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共8篇）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1

发布日期: 2006-11您是第[10]位阅读者马小红

■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

■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

古人释“贪”为“欲物也”，“爱财”，“探也，探入他分”。即贪就是对物的占有欲望，喜欢钱财，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别人囊中，获取非分财物。当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探入他分”的时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腐败便由此产生。因为腐败与人们的贪欲密切相关，与权力相依相伴，所以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对政权的危害自不待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

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反腐败便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对腐败的遏止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通过道德的教育，遏止人们尤其是官吏的贪欲。这是一种营造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法。这种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是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训，唯一的内容就是决不允许为官的子孙贪赃枉法，若有贪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将有贪赃行为的子孙永远开除家籍，连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坟，这在家族关系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最严厉的家法了。此外，社会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视。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重义轻利”的最好注解。爱财固然发自人的本性，但是，财物的取得却必须合乎道义，遵守规范。“探入他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将会为舆论所不齿；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会遭到舆论的鞭挞，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惩戒。坚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扬清激浊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官吏的见贤思齐，自尊自律。

中国古代遏止腐败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官吏的机构和制定严惩贪赃的法律。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掌“纠举百官，肃正纲纪”的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格外重要。监察机构的首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对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进行弹劾，同时御史台根据制度不断派出官员巡视地方，以察举地方官员的非法之举。惩贪法律的制定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便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闻名于世的《唐律》虽然只有五百零二条，但是其中涉及到严惩官吏腐败的条款甚多。为防止权财交易，《唐律》规定，为人（或为自己）求情而破坏制度者，处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应了请求，与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别人的礼物而为人求情违法，其罪将比“赃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两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礼物，但并未枉法者，则减等处罚。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比较而言，中国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教化为重的“礼治”社会，人们深信，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力远比制度的制约力强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认，中国古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对防止腐败有着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对道德的过分依赖，使我们常常漠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为“具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借鉴古代的经验，既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视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样反腐倡廉才会卓有成效。

看《帝国潜流》解读可怕的灰社会现象小乔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国城的一代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在“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的悔叹中，黯然辞世。中国历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没有几个人的命运，如他这般跌宕凄凉。这个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着君临天下的愉悦，而用李光阁在《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中的话说，他却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灰社会”带来的苦果，并由此走上了历史典籍，背负着后世数不尽的嘲讽。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线性的定式和思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以及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转换一种方式，也许能够赋予历史诗性般的活力和颠覆性的美感。在解读北宋帝国兴衰的深层次原因时，李光阁摒弃了传统的理论归纳，而是引入“灰社会”这个概念，将北宋帝国的灭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1

代史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评价此书时所说，该书“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帝制社会崩溃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闪烁着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辩的光焰”。

在作者看来，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作者没有故弄玄虚地兜售理论，而是通过解构妇孺皆知的名著《水浒传》，以故事化文本还原社会原生态。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作者借助于现代散文话语的叙述与神采，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颇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让人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切身感受帝国王朝动荡与个人硬度生存的冲突，获得对传统社会下文化心理与制度指向的直观认知。

《水浒传》是基于史实虚构而成的作品。在李光阁眼中，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被他当成了记录当时社会状态的纪实性文献。他的这种解读方式是新鲜的，而总结出来的灰社会现象也是令人震撼和可怕的。正是这种解读，使梁山１０８位好汉的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在《帝国潜流》里，作者演绎了灰社会生成的过程。李光阁认为，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

按照作者的逻辑观念，灰社会的生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朝纲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灰社会如同病毒般首先从中枢神经蔓延开来。二是“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灰社会如同瘟疫般无可救药地从草根层迅速传染。三是“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全部失灵。四是“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富商兼大地主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开始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

在灰社会现象下，律法、政局、社会以及个人的命运，都出现了严重的颠乱和失序：通过不露痕迹的精神贿赂，高俅得到了一国之君的赏识，青云直上做了殿帅府太尉（《一个无赖的发迹》）；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合法性伤害》）；施恩创造了黑社会公司化发展的历史，现在那么多打着公司旗号搞非法活动的东西，原来都是在喝他的洗脚水（《一个黑社会公司的变脸》）；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蔡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梁中书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夫人路线》）；律法虽然没有明码标价公开叫卖，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如果犯人们不愿意支付或者没有银子支付，完全背离了管营、差拨的获利预期，他们就会行使合理伤害权（《律法的价格》）。这些灰社会现象，在作者故事化的解说下，变得生动而又富于哲理。

在灰社会状态下，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这方面的典型是杨志。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按照杨志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他打算靠自己的武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凭借个人的能力，他走上了殿司制使官的位臵，甚至贪婪成性地梁中书看了杨志的表现，都直接把已沦落为杀人犯的他，提拔为管军提辖使。但是，就这么个英雄人物，却成为替宋徽宗和梁中书押运私产的保镖。由于自然灾害和小人牵制，他把上司交付的私事给办砸了，为了躲避惩罚，他注定只能走上流亡之路。成为流浪汉的杨志，其实并没有放弃对朝廷的幻想。在水浒世界中，杨志先是用自己的能力“博前程”，再用财产“买官位”，然后用家族的荣誉“换衣饭”，这些都失败了，他只能流落在草丛里，用血命去“赌生存”。在灰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的离乱以及个人命运的卑微，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震撼。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2

一、韩国反腐历程

韩国建国后的历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共和国时期和现代韩国, 以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时期最为腐败。

1. 共和国时期

第一共和国的执政者为李承晚, 他执政过程中没有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而是专注于维护个人的独裁统治, 用人任人唯亲。这样的执政意图及用人导向为腐败制造了机会, 大小官员利用权力争相腐败, 并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掠夺相结合。有学者如是描述:“旧李朝的一切腐败现象如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捧上压下、满口政治道德口号而工作无能, 等等, 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级官僚机构中找到。”[1]腐败与低效成为李承晚政权的代名词。李承晚总统当然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 因此提出了反腐败措施, 如《公职伦理确立宣言》, 内容包括遵守时间, 服从命令, 完成任务, 廉洁、公正团结等内容, 还设立了以反腐败为目的的独立监察机关, 如审计院监察委员会等。但是一个带头腐败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进行反腐败的, 其所制定出来的措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很难得到实行。1960年, 韩国爆发了“4·19革命”, 李承晚政权结束。第一共和国是造成体制腐败的政权, 也是因腐败和独裁倒塌的政权[2]。

李承晚政权垮台后, 张勉打着“反腐败”的口号上台, 成立韩国第二共和国。然而第一共和国独裁和腐败带来的后患使张勉无法扭转局势, 整个社会处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低迷、民怨沸腾之状, 韩国被西方人称作“毫无希望”的国家。在此背景下, 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成功, 建立第三共和国。

朴正熙的第三共和国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反贪治贪以及经济现代化进程。朴正熙军事政变时宣布了“六条誓言”, 其中基本得到落实的有两条:一是发展经济, 二是“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 重振颓废的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朴正熙上台后铁腕施政, 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 并且建立起严厉的监查制度 (中央设监查院, 地方设监察室, 实施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 。朴正熙的威权统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是由于政企关系密切, 经济力高度集中, 政经“愈合”, 行贿受贿、靠优惠融资等不正当聚财的现象又开始产生[3]。作为一个痛恨腐败、无法容忍腐败的国家领导人, 他决心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这就是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庶政刷新运动”,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净化官场、社会净化和精神革命。朴正熙作为一名军人, 他的治国方式很具军人特色:威权、高效。然而在“庶政刷新运动”中, 人治与专制色彩极为浓重, 法外处罚频繁而普遍, 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 导致朴正熙本人于1979年被暗杀。

朴正熙被杀的同年, 保安总司令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 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上台之初的全斗焕决心要“开创一个廉洁政治的时代”, “把国民从政治镇压和滥用权力中解放出来”。为了反腐, 全斗焕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净化运动”, 对国家高级官员发动群众性再教育运动, 并通过了一系列与反贪腐相关的廉政法律。然而, 他只是借着“社会净化运动”反腐名义, 名正言顺地铲除异己、消灭政敌、巩固政权, 反腐败斗争成为全斗焕政府手中的政治杀手锏。全斗焕家族本身卷入极其严重的腐败事件, 总统本人成为贪腐的“冠军”, 反腐败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经济发展, 韩国的政治形态开始逐渐由威权主义向民主政体过渡。1988年, 卢泰愚当选总统, 韩国进入第六共和国时期。卢泰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秩序、新生活”反腐运动, 但其实质基本是把全斗焕的“社会净化运动”改个名称而已。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选举以及公众假期等薄弱时期的公职行为的管理, 通过各种教育提高公职意识等。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 要求公开高职位公务员 (包括总统本人) 的财产, 但并无具体执行措施。后来卢泰愚深陷秘密政治资金丑闻, 其所主导的反腐败运动自然也以失败告终。

2. 现代韩国

1992年金泳三作为韩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上台, 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反腐道路, 即制度反腐。主要有两大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两大制度实施后, 反腐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查出惩办了不少腐败官员, 并且把卢泰愚、全斗焕送上法庭。但由于韩国根深蒂固的政经勾结腐败问题, 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也伤及自身, 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 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 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 五名高级官员被免职, 10人受到其他处分, 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4]。更为严重的是, 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卷入腐败案件, 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1998年, 金大中当选总统, 宣布要彻底清除腐败, 不会把反对腐败作为权宜之计[5]。他延续了金泳三的制度反腐措施, 并在此道路继续努力, 推行了《防止腐败法案》。在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同时, 金大中政府创建了直属于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 并且鼓励公民协会和市民组织加入反腐败委员会。金大中的反腐举措收效甚丰, 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 共搜查2 246名腐败嫌犯, 拘留810名[4]。金大中的反腐也伤及自身, 三个儿子有两个因腐败而入狱。

之后的总统卢武铉及李明博在前任总统制度反腐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使得韩国清廉指数排名逐步上升。许多国家纷纷向韩国学习, 借鉴其反腐措施。

