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社会

转型中国社会（推荐8篇）

转型中国社会 篇1

［关键词］中国；社会转型；青年；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是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认知——感受——回馈体系，换言之，是人们的社会认识、社会情感和社会意向的一种表达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价值观念属于较理性的层面，是较深层的认知结构，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对社会心理的其他方面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从而体现了社会心理的实质性内涵。社会心态则属于较感性的层面，是表层化的情绪表征，它处于经常不断的变化之中，其内涵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生活更加及时、动态的再现。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现代化成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

我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为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日益优异的基础条件：满足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的资源日益丰富，实现个人潜能与人生价值的条件更加充分，进入社会结构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逐渐拓宽等等。在这种背景下，青年在生理素质、心理特征、学习方式、群体文化以及经济活动、社会参与等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在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层面，青年的理性精神、利益意识、个体取向逐渐增强，由此反映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领域则表现为，青年的自主倾向、现实定位、多样选择日益凸显。这一切都从作为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同时也是青年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的青年社会心理中表现出来。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转型进程的日趋加速和深化，青年社会心理的变化也就表现出得更加明显。

一、青年社会心理的现状和特征：

朝向现代化的开放与理性

1．轴心维度的价值观念

从根本上说，价值观表现于人们在评价事物的过程中对于重要性或意义所做出的选择和比较。价值观念在社会心理体系中占据着轴心地位，人们之间社会心理的差异性实质上表现出了其价值观的差异性。价值观在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中同样占据着轴心地位，因此，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实质上就表现出其价值观体系的差异性。在价值观体系中，有一些是处在轴心维度的观念，它们对其他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最具轴心性质的观念有：对于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奉献与索取、自我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判断。

（1）社会主流文化倡导的价值观得到大多数青年的认同。从一些实证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对于社会主流文化一直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大多数青年表现出了认同态度。首先，集体取向的价值观仍然得到肯定。在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上，当今大多数青年依然认同与肯定集体取向的价值观念。但是，与此同时，个体取向的价值观念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强态势。其次，在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寻求兼顾的态势。对于奉献与索取之间的关系问题，绝大多数青年表现出了一种希望在奉献与索取之间寻求兼顾的倾向。这种希望在付出之后也能够得到相应回报的心理，表现出了一种务实性的特征。第三，强调合理利已并非等于损人利已。在处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上，当今青年价值观念中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强调合理的自我利益。然而，绝大多数青年并不认同“损人利已”。“先人后已”仍得到不少青年的肯定。（有关具体调查数据，参见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社会政治心态状况调查”，北京市调查结果，1997年。）

（2）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仍然体现于青年的观念和行为中。在五四运动85周年之际，《新闻周刊》作了一项主题为“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的以大学生为对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关于传统文化对于当下中国社会的意义，59％的人认为很重要，40％的人认为有一些作用，1％的人认为可有可无，没有人认为与现代精神格格不入。可见，大多数人对于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应有作用给予了肯定。对于有的人大代表提议把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列为法定节日，被调查者中36％的人非常支持，27％的人比较支持，20％的人未表态，10％的人不赞成，3％的人表示反对。而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古代文人的理想，10％的人认为一直“是我的理想”，69％的人认为“我会考虑”，14％的人认为“是别人的事情”，7％的人认为“已经过时”。尽管处在一个开放和变迁的时代，但当今大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仍然表现出了较高的认知度与认同度。而且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与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态度同时并存。从这里表现出了一个正在崛起大国的青年所应有的良好心态。

还有其他调查结果表明，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在当今青年身上普遍存在，最典型的方面有，孝敬父母依然是绝大多数青年所遵从的道德行为规范；节俭观念仍然得到较多青年的认同。（有关具体调查数据，参见纪秋发：《北京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2期。）

（3）青年对待金钱表现出了现代人应有的健康态度。在某种意义上，金钱观是价值观最重要的表现层面之一。我们正从一种泛伦理为特征的农业社会向着强调价值规律的工业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进程的加速以及世俗文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金钱角色日益彰显的社会氛围的形成，从而为正确定位金钱这一物质利益的最基本象征符号的作用提供了前提。

一些实证调查表明，大多数青年把人生理想和追求目标看得比金钱更为重要。大多数青年肯定金钱在社会生活应有的基本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将金钱的作用加以夸大。可以说，在价值观上，当今青年的主流人群对于金钱持有一种现代人所应有的健康态度。

2．个人层面的观念与心态

（1）青年更倾向于选择现实成功型的人生榜样。世界文学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是我国数代青年的精神偶像，微软缔造者比尔·盖茨则是当今成功人士的代表。对于这两个人物的评价和选择可以透视出人们人生价值观的状态及其变化。一项对北京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一般都把保尔和盖茨视为英雄。然而，他们更倾向于将保尔视为精神世界的偶像，更倾向于把盖茨当作现实世界的榜样。（参见唐钧：《关于保尔精神与盖茨现象的思考》，《青年研究》，2000年第5期。）可见，在人生理想上，当今青年更倾向于把事业成功型人物作为自己的实际榜样。

当今青年在人生理想方面表现出的主要特征是：既注重精神的价值，同时又注重物质的价值。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对作为人生道路的具体职业类型选择上，青少年所崇拜的职业与所选择的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换言之，最崇拜的职业并不是最想从事的职业，这一情形反映出在他们的择业观念中，理想价值与现实价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状态，他们最崇拜的是科学家，而最愿意成为的是企业家。（参见纪秋发：《北京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2期。）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出他们人生理想中基本的务实取向。

（2）青年的经济自立意识增强且更注重实质方面。经济自立意识是个体在获得收入、进行理财等方面表现出的一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它是现代人格结构中应有的基本成份之一，是现代公民必备的一项基础素质。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日益深入，就业体制、教育体制等领域的改革对当今青年的成长历程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与挑战，而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迁，导致了当今青年在独立人格方面的倾向日趋增强。而作为这种自立意识的基础方面，则开始于经济自立意识的形成。

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结果揭示了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当今大中学生的经济自立意识正日渐增强。对于“如果有机会，您是否愿意通过打工（多）挣点钱，补贴家用甚至养活自己”这一问题，表示肯定态度的占79.7％。第二个特征是，大中学生的经济自立意识更注重实质方面。明确表示“不在乎打工的具体形式，只要能多挣到一些钱就行”的占36.3％；表示“没太多想过”的占35.1％，从一定意义上说，“没太多想过”也表明不注重形式。（由团中央宣传部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透视了这方面的基本情况。参见杨长征主编：《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可见，这种经济自立意识更注重把握机会、自我努力，而更少了传统的多重顾虑和“面子”观念。

