产品不能使你感到羞愧的话，那就是推出得太晚了。”

传统的“宽带岗级薪酬”最大的问题是与市场不挂钩。现在，海尔自己探索出了“二维点阵”，横轴是一般企业都采用的“企业价值”，如销售收入多少、利润多少、市场份额多少等等。纵轴以用户为中心的“用户价值”、“网络价值”。顾客和用户是两回事：顾客与企业的关系止于交易完成；而用户从前端设计开始全程参与。用户的价值在于它的网络价值。

根据梅特卡夫定律，网络价值与网络规模平方成正比。网络规模主要有两点：一、网络节点；二、参与的用户数。节点越多，用户越多，网络价值越大。用户会不断记录他们的需求，我们要根据这些需求不断地去改进产品，和用户共同演进。

海尔把网络价值分为三个关键点：迭代、拐点和引领。“迭代”，就是要跟用户交互起来；“拐点”，即网络效应爆发点，进入此阶段后企业发展就势不可当；“引领”，引导用户跟你走，一定要成为原住民，成为赢者通吃的元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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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把国际通用的360度评价体系也放弃了。当初，我就说这个恐怕不行，在中国文化里一定没用。现在，我们改为用户直接评价。例如，海尔物流给用户的承诺是“按约送达，超时免单”，力度非常大，使得企业自动高效运转起来。

创业团队的激励机制设计需要符合美国经济学家赫尔维茨提出的两个原则：参与约束、激励相容。所谓“参与约束”就是自己愿意干，而不是逼着他干；“激励相容”，个人所得和公司所得是相辅相成的，个人创造越多，公司得到越多，个人也得到越多。

机制一定要设计好，不要让员工和公司博弈，不要和上面博弈，让他自己和自己博弈。作为领导，千万不要和部下博弈，可以设计机制，和他博弈绝对博不过。庄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虽有至知，万人谋之。”

海尔管理创新的目标是“三化”：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互联网时代的驱动力不再是传统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是平台，一个快速配置资源的框架。当然，前提是能不能让所有人都得利，形成利益共同体。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有句话说得很好，如果一件事不能让所有人得利，这件事情就不会成功，成功也不会持久。企业平台化的目标是生态圈而不是一个管制圈。生态圈是什么？就像一个森林，树木每天都有死，但每天也有生，总体充满了生气。过去的企业是修剪过的花园，看起来很好看但没有个性。

员工原来是什么？是执行者，叫干什么就得干什么。现在应该人人是创客，是把个性化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创业者，因为互联网可以集合很多资源。

所有的用户，都有他的个性。整齐划一的产品，那不行。美国人查克·马丁写的《决胜移动终端》指出，消费者现在是“在购物”，不是“去购物”，随时随地，在家里，车上，走在马路上，都可以购物。而且，如果体验不好，就能把他的感受变成新闻直播，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在互联网时代，康德“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教诲尤其值得倾听和践行。康德说，每个人不管是你自己还是他人，都不能把自己和他人当成工具，因为人本身就是目的。员工、消费者、企业领导者、合作伙伴等等都是如此。因此，在我看来，跨文化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如果你能够尊重人，不管哪个国家的人其实都一样，就好比人有吃西餐，有人吃中餐，但营养是它的本质。

悖论和矛盾

美国《连线》杂志创刊主编凯文·凯利来到海尔交流。他认为，现在海尔到了一个高峰，要转型需要先到谷底，再爬上来。但是，海尔有几万人，下到谷底，这些人怎么办？吃饭都没有办法；再爬上去时没有人去爬了。所以，我们是边破边立。

前面讲到的小微公司，就像森林里自己生长的植物，但也会越来越大。小公司的目标都是变成大公司，但大了就容易失去活力，这也是一个悖论。《创客》作者克里斯·安德森现在不写书，在做无人机公司。我问他，无人机公司做大了之后组织怎么办？他说还是原来的传统组织，科层制的组织，还有什么别的组织可以仿照的？没有。我在美国专门和IBM的前总裁郭士纳交流，他说自己在IBM时非常想做组织的变革但始终不敢。为什么？二十多万人，万一变不好全都完了。

海尔希望变成一个创业平台，达到像《易经》乾卦所说的“群龙无首”，每一个员工在创业平台上变成一条龙，充分发挥他的能量，而整个企业也就充满了活力。《YC创业营：硅谷顶级创业孵化器如何改变世界》有句话很刺激，“硅谷，一个疯狂即正常的地方”。任何事情都可以质疑，可以创新，没有质疑就没有创新。

