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精选6篇）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篇1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

——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

建设一个国家，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我们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探索，勇于实践，认真总结经验，使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不断扩大，更加富有成效。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

——江泽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义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同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而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勇于探索，大胆试验，及时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把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坚决纠正过来，并从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之所在。

——江泽民：《二十年来我们党的主要历史经验》

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到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做到这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

——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

——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改革创新，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开拓进取，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

——胡锦涛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国务院组成人员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继续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创新，勤勉尽责，锐意进取，兢兢业业做好新一届政府工作，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努力开创政府工作的新局面。

——温家宝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将永不停止，一直到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到了那时也还需要解放思想。

——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有关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提问时的讲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迷信，敢于冲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束缚，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大胆探索、实践和创造，与时俱进，才能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充满生机和活力。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篇2

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在于人才培养

邓小平同志讲:“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 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 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 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 从一定意义上说, 关键在人。” (1)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国以才立, 政以才治, 业以才兴。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发展靠人才支撑, 事业靠人才发展。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事业成败的最为重要的前提, 就是是否拥有数量丰富、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资源。

1. 应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 需要高素质人才。

随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 尽管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但是各种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明显增多, 美国等西方国家把中国作为实施西化、分化的主要目标, 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 思想理论领域的形势也很复杂,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得到不断巩固的同时, 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时显现。如何有效根据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 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想, 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最大限度地统一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人们的意识和行动, 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课题。当今时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竞争, 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人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加快发展的关键因素, 而人才资源也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2. 我国现在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进程。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的步伐, 需要高素质人才。党的十七大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和各族人民对文化工作的新期待出发, 强调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 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 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这是时代的要求, 是人民的呼唤。兴起文化建设的新高潮以人才为支撑, 需要人才来推动发展。新高潮不仅体现在创作更多优秀文化作品上, 而且体现在培养和造就大批优秀文化人才上, 特别是培养出思想大家和文化大师。大家和大师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 是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 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一个大家, 就是一座高峰;一个大师, 就是一座丰碑。通观我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史, 可以清楚地看到, 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自己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 他们的优秀作品往往成为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 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成为人民奋进的号角。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不可复制的壮丽事业, 呼唤思想大家和文化大师的产生, 需要传世精品为社会变革而讴歌, 为时代进步而欢呼, 为英雄人民而赞美。

3.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

实现社会和谐, 建设美好社会, 既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顺应历史发展变化, 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 是我国体制转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 是巩固党的执政的社会基础, 是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 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努力,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不断地培养出高素质人才, 提供人才支撑。人是社会的主体, 是社会的根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的和谐为主导的人才培养和建设工作,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只有建设一支宏大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人才队伍, 包括大批高素质的党政、经营管理、社会工作、专业技术等方面人才, 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用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才能保障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提高, 保障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保障国家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二、人才培养, 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要想成才, 先要成人。成人与成才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 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这种教育。如美国、法国称之为公民教育, 英国、加拿大、德国称之为政治教育, 西班牙称之为共处之道的教育, 日本称之为社会科和道德时间, 新加坡称之为生活教育。各国思想政治课的称谓和课程设置不尽相同, 目的却大体一致, 就是通过灌输使青少年学生关心和认同社会、参与社会事务, 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重, 成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我们党和国家所特有的政治优势, 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 尤其是这样。” (2)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思想政治工作也是青年人成才的生命线。

1. 要成才就必须有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从青年时代开始坚定为祖国繁荣富强奋斗的信念、理想是人生路上引航的灯塔和导向的风帆, 没有理想的人生就像失去了方向和动力的小船, 会在生活的波涛中随处漂泊, 甚至会沉没于急流之中。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是大学生成才的关键, 没有崇高的理想, 没有坚定的信念, 即使身怀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 具备良好的科技技能, 也无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甚至走上与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家长期望相悖的道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学生的努力,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学生的奋斗。所有大学生都应明白, 青春只有在为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奉献中才能更加绚丽多彩, 人生只有投身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才能闪闪发光。要想不辜负党和人民寄予的殷切期望, 当代大学生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2. 要成才就必须有奋发向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干事创业的开拓创新精神。

