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论文

律师论文（共7篇）

律师论文 篇1

一、律师准入制度研究

为保证律师队伍的素养和水平, 维护律师界的信誉和形象, 各国都规定了严格的律师准入制度。

(一) 美国的律师准入制度。

在美国取得律师资格的条件相当严格。尽管各州具体规定的取得律师资格的条件不完全相同, 但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必须是成年的美国人, 或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2)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由考试机构经过品行调查证明没有劣迹的。 (3) 申请律师资格的人必须在美国法学院毕业, 具有法学学士学位。如果是非法学专业的其他专业毕业生, 则必须进法学院, 获得法学学士学位, 才能申请律师资格。 (4) 申请人必须通过州律师资格考试合格, 律师资格考试是成为律师的必经程序。如果要开业专门从事律师工作, 则还须经州律师协会对申请人的精神状况和道德品质进行审查, 审查合格后, 经州最高法院批准, 发给律师执业证书。

(二) 德国的律师准入制度。

在德国, 要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 统一规定要在大学学习过法律, 学习的时间至少三年半。其中至少有2年在德国大学学习。学习结束, 要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 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的主要目的在于检测考生是否达到作为预备法律工作者的资格。考试采用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进行, 通过书面考试之后, 才能申请口头考试。如果口头考试也合格了, 就能取得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此后是两年的司法实习。在此期间, 律师“实习生”要到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实习。实习两年后, 才能进行第二次国家司法统一考试。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的主要目的在于考核这些“准法律职业者”是否具备作为律师所要求的综合知识水准、综合能力和个人品行。这次考试的内容更加专业化, 并且加大了州法的份额。笔试和口试相继合格后, 通过者就成为“法学毕业生”, 可以申请当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整个过程达6年之久, 非常严格。

(三) 新加坡的律师准入制度。

在新加坡, 要想成为一名律师, 条件非常严格, 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 (1) 必须是法定的几所大学的法学院的毕业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伯明翰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西兰的澳克兰大学, 在以上大学毕业者, 必须至少是第二等以上荣誉学位。 (2) 参加新加坡司法部与律师公会联办的、法学院教育组举办的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3) 必须在一个资深律师指导后实习6个月。 (4) 新律师不得在取得律师资格后即开业, 他必须在其他律师事务所办事至少3年后才可自己开业。[1]

(四) 日本的律师准入制度。

在日本, 凡有志于成为法曹 (指律师、裁判官和检察官等法律工作者) 的人首先要经过几年的大学法律学习, 毕业后再通过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司法考试每年举办一次, 分为第一次考试和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大学一、二年级开设的一般基础性科目, 目的是为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提供一次平等参加司法考试的机会。在教育法规定的大学修完并取得学士学位者则可免除第一次考试。如果能通过第一次考试, 那么即使未通过第二次考试, 在来年的考试中也无需再参加第一次考试。只有第一次考试合格的人才能进入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又分为三个阶段, 即选择式考试、论文考试、口试。选择式考试合格的可参加论文考试。口试主要考论文考试中的相关内容。口试的被淘汰者次年可以直接参加口试考试, 不必再经过前面的考试过程, 但仅有次年一次机会。日本的司法考试内容广、难度大, 非常严格, 录取率非常低。司法考试的合格者要想成为法曹, 还必须作为司法修习生参加为期两年的司法研修所的学习 (业务实践) 。学习结束后, 司法修习生还要面临涌向法曹之路的最后一次考试:结业考试。自1998年起, 日本将司法修习生的两年修习期改为一年半。[2]

通过对有关外国律师准入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们会发现, 尽管各国关于律师准入的条件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但却存在某些共同的特点, 即: (1) 学历。国外取得律师资格的学位要求一般是法学专业学士学位以上。 (2) 资格考试。必须通过专门的司法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 是世界各国的通例, 且许多国家的司法资格考试都是分为两次来进行。在考试内容方面, 各发达国家的司法考试不以检验应考者掌握法条的多少为主要目的, 而是既重基本法学原理的考查, 又重实际司法实务的运用能力的检测。 (3) 实习。大多数国家均规定律师执业前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实习, 并有较规范且操作性较强的制度保证。 (4) 品行审查。由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 各国对律师的品行均有要求, 一般要求申请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具有某些不道德记录的人是不准做律师的。

(五) 对我国律师准入制度的思考。

我国《律师法》虽然也规定了上述几方面的内容, 但在具体规定上尚有值得商榷之处。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 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不断完善我国的律师准入制度, 不断提高我国律师队伍的整体素养和水平, 维护律师界的信誉和形象, 充分发挥律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 应在以下几方面考虑作一些改进:

1.提高对司法考试报名者的资格要求。对于参加司法考试报名者的资格, 国外一般要求其必须有相当的法律专业的学习经历, 即或者是法学专业毕业拥有法学学士以上学位, 或者是非法学专业毕业但参加过专门的一定期限的法学专业学习并经考试合格。我国对于参加司法考试报名者的资格, 虽然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 但目前除了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可以报考外, “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也可以报考。而对于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怎么才算“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却没有一个具体的判断标准。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 只要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人, 不管是否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都可以报考司法考试, 只要能通过司法考试, 都可以获得律师资格。作为法律职业者之一的律师, 肩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责, 需要对法律尤其是法律精神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对法律的深刻理解决不是靠突击看几本法律书、背几条法律条文就可以做到的。所以许多西方国家都要求申请律师资格的非法律专业出身的人, 必须在法律院系参加一定期限的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并经考试合格, 以培养申请人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 然后才可以申请律师资格。我国目前本科以上学历的法律专业毕业生——律师业的后备人才足足有余, 完全不再是刚恢复律师制度时法律人才匮乏的尴尬时期, 对司法考试报名者的资格限制在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是合适的。对其他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报名者的资格则应予以规范化。笔者认为, 可以规定为: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国家承认学历的法律院系参加过两年以上的法律专业知识学习经考试合格并取得法律专科以上文凭的, 可以报考司法考试。

2.改进司法考试的方法和内容。我国的司法考试 (包括原律师资格考试) 在考试方法和内容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但目前实行的司法考试仍存在相当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司法考试一考定终身, 考题的应试性倾向明显, 死记硬背的题量过多, 所以经常出现有些没有经过系统性法学教育、单靠考前突击的考生通过了司法考试, 而许多法律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却落榜的尴尬现象, 难以测试和检验出考生的法律整体知识结构与水平。特别是年龄大一些的考生, 参加这样的司法考试, 通过的几率更是微乎其微。因此, 笔者认为, 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 将司法考试分为两次来进行。第一次司法考试应主要考察应试者对基本法律知识和原理的掌握与一般运用能力 (在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法学院系本科以上毕业, 获得法学学士以上学位的, 可以免去第一次考试, 直接进入第二次考试) ;第二次考试则应侧重考察应试者对一般法律问题的理解能力与理论联系实际的综合能力。在考试方案上, 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 可以考虑将两次考试间隔进行:经第一次考试合格后, 即可到律师事务所进行实习, 实习满一定期间 (至少在一年以上) 并经考核合格后, 即可参加第二次考试, 通过第二次考试的, 授予其司法执业资格, 准许其选择律师职业。另外, 在第二次考试的方法上, 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也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将第二次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来进行, 以全面考察应试者的执业综合素质。

