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2024-10-17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精选8篇)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篇1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解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对于加深对社会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下将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并对我国的社会工作进行简要分析。

1、西方社会工作产生的历史背景

(1)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不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且也是它的矛盾明显暴露的时期。这个时期始于英国(18世纪60年代)、相继于法国、德国等西欧主要国家(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革命,一方面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日益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也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并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但同时,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也对这些国家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的破坏性的影响。这表现在:第一,整个社会被划分为两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的两极分化也是财富和贫困、特权和无权向两极的积累,这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尖锐地对立起来。第二,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打破了封建时代的封闭的农村经济,也迫使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生产劳动力的出卖者。他们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第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追求个人利益价值的蔓延冲击着以往的社会关系,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利己主义得到充分扩张。第四,社会问题大量出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自由竞争使得竞争中的失败者沦为贫困、无助的一群。贫穷、饥饿、失业、堕落等充斥着社会。这些不期而遇的社会问题引起了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以使社会摆脱病态,弱者免于痛苦。社会工作就是众多尝试中的一种。

(2)宗教改革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张扬。欧洲历史上的中世纪抬高神而贬低人,狂热的宗教意识使人的尊严受到损害,使人的发展受到压抑。以文艺复兴为先导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冲破了中世纪神学的黑暗统治,主张恢复古代世俗的思想文化,主张以人为中心。由此引发的欧洲宗教改革也恢复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张扬了人道主义,主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与新的宗教伦理一起为后来兴起的慈善活动和广泛的助人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3)长期助人实践经验的积累。作为一种助人的活动,特别是针对社会弱势人群的帮扶,其实在世界各国自古有之。应该说,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诸多社会问题,人们总是采用在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条件下适用的方法去应对这些问题,然后人们不断探究更加有效、合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从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可以说,现代社会工作是长期以来助人经验积累的结果。无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念还是社会工作的方法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

总之,专业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工作就是在迫切的社会现实需求、社会思潮的强烈影响和长期助人活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2、西方社会工作的实践

从欧美社会工作的发展来看,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1601)、德国汉堡制(1788)与爱尔伯福制(1852)、慈善组织会社(1869)、睦邻组织运动(1884)等都是早期为社会工作的产生提供了直接前提的重要实践。之后,西方各国又逐步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产

生了福利国家思潮。

(1)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1601年)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行国,也是遭遇近现代社会问题最早的国家。1601年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济贫法》(Poor Law,史称旧济贫法)。其内容有如下几个要点:①规定每一教区每周应向地方征收济贫税。②规定贫民救济应由地方教区举办,每一教区设立监察员若干人,中央政府设立监督人员。③规定凡有工作能力的贫民必须参加劳动,不得行乞游荡,以工作换取救济(这可看做以工代赈的发端)。教区设贫民习艺所,配给原料及工具,强迫有劳动能力者从事生产。④对不能工作的贫民,如患病者、老人、残疾人,实行救济。对有家庭者给予家庭补助,使其回家从事生产(outdoor relief“院外救济”);对无家可归者设救济所收容救济,强迫他们在所内工作(indoor relief“院内救济”)。⑤规定人们对贫穷亲属负有救济的义务。教区即公共救济机构仅在贫民无法从其家人或亲属处获得帮助时,才给予救济。(李迎生,2010:37)

就与现代社会工作的关系而言,济贫法成为现代救济工作的开端,对专业社会工作影响很大。但也有不少严重缺陷:第一,可能养成贫民的依赖心理;第二,对贫民的自尊心注意不足;第三,干涉了贫民谋生的自由。

(2)德国的汉堡制(1788年)与爱尔伯福制(1852年)

德国也是工业革命开始较早的国家之一。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贫民问题,1788年在汉堡市实施了由布希(Busch)教授起草的比较有特色的救济制度,史称“汉堡制”。它规定在该市设立中央办事处,综理全市救济业务。全市按救济需要设立若干区,每区设监察员一人,赈济员若干人。实施救济的原则是助人自助。其工作的内容或方式包括:①为失业者介绍工作;②将贫苦儿童送往职业学校习艺;③将患病者送往医院诊治;④对沿街乞讨者不予施舍,以取缔无业游民,使贫民不致依赖成习。(李迎生,2010:38)汉堡制使救济工作更趋组织化和科学化。虽然后来因城市人口增加太快,救济人员不足,趋于衰微,但在其施行的13年中,很有成效。

1852年德国的另一个小城市爱尔伯福市,也仿效汉堡制并加以改良,实施救济制度,史称“爱尔伯福制”。其具体内容为:①将全市划分为564段,每段约有居民300人,其间贫民不得超过4人。②每段设赈济员一人,由政府委派地方热心人士担任,为荣誉职。其工作有二:其一是发放赈济款。求助者必须与赈济员接洽。接案后,赈济员应首先赴求助者家庭做家境调查,经调查确实需要救济者方能给予帮助。救济实施后,每两星期再前往调查一次。发放赈济款依据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标准,不许贫民养成依赖心理。其二是从事段内贫穷的预防工作,如介绍职业、训练与管理游民等。③全市每14段设一个赈济区,每区设监察员1人,领导区内各段赈济员,并由区内14段联合组成一个赈济委员会,由区监察员任主席,每两星期开会一次,讨论有关全区赈济工作。④全市设立由各区联合组成的中央委员会,由委员9人组成,作为全市最高救济机关,统一管理和支配全市济贫所、医院及院外救济事宜,每两星期开会一次。

总之,德国汉堡制和爱尔伯福制的精神与做法,为以后各国探索公共扶助和社会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3)慈善组织会社(1869年)

针对英国当时济贫法实际效果的不尽如人意和不同目标的慈善组织的混乱与浪费,牧师索里(Reverend Henry Solly)参考汉堡制及爱尔伯福制的做法,于1869年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致力于协调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各种慈善活动。慈善组织会社认为,个人应对其贫穷负责;接受公共救济将损害贫民的自尊心、进取心与道德观念,致使他们依赖救济为生。因此,会社主张贫民应尽其所能以维持其本人的生活,外来力量只在必要时才介入救济。其具体实施方法为:①成立一个中央管理与联系

机构,并将伦敦全市划分为若干区,每区成立一个分支机构,主持救济分配工作。②各区办理区内所有救济机构受理申请救济案件的总登记,另特设咨询部,供济贫法执行人员、各慈善组织及个别慈善家搜集有关申请救济者的材料,使不少同时向多个救济机构“求助”的职业乞丐暴露其真面目。③各区派员对所有申请案件进行个别详细调查,其涉及的项目包括申请人的各种社会环境,如住房、健康、教育及工资等。④提高救济款物配额,使之能够满足申请人的生活需要。