二、经验与启示

1. 运动反腐必终将走向制度反腐

韩国从李承晚政府到卢泰愚政府一直进行运动反腐模式, 而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直到金泳三上台后采取了崭新的制度反腐模式, 韩国才逐渐走向清廉, 这说明制度反腐才是反腐败的最终走向。

首先, 运动反腐存在诸多缺陷: (1) 运动反腐与腐败现象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腐败具有长期性、普遍性, 反腐败也因此是一场持久战。运动反腐采取的是急风暴雨式的措施, 就像一阵风, 风来了, 腐败分子避一避, 风过了, 腐败现象又重现。因此, 运动反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结果是“运动不断, 腐败不断”, 导致恶性循环。如朴正熙上台之后进行大力肃贪倡廉, 逮捕和开除了17 000名“腐化”的官员和2 000名“腐败”的军官, 以各种原因解雇了35 000名旧的行政人员[6]。一时社会风气好转。但维持不到五年, 腐败之风重新抬头, 朴正熙又发起一场“庶政刷新”反腐运动, 又查处惩办大批官员, 基本上给政坛重新洗牌一次, 这样的循环反复, 严重影响了政坛以及经济的延续。 (2) 运动反腐侧重于事后打击, 疏于事前防范。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长期以来, 反腐败斗争往往侧重于腐败发生到一定程度后, 才发动相当规模的斗争去解决它, 不注意事先防范, 而是随着问题与弊病的逐步堆积, 最后靠某种偶然事件, 如某个铁腕人物的上台、某个社会实践的爆发, 并以此为契机, 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腐败问题和腐败分子进行运动式“爆炸性”的清洗, 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大。

其次, 制度反腐能走向成功是由其特点所决定的, 因为: (1) 制度反腐具有普适性, 所有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的受制度约束, 不存在法外施恩之情形。 (2) 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制度缺陷是腐败滋生最关键的源头, 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 就必须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 (3) 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稳定的制度能让人们对自己行为有个准确预期, 知道哪些事情可为, 哪些事情不可为以及行为之后的后果,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朝令夕改而言的, 随意被更改的制度会让人无所适从, 从而使制度失去威严, 不被遵从。 (4) 制度反腐具有全局性。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体制、机制、法制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各层面的制度建设都要有全局观念, 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相互配合, 密切协作, 任何突出或依靠某一单方力量来完成反腐任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 反腐败制度必须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而且科学的反腐制度一定要得到贯彻落实

制度的特点决定反腐败必终将走向制度反腐模式。然而在各国的的反腐败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制定过反腐败制度, 为什么反腐效果莫衷一是?韩国李承晚政府制定了《公职人员确立宣言》, 张勉政府出台了《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 朴正熙政府颁布了《公务员伦理宪章》、《公职人员伦理法》, 为什么并没有取到和金泳三政府一样的反腐效果?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前面的政府并没有选择科学的反腐败制度, 二是由于反腐措施触犯了既得利益者———腐败官员, 而韩国长期以来实行集权官僚控制体制, 因此反腐措施无法落实实处。而金泳三政府选择了科学的反腐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这两项反腐败制度号称反腐的孪生兄弟, 犹如悬在贪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被反腐败的实践证明为目前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 金泳三不遗余力的贯彻实施其反腐举措, 即便是伤及自身乃至自己亲信及儿子也毫不退缩。

3. 建立强力有效的反腐败机构是反腐败制度得以落实, 反腐败走向成功的终极保障

科学的反腐败制度制定后,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腐败机构去执行和落实, 否则制度会成为一纸空文。金大中时期成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对韩国的反腐败斗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个集综合性与独立性于一体的反腐败核心组织, 对总统直接负责。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建立和评估政府发动的各种反腐败政策和活动, 发动和执行反腐败教育和宣传活动, 支持由公民团体自发组织的反腐败活动, 进行腐败资料数据库的建立和更新, 对举报人进行有效保护;为充分发挥委员会作用, 委员会成立秘书处, 由政府政策协调部部长担任秘书长, 帮助委员会开展工作[7]。

由韩国的反腐败机构联想到一些全球闻名的反贪机构, 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以及澳门的反贪局等等。综合起来, 强力有效的反腐败机构应该具备以下条件:首先, 反腐败机构必须直接隶属于最高领导人, 实行垂直管理;其次, 反腐败机构必须具有较为广泛的权力, 如调查取证、逮捕搜查、检查扣押;最后, 反腐败机构必须有较好的人员配备和资金保障。

4. 领导人的反腐动机决定反腐最终走向

韩国几代领导人都把反腐败提升为执政后的首要任务, 但反腐效果截然不同, 原因在于有的领导人是以国家清廉为反腐目的, 有的却把反腐败当做政治手段。譬如李承晚的用人原则是任人唯亲, 私人关系的远近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 因此他的反腐败实质是利用反腐的幌子清除异己力量。全斗焕也是把反腐败当做政治杀手锏, 而且全斗焕、卢泰愚都是腐败总统, 以牟私利为目的, 所以也不可能真正去反腐败, 否则无异于惹火烧身。与之相反, 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以及之后的总统, 其反腐动机纯正, 都以国家清廉、为社会发展为目的, 其反腐败斗争当然相对成功。譬如, 金泳三曾经指出:“不能像过去那样, 将清除腐败当做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清除腐败始终要紧紧领先法律和民主程序。”[8]另曾经有位日本学者在探讨朴正熙的反腐斗争时指出:“与其他军政权不同, 韩国的军事精英们不为自己积累财富, 而把经济发展的果实留给工厂主和企业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面对严重的体制性腐败, 领导人如果有坚定的意志和有力的措施, 在体制性矛盾一时不能解除的情况下, 也可以对腐败有所作为[9]。

5. 国家领导人的廉洁自律以及率先垂范有助于反腐的成功

政治领导人对下级及群众具有很大影响, 领导人自身能否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对反腐斗争进程具有很大影响。综观韩国反腐历程, 腐败总统如李承晚、全斗焕、卢泰愚, 他们执政时期的反腐导致社会越反越腐, 而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的反腐收效较好, 这与他们自身能否廉洁自律有很大关系。比如朴正熙, 他以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则。“他从不从事奢侈的娱乐活动, 从不打高尔夫球。每遇国家庆典和民间节日, 他不带侍卫人员, 自己一人到市区各地参观民众如何欢度佳节。到乡下视察时, 常光临小吃店, 吃大众化食物[10]。反对朴正熙的反对党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 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又比如金泳三的制度反腐, 他是从自己首先做起, 率先垂范的, 颁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前, 他首先公布自己以及直系亲属财产, 从而使得这一制度得以顺利推行。

金泳三、金大中两位总统不仅本人清廉, 而且表现出高度无私精神。金泳三的反腐制度殃及自身, 执政党官员和他的儿子亲信先后被查处, 金大中也有两个儿子卷入腐败丑闻, 这两位总统并没有因此而护短, 亦没有因此而驻足, 而是坚定的把反腐败制度贯彻下去。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 因为儿子的腐败丑闻, 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这充分表明国家领导人在反腐进程中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决心。

韩国的反腐败道路在曲折中前行, 最终走向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反腐道路任重而道远, 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韩国的经验, 建立健全的反腐机构, 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 使中国早日走向清廉。

参考文献

[1]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M].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3:45.

[2]王伟, 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出版社, 1988:118.

[3]金庆臻.韩国现代化研究[M].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5:74.

[4]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被冷落的韩国经验[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Republic of Korea:Korea Anti-Corruption Programs in New Millennium, June 6, 2006:6.

[6]韩国腐败“触目惊心”[EB/OL].http://www.qianlong.com/2955/2004/03/12/183@1936883.htm.

[7]金波.韩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1) :64.

[8]雷雨, 王刚.韩国腐败与反腐败的政治透视[J].韩国政治与经济, 1999, (1) :21.

[9]韩国的反腐败道路[EB/OL].http://www.gdjct.gd.gov.cn/main/hqzh/200501224494.shtml.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3

关键词 三反运动 腐败 反腐倡廉建设

1 “三反”运动的历史过程

“三反”运动从开始到胜利结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群众发动阶段。依据东北局反腐败斗争胜利的经验，在“三反”运动的初期，各级党政干部积极发动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依靠群众力量揭发、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行为。一旦发现腐败，党政机关便及时进行调查、研究、公审、审判。通过依靠群众，大量腐败贪污犯被惩治，国家的法律尊严得到了维护，秩序也得到了稳定，这一阶段斗争取得了不错的成就。

第二时期是遵照原则，定案处理阶段。在对贪污、腐败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我们党一贯坚持“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罚相结合”的原则和方针，各级党政机关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依据贪污腐败情节的轻重，对定案的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的人或党员作了适当的处理和处分，对犯罪情节严重者或执行枪决，以杀一儆百，树立我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对那些情节轻微的人进行教育批评，给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第三时期是思想建设阶段。在这一时期，“三反”运动已经进入了思想巩固建设阶段，通过“三反”运动进行整党，又结合批判资产阶级腐败思想，从思想和作风方面对党进行了建设。至此“三反”运动全面清除了贪污浪费现象，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

2 “三反”运动对当前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2.1 必须明确反腐倡廉在我国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建国初期的这一次反腐运动不仅随着反腐运动实情的变换适时制定如《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律条文规定，而且整个运动从开始到结束都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就要求全党同志要戒骄戒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并时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更加之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导致反腐倡廉工作举步维艰，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更应该把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坚持不懈地长期稳定地推进下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党风才会纯正，我们的社会风气才会正常，也只有在纠正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大前提下，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才能顺利稳步前进。

2.2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国最高领袖，不仅在“三反”运动中亲自督办指挥大小贪污腐败案件，而且亲力亲为，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为反腐倡廉工作做了表率，积极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进程。

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吸收他们先进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的同时，消极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思想、不良生活习惯方式也逐渐渗透进来，这样一来我们国内的一些党性不坚、意志薄弱党员干部就不可避免的受到侵蚀。因此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党要重新学习“三反”运动留给我们的经验，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刚正不阿身正且直，还要时刻联系群众，自觉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杜绝贪污腐败，只有这样廉政建设才能有效推进。