（3）青年的成就动机高涨，能力本位的成才观念正在形成。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进程的深入，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一个重要结果并产生巨大能动作用的是，人们追求成功的事业心不断地增强。据一项对北京青年的调查结果（参见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就目前最想做的三件事而言，青年中比例最高（51.7％）是“追求事业成功”，表现出了强烈的成就动机或成功需要。与此相关的是，他们的信心、独立意识和个性的增强，由此导致了成才自信度的提高。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青年对自身取得事业成功持非常乐观的态度，而且这种成功自信度随年龄段从高到低而呈现逐渐增大的趋势。

成才观上的能力本位观念正在形成。对于成才而言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调查表明，北京青年中比例居前三位的人分别认为是“准确地把握机遇”（56.3％）、“头脑灵活，敢于创新”（53.5％）和“有专业有技术”（39.2％）。换言之，在多大数青年看来，对成才最具影响力的因素主要在于个体方面，并表现出对于主体能动性的强调。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取方式由世袭（即父辈传承）变成自致（即自我成就），因此，这种状况也就会从人们的成才观上反映出来。调查表明，对于什么是“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这一问题，青年中比例最高（73.5％）选择“才干”，远远高于选择“有靠山”（11.5％）、“请客送礼”（1.9％）。这种心理实质上又是以对作为人们成才条件的社会现实状况的判断为基础的。对于“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当前社会给人提供的成功机会如何”这一问题，青年中比例最高（53.3％）认为是变得“更公正、平等”。在现实中，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青年能够获得越来越多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一个更充分强调个人成就的现代社会的来临，是当前青年形成能力本位观念的最深刻根源。

3．人际层面的观念与心态

（1）一般人际交往观念上表现出越来越理智化的态势。改革开放以来，与整个社会中人际互动方面的变化一样，青年的人际交往观念及其行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交往方式更加“间接化”。由过去更多的面对面互动，如“登门拜访”，变为现今更多的间接化交往或“媒介交往”，如用贺卡、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互致问候。“间接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既进行了交往，又为自己和他人留出更多的时间与空间。二是，交往越来越“理智化”。过去因情绪化或意气发生不必要纠纷的现象时常可见，现今趋向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来妥善处理利益纠纷。当然，这种趋势从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消极效应：除了交往越来越“务实化”之外，在个体化趋势增强的同时，也隐埋下沟通减少、人情淡漠的后果。这表现了现代生活方式的两面性。

（2）恋爱婚姻观念上表现出更加理性、开放的态度。一些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当今多大数青年对于“双方相爱以后不结婚也可以发生性行为”这样的观念表示认同。青年非常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甚至认为夫妻之间也可以保留隐私。婚前财产公证的观念正得到越来越多青年理性地加以接纳。大多数青年对于由于感情破裂而导致的离婚现象表示了接受态度。由于价值观的急剧变迁，青年女性的生育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结婚后不生孩子的观念得到一定比例的青年女性所认可。总之，当今青年对早恋、婚前性行为、离婚等现象持比较开放的态度，常常把它们列入个人生活方式的范畴加以理解；对婚外恋现象也从很大的宽容性上加以对待；而独身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丁克家庭等都在一定数量的青年中成为较时尚的观念和实际选择。

4．社会层面的观念与心态

（1）青年的择业观念和意愿表现出多样性特征。随着“单位制”的逐渐解体，国家推出市场导向的就业政策，也由于社会价值观念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当今青年在择业心理上呈现多元化取向，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择业目标上，更关注开发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在选择职业的主要标准上，职业能否为自己提供良好的发展前景这一条件常常被排序在第一位。第二，随着“铁饭碗”意识的式微，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职业风险意识开始形成。过去曾受到极度重视的“职业稳定性”，逐渐地被更多的人放在非优先考虑的地位上。第三，在就业机构选择上，单位意识和“皇粮”意识已很大程度地淡化。人们更青睐自由度较大、自主性较强的从业方式，更愿意选择时代特征鲜明、管理体制规范的从业机构。第四，在职业流动方面，主动变换工作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大多数人不仅在择业问题上更倾向于自我决策，而且在流动或“跳槽”问题上也表现出更多的能动性。

（2）青年的公共服务意识或志愿精神日益增长。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发展逻辑，“小政府，大社会”这种结构演变趋势将使处于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社会领域日趋扩大，因此，必然导致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起。而公民社会的培育又将成为现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其中公民文化和公民意识的培养成为关键要素。

当个体通过形成自主性和独立性而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其心理需要的层次就会逐渐上升，从而表现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关怀增强，公共服务意识提高。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服务意识是公民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典型形式之一就是志愿精神。

作为一种具体化的人文精神，志愿精神是指一种以自愿性、非营利目的性或公益性的亲身参与，促进社会进步和社区发展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在志愿精神促进下所形成的社会行动就是志愿行动。在中国，较大规模的志愿行动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此后，从为各种重大节庆活动服务，到为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再到抗击SARS等重大突发事件，到处充满了志愿者的身影。自90年代至今已有近亿人次的青年向社会提供了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主体力量。青年身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志愿精神或公共服务意识。

（3）青年的环境保护意识比其他年龄群体超前。1999年北方交通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初二地理环保小组的同学致信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就加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保护生存环境提出8点建议。朱鎔基总理亲自批示。此事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应，促进了对我国环境问题的更进一步关注。

一些调查结果表明，我国青少年对当前的环境问题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把环境污染问题与就业压力问题看作是我国未来社会问题中更使他们忧虑的方面。（《孩子眼中的未来——“今日青少年”系列报告三》，《中国青年报》，2000年6月24日。）对北京青少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人已经具有较强的环保意识，对于在郊游时处理喝完的饮料罐这一日常生活中最常见问题，75.1％的青少年表示会把它们扔到垃圾箱里。（纪秋发：《北京青少年道德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2000年第2期。）