“慈善组织会社”在英国及美国影响很大,其实践对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有重要的贡献:第一,首创派友好访问员(friendly visitors)访问申请救济者,以了解其社会背景并确定应采取的措施。它强调依据调,按“个别化”处理。这种做法,促进了个案社会工作这一社会工作专业方法的产生。第二,促进各救济机构、慈善组织为解决社区问题,采取协调合作的步骤,也为社区组织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4)睦邻组织运动(1884年)

“睦邻组织运动”(the Social Settlement Movement,Settlements and Neiborhood Centers)也被称为“社区改造运动”,是1884年英国牧师巴湿特(Samuel A.Barnett)为纪念亡友汤因比(Arnold Toynbee)而发起的。汤因比是牛津大学经济学讲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宣扬基督的博爱精神,消除人间不平,与贫民共同生活,并为他们服务。但汤氏不幸患肺病于1883年去世,年仅30岁。同为牛津大学毕业生的巴湿特,是东伦敦教区的牧师,在汤因比精神的感召下,发动当时就读牛津、剑桥大学的学生前往该区为贫民服务,与贫民同处,以便实际了解贫民生活情形,研拟对策。并于1884年在其教区建立了一个大学社区睦邻服务中心,取名“汤因比馆”(Toynbee Hall)。这实际上是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①设于贫民区,备有宿舍,所有工作人员与贫民共同生活。他们的口号是“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相亲相爱”。②没有既定的工作计划,视居民实际需要而工作。③尽量发动当地人才,培养其自觉的互助合作精神,为社区服务。④社区睦邻中心不仅是服务中心,而且也是文化中心,向居民介绍本国及国外文化。

“睦邻组织运动”不仅成为英国社会改良运动的一种新潮流,而且引发了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的社区改造运动。其对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意义在于:第一,社会工作的目的在于谋求个人与社会生活的改善,工作方式应从个人与社会双方入手。第二,社会工作应随时依社区实际需要而开展,应发动、组织或配合社会力量开展工作。第三,社会工作应以整个社区为对象,以促进社区福利的全面改善为目的。第四,社会工作进行的方法,不仅可运用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而且应运用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组织工作等方法。

(5)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端于英国,形成于德国,齐全于美国。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对专业社会工作的意义在于:第一,国家通过制定法案或政策,执行对社会福利的管理,使作为间接社会工作方法之一的社会工作行政开始登场。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新的、比较规范的活动空间,并在这一过程中验证、提炼和发展具体的专业方法。

特别是后来“福利国家”的出现,社会工作作为其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受到空前的重视,其提供服务的专业方法得到认可和发展。此时的社会工作也由主要面向弱势群体的专业开始向面向全体国民的专业转变。

3、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

对于专业的理解,社会工作界比较认同格林伍德(E.Greenwood)的看法。1957年格林伍德在其《专业的属性》中指出,作为一门专业,其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是:①一套理论体系(a body of theory),即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或专业知识、技术。②专业的权威(professional authority),专业人员对服务对象拥有判断的专利权,服务对象也可由这种

专业的权威获得安全感。③共同信守的伦理守则(code of ethics),即有一套共同信守的专业工作守则或信条,如客观、保密等。④社会或社区的认可(sanction of the community),社会人士或社区居民承认该专业在一定范围内的权利与特权。⑤专业的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包括专业的价值观、象征符号、行为规范等。(李迎生,2010:48)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是在长期的社会服务实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不断借用其他学科的新的研究成果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这个形成过程就是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在专业化过程中,专业方法的发展、目标模式的变化、工作对象的拓展、理论派别的形成是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特点。

(1)专业方法的发展

社会工作是以助人的价值观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帮助人、服务人的活动和职业,专业方法是其成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许多慈善活动开始是出于怜悯,其助人方法并不讲究。当这种助人活动需要大规模、有组织地开展时,助人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就成为必要。在社会工作领域,十分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出现过将工作领域细分、强调某种专业方法的现象。后来,随着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认识,社会工作者逐渐认识到,面对复杂问题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这样,社会工作者开始探讨将几种社会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的可能性,这就是整合社会工作(综合社会工作)的出现。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以问题为本、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2)目标模式的变化

社会工作针对社会中的问题而出现,并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最初的社会工作任务是解决已出现的问题,通过诊治解决受助者的问题,在这里社会工作扮演的是补救的功能。比如,救助社会上的贫困、失业、老人、流浪儿童等困难群体。

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和复杂化,社会工作者愈发感到单纯的治疗型社会工作十分被动,而且治疗型社会工作把服务对象看得过于被动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如何激发和发展服务对象的能力,使其与社会工作者一起去解决问题就成为社会工作者考虑的重要问题。此外,社会工作者也希望通过工作和服务对象的发展去预防问题的再度出现,于是,预防也成为社会工作者的一个工作取向。这样,社会工作就走出了单纯的治疗、救助的旧框框,治疗-预防、救助-发展就成了社会工作的基本思路。社会工作不但关注现有问题的解决,而且特别注重从预防和发展的角度开展工作,这就将社会工作的目标追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社会工作的最初目标是救助穷人和弱者,后来变成不但“授之以鱼”,而且“授之以渔”。强调发展、增能取向都反映了社会工作目标模式的变化。

(3)工作对象的拓展

随着社会问题的变化和人们对人类生存问题认识的变化及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也在不断拓展。起初,英美国家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只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失依儿童和老人及残疾人、失业者和贫困家庭作为自己的工作对象。这些人基本上是不能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剧烈社会变迁,基本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的人群。或者说,社会工作的早期对象是由于生理、心理原因,或者由于个人无法抵御的社会和自然原因而陷于生活极度困难的群体。后来,社会工作除了依然关注这些最困难群体之外,也关心在非物质生活领域遇到困难的人。比如,在人际关系方面遇到重要障碍的人,在职业生活中遭受沉重压力而心理上、精神上处于亚健康的人士等。这样,社会工作的对象就扩展为所有“有需要”的人士。

(4)理论派别的形成现代社会工作不是只靠个人经验而开展的专业活动。它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知识在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初,社会工作只是实干家的领地,缺乏对理论的关注。社会工作关心的主要是细致的、帮助人的方法,而对指导这些方法的理论缺乏重视和认识。

这一方面是因为对社会工作的务实品格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对实际工作缺乏理论化的总结。社会工作对理论的关注来自于系统的教育培训和对自己的专业性的证明。最初,社会工作的理论只是被动地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后来,社会工作也特别注意发展自己的理论,包括实践理论和一般理论。这样,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就包括社会哲学层次的宏观理论、针对某一类问题的中观理论和实践层次的微观理论。这些理论吸收了社会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结合社会工作的实践,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也形成了多种理论派别和工作模式,并对社会工作实践给予解释和指导。这表明社会工作对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表明社会工作在不断走向成熟。