2.3 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但不能大搞群众运动来反腐倡廉

建国初期新生政权刚刚成立，旧风气、旧作风还存在于社会之中，在这些污浊之气的影响下，党内贪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此时党中央选择群众运动的方式举行“三反”运动惩治腐败分子是希望广大群众干部与旧社会划清界限，这的确在当时起了很明显的作用。但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反腐倡廉工作就一定要通过群众运动这一途径来实现，而且时至今日，反腐倡廉工作在国际国内环境与建国初期环境相比大变迁的情况下，单纯地寄希望于群众运动的方式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已经不能实现了。

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邓小平宣布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级党员干部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学习马列知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勤政为民。这个时候腐败是少数，是次要矛盾，如果这时再动员群众治理腐败问题，就不合时宜了，群众运动一旦发起就难以控制，邓小平认为“既然反腐倡廉是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以搞运动的方法，应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法律和纪律手段。”历史事实和理论证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工作依靠群众运动是不合时宜的，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通过法制的方法进行，才能行得通。

2.4 廉政建设应把反腐与倡廉有机结合起来， 并且应以制度为中心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在惩治贪污腐败时虽然也是改造与惩处相结合的，但此时的改造、教育、思想建设只存在于治理腐败的最后一阶段中，惩罚相对于教育来讲所占的分量要大得多，反腐比倡廉的比重要大得多。虽然这次反腐运动没有很好结合倡廉，也没有想到进行制度建设，但当时的做法对于当时治理贪污腐败、稳定政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在如今这个社会，单纯的惩治腐败，单纯的治标不治本已经起不到这么显著的效果了，新时期的廉政建设必须又要反腐——打击贪污腐败行为，又要倡廉——宣传廉政典型，还要治本——加强廉政制度建设。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一定的体制下的党政官员衡量过腐败成本与收益之后认为腐败收益大于成本，自己有利可图，所以选择腐败行为。因此制度性缺陷是导致当前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制度性的廉政建设就对反腐倡廉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早就提出过“过去我们发生过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充分证明了制度性廉政建设的重要性。

因此在新时期的廉政建设中，要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特别要以制度性的廉政建设为重点，只有扎扎实实搞制度建设，不走形式主义，始终把建立健全廉政制度作为党政机关反腐倡廉的长期举措，我国反腐倡廉工作一定会取得显著成绩。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反腐倡廉警示片观看启示 篇4

一、加强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党员干部更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二、党员干部必须明白，全力是谁给的，手中的权利应该为谁谋利，凡滥用权利者，必须受到制裁，从而做到警钟常敲。时时警醒自己，时刻不忘权利为民所用，利为民谋，情为民所亲。只有这样，才能经得起金钱的诱惑。永葆共产党人民公仆的本色。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宗旨，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正确方向，道德观念失衡，把国家和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当成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取私利的工具，政治上丧失信念、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最终踏上了不归路。领导干部一旦追逐名利、捞取功名，就会导致急功近利，贻误事业的发展；一旦恃权轻法、心存侥幸，就会触犯法律受到制裁，最终变成人民的罪人。从中也使自己清醒的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勤政意识。通过政治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自觉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坚定自己的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自我约束能力，提高自我警省能力，坚决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的诱惑。

三、牢记艰苦奋斗精神，切实抓好防腐倡廉，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尤其需要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廉政表现，作为党组织中的一员，一定要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每一件事做起，严格遵守廉政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警示片中的案例再次昭告世人：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也用党章和党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特别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要把我党的各种廉政制度坚持下去，就必须加强对领导机关、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监督，特别是自身也要从学习党内监督条例开始，认真执行条例规定的十项制度，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增强自我接受监督的意识。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5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腐败现象就一直存在，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对当今中国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发展趋势是始料不及的。相关部门统计，2009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案件25912件，判处罪犯26226人，同比分别上升了0.1%和2.0%。在当下腐败出现了这样几个特征：大量的高官及其家属成为腐败的主体；腐败大案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大大增强；集体腐败愈加明显和猖獗。日益严重的腐败形势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反腐败也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这种级别越来越高、所涉金额越来越大、群蛀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蔓延趋势却还在延续，腐败与反腐败正经历着激烈的较量，这也是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腐败现象的产生与蔓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有权力的存在就会有腐败的滋生。但权力的存在在现阶段又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的社会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还依旧依托于权力的占有，因此腐败的产生也是不可避免的。面对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其中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所遵循的规则出现了错位，市场经济活动具有严重的行政垄断，形成“金权政治”，这必然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治。此外，对权力的监督力度不够、腐败的风险系数不高也是诱发腐败之所以惩而难治的原因。在物质横欲、生活方式越来越多样化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各种诱惑也会越来越多，这时掌握权力的官员如果缺乏行政道德的约束和外在的监督，加之其权力的保护，就很难抵挡得住那些诱惑，从而借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达到庸俗享乐的目的，导致国家资源的损失。

面对严重的腐败形势，做好反腐败工作成为一大挑战。对此，党和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初步建立了反腐败的制度体制系，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很有效的遏制。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周光权认为，目前中国在制度反腐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侧重于事后出发的多，注意事前预防的少；分散的法规多，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少，难以形成合力；柔性的制度多，刚性的规定少，留下很多漏洞和空间；宣誓性、表态性制度多，可操作性较强的制度少，在反腐败斗争中难以操作，随意性强。作为一名执法人员，其观点多少反映了当今中国反腐败工作中在制度设计和安排方面的缺陷。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强调：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

体系的各项制度。反腐败制度的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反腐败包括三大点，一是预防腐败的产生，二是遏制腐败的蔓延，三是对产生的腐败进行惩治。反腐制度的建构要围绕着这三点，通过持续的制度创新，减少腐败得以发生的机会，并强化对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首先，加强对官员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人大的监督作用，使人大监督处于我国整个监督体系的最高位置和核心地位；实行纪委机构的垂直领导，确保其在党内监督工作中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建立和健全舆论监督机制，发挥社会大众的监督力量，特别是要健全网络监督机制，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其次，要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开办事制度，加强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透明度；转变政府的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尽量减少行政权力干预经济交易活动，如禁止官员从商等。并且，还要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加强法制建设。加强集中规定预防、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建立严厉的惩治制度，此外，要加强对官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要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重点，积极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文化资源，倡导全社会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6

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大多数时候都是一种制度性腐败。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运转机制。

自秦朝至清末，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皇权专制不断强化的历史。而皇权专制本身，就是最大的腐败。

皇权专制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这种制度安排，使天下成了君主的世袭产业。国家就是皇帝的盛筵，皇帝一家是唯一的食客，天下百官是负责上菜的服务员，而老百姓，则是餐桌上的食物。利益如此巨大，风险当然也高。为了保证

自己及后代的腐败特权，皇帝们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试图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甚至于“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凡所以固位养尊者，无所不至。”这就导致权力笼罩一切。

第二个原因是权力不受约束。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历来讲究人治，因此权力运用表现出极大的任意性。各地官员则是各地的“土皇帝”，在自己的地盘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虽然中国古代王朝通常都很重视监督机制建设，如御史台、都察院，但几乎每一个王朝，监察系统发挥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甚至根本就是空转。比如清代几乎所有的贪污大案，都并非监察系统监察到的，而是一些非常偶然的因素或者是政治原因引发的。中国传统的权力制约机制拒绝引入民间的监督力量，因此是一种体制内的自体监督，效力自然非常有限。

第三，低薪制导致腐败的恶化。

在中国历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低薪薄俸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财政支出，也有利于培育出一批清官楷模。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有着巨大的危害：它容易诱发腐败，并导致腐败的普遍化。

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低薪制，是由于历代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导致财政无力负担。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鲜明的规律，那就是历代官吏数量呈不断扩张趋势。每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都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无不成倍增长。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非常单一，传统赋税又只有农业税一个主要途径，官吏数量过于庞大，使得俸禄成为财政支出的第一大项。为了节省开支，薄俸制就成为大多数时候不得已的选择。

那么由此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官僚系统为什么会不断扩张？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官僚体系的存在虽然是为皇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第二个原因，官僚系统的不断扩张，也是皇权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结果。官僚系统是君主专制的工具，官权是皇权的延伸，君主专制不断完善，注定官僚系统也不断延伸膨胀。

低薪制体现了皇权专制的自私短视本性。皇权专制本身是一项极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它的设计原理是千方百计保证君主的利益，损害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这其中就包括官僚阶层的利益。

2．案例：大清王朝唯一不贪腐的衙门

晚清中国官场极度腐败，几乎无官不贪，无衙不腐。不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海关。

本来，海关是清代最腐败的衙门。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王朝在平定台湾后重开海禁。几年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来到广州，但是一到海关，英国人就在关税问题上陷入了麻烦。

据当时中国官方公布的文件，一条大船，需要缴纳1200两关税。但是中国海关官员要价2484两。英国人多次讨价还价，中方官员遂宣布减为1500两，其中1200两是国家规定的船钞，另外300两是“活动经费”。

这就是清代海关腐败的第一个表现：关税不透明，需要讨价还价。英国人后来说，清代海关官员从来不对外商公布关税实际税率。“海关税收远远高于法定的税率，并且直到鸦片战争时，外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的税则规定。他们多次索看，均被挡回。”

其实大清海关关税是有明确税率的。大清在中国古代王朝中算是一个讲究“精细化管理”的王朝，所以对于各个税关包括海关管理有着严格而明确的制度规定。这些制度仅从文字来看，其实挺科学合理的。

首先，征税规则透明化。清政府规定，各关税率不但要公布，而且要刻到木榜上，立到路边，让每个过往商人都能看到。第二，大清关税征收实行“商人亲输”的方法，各税关在收税时应该

让商人们亲自填写文件，现场交税，不许他人特别是海关关员代为填写，以防海关关员在其中做手脚。收据要一式两份，一份给户部做凭证，一份给商人做回执，这两份要对得上，可防止关员收到税款之后私留中饱。第三是实行多重监核制度。清政府规定，户部和广东总督巡抚对广东海关实行双重领导，都有监督检查的权力。第四是规定了对关员腐败的惩处制度。但是和大清帝国的许多制度一样，这些规定大部分没有从纸上走下来，或者走下来不久就变了样子。

