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调解书能否撤销与不予执行

仲裁调解书能否撤销与不予执行（精选3篇）

仲裁调解书能否撤销与不予执行 篇1

我国仲裁法对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作了详细规定。我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第六十三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原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从七个方面规定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书的条件，内容大抵与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相同。但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并未对仲裁调解书的撤销与不予执行作出任何规定。那么，对于“错误的仲裁调解书”，当事人能否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而法院又能否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呢?实践中，有部分法官认为，根据我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仲裁裁决适用的法律条款，对仲裁调解书同样适用。因此，就依据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原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撤销了仲裁调解书或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调解书

仲裁调解书能否撤销与不予执行 篇2

一、“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冲突和重叠

根据做出仲裁裁决机构的所属国籍,仲裁裁决可分为本国仲裁以及国外仲裁,根据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涉及国外事务,本国仲裁又可进一步细分为内国仲裁以及涉外仲裁。从当前立法来看,我国法院对国外仲裁所实行的监督方式仅为“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对于本国仲裁则实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以及“撤销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学界通常将该监督模式称为“双重救济”模式,前者适用于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后者则适用于申请执行裁决程序中的被申请执行人,亦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裁决的债务人”,如此申请执行方则相应地作为“裁决的债权人”。需要明确的是本文的讨论对象主要指向本国仲裁,并未延伸至外国仲裁。自1994年仲裁法将“撤销仲裁裁决”引入到仲裁体制以来,我国便确立了司法对仲裁两种监督方式并存的时代,而学界对于这种所谓的“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探讨与质疑却从未停止过。笔者将结合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笔者自身的粗浅观察,对“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监督方式在制度设计以及实践运作两个层面中所隐含的价值缺陷以及内在冲突进行一番梳理。

其一,“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在仲裁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之间形成失衡状态,具体而言,仲裁裁决的胜诉方对裁决结果只享有一次救济的权利,即只能通过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仲裁裁决的败诉方除了享有对抗胜诉方的申请不予执行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如若认为仲裁裁决存在缺陷事由时还可提起撤销之诉。笔者无法认同此观点,前文中对当事人双方权利保护平衡标准的讨论是建立在已知的仲裁结果的基础之上的,即根据仲裁结果确定的胜诉方与相对应的败诉方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明确可感知的,但问题就在于,权利保护机制所影射的主体应是仲裁结果做出之前的双方当事人,而非根据仲裁结果所确立的胜诉方与败诉方,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在仲裁裁决做出之前所享有的救济途径是不确定的,胜诉方与败诉方具体的当事人身份只有经过具体的仲裁程序后方能够确定,享受胜诉的欢乐抑或承担败诉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事人自身在仲裁程序中收集、运用证据以及说服仲裁员所付出的努力程度所决定的。从该角度看来,“双重救济模式”对于仲裁程序中的双方当事人来实质上仍是能够实现公正保护的。

其二,在“双重救济”监督模式之下,首先,从两种监督方式各自的审查事由观察,经过2012年民诉法的修改之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与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形成了完全重合,新修民诉法将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中的“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实体性事由予以删除,将“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修改为“判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以及“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两个事由。其次,除了审查事由,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在法律后果上亦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准确地说应当是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所产生的法律效力被撤销裁决所覆盖。仲裁裁决一旦被撤销,即自始丧失法律效力,包括裁决本身的合法性以及强制执行力,而如若法院认可当事人的不予执行申请,仲裁裁决也只是在强制执行力上被否决,裁决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仍能够得以延续。从该角度观察,“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措施效用似乎已经被“撤销仲裁裁决”所覆盖,且从权利维护的时间性考虑,撤销申请比不予执行申请显然更能够为当事人提供及时的权利救济,有学者据此提出应将“不予执行制度废除”。

其三,“双重救济”监督模式对仲裁裁决效力的影响与冲击问题。撤销裁决制度与不予执行制度并行的方式客观上为裁决的债务人提供了两次救济的机会,实践中债务人出于纯粹不满仲裁结果而通过先后申请撤销以及不予执行来达到拖延裁决效力实现的情况并不少见,针对该现象仲裁法司法解释提出了应对方案,即禁止当事人以相同理由先后行使双重救济,但问题在于,司法解释并未禁止裁决债务人以某一理由提出撤销申请被驳回后再以其他不同的理由申请不予执行,而且从现实角度考虑,由于对仲裁裁决所进行的司法审查标准不仅包含程序性事由,同时亦包括当事人“伪造证据”以及“隐瞒足以影响公正裁决证据”等实体性事由,当事人基于实质同一的事由而对其在程序和实体形式之间进行转换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一项仲裁裁决若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裁决对于当事人而言虽然失去了强制执行力,但裁决本身的法律状态并未被彻底否决,仲裁裁决仍然得以合法存在。若日后被申请执行人依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即使新的仲裁裁决或者法院判决能够消除因原有的程序瑕疵与实体缺陷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却有可能导致新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与原先虽丧失执行力却依然合法存在的仲裁裁决之间在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方面形成矛盾甚至完全冲突的关系。