4、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自古以来,有关社会福利的思想和实践都很丰富的。但现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则开始于中华民国时期。

(1)中国历史上缺乏专业社会工作

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产物,我国传统社会缺乏产生社会工作的条件。传统的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国家,其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其社会结构特征是以生活和生产相重合的家庭为单位,以家族、亲友、邻居为生活共同体,而形成的家族集团式结构。在文化价值方面,我国传统上崇尚儒家思想,同时又受道家、佛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儒、释、道相融合的生活文化。一个世纪之前,中国仍然是典型的、成熟的农业社会。虽然这种农村社会也不乏贫困和社会问题,但是人们主要是靠家庭、家族、亲朋来解决问题。社会的低度分化和低流动性不可能育化出现代社会工作。这样,虽然我国历史上有丰富的社会福利思想,但是却没有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

(2)20世纪上半叶社会工作在中国的萌生

19世纪中期以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及本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影响,我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19世纪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内政治局势动荡、社会危机长期持续,严重威胁着人民生活,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不时处于危急状态。同时,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侵入以及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寻求民族自救的道路,西方文化也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20世纪初至20~30年代,一些传教士在我国开办社会服务,并在我国的大学讲授社会服务课程(这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一定联系的),一些大学开始从事社会服务教学并从事服务实践活动,这样,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开始出现。1925年燕京大学建立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可视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社会服务方面,一些上层人士开展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孤儿救助、贫民救济等活动。另外,一些在西方受过正规教育同时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为了救国救民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其中以晏阳初倡导并极力推行的华北平民教育运动最为典型。这是我国知识界施行的、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社会工作实践活动。虽然因战争等原因,这些实践活动的效果都是有限的,但它对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40年代,当时政府将社会工作引入我国,对我国社会事业(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

(3)194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工作

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社会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出于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的错误认识和理解,1952年的“院系调整”取消了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科和相关教育,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断。

为了加速发展工业化和加强对社会的组织动员,国家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加强社会管理,我国逐渐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在城市,普遍实行“单位制”,政府不但成为全部社会资源的占有者,也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责任人。在农村,除了对“五保户”的救助和救灾,政府没有其他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农民基本上靠家庭和村集体来解决困难。这

样,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没有专业社会工作生存的基础。如果说我国城市中的某些福利服务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工作性质的话,那么这种社会工作可称为行政性、非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它与国际上通行的社会工作有明显差别。

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篇2

楔形文字:公元前4000年左右, 亚洲西部的亚美尼亚高原就有了最早的居民——苏美尔人。在古代的苏美尔, 人们使用芦秆或木棒做成尖头的笔, 在泥板上写字, 每一个笔画总是由粗到细, 像木楔一样, 把泥板晾干后再进行烧制。这些泥版中, 大约90%是商业和行政记录, 其余的10%则是对话、谚语、赞美诗和神话传说。这就是苏美尔人留给后世的珍贵礼品——“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对西亚许多民族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创造了灿烂的苏美尔文明。

甲骨:甲骨是中国古代占卜时用的龟甲和兽骨。其中龟甲又称为卜甲, 多用龟的腹甲;兽骨又称为卜骨, 多用牛的肩胛骨。卜甲和卜骨, 合称为甲骨。使用甲骨进行占卜, 要先取材、锯削、刮磨, 再用金属工具在甲骨上钻出圆窝, 在圆窝旁凿出菱形的凹槽, 此过程称为钻、凿。然后用火灼烧甲骨, 根据甲骨反面裂出的兆纹判断凶吉。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占卜用的甲骨, 至商代甲骨盛行, 到周初或更晚仍有甲骨。商周时期的甲骨上还刻有占卜的文字———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已有15万片左右, 对甲骨上的文字研究分析, 可以对历史进行断代和考证等。

金石:金石档案是金文档案与石刻档案的统称。商末周初出现了青铜器, 铭文基本是铸成的, 只有极少数用锋利的工具刻成, 这些文字, 现在一般叫金文。商末周初, 统治阶级把重要文件和重大事项, 如法律、契约、册封、赏赐等具有史书记事性质的铭文铸刻在青铜器上, 后来又刻写在石器或石板上保存起来, 石刻档案内容广泛, 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和个人记事等诸多方面, 如“泰山石刻”等。

简牍:竹简是一种将文字、图像或其他各种特定的符号写在加工过的竹片上的书籍形式。战国时魏国史书《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 以墨书写, 每简40字。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 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竹简和木牍所开创的书籍形式和制度, 对后来的书籍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册”、“卷”、“编”等书籍的单位、术语, 一直沿用至今。

金文的经典之作———毛公鼎

缣帛:缣帛文献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 盛行于两汉, 大约在秦至西汉间, 是帛书使用最多的时期。丝织品虽是当时最轻便的书写材料, 上层社会普遍用缣帛作为书写著作或公文的材料, 用于各种重要典籍、文书、信件的书写, 但其价格昂贵, 不如竹简使用的普遍, 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作为记录信息的主要载体, 与简牍并存了很长一段时期。

纸张:中国造纸技术起始于西汉, 东汉时期蔡伦推动了造纸技术改革。蔡伦总结了前人造纸技术经验, 采用树皮、破麻布、麻头和破渔网等废弃物造纸, 既增加了原料来源, 又降低了造纸成本, 使纸张广泛使用成为可能。造纸技术的改进, 使得人类梦寐以求的价廉优质书写材料终于诞生。造纸术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 简牍和缣帛逐渐被淘汰。公元三到四世纪, 纸已基本取代了落后的简帛书写材料,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感光载体:感光载体的发展包含感光物质和感光物质的载体两方面。法国人约瑟夫·尼塞弗尔·尼埃普斯于1826年拍摄他住房窗口外的景物, 他把感光后能变硬的白沥青涂在铅锡合金板上, 放置在暗箱里, 把暗箱固定在工作室窗口, 曝光了8个小时, 再经过薫衣草油冲洗, 获得了人类拍摄的第一张永久性照片———“窗外的景色”。画家达盖尔同他合作, 于1837年发明了银版法, 达盖尔将镀银的铜板用碘蒸气制成碘化银, 使镀银版具有感光性, 然后用F11口径的镜头拍摄, 阳光下曝光5~12分钟, 曝光后用水银蒸气使潜像出现, 然后用大苏打液定影, 再用蒸馏水洗净, 就得到了一幅金属银组成的负像。1839年8月19日, 在法国科学院与美术学院的联合集会上, 将这项发明的专利公之于众, 标志着能够记录图像的感光载体诞生。1835年, 英国一位科学家卡尔波特将感光乳剂硝酸银和碘化钾溶液涂布于高质量画图纸上并晾干, 放入相机, 拍出负像, 然后用负像印出正像, 曝光时间约需8分钟。