比如第一条，“刊行税则”，张榜公布，从康熙后期起，就流为具文，大部分税关都没有认真执行。从雍正六年上谕我们能判断出，截至当时，很多税关就已经不再设立木榜公布税率了。第二条，商人亲自如实填写税单，也很难做到。雍正年间上谕说，海关上报的账簿全是假的，都是关员填写的。到了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奏折当中说，广州海关的账簿已经全是经

过造假的，没有一本是真的了。第三条户部和广东督抚对海关的监管，很多时候也是流为具文。户部长官通常都是三甲进士，没有任何专业知识，搞不懂具体业务流程。至于总督和巡抚，他们都知道能当上海关监督都是皇帝的亲信，所以不愿深管。所以，第四条惩处也就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了。因此广州海关成了众所周知的肥缺，海关人员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中国海关公开税率与当时很多国家相比很低。因为中国皇帝们考虑问题总是习惯于登高望远，从大局出发。他们认为不妨给外国人多点好处，“怀柔远人”，有利于政治稳定。中国官方宣布的平均关税率大约在4％左右，这比当时号称实行自由税率的法国还要低。

但问题是，天朝的事，往往纸上的规定与现实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实当中，国家正式关税之外，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种种“陋规”。根据尤

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这些还只是可以让皇帝基本掌握并且默许的“半公开化”陋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见不得光的巧立名目和克扣勒索。加上这些陋规，也就是外国人口中所说的“贿赂”，中国的关税水平就从纸面上的4％，一下子变成了20％

以英国人为代表的外国人对中国海关的腐败极为不适应，不习惯。他们之所以不习惯，也许重点不在于关税过高。外国人真正厌恶的，是海关官员们贪婪无厌的丑恶嘴脸，是不透明的，需要费脑子不停讨价还价的过程，是肮脏的交钱方式让人感觉深受屈辱。外商们很清楚，他们交的大部分钱，都没有上缴到帝国财政。据郭实腊估计，广东地方官员以及十三行那些官商，再加上相关工作人员，每年从对外贸易中“非法所得可达300万两。”他还判断，每年外商缴付的各

类税费只有1/3左右进入清朝的国库，而另外的2/3则流入各色人等的口袋。而马士统计的数字更为惊人，他说，海关收到的钱，只有十分之一上缴国家了。

到了晚清，中国海关却一跃成了一个著名的廉洁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海关基本杜绝了腐败，成为当时中国政府的唯一一块净土，甚至被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

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海关运转失灵。英、法、美三国的领事商量了一下，决定三国各派一人，成立了税务司，“代替中国政府”管理上海海关。令中方官员意外的是，外国人居然能诚实认真地收税，收到税款后来也如数交给了中方。而且，在外国人的管理下，上海海关贪污腐败明显减少，征收额明显上升。“税收大增，政府善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遂脑洞大开，很高兴地同意由英国人代管中国

海关。

1863年，英国人罗伯特·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对中国海关的管理。

赫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海关的腐败。晚清海关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鸦片战争之前，因为非法鸦片贸易的猖獗，海关官员最主要的来钱方式变成了庇护鸦片走私。各级海关关员都“广泛地参与了走私活动，并从中获得了巨额的经济利益。所有的人，从最高级的海关监督到最低级的杂役，都参与了这种腐败。他们定期向商人索取高额的费用，然后默许鸦片走私的进行。正是在这种放纵下，走私变得极为平常，有时竟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

赫德不想仅仅以反贪风暴来改变海关面貌。他要做的，是从制度上彻底更新，对腐败来个釜

底抽薪。

赫德建立了有效的审计制度。他专门设立了稽查账目税务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对各关财务会计制度进行监督。其中正稽核专门负责巡视各口海关，稽查方式是抽查，“他会出其不意地下去。”

赫德做的第二件事，是人事制度改革，对海关进行换血，把海关重要岗位基本上都换为外国人。换人的要点是“进人必考”。其他任何人和机构，包括他自己都不能安插自己的私人。赫德在选择海关雇员时实行全球招考、公开选拔，先后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

在处理违规行为上，赫德非常果断，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从不搞“下不为例”。“贪污，侵吞，挪用，受贿等不廉行为者，一经税务

司上报总税务司，将予立即开革”。

配合以上制度改革，赫德还进行了工资制度改革。清代旧式海关各级工作人员名义上工资都极低，表面上看差不多是给大清帝国免费打工，但是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超级富翁。赫德说：“中国的祸根在于官员薪俸低微不足。”

赫德说，为了使海关改革卓有成效，必须用支付高薪的方式使关员们保持廉洁。“一切费用，不可减少。若少，则所用之人，必为奸商所买”。

综合起来看，赫德的几项管理制度是相互关连的：高薪激励机制，让关员们“不想贪”。先进的会计制度和审计监督制度，让关员们“不能贪”。严明惩戒制度，让关员们“不敢贪”。这三者互为补充，不可分离。

赫德不仅自己在海关实行高薪养廉，还把这

个做法作为一项重要建议，贡献给清朝政府。在1865年10月17日向清政府递呈的《局外旁观论》中，他建议说：

文之要，惟各官俸禄。各等官员应予以足敷用度定数，不致在外设法得钱……其民不服并非因被勒之多，因无定时，无定数而系私取。若因国家用度，新定民间应纳各项银两，必无不服。所交之银，并无格外为难，反或较少。当然，清政府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高薪养廉当然要付出代价，那就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清代旧海关时代，粤海关每年经费很低，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但是赫德接任总税务司后，海关经费升至近75万海关两。在赫德任职期间，这项经费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逐步提高。1896年为196.8万海关两。但是清政府却很痛快地批准了如此高的经费标准，因为在赫

德的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1861年，海关税收是490余万两，到了1871年，仅仅十年，就达到1100余万两，翻了一番。到1904年，已经达到3020.65万两。

赫德主掌的海关极大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窘境。税收犹如国家经济的血液，清政府在濒死的边缘，获得了海关税收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鲜血液，让它又苟延了几十年的寿命。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2000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具体地说，据1854-1870年十六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4名因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间，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

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海关也再一次成为腐败高发地带。在湛江特大走私案件中，有200多名海关关员涉案。在厦门特大走私案中，仅厦门海关涉案人员就达300多人。如同前清海关一样，一个单位成建制地垮掉的现象又一次出现。

3．“陋规”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大清王朝给各级官员所定俸禄水平极低。巡抚级别，年工资不过一百五十五两。

而他们每年的实际支出，大约在八千两到两万多两之间。这些钱并非用于奢侈的生活或者特殊的享受，而是一个省级官员生活中必须的、合情合理的支出。

第一项当然是他个人和家庭的开支。第二项是社交支出。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需要应酬的地方比今天还要多。

第三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他身边的一套人马，都需要自己花钱雇用。在清代督抚衙门

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在编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也就是说，国家不给总督和巡抚配备下属办公人员。

由督抚来负担身边工作人员的开支，这在今天看来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负担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的负担中，有一项最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用。封疆大吏经常要派人往返京城，递送奏折，与皇帝沟通信息。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得力干员去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边远省份花费更多。这些支出皇帝同样不管。

所以，陋规的产生，也有其“不得已”之处。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没有独立财政来源的情况下，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通过“勒索下属”，来搞一点经济收入。这种“勒索”时

间长了，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的“陋”字反映了世人对它的道德判断。因此今天的读者有一种常见的认识，认为“陋规”是贪腐的产物，并且主要都归入了官员的私囊。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综上所述，“陋规”产生的最初原因，是地方官员收支的巨大不平衡。它本来的主要用途，也是地方公务。

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演进，陋规确实是越来越“丑陋”了。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收取“陋规”，是地方官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后来官员们发现，这份收入官不举民不究，皇帝也不好深管，所以是肥己营私的最佳空间。于是，本来收一万两就可以满足公用，他会收到两万两、三万两，甚至十万两。多余的部分，装入私囊，或者送给上级。

4．康熙应该对清代的制度性腐败负最大责任

清代的陋规体系，是在康熙一朝发展成熟的。

现代财政一般分为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两部分。随着历代以来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中国传统王朝的中央财政占比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唐代上缴中央的租税是三分之一，留给地方的是三分之二。到了明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收入比例，已经达到了七比三，地方收入严重缩水。

清朝开国之初，基本沿袭明制，所以起运与存留的比例一开始与明代相仿。但是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统一战争特别是其中的镇压“三藩”战争还在一直进行，军饷供应成了天大的事，一

切都要为这个让路。中央政府没有别的财政来源，只有不断压缩地方开支，康熙七年，全国“起运”也就是送交中央的财政比例为86.9％，存留地方的比例仅为13.1％。地方官员手中不但没钱来进行地方建设，甚至没钱来给衙役们开支。各地官员开始普遍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盘剥百姓，以补充经费之不足。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采取增加“火耗”的方式。

所谓火耗，就是附加税，名义上是弥补税粮运送和税银重铸时的损失。中国传统官僚办公效率不高，但在贪污肥私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高效率，令人吃惊。“州县火耗，每两有加二三钱者，有加四五钱者。”“大州上县，每正赋一两，收耗银一钱及一钱五分、二钱不等。其或偏州僻县，赋额少至一二百两者，税轻耗重，数倍于正额者有之”。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个别情况下甚至百分之百至二百。“火耗”加征，因此就成了清代一个著名的恶政。如果说在战争紧急之际，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统一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应该合理制定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但是康熙皇帝在这个时候，犯了重大错误。

收权容易放权难，历来是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经过多年的财政集权，中央官员享受到了财政集中的好处，不愿意再把已经到手的财权拱手送交回地方。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惰性严重，凡事一旦形成了“常态”，形成“先例”，就难以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到了康熙中期，全国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基本固定为82：18。这个比例后来作为“祖制”，被历代继承下来。因此与明代的7：3相比，清代地方的财政占比进一步降低。

