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借款纠纷起诉状

金融借款纠纷起诉状（精选6篇）

金融借款纠纷起诉状 篇1

原告: 住： 代表人： 第一被告： 住：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第二被告：xxx 男 汉族 x年x月x日出生 身份证号码：

住： 手机：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第一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万元，并承担所欠利息、逾期息 和复利 元（暂算至 年 月 日，实际支付按合同约定计算至本息清偿日止）及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

2、若第一被告不能履行上述债务，则请求依法拍卖、变卖第一被告所有的位于xxxxxx的房产（权利证书编号：xxxxxxx）、土地使用权（权利证书编号：xxxxxx），拍卖、变卖第二被告所有的xxxxxxxx房产（权利证书：xxxxxxxxxxxx号），由原告优先受偿。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描述事实)

上述事实有借款合同、借款凭证、保证合同等证据予以佐证。

综上所述，本案合同依法订立，具有法律效力，被告违反合同证据确凿，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向你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决。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金融借款纠纷起诉状 篇2

2008年7、8月期间,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支行 (以下简称桥西支行) 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三鹿集团) 签订了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总额为1.5亿元。合同约定某些情形下, 贷款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停止发放尚未发放的贷款, 并要求借款人提前偿还已发放的部分或全部贷款。这些情形包括:“其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 对我行贷款安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如果发生这些情形, 那么桥西支行可以“依本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从甲方 (三鹿集团) 账户上划收依本合同约定甲方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2008年9月11日, 三鹿集团奶粉添加三聚氰胺的违法经营行为被新闻媒体曝光, 随后全国各地受害者均开始向三鹿集团主张权利。

2008年9月12日, 三鹿集团被有关政府部门勒令停止生产和销售。同日, 桥西支行以特种转账支票的形式, 单方从三鹿集团在桥西支行所开立的存款账户上扣划了本案所涉贷款本息。因不满桥西支行提前收回贷款, 三鹿集团破产管理人以该行为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情形, 从而将桥西支行起诉至法院, 要求撤销上述债务清偿行为。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加速到期条款是否有效?桥西支行能否依据加速到期条款提前收回对三鹿集团的贷款?基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偏颇清偿, 能否被撤销?

二、争议焦点分析

(一) 加速到期条款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

在理论上, 加速贷款到期条款是指金融机构在金融借款合同中与借款人约定, 如发生一定的事由, 纵然债务尚未到期, 仍认为其已届债务清偿期而求偿, 并依担保合同的约定而使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的合同约款。加速到期条款实质是附条件的合同条款, 此条款的生效须以一定事实 (所附条件) 的发生为前提。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 借款人的违约情形常作为提前收回贷款的条件, 如借方提供不真实的情况、报表和资料、逾期或未按约定的金额归还借款本息、改变借款用途等其他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情形。仔细辨别, 金融机构提前收回借款的权利系复合性权利, 实质上是金融机构行使通知到期权这一形成权而接续下来发生的债权请求权。当贷款加速到期条件成就时, 金融机构享有通知到期权, 当通知到期权的意思表示到达借款人时, 借款合同履行期限界至, 贷款人享有要求借款人返还本息的请求权, 借款人原有的期限利益丧失, 负有及时清偿借款之义务。

加速到期条款是否有效, 桥西支行能否提前收回对三鹿集团的贷款是本案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加速到期条款是由商业银行所提供的格式贷款合同中的条款, 若要判断格式合同条款是否有效须判断是否存在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当加速贷款到期条款是基于借款人预期违约或者实际违约情形下对合同履行期的约定, 并未有免除银行责任, 加重借款人责任和排除借款人主要权利的情形, 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 可认定加速到期条款是有效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五条规定:“金融借款合同关于贷款人提前收贷有约定的, 该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有效。在贷款人主张借款人提前还款的条件成就时, 贷款人据此诉请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的, 法院应予支持。该诉请不以解除合同为前提, 故贷款人无须主张解除合同诉请”。由此可见, 除非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 一般而言,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加速到期条款的有效性是被承认的。本案贷款合同中的加速到期条款均未违反法律法规之强制性规定, 亦没有免除银行的责任、加重借款人责任、排除借款人主要权利的情形, 因此是合法有效的约定, 初审和终审法院均承认本案贷款合同中加速到期条款的有效性。

(二) 破产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破产撤销权是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人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进行的欺诈债权人或损害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行为, 有申请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 (1) 破产撤销权制度的功能在于防止债务人在丧失清偿能力、对破产财产无实际利益的情况下, 通过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交易, 或者偏袒性清偿债务等方法损害全体或多数债权人利益, 破坏破产法的公平清偿原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31条和32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