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更要有自己的精神, 自尊、自信、自强, 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伟大精神。” (3) 这点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学习和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需要耐得住寂寞, 执着追求, 没有一点精神, 是难以达到目标的。大学生必须积累沉淀, 必须花大力气, 下苦功夫, 要学习古人那种对知识孜孜以求、“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著, 那种“水滴石穿, 绳锯木断”的恒心和决心, 勇攀科学高峰;要珍惜宝贵的时光, 不断开阔视野, 扩大知识面, 优化知识结构, 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 注意向实践学习, 向生活学习, 向社会学习, 掌握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技术和管理方法;要在学习的基础上, 勇于开拓创新, 做一个具有浩然正气和思想活力的改革创新者。只有如此, 才能实现建功立业, 报效祖国的理想。

3. 要成才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要成才就要形成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为主体的道德品质。现代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对人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要求我们有能力去应付变动社会的挑战;面临国际国内双重压力;应对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诸多素质里面, 自然蕴含着思想道德素质的要求, 这也是最根本的素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模式。所谓“修身”, 是指“修心”、“养性”, 是立德、立业的基础, 是做人的根本。陶行知先生也强调:“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曾经对1000多名学生进行过追踪调查:认为那些智力商数高的学生并不必然都发展良好, 智力因素是事业和人生成功一个条件, 但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真正对人的一生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非智力因素。智力因素加非智力因素加创造性思维是成功的秘诀, 非智力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思想品质。培养严于律己的做人美德, 以强烈的荣辱观鞭策砥砺自己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大学生成才的必备环节。荣辱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是内涵丰富的道德范畴, 深深地影响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 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一个社会, 是非, 善恶, 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 坚持什么, 反对什么, 倡导什么, 抵制什么, 都必须旗帜鲜明。”当代大学生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就要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与人民利益和与国家利益完美地结合起来, 使个人的价值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聪明才智中得到实现和提高。

三、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 必须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高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我们要培养的人才是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在政治思想、知识结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等方面能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面对社会上功利思想的影响和高校大学生思想状况的新特点、新情况和新变化,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特别是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思想政治理论课, 如何加强和改进, 已成为当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新挑战有:

1. 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应该肯定, 当代大学生的主流是好的, 是积极向上的, 他们对祖国非常热爱, 对党和政府正确的方针政策高度认同, 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无论是眼界、理念, 还是思想, 当代大学生都比过去时代的青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但是, 市场经济对当代大学生具有负面的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自发性特点和利益原则、等价交换原则的消极方面, 使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得到强化, 使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 从而产生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等不良行为。在物质欲望的驱使下, 有一些大学生理想淡化, 漠视未来, 他们对人生的理解, 仅仅停留在物欲的满足上, 以欲望的充分满足取代人生的全部价值。有的大学生公开承认:“有用即是真理”, “理想理想, 有利就想, 前途前途, 有钱就图”。报效祖国, 回报社会的责任感有所淡化。此外,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 也给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带来了不良影响, 致使一些大学生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困惑、迷茫和无所适从, 有的厌恶政治, 玩世不恭, 有的则强化了当官发财的思想意识。不少人不可避免地在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出现种种弱点, 如价值认知模糊、价值认同失衡、价值观念错位等。

2. 敌对势力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复杂。

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带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 网络技术使信息的传播更加快速、便捷, 使社会控制力下降,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由远距离变成了零距离, 变成了面对面, 也使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在认识和判断力尚不成熟的条件下, 极易受到不良文化意识的侵蚀。国际敌对势力把在中国实现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 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我国青少年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我们的年轻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以达到不战而胜的政治目的。这在客观上, 对大学生的成长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着一些弊病, 其核心问题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