3.健全律师实习制度。律师职业是一项实务性很强的职业, 要求律师执业者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基础。因而各国都规定了欲从事律师职业者执业前的律师实习制度。尽管我国《律师法》也规定了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者必须在律师事务所实习一年方能获得律师执业证书, 但我国对律师实习问题没有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 以至于使这一制度流于形式, 凡是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欲从事律执业的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得一份虚假的实习证明进而申请得到律师执业证书。因而建立健全律师实习的监督管理机制, 逐步完善我国的律师实习制度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笔者认为, 健全我国的律师实习制度, 一方面可以结合司法考试改革来进行, 即实行间隔进行的两次考试制度, 在两次考试的间隔期安排律师实习的机制, 并建立严格的实习申报登记制度, 同时规定相应的实习期限 (至少在一年以上) 和考核标准。另一方面, 对不需要进行第一次考试的其他申请人的律师实习, 应建立严格的实习申报登记制度 (自登记之日起实习期限至少在一年以上) 及考核的标准, 以防止律师事务所乱开实习证明。

4.品行审查。由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 各国对律师的品行均有要求, 一般要求申请人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具有某些不道德记录的人是不准做律师的。在这方面, 我国《律师法》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 (1) 受过刑事处罚的, 但过失犯罪的除外; (2) 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此外, 我国《律师法》还规定了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与国外差别不大。但对于过失犯罪的人尚可颁发执业证书, 而对于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则不问是何种原因被开除公职一概永远不予颁发执业证书, 似乎有失公平。对此情况, 日本的做法是:被免职的公务员, 自受处分之日起未满三年的不予颁发执业证书。因此, 笔者建议, 我国的规定可以考虑修改为:除因故意犯罪被开除公职的以外, 被开除公职的人员自被开除公职之日起未满三年的不予颁发执业证书;过失犯罪的人员, 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未满三年的不予颁发执业证书。

二、律师监管制度研究

(一) 我国 (大陆) 律师监管制度的历史沿革及现状。

我国在理论方面及立法上都肯定了律师制度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相当的制度建设, 但是在律师监管体制问题上仍有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也成为近年我国律师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我国1980年的《律师暂行条例》确立了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的单一管理体制, 律师协会作为社会团体只能给律师提供维权、交流等有限的服务。1986年7月, 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律师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正式成立。但律师协会的任务就是要做好司法行政机关的助手, 其职责主要是开展律师的业务指导、工作经验交流和维护律师合法权益。至于律师资格的考试与授予、律师执业证书的颁发、律师的惩戒等管理工作中的实质性内容, 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牢牢控制。律师协会在律师管理体制中依旧处于辅助地位。1992年司法部发布了《律师惩戒规则》。在《律师惩戒规则》设立的律师惩戒委员会中, 律师协会获得了一席之地, 有权参与其组织, 从而获得了对律师惩戒机构的参与权。通过参与司法行政机关的律师惩戒委员会, 律师协会可以对律师惩戒施加一定的影响。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指出:“从我国的国情和律师工作的实际出发, 建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经过一个时期的实践后, 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行业管理”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得到了认可, 这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律师管理制度的重大转折, 为我国律师监管体制的改革确定了方向。律师协会有望得以律师管理者的身份与司法行政机关分享律师管理权。但我国1996年《律师法》、2007年《律师法》和1999年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 (2002年5月修订) 以及后来的相关文件并没有对此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和确认。司法行政机关依然是律师监管体制中的绝对主体, 从制定律师管理的有关规章, 到授予律师资格和颁发、注册律师执业证, 以及对违反《律师法》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 (包括警告、暂停执业、吊销执业证书、罚款等) 等实质性权力都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律师合法权益, 做好行业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工作, 而仅享有对律师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 (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取消会员资格等) , 处于一种相当薄弱的从属地位。综上, 当前我国确立的是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的二元分立的律师监管体制, 即以司法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权力对律师进行监管为主, 以律师协会适用纪律处分权对律师进行监管为辅的特有格局。

(二) 其他国家的做法。

对律师实行行业自治的管理体制, 几乎是世界各国的通例。特别是对律师的惩戒权, 在多数国家都是由律师协会或者主要由律师协会行使。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进行惩戒, 极易导致律师的职业活动收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约束。[3]

1.英国。

1292年, 英王爱德华一世授予普通法院首席大法官决定某人是否有权出席法庭的权利, 由于这种权利在内涵上包括了对律师的准许与惩戒, 所以从那时起英国法院就已经享有对律师的惩戒权。[4]随着律师制度的发展, 律师自治在英国也迅速发展起来, 法院逐渐放弃了对律师的惩戒权, 只保留对律师协会惩戒权的监督权。与律师分为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相对应, 英国的律师协会也分为出庭律师协会和事务律师协会。1974年以前, 事务律师的惩戒是由主事法官和执业10年以上的事务律师组成的惩戒委员会实施的, 1974年颁布的《事务律师法》则改由事务律师和非律师的社会人员组成惩戒委员会, 主事法官不再参加惩戒委员会。出庭律师协会是1974年建立的出庭律师自治机构, 也是出庭律师的中央管理机构, 每个出庭律师都必须参加。1974年设立的出庭律师协会评议会的惩戒裁判所 (委员会) 由5名以上7名以下的成员 (必须是从事实际业务的出庭律师而且还必须是新评议会的会员) 组成, 负责处理出庭律师的惩戒案件。[5]

2.美国。

在美国的各个州, 律师协会和法院分享对律师的惩戒权, 甚至有少数州完全由律师协会掌握对律师的惩戒权。如在得克萨斯州、伊利诺斯州等多数州, 州律师协会对律师的惩戒只负责接受控告、检举、调查取证、听讯质证、对惩戒作出建议等, 而究竟给予什么惩戒则由州最高法院最终定夺, 也就是说, 州律师协会享有惩戒受理权、惩戒调查权和惩戒建议权, 而州最高法院享有惩戒决定权;在华盛顿州和其他一些州, 由律师协会完全行使惩戒权。[6]

3.法国和日本。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和日本也是由律师协会行使对律师的惩戒权。根据1971年第1130号法律, 法国律师协会行使律师惩戒权。律师协会的惩戒委员会, 依职权或者检察长请求、会长的提议, 执行职务。[7]律师协会有权制定律师执业道德和纪律规范, 作为其实施惩戒的实体法依据。律师协会下设调查委员会和纲纪委员会, 前者负责律师违纪案件的事实调查和起诉, 后者负责审理和作出裁判。被惩戒律师不服的, 还可以向当地上诉法院提起诉讼。在日本, 根据现行《日本律师法》的规定, 原则上以地方法院管辖区为单位, 设立地方律师协会, 律师必须加入一个地方律师协会;在全国, 设立日本律师联合会, 各律师协会及律师为其当然会员, 日本律师联合会和各律师协会对律师享有完全的管理权。受到所属律师协会惩戒的律师, 可以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在得知处分作出之日起60天以内向日本律师联合会请求审查, 日本律师联合会应当根据其惩戒委员会的议决作出裁决。律师不服此裁决, 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撤销之诉。[8]

