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学 案例分析（精选8篇）
夫妇两人家中遇害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２日，兰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接报：兰州市城关区郑家台２５６号１０２室发生一起特大杀人案。租用该室的景锦霞、张礼二人被杀死在室内。第一个发现两人被害的是死者的女儿张惠（化名）。警方从张惠处了解得知，案发当天，她与同学在外玩耍，夜上也没有回家。其间她曾向家中打过多次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父母手机也处于关机状态。１２日清晨，张惠回家打开房门后，发现父母躺在床下，两人双手被捆绑，嘴上被缠了好几层胶带，已经没有了呼吸。随后，她向警方报了案。
案件惊动省公安厅
“３·１２”案件发生后，省公安厅将此案作为今年省级督办案件，要求兰州市公安局调集专门力量快速侦破。之后，省公安厅副厅长、兰州市公安局局长姚远立即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专案组组长、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胡义带领刑警支队支队长胡静汉、副支队长周建等人立即赶赴现场。经勘查，案发现场的衣柜和抽屉都被人翻过，保险柜内财物被抢。专案组结合案发现场情况分析后初步认为，此案系特大抢劫杀人案。通过现场走访调查，得知该室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出租给景锦霞、张礼二人，二人在兰长期以收购、买卖高档礼品烟酒为业。
三名凶犯先后被擒
为了尽快破获此案，警方多个侦查小组开始对死者生前交往的人以及案发地近期出入的陌生人进行调查。３月１３日，警方发现死者张礼生前的一部小灵通竟然仍在使用之中。３月１５日，在经过大量的调查后，两名３０岁左右、分别叫李燕（女）和梁义的人进入了
专案组的视线，近期这两人行踪诡秘，而且经常去大商场疯狂购物。掌握了这些异常举动后，当晚１０时许，专案组人员迅速出击，在城关区和政路口，将准备外出购物的李燕和梁义抓获。经过审查，又发现一名叫李文民的人与该案有重大关系。１６日中午，警方在红星巷某家属院将收拾东西准备潜逃的李文民抓获。并从其住处起获赃款８０００余元，并缴获斧头等作案凶器。
经审理，３名嫌疑人对此案供认不讳。
三嫌犯是亲属关系
警方审讯后发现，３名嫌犯竟然是亲属关系。犯罪嫌疑人李文民既是犯罪嫌疑人李燕的父亲，也是犯罪嫌疑人梁义的亲舅舅。李文民一向好吃懒做，并因此早年与妻子离婚。１９８２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刑２年，２００４年又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２００５年６月刑满释放。李文民与前妻离婚后，女儿李燕随其母生活，不幸的经历使李燕自小性格孤僻，结婚没多久就离了婚。李文民的外甥梁义父母离异，自小没人管教，长期混迹于街头，曾于２００５年因替别人销售赃物被判刑６个月。
贪慕奢华走上邪路
没有工作的李燕离婚后做起了回收烟酒的买卖，就这样结识了张礼夫妻，一来二去，她对张礼的家庭收入情况有所了解，知道张礼家庭富裕。自此，贪慕奢华的李燕开始心理不平衡，后来便找表弟梁义商量，明确告诉他想从张家弄些钱花。梁义将此信息透露给舅舅李文民后，３人一拍即合，决定做一笔大生意。
所谓技术侦查, 通说认为是指侦查机关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 为了更好的收集刑事案件的证据、尽快侦破案件并查获犯罪分子, 严格依照法定程序, 利用特定的技术而采取的具有技术性、秘密性和侵犯性的特殊侦查措施。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 技术侦查措施依靠其隐蔽性、高科技性等优势应运而生, 并被广泛的运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中。因此, 为应对犯罪形势的新变化,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增设了有关技术侦查措施的条文。这不仅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 对侦查程序法治化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1.1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需要技术侦查措施加强社会管理
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促进了工业社会、多元社会、流动社会等社会多样化的形成, 从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控制方式逐渐失灵。伴随社会与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 为加强国家治理, 维护社会稳定, 侦查措施也由最初的公开强制转变为如今的秘密引诱。技术侦查手段自在实践中运用以来也呈现出了快速增长、范围日益扩大的特点。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技术侦查措施”入法, 使其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我国传统社会控制方式难以应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尴尬局面。
1.2 技术侦查合法化是顺应国际形势的新要求
技术侦查合法化是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通行做法。目前, 技术侦查措施在国际上主要存在三种立法模式: (1) 诉讼法律模式。例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就有关于对技术侦查的使用规定。 (2) 综合法律模式。美国是采用综合法律模式的代表国家。1967年发生在美国的著名的“卡兹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 在该法中便对监听等技术侦查手段做了明确规定。 (3) 专门法律模式。实施专门法律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是日本。日本在1999年颁布的《犯罪侦查通信监听法》便是一部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专门法。
1.3 犯罪活动的复杂化与智能化迫切需要技术侦查措施的介入
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 经济领域和科技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手段不断的涌现导致各类隐形犯罪活动日益频发, 刑事犯罪的方式也逐渐趋于复杂化、智能化和多样化, 犯罪分子通过借助新技术和新手段, 导致我国刑事犯罪开始向高科技化转变, 因此急切需要通过技术侦查的立法来弥补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方面的不足。
2 我国技术侦查立法的现状及缺陷
2.1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现状