教师教学只以课堂为中心, 多从教科书出发, 忽视社会实际, 由此造成了教学的低效率。突出表现为:一是在教学内容上, 跟不上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课程内容上的交叉和重复。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今天, 各种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 人们的价值趋向日趋多元化。这些变化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出了新的挑战, 学生要求吸收各种新鲜知识的愿望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缺乏变化就成为一对突出矛盾。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之间的关系, 避免交叉重复;教学内容相对稳定与不断更新的关系, 满足学生对新知识新思想的渴望;思想性与知识性的关系,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感召力, 切实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二是教学方法上, 不适应学生的特点, 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 想象丰富, 自主意识强烈, 大多通过以往经验形成了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 也十分看重自己的知识话语权, 而不愿成为接受知识信息的容器和奴隶。改进教学方法, 要坚持以学生为本, 要主动从以教师为主体思考问题转换为以学生为主体思考问题, 要根据学生的特点采取教学方式, 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要从以往专业理论知识的逻辑性和体系性为主的教学模式向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过渡, 把系统讲授与专题讲授结合起来, 用更多的实证分析和案例解读深刻的理论。三是教学手段上, 跟不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不能满足学生对大量知识和信息的渴求。21世纪是数字化信息时代, 多媒体辅助教学以其大容量、高密度、快节奏和交互性强等特点, 成为满足学生求知欲、优化教学过程、改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工具,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这一技术。

总之,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肩负着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掌握基本的思维方法, 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增强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任。能否担当起这一使命, 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能否健康持续地发展。因此, 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依据时代、社会和教育的剧烈变化带来的新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 进行加强和改进, 这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希望所在。

摘要：国之兴衰, 系于人才。培养人才, 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高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时代、社会和教育的剧烈变化, 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新挑战。要担负起其历史使命, 就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这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关键词：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党和国家事业,人才培养

注释

1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380.

2 毛泽东文集 (第6卷) .人民出版社, 1999:449.

曾建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篇3

曾建徽在青年时代受革命熏陶，1945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和1946年后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参加地下党。1949年春北平解放后，他被调入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前身）工作，从此走上了党的新闻工作岗位和对外宣传岗位，一连工作了50个春秋。

毛泽东、周恩来耳提面授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曾建徽在新闻界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担任新华社对外记者组组长，是少数几位能进入中南海采访的新华社外事记者之一，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中受到极大教诲。

1959年，有一天，曾建徽在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毛泽东接见外宾，正好迎面遇到毛泽东。当时外宾尚未到，毛泽东同他亲切握手，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答是新华社记者。毛泽东笑着说：“你们新华社要注意，报道不要搞浮夸，要实事求是。”

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多，曾建徽与之接触的机会也较多。周恩来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待人谦和，使曾建徽深受教益。周恩来对一般干部很谅解，对部长们则要求很严。曾建徽在采访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例会时，经常见到他就一些问题或数字询问在座的有关部长，他们有时答得比较含糊或不准确，周恩来就当场纠正，并且批评有关部长胸中无数，这样要误大事。

周恩来每天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后才能休息，他日理万机，但对新华社的重要新闻和评论都要亲自审阅。有时由于时差关系，有的国外分社稿子发到总社编好后送总理办公室已是下半夜，周恩来都在处理完重要国务后即审阅新华社送去的稿件，给退回后才休息。“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建徽参加新华社总编室发稿工作，每次值夜班都要等待总理值班室来电话说总理已经休息了，他们才下班，因为周恩来在晚间有时会就新华社某项报道作出指示的。

陪同邓小平出访日本

曾建徽先后担任新华社记者、副社长。在这期间，他曾随同邓小平先后出访日本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撰写大量极具影响的通讯。

1978年10月22日至10月29日，曾建徽率强大的报道组随同邓小平访日，全程采访，昼夜奋战，圆满地报道了这次10亿中国人民和1亿日本人民“历史性拥抱”的大事。他亲自撰写了《历史性的访问——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散记》，《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国内外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通讯以独特的视野，从不同角度介绍了邓小平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评论家们认为，不但生动记载了邓小平访问日本所取得的外交上的巨大成功，同时深入地剖析了从周恩来到邓小平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具有特殊的启示意义。

1978年11月，曾建徽随同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短短10天，74岁高龄的邓小平，飞往3个国家的首都，行程1万多公里，曾建徽夜以继日地工作，采写了《难忘的东南亚之行》，发表在同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上。

负责撰写《中南海纪事》专栏开篇稿件

曾建徽长期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198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主管国内新闻对外报道、国际新闻报道和总编室的日常工作，同时仍主持和参加重大政治外事活动的采访报道工作。1986年至1992年，曾建徽虽仍兼任新华社副社长，但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工作。