《易经》“否卦”爻辞有言“倾否，先否后喜”。主动颠覆、消除闭塞，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很多艰难，海尔探索了很多年，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做成，但坚持下去一定会否极泰来。

命运的悖论散文篇4

活在世上，介于红尘，每个人都会对命运有所思索，鄙人也是如此。而思考命运，却又常常陷入矛盾之中。命运，是一种悖论啊。

命运，是可知还是不可知？

走进海水围绕，林木丛深的佛教圣地普陀山，我看到一座座庙宇拥满朝圣的香客。他们面对佛祖虔诚地膜拜、祈祷。与之攀谈，有的是为了祛病，有的是为了求学，祈求佛祖保佑。香雾缭绕、木鱼声声，我想，命运是不可知的吧？否则众多香客为何来这里祈求呢？

一位好友18岁的孩子突然患了精神病，反复喊闹，非但辍学，家人还得整日看护。望着孩子迷茫的目光，我的内心升起悲凉。花样年华，正应蓬勃的生命却……。造化弄人，命运真是难以捉摸啊。

晚上翻看唐诗，读到张九龄感遇诗中的两句：“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一代贤相，运筹帷幄，才高八斗，但也命运多舛，生此感慨。我的心中不由一声叹息。

看电视上介绍日本女排，提到大松博文。这位著名教练曾率日本女排三夺世界冠军，而当时的日本女排身体条件并不太好。大松严格要求、刻苦训练，被称为“魔鬼教练”。他的队员被他骂过，甚至打过，但在他逝世后，她们在他墓前立碑，上书“有志者事竟成”。看了这段电视，我又想，人也有把握命运的可能吧？

看《读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某大学教师让学生谈理想，五十几人中只有两人有明确目标。二十几年后，还真就这两人成就了一番事业。看来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设计和安排也并非不可能，并非没有用。

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两位母亲精心培养儿子，儿子经过努力也终于成为一代人杰。由此可见命运的轨道也有迹可循。

命运的不知与知之间会有一道桥梁相连吧？人不能完全知晓、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只要有志，并为之努力，就会向心中的目标接近。也许，最终没有登上理想的高峰，但那攀登的足迹还是会充实、丰富人生。

人生命运是喜呢还是悲？这也是个悖论。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圣经，基督教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赎罪，这就带有悲剧性了。从人生和世界的大进程看也是悲剧性的：无论英雄与草民，最终都化为一抔土，就是地球亿万年后也要灰飞烟灭。人在年轻时思想不成熟、经济不富裕，却要成婚。待人情练达、事业有成，发现婚姻不合适时，木已成舟、青春已逝，所以婚姻本身就隐藏着悲剧性。知识的积累也是如此，年轻时头脑清楚、精力旺盛，却处于学习阶段，而当知识丰富，学问渊博时，人已垂垂老矣，行将就木。故而哲学家叔本华认为人生是可悲的，是宿命的。

从局部看，命运也有悲剧性，俗一点说是：“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雅一点说是：“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人会失意，是悲；人会得病，是悲；人会丧亲，是悲；人会遇祸，是悲。因而文学作品有大量悲剧，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剧作是四大悲剧，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除《西游记》外也都是悲剧。古往今来的文艺经典，大部分是悲剧，文学的最高层次也是悲剧。

或许某个人会说，我万事如意，从没有伤心事。那很不幸，这就是悲剧。没有痛苦的人就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没有大悲，也就不会感受到大喜。

命运当然也有喜兴，能来到世上走一遭，就是幸运，就是喜。生物在不断进化、世界在不断发展，这就是喜。

从局部看，喜事也不少。成人是喜，结婚是喜，生子是喜，入学是喜，就业是喜，乔迁是喜，升迁也是喜；年轻美丽是喜，年高德劭也是喜；运动员登上领奖台是喜，作家抚摸新出版的作品也是喜；农民收割金黄的麦浪是喜，工人落成宏伟的大厦也是喜。人们还恣意去寻求喜悦、快乐，去旅游、去看戏、去运动、去宴会、去联欢、去游戏……人生正因为有这些喜乐，才让人眷恋。