一般情况下, 基于加速到期条款商业银行有权按约定提前收回贷款, 这是商业银行的合法权利。但当在破产案件中, 若债务人被宣告破产, 那么基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偏颇清偿的范围, 是否应该被撤销?本案中, 三鹿集团破产管理人认为桥西支行提前收回贷款的行为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情形, 应该予以撤销;桥西支行认为基于加速到期条款, 合同已经到期, 不属于提前清偿。这是桥西支行和三鹿集团金融借款纠纷的关键争议焦点所在。那么在实践中, 基于贷款合同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情形?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前文所述, 合同之债何时到期, 应当由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款中予以约定, 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债务在特定时间到期, 可以约定债务在一定条件下到期, 可以约定债务何时到期由一方当事人决定, 或者由一方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本案中, 有关贷款期内借款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并对贷款银行贷款安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时, 贷款银行有权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约定, 属于合同约定的在一定条件下, 一方当事人有权决定债务提前到期的一种情形。因此, 基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并不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情形。但就本案细节来看, 法院认为桥西支行划款时, 三鹿集团并不存在歇业、停业整顿情况, 仍有足额资金可支付借款本息, 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尚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提前到期条件。合同中约定的加速到期条款与《企业破产法》中禁止一定期限内个别清偿债务、提前清偿债务的规定相违背, 桥西支行的提前收贷行为等同于三鹿集团的提前清偿, 违反了《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破坏了应当有破产程序对破产财产向全体债权人进行统一分配的程序。 (3) 笔者认为法院之判决理由过于简单, 事实认定过于简单化, 法律问题亦没有具体分析, 说理太过原则性, 没有通过逻辑推理得到判决结果。笔者认为, 本案中“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应该给予具体的分析, 借鉴会计实践中的规定, 确定财务状况重大变化的具体指标, 如因本事件所产生的违约金或者赔偿金及其它费用的总和占应付款项的20%以上, 或者占总负债的5%以上都属于重大变化。而不能仅做原则性的陈述, 应将法律问题技术化。

因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对到期债务的清偿, 不能依据第31条“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而撤销, 那么能否依据破产法32条规定的危险期间个别清偿而予以撤销?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 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 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 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 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通说认为此条中的“个别债权人”指单一债权人或多数债权人的集合;“个别债权人”中的“债权”应仅指“到期债权”。对于条文中是否暗含债务人恶意清偿则有不同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 破产制度设立撤销权的直接目的是挽救破产财产的不当减少, 其立足点是在债务人经济状况达到破产界限时, 无论债务人是否被开始破产程序, 债务人和所有债权人均应当遵守诚信原则, 分摊破产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 因此, 破产制度中的撤销权是纠正债务人行为引起的不公平结果, 更注意行为结果的公平与正义, 而主观要件不是构成行为失去效力的主要条件。 (4) 但对于到期债务之清偿是债务人应履行的义务, 若不问主观是否恶意, 一律予以撤销对于善意的债权人难脱不公平之嫌, 我国台湾地区立法规定对于到期债务的清偿不属于可撤销行为。理论上, 大多数学者认为《破产法》第32条是一柄双刃剑, 虽然具有制约恶意优先清偿之作用, 但同时也会使债务人在此期间内所有的自愿或非自愿的清偿行为面临全部被撤销的风险, 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权益, 会严重影响交易的安全和经济秩序的稳定。 (5) 从我国现行《破产法》第32条规定的文字含义分析, 其适用条件为:第一, 债务人已经发生破产原因;第二, 清偿行为发生在危险期间内, 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本案中, 桥西支行扣款时尚未发生《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破产原因, 既没有出现对到期债务的不能清偿, 也尚未发生资不抵债的现象, 所以不具备撤销清偿行为的条件。所以, 桥西支行在破产申请受理前抵销清偿其到期债权的行为, 并不为《破产法》等其他立法所禁止, 是不可撤销的行为。

三、加速到期条款在贷款合同中适用限制

虽然本案中基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不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 但并不是所有基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都不能被撤销。当加速到期条款被大多数债权人利用的情况下, 援用此条款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即导致借款人的众多债权人同时向借款人索偿, 最可能的后果就是债务人的破产, 在破产程序下债权人所得到的清偿往往杯水车薪,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两败俱伤的情况出现, 必须对加速到期条款加以限制, 避免出现“法之极, 害之极”的情况。 (6) 因此, 应对加速到期条款进行分类识别, 再加以区别其在破产撤销中的效力。