1981年新华社创办《瞭望》杂志，报中央经邓小平批准开办了一个“中南海纪事”专栏。

当时指定曾建徽和冯健负责写“中南海纪事”的开篇稿件。曾建徽等找中央办公厅的几位领导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分别进行采访，同中办许多熟知情况的同志们举行座谈，还经批准翻阅了中央一些会议的纪要和记录材料。根据搜集到的材料，曾建徽和冯健一口气写成3篇通讯，陆续刊登在《瞭望》“中南海纪事”专栏，并同时被《人民日报》转载。这3篇通讯是：《中南海的春天》、《时刻想着八亿农民》和《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

《中南海的春天》，以大量事实介绍了作为党中央第一线领导工作机构的中央书记处成立后的工作情况。

《时刻想着八亿农民》，介绍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如何致力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的情况。

《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主要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和他在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使经济工作出现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这3篇通讯发表后，有的西方通讯社评论说，通讯使人看到“为神秘面纱所遮盖的中国最高决策的一端，引起人们的注目”。

随胡耀邦访问粤湘鄂和西北高原、内蒙古等地采访

胡耀邦任党的总书记期间，经常到各地视察、调研。曾建徽曾经多次随行采访。

1983年2月6日，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随同胡耀邦总书记开始了为期19天、旅程1.2万里的粤湘鄂之行。

1983年7月16日晚上，工作了一整天的曾建徽随胡耀邦又踏上旅途，开始为期20天，行程近万里的西北高原之行。

1984年12月，曾建徽再次随胡耀邦访问鄂赣山区。1985年4月，随胡耀邦访问云南。9月，随胡耀邦访问新疆。1986年1月，曾建徽又随胡耀邦访问浙江、广东。2月，陪胡耀邦视察西沙群岛看望守备部队的指战员。

这期间，曾建徽在做好新华社所担负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笔耕不辍，废寝忘食，写出了许多很有影响的文稿。其中随行采访胡耀邦总书记的通讯有《南行一万二千里》、《西北高原行》、《内蒙古边境纪行》、《总书记来到共青城》、《鄂赣山区纪行》、《早春时节访云南》、《天山南北行》、《新年要有新面貌》、《西沙群岛之行》等9篇，文风朴实、清新、笔力遒劲，客观地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细节和瞬间，从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耀邦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关心劳动人民疾苦的思想作风和人格魅力。

曾建徽对胡耀邦很多重要改革思想的忠实记录和很有价值的分析，将永载史册。

同西方反华舆论作斗争

1989年平息政治风波后，面对当时滚滚而来的反华浪潮，曾建徽认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外宣传，组织对美国等西方传媒的反击，特别是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暴乱真相。

北京政治风波后中央下决心大力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于1990年3月决定恢复中央对外宣传小组，由朱穆之担任组长，曾建徽任副组长。1993年，中央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改称为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一个参谋和助手，负责统一管理全国对外宣传工作。在人权、西藏等问题上的斗争，对外宣传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打开了一些局面，在重新树立和维护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香港回归洗雪了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宣传工作史上也是精彩篇章，打了一个漂亮仗。8000多名记者云集香港，其中有6000多名外国记者。中央特别重视这次宣传报道，派出600多名记者。曾建徽是这次宣传报道的总指挥，负责筹划主持整个对内对外宣传和报道工作。

曾建徽深有感触地说，跟英国打交道，情况复杂。比如香港回归仪式现场电视直播是用我方拍的镜头，还是用他们拍的镜头？当时还是港英管理着，他们想垄断。经过艰苦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我方电视台一台机器，港英一台机器，同时往外传播信号，由用户选择。由于中央电视台报道信息量大，全面及时，被外国电视台大量采用，广泛转播。可以说是压倒了西方的宣传。这期间，曾建徽还组织国务院新闻办制作了大量宣传品，介绍中国的情况，香港的历史、香港问题的由来，同港英及彭定康的斗争，以及一国两制与香港未来的前景等等，全部以事实说话，内容短小精练，制作精美，很受欢迎。

1994年，海外出版了一本对周恩来造谣中伤的书《叫父亲太沉重》，作者艾蓓，闹得沸沸扬扬。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和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政府怎么可能坐视不理，中央要求新闻办辟谣。

在曾建徽主持下，新闻办写了《揭开艾蓓身世的真相》长文，经中央审定，通过新华社在海外发表，用铁的事实戳穿了艾蓓的弥天大谎，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1994年，海外还出版了一本对毛泽东造谣污蔑的书《毛主席私人医生回忆录》（中、英文两种版本），作者是当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