以上两种摄影法的感光度都很低, 曝光需要较长时间, 又不易复制。英国医生、业余摄影家杜克斯1871年将溴化银和明胶混合涂在玻璃板上, 用于拍摄。与以前感光材料相比, 感光能力显著提高, 最高拍摄速度可达1/25秒, 又容易复制成照片。1886年, 美国乔治·伊士曼研制出了“伊士曼胶卷”, 结束了用笨重易碎的玻璃片做照相底片的历史。1924年, 德国技师巴纳克研制的小型135莱卡相机面世。

摄影术的发明, 实现了人们向往已久的愿望, 不经过画家之手, 把自己的影像姿态完全照原样固定下来。摄影术还使人们了解到远方异国的风貌, 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它还把一种全新的欣赏对象带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 扩大了艺术欣赏范围。

唱片:1857年, 斯科特发明了声波振记器, 这是最早的原始录音机。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一种录音装置, 可以将声波变换成金属针的震动, 然后将波形刻录在圆筒形腊管的锡箔上。当金属针再一次沿着刻录的轨迹行进时, 便可以重新发出留下的声音。1878年爱迪生成立制造留声机的公司, 生产商业性锡箔唱筒, 这是世界第一代声音载体和第一台商品留声机。而德国科学家伯利纳1887年研制出来的圆盘式唱片和留声机为世界留声事业开创了新纪元, 1891年, 伯利纳研制成功以虫胶为原料的唱片, 发明了制作唱片的方法。1931年美国无线电公司试制成功33.5转/分的密纹唱片。1948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首席工程师皮特·格德马克, 采用钻石做唱针, 乙烯基塑料为唱片材料, 并增加沟纹密度, 唱片转速为每秒33.5转, 使得一张12英寸唱片每面可放二十多分钟的音乐, 大批量唱片从此开始生产。

磁性载体:1898年由丹麦物理学家帕尔森发明的磁性录音装置, 是将声音记录在一根钢丝上。1928年德国工程师菲雷莫尔就在柏林展示了在纸基上涂有铁屑作为声音载体的磁性录音装置。1932年, 德国AEG公司和BASF公司合作, 由AEG公司生产记录设备, BASF公司生产声音载体。作为磁带的主要材料———磁粉起着决定作用, 1934年, BASF公司研制出使用塑料作为带基的磁带, 将细小颗粒状磁粉分散在塑料黏合剂中, 然后涂敷到塑料带基上。在发明磁带以后, 录音机本身也在不断改进, 录音和放音的质量越来越高。

光盘载体:1972年, 荷兰飞利浦公司的研究人员, 研制成功了利用激光光束来进行记录和重放信息。记录信息时, 用激光在介质表面烧成许许多多微小的坑;读数据时, 利用激光束扫描记录信息的介质, 根据激光在小坑上的反射变化得到信息。最初投放市场的产品就是激光视盘———LD激光视盘, 直径为12英寸, 两面都可以记录信息, 但是它记录的信号是模拟信号。1982年, 由飞利浦公司和索尼公司制定了CD-DA激光唱盘的标准, 从此, 一种新型的激光唱盘———音乐CD诞生了。CD-DA激光唱盘系统, 首先把模拟的音频信号进行脉冲编码、调制等数字化处理, 再经过EFM编码之后记录到光盘上。接着飞利浦公司和索尼公司又利用CD-DA作为计算机大容量只读存储器———CD-ROM, 并于1985年公布了在光盘上记录计算机数据的标准。紧接着可以一次写入、多次读出的CD-R光盘和能够反复擦写的CD-RW光盘相继出现。1993年9月, 留美学者姜万勐利用美国C-CUBE公司的MPEG技术, 将图像和声音同时存储在一张小光盘上, 研制出一种价格只有当时的LD光盘十分之一的视听产品———VCD, 即视频压缩光盘。

半导体存储器:1967年姜 (Kahng) 和施敏发明了一个重要的半导体存储器件, 它是一种非挥发性半导体存储器, 具有非挥发性、高器件密度、低功率损耗和可重写性等特点, 可以在电源关掉以后, 仍然保持其储存的信息。半导体存储器中最小的存储单位就是一个双稳态半导体电路或一个CMOS晶体管, 它可存储一个二进制代码。由若干个存储元组成一个存储单元, 然后再由许多存储单元组成一个存储器。每个存储单元可存放一个字节, 每个存储单元的位置都有一个编号, 即地址, 一般用十六进制数表示。一个存储器中所有存储单元可存放数据的总和称为它的存储容量。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篇3

【关键词】大数据;数字鸿沟;数字图书馆

在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大数据这个概念已经成功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我们人类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大数据它指的就是数据的集合,它是对于有限的时间内常规软件所无法收集、整理并进行处理的数据信息的整合。如果从数据产业的角度看,大数据所包括的内容就不仅仅是数据本身,还包括数据收集的工具、数据管理平台以及数据分析系统。

一、我国政府应用大数据的现状

1.存在数据孤岛现象

各个地方政府在建立的初期,都会利用大量的数据信息来提高各自的工作效率,同时他们也建立了相应的数据信息系统,但是由于这些数据信息系统建立的模式不同,如果要是将它们强行整合在一起,也就会变得杂乱无章,没头没尾。也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无法进行交流与数据的互换,导致了数据孤岛现象的出现。

2.我国政府对大数据价值认识存在不足

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我国政府对大数据价值认识不足,在分析大数据时存在着思路不清晰,方法笨拙的现象。也就是说当前我国不少政府部门担心,他们在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时候,如果过多地去应用大数据,将会带来工作任务的繁琐,甚至还担心如果暴露相关数据反而会违反相关隐私,所以政府中的大多数人主动性不强,而我国相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法律不健全,缺乏统一的数据开放标准。

3.大数据人才的缺乏

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大数据人才缺乏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多少人是既能夠具备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能力,又能够拥有数学、统计学等基础知识,所以就导致了拥有大数据思维的人才少之又少。尽管政府可以从社会中去招揽一些优秀人才,但是政府的体制和用人机制并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发挥,很多优秀的人才可能会不选择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者就是虽然在政府部门工作,但是却被政府部门的体制机制牢牢地束缚着。