老子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依。”悲和喜也相连，且可相互转化。一代艺术、禅学大师李叔同临终前概括人生写下“悲欣交集”四个大字，他的眼中滚出泪珠，嘴上却带着微笑。曹雪芹对此意看得真切，描写得也形象：“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范仲淹推崇隐逸的严光，为其修祠并做歌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而面对人生不断演变的悲喜剧，范仲淹态度是：“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也很从容、洒脱。

命运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这又是个悖论。

与同事或朋友聊天，不少人感叹命运的不公：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强、有人弱；有人精，有人笨；有人顺，有人背；有人喜，有人愁……。人生是有差异的，这差异就显出不平等，不公平。

命运是公正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多行不义必自毙，好心必有好报。命运又是不公正的，“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其实细想想，命运如平衡的天平，不偏不倚，总的来说是公平的，左边失重，必在右边添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视觉障碍，必以听觉和触觉的敏感弥补之。

苦难折磨人，使人痛苦，但苦难又能磨炼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冰心说：作家不应害怕苦难，而应感谢苦难，因为苦难给作家阅历，使他写出好作品。司马迁也有类似认识：“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富贵可以使人锦衣玉食，灯红酒绿，但天方夜潭中的富翁却因有钱而睡不着觉，他怕小偷，怕盗贼。而他的长工每日敞门酣睡。富翁把钱袋送给长工，便能熟睡了，可长工却提心吊胆，昼夜难眠，于是他又把钱袋还给富翁。

荀慧生学徒时师傅要求严厉，经常责骂甚至毒打他。但他却打下了浓厚的戏剧功底，以后终于成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他也非常感激师傅过去对他的严格训练。“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是旧时艺人深切地自身体验啊。

命运的公与不公是相对的，相辅相成。

“中国制造”的二元悖论篇5

悖论1：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强还是弱

我国外贸进出口突破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35.7%相当于的2.3倍；其中出口5933.6亿美元，进口5613.8美元，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19.8亿美元。

就产品的产值而论，中国是世界第4大工业基地，排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制造中心和采购中心。但是衡量中国制造有没有竞争力，不是看卖出去了多少鞋子、T恤、多少微波炉与空调，而是看赚了多少利润，中国制造的最大受益者是外商投资企业，国外的进口商，零售商及国外的消费者。因为，90%的利润被国外商人夺取，中国最多也只能够拿到那10%的利润，而最后纯留成可能小于10%。有些中国制造，为了能够保住国外订单，采取了先付货、后交钱的方式，有的帐期长达半年，一年后才付款，甚至在货售出之后才付钱，等于是把库存转给了中国企业，甚至把呆帐留给了中国企业。

中国制造的消费品呈现出一片旺盛的势头，但是制造这些产品的机械设备却要依靠进口。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设备都被进口产品所占领。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制造”的繁荣，依赖进口装备的局势还在进一步加剧。

在另一个方面，虽然中国制造的总量很大，但是那些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和零部件，例如数码相机、气体压缩机、制冷空调、高精度机床、发电设备等，却被外资控制，在国际分工中，中国制造处于价值链和产业链最低端的位置。

没有利润的制造，无论其规模多大，在本质上都是虚弱的。

悖论2：中国制造的效率，高还是低？

有人认为没有核心技术就是制造，掌握了核心技术才是创造。其实，制造业也有创造，例如流程创新。业务流程上的创新，解决的是“怎么制造”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制造才算发展成熟，才能为中国创造打下坚实基础。

以格兰仕微波炉为例，在生产效率方面，格兰仕现在每年的产销量是2000万台，平均每人一天生产三台，而竞争对手只是每人三天生产一台，格兰仕的生产效率是其9倍。

格兰仕的效率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利用劳动力便宜的方式获得的。国际一流制造企业的制造效率则是通过改革制造流程获得的。最著名的是戴尔公司，他们每年都提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标，戴尔每年的生产率都至少能提高10－20%。五年前，两名工人14分钟才能生产一台个人电脑，现在只要一名工人五分钟就行。因此，戴尔才能在美国制造业纷纷外迁的时候，仍然在美国制造。

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效率模式，遭遇深远的危机，民工荒就是一个表现，而从流程变革的角度来提高制造效率才是最终的出路，这正是中国制造应该努力的方向。