新闻办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找到几位曾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如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等，由他们根据亲身经历，批驳李志绥的谎言。这几位同志写的文章集成《历史的真实》一书，在香港出版，向国外发行。海外读者反映：“这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李志绥太可耻了”。这让李志绥的谣言失去了市场。

精心运筹当好新闻发言人

曾建徽从九届人大一次会议至五次会议担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每次新闻发布会前，他总是精心运筹，作好充分准备，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着。他特别熟悉新闻宣传，尤其是对外宣传和人大工作，受到国内外广泛好评。

1998年3月17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天的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胡锦涛主持。曾建徽是大会执行主席之一。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定朱镕基为国务院总理。

自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至第五次会议，每次会议闭幕后，曾建徽作为大会新闻发言人，都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邀请朱镕基总理同中外记者见面，并且回答记者的提问。

新闻发布会上，曾建徽在回答外国记者一连串的尖锐复杂的问题时，思维敏捷，经验丰富，沉着应对。例如，2002年3月4日在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前的记者招待会上，美联社记者问：朱镕基总理将于明年3月本届任期届满，明年此时，他是否还要作政府工作报告？如果李鹏也从政治局常委退下来，那么，从十六大到明年全国人大换届，期间有四五个月时间，人大领导层如何平稳过渡？

这连串问题暗藏“陷阱”，但是曾建徽没有回避“陷阱”。他回答说，总理任期是到2003年3月份。下任总理产生以前，国务院还是现任总理负责。因此，下一次大会，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由朱镕基总理来作。回答有关李鹏的部分，曾建徽说：“你讲的都是猜想的情况……”

曾建徽抓住中外记者关心的焦点，精辟地发布消息，回答问题。

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曾建徽指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变更不能出现可能导致“台独”等分裂祖国的后果，不能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曾建徽说，希望台湾当局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设置种种障碍。对一切分裂祖国，搞“台独”的图谋，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反腐败问题很为国人关注。曾建徽在2000年3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已基本建成反腐败法律体系，今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导读篇4

一、写作背景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已经端正，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迫切需要实施的情况下发表的。

(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改革政治体制

1．全国性的拨乱反正已经结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导致许多理论和政策的极端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思想路线从僵化教条、“两个凡是”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路线从拉帮结派、任人唯亲转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为了兴利除弊、开创新局面，就必须进行首先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入手政治体制改革。

2．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实行简政放权，企业推行利改税，在深圳等地设立特区，对外实行开放、引进外资等。而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改革政治体制，使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1][1]因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是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3．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集权政治的成效和弊端同时显现。

20世纪60—70年代，亚洲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普遍实行集权政治。韩国的朴正熙、卢泰愚，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马科斯等，都被称作“政治强人”，实施集权统治，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8％—10％，出现了经济奇迹，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是另一方面，集权统治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正在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主动顺应时代，改革历史形成的以权力过分集中为主要特征和弊端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

(二)政治体制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确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进人和平建设时期，原有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建设的不适应性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特别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趋向集权。在新的形势下，为了现代化新局面的开创，进行改革势在必行。

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提出“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级建筑。”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2]在这里，首次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的问题。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提出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问题，还提出和论及了加强党内民主、克服党政不分、下放经济管理权限、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克服官僚主义、改变用人标准、改革国家机关等一系列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诸多方面。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3][3]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4][4]首次把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和长远奋斗目标之一。总之，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有突破性的理论观点，为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这篇重要讲话经过讨论、补充、修改，由政治局通过发至全党，成为中共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

二、内容讲解

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尖锐地揭露和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系统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这篇讲话是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这篇讲话分五个部分，共14，000字。第一、五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第二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检验标准；第三、四部分讲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因。

第一部分，主要讲国务院领导成员的调整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第一步

(一)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方案

邓小平指出，根据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要调整国务院领导成员，具体方案是：华国锋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接任；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同意解除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

(二)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原因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国务院领导成员调整的四条原因，并逐条进行了分析。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产生官僚主义。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三)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

邓上平在讲话中郑重指出：“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具体地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需要，也是为了兴利除弊，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需要。