在我国, “用技术手段侦查案件”的概念首次出现在1989年《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中, 这一时期的技术侦查还处于雏形阶段, 其适用主要依据也只是一些内部文件。随着技术侦查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我国陆续在1993年《国家安全法》第10条和1995年《人民警察法》第16条中分别授权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随着理论界的不断探讨, 加之司法界的诸多实践, 我国最终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通过立法明确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地位。其进步之处在于: (1) 提升了技术侦查法律位阶的明确授权。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使得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上升到了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 (2) 对技术侦查措施以法条的形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制。新《刑事诉讼法》从其适用的范围、主体、条件、程序、期限等方面作了初步规制, 其中包括适用范围限制为重罪范围、适用主体限制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适用条件限制为必要原则、适用期限限制为三个月等, 并且明确了通过技术侦查获得的证据效力, 解决了由于缺少合法性而不能作为证据直接使用的问题。
2.2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存在的缺陷
首先, 适用范围具有模糊性。新《刑事刑诉法》遵循了“重罪原则”, 采用概括和列举结合的方式将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定在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几大类重罪案件上, 规定过于粗略。而关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重大案件”的界定, 依旧缺乏详细的认定标准和依据, 在实践中为司法适用留下了相对较宽的解释空间, 从而为实现公平正义埋下隐患。
其次, 适用条件的规定过于粗略性, 不易操作。立法仅作了“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过于原则性的粗略规定, 而并未对何种情况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及对象等问题作出具体解释。显然, 上述表述过于笼统, 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具体的限制条件并没有明确规定, 因此在实践中司法者不易把握, 极易导致适用对象的扩大化, 由此而造成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 损害公共利益及私人合法权益。此外, 立法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严格的批准手续”规定过于笼统, 对于由谁来审批, 以及具体的审批程序是什么并未给出明确的规定。
再次, 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的执行机关不明确。在理论界检察机关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由谁执行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 虽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交由有关机关执行”, 但这个“有关机关”具体是哪一机关, 立法并未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能否赋予检察机关自身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
最后, 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的缺失成为技术侦查措施良好实行的拦路石。技术侦查措施所具有的天然的“危险性”, 使其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一不小心便会成为侵犯人权的“罪魁祸首”。尽管立法对技术侦查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若侦查机关在刑事案件中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时, 对公民权利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此, 亟须相关的配套机制使技术侦查措施达到更好的效果。
2.3 对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若干思考
(1) 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在确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时首先应当秉承“宽严相济”的大原则, 其次还需综合考虑两个重要因素, 即“比例因素”与“必要因素”。对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标准范围如何确定, 笔者认为实践中一些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特殊轻罪案件, 运用高科技手段而实施的侵犯财产类的犯罪案件等, 有时这些案件必须利用技术侦查手段才能侦破, 因此立法以“重罪原则”来确定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过于严格。故笔者建议应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及司法实践的经验, 可适度放宽适用技术侦查的案件范围。
通过借鉴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 须在法定条件下, 符合技术侦查适用范围的案件才可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然而立法规定的“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应当明确并非所有性质严重的重大犯罪案件就都需要适用技术侦查手段。笔者认为, 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 严格遵循“手段最后”原则, 即只有在使用常规的法定侦查措施仍然无法侦破案件时; (2) 根据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 认为确有必要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且需具有合理的证据证明有实施的必要。
(2) 明确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机关。
笔者认为, 技术侦查毕竟不同于普通侦查措施, 作为一种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和侵犯性的侦查手段, 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所以拥有执行权限的机关越少, 才越能降低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犯的可能性, 故不可将执行权限大面积赋予各个侦查主体。且检察机关又是我国的权力监督机关, 一旦检察机关以各种理由拥有了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限, 那么极易造成“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局面。若检察机关既行使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又行使监督权, 将很难对这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实现真正的监督, 这样会将公民的权利置于一个危险被动的位置。