(三) 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做法。

1.台湾。

依据台湾《律师惩戒规则》第3条的规定, 台湾律师惩戒机构由律师惩戒委员会和律师惩戒复审委员会两级构成。这两个机构不是常设的专责机构, 而是临时组成, 其委员均为无给职, 任期1年。律师惩戒委员会由3部分组成:一是由高等法院院长指定法官3人;二是高等法院院长函请高等法院检察署指定检察官1人;三是律师公会推荐律师5人, 共计9人。委员长由委员互选产生。律师惩戒委员会是初审机关, 负责审查律师惩戒的具体案情, 并作出相应决议。如果被惩戒人对惩戒委员会的决议不服, 可以向律师惩戒复审委员会请求复审。律师惩戒复审委员会也是由3部分人组成:一是最高法院院长指定法官4人;二是最高法院院长函请最高法院检察署指定检察官2人;三是律师公会推荐律师5人、学者2人, 共13人组成。委员长由委员互选产生。律师惩戒复审委员会是律师惩戒的第二审级机关, 也是终审机关, 负责处理复审事宜, 并作出最后决议。[9]

2.香港。

根据香港法律授权, 香港对律师不正当执业行为进行惩处的机构是事务律师纪律审裁团和大律师纪律审裁团。这两个机构只是管辖对象不同, 而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审裁团成员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预先委任, 任期5年, 可获多次委任。其中, 事务律师纪律审裁团由执业事务律师、外国律师和非法律专业人士组成。大律师纪律审裁团由资深大律师、执业7年以上的大律师和与法律专业无关联的非法律专业人士组成。具体的投诉案件由纪律审裁团成员组成的事务律师纪律审裁组或者大律师纪律审裁组进行审理和裁决, 审裁组的裁决并不是最终裁决, 如果被处分者不服, 可以向上诉法庭上诉, 由上诉法庭作出最后裁决。[10]

(四) 对我国 (大陆) 律师监管制度的思考。

综上所述, 由律师协会或者主要由律师协会对律师进行监管 (特别是对律师的惩戒) , 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例做法。而我国目前的律师监管体制, 却是以司法行政机关适用行政权力对律师进行强势监管为主, 以律师协会适用纪律处分权对律师进行监管即行业自治为辅的特有格局。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律师业的进一步发展, 容易导致律师职业活动过多地受到行政机关的干预和影响, 有违律师职业的独立性和自治的基本精神。为使我国律师业能尽快适应国际法律服务贸易一体化的竞争机制, 在对我国《律师法》进行修改时, 应考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律师监管体制, 强化律师行业的独立性, 加大律师协会的自治权利, 特别是对律师的惩戒权利, 尽量减少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职业活动的干预和影响。但我国目前律师执业环境不好, 律师执业的风险大、地位低, 受到损害时得不到强有力的保护。这些严重阻碍了我国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是广大律师关注的焦点和急需改进的方面。笔者认为, 我国目前可以考虑如下做法:

1.加大律师协会的建设力度, 健全律师协会的机构设置。从执业律师中筛选高素质、优秀的律师参与到律师协会的管理岗位上来, 按照行业自治的目标健全律师协会的内部机构设置, 如设置投诉委员会、惩戒委员会等, 为以后逐步实现律师自治做好准备工作。

2.逐步改进我国的律师监管体制, 尤其是完善我国的律师惩戒机制, 扩大律师协会在目前律师惩戒体制中的参与权, 最终实现“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在我国目前的律师监管体制中, 司法行政机关处于绝对的强势主导地位, 因为律师资格的授予、律师执照的颁发与注册、律师机构的设立与撤消、律师规章制度与职业道德的制定、律师收费标准、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个人进行行政处罚等实质性的律师管理权力全部掌握在司法行政机关手中。律师协会的管理权限则被架空, 其权限主要限于对律师工作的保障、服务、培训和业务交流等方面。由于缺乏实质性的管理权力, 因而我国的律师协会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 其维护律师合法权益的能力令人怀疑。因此, 逐步改进我国的律师监管体制, 尤其是完善我国的律师惩戒机制, 扩大律师协会在律师惩戒体制中的参与权, 应是当务之急。通过不断扩大律师协会在律师监管体制、特别是在律师惩戒体制中的参与权, 使律师协会的行业监管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和成熟, 司法行政机关逐渐退出对律师业的日常事务管理, 只保留对律师业的宏观上的调控和管理, 从而使我国的律师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群体。律师作为一种学识性职业, 其成员的高素质以及为维护律师业的整体形象, 保证律师业的健康发展, 律师协会完全可以胜任自治自律。

3.建立司法最终救济制度。在法治社会, 任何纠纷都应该接受司法审查。司法审查是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 也是最权威的手段。在律师监管体制中, 对律师所做的任何惩戒决定都应该接受司法审查。通过司法审查程序, 既可以维护被惩戒律师的程序性权利, 又有利于保证惩戒决定的公正性、权威性, 并赋予惩戒决定以公信力。律师惩戒程序遵循司法最终审查原则, 即要求:第一, 被惩戒律师不服惩戒决定的, 有权申请司法审查;第二, 对律师惩戒机构做出的惩戒决定投诉人不服时, 有权提起诉讼, 法院应当予以审查;第三, 法院对律师惩戒机构的惩戒行为有权监督, 针对律师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时, 法院有权要求律师惩戒机构启动律师惩戒程序。[11]

4.完善律师惩戒体系, 加强对律师的监督管理, 树立和维护律师业的整体形象。我国目前的律师业因为规模发展快, 导致执业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 部分自律性不强的律师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 给整个律师业的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此, 加强对律师的监督管理, 维护律师业整体的形象, 成为保证律师业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对律师的惩戒体系必须完善, 惩戒措施必须权威、有力, 对执业律师要有足够的威慑力。如2003年司法行政系统党风廉政工作会议为纠正法律服务行业不正之风、加强法律服务行业诚信建设, 决定建立律师执业不良记录并及时通报制度, 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这一措施, 对于以信誉为支撑的法律服务从业者来说, 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12]

总之, 在我国律师业迅速发展的今天, 不断完善我国的律师准入与律师监管制度, 提高律师整体素质, 加强律师行业自治, 努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律师制度,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以后我国《律师法》以及相关法律文件的修订过程中仍需对此予以必要的关注。

参考文献

[1].韩晓帆, 贡小康·新加坡律师制度及刑事辩护·南京检察调研, 2002年增刊 (第17期)

[2].陈秀平·美日与中国律师资格取得途径之比较·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 10 (6)

[3].孙建·律师惩戒职能分工改革研究·中国司法, 2004, 2

[4].石毅·中外律师制度综观·群众出版社, 2000:349

[5].陶髦, 宋英辉, 肖胜喜·律师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6].张迎涛·律师协会惩戒权的行政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4

[7].王工·律师法·人身权·惩戒制·中国律师, 2001, 10

[8].日本律师联合会编;郑林根译·日本《律师法》·日本律师联合会关系法规集,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9].姚秀兰·台湾、香港律师惩戒制度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19 (2)

[10].姚秀兰·台湾、香港律师惩戒制度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2, 19 (2)

[11].张善燚, 罗德·行业自治:律师惩戒程序的完善·中国律师, 2006, 6

律师论文 篇2

擅长专业：刑事辩护、工伤理赔、交通事故理赔、婚姻家庭、合同纠纷、 黄亚芬律师于1993年以本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取得了律师资格证书，1994年取得专业律师执业证书，取得执业证后，黄亚芬律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当事人怀着责任重于泰山的态度，对业务精益求进的要求，认认真真接待每一位当事人，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委托之事，赢得了全国各地当事人的一致好评！由于黄亚芬律师工作出色，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及无锡市江陰市司法局授予的众多荣誉证书，并有成功案例入选全国百件法律援助优秀案例。