笔者搜集了各个银行贷款合同中的加速到期条款, 并将加速到期事件其分为三大类:一是对于本贷款合同的违约, 如改变贷款用途、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擅自处分抵押物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二是对于其他合同的违约行为将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 即交叉违约条款而导致贷款加速到期。三是其他重大可导致贷款收回存在风险的事件, 如借款人涉及重大诉讼、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对于此三种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对于违反本合同义务而导致贷款加速到期的加速到期条款的效力应被认可, 当债务人违反贷款合同的约定, 损害贷款人的利益时, 贷款人有权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我国法律中有类似的规定, 《合同法》第203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 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因此在借款人实际违法了贷款合同义务, 贷款人有权宣布贷款加速到期, 收回借款。对于第二类对于其他合同的违约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 在实践中, 此类条款叫做“交叉违约条款”, 是指如果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人在其他贷款合同项下出现违约, 则也视为对本合同的违约。交叉违约条款在地贷款合同中也普遍出现, 目的赶在借款人其他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出现偿还危机之前采取救济措施, 以避免自己处于比其他债权人更糟的处境。一般而言, 只有债务人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时, 才能追究其违约责任, 但交叉违约条款突破了这一限制, 极大扩展违约事件的外延, 任何对于其他贷款合同的违约行为均可导致本贷款合同的提前清偿, 这意味着借款人的期限利益可因其他违约行为被任意剥夺, 这无疑是商业银行利用其贷款人加重借款人的责任。在破产宣告前6个月的危险期间内, 因交叉违约事件而导致的贷款加速到期债务人而为的清偿如果不能被撤销的话将会产生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 违法了公平的法律价值, 因交叉违约而为的清偿同因实质违约而为的清偿是不同的行为, 在法律上应该予以区别对待, 只有对不同事物不同对待才是真正的公平。其次, 如允许债权人恣意利用交叉违约条款, 那么在破产程序开始前, 各债权人将会极尽所能追讨债权, 减少风险, 这将会导致交叉违约条款和加速到期条款的滥用, 待债务人破产时, 可能除了担保之物外财产所剩无几, 已无产可破。这样破产程序的功能完全丧失, 导致“破产制度的破产”。这不仅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债权人都立即主张债权会使企业马上出现财务危机, 使许多原本不会破产、有挽救可能性的企业“猝死”, 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与现代破产法以破产预防为核心的立法价值背道而驰。 (7) 因此为了防止违约事件的无限扩大, 增加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应在不履行主体、违约性质、违约性质及金额等方面对交叉违约条款进行必要的限制。对于第三类因其他重大事件而导致的贷款加速到期条款是否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也不应一概而论, 此类规定与合同法中不安抗辩情形相似, 合同法规定:出现法定的不安抗辩权的情形时,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的, 可以中止履行, 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笔者认为可借鉴合同法对此的规定, 当商业银行有确切证据证明因其他重大事件借款人有违约可能的, 导致贷款加速到期, 要求借款人提前还款的, 应认定清偿有效, 不属于被撤销;反之, 当无证据证明借款人有违约可能而要求的清偿, 则应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

四、结语

破产撤销制度是为了防止偏袒性清偿损害全体或多数债权人的利益, 是公平清偿原则的集中体现。为了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破产撤销权不易随意扩大。对于加速到期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 应根据条款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对于此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上还有很多争议, 破产程序中金融债权应如何保护, 破产撤销之下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这对矛盾如何统一, 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商业贷款业务惯例的引入, 为预防银行信贷风险, 加速到期条款已被金融借贷合同普遍采用。对于加速到期条款的法律性质、法律效力以及基于此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 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无定论。本文以三鹿破产案件为例, 认为合同意思自治原则下的加速到期条款, 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 其法律效力应给予肯定。但对于基于此条款而为的清偿是否属于偏颇性清偿, 是否属于破产撤销的范围还应分类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

关键词：加速到期条款,提前收回贷款,偏颇性清偿,破产撤销

参考文献

武威工行陷借款纠纷 篇3

行长为完成任务借款138万元

据李亮介绍，2010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陕西省武威市南关中路支行行长祈长威以完成内部任务为由向其借款50万元，承诺一个月之后归还。2010年11月，祈长威又给他打电话，说民族街支行也要完成内部任务，需要借款30万元，出于对银行的信任，加之有祈长威的推荐，而且之前曾发生过类似的借款，李亮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并在民族街支行行长刘丹生的办公室办理了借款手续。但让李亮愁苦不已的是，如今工行不仅不认账，而且拒绝归还借款。