因此, 笔者建议将技术侦查的执行权限严格控制在现有的范围内, 即便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执行权也应归于公安机关, 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3) 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现行的技术侦查适用的是各自审批的行政模式, 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有权自行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在这种模式下, 一方面有利于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的高效化;而另一方面, 这种“自侦自破”的做法使得技术侦查缺乏独立的外部控制。纵观多数法治发达国家的做法, 普遍采取技术侦查的适用一般由法院负责审批,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可由检察机关审批。然而, 由于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仍无法实现法官的真正中立, 若由检察机关审批则与“侦裁分离”原则相悖, 因此这一做法在我国并不适用。笔者建议可借鉴英国的模式, 成立独立的审查委员会对技术侦査措施进行审批。独立的审查委员会能有效解决了侦查机关自行操作、暗箱操作等问题, 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
(4) 建立技术侦查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技术侦查措施固有的的强制性、侵权性必然导致了其以侵害公民的隐私权为代价。因此, 在完善健全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同时, 有必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笔者建议可分别从程序性制裁和实体性制裁两方面来确立违法制裁机制, 如对于某些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案件的证据可不予采用;或者一些技术侦查的执行者或相关人员违法泄露私人信息等行为应负相应的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无救济即无权利”, 这句法谚告诫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赋予公民权利, 最重要的是应当建立相关救济机制。因而在使用技术侦查的同时, 应赋予公民以下救济权利:第一, 当事人的知情权, 即在技术侦查结束后, 应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当事人。第二, 当事人的复议申请权, 即当事人表示对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不服的可申请复议。第三, 请求国家赔偿权。即对违法技术侦查造成的侵害予以国家赔偿的权利。
摘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 但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完善。通过对技术侦查立法背景的探讨, 明确了技术侦查的必要性, 并立足我国法律规制的现状和不足, 引出了对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思考: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明确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机关、细化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建立技术侦查的违法制裁机制和权利救济制度。
关键词：执行机关,审批程序,违法制裁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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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作为独立的程序规定其中，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主体、案件适用范围、和解协议的效力等问题也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有了具体的规定。本文通过案例来探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对于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价值分析。
关键词：案例；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价值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颁布后，使得刑事和解制度有了明确的定位，区别于之前与治安调解有相似性的特征。明确了刑事和解制度中的案件适用范围、执法主体以及救济途径。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案例来探讨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分析。
一、案例简介
2014年12月8日下午，被告人夏某无证驾驶川AB333号小型轿车载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由德阳驶往绵竹方向，行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的车辆行驶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乙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这起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法医鉴定，李某系颅脑严重损伤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比较大。经公安交警部门对事故结果进行认定，夏某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此次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检察院为了证明夏某的犯罪事实，向法院递交了有关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8日14时许，被告人夏某与其朋友宋某一家三口乘座李驾驶的川AB333号轿车从德阳城区上105省道线驶往绵竹，在驶出德阳城区后，被告人夏某提出由自己来驾驶车辆。随后，该车由被告人夏某驾驶。当车辆行驶至105省道5公里处时，夏某驾驶车辆远离正常车辆行驶的路面，撞断道路旁边的护栏后又撞到路边的树上，造成李某当场死亡，宋某、徐某（宋某之妻）、宋某乙（宋某之子）三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伤害，所驾驶的车辆严重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李某系颅脑损伤死亡可能性比较大（与死者家属协商后，死者家属不同意对李某的尸体进行解剖，故对李某的尸体未进行解剖检验）。后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对该起交通事故进行核查，被告人夏某系无证驾驶。此事故经德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二大队认定：夏某承担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李某、宋某、徐某、宋某乙对该起交通事故不负责任。公安机关调查此案件时，同时查明，被害人李某生于1991年12月3日，死亡时为23岁，为德阳人，在家务农，无正式工作。被害人李某名下的川AB333号现代瑞纳RTY985231Y1小型轿车，经德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证：肇事后损失的价格为人民币45000元。