因为俸禄过低，地方官收取火耗的动力很足，除了部分用于地方开支外，还有余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支出，甚至可以让自己过上相当奢侈的生活。当然，对于这笔巨大的好处，他们不能独吞，有一部分还要分润上级，需要层层送礼，这就形成了陋规。

既然地方财政不足，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不正式提高税率，满足地方政府经费以及官员生活支出的合理需要呢？

康熙皇帝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任内有一个著名的政绩，叫做“永不加赋”。这是他一生最引以为自豪的“德政”。康熙认为，这一制度可以从根本上限制后世皇帝剥削天下的程度，一劳永逸地减轻了百姓负担。对于皇帝家族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制度设计，康熙因此也确实成为被后世热烈颂扬的千古“明君”。但是康熙没有想到，这样的制度设计，后来实行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通货膨胀之后财政收支的严重不平衡。清代的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康熙去世后，从雍正到嘉庆年间，全国物价涨了三倍。然而税收却不能同步增长，这也就意味着到了嘉庆年间，政府的税收相当于缩减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第二个后果，国家一旦有重大突发事件，固化的财政系统无法支持。所以我们后来可以看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朝廷军费无出，咸丰皇帝格于永不加赋的祖训，不敢增加税收，只好大开卖官之门，导致吏治极度败坏。

对于这些问题，康熙本人也并不是没有认识。但是晚年的他却失去了锐气。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比例，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税收体制的根本调整，波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晚年的康熙已经调动不起这样大的心力。

5．雍正皇帝的“高薪养廉”改革

雍正皇帝在清查亏空的过程中，认识到各地亏空的成因主要不是官员们的“婪索”，而是地方财政经费不足所致。他意识到财政制度不改革，亏空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亏空问题，就只有突破康熙“永不加赋”的成例，把“火耗”由私下征收，变成公开征收，并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和官员生活支出的不足。雍正二年，雍正宣布进行火耗归公及养廉银改革。雍正说，过去各地官员私征火耗，银钱多入私囊，弊端很多，比如造成官吏的贪污、陋规的横行、国库的亏空和农民负担的加重等。

雍正问道：

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乎？

也就是说，百姓所交不论税还是费，本来都应该是国家的财政收入。但是现在以私征的方式进行，就变成了州县官员掏自己的腰包来养活上级，上级就不得不感他们的恩。这显然是是非颠倒。如果把火耗征收的权力上收，就变成了上级拨经费养活基层官员，这样才合政体。

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改革的效果非常良好。

第一个效果，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由省政府公开进行，收到的钱进不了地方官的私囊，与地方的利益并不直接挂钩，因此火耗征收率普遍降低，人民的隐形负担相对减轻。改革之后，山西省的火耗率由原来的百分之三十到

四十，降到了百分之二十，河南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山东由原来的百分之八十降到了百分之十八。这样一下子扭转了康熙后期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局面。

第二个效果，是贪腐得到了有效扼制。雍正皇帝按各级官员的官职高低、事务繁简，给全国地方官制定了不同的养廉银标准。一般来说，雍正年间总督每年的养廉银为两万两左右，巡抚为一万五千两左右，布政使为一万两左右，按查使为八千两左右，道府为五千两左右，州县为一二千两。养廉银数额超过了他们各自俸银的数倍、数十倍乃至一百多倍。

养廉银制度使官员的薪俸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让他们仅凭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生活。发放养廉银数额虽然庞大，但实际上只是变暗为明，并没有加重人民的负担，也没有加大朝廷开支。

更重要的是，在养廉银改革之后，雍正就可以正式禁止“陋规”，取得明显成效。火耗归公和实行养廉银制度，使清代的税收附加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经费的不足，这是清代反腐制度建设的最大一项成就，也是中国历史上反腐制度建设的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

6．养廉银改革为什么失败了

很多讨论反腐制度建设的文章，都以雍正养廉银改革最终失败，作为“高薪无法养廉”的典型例子。但是这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清代的养廉银制度失败的根本原因。

雍正去世之后，二十五岁的乾隆继位。

乾隆和康熙一样，也是一个“静态思维”的人。乾隆酷爱用规章制度把他治理下的一切都标准化、格式化起来，大力强化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

乾隆对养廉银制度进行了整齐划一的“固定化”处理。雍正皇帝设立的养廉银，本来是一个动态的可以随着需要不断调整的数字。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请示，由中央政府最后定夺。这

样就可以保证养廉银的数字可以适应各种变化。

但是乾隆却规范了各级官员养廉银的数字。乾隆十二年，朝廷因此对各级官员的养廉银都重新审定，公布了明确的数字，并且永为定制，轻易不做调整。

这个做法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在通货膨胀之时，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不能合理调适。

如前所述，从雍正到乾隆再到嘉庆，大清王朝通货膨胀三倍，就意味着官员的收入与支出之间，至少又出现了三分之二的缺口。“官员生活支出增加，但养廉额不变，使得官员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没有别的选择，他们不约而同又一次开始在地方上偷偷征收“附加费”，贪污腐败又一次开始横行，陋规体系全面死灰复燃。历史又流转回到了雍正即位时面临的困境，再次燃起的腐败之火，比原来更有破坏力。

7．高薪未必养廉，但低薪一定腐败：“中国俸禄史”的启示

前面探讨了清代官员薪酬与腐败的关系，而如果将视野放大到整个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到历代的清廉与贪腐，多与其官员俸禄水平与制度紧密相关。

汉代在建立之初，经济相对困难之时，就确立了中高级官员较高的薪俸标准，这是有着明确的“高薪养廉”的考虑的。汉孝惠帝说，“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也就是说，给官员们高薪，是让他们好好为百姓工作，最终落脚点也是为了民众。

与此同时，汉代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也非

常严厉。汉初官吏接受他人宴请被举报，就要罢官。朝廷鼓励百姓举报贪污受贿行为，还把没收之物作为对举报者的奖赏。

因此西汉大部分时期和东汉前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属于官风较好的时期，中高级官员极少出现大面积贪腐现象。《二十四史》中，以汉代“循吏”即清正有为之官最多。

然而到了东汉中后期，则情况为之一变。

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渡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

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在薄俸制下，东汉官风迅速大坏。“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也就是说，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西汉大夫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当然东汉末期腐败横行的原因不仅是薄俸制。严重的党争和宦官、外戚专权也是重要原因。

东汉末年出现了“里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之厄”，权臣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政治腐败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8．不给官员工资是贪小便宜吃大亏

中国历史上不光有薄俸制，在一些历史时期，还曾经实行过无俸制。

这些实行无俸制的朝代当然大多数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比如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一般都以战争抢掠为生，所以立国之初，北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俸禄。当时北魏文武百官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朝廷赏赐的战利品。每当北魏王朝打了胜仗，那些随军将士和百官就过一次节。至于赏赐的内容，当然是抢到什么就赏什么给百官，所以内容五花八门，既有金银器物、马牛猪羊、衣服首饰，还有俘获的人口，亦即所谓“生口”。但是获得赏赐最多的当然是随军出征的将士及文武官员，留守 的官员所获甚少，甚至根本捞不到赏赐。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留守文职官员和地方官员的主要收入就靠贪污受贿、“刮地皮”。史载当时无禄之官，“率是贪污之人”，“少能以廉白自立”，以至百姓视他们为“饥鹰饿虎”。北魏太武帝时，公孙轨出任虎牢镇将，“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車百两（辆），载物而南”，百姓登山怒骂相送。

为了惩治贪腐，北魏皇帝们也开动脑筋，想尽了各种办法。太武帝太延三年下诏，号召天下百姓和官员，举报其官长和上级。文成帝太安五年下诏书，要求对官员们实行长期追责制，虽然任满调离或者退休，但是如果发现问题，也不放过。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的办法更为特别，他发明了类似今天财产公开的办法。他听说州县官员搜刮百姓特别厉害，就专门派出一批使节到各地巡行，任务只有一项，就是查点官员的财产。巡行

使节闯入官员家中，一项项清点财物。如果你不能证明是合法所得，那就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律视作赃物。

但皇帝们的百端治理整顿，几乎毫无成效。清代史学家赵翼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评价:“是惩贪之法未尝不严，然朝廷不制禄以养廉，而徒责以不许受赃，是不清其原而徒遏其流，安可得也。”

直到孝文太和八年，北魏君主才想通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给百官发俸禄，不可能达到地方吏治的清明。因此才把制定俸禄制度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北魏孝文帝以汉化改革闻名史册，他的俸禄改革其实也是任内的一项重要举措，只不过后世注意者不多。

一个王朝，总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之举。实行俸禄制度，从短期看，因为兴革之举会导致官民一时不便，但从长远看，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因

为这一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百官肆无忌惮地抢夺民众财产的渠道，百姓负担实际上是大为减轻了。所以孝文帝接着说：“虽有一时之烦，终克永逸之益。”

历史事实证明，孝文帝的俸禄改革，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轻了农民负担，整顿了吏治，因此保证了孝文帝时期均田制、移风易俗、实行汉化等其他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9．高度人性化的唐代俸禄制度

唐代俸禄水平在中国历史上属于较高时期。这是统治者在制度设计上的有意为之。唐玄宗曾于天宝十四年下诏说:“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于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及此由。”可见“足薪养廉”是唐代统治者的明确思路。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唐代建立起了体系完备、内容复杂的俸禄制度。唐代高级大臣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名臣郭子仪“岁入官俸二十万贯，私利不在焉”。大历八年，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一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说，“回纥人帮我们平定叛乱立有大功，应该报答一下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请纳自

己一年的俸禄以充一万匹之马价，足见其俸禄之隆。

唐代俸禄制的另一大特点是各级政府的办公费用有明确的来源渠道，不需官员自己想办法。唐代为保证各级官员的办公条件，按不同官署级别，批给数量不等的“公廨田”，交由农民耕种，收租归各级官署使用作为办公费用。