保护环境是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可持续性发展向人们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现代文明人必须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些迹象表明，当今青少年在这一方面走在了前头。2000年6月15日在北京发布的我国首次范围最广、样本量最大的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表明，尽管当前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环保知识的总体水平还不够高，与我国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尚有相当的差距，但是，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问题正在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可喜的是，我国青年一代的环境意识正在提高，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他们的长辈。（《公众环境意识老不及少》，《中国青年》，2000年第4期）

二、青年社会心理的问题及其原因：

社会转型中的心理转型

1．青年社会心理内含的矛盾特征

如果问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社会心理上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那么，答案就是社会心理中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存在于青年观念和心态的各个层面。

在金钱观念上青年表现出现代人应有的健康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日益深入，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更重要的是生命周期中存在一种“需要与拥有之间的倒错规律”（在由不同的阶段所构成的人生发展过程中，在最急需各种资源的青年阶段，个人能拥有的东西还非常有限；而到了对各种资源极少有需求感的“成功阶段”，个人则又拥有了很多东西），青年阶段正处在一个百需待补的特殊时期，因此，金钱“焦虑”又表现为一种很现实的心态。可以说，这是观念与心态之间的矛盾性表现。

由于社会提供的机会增多，青年成就动机也呈现出高涨状态，他们追求成功的事业心不断增强，出于这些原因，青年努力追求创新而不愿墨守成规。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青年为了事业成功而一定程度地忽视个人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工作狂”现象使得他们付出一定的人本代价。

在日益强化的个体化和理性化趋势下，青年人际交往的利益取向或实用化变得越来越明显。面对这一切所带来的“大家见面越来越有礼貌”趋势的同时，人们又不免怀念集体生活的温暖、亲密无间沟通的愉悦以及那种感情重于金钱的人情味的厚重。

由于两性亲密关系的世俗化潮流，也给当今青年在面对爱的世界时增添了选择上的许多不确定性。尤其是传媒对于性的渲染、以及科学化的性教育过早地打破了青少年对于性的神秘感，而在一个日益增强的个体化时代，自主性、独立性越来越高的个体，对于“感受”质量的至高无上的追求、以及对选择自由的更加充分的拥有，使得以往的“从一而终”的模式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在这种状态下，爱对于它的主体已不可能有固定感可言。

2．青年的历史意识相对欠缺

在传媒发达、信息爆炸的今天，青年接受信息的速度和数量在一定程度上都超过了成年人，但是，这种“现在感”的过于强大，则造成了青年对于国家历史、甚至是近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知识量很少，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在我们当今的各类教育中，缺少一些有效的历史知识传播方法，从而导致了青年难以形成相关的历史意识。因此，如何有效地加强和丰富具有历史感的各类教育，以及进一步创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在当今这个时代，不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3．青年的诚信素质有待提高

近年来，诚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学术研讨的热点，青年中的“失信”现象也时有“曝光”，如个人贷款中的违约现象等。尽管作为一个法理社会，我们的社会逐渐增加更多的法律关系对于社会行为的调整，但是，作为现代社会中进行有效交往的最重要心理机制，诚信仍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较高的诚信度，不仅是人们减少交往代价、提高活动效率的基础，而且也成为向更高级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4．青年的心理承受力需要强化

社会的急剧变迁，对社会成员造成了各种压力，从而较易引发心理问题。当今青年由于出生和成长在较优异的生活环境当中，所以，心理承受力便显得相对较弱，而这一点则又会成为导致心理疾患的重要原因。有关调查表明，目前全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中小学生中的心理障碍者占21.6％－32％；大学生中的心理障碍者占16％－25.4％，而且还呈现上升趋势。（葛秋芳、曲国斌：《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亟待关注》，中国校园网。）心理问题不仅会影响人格发展，严重时还会导致自杀现象，甚至使人走上危害社会和他人的犯罪道路。因此，增强青年的心理承受力，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无疑成为需要各个方面给予关注的重要课题。

总体上看，在社会转型时期，青年社会心理中的问题或矛盾的心理机制性原因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做出考察：

第一，青年个体心理中自我确证难度的增加。作为人生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期，青年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个体要进行自我确证，建立自我同一性，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在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眼中，这种心理任务的完成在传统社会里通常能够比较顺利，因为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稳定性，而在现代社会则不可能顺利，因为现代社会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变迁性。因此，现代社会中青年想要迅速而明确地建立起自我同一性并非易事，而必须经历一个心理发展的合法延缓期。在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青年心理发展这一合法延缓期与社会转型期正好相互交织，这个重要特点无疑进一步加大了青年外在成长环境与内在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性。

第二，青年社会价值观存在多元特征或空白状态。在社会转型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中出现了某些困惑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社会转型期的规范缺失。由于旧的标准或规范已经失效，新的规范或标准一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而使得心无所依；二是，标准多元化导致的多重困境。由于社会的日益开放所带来的多样化，往往造成一种相对化情境，于是，便会产生某种不确定性，从而导致青年出现困惑感。所以，尽快减少和消除青年的这种困惑感，增加确定性，是我们社会的文化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三、青年社会心理的走势和引导：

优化社会环境的各个层面

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视野中，人们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形成，是在社会塑造与个体学习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对于当今青年社会心理的发展而言，社会环境的优化是一项基础性或前提性的工作。优化社会环境的作用在于，创造出有利于社会塑造机制与个人学习机制朝着社会预期目标和理想状态有效运行的条件和因素。

1．建立崭新的青年发展观以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

在当今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下，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崭新的青年发展观。其核心实质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应该把“以青年为本”作为青年发展的基本原则。所谓以青年为本，就应该体现为充分尊重青年作为社会主体、特别是作为利益主体不断增长的多种需求的满足，这是促进青年发展的基础层面。第二，应该把“青年的全面发展”作为青年发展的根本目标。在这种崭新的青年发展观导向下，促进青年研究的理念、范式和青年工作的政策、机制向着现代化所需要的取向全面而深刻地转型。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要努力解决青年发展中存在的两种类型的重要问题：第一种类型是青年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如青年的就业机会、青年的入学条件等问题；第二种类型是青年发展的文化性问题，如青年因面对各种文化困扰而难以确定人生观、择业观等问题。