届时，该起案件正处于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办案民警的协调下，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适用了刑事和解。双方达成了赔偿金24万元整。夏某也向受害者进行真诚地道歉，受害者也在心理上接受了加害人的道歉，刑事和解制度很好地修复了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理论阐述
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加害人通过对被害人认罪、赔偿、道歉的方式进行和解，司法机关对双方和解进行确认，从而在定罪量刑方面进行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处罚的制度。侦查阶段刑事和解的立法宗旨主要针对恢复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和解的方式缓解甚至消除当事人双方的矛盾情绪，构建和谐社会。
刑事和解在价值层面上，首先是保护了被害人的利益。它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让被害人有途径自由地表达自身在赔偿方面的意思表示，而且可以在心理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在一般的刑事诉讼过程当中，被害人通常处于被动的情况，只能被动地听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指挥。而在刑事和解制度当中，被害人可以与加害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可以正当地相加害人进行倾诉，避免了二者老死不相往来或者是酿成群体事件的可能。接受到加害人正面的道歉，心灵上得到更好的抚慰。并且在赔偿金的问题上，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协商获得更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赔偿金额。因此，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对于被害人而言是一种保护，也是贯彻契约精神的一种良好模式，双方通过交流沟通达到令对方满意的情况。
其次，对于加害人而言，对其来说也是一种有利的制度。既可以保护加害人，也可以帮助矫正其犯罪行为。之所以说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是指其也有权利对自己的过错进行弥补而选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对抗刑事诉讼的缺陷。使得加害人自身也有权利进行利益衡量。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可以减少超期羁押的现象，能够有效避免刑讯逼供等问题的发生。所以对加害人而言也是一种保护。除此以外，对于加害人的犯罪行为矫正，促使其重新回到社会生活有积极作用，加害人能够真诚地悔过，对被害人和社会不存在仇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更好地接受加害人。
最后，侦查阶段刑事和解也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在侦查阶段能够使双方达成和解，对于之后的公诉以及审判程序而已，都是极其节省司法成本的。避免了相应强制措施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缩短了办案时间，缓解了警力不足的现状。使得程序分流，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办大案要案。
三、案例探讨以及不足分析
上述案例中，加害人夏某无证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提交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夏某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出的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111650元、丧葬费31840元、精神抚慰金60000元、车辆损失费45000元，符合法律规定。
对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从价值层面分析，人们往往会继续质疑“花钱买刑”的问题，其意思是指是不是加害人家里有钱就能获得更轻的刑罚。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彻底扫除了这个后顾之忧。因为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只有向检察院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所以其自由裁量的权利被大大地限制住了。而且在最终的判决中，对于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量刑幅度也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是说一个杀人犯如果花非常多的钱就可以不受到刑罚的处罚的。
在笔者实践调查中，发现侦查阶段适用刑事和解程序可能并没有理论中那么理想地节省了司法成本，反而是公安机关作为主持人，在刑事和解过程中，耗费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来促成和解协议的达成。所以理论和实践的差距确实是存在的。但并不是说否认这个程序的存在价值，毕竟刑事和解程序才刚刚正式施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后慢慢当事人双方熟悉了刑事和解程序，将来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能够更加简单方便。
另外，在实践调查中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于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积极性不是很高，因为刑事和解制度存在风险，公安机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到最后和解协议执行过程中可能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出现反悔的情况，撕毁和解协议，要求重新进行刑事诉讼程序，这样之前公安机关花费的人力物力都付诸东流了。因此，在考评制度指标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刑事和解適用奖惩情况。所以与其承担风险进行刑事和解，不如直接进行拘留或者逮捕等强制措施，直接送入刑事诉讼程序。对于此问题，我们认为应当在考核制度中规定适用刑事和解的奖惩标准，类似于调解制度，积极鼓励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构建和谐社会。（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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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玩忽职守、滥用权柄、徇情枉法―失职犯法作为一种社会伤害性极端严重且会发生伟大负面社会影响的犯法运动，以令人们逐渐认识到失职庸官离我们的生涯其实不远。偷税、漏税与不相符司法划定前提的公司年夜量存在，这面前想必有失职人员的鼓动;耕地、植被的年夜量损坏和国有地盘资产的流掉，这面前有失职人员守法同意征用、占用地盘与不法低价出让国有地盘应用权;暴力取证、荼毒被监管人员，这面前与失职人员的行动难逃相干。以后，失职犯法出现出的主体思惟趋利化、范畴扩大化、行动埋伏化、手腕多元化、群体渗入渗出化的特色，使失职犯法侦察任务面对着取证艰苦、体系体例方面存在妨碍身分、任务机制上存在缺点等很多新的挑衅与情势。鉴于此，本文对失职犯法及其侦察对策停止了初步的商量。本文共分四个部门。第一部门，起首从分歧的角度动身对失职犯法的概念停止了论述，并对失职犯法的概念提出了本身的懂得，然后对失职犯法的分类尺度、案件特色顺次停止论述，以其周全的展示失职犯法的概貌。第二部门，重要商量了失职犯法的侦察特色及难点成绩剖析。本部门在分析了失职犯法发生缘由的基本之上，周全总结了失职犯法案件侦察的特色，并据此对失职犯法案件侦察中面对的难点成绩停止了一些轨制层面的剖析。第三部门，是本章的重点及焦点部门。本部门根据侦察任务在刑事诉讼阶段中的法式划定，顺次对失职犯法案件的立案审查、侦察决议计划、侦察盘算、侦察取证四个方面的成绩停止了详细的论述。第四部门，本部门在对失职犯法案件的侦察特色及侦察对策予以具体研讨的基本之上，总结性的对新时代失职犯法案件侦察任务古代化的成长偏向提出了几点假想。