唐代还实行了公务用车制度，各级官署都备有交通运输工具。中央机构基本上都有自己的车坊。

和历代一样，唐代官员服制也很森严，不过唐代官员的官服费用是由国家负担，不需个人置办。

唐代官员出差费用也有保证。官员因公出行，持有官方颁发的有效证件，也就是券牒，可

以使用官方提供的馆驿。

总之，唐代俸禄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性化。明清两代，在任官员购置官服需要自己出钱，因为官服昂贵，可能是官员年收入的数倍之多，所以清代干脆出现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要租官服穿的奇怪现象。除此之外，大臣们上班坐车坐轿、置办办公用品，从一地到另一地去赴任的路费，这些本应该政府补贴的项目，都要大臣们自己出钱。对于各级政府办公经费，朝廷也考虑甚少，地方财政收入大部分都划归中央，留下的数字只能满足需要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部分办公经费需要官员自筹解决，所以地方官员就只能在国家税费之外，乱搜刮乱摊派，无限度地增加百姓负担。唐代俸禄体系的成功之处在于国家不惮花费精力去进行较为完备的财政体系建设，其结果是唐代的官风远较明清两代为好。

10．宋代“高薪养廉”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以高薪闻名。有人说，“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官僚的俸禄是最为优厚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史料，我认为对宋代官俸以“最厚”一词蔽之，过于简单化了。宋朝中高级官员收入很高，低级官员收入却很低，很多基层官员的收入甚至不能满足体面生活的需要。更为严重的是，宋代的地方胥吏居然是没有俸禄的。所以说，宋代应该是厚禄与薄俸兼具的时代，高官厚禄，低级官员薄俸，而吏员甚至无禄。

宋代中级以上官员生活总体上来讲比较优裕，“国朝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元丰年间的朝奉郎、试户部侍郎苏辙，既享有寄禄官

正七品朝奉郎本俸，内容是月俸钱30千，春、冬绢各13匹，春罗1匹，冬绵30两；又享有职事官从三品试户部侍郎职钱月45千。另外还按年或月发给不同数量的盐、茶、酒、面、厨料、薪、蒿、炭、纸，给马刍粟以及元随傔人衣粮等，所以宋代中高级官员生活水平很高。

因此总体看来，宋代中前期宰执大臣官风相对较好，特别是北宋中前期，高级大臣多能“以天下为己任”，贪赃枉法者很少。有宋一代，文治大兴，百姓生活比较稳定，始终没有爆发大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与官僚体系的尽职尽责有关。

不过，宋代也存在着和汉代类似的问题，就是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收入差距过大。宋代官吏队伍过于庞大，财政不胜负担，广大低层官员只能承受低薪。宋代中后期，地方官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的情况司空见惯，方式则五花八门。宋代

已经出现“常例钱”的说法，所谓“常例钱”，就是官场上半公开化的礼金，性质同于元明两代的“常例钱”和清代的“陋规”。

与州县官员腐败比较起来，宋代吏员腐败更为严重，甚至与明清相仿佛。

宋代基层政府，官与吏的比例一般为一比二十左右。可见胥吏数量之庞大。但宋代官与吏的地位差别至为明显。

汉代吏员有机会升为高官。但是唐宋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普及，官吏渐渐分途。唐宪宗时曾有上谕禁止吏员投考进士科。不过在唐代吏员还可以由别科（如明法科）进入官员阶层。到了宋代，官员阶层基本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垄断，吏员不论工作多么努力，也没有什么上升空间。

中央政府的胥吏，只给予极为微薄的俸禄，而地方州县吏干脆“无常俸”，不给任何报酬。

虽然没有工资，吏员们却还要承担许多不合理的负担。比如他们要负责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玩的开支，备办官员生日的送礼等支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极少数老实的胥吏可能真的宁肯倾家荡产，也不为害百姓，绝大多数的人则注定要“蚕食百姓”。而他们蚕食百姓的机会，又唾手可得。他们得以营私的手段很多，“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

宋代胥吏贪污腐败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范围，不是个体现象，而是形成了群体性、普遍性的现象，国家不肯给吏员发放俸禄，实际上就是默许他们蚕食百姓，其代价就是社会底层的败坏。有人说，宋代“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

宋人说，胥吏之治，是宋代最失败的地方:“汉之天下弊于戚畹，唐之天下弊于宦竖，我朝天下弊于吏奸，凡为朝廷失人心，促国脉者，皆出于吏贪。”

总结宋朝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说，局部的高薪养廉注定不能长久，没有与权力约束结合起来的高薪养廉，是不可能真正成功的。

11．元朝俸禄制度的缺陷

和北魏一样，以战争起家的元朝开始时是没有俸禄制度的。

蒙古官兵开始是专以从战争中掠取大量财物、私属人口为生，“鞑人初未有除授及请俸；鞑主亦不晓官称之义为何也”。到中统建元之前，没有正式建立覆盖全域的俸禄制度。所以在地方治理上，与北魏初年一样，也是贪暴横行：“元初未置禄秩。无禄不足以养廉，于是地方官吏以未给俸，多贪暴。”

汉族大臣姚枢曾经进言，说实行俸禄有利于建设社会的公平正义:“班俸禄，则脏秽塞而公道开。”

忽必烈时期正式建立了俸禄体制。“世祖即

位之初，首命给之（禄秩）。……禄秩之制，凡朝廷职官，中统元年定之。”

不过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蒙古旧制与中原制度相结合的统一体，管理上比较粗疏，所以元代俸禄体系发育很不完全，不合理之处甚多。比如元朝南北官员，职田分配是不一样的，江南地少人多，所以职田只有北方的一半。朝廷内外官员收入也不均，有的官员俸禄很高，有的却非常低。

元代俸禄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俸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钞票发给的。元代钞法实行不善，经常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比如中统至元中年间，物价上涨8-10倍。最严重的时候，钞票几成废纸，仅能值回印刷成本。虽然朝廷多次采取增俸措施，但速度远不及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元代也属于薄俸制，大德年间，连百官之首的宰相都感到生活捉襟见肘。元代中下官吏普遍生

活困顿，如“（黄澹）在州县以清白自持，月俸不给，至鬻产佐之”（《新元史》）。这种低薪制不独汉官受害，也导致“不少蒙古官员家计入不敷出”。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也是空前的。明初叶子奇对元代名目各色的“例钱”曾作过分类解释，他说:“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俸禄制度的缺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

12．“官俸最薄”与“腐败最烈”的明代

宋代的高薪在历史上很有名，同样有名的是明代的“薄俸制”。论者动不动就说，“明官俸最薄”，“俸禄之薄，无以逾明者。”

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朱元璋对官员们是最苛刻的。在制定俸禄制度的时候，朱元璋对自己的亲戚家人待之唯恐不厚，宗室贵族的俸禄异常丰厚。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这还不包括巨大的土地赏赐。但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开国之初，经济凋敝为由，又把官吏的俸禄定得出奇之低。

按理说在朱元璋去世之后，随着经济恢复，社会发展，明代统治者们应该大幅度提高俸禄。

但事实是，洪武之后，明代俸禄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步降低。

其主要原因是明代俸禄的“折色”制度。

明初俸禄主要是用粮食来发放的。但是当国库中的粮食不够用时，偶尔也会发点其他东西来代替。这就是所谓“折色”。

发什么呢？发胡椒，发苏木。胡椒和苏木，一个是调料，一个是颜料，为什么发这些东西呢？因为这些是从外国进口的奢侈品，郑和下西洋的时候进口多了，宫中堆积多年，眼看着要放坏了，所以拿出来给百官充工资用。成化五年，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甚至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

么。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打得非常鸡贼。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

明代官场贪腐发展的曲线图，与俸禄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明代贪风之盛行，恰恰发生在洪武朝以后，与俸钞折色之制同步。折色越低，贪污腐化就发展得越厉害。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总结明史，尖锐地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

13．窘迫的曾国藩：清代京官的生活水平

清代顺治康熙等前期帝王认为，明太祖开创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超越汉唐，极为完美，康熙甚至称明太祖“治隆唐宋”。所以有清一代，在国家制度上大部分沿袭明制。比如清代俸禄制度基本是照搬明代俸禄。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清代京官，大部分生活都很“穷”。例如，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在做京官时，有时候甚至吃不起饭，日记中有“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的记载。他还记载他见到的另一个京官，刑部主事，因为经常饥饿，甚至面有菜色：“贫瘁不堪，门庭萧索，屋宇欹漏，使令不供，人有菜色。”。

我们可以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具体分析。

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中了进士，道光二十年，被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职。

清袭明制，官员俸禄水平很低。清代一品官员正俸全年不过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两，从九品及未入流只有31两有零。

雍正年间地方官进行了养廉银制度改革，但是京官只是在乾隆年间改开双俸，正俸之外再开一份“恩俸”。将薪俸与公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5两。晚清的一两白银约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

所以曾国藩收入很低。但同时花费很大。

一个人从外地到北京来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房问题。清代京官在住房问题上不享有任何福利，刚到北京就买得起房的人很少，曾国藩的选择自然是租房。

在传统时代，等级观念很严重，作为一个京官，不可能采取合租的方式，必须租四合院。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搬到绳匠胡同一个四合院，年租金160两白银。道光二十四年曾国藩升翰林院侍讲后，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年租金251两。

京官的第二大支出，是社交应酬。清代《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入人数。所以当时北京城的各大著名饭庄门口，每天晚上，都停满了官员的车马。当时京官吃喝不能报销，要自己花钱。在道光21年，曾国藩给朋友的婚丧嫁娶、朋友父母的生日送的寿礼，加起来70多两白银。请客吃饭用了40

多两，这两项加一起110多两。

第三项大的开支是衣服。清代对官服的要求非常严格又非常琐碎。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清代又没有公款采购制度，官服要自己买。一套官服置办齐至少得五百两到八百两。

除此之外，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只能租马车，道光二十一年，他在这方面花了三十多两白银。

除此之外，加上生活日用，文化生活，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共支出608两白银，赤字是479两。由于经济压力如此之大，曾国藩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记说“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这并不能说明曾国藩这个人本性是多么的卑污、多么的贪财，只能说明清代的财政制度是多么的不合理。在这种财政制度下，惩罚的是清廉之员，鼓励的是贪官。