从事律师工作至今，在18年的律师执业生涯中，成功承办了数以万计的案件，拥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尤其是在刑事辩护、工伤理赔、交通事故赔偿、经济合同纠纷、企业法律顾问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黄亚芬律师不仅立足江阴，还跟上海、南京等外地律师事务所、媒体、各级法院、企事业客户建立与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与沟通机制。为客户提供多方面、多角度、有价值的法律解决方案。

黄亚芬律师现任无锡、江阴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诸如江苏鑫宝烟酒销售有限公司，江阴市金凤纺织有限公司、江阴市祥和堂艺术博物馆等单位，帮助常年法律顾问单位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黄亚芬律师尤为专长刑事辩护，是无锡地区的资深刑辩专家律师，曾担任了多个判决无期及死刑案件的辩护人！由于黄亚芬律师的出色辩护，为众多的被告人挽留年轻的生命获得了成功的辨护！不愧为优秀资深刑辫律师！

执业机构：江苏大桥律师事务所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虹桥北路125号2楼

咨询电话：13616163609

律师论文 篇3

律师要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律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流的律师。律师不仅要精通法律，而且要了解商业运作的归则，理解法官裁判风格，体会客户真正需求。同时，更重要的是思想上还要注意遵守执业操守，保护好律所和律师自身利益。如果要很好平衡这些复杂的关系，需要律师将具体的工作逐步提炼为工作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工作中去。这样，有了思想作为指导，律师才能逐步形成成熟、稳健的执业风格。故此，暂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2015年的学习、执业情况。

一、不断加强思想建设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以及《律师执业规范》，遵守各级司法机关的规章制度，认真履行律师协会的章程，履行会员的义务，遵守律师事务所所内的各项管理制度，认真学习，严于律己。不断进行知识更新，并积极参加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举办的业务技能学习与职业道德培训，提高自己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素养。

律师仅有思想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特别注重实务操作。

二、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与技能

过去的一年，通过参与或主办大量办理诉讼案件及非诉讼案件，办案方式取得很大突破，用非诉讼方式解决诉讼问题，既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又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及时息讼解纷，促进了当事人的和解，增进了社会和谐。本人无论是民事代理、刑事辩护，还是非诉讼业务，都能够恪尽职守。作为企业法律顾问，认真为顾问单位解答实际法律问题、及时提出法律意见，为顾问单位提供了优质服务。

回顾本人所接受的各类案件和所提供的各类法律服务，本人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每一个案子都尽心尽力，做到当事人满意，自己心里安然踏实。取得了较好的经济、社会的双重效益。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护国家、集体及公民的合法财产等均做出了自己应尽的贡献。

三、遵守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

职业过程中，我忠于宪法和法律，执业为民，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认真遵守《律师事务所内部管理规则》和本所的各项管理制度，还积极参加修改制度，提出建议；明明白白告知委托人的各项权利和风险，不为谋取业务而误导当事人或者做虚假承诺；没有私自接受委托和收费，收取额外报酬的行为；没有向我所瞒报、少缴代理费的行为；没有采用贬损、诋毁、降低收费标准等不正当手段进行业务竞争的行为；严格按业务操作规程办理，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当事人合法权利的行为；与法官、检察官、仲裁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相互关系中，没有非工作场所会见的行为，没有请客送礼和指使当事人送礼、行贿的行为，没有假借他人之名向当事人所要财务的行为；没有向司法机关出示虚假材料等弄虚作假的行为；没有从事违法和有悖律师职业道德、公民道德规范，损害律师职业形象的行为。

总之，为社会、为公众服务是律师工作的永恒主题。总结过去，通过此次考核，本人一定认真总结，纠正不足，找出工作中的差距，虚心学习；展望未来，在新的一年里，本人一定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心系整体，服务社会，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加强业务学习，在全体律师中树更好的形象，时刻以良好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进一步扩展业务，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培训活动，为全面完成各项任务而努力工作。本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力求实现每经办、处理一起法律事务均取得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律师论文 篇4

认清！

常常有当事人诉苦，面临离婚诉讼，他们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烦躁中，不仅要面对与配偶分道扬镳的残酷，还要面临聘请不到合适的专业离婚律师的无奈。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应该了解到，聘请谙知法律、经验丰富的涉外婚姻律师，来指导当事人处理离婚诉讼的有关事宜，显得尤为重要。到中国涉外法律网是您最好的选择！中国涉外法律网由安徽著名涉外律师胡瑾律师支持！胡瑾律师在涉外离婚法律领域久负盛名！

一、选择涉外婚姻律师的原则

当事人应根据离婚案件自身的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主要应考虑避免两个“片面追求”：

一方面，不要片面追求聘请所谓名律师事务所的知名的律师，这是因为知名律师，往往是在某一业务领域里业务精深、业绩卓著，但他并不一定适合于离婚案件面临离婚诉讼，当事人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烦躁中，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深深了解到，聘请谙知法律、经验丰富的涉外婚姻律师来指导当事人处理离婚诉讼的有关事宜尤为重要。

另一方面，选择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方法—只选专业律师，不选万精油！

二、当事人应根据离婚案件自身的特点选择最合适的涉外婚姻律师、涉外婚姻律师，主要应考虑避免两个“片面追求”：

一方面，不要片面追求聘请所谓名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事务所、这是因为知名律师事务所和知名涉外诉讼律师，往往是在某一业务领域里业务精深、业绩卓著，但他并不一定适合于离婚案件。同时，知名律师事务所和知名律师在收费上，可能要比其它律师高一些，这也是一般老百姓需要考虑的。此外，知名合肥律师往往工作十分繁忙，不一定能够在您的案子中投入足够的精力。另一方面，一些当事人又片面以收费高低来决定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聘用人选，甚至同时约请多家 离婚诉讼律师事务所、多名 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洽谈，令其互相杀价。一家服务上乘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事务所，其在办公条件、人员培训、企业服务内容等方面，投入的精力和物力往往要比一般诉讼律师事务所大得多，即成本要高一些，如果您支付的费用，不足以抵偿相应的成本，相信业务状况和运营状况良好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所是难以为您提供服务的，那么您聘请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服务质量也是可以想象的。

三、选择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学问

1、“看菜下碟”。有的人请合肥律师，迷信大牌，唯“名”是举，眼睛只盯着合肥大律师，似乎大律师均具有手眼通天、逢凶化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能事，而不管这个大律师专长于哪方面，是否与您的案子专业对口。有的人请合肥涉外诉讼律师，目光短浅、唯“亲”是举，只在领导、同事、亲友介绍的圈子中物色，似乎不是熟人介绍来的一概信不过。其实，请合肥诉讼律师就像找医生看病，伤风感冒就不用找名医看，内科疾病不宜找外科医生看，疑难杂症不要找普通医生看。一般来说，小案子不宜请大合肥律师，大案不宜请小合肥律师，离婚案没有必要找刑事、房地产、知识产权见长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办，哪怕他的名气再大。

2、“察言观色”。当事人应该亲临合肥律师办公室考察，第一印象往往八九不离十，“以小见大”，反映出所考察的这位合肥律师的品味和层次；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专业合肥律师的言谈举止，考察他的口头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沟通能力；当事人还可以请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打开他的电脑，看看他撰写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文书（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文书是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法学功底、文字水平、实务经验、诉讼技巧的浓缩和载体）水平如何；当事人还可以围绕案情，设置一些问题来考察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如案子的基本判断如何，应采取怎样的对策，还可以让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预测一下案子的走势或处理结果。