悖论3：为大众制造，还是为小众制造

消费者是细分的。有一部分消费者以价廉作为最重要的选择理由，但还有很多消费者以物美和品牌作为最重要的选择理由，

在国内如此，在欧美国家更是如此。

但是我国企业的产品基本都处于低端市场，绝大多数中国制造都是走大规模制造、低成本低价格、产品同质化的道路，极端缺乏创新的、高价值的、个性化的产品。这就使中国制造走在了低价格竞争、低利润回报的恶性循环中。而高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却被国外产品所占据。

今后的中国制造，是只为大众制造，还是兼顾“小众”？别看“小众”人少，但是他们需要产品要有创新、创意、个性化、高增值，只有当中国制造也为“小众”制造的时候，才能从粗糙的中国制造走向强大的中国创造。但是，要想为“小众”制造，绝非一厢情愿，需要企业在品牌、产品研发、产品设计等多个方面有独到之处，否则，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仍然只能在为“大众”制造中苟且。

悖论4：劳动力，太多，还是太少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这些劳动力大多是初级劳动力，真正的技术工人的比例很低。而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所占比例高达60%，中级工比例为35%，而高级工却只有5%，而且年龄普遍偏高，这种情况和发达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

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不仅集中在机械、建筑、印刷等传统行业，更大量集中在电子信息、环保工程、工艺美术等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工人不能掌握高新技术或进行技术改造，导致相当比例的企业难以成功进行技术改造。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损失近两千亿元。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中，有一半以上的是因为职工岗位技能不高造成的。

同时，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

我国的劳动力结构的缺陷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尴尬和危机，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制造、有竞争力的中国制造必须首先解决制造人才的瓶颈，否则，中国制造就只好依靠劳动要素的低廉和配套能力，最终会逐渐丧失竞争力。但是要解决上述问题，绝非个别企业的力量能够达到，而必须有赖于国家战略的推动，这是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问题。

悖论5：人性关怀，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源泉是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的廉价不仅不能使劳动力本身享受到中国制造的回报，同时也不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必要条件。

劳动力低价是中国制造的最大的杀敌武器。在珠三角地区，一个工人加班加点，每月甚至只能休息1－2天，一天近15个工作时间的工资待遇不到30元，而且还可能被无故拖欠。很多老板的财富就是来自于数百、数千低薪工人的血汗。

最近几年的“民工荒”暴露了低薪劳动力的艰辛，提高他们的待遇、保障他们最基本的休息权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不能不关注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担心，劳动力价格的提升会削弱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导致外资外流，工作机会的减少反而会伤害初级劳动力的利益。

企业信息化的悖论篇6

以Baldwin和Melitz为首的经济学家在二十一世纪后提出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该模型逐渐成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该模型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分析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得到企业拥有高生产率是保证其出口的重要条件,从而得出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内销企业的结论。但是很多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的经验研究却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未必高于内销企业,甚至低于内销企业,即中国出口企业存在“生产率悖论”。

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为Melitz(2003)从生产率角度提出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该模型从企业追求最大化利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在进入出口市场存在固定成本时,企业生产率对于企业出口能否获得利润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导致只有高生产率企业在支付出口市场进入所需的固定成本后才有可能获得利润,即只有高生产率的企业才可能选择出口,从而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整体上要高于非出口企业。然而,很多学者在对中国企业层面的经验研究后却得出了和新新贸易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即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不高于内销企业,李春顶等(2009)首次对这方面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生产率悖论”的概念。目前对于“生产率悖论”解释,已经从经验分析发展到理论模型,汤二子、刘海洋(2012)从更加接近于经济现实的角度重新做出假设以扩展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重新构建了新新贸易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并得出生产率仅仅是企业出口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的结论。朱延福、梁会君(2013)通过研究得出我国确实存在“生产率悖论”,且较高的国内市场贸易成本对国内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扩大内需关键是过高的国内市场贸易成本。

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很少有学者从出口退税政策角度上来解释“生产率悖论”现象。我国很多小企业为了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反而不考虑其技术水平而尽量出口商品而获得出口退税,在这个角度上,刚好可以和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相吻合。本文将尝试扩展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引入出口退税因素,从出口退税和生产率水平两方面来解释企业出口决策问题。

二、数理模型

本文主要是从企业生产率、出口退税与出口的角度重新构建新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扩展Meltiz(2003)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使其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和现实经济情况,特别是对解释中国出口企业所存在的“生产率悖论”具有借鉴意义。在t时期,市场上有n种商品,为了方便论述,我们将其记为1,2,…,n。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任意一种商品{1,2,…,n}的消费数量为,并且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满足任意两种商品间的替代弹性是固定的,即效用函数是CES型,也即:

其中,是参数且满足,这样任意两种商品间的替代弹性就是固定不变的且唯一决定于参数。不妨设是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则有,根据的取值范围可以看出。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消费数量为,这样我们构造一个数量指数:

假设商品在t时期的价格为,这样我们再构造一个价格指数:

根据Dixit和Stiglitz(1977)的论述,商品的需求函数为:

消费者对商品的整体支出为,消费者对商品的支出是:

对于生产方面,假设每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市场上有M个企业,并且企业生产所投入要素是唯一的,即劳动I。对于任意的企业i,其投入生产需要支付固定成本,这部分成本与产量是不相关的,只要进行生产,就需要支付这一固定成本。企业生产的可变成本决定于产量且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假设企业i的生产率是,则生产的总成本为

现在考虑企业只选择进入国内市场。企业进入市场也需要支付不随销售量变化的固定成本,假设企业i进入国内市场需要支付的固定成本为fit,从而企业生产且将其销售到国内市场的总成本Citd为:

这样,根据成本函数,企业制定的产品价格为:

企业在市场均衡时,销售量等于市场需求量,从而将(5)式带入(2)式,可以得出企业的销售量为:

同样,将(5)式带入(3)式,可以得出企业t时期在国内市场所获得的总收益为:

企业在国内市场所获得的利润πitd与其收益具有如下关系:

根据(7)式与(8)式可以得出:

由(5)(6)(7)(9)式可以看出下列不等式成立:

这样,企业生产率高,定价越低,产量越高,并且能够获得越高的销售收入和利润。

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其利润水平由(8)式给出;如果不进入国内市场,那么其在国内市场所获得的利润为0。所以,对于任意的企业i,其在国内市场获得的利润为:

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前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其能够获得的利润,只有在t期末才能根据其结算获得其利润水平。因而对于进入国内市场的企业,其所获得的利润不一定为正,即企业可能获得负利润。

现在考虑企业只选择进入出口市场。我们依然采用原模型关于出口市场的需求结构与国内市场相似这一假定,并且不考虑出口的“冰山成本”,则企业j在出口市场的收益与国内市场所获得的收益具有类似表达式。不过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引入出口退税,则j企业在出口市场上所获得的利润满足:

当然也存在即进入国内市场又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因此纵隔列示出人以企业i在t期所获得的总利润:

根据前(10)式可知,利润函数是生产率φit的单调增函数,因而在考虑存在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口市场后,使πit=0的临界生产率φit会下降,在国内无法进行出口的企业由于出口退税政策而有机会出口商品,而部分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和t期未出口的企业相比)由于固定成本异质性等原因停止出口。因而便出现了所谓的“生产率悖论”情况,即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未必高于内销企业,甚至低于内销企业。

三、实证检验

本文实证检验部分所使用的数据库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经营绩效的研究使用较为广泛的数据库之一,它是国家统计局根据全国国有企业及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规模以上)飞过用企业的统计报表整理得到的,本文将主要选取2008年33132家纺织品企业的数据。为了检验纺织品企业“生产率悖论”的存在性,选取数据库中企业出口交货值、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等变量。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p<0.05,**p<0.01,***p<0.001。)

利用虚拟变量,存在出口即出口交货值大于0的企业用1表示,而只有内销即不存在出口的企业用0表示;利用工业总产值和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的比值求得全员劳动生产率;由于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大致为14%,故将出口交货值乘以14%便可得到出口退税额。因此包括的变量有:虚拟变量export(1=出口),出口退税额exre,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资产总计asset。运用OLS进行线性概率模型(LPM)估计,得到以上结果。

从表1结果中,我们看到变量都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看到各变量都起到了很好地起到了解释作用。从各变量的系数的正负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劳动生产率(productivity)的系数为负,即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越低则企业选择出口的概率越大,这也证明了我国的纺织品产业存在“生产率悖论”现象;从出口退税额(exre)的系数为正可以看到,出口退税对我国的纺织品企业的出口起到了正向作用。即增加纺织品产业的出口退税会促进企业出口。

四、结论和建议

1、结论

根据以上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低生产率企业为了获得退税而选择出口。实证结果中看到,在我国确实存在着“生产率悖论”的情况,并且其原因有一部分可以用目前的出口退税政策来解释,部分小企业为了最大化其利润,不顾其生产率水平的低下,选择出口其商品而获得退税。