李亮称，2011年3月，他到民族街支行索要借款，得知该支行行长刘丹生因挪用公款被武威市分行和经侦大队控制，随即他向该行上级单位武威分行索要借款，没想到该分行答复称，借款是刘丹生个人行为，与工行无关，并“建议”他去上告。

在记者的要求下，李亮出示了双方借款的凭据，在借条上，约定借款期限为4个月，利率为月息贰分，落款单位为武威市工行民族街支行，借款人为该支行的法人刘丹生，见证人是祈长威（武威市工行南关中路支行行长），落款武威市工行民族街支行“受理凭证专用章”，借款日期为2010年11月8日。

“见过一些无诚意的企业和个人这样下作耍赖，却想不到堂堂国有银行竟然也这样，这不是自贬公信力，往自己脸上抹黑嘛，以后谁还敢相信工行？”李亮气愤地说。

与李亮遭遇相同的还有白居仁、张才生、邵兴海等3人。据白居仁称，他们3人的借款经过与李亮略有出入，都是该支行行长刘丹生主动给他们打电话，以利率高于银行为条件，要求他们把存款借给银行用来倒账完成各项任务。他们认为，中国工商银行是上市银行，行长亲自打的电话，不可能会骗他们，于是办理了借款手续，行长刘丹生也打了借条，约定利率，并盖了该支行的“核算事项证明章”。

刘丹生出事后，李亮等四人虽然多次与工行交涉，但武威市分行行长平德鸿均避而不见，万般无奈下，他们只好诉讼到法院。但没想到法院开庭数次，工行就是拒不出庭，导致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时至今日尚无结果。

从李亮等4人向记者出示的借条看，刘丹生从4人手中借款总金额达138万元。

讨要借款不成反被公安刑事拘留

10月13日上午9时，就在记者到达武威的前一天，李亮4人多次讨要借款无果后，在中国工商银行武威分行民族街支行营业厅前拉起了条幅，上书“工商银行还我血汗钱”。以引起工行重视，归还借款。但没想到该支行现任行长王新（音）向西大街派出所报案称，双方在拉扯条幅的过程中，当事人张才生打了他一拳，要求治安拘留张才生。

就在记者在向当事人了解事情的过程中，西大街派出所民警和武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苗孝天给张才生打来电话，要求他去武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报到，14时30分，记者陪同张才生4人去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苗孝天的办公室，在交谈了半个小时后，苗副支队长将张才生带到西大街派出所，在无拘留证的情况下先行拘留，张才生从下午3时一直被扣押，直到晚上9点获准拘留，随后被刑警支队副支队长苗孝天押送医院检查身体状况，但因张才生年龄过大（60多岁），血压高，拘留所拒收，只好被释放。在此期间，苗孝天和一名刑警一直在现场督办此案件。

银行：借款系个人行为 与行无关

10月14日下午4时，记者来到中国工商银行民族街支行，看到营业厅悬挂的营业执照上的法人仍然是刘丹生。在得知记者来意后，现任行长王新（音）接待了记者，当记者询问到该行向个人借款的细节时，王行长一直含糊其辞地推说：“不清楚，不知道。”记者提出欲向前任行长刘丹生任期的员工了解当时情况，王行长称该行的原有员工一个没留，都已被调走。记者问：“分行有无给支行下达各项任务指标？”王行长表示，目前分行已经已经给支行下达了任务指标。

对于10月13日李亮拉条幅索要借款及王行长报案被打事件，记者询问有无医院证明伤势情况。王行长称：没有去医院检查，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既然无医院书面证明王行长伤势情况，公安部门以何理由刑拘张才生？

下午5时，记者来到工行武威分行，见到了该行办公室的张主任，向其了解分行对借款事件的态度，张主任说，这是刘丹生的个人行为，与分行无关。记者询问银行内部关于业务章的管理，应该如何保管使用，张主任拒绝回答。记者欲采访该分行行长，但终未见到。

10月18日上午10点，记者电话采访到武威市银监分局的杨主任，听到记者的来意时，他以开会为由挂掉电话，再次拨打时已无法接通。

一笔以银行为名义进行的借款，竟然随着当事人被捕而“一笔勾销”，银行是否该为此担责？

截止记者发稿时，该借款纠纷仍未解决，受害人仍在奔走呼吁，为索要借款奔波。

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条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该单位的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将取得的财务部分或全部占为己有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外，该单位对行为人因签订、履行该经济合同造成的后果，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借款纠纷上诉状案例 篇4

上诉人李xx(一审被告)，女，xxx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王xx，河南方邦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1xxxxxxx0.