3、“货比三家”。当事人面对几家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所、几名涉外离婚诉讼律师，该如何比较选择？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人品无疑摆在第一位，很难想象一个人品差、口碑不好的离婚诉讼律师会办出名案。不要强求该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有百分之百的口碑率，因为在目前中国这个法治环境，对涉外婚姻律师的误解还比较严重，但好的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仍会博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其次，看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收费，不能单纯只看律师费数额，就得出“贵”与“不贵”的结论。美国著名律师克莱门凯说：“付给律师的费用不应当根据其在法庭上陈述时间的长短，而应当根据其辩护质量的优劣。”当事人应当把案子的难易、复杂程度和离婚诉讼律师可能投入到此案的办公开支、所付出的智力劳动量大小、质量高低进行对比。

四、选择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律师的标准

选择一位优秀的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不仅要了解其业务知识是否全面，实践经验是否丰富，而且要了解其心理是否成熟。具体而言，应当选择具备如下条件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

1、选择有婚姻案件代理经验的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律师

最好是选择多年从事婚姻案件代理工作的，因为这样的涉外离婚律师代理案件时轻车熟路，善于抓住案件争议焦点，处理事情事半功倍。

2、选择心理素质好的涉外离婚诉讼律师、涉外婚姻律师。

离婚案件代理过程中各个环节充满了心理对抗和心态变化，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心理素质好，就能客观分析事态，准确把握对方当事人的心态变化，在诉讼中争取主动。一个情绪化的合肥涉外离婚诉讼律师，不能想像其能充分把握好案件的进程及得到最佳结果。

3、选择敬业的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律师。

工作态度决定工作成果。您是选择一位著名涉外婚姻律师、涉外离婚诉讼

律师花一分精力代理您的案子，还是选择一位默默无闻的涉外离婚诉讼律师花十分精力但全身心代理您的案子？当然后者会把案子作得更出色。

《律师法与律师实务》论文题目 篇5

包括本科在内的各科复习资料及详细解析，可以联系屏幕右上的“文档贡献者”（三道题目各自内容独立，需要考生根据提供的题目分别写相应的文书，必须全部作答，每道题目各占有一定分值（已在题目后标明），前两道题每题不少于250字，第三题不少于500字。须作答在同一个word

文档中，正文题目可略，写作模版见附件中的“课程论文写作模板（多题式）”）

一、案例分析（25分）

大连市中山区吴某自筹资金开办了一家小型百货商场，因违法经营被中山区工商局依法处以5000元的罚款。吴某认为处罚过重，遂向中山区工商局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大连市工商局（位于大连市西岗区）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便作出了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吴某接到决定书后，仍然不服，便来到某律师事务所，要求该所律师担任代理人，以复议机关为被告，代为提起行政诉讼。

请根据该案例，回答以下问题：

（1）律师在接受此案之前应注意哪些问题？

（2）吴某要以大连市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是否正确？律师应如何答复？

（3）如果大连市工商局做出了罚款6000元的决定，吴某不服，应以谁为被告提起诉讼？为什么？

（4）如果大连市工商局做出了罚款6000元的决定，吴某不服提起诉讼，哪些法院有管辖权？为什么？

二、实务操作（25分）

现年20岁的王某因抢劫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认为将来法院有可能判处王某死刑。于是检察院便指定红光律师事务所律师于某担任王某的辩护人，并办理了委托手续。

请根据该案例回答下列问题：

（1）检察院是否有权指定辩护人？为什么？

（2）作为辩护人，律师在法院开庭前应做哪些工作？

（3）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指定辩护的情况是如何规定的？

三、律师文书写作（50分）

根据下面所给的材料，制作一份公诉词。

要求：格式规范，论证清晰，语言流畅，论点完整，条理清楚，结构合理，有较强法律逻辑性；有关事实情节部分可以根据行文需要自行补充、缩写、略写处理。

王华与李伟于2008年2月经人介绍相识，相识5个月后，在双方家长的催促下，于2008年7月登记结婚。但是婚后不久，双方便因性格不和而经常吵架。2010年3月，他们的小女儿出生了，但是这也并没有使二人的关系得到多少缓和，二人仍是经常为家庭琐事争吵不休。李伟还经常出去喝酒，有时喝醉了回来还打王华，把孩子也吓得哇哇直哭。王华也劝过李伟多回，但是他根本不理。于是2011年2月，王华便带着女儿搬回其父母家居住至今。这期间李伟根本对其母女也是不闻不问。现在王华想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二人在结婚后曾共同购买一套价值20万元的房屋。对于财产，王华就是想得到自己依法可以得到的那一部分，同时，王华还想获得对女儿的抚养权。

律师论文 篇6

关键词：律师,豁免权,法庭,辩论

长期以来,由于法律规范在保护律师执业豁免权方面的缺位,中国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一直面临巨大的风险,成为律师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2007年10月28日修订,并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律师法》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改善中国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

“豁免权是一种不受某种后果约束或不受某种法律规范管辖的状态。”[1]在罗马法中,享有豁免权的人,即不受法定义务约束之权利主体。作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豁免权乃是法律赋予某种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如外交人员、人大代表)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因职务需要所为之特定行为免受法律责任追究之权利。具体到律师行业,此类豁免权是律师豁免权。根据中国现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豁免权仅指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体而言,就是指律师在代理刑事、行政和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因正当职业之需要而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

中国《律师法》第37条规定,“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根据此一法律条文,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内涵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从权利享有的主体来看,应当对该条文里的“律师”作广义理解,将其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代理人或辩护人。有学者认为,律师执业豁免权的主体是指实施律师职业活动的人员,即必须是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实习律师或实习期满取得律师执照的律师[2]。这似乎忽视了《律师法》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立法初衷,也与中国目前的司法现状不符。法律之所以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乃是为了使得作为当事人合法利益维护者的代理人或辩护人,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无所顾虑,充分发挥其职能而免受非难,即使出于职业正当需要不得已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亦可得免责。基于此种价值,狭义上的律师较之于其他代理人或辩护人并没有获得法律优先保护的特殊性与正当性,法律理应对两者一体保护。另一方面,从司法现状的角度看,由于中国现阶段法治建设的特殊国情,现实中实际从事法律事务的法律工作者群体的规模远远大于所谓真正的律师群体,他们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对这个群体的保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其二,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权利内容看,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既包括刑事责任的豁免,又包括民事责任的豁免。在刑事案件中,由于被指控人往往被采取了某种刑事强制措施,处于丧失人身自由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实现自我辩护的目的,再加之现代法律的专业化和复杂化,使得律师辩护成为维护被控告人合法权益不可或缺之途径。然而,现实中律师辩护权长期以来都得不到保障,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辩护律师都不得不面临随时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威胁,基于此,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迫切、最核心的无疑是律师刑事责任的豁免。而律师民事责任的豁免问题,则关系到法律对律师自由辩护权的保护与对公民人格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保护之间的平衡问题。代理人在法庭这个特定空间出于职业需要,在为正当维护当事人利益的情境下发表的言论难免会对他人隐私权等人身权益造成不利影响,法律不应因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而造成对律师言论自由进行不当限制,当然,亦不应容许律师滥用言论自由损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所以,现行《律师法》第37条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所包括的民事责任的豁免,应以不超出一般社会容许限度为标准,防止律师滥用法庭辩论豁免权。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理论基础(1)