(2)高生产率企业受到排挤。国家处于降低企业出口成本目的的出口退税政策却给低生产率水平的小企业带来了好处,却挤压了那些技术较高的企业的生长空间,出口数量的减少将会影响这些高技术的企业日后的发展,甚至会因为出口退税政策使得部分高技术的企业倒闭,从而降低整个纺织品行业的生产水平。

(3)纺织品出口企业规模日益缩小。在上面的实证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总计变量前的系数为负数,即企业的资产规模越小越利于企业出口。这和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强强联合、扩大规模的企业发展模式不同,在纺织品行业中那些规模更小的企业更易于利用自身优势将商品出口到海外。

2、建议

针对以上的情况,对于存在“生产率悖论”的我国纺织品企业,我国政府部门应该更多的发挥积极作用,引导企业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具体来说,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应遵循出口退税的中性原则。在具体的调控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是:

(1)参考产品在产业链中的位置,调整出口退税率。应该将产品进行区分,区别的运用出口退税政策。对于资源性产品出口,通常应取消出口退税;对于中间产品出口,特别是耗费资源较多的中间产品可考虑适用较低的出口退税率;对于制成品出口,一般应适用较高的出口退税率。

(2)对于能够以出口带动较多就业的出口产品,应该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我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就目前来看,还需要发展劳动力密集性企业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因而对于这些企业的产品出口,可以适用较高的出口退税率。

(3)对于符合我国高技术标准的产品,应适用较高的出口退税率。虽然我国目前总体的比较优势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某些领域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也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而这些领域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会带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对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一般应适用较高的出口退税率,对于一些竞争力强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可适用较低的退税率。

(4)对于生产过程中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产品,不应使用出口退税。我国出口商品中有一些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对于这些产品的出口等于是把其它国家的污染转移到我国,因此这类产品的出口应受到严格的限制直至取消。

摘要：目前,对于“生产率悖论”的研究已经从经验分析发展到理论模型,本文尝试性地扩展了Melitz的异质性模型,通过利用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来解释我国纺织业中出现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并通过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纺织品出口的分析,为我国今后纺织品发展及完善出口退税政策提出建议。

“终端拦截”的悖论篇7

这段时间业内对“终端拦截”讨论比较多，并且渐渐地分出了两个流派：无非是“主张派”和“反对派”。对我个人而言，并不能严格地把自己划归到哪个“派别”，因为做终端市场研究时间越久，就越感觉自己的任何观点都更应该保持客观公正。但出于对终端市场研究的固有爱好，我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几乎每天都在激情上演着“终端拦截”的故事，甚至早已超出了狭义的营销范畴。

免费送人的好东西为什么没人欣赏

2004年春节前，在临近年关的时候我抓紧时间从青岛返回北京，心里着急。在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想找个位子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可就在这个时候，从通道旁疾步走过来一个女人，手里拿一沓宣传册子，一边往我们手里塞一边说:“先生，您好，请看我们的携程卡，凭卡拨打免费电话，全国酒店、机票2－7折，携程公司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为了做研究了解更多的信息，也为了让她有“成就感”，我還是很友善地接受了。

但并不是每个旅客都像我这么“善解人意”的，她遭到了很多人的拒绝。有的旅客一边躲闪一边还连忙挥手说“不要不要”；还有旅客半信半疑地问：“你们这卡是送的？免费吗？”待得知免费时才接过一张赶紧走掉，好像占了小便宜怕被人小看了一样；而有的 “老熟客”则干脆麻利地接过，二话不说，快走几步再随手丢进垃圾箱里。过一会儿我上洗手间，在那里发现了几本同样的小册子……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像携程这样一个全国订房的专业“龙头”公司，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在美国上市，肯定有它的携程卡在人群中普及的功劳，也就是说，携程的发展壮大与该公司通过“终端拦截”的方式来分发传播携程卡是分不开的。但是，也正是它的终端拦截和大规模免费分发，这种“保有量”的盲目扩充使得携程卡在人们的心目中那种尊贵和荣誉感急剧下降，人们会认为那是唾手可得的东西，不但不珍惜，相反拿到手里会被人笑话，认为自己太“土”，没见过大世面，连这玩意也愿意要。就像“脑白金”一样，虽然知名度很高，其美誉度却总是值得怀疑。