被上诉人xx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一审原告)，住所：xx市启明南路名车苑内。法定代表人辛民，职务董事长。

一审被告胡xx，男，1xxx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高庙村。

上诉人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xx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瀍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xx市瀍河回族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x)瀍民初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二、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判决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和被上诉人起诉书所述的事实范围，而且对超过部分的认定明显错误。

被上诉人在起诉状中述称“12月2日我公司应被告王占州要求暂借我公司贰拾贰万贰仟元提车，并于我公司签订《借款购车提车单》被告王占州自xxxx年12月2日借我公司贰拾贰万贰仟元提车后，未按合同约定还款和履行贷款手续”，不但被上诉人在起诉书中认定双方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且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也认定双方纠纷属于“借款合同纠纷”，所以一审法院应围绕“被告王占州自xxxx年12月2日借我公司贰拾贰万贰仟元”这一借款事实是否真实进行审理并确认王占州是否借被上诉人贰拾贰万贰仟元。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绕开此审理焦点，不但直接在判决书中超出被上诉人起诉书所陈述事实确认以下无关事实“原告要求被告王占州给付剩余款项的请求予以支持。由于总车款为371600元，保险费用3200元、管理费8880元、其他费用2810元，共计415290元，被告王占州已支付195250元，余款为20元，未付款项及利息被告王占州应支付给原告”，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上诉人认为，关于本案判决书中所涉及的“车款为371600元，保险费用3200元、管理费8880元、其他费用2810元，共计415290元”是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相互履行委托贷款合同、委托付款合同以及委托购车合同和委托办理保险合同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属于委托合同纠纷，而对于此纠纷，被上诉人并未起诉，借款合同纠纷与此委托合同纠纷并无任何法律上的联系，一审法院不应对此审理，一审法院却对此问题进行审理并认定错误。

二、一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错误，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理。

1、一审判决书查明认定的xxxx年12月2日有王占州签名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但该借款购车提车单是因为办理汽车消费贷款而签，属委托贷款合同的附件内容，后来因为汽车消费贷款22元未办理成功而导致原告所诉的借款222000元这一借款事实未实现。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存在三处明显系添加内容且与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供的其他主要证据向矛盾(以下详述)，上诉人在一审庭审时曾经对上述情况予以举证说明，而且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曾问及被上诉人“222000元借款是否已经交付”时，被上诉人称其“并未交付”上诉人。该上述借款事实根本未曾发生，被上诉人却起诉要求上诉人归还该上述222000元借款，所以一审法院本应该对被上诉人的222000元借款之诉应予驳回。

关于王占州《借款购车提车单》的证据论证说明：

1、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单据内容除王占州本人签名外，其余内容均为其擅自添加，王占州本人对此毫不知情(包括日期、车价款、银行借款等除签名之外的全部内容)。

其一，之前有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曾叫王占州在一张空白借款购车提车单上签字，其用途也只是为了方便以后办理银行借款之用。

其二，该提车单上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以及相关业务办理人员的签字，该《借款购车提车单》没有生效，其证明效力明显不足。没有相关业务人员的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就无法确定被上诉人对王占州借款的事实。

其三，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标明“银行借款”222000元，而根据相关证据显示，银行根本没有向新华夏公司发放贷款222000元。被上诉人既无法出示xx银行向其转账222000元的转账凭证，也无法出示其支付给王占州222000元的相关银行凭证或者公司财务支付凭证，更无法出示王占州同意接受这222000元的事实及证据。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写明的是“银行借款”，而非向被上诉人借款。该提车单上写明“从xx新华夏汽车连锁有限公司提走购车款371600元”与事实不符，新华夏公司没有证据证明王占州提走371600元。被上诉人起诉的222000元包括在该371600元中，“提走购车款371600元”不存在，222000元便没有存在的基础。被上诉人单单凭这一张《借款购车提车单》就想证明王占州在新华夏借款222000元，证明效力明显不足。

其四，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显示，被告王占州“首付(新华夏)149600元”。然而，根据被告王占州提供的相关汇款单据以及新华夏公司收款收据显示，王占州为购东风牌半挂牵引车，已先后支付了205250元。其中，先后支付给新华夏公司共计195250元，合同签订时支付给车辆的销售单位平顶山市瑞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顶山瑞东公司’)10000元定金。被上诉人一审诉称的“149600元”明显与被告王占州已经支付给新华夏公司的“195250元”不符，所填写的首付款明显与事实不一致。