(一)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法理基础

1. 权利来源。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并最终源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直接的权利基础在于律师辩护权。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首要目的在于保障律师辩护权,使得律师在辩护当中为保护当事人利益敢于据理力争,无所顾虑。因此,律师辩护权并不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权利,被指控人的辩护权是第一性的权利,律师辩护权则是第二性的权利[3]。律师辩护权依附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就此而言,律师豁免权的正当性,最终决定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由于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利是被指控人最核心的权利,在整个刑事辩护制度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和价值,“从刑事辩护制度产生的那一天起,它就是为保护被追诉人(被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服务的。”[4]因此,律师法庭辩论权具有结实的权利基础。

2. 权利性质。

首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具有派生性。从权利来源上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律师辩护权所派生,从属于律师辩护权,并随律师辩护权的产生而产生,随其消亡而消亡,不具有独立性;从权利行使的目的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保障律师辩护权的顺利实现,具有价值目的上的依附性。其次,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不可放弃、不可剥夺的权利。除非当事人同意或法律另有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律师的此一权利。此外,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还具有法定性,为中国现行《律师法》第37条所明确规定。

3. 权利的必要性。

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必要性有二:其一,律师辩护权天然就存在被侵害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中国刑事诉讼模式历来深受职权主义的影响,其诉讼价值取向往往过分强调社会效益,强调有效地惩治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刑事辩护职能被错误地看成迅速处理案件的一种障碍,相当一部分的检察官对辩护权持排斥态度,甚至将律师辩护看做是对控制犯罪的一种障碍。因此,为保护律师辩护权免受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侵害,规定律师相应豁免权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其二,考察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面对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辩方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当无异议,被控告人由于如前所述的特殊境遇,其权利的维护全然仰仗于辩护律师,“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国家司法机关对抗,而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没有一个律师会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没有一个律师愿意担任刑事案件的辩护人。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刑事案件的辩护形同虚设或者没有辩护,显然,现代的刑事诉讼已经不能容忍这种倒退。”[5]

(二)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经济分析

任何法律除了追求正义、公平等价值以外,效率的价值亦不可忽视。经济学作为研究法律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在对《律师法》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问题上,亦可发挥重要作用。“律师职业不同于官方法律职业,它具有业务性,即其所从事的是一种业务活动而非职务活动。律师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是有偿的,表现为一种等价交换关系。”[6]市场经济下的律师,无不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主要的目标,这显然符合经济学有关理性人的理论预设,而现代国家中司法系统的运行也当然要求追求效率价值。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律师豁免权规定的必要性进行探讨。

经济人考虑成本—收益。律师在选择做刑事辩护人时,自然会将成本纳入考虑的范围。沉没成本是首先应当考虑的。所谓沉没成本,就是指已经投入而又无法收回的成本[7]。一名律师在成长过程中因受教育所支付的巨额费用,构成了律师执业的主体沉没成本。同时,律师选择做刑事辩护人的机会成本亦不可忽视,即律师在选择为被控告人辩护的同时意味着失去了去作其他民事案件或非讼案件的机会。由是观之,律师的成本本来就不菲,倘若在辩护过程中没有豁免权的庇护,随时背负着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包袱,就意味着律师的总成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高昂的风险成本,再加之律师根本无法预知何时将被检察官追究控诉,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人身风险之预期成本大大增加。如此一来,律师担任刑事辩护人的激励必然会随之减小,担任刑事辩护律师的积极性也就会受到抑制。

同时,如果缺乏对律师豁免权的制度性保障,市场激励机制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司法不公。前面已经分析了律师在刑事案件辩护中的成本相当高昂,根据均衡理论,在市场条件一定、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愿意接受当事人委托的律师趋向于越来越少,原来的均衡不断被打破,继而对被控告人来说,聘请律师的价格就会随之不断上涨。在律师费愈加高昂的情境下,自然只有少数经济富裕的被控告人才请得起律师,而一般的被控告人就只能自我辩护。概言之,不保障律师豁免权,将导致律师总成本大大增加,导致律师费用的居高不下,导致只有富人才请得起律师的现象。如此一来,司法公正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已。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比较法分析

“律师制度有其本土性的一面,即要求律师制度必须要适应本国的政体、司法制度及相关意识形态,符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律师制度又有国际性的一面,即要求各国律师制度相互接轨。”[8]中国现行《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律师制度相衔接,顺应了法治发展之时代潮流,正如学者所言,现行《律师法》的出台是中国法律国际化的一个产物[9]。

赋予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对律师的豁免权作了专门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所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法国1881年7月29日实施的《刑法典》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蔑视法庭的诉讼”。此外,德国、荷兰、卢森堡、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均规定了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由此观之,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目前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但同时也都被予以一定的限制。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三、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

1.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边界。在肯定律师享有法庭辩论豁免权的同时,有必要明确此豁免权的边界,以防止权利的不当膨胀和滥用。现行《律师法》第37条同时在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从内涵方面,现行《律师法》第37条对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适用的例外情形作出了规定,即律师发表的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不属于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范围。这里的限制主要集中在辩护内容的合法性,既包括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也包括他人的正当权益,具体表现为:一是律师在辩护发言时不能攻击国家的根本制度、危害国家安全;二是不得恶意诽谤他人;三是在辩护发言时不得侮辱法官、扰乱法庭秩序。不难看出,现行《律师法》对例外情形的立法规定属于概括性限制,在适用上具有相当的弹性,然而也存在标准过于模糊的弊端,在司法实践中可能被用来架空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因为究竟何为危害国家安全,扰乱法庭秩序到底怎样才算严重,均有含糊之嫌。

从外延方面,现行《律师法》从三个维度对律师的此项豁免权进行了限定:在行使权利的形式上,仅限于庭审中的口头、书面言论,而不包括律师的具体身体行为;在时间上,仅限于庭审当中,而不包括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在空间上,仅限于律师在法庭这个特定的空间,而不包括法庭之外。从这些限制上足以看出立法者的审慎,该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现行《律师法》实施一年多来众多律师、学者所诟病之处。

2.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适用困境。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虽然已为现行《律师法》所明确规定,然而质疑之声自始未曾中断,悲观者不乏其人,抱怨其不够彻底之人有之,怀疑其现实效果之人亦有之。究其原因,主要是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在适用上确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法律困境,这集中体现在关于现行《律师法》第37条的规定如何与现行《刑法》第306条之间协调的问题。

现行《刑法》第306条的规定可能使得现行《律师法》保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条所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亦被律师界戏称为律师伪证罪),具体包括三种行为:一是毁灭、伪造证据;二是帮助当事人共谋毁灭、伪造证据;三是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不难看出,前两种行为特征均相对明确,至少在内容上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规定,不仅在内容上含混不清,易被混淆乃至滥用,欠缺实体法上的确定性,而且在程序上大大加剧了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这对于本来就极其脆弱的律师辩护不啻为雪上加霜!而且,该条款以律师作为特定主体,“本身就明显带有对律师行为特别规制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色彩,在实践中极易被一些公安、检察机关人为地曲解,成为追究律师‘引诱’、‘威胁’证人的法律责任的根据。”[10]面对随时都可能因《刑法》第306条而成为被控告人的现实威胁,中国现行《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法庭辩论豁免制度应该重构。

四、中国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构建

1.观念层面。任何权利在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转化的过程当中,都是以观念上的转变为先导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历来残存着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国家公权力机关往往以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自居,习惯性地俯视甚至藐视其他私权的存在。因此,要真正实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司法人员首先应当转变权力本位的观念,同时必须认识到,赋予律师一定的豁免权,“并非是给律师什么逃避法律制裁的特权,而是为了给律师职业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其放开手脚进行执业活动,这不仅有利于专门机关公正处理案件,也有利于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11]另外,就律师自身而言,也应当树立良好的职业伦理观念,加强自身约束,不能利用自己专业优势玩弄法律,恣意滥用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置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及他人正当权益于不顾。