摘要 3-4
Abstract 4-5
目录 6-8
引言 8-10
第一章渎职犯罪案件的特点剖析 10-15
第一节渎职犯罪案件的概念及分类标准辨析 10-13
第二节渎职犯罪案件的特点 13-15
第二章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特点及难点分析 15-21
第一节渎职犯罪的成因分析 15-16
第二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特点 16-18
第三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中的难点问题分析 18-21
第三章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研究 21-35
第一节渎职犯罪案件的立案审查筹划 21-26
第二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决策筹划 26-29
第三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谋略筹划 29-31
第四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筹划 31-35
第四章渎职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现代化的展望 35-46
第一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法治化 35-36
第二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保障化 36-39
第三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技术化 39-43
第四节渎职犯罪案件侦查的公开化 43-46
结语 46-47
参考文献 47-49
从总体上来讲，侦查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较窄但比较稳定，随着公安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对高素质的侦查专业人才的需求会不断扩大，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侦查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会继续看好。目前有不少学校已开设了侦查学方向的研究生点，如有意对侦查学进行深入学习，可以攻读侦查学专业的研究生。
侦查学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在公安类专业中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专业就全国来说需求量是最大的，而这个专业的适应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可以胜任一些非本专业的公安工作体能训练是必需的，好的身体素质是成为一名合格的侦查员或者说警cha的首要条件。该职业方向要求你必须要能吃苦，而且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心理素质必须要过关!外勤只是警cha任务的一种一种普通任务，大多数只是巡逻任务或者维持治安而已，算是比较轻松的。至于要求，主要包括体能，身体，政治等方面，具体可以看公安类专业招生须知!
本专业就业最好的地区排名：深圳、东莞、西安、武汉、杭州、成都、朝阳、重庆、南京。截至6月28日，本专业平均薪资为3679元。
随着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和侵权渎职犯罪斗争的深入开展，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日趋狡猾隐蔽。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我们的传统的侦查方法和手段已为犯罪分子所熟悉，使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明显增强。以往在侦查经济案件中，一般采取查账、抓人、审讯“三板斧”式的公开方式进行，投入大，周期长，效果往往不理想，使得犯罪分子能从容地毁灭隐匿证据，串供潜逃扩采取各种干扰侦查。因此，笔者认为，在经济案件侦查中应由强攻转智取，由公开变秘密，以秘密侦查为主。
所谓秘密侦查，是指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夜视、窃录、窃拍、摄像、录音监听、多媒体、伪装潜入、耳目眼线等合法手段，准确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或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通过秘密侦查，可以达到“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摧其防御”的目的。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着重把握“四个隐密”，展开秘密侦查。
一是身份上隐密。隐蔽身份是开展秘密侦查、掌握初查主动权的关键。只有身份上隐密，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既不惊动嫌疑对象，在其麻痹大意、缺乏防备的情况下，获取我们所需要的证据材料。同时，也能使无辜者保持清白，免受非议之苦，从而使侦查工作可进可退，顺利圆满。实践中，可以首先与举报人或嫌疑对象的对立面秘密接触，了解情况，并充分利用他们，对他们进行指导，发挥其聪明才智，以延长的我们的大脑和四肢。让他们寻找知情人，再从知情人那里掏出情况和证据。或者利用他们与嫌疑对象的各种关系，让其直接接触和试探嫌疑对象。还可以采取化妆的方法进行调查，如可以装扮成举报人的朋友、亲戚等，让其引荐，直接与知情人乃至嫌疑对象进行接触；可以用客户的名义，与有关企事业单位联系业务，了解相关情况，收集、固定证据；可以用其他机关业务部门的名义接触知情人，……凡此种种，就是在通过合法途径，改变侦查人员的身份，在不会引起侦查对象警觉的情况下，暗中侦查，调查搜集其犯罪证据材料，从而，真正使侦查取证在隐密中顺利进行。
二是目的上隐密。在侦查中，隐密工作目的，往往能使侦查工作化难为易，事半功倍，让知情人或嫌疑对象在不明事由的情况下，放任甚至于“配合”我们调查取证、收集固定证据。隐蔽目的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检察机关的职能特点，在对线索的外围调查、秘密取证阶段，自侦部门，都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利用各自业务掩盖初查，不易暴露意图的有利条件，使调取书证、物证及其他原始证据变得易如反掌。如以追究滥伐树木责任人的名义与林业部门联系，得到了林业部门积极响应，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而办案人员的真正意图是收集林业站人员收受贿赂的证据，从而使案件办得干净利落、水到渠成。
三是知情范围上隐密。对整个侦查工作全过程，实行封闭管理，严格控制知情面，案件侦破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里不存在信任与否的问题，而是一种高度的责任意识。要实行专人侦查、专门汇报、专人指挥，使侦查工作始终在封闭的空间进行。必要时，可以借出差、开会、培训等名义，把人马拉出去，军事化管理，制造出封闭的环境，彻底堵塞可能发生泄密的各种可能性。或者采用分阶段换人、多人分头受命调查取证、用纪律约束互不通气的方法，除指挥员掌握初查计划、行动方案以外，具体办案人员仅能了解片断的情况，不能了解事实的全部。