2．继续制定与不断完善促进青年发展的社会政策

青年发展的推进及其相关问题的解决必须在根本上依赖于社会政策的途径来加以实现，因此，促进青年发展的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应更进一步地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并将其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当中。在当前应该重点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继续完善大学生在校学习政策（关于完善大学生在校学习政策方面，当前应该抓好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第一，通过建构科学的评估体系，规范高校的收费政策；第二，进一步完善与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相配套的贫困学生资助政策；第三，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和机制；第四，继续建立和完善促进大学毕业生实现就业的各项政策。）和毕业生就业政策；第二，不断健全下岗失业青年社会保障体系；第三，尽快建立各年龄段青年、尤其是进城务工青年的相关培训体系。

3．建立青年发展所需要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

青年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良性发展，需要有效地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生存和发展问题。由于我们的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影响青年一代成长的环境因素比以往变得更加复杂，许多问题的解决有待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做出努力。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体系，即由家庭、学校、社区、新闻媒体、社会团体和政府等方面构成的通力合作体。一般而言，当前青年亟待得到社会支持的方面包括：心理健康的促进、心理危机的干预、贫困状态的缓减和消除、职业生涯规划的设计（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进程的日趋深入，人们开始能够自主地选择职业类型、选择就业地区，而且进行选择的自主性和空间越来越大。由于择业者开始面对就业市场的竞争和风险，而且进入就业市场的程序越来越复杂，因而，使得科学合理地设计自己的职业前景及其进程即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变得具有空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求职信息的及时获得以及就业市场的顺利进入等。

4．加强社会文化建设，营造能感受到理想和意义的精神家园

在社会转型加剧的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迫切地显现出来。因为现代化是由多重因素所推动的整体性变迁，经济增长、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文化发展和心理变革来加以促进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心理之间必须全面协调发展。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文化体系显得非常必要，它能满足不同人们、不同层次的需求，不仅具有提供精神支柱和价值导向的作用，还具有心理满足、行为调适的作用，甚至包括情绪表达、压力释放的功能等。应该对社会文化的建设质量建立起一套测量和评估的科学方法及其指标体系。这种指标体系主要应该区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的绩效，二是文化事业的成效。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中，文化产业必须将社会效益作为一项重要检验指标。总之，要通过文化创新建立一种能够对于青年一代具有明确导向和整合作用的社会文化体系。

5．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年社会心理的科学研究

了解青年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不仅能更敏锐地了解当今的社会现状，而且还能一定程度地预见未来的社会走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于青年、包括青年社会心理的科学研究。第一，需要加强关于青年的基础理论研究；第二，需要加强对于与青年发展有关的社会政策和工作机制的应用研究，并将有关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转化为实际工作的理念、机制和政策；第三，需要加强对于青年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的追踪性研究。而且应该把有关的研究工作加以常规化、制度化。

参考文献：

［1］沈杰：《中国社会心理嬗变：1992－200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2］沈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大众文化与青年社会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3］沈杰：《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的青年成才心理》，《中国人才》，2004年第2期。

［4］沈杰：《后单位单位制时代中国青年择业心理的多元化取向》，《中国青年研究》，2002年第2期。

［5］沈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青年发展：一种宏观性的分析》，《青年探索》，2003年第5、6期。

［6］沈杰：《北京青年学生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兼对上海、天津和广州青年学生的比较》，《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7］杨长征主编：《中国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报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8］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9］北京青年研究会：《北京青年发展报告：北京青年指数2003年版》，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李路路等：《当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1］陆学艺等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转型中国社会 篇2

一、社会价值观及特点

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某种事物评价, 判别其价值大小所形成的共同的观点和看法。价值观的形成, 离不开社会这一必然的环境。人之所以为人, 不仅体现在其自然属性的特殊性上, 而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属性。社会是人的社会,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价值观念是社会群体, 社会阶层, 社会成员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 即对某一事物现象的好坏、优劣、正确或错误的判断。[2]社会价值观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 它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文化、社会环境及人类的生活方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社会价值观的形成不是单一的个体成分, 而是一个系统的体系。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文化, 时代背景, 不同的地域, 民族所形成的价值观也各有不同, 这就说明社会价值观具有相异性, 也称多样性。价值观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 它是在不断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积累社会经验、行为标准、主流文化影响及个人生存环境、喜好综合而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念。社会价值观是一个渐进的, 不断蜕变升华的过程, 这是由它的长期性决定的。

社会价值观具有阶层性, 自从人类历史有阶级分化以来, 就有了分化。归根究底的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占有, 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秩序体系, 也恰恰反映在价值观的层面。古代印度“不同的等级从事不同的事业, 固定服务”而中国自古也有“三六九等”及延伸的“刑不上大夫, 礼不上庶人”严格的等级分层, 阶级性出现在阶级社会, 而当今中国转型期的价值观是阶层性的表现。虽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阶层性关系却着实存在。

转型期间, 随着中国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过度, 打破了过去封闭计划体制的旧体制, 向着开放市场体制转变, 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决定其上层建筑政治体制的转变, 政治上必须从过去的集中的权威型向现代民主法制型转变;文化上则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狭隘政治化的单一状况, 实行单一统管到多样发展的转变[1]。然而社会转型不是单方面的, 而是全方位, 多层面的共同体制转变。在这场社会变革中, 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原有的社会道德体系已经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的社会价值观亟待形成。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未知可变性以及中国特殊性的要求。

二、现代化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的提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涵盖了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 社会文化现代化等诸多方面。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特定内涵和任务概括为实现两个“双重超越”, 即从现代化发展的纵轴线上看, 中国现代化要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超越”;而从现代化发展的横轴线上看, 中国现代化必须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文社会发展的“双重超越”[3]。现代化的发展决定其社会价值观必须与之适应。在旧的资本主义时代奉行的生产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原则。在经济生活的大的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服从于利润要求, 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的形成被严重片面化了, 金钱至上主义的金钱价值观念主导了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 致使人们缺乏理性的生活方式和处世态度。社会价值体系以金钱至上为核心, 盲目的追逐金钱和现实利益最终导致社会道德失范, 价值体系严重偏颇, 而今人类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社会现代化要求社会以智力为基础, 综合个人多元化能力水平, 注重个人素质的提高与发展, 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未来, 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构建不是一个人的事, 而是每个人的事, 它与全民族素质都有着直接联系。现代社会的实现是在社会经济体制变革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 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 耸立着各种不同的情感, 幻想, 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4]中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市场秩序,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占我国经济总量比重的不断上升, 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与利益集团所引发的价值思潮严重冲击着主流价值观, 对社会价值观的构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作为上层建筑的基础对其具有决定作用, 社会上层建筑的形成本质上也是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 这也是社会价值观阶层性的一个重要基础。