2.制度层面。应当构建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建立法律职业互通制度。所谓法律职业共同体,就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所构成的团体。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具有高度同质性,他们有着共同的知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共同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在根本上应当是统一、协作的关系,而非彼此对立甚至对抗的关系。所以,法律职业者彼此之间应互相理解和尊重,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良好的功能性协作。然而现实中由于中国司法干部和律师来自不同的阶层,不存在共同的职业背景,导致法官、检察官对律师往往缺乏职业认同,甚至滥用公权力对其人身进行打击报复。有鉴于此,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要想真正能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实施,有赖于从根本上建立中国法律职业互通制度,以避免和减少来自这些部门(司法机关)对律师的职业报复和打击。”[12]

3.法律层面。法律层面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正确对待现行《刑法》第306条,这关系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最终能否实现。对此,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从实体内容上看,需要对该条文本身作出一定的修改。其基本思路为,对律师伪证罪中的引诱作限制解释,指利诱,即以利益引诱,而不包括以诱导性发问的方法使证人改变证言[3]。因为如果将引诱性发问纳入引诱范围之中,辩护人在法庭辩论中不得不考虑因言获罪之忧患,从而战战兢兢,畏首畏尾,无法充分为被控告人的权利行使辩论权,甚至使整个法庭上的控辩双方愈加失衡。另一方面,在《律师法》与《刑法》适用顺位上,宜采纳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优先适用《律师法》。在牵涉到律师法庭辩论豁免权的保护与律师伪证罪的认定上,将《律师法》视为对《刑法》在不违背刑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

参考文献

[1]朱金明,钟静怡.论建立律师豁免权的法律保障机制[J].福建法学,1997,(2).

[2]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3]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4]田文昌.刑事辩护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129.

[5]徐家力,徐美君.让司法公正不再残缺——在立法中应确立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J].中国律师,2002,(2).

[6]陈兴良.为辩护权辩护——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辩护权[J].法学,2004,(1).

[7][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4版[M].梁小民,译.北京:北大出版社,2006:298.

[8]尹鸿伟.从新律师法看律师职业豁免权[EB/OL].http://china.findlaw.cn/lawyers/article/d1133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09-09-12.

[9]王晶.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解决途径:第2卷[J].法商论丛,2009:144.

[10]支果.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律师豁免权探析:第20卷[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05,(1).

[11]马秀娟.论律师执业豁免权[J].西部法律评论,2008,(4).

中国律师生存状况 篇7

原告方辩护律师徐展勤针锋相对：“被告侯四的煤矿是个‘三无’煤矿，本身没有明确的名称，总不能在抬头位置写上‘侯四黑煤矿’吧?”

被告方辩护律师无言以对，又提出另一质疑：“介绍信里也没有写明派谁去采访。”

此言一出，法庭旁听席哄堂大笑，因为在法庭的电子显示屏上给出的该采访介绍信中，明确写着“兹介绍我社山西记者站专题中心主任兰成长一人前去你处采访，请予接洽。”

2007年4月29日，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异地公开审理“大同黑矿主殴打致死亡成长”案。庭审辩护过程中出现了上述戏剧性的一幕。

北京市律师协会新闻与传媒工作委员会律师徐展勤，在兰案发生之初就开始积极关注，并最终免费代理了这起轰动全国并引起中央领导重视的刑事案，为被害人成长进行庭审辩护。

律师谈“刑”色变

鉴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想要介入该案的律师并不在少数。而对于社会上大量的一般刑事类案件，中国律师界却出现了一种比较普遍的怪现象：不愿介入，不愿代理。

北京律师业的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但是，2002年北京律师协会调查统计的结果显示，1997年律师对刑事案件的辩护占各类案件的19％，当年却下降到了12.1％，每位律师从每年平均承办1.45件下降到了不足1件。

“很多律师不愿意接手刑事案件，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案子的收费相对比其他案子低，另一方面，代理刑事案件的风险性也比较高。尤其是《刑法》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的规定，许多律师在这条上栽了跟头。”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公盟研究会律师滕彪说。他曾经和另外两个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建议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刑法》第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03年12月9日，曾为成克杰、李纪周做过辩护的北京市“十佳律师”张建中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帮助伪造证据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从事过多年基层检察院工作，又主要从事刑事案件代理工作的北京律师高夜说：“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由于律师紧缺，有不少专业法律知识和职业水平较低的律师进入了该行业，就是到现在，我国一些律师的水平也比较低。在具体的案件代理中，有不少律师违背职业道德和纪律，做出了一些有损法律公平和正义的事，国家才针对性地出台法律对律师从业进行了种种规范和限制。”

就是这条用于规范律师职业行为的法规，在现实操作中，却成了某些地方司法部门借以为律师开展正常工作制造障碍的工具。

“不少律师在法庭上就直接被警察拉出去，还有的被法官轰出去。理由就是他们作伪证或涉嫌诱供。诱供这个问题很难界定，法官或检察官说你诱供，律师还难以解释清楚，不让你再代理辩护，你也没有办法。”滕彪说，“据我所知，以伪证罪被判刑的律师还不多，但是，在代理刑事案件的辩护中，地方司法机关借此给律师制造麻烦的情况却非常多。”

1997年12月，黑龙江天泰律师事务所昆明分所王一冰律师因涉嫌伪证罪被逮捕，两年后被二审法院宣布无罪，得以出狱，该律师因此愤而出家。

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5年年初，全国共有500多名律师身陷囹圄。中国律师协会曾对23个律师伪证罪的案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其中11个案件中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的风险并不仅限于这方面。滕彪说：“去年，我受当事人委托，要在山东旁听一个刑事案件的审理。开庭前。5个防暴警察把我抓住摁在了地上，随后限制了我5个小时的人身自由，庭审结束才把我放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也是律师，本来需要出庭为当事人进行辩护，开庭前当地的警察直接把他抓了。说怀疑他是小偷，一直关了22个小时，也是庭审一结束就把他放了。”

“这样的话不会对你进行法律制裁，但如果这些检察官、法官，甚至案件的当事人经常向律师协会举报你，你也受不了，很可能会因此吊销你的律师执业资格。”高夜律师很清楚代理刑事案件可能为自己带来的麻烦。

法庭上的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本来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从本质上讲。三者的终极目标也应该一致——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公平和公正。而现实中，律师又经常和另外二者成为一对矛盾体，摩擦不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律师应该发挥的作用却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法律赋予律师有到法院查阅相关案卷的权利和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权利，而在实际行使自己的正当权利时，也是困难重重。“一般情况下，法院都会配合。如果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案件，比如一个刑事案件涉及到地方行政机关或行政人员。他们往往就会采取一些干扰手段，一般就是拖。”北京长济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朱寿全说。

此外，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困难也不少。“看守所一般都设立在特别偏远的地方，律师得先到相关的公安机关开‘同意会见介绍信’，再拿着介绍信到看守所开具会见通知单，才能去见当事人。最麻烦的是在检察阶段，往往会有刑警在现场监视会见，当事人出于种种顾虑又经常不敢说得太充分，有的看守所没有警察在场，但是又搞了监听设备，这就让会见的效果大打折扣。”高夜说，“另外。法律并没有规定会见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必须是两个律师同时在场。因为早期的时候，有的律师担心在会见过程中发生意外，就经常结伴会见，到了现在，这竟然成了刑事案件中会见当事人的一条不成文的行规，律师的时间也很宝贵，有的重大的刑事案件至少需要4次会见当事人。每次都得走同样复杂的程序。”