14．曾国藩的小金库：清代地方官员的真实收入

一个人之所以在北京苦熬苦挣做京官，目的就是将来能有机会外放做地方官。一旦做了地方官，就掌握了地方上财政税收的大权。清代财政没有严格的审计制度，要想获得一些灰色收入易如反掌。

咸丰十年，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管江苏、江西、安徽三省。

他的法定工资，按制度仍然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但从雍正时期起，两江总督享有养廉银一万八千两。不过，“养廉银”仍然不是两江总督收入中的大头。大头是陋规，清代总督和巡抚级别的官员，平均每年要收陋规十八万两。

但是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不光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他对家里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曾国藩要求曾家的女人们，每个人都要参与体力劳动。而且还给她们制订了一个功课表。

曾国藩生活得如此清苦，是因为陋规中的大部分都没收。

可是除了清的一面，曾国藩身上也有“浊”的一面。

首先，曾国藩也和一般的官员一样，也会给别人送礼。凡是外地官员经过，曾国藩会送上一二百两银子的程仪。每年他还要给京官送冰敬炭敬。除此之外，曾国藩还送过“别敬”。同治七年，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进京之前，曾国藩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主要就是为 了给京官们送“别敬”。

其次，曾国藩也像其他官员一样，遵从官场上的“潜规则”。

曾国藩带兵打仗多年，军费花了三千多万两，需要到户部报销。要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各地为了顺利报销，要在户部花掉一笔专门的活动经费，这笔经费就叫“部费”。

在报销前，李鸿章给曾国藩写了封信：

“报销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一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须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欲壑，真难厌也。”

书吏们要一厘三毫的回扣，“部费”需要四十万两。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

人，到北京讨价还价，结果是户部的书吏做了极大让步，同意只要八万两。

以上这些开支，来自曾国藩给自己建的一个“小金库”。他属下盐运司送的“缉私经费”，上海海关、淮北海关等几个海关送的陋规，他都收下，供官场应酬打点之用。

曾国藩是“非典型类清官”。内清而外浊，内方而外圆。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清官办不成事。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海瑞一生没办成什么大事，因为他在官场上始终受到大家的排挤。曾国藩是想做大事的。他做事更重效果。因此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

15．刘光第和那桐：晚清京官的穷富极端代表

如果要数清代历史上最穷的京官，刘光第应该可以上榜。

刘光第是四川人，光绪九年中进士，授刑部候补主事。中了进士之后，他却因为家庭贫困，一直没有到北京去当官，因为当时做京官需要赔钱。直到光绪十四年中进士五年后，他获得了一位亲戚每年三百两白银的固定资助，才起程奔赴北京。他在北京当了十年京官，因在京官生涯的最后几个月参与戊戌变法被杀害。

刘光第的整个京官生活，都非常穷困。一般京官为上下班方便都住城里，他因付不起高昂房租住在郊外一座废弃的菜园子。发放俸米时，中

下级官员领到的基本都是放了多年的陈化老米，“多不能食”，一般用做牲畜饲料。只有刘光第一家是领到之后自己吃掉的，刘光第在书信中说：“幸兄斋中人俱能善吃老米。”

刘光第“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夫人则“帐被贫窭”，被子蚊帐千疮百孔。几个儿女则“敝衣破裤，若乞人子”。因为住在城外，所以上班路程很远，“从寓至署，回转二十里”，因为无钱坐车，所以平时“均步行”。

他被捕之时，连抓捕官兵都惊叹他家之穷：“缇骑见家具被帐甚简陋，夫人如佣妇，皆惊诧曰：‘乃不是一官人！’”

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京官的生活水平自然不尽相同。京官之中，也有少部分人身处巨富阶层。

这些人一般分两类。一类是立身不谨的重臣权臣，因为掌握的资源广而巨，夤缘攀附者门庭若市，所以营私肥已的空间很大。典型代表当然非清中期的和珅和晚期的奕劻莫属。

另一类是“肥缺”官员。京官中有些职务，表面不显山露水，但“实惠”却非常之巨，比如内务府及户部的某些职官，绝大多数是满人。那桐就是其中的代表。

那桐是内务府世家，从青年时代起，他的生活就是极为优裕甚至奢华的。那桐的住宅是一座横向并联的七跨大院，占地25亩之多，房屋约三百多间。特别是其中的“那家花园”“台榭富丽，尚有水石之趣”，闻名京师。

从日记记载来看，那桐几乎天天都是在饮宴应酬、唱戏听曲中度过，生活既按部就班，又富足滋润。1897年有一次赴天津旅游之后，那桐迷

恋上了西洋事物，从那一年起，“那家隔三差五吃西餐，买洋货。……坐汽车、安电话，甚至买汽车，反正什么东西时髦，那家便很快拥有。”那桐日常应酬手笔也很大。

那桐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因为他一生工作多与经济收支有关。那桐长期担任户部的职务。出任的第一个肥缺，是“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那桐在这个正五品的职务上每年的养廉银五千两，除此还有巨大灰色收入。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京城繁华地段经营当铺。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

那桐个人的理财水平也是一个关键因素。那桐极具经济头脑，擅长理财，他热衷于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比如，他经营商铺、置田产、地产、买房产、出租房屋，把自家的经济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资产积聚相当迅速。那桐生活优裕奢华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他的性格因素。与晚清大部分满族官员一样，那桐虽然是“能员”，但他的“能力”仅限于操办具体事物，对朝廷大政，国家兴衰，他从没表现出什么独到的政治见解或思想主张。圆融、开朗、外向和精明使他很善于构建自己的人际关系网，在国步艰难之际仍然全力经营自己的“幸福生活”。在晚清社会政治灰暗沉郁的大背景下，他的生活却是一派阳光、热闹和快活。

小结：反腐败是一连串的事情

据报道，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2014年与全国政协常委交流时曾提出，现在的惩贪措施已经让官员们“不敢贪”，他希望借鉴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让官员们“不能贪”，最终做到让官员们“不想贪”。那些反腐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都有什么共同点呢？

第一是能满足公务人员体面生活的薪水。

第二，是透明。

新加坡总理字面收入确实惊人，但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起来，实际收入也许并不算高。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说，仅从工资收入 的数字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领取薪水最高的一个人”。但是他又说，“从实际待遇看，我可能是全世界政府领袖中一位最穷的总理。”这说得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也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就是公开的工资收入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此外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待遇。新加坡总理以下，国家都不配给公车和专职司机，他们日常办公都是乘坐自己的私车，自己花钱加油，自己修车，自己出钱购买房子（包括李光耀本人）。即便国家总理，也要自己缴纳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李光耀去世，贵为“新加坡国父”的他在医院并没有享受到特别优待，所住的ICU病房隔壁是欠债累累的普通病人，为他看病的住院医也一直在轮转，没有因为他影响培训计划。

因此，和某些表面上工资很低，但实际上享有巨大隐性收入和福利的领导人相比，新加坡领导人的实际生活水平绝不算奢华。

第三个成功因素，是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

我们很多人只知道新加坡高薪，却不知道，在新加坡官员腐败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宾40.7倍。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能有效运作的关键在于独立性。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直属总理办公室，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拥有绝对的权威。

第四点，是公民的反腐热情。清廉指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反腐热情都比较高。

瑞典是欧洲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民众非常关注自己纳的税是怎么用的，所以他们监督政府的积极性非常高。官员们会因为吃饭时自带了烈酒（瑞典禁酒）、在高速上超速行驶等“小事”遭到投诉举报。据报道，有一个国会议员，有一次乘坐出租车到周边小城办理公务。出租车司机和他聊了一路后得出结论，这个议员本来可以乘

坐公交车，所以他乘坐出租车是浪费纳税人的钱，于是就将此事通知了新闻媒体，结果议员被曝光。瑞典的公职人员就是这样始终处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合理的薪酬，公开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权力约束制度，独立的强有力的反腐机构，有效的新闻监督，开放的民众监督，合理的公务员规模，这是廉政建设这个木桶的几块木板。有一块短板，这个木桶就存不住多少水。高薪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养廉的责任，或者说只有在其他前提都具备的条件下，高薪才能很好地发挥养廉的作用。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约束和配合，高薪养廉只能起到部分作用，甚至很多时候只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不但不能养廉，反而还会助长官员的奢靡之风。原书信息

书名：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宏杰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53384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7

一、特征之一:制度预设在前

领袖治党治军治政的意识、理念、理论、思想要变成行动的举措,必须要有制度作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中国共产党自创始以来就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上更是动尽脑筋、不断完善。在中央苏区时代,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建党初期就有党内监察工作方面的文件和机构,如1926年8月4日颁布的《中央扩大会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通告》,其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在革命的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但]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巩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第二十二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工作为:1.讨论与批准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他中央各部工作的报告;……4.改选中央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及其他等等。这也正是现在我们每届党的代表大会都要选举两个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源头”。

今天得到人们称赞的巡视工作,其实在党的早期,在中央苏区就有了制度和工作雏形。1930年10月28日中央组织部就颁布过关于巡视工作的规定,同时还制定了《巡视员工作条例》,对巡视员的任务、选拔、工作内容、方法、作用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和要求。在建立廉洁的党政监督机制方面,中央苏区更是不遗余力。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条文,如1931年11月颁布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1931年3月1日中央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等。在统一财政税收制度,建立经济审计监督制度,建立群众检举监督制度,建立司法监督制度和审判制度等各个方面,中央苏区都有详尽的制度规定,保障了各方面的廉洁治党、治军、治政,这也正是我们党能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特征之二:盯紧经济领域

腐败的直接原因是物质享受,而物质享受的来源则主要集中在经济利益上。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对于物质与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阐述。纵观古今中外,贪污腐败都与物质及其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中央苏区在反腐倡廉过程中盯得最紧的就是在经济领域。