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社会价值观水平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互动系统。经济的进步在不断充实人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 也为人们价值观提出了严峻挑战, 经济学家认为, 当人均GDP达到1, 000美元左右, 社会价值观体系冲突最为激烈, 道德失范最为严重, 而现实的中国转型刚好经历这一严峻的过程, 这一过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80年代被称为“垮掉的一带”, 而90年代后的夸富、叛逆, 正是社会价值观体系混乱的体现。邵道生在国民心态危机六大病态中首先提出的就是“物欲化倾向, 重物质轻精神”。物欲化的价值观导致盲目的攀比、超前消费, 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人们往往把握不准社会主体价值取向, 缺乏自我社会定位的能力, 出现过于迷恋对物质的占有, 情感世界的匮乏, 社会挫折感增强, 情绪化严重, 社会价值道德失控严重。

市场经济有着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 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发展。经济是基础, 政治是保障, 二者要同步。社会转型期间, 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国家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方式, 稳定合理健康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对政府职能的实现有着促进作用, 反之亦然。当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的不健全, 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不完善, 政治权利滥用、腐败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 社会成员的政治不参与或参与不普遍等都不利于现代化的推进与发展。因此, 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 民主政治的实现, 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 打击非法制行政及非规范行政现象, 建立健全法制政治对于社会价值观构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社会价值观体系有着固有的历史背景与发展方向。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 只有不断完善的改革。在旧的阶级社会中统治者借助神的神秘性来蒙蔽世人, 采取最大限度的“愚民”政治, 来维护个人的君主专制统治。13世纪, 西方的文艺复兴, 人类的个性解放就此开端, 人从此由神的附庸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体。尼采说“上帝死了”, 通过寓言的形式宣告, 把欧洲中世纪信仰危机价值真空的严重性形象深刻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宗教信仰的毁灭, 得到彻底的解放, 旧的社会价值体系的崩塌, 造成了欧洲社会转型。从神到人的社会转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受到中国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深刻影响。传统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人生观以及“中庸哲学”的处世理念在当今社会价值观体系中影响依然存在, 同时由于各种西方思潮的冲击,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多层次多方位的激烈冲突与相互融合, 必然导致社会价值观体系的多元化、复杂化。

三、社会道德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思想是人类进步的最大敌人。在社会转型中, 社会成员的思想对于社会价值观及社会发展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正确、先进的思想对社会价值观健康构建起着促进作用。错误、落后的思想对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则起着阻碍作用。转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枪打出头鸟”, “中庸哲学”等, 提倡合理, 健康的思想解放, 如创新、竞争等, 摈弃传统及外来思潮中不良成分, 汲取精华, 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的素质修养。知识不等于思想, 广大青少年与大学生缺乏自我思想, 易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 “利己主义”, “物欲主义”横行。正确的社会道德引导对于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价值观构建意义非凡。青年大学生及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有着坚定的自我方向, 较强的自我辨别能力, 较高的个人素养, 对社会转型中社会价值观的发展无疑提供着有力支撑。道德作为一种约束, 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 在人类行为生活中始终发挥着法律、规则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隐蔽性、传染性、广泛性。

道德体系的缺失, 思想混乱是社会转型中一个典型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道德的影响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善传善, 恶传恶”, 良好的道德, 诸如诚信、乐善、互助、敬老扶弱等, 对于健康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推动, 引导作用, 而社会风气中不健康的成分, 如欺诈、拜金主义等, 对于良好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起着阻碍、破坏作用。社会道德体系的健康与否, 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变革打破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模式。同时, 西方的各种“性解放”, “性自由”等腐朽思想的冲击, 造成一些家庭的异质性文化因素明显增强。人际关系, 家庭道德文化发生巨大变化, 传统婚姻束缚的挣脱, 自由恋爱婚姻的普及, 传统父权家长制已不复存在, 家庭成员平等民主。“女主内, 男主外”的传统家庭价值观的崩塌, 女性经济实力的增强, 家庭地位的提高, 与一定范围内顽固的传统道德冲突抵制, 在社会转型期尤为明显。亲情淡薄, 婚外情, 重婚, 卖淫嫖娼, 离婚率的明显上升, 家庭暴力, 独身主义, 单亲家庭的增多等都严重影响着新的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构建。同时, 对社会成员社会化有着不良影响。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严重忽略道德教育, 造成了部分社会成员自私自利, “自我中心”, 甚至人性扭曲。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古国, 道德体系可谓根深蒂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其特殊性, 由儒、道、佛以及其他各种宗教在民众生活中的混融可见一斑。“大略谓之以佛修心, 以道养身, 以儒治世, 可也, 又何惑焉”。[5]宗教信仰在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 价值观形成方面有着一定影响。儒家之“中庸”, 道家之“无为”, 佛家之“因果轮回”渗透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层, 在激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 各种宗教信仰的相互冲击混融对于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作用不可小视, 其内在特殊性也值得我们重视。

四、应对措施

(一) 吸收和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先行者, 已经在社会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成功的社会转型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可循, 盲目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可取的。我们应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原则, 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美国在民主、法制建设上的原则经验, 西欧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 注重个人价值和自由主义, 都对我们摆脱传统习惯束缚, 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借鉴意义。

(二) 在社会转型期要做到三个“同步”。

1.理论与实践同步。

正确的理论引导实践, 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前提。加强关于社会价值观的理论研究, 加大和完善舆论宣传, 实践中积极加强对社会成员社会价值观的引导。

2.上下同步, 内外同步。

社会转型关系到每一个社会主体, 在此过程中要做好主体客体化, 客体主体化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国的科层制的行政体系正在逐渐被打破, 构建扁平化、互动式的新型社会势在必行。传统的社会结构上下关系是逐层、渐进式的, 将无法满足现今社会发展要求, 建立上下同步、内外同步的社会结构加强社会成员之间互动交流合作, 打破以往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的程式化的机制, 使社会主义价值观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

3.借鉴与创新同步。

只有别国的经验还是远远不够的, 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特点。在吸收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 立足本国国情加强自身制度配套建设, 大胆创新, 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价值观机制。

中国的社会发展, 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转型, 中国的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使我们不得不着眼实际, 创新进取。马斯诺说:“旧的神祀纷纷离去, 而新的上帝尚未露面的时代”, 构建一种新的与现代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 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历程, 任重而道远。