其五，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中手写的的购车款、首付及银行借款等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其他证据(王占州与被上诉人的<委托办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协议书>，被上诉人向十堰瑞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汇款258600元的单据，平顶山瑞东公司的定车合同<商品车销售合同>)不能相互印证，存在很大矛盾。

(1)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委托办理个人汽车消费贷款协议书》第一条，双方约定订购的车型为“东风DFL4251，车价371600元，9壹辆”。而被上诉人在其所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中写的是“购车提走东风DFL4251，宇畅xxxx型号车各壹台”，与委托协议约定的不一致。

(2)按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显示，上诉人王占州xxxx年12月2日从新华夏公司提走371600元，但是，上诉人在xxxx年12月2日之前，已经为购车支付205250元(上诉人案子一审时已经提供了充分证据)。按此计算，王占州尚欠购车款166350元，其根本没有必要再次向“银行借款”222000元。所以，该“借款”222000元与被上诉人当庭的陈述及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相矛盾。按上诉人所提供的《商品车销售合同》，王占州订购DFL4251A9一台，价格是268600元。被告已支付205250元，下欠63350元，其根本没有必要借款222000元。《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宇畅xxxx”是后来人为添加的，被告王占州从没有授权原告新华夏公司代为购买此车。

(3)按被上诉人提供的“向十堰瑞东汽贸公司汇款258600元的单据”和“向聊城国力机械公司汇款93000元的单据”计算，被上诉人共计支付351600元，与《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写明的“提走购车款371600元”相矛盾。根据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显示，王占州此前已经支付给原告新华夏公司195250元。该195250元加上“银行借款222000元”，及“定金”10000元，共计427250元，与被上诉人所述的“提走购车款371600元”也相矛盾。

其六，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宇畅xxxx”型号车，“各壹”台的“各“字，车架号为“LGAG4DY3993011368”等几处字迹明显与其他地方字迹不同。因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内容存在两次或者几次添加修改，所以其证明效力严重不足。

2、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的证明效力明显低于上诉人所提供的平顶山瑞东公司的《提车单》的证明效力

其一，上诉人提供的《提车单》证明，王占州已于“xxxx年12月1日””在平顶山瑞东公司提走东风牌DFL4251A9一台……发动机号：xxxx”。同样的车，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却显示“王占州于xxxx年12月2日”从xx提走。王占州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提走同一辆车，所以该《借款购车提车单》的内容系明显伪造。

其二，平顶山瑞东公司给王占州开具的《提车单》，除签名和联系方式外的所有内容均为机打，不是手写的，且加盖有平顶山瑞东公司的公章，证明效力明显高于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购车提车单》，上面主要内容均为手写，字迹不尽一致，数据计算前后矛盾，争议性较大，可信度不高。且该《借款购车提车单》上没有被上诉人单位的相关经办人员签名，也没有被上诉人公章，所以其证明明显效力不足。

三、按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判决书应写明当事人所举证明及双方质证意见，但本案一审判决中却并未显示原被告所举证据种类及双方的阐述意见，明显与规定相违背。并且，涉及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借款购车提车单》的质证意见，其效力是否履行，一审法院也未在判决当中予以阐述，不知其是如何在判决中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查明的“被告王占州向原告支付的款项中含保险费32000元、管理费8880元、其他费用2810元”不仅超出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范围，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予证明;

一审法院查明的被上诉人向聊城国力机械公司支付的93000元汇款不但超出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而且与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无关。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金融借款纠纷起诉状 篇5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穗越法民四初字第32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营业场所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首、二层。

负责人：严俊玲，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彦，广东拓孚创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笛，身份证住址：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委托代理人：赵学丰，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志芳，台湾居民，现下落不明。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诉被告王笛、林志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陈彦、被告王笛的委托代理人赵学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林志芳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经本院依法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公告期限及举证期限届满后，没有到庭应诉，本院依法作缺席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2年1月14日原告与两被告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签订了粤穗淘按字2002年第04104号《购房担保贷款合同》，约定：两被告向原告申请贷款，贷款金额为人民币44万元，贷款期限为20年（从2002年1月至2022年1月止），采用等额本息法还款，贷款执行利率4.65%，在合同期内，如遇国家调整利率，贷款人将按国家规定利率调整。两被告同意将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276号之一2108房（原预告登记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国龙大厦东座裕兴阁21H）的房屋的房产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原告，并在广州市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合同约定，借款人逾期还本付息，贷款人有权向借款人收取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国家规定计收。借款人违约，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立即清还全部欠款，或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的形式处分抵押的房地产。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12年1月23日向两被告发放了贷款44万元。但被告