第二部分，主要讲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要求和检验标准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主要应当实现三方面的要求：(1)“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级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3)“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达到三项要求，即“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三条要求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要实现的三项要求，其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就是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的改革，其基本要求和检验标准就足有利于实现经济、政治、组织三方面的要求。

(二)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1．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要“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

2．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必须扫除的思想障碍。当时存在三种思想障碍：第一，在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明确表示，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认为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针对这种认识，邓小平说：“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针对这种思想顾虑，邓小平指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许多老干部“当大干部、做大事”时也很年轻，经验也不多，即使现在，对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也没有什么经验。一些年轻同志经验少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3．选拔、使用优秀中青年干部的标准。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备的前提下，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针对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这一问题，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

第三部分，主要讲党和国家现行的具体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主要弊端

邓小平在这一部分开头首先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关于官僚主义现象，邓小平着重阐述了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及官僚主义产生的病根两个问题；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邓小平着重阐述了权力过分集中的表现、危害、产生原因和反对权力过分集中要注意把握的尺度四个问题；关于家长制现象，邓小平着重阐述了家长制的实质、家长制在我党历史上的表现和克服家长制作风的方法三个问题；关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邓小平着重阐述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的原因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关键两个问题；关于特权现象，邓小平着重讲了特权的危害、产生原因和克服特权现象的途径三个问题。

要克服党和国家各项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制度。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

(二)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这里涉及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邓小平郑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

第四部分，主要讲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一)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邓小平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原因和如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除此以外，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还大量存在。因此，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就如何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问题，邓小平提出：第一，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第二，要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第三，要重在改革制度。第四，要掌握政策。

(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1．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邓小平分析了这样一些因素：一是历史原因。“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二是外来影响。“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三是认识偏颇。“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四是现实生活中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大量存在。“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等等。因此，他强调：“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2．怎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邓小平指出，要采取科学的态度，不能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第五部分，主要讲近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措施和原则方法

(一)近期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措施

在讲话中，邓小平介绍了中共中央经过多次酝酿后决定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将逐步进行改革的几项重大措施：第一，建议修改宪法，切实保证人民享有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在宪法中将体现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第二，建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明确划分各自的任务和权限；第三，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而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认真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革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长负责制；第五，推广和完善各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第六，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则和方法

邓小平指出，在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时，应注意以下一些原则和方法：

第一，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同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顺利展开。

第二，必须经过试点，逐步推开。就是说，“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篇5

2011年逝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遗像及评价

雷洁琼（女，1905.09-2011.01.09）106岁。广东台山人，在北京逝世。

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第七届、八届、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十届、十一届名誉主席。

刘华清（1916.10.01-2011.01.14）95岁。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人，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副主席。1955年9月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朱光亚（1924.12.25-2011.02.26）87岁。湖北汉阳人，生于湖北宜昌，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吴阶平（1917.01-2011.03.02）94岁。江苏常州人，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的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泌尿外科专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第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十一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李德生（1916.04-2011.05.08）96岁。河南新县人，在北京逝世。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

陈慕华（女，1921.06.21-2011.05.12）90岁。浙江青田人，在北京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解放思想的论述篇6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陈云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先念、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

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

（二）无产阶级革命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胡耀邦、徐向前、刘伯承

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姚依林、李维汉、蔡畅、谭震林、谭政、黄克诚、肖劲光

无产阶级革命家：粟裕、张鼎丞、廖承志、许世友、李井泉、韦国清、胡乔木

（三）无产阶级政治家

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胡耀邦

（四）共产主义战士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乌兰夫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叶剑英、李维汉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蔡畅、谭政、粟裕、黄克诚、许世友、肖劲光、李井泉、韦国清、胡乔木

杰出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徐向前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谭震林

共产主义战士：张鼎丞

（五）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李维汉、蔡畅、谭震林、刘伯承、廖承志、李井泉

（六）领导人

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

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邓颖超、李先念、彭真

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

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聂荣臻

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王震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乌兰夫、姚依林、廖承志

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肖劲光

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谭政、粟裕、黄克诚

（七）军事工作领域评价

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杨尚昆、徐向前、王震、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聂荣臻

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谭政、黄克诚、肖劲光

杰出的军事家：粟裕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张鼎丞

我军卓越的军事指挥员：许世友、肖劲光

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韦国清

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谭政

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胡耀邦

（七）特殊评价

（八）其他工作领域评价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陈云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刘伯承