二、大数据的优势

1.大数据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撑点

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中,大数据将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力支撑点,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公共的服务平台,比方说电子政务的建立就是政府成功应用大数据的一个重要方面,电子政务可以加强人们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可以方便公众快捷地去查阅政府制定的政策与措施,还可以很好的对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监督,看它有没有落实到实处,使得政府可以真正地去为老百姓谋利益。同时电子政务的建立可以进一步开放政府的信息资源,老百姓可以更为方便的去查阅政府相关政策信息,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可以节约一定的费用,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2.大数据能够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大数据的运用,还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当政府面对灾害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对灾害进行判断和分析,从而提高政府的预测预警能力,使政府更多地依赖于电子政务的数据来进行决策。

3.大数据能够整合资源的利用率

通过大数据这个平台的建立,使得政府在信息的收集、处理、分析与应用上更为方便快捷,可以进一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大数据能够对大量存在差异的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处理,有利于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隔阂,同时也能够减少数据孤岛现象,可以让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减少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公众可以更为方便快捷的去查找政府的相关资料,更好地去享受由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另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运用大数据这个平台去对不同的人群进行细分,根据细分的结果去给他们提供和制定不同的公共服务。

4.大数据能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众对政府大多持怀疑的态度。而通过应用大数据这个平台来实现政府信息公开能够有效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政府信息公开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的重要手段,而大数据则对政府信息公开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通过应用大数据这一平台能够为政府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从而能够提升政府的科学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5.大数据能够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通过应用大数据这一平台,我们能够为每个个体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大数据通过对不同人群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可以对每个个体的健康状况进行一定的了解,将这些数据进行储存与处理,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可以对个体的身体状况进行一定的评估。这种大数据的处理方法可以有效提升我国的医疗服务水平,从而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三、大数据产生的数字鸿沟现象

1.什么是数字鸿沟

大数据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危害,数字鸿沟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弊端。那么数字鸿沟究竟是什么呢?数字鸿沟也叫作信息鸿沟,它最早是由美国商务部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在报告中开始使用的,它是指当代信息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它既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开发领域,也存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特别是指由网络技术产生的差距。目前我国和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我国互联网的普及程度远没有发达国家广,数字鸿沟差距仍然很大。而在我国国内,东西中部发展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同时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数字鸿沟较大。而且不同人群之间使用互联网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每个人的知识层次,经济生活水平和对信息需求上的不同,使得不同人群在使用互联网时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数字鸿沟的出现。因此,大数据背景下产生的数字鸿沟问题给我们的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危害,从而导致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平问题的产生。

2.数字鸿沟产生的危害

首先我们都知道和谐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的公开透明,实现信息资源的公开与共享,而数字鸿沟却破坏了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不同的人会由于受教育水平的不同,收入的不同,所在区域的不同等方面的影响,从而造成对信息收集方面的差异,造成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着不同的待遇和机遇,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与和谐社会相违背的,同时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公平。其次数字鸿沟会破坏信息的公平,从而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而我们都生活在信息化的社会中,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信息资源的发展,而信息资源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同时也是实现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社会和谐发展公平的基础条件。但是数字鸿沟的存在却破坏了信息的公平,从而导致了每一个个体不能够公平的享有对知识的需求,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3.数字图书馆的建立是缩小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措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数字鸿沟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公平问题呢?因为数字鸿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利用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社会能否和谐发展与社会是否可以给人们带来公平的问题。缩小数字鸿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缺一不可。我们主要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的建立来缩小数字鸿沟所带来的弊端。首先图书馆它有着丰富的馆藏资源,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它可以让人们更为方便地去查找相关资料,比方说我们需要查找某些资料,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去进行查阅,数字图书馆的建立可以使人们更为方便快捷的去查找相关资料。其次数字图书馆还拥有高层次专业人才资源,这些高层次专业人才可以在杂乱无章的各类信息中识别和提炼出最有价值的信息,使得公众可以更为方便快捷查找到自己所需的相关重要信息,从而在查找资料上提升了一定的效率。同时它还可以培养民众的信息意识,比方像我国一些偏远贫困地區由于受经济、地域和文化等条件的制约,人们获取信息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信息技术了解的较少,而数字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提高人们信息的共享意识。再次它还可以引导民众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从而可以进一步缩小数字鸿沟,建立和谐的信息社会。所以说数字图书馆的建立是应对数字鸿沟较好的一个措施,因为它可以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理想场所,使得大家可以方便快捷地去了解当今的社会现状,同时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查阅资料的平台。

四、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而我国政府在应用大数据时候存在很多不足,比如说数据人才的缺乏,数据孤岛现象严重,还有就是我国政府对大数据价值认识存在不足。虽然有上述这些现状,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大数据的应用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优势,比方说可以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支撑点,能够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还能够整合信息资源的利用率,同时能够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医疗服务水平等。

虽然大数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优势,但是它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比方说它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数字鸿沟,在面对数字鸿沟时,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应对它,从而去缩小数字鸿沟,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图书馆这一途径来缩小数字鸿沟,通过数字图书馆的建立能够使人们可以更为方便快捷的去查找所需的资料。其实大数据这个平台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因此我们必须要充分正视数字鸿沟这个挑战,同时还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这个优势。大数据已经慢慢地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同时也带来了数字鸿沟这个挑战。但是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大数据更多的是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便利,同时还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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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的产生与发展 篇4

1、教师职业的产生

具有专门特性的教师职业是伴随着学校的出现而产生的。

五帝时代的“成均”和虞舜时代的“庠”标志着我国学校的萌芽。

我国古代教师职业的特点表现为:

第一、官师合一。

第二、各类“学科”教师承担教育任务。

第三、教师地位悬殊。

第四、形成了“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的传统。

古代西方,总体来说,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在古希腊文中,教师由“教仆”演化而来。他们通常是奴隶中一部分专门侍侯和陪伴贵族、奴隶主子女上学的人,后来才把从事教育的人称为教师。教师之间的地位悬殊也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学识水平。

2、教师职业的发展

自教师职业产生后,其发展是缓慢的。这是因为学校自身发展缓慢的缘故。

17世纪义务教育在西欧各国的普遍推行,意味着教师量的增加和教师职业专门化的发展需要,加之学校教育制度的日趋完善,开始了教师职业的大发展。

“废科举,兴学校”拉开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序幕。政治和教育制度的变化使教师职业呈现出新的特点。首先,教师职业中不再存在政府官职的教师,有官职者若在大学任教也只是兼职教师。其次,普及教育的提倡,中小学的大量开设,师范教育的兴办,使教师群体的数量激增。第三,近代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的重大更新和分科教学的加强,使教师传授学科知识的意识得到强化。