长期无法按期还款，截止2012年12月2日，被告尚有贷款本金余额358701.97元，正常利息91466.93元，逾期利息32948.04元，共计为人民币483116.94元需要归还给原告，故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1、解除原告与两被告签订的粤穗淘按字2002年第4104号《购房担保贷款合同》；

2、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58701.97元及至实际还清借款之日止的全部正常利息、逾期利息（暂计至2012年12月2日，正常利息为91466.93元，逾期利息为32948.04元；此后各类利息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合计为人民币483116.94元；

3、原告有权对依法处臵两被告提供的抵押物（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276号之一2108房）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4、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费、速递费、评估鉴定费、人口信息查询费等）。

原告为证实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借款申请表；

2、购房担保借款合同；

3、个人借款凭证；

4、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书（复印件）及依申请公开信息复函；

5、欠款清单；

6、结婚证。

被告王笛辩称：

1、由于国龙大厦的开发商存在一房多卖、重复抵押的情形，造成重大事件，其法人代表逃到美国至今未归案，事件爆发后，由于被告无法判断所购买的房屋有无涉及一房多卖情形，也无法判断原告与开发商是否进行相应的违法行为，故被告无法按照原来的合同履行还款义务；

2、不同意原告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由于前述的原因，在未查清之前，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有合理抗辩权，如果被告是唯一购房人，没有第三人主张权利的话，被告可以按照原来的合同履行义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合理。

被告王笛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被告林志芳未应诉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被告王笛与被告林志芳为夫妻关系，两被告于2001年7月2日在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

根据原告提供的2002年1月9日《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个人住房消费借款申请审批表》显示，借款人与抵押人均为王笛、林志芳（即本案被告），借款用途为购买住宅，购房地址及抵押房产地址均为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国龙大厦裕兴阁21H号，申请商业性借款金额为440000元，售房者名称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房合同（协议）号为穗房预合字99012383。

2002年1月14日，原告（为贷款人）、两被告（为借款人）及案外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保证人）签订了合同编号为粤穗淘按字2002年第04104号《购房担保贷款合同》，其中约定：“借款人因购买位于广州市环市中路南侧广州空军后勤部大院路段国龙大厦裕兴阁21H单元的商品房，同意把其与保证人签订的《购房合约》（合约编号穗房预合字99012383）项下的房产及其权益抵押予贷款人，赋予贷款人以第一优先受偿权，作为偿还本合同项下贷款的保证；贷款人向借款人提供人民币贷款440000元，在办妥本合同的抵押登记或备案后，贷款人把上述贷款全部拨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开立的存款账户内，同时根据借款人预先签署的《付款授权书》，将有关贷款金额以借款人的名义划入保证人开立的账户内；贷款期限为贰拾年，从2002年1月至2022年1月止；贷款利率按月利率4.65‰执行，借款利息按月计付，借款利率在合同期内，如遇国家调整利率，贷款人将按国家利率规定进行调整；借款人应从贷款贷出日的次月开始依照本合同附表的规定期数、每期付款金额及付款日期按月偿还贷款本息；每期付款金额计算方法经双方约定采用等额法计算；借款人逾期还本付息，贷款人有权向借款人收取逾期利息，逾期利息按国家规定计收；下述任何情况均属违约：1，借款人及／或保证人违反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如有任何违约情况发生，除非有关事项已在贷款人感到满意情况下获得圆满解决，否则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立即清还全部欠款，或有权按本合同规定的形式处分抵押的房地产，或要求保证人履行回购保证责任；……本合同的订立、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障”。庭审中，原告表示上述合同签订地点为原告的经营场所即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8号首、二层。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于2002年1月23日向两被告在原告发放贷款人民币440000元。原告与两被告亦在国土房管部门办理了抵押房产的抵押登记手续。根据广州市国土局房地产管理局于2002年1月22日出具的《广州市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书》，其

中载明“抵押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淘金支行；抵押人：王笛、林志芳；房屋坐落：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国龙大厦东座裕兴阁21H；权利价值：人民币556519元；主债权金额：人民币440000元；权利存续期限为20年，设定日期：2002年1月17日”。庭审中，原告表示涉案抵押房产的地址已变更为广州市环市中路276号之一2108房，被告王笛对此予以确认。