摘要：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中, 面临整合难度大、社会失范多、社会矛盾集中等社会问题, 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先导, 社会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体系建立和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意义重大。

关键词：社会转型,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特征

参考文献

[1].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王思斌, 社会学教程 (第二版) , 2003

[3].王雅林.换一种活法[J].中国社会生活方式与现代化

[4].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剩女”焦虑 篇3

关键词:“剩女”;社会转型时期;焦虑

中图分类号: B82-066文献标识: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0)08-0012-03

近年来,在中国大中城市中,“剩女”群体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关注,也使之成为媒体和大众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何谓“剩女”

所谓“剩女”,泛指那些在年龄上已经超过了传统社会适婚年龄(一般认为≥30),却依然在婚恋方面保持单身

状态的女性。在美国,有“3S”女性之说,即“Seventies”(生于七十年代),“Single”(单身),“Stuck”(卡住了)之意。在日本,年龄渐大而未婚的女性,被称为“战败犬”,强调这些女性在婚姻竞争中失利,被甩出了传统女性的人生轨迹。近年来,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女性受教育程度日益增高,在中国的大城市中,女性单身的比例亦渐渐扩大。据统计,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有30%的适婚青年单身,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女性,都是所谓“职位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三高”女性。常言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这些条件优越的“三高”女性何以反而在婚恋之路上渐行渐远,乃至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呢?在笔者看来,这些女性之所以一直待字闺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出于个人主动选择,或者由于难以觅得佳偶,导致被动单身,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三高”女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的“男才女貌”、“男强女弱”等婚恋模式构成了挑战,从而使得其自身的婚恋选择,呈现于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特殊状态。

二、传统社会的婚恋模式

婚姻作为一种规范和制度,归根到底,是为适应社会现实而设的。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为农业社会,人们安土重迁,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聚族而居。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凝固的、静守的,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对固定化、秩序化,这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为保证社会的稳定,一切充满变化因素的事物,都是不被鼓励的。从经济形态来说,社会重农轻商;从管理方式而言,重集中而轻民主;从人际关系来看,重秩序而轻自由。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家庭也相应地具备了这些特点。具体到两性的婚恋关系,那就是更注重家族和集体的利益,而忽视个人的感情和喜好,家庭更多地是养育子女和经济合作的场所,而非个人情感的栖息地。

也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传统社会为两性的婚恋关系,设定了一系列的固定模式,即男强女弱,男大女小,男才女貌,男外女内等。在男强女弱的模式中,男性对女性拥有无可置疑的管理权和领导权,从而保证了家庭的稳定。而之所以婚姻模式多表现为男大女小,则是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精壮劳动力,因此女性必须尽早走入婚姻,以尽量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便对女性的初婚年龄提出了要求。与此相通的是,社会赋予了女性生育的重任,更多地将承担家庭经济的任务交付给了男性,因此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这也使得男性在择偶时,往往不重视女性在社会竞争中的谋生能力,而更看重女性的外表,以及操持家务的能力等。

这些模式无论如何变化,却终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将女性限定在生育后代的角色中,而忽视了她作为社会劳动者的其他作用。也正基于此,在现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媒体和大众聚焦于“剩女”群体,或忧虑,或嘲讽,或劝诫,只因为她们“背弃”了传统社会赋予女性的“母亲”和“妻子”角色,而孜孜于追求其他社会角色。

三、“剩女”:社会转型时期的婚恋焦虑

在任何地区,任何时期,女性群体的发展,始终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这使得女性的婚恋选择,亦始终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因此,探讨“剩女”这一社会现象,仍然要将其放在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来加以考察。

自中国在上个世纪推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单一格局被渐渐打破,在经济形态上,表现为多种经济模式并行不悖; 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气象;而另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则是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市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实施城镇化战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口开始大规模流动,传统的以农业为主导的、固定板结的社会结构也渐渐改变,产业布局亦相应调整,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随之变化,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两性婚恋关系的变迁。

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传统的“熟人社会”日趋消解,这为适龄未婚青年的社交带来一定困难。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城市公共社区的功能向来比较薄弱,在为未婚青年提供交往空间方面的作用,也较为有限。一方面是社交功能薄弱的城市公共社区不能为青年男女的交往给予更多的帮助,另一方面则是“熟人社会”的消解,也限制了未婚青年通过人际关系渠道寻找婚恋对象的可能性,加上中国文化中向来强调女性在两性婚恋关系中要矜持、被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部分性格内向,不擅交际的女性难以寻找到合适的交往对象,从而迟迟难以走进婚姻。

随着人口的流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传统社会的结构,也随之改变。稳定,不再是组建家庭最需要考虑的要素,家庭的生育子女和经济合作等功能也都随之下降。满足彼此之间的情感需求,成为青年男女在择偶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经济上更为独立,也更能敏感地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她们在选择异性时,会更注重双方的情感交流,而情感交流本身所具备的难以把握、不可捉摸等特点,反而使得这部分女性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在婚恋之路上进行得并不顺利。与此相反,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优势性别一方,更倾向于传统的婚恋模式,他们还是更希望寻找相貌美丽、年龄偏小以及经济能力偏弱的女性。双方需求的不对称,让城市中的部分“三高”女性,被置于婚恋市场中的尴尬位置上,难以走出困局。

此外,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在生产劳动中的性别差异渐渐缩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往往更能适应都市生活,并能在职业发展中,体会到个人价值实现的快乐,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婚姻带给女性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也动摇了部分女性走入婚姻的决心,主动选择了单身。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来注重主流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全社会一致倾向于主流文化,这客观上形成了主流价值观的强势状态,也给那些处于弱势、边缘文化群体中的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就婚恋关系来看,也是如此。传统的社会习俗既然早已将固守于家庭设立为女性唯一的出路,那么,未能遵照社会习俗走入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必然要承受相当的压力。虽然目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也被一一质疑,但文化传统始终具有强大的惯性,身处其中的人们,也仍然习惯于依附传统的价值观,并以此衡量自我以及他人的行为标准。当媒体和大众普遍以“剩女”称呼大龄未婚的女性时,言下之意,对这个脱离主流价值观的群体,充满了不安和焦虑。

四、“剩女”焦虑的背后

转型中国社会 篇4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转型中国社会 篇5

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本文试从转变的特征、原因以及发展趋势三方面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提高社会对该现象的认识,从而有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作 者：何蔚 HE Wei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四川,内江,641002 刊 名：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EIJI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6(6) 分类号：B82 关键词：社会转型   中国青年   价值观   浅析  

转型中国社会 篇6

由于新旧因素并存、传统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汇流,进步与落后的较量,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价值观的深刻嬗变,各种价值观念彼此缠绕、相互碰撞,带来了人们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集体主义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只有以集体主义为本位,才是调节社会转型期多种价值冲突的`现实基础,才能真正实现对当代社会种种价值观的超越及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指导.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它是抛开那种抽象的、空洞的形式和“虚构的”、“冒充的”集体,回归真实的、时代的内容,寻求在个人与集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双向互动、有机统一的新型集体主义.