四是手段上的隐密。众所周知，犯罪活动一般是在暗中进行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尤其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犯罪的实施和掩盖也与科技进步一起同步增长。因此，我们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要求，采
取技术侦查手段，超越障碍，揭露、证实和打击犯罪。技侦手段种类繁多，如监听、夜视、窃录、窃拍、多媒体等等。技侦手段的采用，秘密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真正把嫌疑对象纳入视线范围，做到“敌动我知”，并从中发现线索和调整对策。同时，要学会借枪打鸟，设置耳目。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有必要选择一些部门和行业，在其内部建立特情，实行了举报有奖和内部提供线索奖励制度，吸收可靠人员充当耳目，及时提供案件线索，提高办案效率。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方式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侦查大多理解为一种秘密的侦查手段, 谢佑平、万毅认为:“所谓技术侦查措施, 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 包括电子监听 (俗称窃听) , 秘密录像、秘密拍照, 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该定义强调了技术侦查的秘密性、技术性。
新刑诉法虽然对技术侦查适用的一些方面作出了规定, 但并未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从现有法律来看, 我国《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所规定的技术侦察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 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此种解释虽然从概括和列举相结合的方式给技术侦查予以定义, 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能等同与新刑诉法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 明显缩小了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 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方式限定在秘密手段方面。
在当前欧美等国的刑事侦查中, 技术侦查措施大体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手段的采用在一定范围内秘密进行, 如《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中所规定的电子监听等方式;二是技术手段的使用对当事人公开, 甚至需要征得其同意, 如进行测谎检查等方式。测谎检查等技术手段, 早已在我国的侦查机关中普及运用, 但因为种种因素, 对测谎检查的结果暂时仍未作为证据使用, 但笔者在实践中认识到测谎技术完全应当成为一项重要的技术侦查措施, 然而该措施明显不具备秘密性。因此笔者认为:技术侦查措施, 是指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侦查措施, 技术侦查措施包含但不限于秘密的技术侦查, 还应包含公开的技术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措施对隐私权侵害的控制与补救
技术侦查尤其是秘密技术侦查, 例如监听、秘密拍照、秘密搜取、邮件检查、跟踪盯梢等, 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尤其在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 民众对于公开化变得更为敏感, 因而隐私对人们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代表社会公益的技术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价值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虽然在进行价值衡量时, 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 技术侦查可以成为保障人民群众安全、自由和财产的手段, 同时也可能被错误地滥用而成为侵犯人权的秘密武器。因此, 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时, 必须在侦查的必要性与人权保障的要求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 须注重对隐私权侵害的控制与补救。
(一) 重罪原则
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特定犯罪类型而采用。欧美等国均对此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重罪或轻罪案件中, 如果可能判处的刑罚为2年或2年以上监禁, 预审法官为了侦查的必需, 可以决定截留、登记和抄录邮电通讯。我国新刑诉法也对此作出了要求, 明确了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在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对此应严格把握标准。
(二) 必要原则
虽然技术侦查措施能对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带来巨大的帮助, 但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 如果运用普通侦查行为就可以侦破的, 就不必启动技术侦查, 因为秘密技术侦查手段的使用, 不仅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同时也耗费较多的人力物力。
(三) 补救措施
秘密技术侦查措施难以避免的会侵害公民隐私权, 为减少这种代价, 有必要制定补救措施以对公民隐私权进行救济。首先:保密和封存。对通过秘密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 (如窃听的电话通讯内容、秘密录制的录像) , 不能随便泄露, 除非是需要作为证据使用。同时, 对有关记录材料还应进行封存, 防止当事人的隐私泄露和扩散。其次, 销毁不再需要的材料。对于追诉不再需要以技术侦查措施得来的材料时, 应当设置合理的程序, 经审批后适时的予以销毁。
三、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与执行的具体方式