进入20世纪后,各国普遍加强了对教师的培养。采取的措施主要有:第一,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第二,扩展师范教育中教育学科的门类,加强教育实习。第三,开辟多种渠道加强教师的在职培训和脱产进修。

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迹象表明,教师职业正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尽管目前教师职业还不能与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专业性职业,但它已具备了作为专业职业的基本特征和条件。作为从教者的教师已是一种其他职业劳动者所不可替代的社会角色。

教师职业的发展经过了独立化——专门化——专业化的发展过程。纵观教师职业的产生和演进特点,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教师职业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将伴随着学校教育发展的始终。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制约教师职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3)教师职业的产生和发展受社会政治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4)科学技术的发展制约着教师职业的发展状况。

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篇5

中国期货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我国期货市场的产生起因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87年前后,一些关于建立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文章见诸报端。为了解决价格波动这一难题,使有效资源能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先后做出重要指示,决定研究期货交易。1988年3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商业体制改革,积极发展各类批发市场贸易,探索期货交易。”从而确定了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的课题。经过一段时期的理论准备之后,中国期货市场开始进入实际运作阶段。1990年10月12 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交易为基础,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中国的期货市场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1995年,遍布全国各地的交易所数目一度超过50家,年交易量达6.4亿手,交易额逾10万亿元,期货品种近百种,交投可谓非常活跃。但是,当时的法规监管较为滞后,发生了不少问题。因此,国务院决定全面清理整顿期货市场,建立适用于期货市场的监管法规,将交易所数目减少至15家,期货经纪公司数目大幅缩减,并限制了境外期货交易。第二阶段是1996至2000年,国家继续对期货市场进行清理整顿,加上中国证券市场迅速发展,期货市场步入低潮。1998年,国家把14家交易所进一步削减至3家,即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郑州商品交易所。2000年,期货交易量萎缩至5400万 手,交易额为1.6万亿人民币。从2001年至今是第三阶段。期货市场逐渐复苏,期货法规与风险监控逐步规范和完善。2004年,国内新增棉花、黄大豆2号、燃料油与玉米4个品种。2005年交易量恢复增长到3.23亿手,交易额达13.45万亿。白糖、棉花交易平稳,小麦品种较为成熟,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逐步发挥。2006年,中国期货市场即将推出金融期货品种。

社会工作的产生与发展 篇6

作者:樊光中

效能监察这个概念是在1989年我国行政监察体制恢复确立以后,监察部领导在研究、借鉴苏联、东欧等国家监督政府工作效率的经验,结合我国行政监察的实际提出的。1989年12月尉健行同志在第二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报告中第一次正式阐明了效能监察这一概念,他说:“围绕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加强执法监察。执法监察是行政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和主要手段,既包括效能监察也包括廉政监察。”1990年6月在贯彻行政诉讼法研讨会上,尉健行同志又讲到:“监察机关的基本职能是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我们一般称为执法监察。考察政府机关执法的效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看是否有效率,二是看是否廉洁。因此,我们又把执法监察主要分为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两个部分。”在这之后,尉健行同志对效能监察的标准、重点内容等方面还有过多次讲话。中央纪委、监察部领导又多次对效能监察的内涵、标准、方法、作用及组织作了明确论述。专家们又对其内涵开展了研究,在一些书刊、资料以及专家学者的报告讲课中,对效能监察的理论思考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同行业的各企业在各个经营管理领域也在全面的深入的开展效能监察工作,在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加强内部监督,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效能监察概念提出伊始,效能监察工作及其相关理论一直处于积极探索和发展之中,效能监察工作大概经历了启蒙、起步、发展三个阶段,但总体上目前还处在经验积累、理论探索的发展阶段,各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做法各有其长,各有特色。

当前,国有企业正处于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与之相适应的企业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也正在制定和完善之中。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是我国企业一项富有特色的企业内部监督活动,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监督作用,也是企业监察部门切入工作中心的重要工作形式。因此,持续有效地开展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堵塞管理漏洞,防止企业资产流失,促进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目前企业效能监察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监督管理机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领导重视,也有了长足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监督保证作用。但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现代管理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范围不断扩大,企业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经营管理信息日趋繁多,引起企业经营管理中效益、效率、质量、安全等问题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因此企业效能监察中所要监察的内容与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专业,监督的难度越来越大,涉及的层面越来越多,企业效能监察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逐步突现出来,存在一些问题或现象。

1、一些企业的行政领导对企业效能监察工作本身认识不足,导致企业监察部门和监察人员配备不全,因而难以在监察企业经营管理中有所作为,这是制约企业效能监察发展与深入开展的重要因素。

2、企业效能监察界定不够明确,缺乏工作规范。这是目前一个

比较突出的问题。各个企业都在开展企业效能监察,但各个做法不一。国家法律、上级机关对企业效能监察的界定不够明确,效能监察的具体工作形式、方法、内容、职责等不清楚,不能把效能监察与企业的其他监督形式相区别,没有系统统一的规定、制度对效能监察工作进行规范。

3、随着现代企业制度体系日益完善,缺乏对企业效能监察作用的科学认识。企业管理人员常把企业效能监察看成是查问题、办案件,变成“亡羊补牢”,或者看成是与职能部门的业务监督工作相重复,认为“手伸得过长,种别人的田”。效能监察的“一能三效”目标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内涵认识不深刻,不能对效能监察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

4、企业监察队伍的素质不能适应现代企业效能监察工作的需要。效能监察是企业的一项具专业性、综合性很强、内部协调难度大的内部监督活动,一些单位监察人员的数量、质量能力都难以适应效能监察的技能要求,要让他们在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开展过程中发挥主导、牵头和协调组织作用,可见工作难度之大。

5、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在具体开展过程中还存在以下现象:一是走形式主义,为效能监察而效能监察,工作浮在面上,存在两张皮现象,“虎头蛇尾”;二是事后“救火”,有举报、发生了问题,才组织去开展效能监察工作,效能监察成了消防与事后调查补救,没有发挥效能监察应有的预防作用与过程监督作用;三是效能监察目标与实施过程中的监察标准不很明确,就事论事,不能举一反三;四是监察内容模糊,效能监察的对象确定、现场实施工作、方法选择不够系统化、规范化、专业化;五是效能监察成果的评价缺乏标

准,成果评价的内容不一,不能形成推进企业效能监察正确发展的导向;六是缺乏企业效能监察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与研究。