作 者：王岩 林潇 WANG Yan LIN Xiao 作者单位：王岩,WANG Yan(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林潇,LIN Xiao(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江苏,徐州,221008)

转型中国社会 篇7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经济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是以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社会变革, 一切变革以这一核心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 新闻传媒业开始从事业性质开始向事业性质、企业管理转型, 由政治工具向兼具经济属性转型, 在转型的过程中由于传媒双重属性的冲突, 使新闻伦理陷入困境。

1. 媒介伦理与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媒体逐渐走向市场, 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市场化机制决定了新闻传媒市场要在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去寻求自身的经济效益。市场因素在新闻传媒行业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增添了新闻传媒的活力和实力, 促进了传媒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策略调整, 增加了媒介产品的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 实现了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转变。然而, 只要是市场化, 追逐利润和剩余价值就是最基本的目标,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新闻传媒的经营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在最短的时间里争取更多的受众, 获得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获得经济效益, 有些媒体不顾社会利益, 以娱乐、煽情或不良传播内容吸引受众眼球, 盲目追求发行量、视听率, 甚至刊登虚假广告, 搞有偿新闻、进行新闻敲诈。市场的经济理性与媒介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 成为新闻媒体转型的阻力, 也是造成媒体伦理道德失范的根本动因。

2. 媒体双重属性使传媒伦理陷入对立冲突

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新闻传媒被赋予双重属性, 即“事业性质, 企业化管理”, 这种运行机制要求在把市场机制和企业运作原则引入到传媒的同时, 更应该考虑到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政治属性和社会功能, 在这双重属性的调配之下, 媒体在具体选择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不能回避。

第一, 新闻媒体的体制转型不是在市场经济磨合中的自然转型, 而是一种行政性的强制转型, 这种强制的转型难以找到传媒双重属性的契合点, 使新闻伦理陷入双重属性、相互矛盾的困境之中, 容易陷入传媒的“喉舌”功能被忽视的局面中。

第二, 新闻媒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 经营理念和编辑方针必然朝着商业化方向发展, 在具体的业务工作中会不自觉地把天枰倾向于经济利益, 使得新闻伦理中要求的责任和义务难于实现。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社会分层因素

社会分化与分层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与客观趋势, 经过三十多年的社会转型, 社会结构不断变化, 社会利益群体日益多样, 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加, 整个社会日趋开放与多元。社会分层与分化直接导致新闻传播受众不断分化, 促使新闻传媒由大众化逐渐向小众化、专业化转变, 同时新闻传媒的小众化发展催化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面对分众趋势, 新闻媒体在分与合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何平衡目标阶层与整个社会的关系, 如何满足目标阶层的同时兼顾整个社会公平, 成为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 社会的平等与传播公正

社会分层“是社会各个群体因占有社会资源不同而形成的地位高低不同的关系体系。” (2) 转型后, 经济发展成为中心,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依据占有经济资源的多寡来划分, 各阶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目前, 我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 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转型远未完成, 社会中下阶层比重仍然很大, 中层比重偏小。

新闻媒介本身作为一种资源, 反映目标阶层的社会利益, 代表目标阶层的社会意愿。根据市场原则, 传播媒介倾向于市场广阔、购买潜力大、社会地位高的中上层, 因此更多的媒介将对象集中在中上层的受众, 导致传播内容和传播态度倾向于中上层群体, 从而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地位和声音, 这往往造成传播过程中对弱势群体的错位与缺位, 主要表现为对弱势群体的报道数量较少, 弱势群体在报道中较为被动, 弱势群体的表达权力被传媒悄然替代。

2. 社会分层与媒体整合功能

社会系统论认为,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 组成系统的各部分相互制约、协调发展, 共同发挥作用。社会整合就是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 大众媒介能最有效地进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并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整合作用。

社会分层意味着社会的分割与分离。陆学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我国社会划分了十大阶层。不同阶层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利益需求, 媒体会选择不同的目标群体去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信息需求而不断细分。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 处于不同群体的人对信息接收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根据“知识沟”理论, 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 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差距将呈扩大之势。媒介分层促使社会进一步分化, 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合。

三、中国社会转型期影响媒介伦理的文化价值变量分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 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秩序和文化价值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击, 经济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等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这种变迁必然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 传播文化价值观念, 受到社会价值变迁的影响, 传媒伦理价值标准也在发生异化。

1. 传媒娱乐化

为大众提供娱乐是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 在传媒市场化的大环境下, 众多媒体为了争取高收视率, 迎合受众, 满足受众的各种心理需求, 在内容制作上以更贴近、更具吸引力的娱乐因素来争夺受众。娱乐不是问题, 但当娱乐成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方式, 娱乐功能代替媒体的其他社会功能过度发展时, 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首先, 市场价值取向造成媒体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除了赢利和娱乐功能之外, 更要考虑其社会责任是实现传媒的多种功能平衡发展, 并更好地服务和引导受众。

其次, 在感性层面传播内容, 造成道德弱化。在娱乐化浪潮中, 传媒以超强的视觉、听觉冲击吸引受众, 使受众获得感官上的享乐, 同时选取刺激性的、趣味性的、煽情的社会内容进行感性层面的运作。对感官文化的痴迷, 不仅使娱乐消遣成为主要内容, 占据了大部分的文化生活空间, 而且各种低俗的文化产品也堂而皇之地走进市场, 获得合法地位并受到追捧, 这是感情、观念的全面物化。

2. 文化消费主义

所谓消费主义, 是指消费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求, 而是为了消费本身。因此, 在消费过程中不是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符号价值。