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存在价值

在厘清以上几方面问题后,笔者认为,解决“双重救济”监督模式的内在缺陷并不必然只有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一种途径,不予执行制度从首次规定于1991年民诉法之后延续至今已二十年有余,其间经历了两次民诉法的修改契机以及仲裁法的首次颁布而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可见立法者对于不予执行制度在仲裁裁决的权利救济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给予了肯定,在此立法背景下贸然主张将其废除,恐怕亦是难以获得立法层面的支持。

首先,从法理价值层面考虑,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制度与权力制衡理论是相互契合的。任何一项公权力在缺乏监督的情形下必然存在遭受滥用甚至侵害公民权利的危险,对于本质上来源于公民授权的公权力必须设置相应的监督机制。仲裁庭所行使之仲裁权虽从形式上依据纠纷双方当事人之契约而取得,但因存在权力行使之界限以及经向法院申请可获得强制执行力等特征而具备了司法权的属性(亦有学者将仲裁成为类司法行为),既然具备权力属性,则理所应当接受监督以防止存在滥用之危险。不予执行制度作为司法监督方式之一对仲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审查与制约作用不可否定,法院在执行程序中除了涉及公共利益事由并不主动对仲裁裁决的效力瑕疵做出评判,只有依据被申请执行人的请求方可以对裁决本身潜在的程序性以及实体性缺陷进行检验。

其次,若谈及权力制约价值,与不予执行制度相比撤销裁决制度同样具有监督约束仲裁权之功效,为何不能直接将不予执行制度取而代之呢?笔者认为,若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加以观察,仍可发现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功能差别。其一,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角度观察,不予执行制度主要保护的是被申请执行方的利益,在裁决执行程序中为被申请执行人的权利主张提供异议途径,如果说被申请执行人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对仲裁裁决的异议权,其仍然能够在裁决的执行阶段再次获得行使异议权的机会。若贸然废除不予执行制度,岂不是强行将被申请执行方推入无以自救的困境,更何况我国现行法律并未针对裁决债务方基于客观原因未能在撤销期限内行使异议权的情形赋予相应的补救途径。其二,若从管辖法院的角度观察,受理撤销裁决申请的法院为仲裁机构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而受理当事人执行以及不予执行申请的法院则为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执行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我们不难察觉出撤销程序关于管辖权的限定在司法实践中所隐藏的问题,即地方利益保护倾向,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性重大项目利益的仲裁纠纷中,地方政府通过恶意串通地方法院以图强行干预仲裁结果的腐败行为并非绝无可能,在仲裁事业迅速发展、仲裁事项日益庞杂的社会背景之下,地方保护主义更应受到提防。与撤销制度不同的是,不予执行制度所确立的管辖法院则为被申请执行人规避地方势力的不当干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制度协调

通过价值分析对不予执行制度予以肯定之后,最终需要解决的便是如何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对“双重救济”监督模式进行调整以克服制度弊端的问题了,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环节就在于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两者之间的衔接,只要适当调整两种程序之间的适用规则以及法律后果,关于不予执行制度价值以及裁决效力冲突的困惑便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

其一,从解决重复审查以及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裁决效力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执行程序中被申请执行人行使异议权的期限,规定“被执行人在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期限届满以后所提出的不予执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即如果被执行人原本可以通过撤销程序行使异议权而故意拖延,则其在执行程序所提出的异议理由法院不再加以考虑,当然异议期限的限制并不妨碍法院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事由实施执行监督。