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彭真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

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卓越领导者、国际进步妇女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蔡畅

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

伟大的无产阶级外交家：邓小平

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彭真

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廖承志

著名社会活动家：邓颖超

卓越的民族工作领导人：乌兰夫

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姚依林

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李维汉

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刘伯承（周恩来得过此评价）

（九）特殊评价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邓小平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

（一）综述

80年代以前的领导人逝世后，由于时代原因，当时的评价与我们现在的重新评价有一定的差异：

比如，周总理，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而在现在的各类辞书“领导人生平”中，对他的评价显然要高出许多，称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80年代以前，评价方法不明确，也不甚统一

纵观整个80年代以后的评价，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标准

对于我们回头来再看早期逝世领导人的地位有一定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者从悼词来看，“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指国家最高层级领导人，用领导集体的“代”的观点来看，应当说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有三个层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同志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显然是由于特殊原因形成的，不能单独确定一个层次。反过来，现在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资料中，将毛、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也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算是对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重新定位。由于时代的发展，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部分进入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他一些人早逝或出了问题，基本上较难从第一代中评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有资格的（如邓、陈等）均已经进入第二代。

（三）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悼词上看，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以下几类

1、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王震、胡耀邦、徐向前、刘伯承

2、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

3、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乌兰夫、姚依林、李维汉、蔡畅、谭震林、谭政、黄克诚、肖劲光

4、无产阶级革命家：粟裕、张鼎丞、廖承志、许世友、李井泉、韦国清、胡乔木其中，聂帅的评价很特殊，但大约不能算单独的一个层次，与其他几位老帅也算相当。我们在这里，不必对悼词提意见，只是一种个人看法并且，按性质分类，也只能是三等（大约是不可能以“忠诚的”来等级的，应当是有特殊性）

1、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还有几位老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基本上是副国级领导人，也有正国级的其中有几位担任了关键或重要职务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姚依林，是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正国级）

但有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别不是十分明显，应当与个人实际地位有关，比如，中顾委副主任中，就有在“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列的，也有不在此之列的。

（四）领导人

有：

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叶剑英

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陈云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邓颖超、李先念、彭真

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杨尚昆

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徐向前、聂荣臻

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

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王震

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乌兰夫、姚依林、廖承志

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肖劲光

党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谭政、粟裕、黄克诚

其中

1、党、国家、军队等是领导人的工作范围

2、久经考验、长期是担任领导人的时间，有的领导人一段时间被打倒了，没有办法用“长期”

3、有的领导人经历了不同的特殊的环境，可以用久经考验

但以上均不是评价的重点

重点在于“卓越领导人”与“优秀领导人”之分，当然似乎还应该有一般“领导人”的区分，但资料所限，没有收集到。

卓越领导人：叶剑英、陈云、邓颖超、李先念、彭真、杨尚昆、徐向前、聂荣臻、、胡耀邦、王震

优秀领导人：乌兰夫、姚依林、廖承志、肖劲光、谭政、粟裕、黄克诚

又回到了类似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区分

（五）早期五大领导人的评价

评价不是依据逝世当时的悼词，而是现在中央领导人在其诞辰纪念会上的讲话

1、毛（依据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2、刘少奇（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

3、周恩来（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

4、朱德（江泽民《在朱德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5、任弼时（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模范的共产党员五位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以下两条上表现略有不同：

1、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任弼时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2、卓越领导人（这一点写法各有不同，有的人就没有提这个称号，但即使明确以上五人“都是”，也不会有什么疑问）仅从“马克思主义者”的定位，整个第一代的地位极其明显的高于第二代

（六）马克思主义者及整个评价定位的发展

从第一代至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数、定性也都有了差别

基本上可以认为，从第二代开始：

1、“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只可能是顶极人物，而不是一批；

2、如果是某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则可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特别突出的可能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

可能还会更严格

正国级的将不会是人人定位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一般的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但应当可以是“家”：比如政治家。

相应地，“伟大的”“卓越的”一类的一应评价也将减少（与“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减少相适当）

以下参考：

从十三届（1987年）以后逝世的领导人中，谭绍文、谢非等新一代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副国级），甚至没有“家”的定位：