首先,制定较为完备的经济、财政之政策。在1930年3月24日颁布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决议案》中,对于苏区经济有详细发展规划:(甲)保护纸、木、烟之输出;(乙)维护外来必需品(盐、布、糖、洋油、药材)之输入;(丙)调节粮食之产销;(丁)确定商人条例,保护商人买卖;(戊)保存现金维持市面之流通;(巳)限制纸票之发行等[2]235;同时颁布的《关于财政问题决议案》中,对财税的征收、使用、管理等有细致的决定。而且随着经济、财政工作的不断实践,还进行着不断的修订和具体化,以确保经济、财政为革命事业保驾护航。

其次,较早建立起了经济审计监督制度,并在工作中认真执行,以防经济领域出问题。1933年9月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审计委员会;1934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审计委员会组成的决定,并明确了其职权:(1)审核国家的岁入和岁出;(2)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2]328。同时还颁布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对如何开展审计工作作了详细规范。

再次,为了预防和治理贪污腐败,中央苏区还建立和完善了“群众检举监督制度”和“司法监督和审计制度”等预防和治理腐败制度与法规。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于1933年5月颁布的《关于继续并深入检举工作运动问题的训令》以及同时下发的《检举运动工作纲要》、《关于群众审判会组织纲要》等,对如何利用广大人民群众检举和惩治贪污腐败都有着细致的规定,有利于操作。

在整治贪污的法制建设上,中央苏区也是动尽脑筋。苏维埃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颁布了《关于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的命令》等法令、条规详来细往,对各级审判机关进行了详实的布局,有利于治理腐败的规范化和程序化。

三、特征之三:有腐败必惩戒

领袖的重视,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等固然重要,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一打纲领不如一步行动。在反腐倡廉工作中更是如此。中央苏区在反贪污腐化的工作过程中,坚持有腐必惩,遏制了腐败,纯洁了组织,为党为革命事业涉过风雨,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人治党治国治军治政树立了标杆,提供了经验。

1932年5月5日,经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依法对腐化分子谢步升进行了庄严审判,根据其罪恶判决枪决。根据史料,谢步升是我党历史上因贪腐而被执行枪决的第一位干部,是党反腐败开的一枪,极具震慑意义。同年6月对官僚腐化的永司县财政部长陈鸿烈也进行了揭露和处置;9月对吃拿卡要头陂军事部长进行了审判。随之,在苏区各级政府、机关、军队等开展了广泛的反腐倡廉工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审判一起公布一起,雷厉风行、绝不姑息、绝不退让、绝不回避、绝不停止。而且在查处、惩治、公布的同时进行广泛的宣传、警示,营造氛围,展示共产党人坚决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毅力。

同时又十分讲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既不放过一个腐败分子,也不错判腐败人员。1933年10月12日苏区审判委员会主席何叔衡就及时纠正了一起重判案子。江西省苏裁判部曾以第182号判决书对贪污犯王承谱判决其枪决,中央审判委经过核实其罪证,予以纠正,认为根据事实,王承谱只是贪污公款,处以死刑是非常失当的,应改为监禁一年,剥夺公权一年。并以《何叔衡关于改判王承谱、李佐都原判决的批示》下达,挽救了一条人命。在反腐败的强劲势头下,苏区风正气顺,革命事业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把反腐败和个人自律紧密结合,开展了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活动,认真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四、特征之四:发展是硬道理

这句话虽然是后来由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但共产党人早已这么做了。在中央苏区,一边在艰难中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一边搞好自身建设,开展反贪污腐化运动,更坚持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粉碎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经济政策》,从以下5个方面,对发展经济作了规定和安排:一、工业方面(一)为保障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船业、矿山、工业等……)。(二)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当保留在旧业主手中……。(三)竭办促进工业的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二、商业方面(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但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的投机以抬高价格。(二) ……(三)……。三、财政与税则。(一)……(五)……。四、市政方面……。从这一《政策》来看,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已考虑到了发展经济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政府比较成熟的表现。在这一政策的指引下,苏区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工商业、银行业,基本保证了人民的生存和生活,保障了战争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从档案材料汇编中,我们看到了苏区发展经济的火热场景:发展生产,帮助战争;努力春耕,争取胜利;全面动员,繁荣经济等。在大力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同时,中央苏区针对物质匮乏、条件有限的客观实际,苏区政府号召和动员军民大兴节约之风,鼓励军民积极购买公债。从汇编的原始档案资料来看,这方面的举措施和行动占了很长篇幅,可见当时的苏区都很重视节约和大力发行公债券,以渡过敌人的封锁,战争的急需。

有人说反腐动作过大可能会影响经济发展,这实际上要么无知要么别有用心。从中国历史上的“周期率”和当代一些出现动乱生变的国家来看,如果腐败问题不除,不单经济难以发展,国家也将难以存在。所以只有一手抓好经济发展做大财富蛋糕,一手抓好反腐败,才能“双轮驱动”,将国家推上发展的正确道路,造福于人民大众,中国共产党才能破解好“周期率”这一魔咒!

摘要：当我读完厚厚的史料汇编著作《防尘扫埃地净天蓝——回望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岁月》,我的心灵有着强大震撼,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治党强国全面掀起了反腐倡廉的热潮。

中国的反腐败启示 篇8

从历史角度认识其警示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地同剥削阶级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就领导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1944年4月，毛泽东号召学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要求全党以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鉴戒；1945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及共产党如何跳出盛衰历史周期率时，提出了靠民主、实行群众监督来防止克服腐败的重要思想；1949年3月，当解放战争胜局已定，蒋家王朝行将覆灭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不久，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往北平，筹划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又把这个新的伟大进军喻为“进京赶考”，并语重心长地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要考出好成绩。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党中央一直就非常注重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转变党的作风，加强党内思想领域建设，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每个历史时期，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人物，一旦发现党内存在的问题，就会及时的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如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揭露出了原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刘青山、天津地区专员张子善巨大贪污案，当时，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对此事进行了深刻思考。当即下令对两个贪污犯执行枪决。同时，又相继在全国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从而端正了党风，纯洁了组织，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壮大了党的力量，为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改革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创造了条件，为防止执政党变质积累了经验，更给全体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阶段，我们的党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考验。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党员大幅度增加，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不断进行，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些深刻变化既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挑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领导集体的党中央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制度建设的同时，查办了一大批大案要案。特别是“六四”风波过后不久，我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惩治腐败，此次行动气势宏大、来势凶猛、风暴所及，数十件大案列上黄榜，一些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纷纷落马。江泽民在1993年“七一”座谈会上指出:对腐败现象如不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大业，最终也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8月，中纪委再度宣布，坚定不移的开展反腐败斗争，务必在近期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于是，“廉政风暴”席卷中国大地。

据1993年元月份至5月份的统计，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贪污受贿案件高达18183件，平均每天121件，以后陆续查处了一些大案要案，像贵州“第一夫人”阎健宏，鞍山市原市委书记张文，济宁市原副市长陈步堂、河南汝州市原市长徐中和、北京市原市委书记陈希同、原副市长王保森等。这是廉政风暴之后揪出的第一批职权较高的贪官，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党员干部在腐败问题上前赴后继，造成近几年来公职犯罪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每年公布的查处大案要案数字都是成倍增长。但我们党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到谁，也无论级别有多高，都会一查到底，严厉惩处。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受到严惩。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更可谓是“惊心动魄”。先后严肃查处了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吴振汉，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有杰，福建省委原常委、宣传部长荆福生，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山东省委原副书记、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等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案件。其中王怀忠、郑筱萸被判处死刑。还有近期查处的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良宇等。这足以显示我们党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贪腐案件的力度，更表明了党中央惩治腐败、使“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决心和能力得以实现。

从国际环境认识其启示作用

目前政府腐败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90年代中期，英国梅杰首相的几位大臣因各种丑闻被迫辞职，撒切尔夫人的儿子因利用母亲的影响从事军火交易受到新闻界的追究。美国前任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滥用职权，非法将免税捐款用于党派活动，受到众议院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的处罚。在国外，政治腐败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事实。从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利路库特事件到华尔街的金融家和五角大楼滥用内部信息赚取非法收入事件的连续曝光，人们似乎用不着费很大力气就可以找到腐败的事例。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腐败并不是个别的违法越轨行为，而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的制度现象，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的一个表征。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无疑是中国20世纪最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但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遭受了解体的重创，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家一面欢呼他们战胜了苏联，一面又预言：21世纪将是埋葬社会主义的世纪，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这句话无疑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了警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21世纪捍卫中国的主权，能不能在21世纪继续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问题，所以说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各国的主体，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理应与其他国家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俗话说“攘外必先安内”，要把党内的腐败分子剔除，坚持“党与腐败水火不容”立场，国际环境要求我们的党在历史发展的风口浪尖上，必须要擦亮眼睛，分清是非，纯洁组织，壮大队伍，提高整体素质，以增强防止和平演变的能力，才能在世界立于不败之地。

实现“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必须坚持从严治党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坚持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党同志要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大力倡导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认真解决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对与领导干部作风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借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敛财以及岗位调整、住房变动等方面出现的违纪问题。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严格执行中央关于规范公务接待、控制党政机关修建楼堂馆所等规定，坚决纠正贪图享乐、奢侈浪费现象，教育党员干部讲操守、重品行，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要坚决维护党的纪律，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级纪委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不断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遵守党内各项制度，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决不能用来谋取私利。要加强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针对工程建设、土地管理、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领域腐败现象暴露出的问题，当改则改，增强制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制度，敢抓敢管，积极营造全党和全社会自觉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要坚持从严治党，保持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坚决查办违纪案件，既是惩治腐败的重要手段，也是预防腐败的有效措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坚决查办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的案件，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腐败分子，要加大经济处罚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继续治理商业贿赂，严厉惩处受贿行为，加大对行贿行为的惩治力度。加强对典型案件的剖析，举一反三，堵塞漏洞，完善制度，充分发挥查办案件在预防腐败方面的作用。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用“水火不相容”这样的铿锵之词来诠释党与腐败的关系，这足以说明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所在。它就像一面反腐的战旗，向世人宣告共产党是坚决反腐败的，对自身的腐败分子是决不手软的，任何搞腐败的人不管隐藏得多深，不管权多重、位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就一定会受到严厉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