我们不妨这样猜想携程的“赢利”途径：

1、靠在小册子上刊登酒店名录（黄页）而向酒店收取“广告费”；

2、旅客打电话给携程公司，携程公司再通过电脑或人工远程订房而向酒店收取“佣金”（可能还有其他赢利途径，但由于接触较少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说只要把卡发出去跟广大旅客混个“脸熟”进而用来提高知名度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拿它来使用（因为太普遍了，谁都有好几个，拿出来丢人），或者有些酒店不必使用携程卡即可实现打折，那么携程靠什么来挣钱？

终端拦截的罪过之一：发出去的东西越多，在人们心目中就越不值钱。

火车站出口的出租车这么便利为什么没人坐

有一天，我去河南新乡洽谈一个项目，当从火车站出来的时候遇到了在很多地方都很常见的一幕：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正对着出站口的十几个出租车司机一看到我们像是“有钱的”人，便都“呼啦”一声围拢过来积极地问我们：“师傅，去哪儿呀？打个的把你们送去吧？”有的司机甚至已经开始从我们手中“抢”行李往车上搬……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热情”，我有一种难以承受之重，于是我给同伴递了个眼色，然后马上对大家说：“不坐，外面有人接我们。”话一说完，我们便疾步向广场外走去，后来在外面的马路口拦了一辆正常营运的出租车。

我相信经常出行的人大多都能理解我的这种做法。因为很多中小城市跟北京等大型城市不一样，像北京、广州等大型城市的车站、机场外等乘客的出租车都是排好队的，乘客可以按车辆顺序坐上就走，最重要的是在这里排队的出租车也往往比较规矩，都按正常的标准收费。但是在中小城市情况就变了，虽然当地交警也看管很严，但车辆的秩序依然很乱，再加上小地方客流量小，这样他们的生意就少，于是大家就都站在车外，一看到像是有钱的旅客便马上围拢上来，让很多旅客胆战心惊。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旅客们大都选择在马路上正常营运的出租车，起码坐这种车他们感到安全。

所以，我们没有在出站口乘坐出租车，而是刻意多走路到外面的马路上去拦截正常营运的车辆，其最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安全。那么，为什么出站口的哪些出租车那么方便却就会让人感到“不安全”呢？可能很少有人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就是因为对人“太热情”了。

这些热情的“的哥”冤呐！这年头钱不好挣，自己那么殷勤地跑前跑后，就是为了多拉个活能多赚几块钱，想不到却被乘客担惊受怕避之不及。

终端拦截的罪过之二：你对顾客越“热情”，顾客越对你不信任。

商场门口摊位地势这么好为什么卖不出去货

去年我抽空回西安探亲，陪家人到服装批发市场买一件皮夹克。这个批发市场很大，里面被分隔成4平方米左右一个的摊位租赁给一些个体商户，根据我对终端市场的长期观察，这种租赁式合作方式在全国的很多批发市场都很盛行。

我们刚一到市场门口，就在第一家摊位上看中了一件很好看的皮夹克，并且通过协商价格也很合理。但如果这时候就直接购买，总是有点担心怕买亏了，于是便不自觉地想去里面再逛逛。我们只好礼貌地对摊主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这衣服挺好的，但我们还要再买一些其他东西，所以，先把衣服放这里，我们进去逛逛。”摊主也很精明，他料到我们如果去了里面就有可能不再买他的。于是也善意地劝我们说：“一件衣服又没多重，你们就是买了提进去逛也不影响。”我当然知道他的心思，马上又谢绝说：“不用了，你的摊子就在门口，我们去里面买了其他东西之后还从你这里出来，到时候把衣服捎走不就可以了吗？”没办法，他当然知道不能强买强卖，所以就只好悻悻地看着我们消失在市场深处，后来我在里面一个摊位买到更便宜的同样一件皮夹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认真地分析一下作为一名普通顾客对于门口和里面两个摊位的购买决策：（为了便于理解，我们默认顾客前后挑选的产品质量基本相同，见表1）

从上面的三种结果来看，顾客在心理博弈方面在门口摊位的购买概率仅为三分之一，这就像“弹硬币”和“猜硬币”一样，虽然两个人的概率是对等的，但如果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弹硬币”的人永远是被动的，因为你一旦弹过之后盖住，你就不能决定对方到底愿猜正面还是反面。而门口的摊主恰恰就是那个“弹硬币”的人。