消费主义的大规模消费需求, 由商业集团的利益以及附属于它们的大众传媒, 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创造出来并推销给大众的。传媒提供的媒介产品可以刺激人们的欲求, 创造迎合和鼓动消费主义的最便利和最有利的符号, 及生动、逼真的图像和色彩斑斓的影像, 替商家培育消费者和创造欲求。作为当代社会主导的文化传播渠道, 精神生产部门的商业化已经充分渗透到大众传播媒介。

媒介伦理中的政治理想和人文关怀应成为媒介的主要追求目标, 新闻媒介作为精神文化产品, 理应肩负起自身的责任和义务。

结论

在社会转型期, 以经济转型为主导的各种社会因素正处在变革过程中, 这些社会因素不断影响着媒介伦理的变化。当各种因素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规范, 当各要素不协调发展时, 媒介伦理问题不断出现, 因此媒体在转型过程中, 要明确媒介属性, 兼顾多重角色, 发挥多种功能, 有效遏制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困境的新闻伦理问题, 进一步坚持道德原则、道德规范, 促进新闻事业积极健康地发展和转型。

注释

11郑杭生.社会转型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探索的梳理和回顾之二[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5) :P 62-73.

信息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机会 篇8

《经济》：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是致力于推动中国信息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组织，作为理事长，请您谈一谈信息经济的含义及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

杨培芳：信息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产业为主导，以信息资源为劳动对象的经济活动。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信息经济是指建立在现代（光、电）信息通信和互联网技术上的产业经济活动；广义信息经济则包括以信息、知识、智力为劳动对象的所有经济活动，比如造纸、勘探、科研、教育、管理等均属于信息经济范畴。我倾向狭义范畴，因为这更具时代感。

至于发展信息经济的意义，我认为，有利于产业升级、节能降耗；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实现全面小康和公平信息社会的建立。

《经济》：今年您获得“2013十大经济学人”荣誉称号，获奖理由是：首次提出了“信息生产力”概念，并初步构建起了科学、完备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请您对这一理论体系做下阐述。

杨培芳：准确地说，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核心组集体完善了“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因为“信息生产力”这一概念刚提出的时候，人们还有异议，认为有“信息化”就够了，还提什么“信息生产力”。但当时人们都把信息化看作是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的普及。2008年之后，随着大、智、物、云（大数据、智慧城市、物联网、云计算）及移动互联网、3D打印的出现，信息化已经开始向整个生产领域延伸，人们可以利用网络传感和监测控制直接为生产、交换和生活服务。所以，它不仅仅是信息交流和传播媒体，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力。

“信息生产力”不是单一要素或者某个要素的子集，而是针对传统工业生产力而言，是整个社会生产力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也是信息时代最活跃、最重要和更加社会化的核心生产力。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一直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理论探索，梳理了3个层次、15个方面的理论框架。包括3大基础理论、4个应用理论和8个实用经济学分支，即信息科学、系统科学、演化博弈论、新价值理论、新分工理论、新货币理论、新经济伦理，以及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信息通信经济学、电子商务经济学等。

打破信息消费瓶颈

《经济》：“网络协同经济理念”和“公共理性社会机理”也是您所倡导的学术观点。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将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变革？

杨培芳：我在2000年出版了《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一书。分析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信息社会生产方式的异同。发现了除市场（看不见的手）、政府（看得见的手）之外的社会协同（挽起来的手）和互组织化的第三种力量。

前几年，我在承担《信息时代的网络伦理》课题研究时发现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网络经济将引发一场公共理性革命”。公共理性的核心机理就是网络透明促使社会价值从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走向互利主义，最终建成以“知识中产”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

《经济》：信息消费将成为中国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您认为信息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是什么？目前还有哪些瓶颈需要解决？

杨培芳：根据工信部的预计，到2015年，中国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实这也只占GDP不到1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信息经济的外溢效应。

35年来，我国物价普遍上涨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只有IT产品和服务价格在下降。30年前到电报局发电报，每个字要7分钱，现在用手机发短信70个字才要1毛钱，用微信还不花钱。如果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仅通信和互联网流量的收入，估计会超过GDP的40%！当然，这里边也有需求价格弹性的作用，没有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价格下降，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高的普及程度。

还应该指出的是，人类需求总是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从粮食、轻工、钢铁到房产的需求都会遇到天花板，而信息需求是新兴服务业和文化精神需求的基础，基本没有天花板。所以扩大信息消费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选择。

宽带基础设施和各行业信息应用服务的落后，成为促进信息消费的瓶颈。首先，要从法律和政策上支持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基础电信以更低廉的价格提供宽带接入服务。其次，是要重视各行业信息应用平台建设，通过“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社会的监督作用”，加快信息应用服务业发展。

信息消费促进可持续发展

《经济》：有研究证明，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物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4倍。其中，信息消费量每增长10%，单位GDP能耗降低1.8%，物耗降低1.4%。这三大基础资源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信息消费增强后，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杨培芳：社会发展离不开物、能、信息这三种基础资源。在一定的社会阶段，如果信息消费太少，就会过多地消耗物、能资源；反之，信息消费增加才能减少物耗、能耗。在这三大基础资源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置换关系。经过初步测算，单位GDP的信息消费量每增长10%，单位GDP能耗降低1.8%，物耗降低1.4%。

许多人认为，科技进步会增加失业。我认为，科技进步是要把人类从笨重、危险、影响健康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大家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其次，在减少低级就业的同时还会增加大量高级就业岗位，如，信息通信网络与平台的操作维护，电商、物流和售后服务，以及软件编制、研究创新、谋划设计、文化创意等。

《经济》：移动互联网驱动信息产业迈向信息经济。最近，欧盟与韩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议，将联手开发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网络。当前正是标准和规范制定的关键期，而我国华为和中兴也在欧洲设有研发基地，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话语权？

杨培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还有从国际竞争环境中走出来的华为、中兴这样优秀的信息设备制造企业，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信息技术领域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我国在精细加工、材料提纯等核心技术领域，虽然失去了领先机会，但在精巧设计和软件编制能力上具有潜在优势。可以设计出功能更强大的芯片，拿到美国或者欧洲加工；可以编制出更先进的系统软件和3G、4G标准，向全世界开放使用。如果说上帝已经把主导工业现代化的能力给了西方国家，而有着千年文化积淀的东方大国，一定会迎来信息时代更重要的历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