浅述修道院的产生与发展 篇7

修道院的产生是与基督教的进一步发展有关系的。从公元一世纪到四世纪,基督教在合法化之前,一直都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基督教徒受到了严酷迫害。早期选择隐修的基督教徒,可能是为了逃避迫害而远遁荒漠的。[1]在基督教合法化以后,随着官方势力的介入,以及大量富人加入教会,教会组织与大多数的社会下层的贫苦大众信徒逐渐对立起来。基督教越来越成为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有利工具,与此同时,教会也变得越来越专制和跋扈。为了避免教会的辖制,有些人尝试着过一种独自修行的宗教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主观上对神秘体验的追求,也成为出家修行的一个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修道院的发展经历初创时期、本笃会时期、隐修运动鼎盛时期和隐修运动转变方向及衰落时期。

(一)最早对基督徒产生巨大影响的隐修者,是埃及人安东尼。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安东尼并不是一个基督教修道士,因为他本人是没有基督教信仰的。他在大约公元286年至325年间,在埃及的荒漠中独自苦修,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一般认为个人的苦修可以上溯到安东尼。而首先组织起集体苦修的是后来的帕克米乌斯,他所建的修炼场所可以被认为是早期的修道院。早期修道院在地理上的产生顺序,是先在埃及出现,后来传入希腊和西欧的。修道院逐渐变成了基督教在社会中的据点,是除了教会管理下的教堂之外的重要的宗教场所。

修道院在发展的早期,是不被容于教会的。教会认为修道院的建造和修士的存在,是一种异端。这个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就如基督教的本身开始不被容于罗马政府一样。而早期的修道院,也常常是处于偏远地区,远离世俗生活。但是修道院所倡导的禁欲生活,是很能在社会上起到道德表率作用的。因此,修道院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罗马帝国的一些贵族为修道院捐赠了很多财物,使得修道院的实力逐渐提升。[2]随着修道院的进一步发展,很多基督教士对修道院都表现出敬仰和宽容,逐渐使得修道院纳入整个基督教教会成为了可能。公元451年,卡尔西登宗教会议确定了主教对教区内修道院的管辖权。从此,修道院独立于教会之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实际上,在教会管辖修道院之前,很多修道院都是一些著名的教士修建的,它其实一直都与教界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修道院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互相影响关联,是异常复杂的。

从巴西勒开始,祈祷、劳动、读经就是修士每日必有的生活内容。而从《本笃会规》开始,修士们就有了详细的行动依据。本笃于公元480年生于意大利,在他所修建的修道院中,首次制定出系统的教规,从而使修道院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要成为一名修士,必须立下许身愿、守贫愿、服从愿三个誓愿,进而遵循一整套生活章程,来进行禁欲修炼,以求达到对上帝的神秘体验。为了规范越来越多的修道院,教会将这套教规推广到其他的修道院,从而促进修道院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世纪是修道院发展的黄金时期,修道院文化逐渐从社会边缘发展为主流文化。

[3]修道院通过获得捐赠、购买等方式增加的土地财富,对生产技术较好地掌握,从国王和教皇那里得到的特权和豁免权,以及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修道院的经济获得极大的发展。[4]而这成为了修道院在中世纪实力大增的基础。随着修道院的经济、文化地位的提升,修道院的政治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不论是地方的封建领主,还是国王,都对一些重要的修道院院长的任命非常关注。本笃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间不断地与修道院的腐化作斗争,经过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是修道院毕竟不是早期的那种隐居山林的出世团体了,世俗成分越来越大,造成了修道院内部阶层的分化。这个时期的修道院已经成了贵族的势力范围。德国历史学家F.普林茨说:“从公元七世纪开始,修道院开始由教界和俗界的贵族建立,修士所建的修道院要么是作为捐赠财产,要么直接被贵族抢夺,最终都成了贵族的私人财产。”于是,修道院中的统治阶层和普通的修士就有了差别,统治阶层挥霍着财产,过着奢侈放纵的生活,而大多数修士则生活清苦。普通的修士一方面受着压迫,另一方面有些还有着淳朴的宗教理想,于是,公元十三世纪左右,一些下层修士倡导离开修道院,靠到城市中乞食来进行苦修,这些离开了修道院围墙的修士团体,被称为托钵修会。比较重要的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和奥斯定会。这些修会与城市中的异端神学常常互相影响。它们在理念上不同于本笃会的地方还在于,它们认为比个人独修更重要的是通过兴办公益事业,去服务社会,获得社会影响。因此,很多托钵修会都兴办起学校、医院等服务机构。在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作为宗教改革派的反面,耶稣会产生了。它们提倡对教皇的绝对效忠、服从,但是,耶稣会最终只能作为中世纪教会极权的一种回光返照了。

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修道院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社会各个方面, 主要是同政府和教会有着复杂的联系。如前所述, 修道院的势力是逐渐增长的, 其直接表现就是财富的增长。这些财富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修道院修士通过开荒垦田等劳动获得, 另一个就是接受普通民众及贵族的捐赠。在欧洲中世纪, 在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中, 修道院常常是以庄园的形式存在的。修道院往往拥有大量的土地、森林等财产。为使这些财产不受侵犯, 修道院就必须在处理与政府和教会的关系中, 达到一种平衡。首先, 修道院里的僧侣较一般信徒更具有权威性, 因此, 中世纪欧洲的很多主教都出身于修道院;同时, 很多主教也特别热衷于争夺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权, 这样就使修道院和教会的关系更加密切。封建主对修道院常常采取支持的态度, 他们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个是出于虔诚, 要让修道院为他们祈祷;另一个, 也是最主要的, 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修道院的争权, 可以看作教权和王权争战的一个缩影。在互相制衡的过程中, 教会对修道院财产的处置权受到了逐渐限制。修道院在一个地区的数目增多以后, 它们也逐渐联合起来, 形成修会, 这样, 在社会博弈中, 修道院的力量就更强大了。但是, 随着私人化修道院的逐渐增多, 修道院越来越转化为封建贵族的私有财产, 不可避免要产生一系列危机。[5]

(四)在十三、十四世纪,修道院开始走向衰落。

人们在谈论其衰落的原因时,多数会谈到教士的腐化、道德的败坏,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所描绘的那样。实际上,在修道院发展的历史中,道德滑坡的现象并不是没有出现过,然而最终都通过进行改革而重新稳固下来。但是文艺复兴前夕的道德败坏,似乎就很难挽回了。这背后是有社会、经济原因的。当修道院在早期被社会接受以后,就走上了一条世俗化的道路,再也不是深山中的遁世群体了。修道院本身是庄园式的,而且又依附于封建领主,当整个农业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时候,土地本位的经济被打破了,修道院最先遭受到了经济上的困窘。于是修道院必然伴随着它所依赖的封建领主而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宗教改革,也在思想层面上冲击了修道院的修炼形式。据马丁·路德自述,自己年轻时曾致力于禁欲苦修,但无法获救、解脱,最后通过钻研《圣经》,而感受到了上帝。这种思想一方面使民众对修道院的尊崇大减,另一方面使诸多修士修女纷纷还俗。1965年,梵蒂冈颁布《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努力使隐修制度适应于当代社会。