两被告在借款合同履行期内多次出现逾期还款，自2007年11月20日起停止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截至2012年12月2日，两被告尚拖欠原告借款本金358701.97元、正常利息91466.93元、罚息23278.56元。原告催收债权未果，遂诉讼至本院。庭审中，原告表示罚息和复利均按照正常利率上浮50%计算。

另查，根据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7月10日在网站发布的“公示”显示，“经审核，现初步认定王笛、林志芳为国龙大厦裕兴阁2101、2108、2801房的真实购房人。如有异议，请在本公示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持有效证明向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提出”。

2012年11月15日，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向原告出具编号为12-1107号《依申请公开信息复函》，其中载明：“经查，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国龙大厦东座裕兴阁21A房（2101房）、21H（2108房）分别已以99012382号、99012383号办理预售备案，预购人均为王笛、林志芳。已申请办理过户手续，现处于发证环节。均有抵押情况，他项权人均为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淘金支行（查询时点2012年11月15日）”。

另被告王笛至今未能提供有关证据证明涉案抵押房产存在一房多卖以及原告与开发商有相应违法行为的情形。

本院认为：被告林志芳是台湾居民，本案为涉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应参照涉外商事案件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因本案的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均在广州市越秀区区域内，属于本院管辖范围，故本院作为依法享有涉台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司法管辖区。另因原告与两被告在涉案《购房担保贷款合同》中约定合同的订立、解释及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适用我国大陆法律作为裁判准据法。

原告、两被告及案外人广州市国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2年1月14日签订的粤穗淘按字2002年第04104号《购房担保贷款合同》是缔约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合意，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上述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对缔约各方产生约束力。原告已按合同约定向两被告发放了借款，而两被告在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长期未能依约履行还款付息义务，构成严重违约，并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债权，致使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本院对原告主张解除上述《购房担保贷款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合同解除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两被告作为借款人应将尚欠的贷款本息清还给原告。但因罚息已含有惩罚性质，故罚息不应当再计算复利，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两被告为其债务提供抵押的位于广州市环市中路276号之一2108房（原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国龙大厦东座裕兴阁21H房）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原告依法对该抵押房产享有抵押权，在两被告不履行上述还款义务时，原告有权以两被告提供抵押的房产在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产所得的价款中优先受偿。

至于被告抗辩称其逾期还款系因为涉案房屋涉及一房多卖、原告与开发商存在相应违法行为，但至今未能提供有关确凿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与被告王笛、林志芳于2002年1月14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粤穗淘按字2002年第04104号的《购房担保贷款合同》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予以解除。

二、被告王笛、林志芳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清偿借款本金358701.97元及利息、罚息（暂计至2012年12月2日止的利息为91466.93元、罚息为23278.56元；从2012年12月3日起至本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罚息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计算）给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

三、被告王笛、林志芳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有权以被告王笛、林志芳提供抵押的位于广州市环市中路276号之一2108房（原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243号院内临环市中路地段国龙大厦东座裕兴阁21H房）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房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四、驳回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547元，由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承担170元，被告王笛、林志芳承担8377元。公告费1900元，由被告王笛、林志芳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淘金支行及被告王笛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林志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述请求数额为标准计，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徐晓红人民陪审员

廖文忠人民陪审员

冼静文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借款民事起诉状 篇6

法定代表人魏星，公司总经理。

第一被告： (客户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

第二被告： (担保人姓名)，性别 ，工作单位 ，住址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诉讼请求

1、判令第一被告向原告偿还所欠车款(计算至 年 月 日)，共计 元。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自年月日至判决确定之日的约定违约金，第二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3、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与两被告于年《分期付款售车合同》(合同编号： )及《分期付款购车担保合同》(合同编号： )，上述合同约定：第一被告从原告处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车辆1部，该车总价 元，第一被告要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3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交纳首付款给原告，第一被告须于每月28日前向原告交纳，从 年 月开始，当月交纳 元，以后每月交纳 元。最后一期交纳 元，

到 年 月止，共计交纳 元。第二被告对第一被告在编号为 《分期付款售车合同》项下全部应交款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合同生效后，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己方义务，但第一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仅向原告交纳了 个月的车款，便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义务。截至 年 月 日(起诉状日期)，第一被告拖欠到期应还车款 元，拖欠全部未还车款 元，拖欠违约金 元，经原告多次催告两被告，第一被告拒不偿还，第二被告也未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有鉴于上，特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此致

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