其二,从解决裁决效力冲突与法律后果重叠的角度考虑,应当明确“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在我国的监督体制之下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裁决的审查范围是完全重合的,就仲裁裁决本身的合法性判断而言,两者在审查标准以及制度功效上是存在一致性的,从这一点来看,“法院做出不予执行裁定的同时一并撤销仲裁裁决”的立法设计是具备正当基础的。此外,就撤销裁决与不予执行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而言,德国所实行的司法审查模式与我国类似,在具体的适用规则以及程序设计方面有诸多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例如,在考虑两种监督方式的协调与衔接时,德国规定:“法院在决定裁决是否可执行时应当考虑其是否存在可撤销裁决的理由”,而且,“如果法院已经宣告仲裁裁决可执行,则当事人不能够再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摘要：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是我国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两种主要方式,由于制度内在缺陷而导致对仲裁裁决效力造成冲击以及影响仲裁效益性等诸多问题,多数学者主张将废除不予执行制度作为解决途径。实际上,废除不予执行并非最佳选择方案,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不予执行制度的现实价值,较为妥当的解决方式应是对撤销程序与不予执行制度进行重构,特别是要做好二者之间的衔接与协调。

关键词：司法监督,不予执行,撤销裁决,协调

参考文献

[1]万鄂湘,于喜富.再论司法与仲裁的关系——关于法院应否监督仲裁实体内容的立法与实践模式及理论思考[J].法学评论,2004,(3).

[2]汪祖兴.仲裁监督之逻辑生成与逻辑体系——仲裁与诉讼关系之优化为基点的渐进展开[J].当代法学,2015,(6).

仲裁调解书能否撤销与不予执行 篇3

关键词：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

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近年来在国际仲裁界引起激烈争议的一个新课题。对此，各国学者的观点以及有关的国际国内立法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肯定是一个错误的命题。然而，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以及有关立法情况证明，某些类型的已撤销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这些使得传统的观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含义及其法律地位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是指已被裁决作出地国或裁决依据法律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根据其国内法或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而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它还能否在其它国家得到承认与执行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此项裁决是否还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即法律效力问题。对这一问题，传统的仲裁理论与新兴的“非国内化”（denationalized）仲裁理论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别。

传统仲裁理论认为，仲裁受特定国家的国内法支配，该国国内法决定着仲裁程序的有效性。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的法律效力主要受仲裁地法或裁决所依据的法律（一般等同于仲裁地法）的制约，即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是由仲裁地国国内法所赋予的。因此，如果仲裁地国法院不承认有关裁决的效力，并依其国内法撤销了该项裁决，则该裁决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力。 然而，近年来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兴起的“非国内化”仲裁理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该学说主张国际仲裁应摆脱国内法律体系的支配和控制，仲裁应置于一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之下，这种理论还就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提出了一种全新观点，他们认为，根据仲裁的性质，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并非来源于特定国家的国内法，而是来源于一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传统仲裁理论的观点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比非国内化理论具备更为充分的理由。但是这种观点并没有看到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与传统的国内仲裁之间的区别，而是机械地将适用于国内仲裁的观点套用到国际商事仲裁之中，在方法论上便犯了一个错误。而且，这种观点也没有注意到国际商事仲裁在各国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显得过于保守。而非国内化理论在这些方面就更具有前瞻性，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理论对于仲裁裁决效力来源的解释又太过理想化，他们所设想的那种“超国家的准则和权力”并未创立，而且何谓“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非国内的”体系也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必须与特定的国家的法律制度相联系，这是一个前提，但是一旦裁决生效后，该国便不得随意取消裁决的法律效力，这种权力必须受到某种限制，否则便会为日益国际化的国际商事仲裁的健康发展设置障碍。

2 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之可执行性分析

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才导致目前各国对待已撤销裁决的态度的不一致。一些国家态度鲜明，只要发现裁决存在已被撤销的情形便拒绝承认与执行。另一些国家则并不考虑裁决是否已被撤销，而是根据其他条件，如其国内法的规定来决定是否对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后一种情形下，执行地国法院便有可能对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和执行。那么，究竟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为合理呢？换句话说，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究竟是否还具有可执行性呢？目前国际仲裁界对此争论颇多，各种观点可谓见仁见智。

反对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第一，他们认为这种作法与法理相悖，一国不仅有权撤销裁决，而且其撤销裁决的裁定还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一旦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则无异于承认和执行了一项没有法律效力的裁决。第二，《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是支持执行地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第三，如果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它国家仍能顺利得以承认和执行，那么撤销程序的存在价值就会受到挑战。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我们并不否认一国法院对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所享有的撤销权，但是由此认为此项撤销权的行使具有绝对的域外效力的观点值得商榷。其次，对于《纽约公约》的立法意旨，笔者认为应该考虑到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并从《纽约公约》整体上的立法目的出发作出更为客观的解释。第三，承认和执行已撤销裁决并不意味着对特定国家所享有的撤销权的否定。