摘要:伴随着基督教的发展, 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修道院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 而是与社会各个方面, 主要是同政府和教会有着复杂的联系。修道院最初被教会视为异端, 进而被教会接纳, 终于在中世纪发展到鼎盛时期, 最终伴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逐渐走向衰落。

关键词:修道院,基督教,教会,产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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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戏剧的产生与发展 篇8

中国戏剧的萌芽产生于上古氏族聚居的原始时代,可以说故事性的歌舞是中国戏剧的最早蓝本。这种歌舞多与劳动和生产斗争相关联,借以传达生产行为和生产希望,古书记“即帝位,予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虽然这种对生活的再现方式与戏剧相差甚远,但从戏剧的组成来看,这已是中国古代戏剧的开端。

戏剧艺术与国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正如百戏,产生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奴隶制度的建立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为中国古代戏剧的发展开辟了空间,而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以及繁荣安定的经济环境为新的戏剧种类的产生提供了孕育的土壤。值得一提的是,汉代为满足统治者对娱乐的需求,建立了专管歌舞的政治机构——乐府。他们行走于民间,以挖掘优秀的诗词歌赋,并引进皇宫献艺。这一机构的产生,不仅明确了歌舞的政治、生活地位,还为民间艺人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也为民间歌舞的繁荣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至此,汉代“百戏争鸣”的现象产生。所谓“百戏”,即乐舞和杂技的总称。①汉代百戏中就有各式杂技、武术、幻术和滑稽表演等节目。如“吞刀”、“吐火”、“扛鼎”、“寻橦”(爬竿)、“冲狭”(钻刀圈)、“跳丸”(抛弹丸)、“走索”等等。这些节目,大都是在广场上演出。有时是轮番表演,缀联汇集,融而为一,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在演出服饰和表演技艺方面,汉代百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一时期,角抵戏有了进一步的戏剧化呈现。诞生出《东海黄公》这样既有故事情节,又带有表演性质的舞剧,虽未超出角抵的竞技范围,但与此相比,显然更接近戏剧范畴。②它第一个突破古代倡优即兴随意的逗乐与讽刺,把戏曲表演的几个因素初步融合起来,为戏曲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踏摇娘》是有人民所创造,按内容可归为喜剧,其种类隶属魏晋南北朝时期且以北朝为盛的歌舞戏。戏剧共分悲剧、喜剧、正剧三种。其中,喜剧以夸张的手法、巧妙的结构、诙谐的台词及对喜剧性格的刻画,来引起人们对丑、滑稽的嘲笑,对正常的人生和美好理想的肯定。借鲁迅先生之言:鲁迅先生对喜剧有一句精辟的概括:喜剧是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优秀的喜剧并非仅是图观众一笑,更多是夸大、揭露生活中罪恶的一面,在再现生活的基础上,给人以教育、警醒。从而可以在欢笑之后,完成讽刺的力量释放。《踏摇娘》展现的是当时社会面临的劳动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反映现实,取之于民是改戏在当时社会收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

元代时产生了对中国古代戏剧影响最为深远,且极具历史价值的戏剧形式——元杂剧。③元杂剧不仅是一种成熟的高级戏剧形态,还因其最富于时代特色,最具有艺术独创性,而被视为一代文学的主流。元杂剧最初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元灭南宋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剧种。元代的剧坛,群星璀灿、名作如云。元杂剧之所以得以盛行,因社会现实和艺术发展共同为其提供了契机。其一,戏剧漫长的发展和传播中,积累了厚实的基础,在自身各方面都趋于成熟的内、外双方面条件下,与刚经历过繁荣鼎盛,现已逐渐走向衰微的传统诗文相较,显然被文学创作者视为一块新的自我展示领域。其二,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让知识分子失去了参政议政并进入官宦之列的可能,而且令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无奈之下,他们只能从瓦舍勾栏这类娱乐场所中获取希望、谋求生路。于是,初出茅庐的元杂剧得到了一批具备专业素养的创造者,这些落魄文人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共同创造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侧重个人情感抒发的诗词不同,元杂剧更倾向于反映社会现状,这一特点与创作者的身世背景不无关联。④在形上,元杂剧用北曲四大套数安排故事情节,不连贯处,则用楔子结合,形成了一本四折一楔的通常格式,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必要时另加“楔子”。结尾用两句、四句或八句诗句概括全剧的内容,叫“题目正名”。每折包括曲词、说白(宾白)和科(科泛)三部分。曲词是按导师情需要的曲牌填写的文字,也叫曲文、唱词或歌词。其作用是叙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性格。全部曲词都押同一韵脚。说白是用说话形式表达剧情或交代人物关系的一种艺术手段,分对白(角色之间的对话)、独白(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感情和愿望的话)和旁白(角色背着台上其他剧中人对观众说的话)、带白(插在曲词中的说白)等。科是动作、表情等。元杂剧作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创作的剧本至少在五六百种以上,保留到现在的也还有一百五十多种。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已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回顾往昔,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历代戏剧的共通之处归为三点:一、和。与西方古代以悲剧盛行的古典戏剧不同,中国古代戏剧多以“大团圆”为结局,离愁别绪往往只在开篇渲染。二、歌舞化。④王国维说,中国戏曲的特点在于“以歌舞演故事”。也就是说中国的戏曲是运用音乐化的对话和舞蹈化的动作去表现现实生活的,即用歌舞的手段表现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三、写意。与中国古代讲求意境的美学思想相同,重“意”不重“形”也是中国古代戏剧的一大特点。

从上述言论中我们得知,历史和经验证明了国戏剧的繁荣与辉煌,由此可以猜测,中国戏剧在步入现代后,应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艺术领域上享有不可忽略的的位置,并且有着持续的稳步发展。但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戏剧在中国却遭遇了“低谷”。究其原因,无非是浮华的光彩背后,观众人群数量的逐年递减。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对外交流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外来剧种进入中国,吸引着万千民众的眼球,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摒弃。在如今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环境下,戏剧被拘禁在一个以往的角落。社会上逐渐出现要求戏剧改革的声音,称当下中国的戏剧如果要发展必须要以戏剧的改革为先,从大众化到商业化再到青年化,而这种改革不是表层的某个剧目的宣传,应是兼顾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体系重构。这是一个繁杂的系统工程,但也是百年中国戏剧获得复兴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东汉张衡《二京赋》

②节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③节选自《中国古典戏剧概述》源莲山

④节选自《中国古典戏剧知识》,作者李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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