由于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 被侦查人员通常具备高学历、高智商的特点, 并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一定的法律知识, 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 当前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智能化、秘密性等特点, 各种非常规的犯罪手段也层出不穷, 有些犯罪过程形成“一对一”的格局, 运用原有的侦查手段往往难以侦破案件。检察机关办案流程和方法的公开化及高检院一系列办案规范化规定, 也使得传统侦查手段的办案难度大大增加, 现阶段职务犯罪侦查发现难、突破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日益突出, 技术侦查措施能否作为一项常规侦查手段切实的运用到办案过程中, 对今后反腐反贪工作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新刑诉法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前, 运用技术侦查措施在我国也并非无法可依, 《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分别授权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为侦查犯罪活动 (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的需要,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发了《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检察机关在侦办自侦案件时, 对贪污贿赂案件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 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但上述《通知》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 严格来讲没有真正赋予检察机关决定与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 同时也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才可以适用, 并需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至于具体的批准程序、措施种类、对象范围及有关机关应做何解释, 新刑诉法并未明确, 有待相关司法解释予以补充。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与执行的具体方式, 是该项措施能否切实运用到办案工作中去的基础。
(一) 执行
虽然执行程序应当在批准程序之后, 但笔者认为, 首先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问题, 否则技术侦查措施发挥的作用可能远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新刑诉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是“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而明确“有关机关”的主体地位则是执行问题的核心。有观点认为“有关机关”应当是指公安机关, 具体而言则应当是交与提出申请的检察机关同级的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只能享有有决定权, 不应具备执行权, 因为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与执行权主体分离能够体现出“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本原则。而目前具备技术侦查手段的常规“有关机关”也仅仅包含公安机关及国家安全部门, 检察机关并未建立独立的技术侦查部门。从上述层面看来, 似乎由公安机关作为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机关较为合适。然而在实践当中, 如果这种制度一旦确定, 检察机关将很难实际运用技术侦查措施。首先, 目前技术侦查具体的执行规范由公安机关内部掌握对外保密, 技术侦查部门在公安机关内部都属于特殊部门, 公安机关其他部门使用技术侦查手段都困难重重, 检察机关通知公安机关协助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用于查办案件则难度更高, 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次, 职务犯罪有其特殊性, 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 对技术侦查的时效性、保密性要求更高, 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必须商请公安机关配合, 一旦配合出现问题, 将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最后, 我们必须看到, 全国各地每年查处的职务犯罪人员, 也包含了为数不少公安人员, 公安人员一旦涉及职务犯罪, 其反侦查能力及审讯对抗能力均超出一般公职人员, 正常的侦查手段很难奏效, 而在查办公安人员的情况下商请公安机关执行技术侦查措施, 无疑是极不适合的。因此, 要使技术侦查措施这一制度落到实处, 必须由检察机关自身作为执行机关。
(二) 批准
对于技术侦查的批准程序, 主要应包括申请和审批两方面。对于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主体而言, 主要是反贪污贿赂或反渎职侵权部门。申请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填写《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申请报告》, 说明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涉嫌犯罪的初步证据, 载明采用技术侦查的方式、内容、范围和理由等。对于审查批准程序, 有观点认为:根据检察机关内部分工的情况, 侦查监督部门一直以来都肩负着监督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职责, 技术侦查措施应由侦查监督部门履行监督, 负责审批, 并应按照相关规定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审批。但笔者认为, 技术侦查的使用, 通常都运用于重大复杂的职务犯罪案件中, 尤其需要保持高度的保密性。对此类案件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应严格把握知情范围, 在申请部门提出后, 由主管检察长审核后报检察长批准, 如果要进一步严格审批程序, 可以由下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批准后直接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检察长审批, 中间不应由其他部门进行审核。
最后, 技术侦查措施通常需要借助于专门的技术器材和技术人员来实现侦查目的, 例如电话监听、网络侦查、邮件检查等, 检察机关要将技术侦查措施较好的运用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去,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增加技术人员数量、提升技术人员专业素质和添置各种技术侦查器材。
摘要：新刑诉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 对检察机关查办重大职务犯罪案件具有积极的作用, 但新刑诉法的规定仍较为笼统, 不足以指导实际侦查工作, 需要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诸多细节进一步明确, 并注重对隐私权侵害的控制与补救, 确保检察机关能将技术侦查措施切实运用到办案工作中去, 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关键词：技术侦查,职务犯罪,隐私权
参考文献
[1]谢佑平, 万毅.刑事侦查制度原理[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2]程雷.秘密侦查比较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3]周建明, 徐志峰.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及工作制度[Z].