资深律师的“避雷”之道

代理刑事类案件如此困难重重，令诸多律师望“刑”却步，而高夜却多年来主要致力于这方面的案件，他对如何规避风险，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

“我做这样的案子，有一个基本的原则：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一定不做，尤其是可能触雷的地方，一定要证据确凿，方法得当。一般来说，这类案件的前期举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拿到的证据相对要比律师掌握得充分，作为律师，最好不要想方设法自己去取证。千方百计想要推翻他们的证据，那样你就明显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他们就可能设法给你制造种种障碍。”

“作为当亭人的家属。好多都有这样一种心理，他会告诉你，你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的时候，告诉他这不要说。那不要讲，那个应该怎么说。这

样的话，我肯定不能给他带，因为这明显是法律不允许的，很可能会被卷入串供或作伪证的嫌疑中。”

“另外，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我不会一下子列出20多条证据去试图推翻公诉方的证据，你讲得太多，会遭法官的烦，也会让公诉方很反感，很可能会当庭强制剥夺你的辩护权利，并且重点也不突出。我一般通过前期的阅卷，在案卷中寻找2到3处影响案件审理结果的关键地方。在法庭上提出来，这样，证据或结论是你检察机关和法院做出的，你的证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或者有不够充分的地方，我提出来，对方一般也无话可说，一般情况都会被采纳。”

一次，河北保定的李建华因破坏电力设备，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李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高夜担任其二审辩护人。

根据现场勘查笔录记载，被告在作案时，将电线杆一端的电线剪断后，电线杆由于失去平衡，另外一边的电线下坠，致使一个村民被电击身亡。高夜在庭审前专门找了一位研究数学的老师，通过计算，下坠后的电线离地面至少有4米高，从而推断受害人实施了某种不恰当的行为，故应减轻李建华应负的刑事责任。通过高夜辩护，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决进行了改判，判处李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讲，他代理的刑事案件中，如果涉及到当事人可能被判死刑。也可能被判死缓的情况，他会帮助当亭人的家属设计减刑方案。比如，如果家属能够拿出10万元钱，他会建议家属在一审的时候拿出5万元，请法官把这些钱赔偿给受害者；如果一审中没能奏效，案件进入二审时，再以同样的理由再拿出5万元。他说这样一般都能有效果。

中国律师整体荣誉感较差?

作为职业律师，以高夜为代表的律师更加注重和相关司法部门的平衡关系，从而更加注重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刑事辩护的有效实施；而以滕彪为代表的学院派律师，则更加注重从宏观上推动中国整个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我们现在接手的许多刑事案件都是比较典型的。具有普遍性的，很多都有制度方面的考虑，最近我们正在起草关于律师在场权和当事人沉默权方面的报告，打算再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关司法修改建议，这项制度对防止刑讯逼供具有约束作用。”滕彪不断向中国司法制度领域的挑战，已经受到了他所任教的中国某著名大学的多次警告。

关于目前中国律师整体的社会地位，滕彪说：“应该说。我国律师的整体社会荣誉感较差，律师在相当一部分案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这种情况尤其在一些基层法院的审理中表现比较明显，一方面，法官权力该大的时候得不到充分发挥。地方政法委或者某个书记县长都可能出面干涉案件的公正审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律师辩护得再好，出示的证据再充分，法官也不一定采纳，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超过法律规定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法官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在法庭上，法律赋予他的权力应该是最大的，律师应该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前提必须是律师的发言能够得到法官的尊重。而我国基层一些职业水平不高的法官在这点上做得不太好。”

徐展勤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些涉及境外案件的当事人一般第一次见面就会表现出对律师的特别尊重，而内地的当事人就表现得差一点。

“在我国。社会上很多人还是以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就是替坏人说话，甚至一些被害人会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报复律师；就是一些检察官和法官也觉得律师替犯罪嫌疑人辩护，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你会有一种敌对情绪。实际上，律师即使为坏人辩护，也是在维护他本该享有的正常合法权利。是在维护法律的公平和公正，这点从本质上和司法部门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

正是很多人存在着对律师的偏见，使得我国律师遭受打击报复的情况屡见不鲜。2006年12月14日，北京一律师事务所主任在朝阳区肿瘤医院附近被人砍伤，左手4个手指肌腱被砍断。后背被刺一刀，受袭原因正是由于他多次代理涉黑案件。

律师收入和服务整体高端化

采访中，大部分资深律师对自己的收入状况总是避而不谈，一名进入该行业不到1年的年轻律师李丽说：“我们最近代理了一个外地的刑事案件，收费是两万元，差旅费用另收，这种收费已经很低了。我们的收费比较灵活，北京的要低一点，如果是外地的则要翻倍。”

即将开庭的沈阳一个涉黑案件，犯罪嫌疑人家属在为其聘请国内某著名刑事辩护律师时，该律师开出的代理费用是300万元，少一分都不谈。相比之下，2万元的代理费确实相形见绌。

律师都有哪些方面的支出?李丽说：“也就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些日常开销，别的没有什么，这里包括所里用于维护正常社会关系的消费。”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不少律师事务所在受理案子的时候，都不会主动向当事人提供发票，只有当事人要求的时候才会提供，这种情况的存在，自然造成了不少律师漏税的黑洞。

北京市律师协会统计，2006年，仅北京市律师行业的总收入就突破了50亿元，占到了全国律师行业总收入的1/3以上，全国律师的人均收入在8万多，而北京律师的人均收入高达50万元。此外，京城律师市场还存在着高低两个20％的现象：一是20％的律师属于“富豪律师”，他们一年拿走律师市场总额的80％，人均年收入超过百万，其中收入最高的1年可达千万；另外20％左右的“穷酸律师”，一年的收入则在6万元以下。

律师的高收费还造成了律师服务对象的高端化，而大量普通案件的审理却不能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帮助，尽管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了律师有免费法律援助的义务，但是，规定能够得到援助的对象又有诸多限制，现实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

“我国在刚恢复律师制度的时候，超越式地发展律师队伍。结果造成了我国现有律师整体素质较差、许多年轻律师生存艰难的状况。就是到现在，还有许多人觉得中国还应该增大律师的数量，我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中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真正能够请得起律师的绝对人数并不多。现在有将近12万的从业律师已经不少了。”高夜说。

从全国律师的分布看，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数又占了大多数。律师资源的分布也很不合理，而这也和律师行业服务高端化的情况基本保持一致。

艰难曲折中前行

郑州大学法学院2007年4月份对本科生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刚入校时，有75％的人愿意成为律师，随着对律师行业的了解，到毕业时。真正愿意去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降到了一成左右。

“来我所里的律师如果是35岁以上，不管你的学历如何，我也会多考虑一下，假如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你就是博士，我也会慎重一点，毕竟律师这个行业需要很丰富的社会阅历，更需要当事人的信任，就像医生一样。越老越吃香。”朱寿全主任律师的用人标准显得有些苛刻。这也从另外的角度印证了年轻律师目前跻身该行业的艰难。

像中国许多领域一样，律师行业也呈现出了浓重的中国特色，不管现有的情况是喜是忧，中国的律师业依然在艰难曲折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