赞同对已撤销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为这种作法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二，一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属于法院判决的范畴。执行地国法院完全可以基于其不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理由来不予承认外国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从而决定对已撤销的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对此，笔者的观点是：首先，《纽约公约》的确为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与执行提供了一定法律基础，但必须指出的是，要想建立一项较为完善的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制度，《纽约公约》的现行规定还有很大的欠缺。仅仅以此为依据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其次，一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时，其审查依据是建立在其本国的司法或公正基础之上的。而各国关于公正的要求多有不同，因而导致承认与执行标准的多样化和差异化，从而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最终还是违背了《纽约公约》统一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初衷。

尽管国际仲裁界对于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是否具有可执行性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笔者认为，无论从仲裁制度的性质、特点，还是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来看，在某些情况下，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是很有必要的。也就是说，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有一定的可执行性。另外，《纽约公约》第五条和第七条的有关规定也的确使得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具备了一定的可行性，尽管《纽约公约》的这些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3 对已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的实践考察

以上笔者从理论上对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可执行性进行了分析。实际上，这种可执行性在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从已公开报道的几件案例来看，这些国家在作出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裁定后，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有些国家虽然在个案中出现了这种作法，但随即便被后续的司法实践所否定，还有的国家则更是由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首先来看美国的司法实践。在著名的Chroma11oy案（Chroma11oy Aeroservices Company ， CAS v. 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中，美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和执行了一项已被仲裁地埃及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美国地方法院作出此项裁定的主要理由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之规定，允许法院执行该仲裁裁决。而且公约第七条规定，当事人在被请求承认及执行裁决之国家的法律许可的方式或范围内，有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在该案中，被请求国为美国，由此推定可适用美国法，而该仲裁裁决符合美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因而应予执行。其次，注意到合同当事人关于仲裁裁决终局性和约束力及“不进行任何上诉或其它法律措施”的明确意思表示，埃及一方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提出诉讼，违背了仲裁终局性及“No recourse”条款，有违美国公共政策，因此，仅仅根据“美国的公共政策”，便可不承认与执行埃及法院的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

Chorma11y案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先例。学界对此毁誉参半、褒贬不一。从后续的美国司法实践来看，Chromalloy案的作法并未得到肯定。这一点从1999年美国法院在Baker案和Spier案中所作出的判决得到证明。

在Baker 案（Baker Marine Ltd .Danos ＆ cur1e Marine cotractors v. Chevron Ltd. ） 中， 美国法院没有采取Chromalloy案的作法，而是拒绝对两项已被尼日利亚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法院认为，无论是基于《纽约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的规定，还是根据国际礼让的原则，都不能对已被其来源国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强制执行。而且Baker Marine没有提出适当的理由来说服法院拒绝承认和执行尼日利亚法院作出的撤销仲裁裁决的判决。

两个月后，美国地方法院又在Spier v. Calzaturificilo Tecnia ，S.P.A 案中同样拒绝对一项被意大利法院撤销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在该案中，法院所依据的理由与Baker案基本一致。

因此我们知道，Chroma11oy案并未对随后的美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作为先例的地位也十分不确定。一般而言，只能依仲裁地法来判断裁决的法律效力，在目前条件下，已撤销的仲裁裁决还很难得到美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

从以上对美法两国司法实践的考察我们看到，无论是Chroma11oy案还是Hi1marton案在实践中的效果都不太尽如人意，可以说，在目前的国际法律体制下，对已撤销的裁决进行承认和执行的作法还不太现实。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对现存体系进行改革的问题。在对《纽约公约》的有关规定加以完善之后，很多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4 现实困境与对策

我们注意到，《纽约公约》没有为各国应基于何种理由撤销仲裁裁决提供一个公认的标准，这是公约的一个重大缺憾。它造成的后果是裁决地国可能根据各种不适当的理由任意撤销在其境内作出的仲裁裁决。当这类被不正当撤销的仲裁裁决在其他国家寻求承认与执行时，执行地国法院将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无视裁决已被撤销的情形而对之予以承认和执行，则将因无法合理解释仲裁裁决的效力来源而陷入“有悖法理”的泥潭；而如果拒绝承认和执行此项裁决，又无异于支持裁决地国的这种滥用撤销权的行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就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对《纽约公约》加以完善，一方面，通过在公约中具体规定可以据以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来对裁决地国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的域外效力作出限制。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对执行地国法院在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已撤销的仲裁裁决时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以增强已撤销的裁决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的可预见性。另外，虽然《纽约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极大地便利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但由于该条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从而有可能导致执行地国法院对这种“更优惠权利条款”的滥用，其结果反而是不利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对此作出限制，将公约第五条（一）款（e）项规定的情形排除在第七条的适用范围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