对该案是否应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以及是否应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处理上存在不同的看法，其实质就是对补充侦查期间是否属于侦查阶段的认识不同。一种观点认为不应重新计算，也不应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即这类情况不应属于侦查阶段，应严格按《刑事诉讼法》有关审查起诉时每次补充侦查的期限为一个月的规定办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补充侦查也属于侦查阶段，当然应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期间的重新计算和延长的规定。这确实是一个有争议问题，且各地在司法实践中都作法不一。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间。这条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一般被称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这一问题采取原则性规定，对该程序的性质、操作方法、流程等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直接的文字规定。为此，笔者就法律适用当中存在的不同理解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对“侦查期间”的不同理解
对“侦查期间”是否包括补充侦查期间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侦查期间仅限于立案至侦查终结这一段时间。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侦查期间包括了补充侦查期间。
基于不同的认识在补充侦查期间发现了新的重要犯罪如何处理就成为一个颇有争议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对此情况应当以检察机关发现漏罪退回补充侦查的情况一样来处理，即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另一种观点认为，此时可以认为是侦查阶段，即可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28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需要延长的也可以再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
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是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与之相关的直接条款只有第128条第1款，间接条款有《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125条、第126条、第127条和第128条第2款。另外，《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另有重要罪行”、侦查机关报请、决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程序、审查逮捕部门的发现不当的时候纠正程序作了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关于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规定在第二章侦查部分，与一般侦查羁押期限、特殊侦查羁押期限、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等内容规定在同一节中。由此，笔者认为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只是侦查过程中可以采取的一项措施，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羁押期限不同，基于此笔者也认同前述《人民检察》杂志认为：补充侦查不能适用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另外原因，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即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程序应当是前后相承、有机结合的，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回复的程序以外。其他诉讼程序都不能随意逆转。补充侦查是提起公诉环节的内容，《刑事诉讼法》关于补充侦查的时限、次数以及审查起诉期限的重新计算都有明确规定，如果对补充侦查适用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将可能随意突破法律关于补充侦查的时间限制。二是《刑事诉讼法》实际上认可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是侦查活动中侦查机关(部门)因实际案情获取额外羁押期限的手段，是以时间换取侦查空间的合法方式，并没有在审查决定的程序上设定严格的监督机制。1997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这样规定的初衷也说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必须由审查逮捕部门决定，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以及采取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后能否采取延长羁押期限的措施，这也是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对这一系列问题未加以规定的原因。如果认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与一般侦查羁押期限、特殊侦查羁押期限、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重刑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等具有共同本质，则不再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以及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后，只要符合延长羁押期限的条件，并经法定决定权的机关或部门批准即可以延长羁押期限。但不能突破法律的规定，不能重复适用上述一般、特殊及重大复杂案件的侦查羁押期限。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权由侦查机关(部门)行使而不是像一般侦查羁押期限等的决定权由检察机关行使的主要原因在于，一般侦查羁押期限等的决定权是基于逮捕强制措施的审查批准权的后续延展，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以犯罪嫌疑人已经逮捕被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不存在社会危害性。在另有重要罪行的前提下，为新的罪行争取到的侦查空间，因此在保障侦查与保障公民人身权利之间，《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者已将天平倾向了前者。
一个人在没有交付审判之前就可能已经因反复重新计算、延长侦查羁押期限而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年、几年之久，假如某一天将行为人交付法院审判，最后的结果是无罪释放，他将获得国家的巨额赔偿，像赵作海、余祥林那样历经数年后得以平反昭雪，最后面临的却只有安度晚年。但所有的一切都已物是人非，该行为人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已受到非正式的无形审判，这对于曾长久身陷牢笼的犯罪嫌疑人又如何谈得上公平正义呢?因此这样的待定状态应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完成，应当由法律对此加以明确规定。
二、对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是否可以延长羁押期限的理解
《刑事诉讼法》第128条规定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该条并没有提及到依照第126条、第127条的规定。如果所发现的新罪符合有《刑事诉讼法》第126条、第127条规定的可以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情形，而且事实上侦查机关依照第《刑事诉讼法》124条也已经延长了一个月侦查羁押期限，而案件仍未能终结，此时在是否应当再次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问题存在着两种争论。第一种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当中只是提及到依照第124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因此，对于所发现的新的犯罪的侦查时间最多只能是三个月，即使新罪有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26条、第127条当中的延长情形也不能再次延长。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根据所发现的新罪的实际性质，如果有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26条、第127条两条当中的延长情形，那就可以延长。因为我国现有的侦查技术和水平还比较落后，相应的延长羁押期限是合理的；而且，《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并非就代表着禁止。笔者认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对侦查机关可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审判前的羁押应是一种意外，并尽可能的短暂。如何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刑事诉讼法》第128条只规定依照第124条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是有其目的的，那就是要求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效率，避免对犯罪嫌疑人过长的审前羁押。司法实践当中，办理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不能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6条、第127条的规定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因为在第一次由于发现另有重要罪行对行为人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后，该行为人将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被采取了强制措施，这已经能够充分保证对最新发现罪行的侦查，完全实现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为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