按终端拦截理论中的“易见、易拿”原则，商家“应将产品尽可能摆放在商场入口处，并使顾客能够轻易地看到和触摸，从而形成先入为主的直观印象并激发购买欲望。但是大家可能忘了，这一招往往对于知名品牌才比较好使。

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批发市场里销售的服装大都不是知名品牌（知名品牌大都跑到了精品时装商场），所以，在产品自身对顾客丧失了品牌拉力之后，顾客的关注力度便马上聚焦到价格。因此，不管门口的摊位标价有多便宜，货比三家的心理所产生的对商家的不信任和好奇心还是驱使顾客最终走向市场深处去作比较。而这一去，就很难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再回来。

终端拦截的罪过之三：对非知名品牌来讲，越是在显眼处招徕顾客，顾客就越仅仅是走马观花，然后再去卖场深处购买其他品牌。

手机店内部的打折让利为什么没有成交

我去北京西单一家通讯器材店买一种联通公司“交200元话费可打600元”的优惠套餐手机卡。由于北京地区移动通信业务长期的垄断高价，使得这种“比起外地仍然不算太优惠”的套餐卡变得非常抢手，于是便被个别商家囤积居奇，加价出售。在这家店，这种卡被“明码”加价高达400元，通过与前面几个店的比较，我知道他们这种加价的“水分”。于是我就问他们能不能优惠，导购小姐迟疑片刻，然后报380，我说不可能只便宜这20块钱，让她再降一点，她装模作样去里屋“请示”了一下“领导”，出来报价说最低240，不能再少了。我看她信誓旦旦的样子，估计很难再直接挤出水分。

我是从事终端市场研究的，深知他们的一些“把戏”，我要从他们内部进行“瓦解”，进而寻求突破。这家店的面积很大，约有200多平方，光柜台小姐就有8个。再加上每个小姐跟前都有顾客，所以，在一处柜台跟导购小姐交谈的内容其他人很难听得很确切。我要的就是这“信息不对称”，我要从这里开始入手。

我来到离刚才这位小姐较远的另一位小姐面前，也先装模作样地看橱窗里摆的一些手机模型，然后突然抬头问她，你们有联通的套餐卡没有，她说有，“那200打600的你卖多少钱？我刚才在其他地方都已经看过了，人家最后加200元，我嫌贵，你就别来虚的，直接报个实价。”我怕她再矫情着报价又再还价，所以直接切中要害，当然也诈了她一下。她犹豫了一下，好像很在意我这单生意，只好诚恳地摊开双手说：“我们最低只能到180，不能再少了。”但我还要再“落实”一下，就问“能不能再少了？”“不能了。”我心中暗喜，正准备掏钱让她去里屋取货。这时候，刚才那位小姐走过来告诉她说：“小李，这位先生刚才在我这里已经问过，他要的那种卡最低220，少了不卖！”

我顿时有一种被人“坏了好事”的羞辱感，我生气地说：“她这里已经答应180卖给我了，你却要最低220，到底多少钱？”谁知她冷冷地回了一句：“我们这里是一家的，最低220，少了不卖！”

“我谁的都不买了！”我忿忿地甩了一句话，摔门离去……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次没有成交的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在同一家店的不同导购员却没有给顾客传递统一的价格信息，最后导致顾客真假难辨，扑朔迷离。如果他们能够统一口径，而没有对顾客进行差异化打折，那么无论是220，甚至是240，我最后终归是肯定买了。

终端拦截的罪过之四：顾客来了之后，当大家都热情去拦截并通过打折等手段去吸引顾客的时候，结果往往是顾客谁的都不买。

综合分析：

我曾说过：做管理者不能太“平易近人”，而应该找个恰当的时机适当“摆摆架子”，这样好对下属增加一些威严和神秘感，从而让下属产生一种敬畏感。其实，“终端拦截”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业内外人士普遍推崇“终端拦截”的今天，大家都默认了几个共同的假定，那就是：

1、只要热情地把顾客拉过来，就会多获得在顾客面前“展现自我”的机会；

2、只要提高产品的“可见度”，就一定能获取更高的“购买率”；

3、只要积极向顾客介绍产品，顾客就会由原来的不屑一顾变得很配合地跟随导购员去了解产品，进而购买产品；

4、只要对顾客热情的打折，就能更加有效地稳住顾客并能最后快速成交。

但是大家同时又忘了这样几个疑问：

1、在预先毫无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顾客究竟喜不喜欢这种突如其来的“献媚”般的拉客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